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

金色蚩尤 · 发表于 5.3.2006 12: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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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博士 · 发表于 22.3.2006 09:39:53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四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四章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59－1979 对于中国人民，1959到1979年是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也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浩劫。本章并不旨在描述文革的历史，而是要讨论文革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文革的初衷是瓦解干部阶级，意在撼动这个阶级两千多年来处在社会分层顶端的地位。 第一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这二十年间，中国遭受了两次严重的社会经济衰退：大跃进和文革。大跃进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人均GDP降到了173元（图4-2）。在边远的农村，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而死。直到1964年，中国才恢复到大跃进以前的水平。两年以后，1966年，国家刚刚稳定下来并开始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9年发生了另一场经济大衰退。1976年，北京以东100英里，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伤一百多万人。同年，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然而，也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就。不但GDP翻了一番，而且在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1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全国范围内，七十年代大量扩充了军备，并缓慢地实现了一些技术突破，例如投产核潜艇和洲际导弹。 国际关系方面，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苏联和中国曾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但是各种分歧和冲突导致了中苏分裂。尼克松在1972年历史性的对华访问，建立了美中反苏同盟。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对华冷战、苏联对华冷战、印度敌视中国、蒋介石想反攻大陆，迫使毛泽东必须在战略上准备应付外敌入侵中国大陆，甚至应付两线作战的危局。最有可能受到攻击的是中国的东北和沿海地区。 1964年4月25日，总参在送给毛泽东的报告里陈述了美国或苏联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中国大中城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说，50%的民用工业和52%的军事工业都集中在十四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大城市里。东北和沿海城市地区没有任何防空能力。敌人在突然袭击的初期就可以瘫痪主要的铁路枢纽、桥梁、港口。一旦被袭，这些地区的水库和水坝没有一座能够免于决口(Zhai, 2000, 141)。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53。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53。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大跃进以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发展农业和战争准备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三线”建立国防工业的紧迫性，以防止敌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 三线就是在战略上将中国的人口稠密区自东而西划分为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第三条战线。为了把敌人突然袭击一线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决定一线所有重要的研究和生产机构（独生子）一律搬迁到三线地区，并且要分散、靠近山区、甚至直接建在大型山洞中（山、散、洞）。三线地区最终具备了生产飞机、坦克、大炮、通讯器材和被服的能力。三线的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直接支援了越南战争。除了这个大三线建设，一线、二线各省为了独立作战也搞了自己的小三线建设。 越南战争主要是一场中美之战。为了遏制中国，在高峰期，约翰逊派遣五十万美军在南越作战。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宣布，如果美国胆敢入侵北越，中国就派志愿军赴越参战(Zhai, 2000,131-132)。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间，中国先后派遣三十二万防空和后勤部队到北越作战。 1967年是高峰期，中国在越部队达到十七万人。中国军人共有一千一百多人牺牲，四千二百多人受伤(Zhai, 2000, 135)。 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的战争准备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三线建设直接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工业化的迟缓也部分归因于战争准备。战争准备直接导致了更严格的户口制度，乃至文革这场大悲剧。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黑云压城城欲裂，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一个后起的第三世界大国，中国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和世界大战作了力所能及的充分准备。 第二节中国社会分层 1959－1979 这二十年里，尽管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动。为数很少的干部居于分层的顶端，构成社会精英。其下是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人。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在社会的下层。 这种社会分层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工资级别，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而新出现的基于正式级别和工资以外的配给制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操纵和享受这些特殊待遇使一些干部变成了新的权贵。许多干部出身于革命前的上层阶级，另一些干部则出身于革命前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干部子弟一般可以上较好的学校；另一方面，干部及其子弟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资和机会。住房在中国一向紧张，大城市尤其如此，干部自然可以分配到较大的住房。另外，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食品如食油、肉、蛋在改革前的中国都是很稀缺，干部自然要比工人多得一些，更不要说和农民比了。（Bian, 2002, 93）。 在这二十年里，国营和大集体工人是工人贵族。城市大集体工人集中在轻工业，例如制衣、制鞋、餐饮和零售行业。国营工厂工人主要在重工业和大型工厂，他们的工资和福利稍高于大集体工人。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于干部，但和干部一样，他们享受终身就业、免费医疗、以及近乎免费的住房。在一个短缺经济里，他们和干部一样领取所有的票证。由于城市教育发展远远快于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受过中学教育。城市工业化的放慢和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使得成为国营工厂工人越来越难。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八级工资制，再加上学徒工。但在1959年到1979年期间，工人很少提级。多数工人只能期望从一级工升到二级工，只有很少的人可能升到三级工以上。 关于农民工这个阶层，图4-3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中国统计年鉴不统计1978年之前的农民工。1949年以前，总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事手工业谋生。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号召农村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在大跃进的高峰期，在这些农村小工业里的农民工接近三千万。大跃进之后的饥荒，使这个数字一下子跌到一千万。后来人数逐步回升，保持在两千万上下，直到1978年。 在这二十年里，合作化把农民都变成了公社社员。一方面，由于消灭了军阀、土匪、恶霸和地主，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在农业战线大力投资，特别是水利、灌溉、化肥和农机。文革期间，诞生了一个非常廉价而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赤脚医生”为基础。这些农民医生只受过最基本的医疗训练，中西医结合，为农民服务。农村学校也一样，主要由“赤脚教师”（民办教师）开展教学。农民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以前不到四十岁上升到七十年代的六十多岁。 同时，农民仍然是受教育最少、最没有权力和最贫穷的社会阶级。中国低效率的、国家推行的工业化,以剥夺农民阶级的剩余产品为基础；而合作化使农民毫无通过创业致富的机会。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使得农民越来越穷，第七章将讨论户口。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9。 注： 1. 1966到1970年的数据为估算结果。 2. 1958到1977年，农民工的数量在二千万上下。但是，中国所有的统计仅从1978年开始统计农民工。 尽管人们公认户口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很难提高中国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人民公社成功地组织了合作医疗，使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并向农民子弟提供了基础教育；而户口制度则有效地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成为主要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一个流行课题。周雪光（Zhou, 1996）讨论了在中国城市地区受过大学教育对于成为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多么重要。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成为专业人员的比例更高。1945到1965年之间，高中学历与当工人之间呈显著的负面的关系；而在1980到1993年之间，两者则呈显正向关系。周雪光(Zhou, 1998) 还发现，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贯穿始终。在文革期间，由于高校招生人数剧减，对所有社会阶级的子弟都非常不利。在文革前和文革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会影响孩子的高中录取，而在文革期间这个因素基本不起作用，如果不是起负面作用的话。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同样普遍，尽管农村缺师少校。 第三节干部统计 1959－1979 图4-4显示，这二十年里干部人数几乎翻了一番。由于文革期间统计工作停顿，1966到1971年各年的干部人数不得而知。图4-5显示了按来源划分的干部增加人数。图4-6显示，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期间，超过一百万新录用的干部被下放送回农村老家。 图4-7显示，中小学教师和党政机关干部增长缓慢；增加最多的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图4-8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从八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是教师、工程师和医务工作者。 图4-9显示干部由五级政府管理：中央、省、地、县、乡。战争准备使得中央政府下放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给地方，从而减少了中央所管的干部。图4-10显示，这二十年里，大专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成为新干部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大中专毕业生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也继续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干部。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注：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注： 1. 1971年的数字包括了1966年到1970的总数。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2. 1964年以前，“学生”包括所有大专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和少部分高中毕业生。从1965开始，大专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分开统计。 3. “其他”指既不是大中专毕业生也不是转业军人。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注：1971年的数字包括了1966年到1970的总数。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 注： 1. 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2. 1981年开始，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开统计。所以，本图截至1980年。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2。 注： 1. 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进行统计。 2. 缺少1974、1975、1976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 注： 1. 1965年开始，不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3。 注： 1. 1964年以前的数据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3. 缺少1974到1977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第四节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按照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文革前已经推行了一些旨在缩小这些差别的政策，而文革是要在更大程度上缩小这些差别。 毫无疑问文革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痛恨正在出现的复杂化的官僚主义，为了抵制这种趋势，号召义务劳动、数次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到农村工作、甚至在1964年取消了军衔。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两千年来按照社会等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习惯势力难以抵挡。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一文，严厉批判了干部阶级。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其手抄本流行天下、传诵一时。以下是全文：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Milton et al, 1974, 248–251) 在毛看来，当时的干部阶级和革命前的统治阶级并没有大的区别，而毛试图使干部保持革命精神的努力收效甚微。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采取果断措施，毛泽东决心发动另一场革命来改变现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五节风暴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有三条专论干部：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多数百姓以为，毛的这些观点太极端了；人分三六九等在中国至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中国革命已经把农民从地主的统治下面解放了出来。工人已经享受到了劳动贵族的福利。而干部想到斗争干部的政治运动就不寒而栗。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动了大学生、中学生、和级别较低的青年干部作为文革的开路先锋。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干部）共一千一百万人。通过各种媒体，毛号召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各级领导干部）的反。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受到冲击。青年们来势汹汹，称自己为“红卫兵”。 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包括毛泽东自己。他们冲击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对领导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肆意批斗和抄家。几十个中央政府的部长、省长、将军被打死或自杀。文化革命波及各级政府、所有国营企业、所有事业单位（包括所有大学和中学）、以及农村。干部白天全职工作，下班还要参加批斗，或者斗别人，或者自己挨斗。官方统计的伤亡人数为二十万到五十万。 1967年1月开始，红卫兵夺权，在各级政府和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夺权。上海带头夺权。很快，两派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之间就为权力分配起了冲突。政府瘫痪之后，全国陷入动乱。在一些地方，冲突演变成武斗，官方统计武斗伤亡人数在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 为了控制动乱，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命令军队介入。这是对铁路瘫痪的直接反应。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动脉，铁路一旦瘫痪，国家无法运转。军队就此进驻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全国实行军管，社会秩序基本恢复。 在军管恢复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后，必须重建各级政府。经过一系列的让步，毛泽东同意了一些年轻干部的要求，把新成立的各级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结果，从1967到198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名称变成中央政府、省（市）革委会、地（市）革委会、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同时，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也都成立了革委会，每个革委会设主任和一至多个副主任。只有中央政府不叫革委会。 起初，所有的革委会都是“三结合”，由群众组织头头、军代表、文革前的领导干部共同组成。不久，军队开始逐渐退出地方事务，群众组织头头也被排挤到次要的位置。尽管文革当时对人民生活影响巨大，对政府结构却影响甚微。 1967年12月14日，毛泽东命令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各级党组织也随即恢复。而红卫兵和群众则被彻底解散了。 真正获益于文革的是紧跟毛泽东的号召批斗自己上司的干部。在当时这也是年轻干部取代老干部的唯一途径。多数干部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领取原来的工资和福利。工人仍然是工人，农民也还是农民。 第六节对社会分层的调整 一、取消高考与工农兵大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都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主要问题是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动乱后如何招生。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中国又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师。毛以为，这样做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弟的局面，会给工农子弟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 但是，很快，干部子弟就又占了新生的多数（Hayhoe, 1996, 100)。原因是，1966年以后，由于所有的大学停止招生，所有干部子弟也都去做了工、农、兵，因此也都具备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千分之一。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裙带关系而腐败变质。周雪光认为，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高中生。 八十二万工农兵大学生一毕业就当了干部；但他们的起薪低于文革以前的本科生，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大专生。1993年，当学位又成为中国就业和工资的重要因素，一些学校重新研究以后，给这些毕业生补发了学士学位。中央政府立即下文件说这样做是“非法”的。 二、以工代干与以农代干 文革期间，尽管受到动乱影响，社会经济继续发展。82万工农兵学员和41万转业干部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结果，445万工人以工代干，被调到干部岗位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工人中最能干的高中毕业生。虽然干的是干部的工作，他们仍然领取工人工资。同时，几百万农民也以农代干，做干部工作，但却作为社员计算工分。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先例。文革以前，由于缺少大学毕业生，政府的确从城市和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里录用了一些基层干部。这些人构成了图4-5中的“其他”。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给干部制度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混淆了干部与工人和干部与农民的分野。邓小平一上台，就禁止了这些做法。大多数的代干农民被直接送回农村。到1985年，代干工人已经做了十年干部工作，其中多数已是“五大”毕业生。最后，四百四十五万代干工人中，约一百万人回去做工人，其他人终于获得了“正式国家干部”的身份。 三、五七干校 对多数干部而言，文革中最苦难的回忆不是红卫兵的批斗，而是五七干校。文革以前，毛泽东要求干部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共同劳动，同甘共苦，以便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没人听他的话。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又一次作了同样的指示。这次，没有人敢违背。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个进行劳动锻炼的地方。大多数单位是在贫苦农村找一个地方，把本单位干部下放到哪里去劳动锻炼。这些地方被正式称为“五七干校”。 干校绝对不是疗养度假的地方。自古以来，中国统治阶级是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的。农村公社和干校的生活条件之简陋和艰苦，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是闻所未闻和无法想象的。 直到今天，多数文革中挨整的干部都不愿意提起挨整的事。整人的和挨整的后来还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的子女、孙子孙女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他们每天见面还要微笑打招呼。但私下里，敌意无法消除。人们记得他们的仇人并怀恨在心。文革结束后，六千个被逮捕并判刑的干部中，大多数是后来当了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而没有那些整人的干部。整人的有许多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科学家和教授。现在他们全部退休了。 四、上山下乡 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并不是文革期间的新主意。大跃进结束后，为了对付饥荒，一百多万新干部和一千多万新工人及其家属下放回农村当农民。这样做是为了应付城市的高失业率和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文革前，这叫做“下乡上山”。 文革开始后，中国经济大幅度衰退，数以百万计的曾是红卫兵的中学毕业生成了失业人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送他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这一指示被立即执行。六十年代末到1978年，约八千万中学毕业生被送到农村，每人平均当了六年农民。从城里来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被称为“知识青年”。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很快停止上山下乡。从城市居民变成农民的痛苦锻炼，使一些知识青年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1977年恢复高考后，连续三年，考上的人多数是知青，足见知青的经历多么锻炼人。现在，超过半数的中央政府部长、省长、和将军来自这一代知识青年。 第七节毛主席的错误 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开国奠基人。他是当今世界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国父。他是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三大革命之一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采武功，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开国皇帝相媲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输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深度和广度都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上。 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合乎逻辑的，他的政策却完全错了。1976年他一去世，四人帮即被粉碎。一年以后，邓小平上台，中国逮捕了约六千名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出身的干部。四人帮被判重刑之后，这六千人也大都判了刑。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取消，五七干校解散。上山下乡永远结束，城市下乡知青在几年之内返回了原来居住的城市。转业干部重新按照相应的级别得到安置。各级政府改回文革以前的名字，不叫革委会了。 我认为，除了暂时把地方政府改称革委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干部制度。工人、农民、红卫兵都没有从文革得到好处。一些“年轻”干部暂时获益，但后来邓小平逮捕了他们中的六千人。文革是场浩劫，远远弊大于利。 毛泽东根本就不理解现代专业化和现代专业人员。现代专业人员就是为了挣钱，既不是儒家的烈士，也不是革命的烈士。革命者都死了。管理现代专业人员的办法不是让他们把国家利益或者人民利益放在他们自身利益之上。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社会越现代，专业人员就越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这是不可改变的。管理现代专业人员，是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五七干校，更不是“上山下乡”，来规范专业人员的行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越公平和越激烈，专业人员的行为就越好。尽管专业人员身上有毛泽东指出的所有毛病，现代专业化产生的劳动分工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完全吸取了毛泽东文革的教训。为工人和农民服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办法见第七章第四节。 -- Most sincerely, Dr. Li Yi <a href='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 target='_blank'>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a>

李毅博士 · 发表于 29.3.2006 08:56:56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四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四章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59－1979 对于中国人民，1959到1979年是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也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浩劫。本章并不旨在描述文革的历史，而是要讨论文革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文革的初衷是瓦解干部阶级，意在撼动这个阶级两千多年来处在社会分层顶端的地位。 第一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这二十年间，中国遭受了两次严重的社会经济衰退：大跃进和文革。大跃进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人均GDP降到了173元（图4-2）。在边远的农村，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而死。直到1964年，中国才恢复到大跃进以前的水平。两年以后，1966年，国家刚刚稳定下来并开始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9年发生了另一场经济大衰退。1976年，北京以东100英里，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伤一百多万人。同年，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然而，也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就。不但GDP翻了一番，而且在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1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全国范围内，七十年代大量扩充了军备，并缓慢地实现了一些技术突破，例如投产核潜艇和洲际导弹。 国际关系方面，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苏联和中国曾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但是各种分歧和冲突导致了中苏分裂。尼克松在1972年历史性的对华访问，建立了美中反苏同盟。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对华冷战、苏联对华冷战、印度敌视中国、蒋介石想反攻大陆，迫使毛泽东必须在战略上准备应付外敌入侵中国大陆，甚至应付两线作战的危局。最有可能受到攻击的是中国的东北和沿海地区。 1964年4月25日，总参在送给毛泽东的报告里陈述了美国或苏联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中国大中城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说，50%的民用工业和52%的军事工业都集中在十四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大城市里。东北和沿海城市地区没有任何防空能力。敌人在突然袭击的初期就可以瘫痪主要的铁路枢纽、桥梁、港口。一旦被袭，这些地区的水库和水坝没有一座能够免于决口(Zhai, 2000, 141)。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53。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53。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大跃进以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发展农业和战争准备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三线”建立国防工业的紧迫性，以防止敌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 三线就是在战略上将中国的人口稠密区自东而西划分为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第三条战线。为了把敌人突然袭击一线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决定一线所有重要的研究和生产机构（独生子）一律搬迁到三线地区，并且要分散、靠近山区、甚至直接建在大型山洞中（山、散、洞）。三线地区最终具备了生产飞机、坦克、大炮、通讯器材和被服的能力。三线的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直接支援了越南战争。除了这个大三线建设，一线、二线各省为了独立作战也搞了自己的小三线建设。 越南战争主要是一场中美之战。为了遏制中国，在高峰期，约翰逊派遣五十万美军在南越作战。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宣布，如果美国胆敢入侵北越，中国就派志愿军赴越参战(Zhai, 2000,131-132)。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间，中国先后派遣三十二万防空和后勤部队到北越作战。 1967年是高峰期，中国在越部队达到十七万人。中国军人共有一千一百多人牺牲，四千二百多人受伤(Zhai, 2000, 135)。 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的战争准备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三线建设直接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工业化的迟缓也部分归因于战争准备。战争准备直接导致了更严格的户口制度，乃至文革这场大悲剧。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黑云压城城欲裂，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一个后起的第三世界大国，中国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和世界大战作了力所能及的充分准备。 第二节中国社会分层 1959－1979 这二十年里，尽管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动。为数很少的干部居于分层的顶端，构成社会精英。其下是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人。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在社会的下层。 这种社会分层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工资级别，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而新出现的基于正式级别和工资以外的配给制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操纵和享受这些特殊待遇使一些干部变成了新的权贵。许多干部出身于革命前的上层阶级，另一些干部则出身于革命前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干部子弟一般可以上较好的学校；另一方面，干部及其子弟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资和机会。住房在中国一向紧张，大城市尤其如此，干部自然可以分配到较大的住房。另外，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食品如食油、肉、蛋在改革前的中国都是很稀缺，干部自然要比工人多得一些，更不要说和农民比了。（Bian, 2002, 93）。 在这二十年里，国营和大集体工人是工人贵族。城市大集体工人集中在轻工业，例如制衣、制鞋、餐饮和零售行业。国营工厂工人主要在重工业和大型工厂，他们的工资和福利稍高于大集体工人。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于干部，但和干部一样，他们享受终身就业、免费医疗、以及近乎免费的住房。在一个短缺经济里，他们和干部一样领取所有的票证。由于城市教育发展远远快于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受过中学教育。城市工业化的放慢和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使得成为国营工厂工人越来越难。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八级工资制，再加上学徒工。但在1959年到1979年期间，工人很少提级。多数工人只能期望从一级工升到二级工，只有很少的人可能升到三级工以上。 关于农民工这个阶层，图4-3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中国统计年鉴不统计1978年之前的农民工。1949年以前，总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事手工业谋生。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号召农村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在大跃进的高峰期，在这些农村小工业里的农民工接近三千万。大跃进之后的饥荒，使这个数字一下子跌到一千万。后来人数逐步回升，保持在两千万上下，直到1978年。 在这二十年里，合作化把农民都变成了公社社员。一方面，由于消灭了军阀、土匪、恶霸和地主，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在农业战线大力投资，特别是水利、灌溉、化肥和农机。文革期间，诞生了一个非常廉价而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赤脚医生”为基础。这些农民医生只受过最基本的医疗训练，中西医结合，为农民服务。农村学校也一样，主要由“赤脚教师”（民办教师）开展教学。农民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以前不到四十岁上升到七十年代的六十多岁。 同时，农民仍然是受教育最少、最没有权力和最贫穷的社会阶级。中国低效率的、国家推行的工业化,以剥夺农民阶级的剩余产品为基础；而合作化使农民毫无通过创业致富的机会。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使得农民越来越穷，第七章将讨论户口。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9。 注： 1. 1966到1970年的数据为估算结果。 2. 1958到1977年，农民工的数量在二千万上下。但是，中国所有的统计仅从1978年开始统计农民工。 尽管人们公认户口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很难提高中国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人民公社成功地组织了合作医疗，使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并向农民子弟提供了基础教育；而户口制度则有效地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成为主要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一个流行课题。周雪光（Zhou, 1996）讨论了在中国城市地区受过大学教育对于成为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多么重要。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成为专业人员的比例更高。1945到1965年之间，高中学历与当工人之间呈显著的负面的关系；而在1980到1993年之间，两者则呈显正向关系。周雪光(Zhou, 1998) 还发现，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贯穿始终。在文革期间，由于高校招生人数剧减，对所有社会阶级的子弟都非常不利。在文革前和文革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会影响孩子的高中录取，而在文革期间这个因素基本不起作用，如果不是起负面作用的话。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同样普遍，尽管农村缺师少校。 第三节干部统计 1959－1979 图4-4显示，这二十年里干部人数几乎翻了一番。由于文革期间统计工作停顿，1966到1971年各年的干部人数不得而知。图4-5显示了按来源划分的干部增加人数。图4-6显示，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期间，超过一百万新录用的干部被下放送回农村老家。 图4-7显示，中小学教师和党政机关干部增长缓慢；增加最多的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图4-8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从八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是教师、工程师和医务工作者。 图4-9显示干部由五级政府管理：中央、省、地、县、乡。战争准备使得中央政府下放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给地方，从而减少了中央所管的干部。图4-10显示，这二十年里，大专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成为新干部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大中专毕业生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也继续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干部。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注：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注： 1. 1971年的数字包括了1966年到1970的总数。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2. 1964年以前，“学生”包括所有大专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和少部分高中毕业生。从1965开始，大专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分开统计。 3. “其他”指既不是大中专毕业生也不是转业军人。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注：1971年的数字包括了1966年到1970的总数。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 注： 1. 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2. 1981年开始，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开统计。所以，本图截至1980年。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2。 注： 1. 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进行统计。 2. 缺少1974、1975、1976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 注： 1. 1965年开始，不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3。 注： 1. 1964年以前的数据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3. 缺少1974到1977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第四节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按照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文革前已经推行了一些旨在缩小这些差别的政策，而文革是要在更大程度上缩小这些差别。 毫无疑问文革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痛恨正在出现的复杂化的官僚主义，为了抵制这种趋势，号召义务劳动、数次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到农村工作、甚至在1964年取消了军衔。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两千年来按照社会等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习惯势力难以抵挡。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一文，严厉批判了干部阶级。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其手抄本流行天下、传诵一时。以下是全文：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Milton et al, 1974, 248–251) 在毛看来，当时的干部阶级和革命前的统治阶级并没有大的区别，而毛试图使干部保持革命精神的努力收效甚微。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采取果断措施，毛泽东决心发动另一场革命来改变现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五节风暴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有三条专论干部：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多数百姓以为，毛的这些观点太极端了；人分三六九等在中国至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中国革命已经把农民从地主的统治下面解放了出来。工人已经享受到了劳动贵族的福利。而干部想到斗争干部的政治运动就不寒而栗。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动了大学生、中学生、和级别较低的青年干部作为文革的开路先锋。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干部）共一千一百万人。通过各种媒体，毛号召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各级领导干部）的反。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受到冲击。青年们来势汹汹，称自己为“红卫兵”。 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包括毛泽东自己。他们冲击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对领导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肆意批斗和抄家。几十个中央政府的部长、省长、将军被打死或自杀。文化革命波及各级政府、所有国营企业、所有事业单位（包括所有大学和中学）、以及农村。干部白天全职工作，下班还要参加批斗，或者斗别人，或者自己挨斗。官方统计的伤亡人数为二十万到五十万。 1967年1月开始，红卫兵夺权，在各级政府和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夺权。上海带头夺权。很快，两派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之间就为权力分配起了冲突。政府瘫痪之后，全国陷入动乱。在一些地方，冲突演变成武斗，官方统计武斗伤亡人数在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 为了控制动乱，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命令军队介入。这是对铁路瘫痪的直接反应。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动脉，铁路一旦瘫痪，国家无法运转。军队就此进驻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全国实行军管，社会秩序基本恢复。 在军管恢复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后，必须重建各级政府。经过一系列的让步，毛泽东同意了一些年轻干部的要求，把新成立的各级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结果，从1967到198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名称变成中央政府、省（市）革委会、地（市）革委会、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同时，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也都成立了革委会，每个革委会设主任和一至多个副主任。只有中央政府不叫革委会。 起初，所有的革委会都是“三结合”，由群众组织头头、军代表、文革前的领导干部共同组成。不久，军队开始逐渐退出地方事务，群众组织头头也被排挤到次要的位置。尽管文革当时对人民生活影响巨大，对政府结构却影响甚微。 1967年12月14日，毛泽东命令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各级党组织也随即恢复。而红卫兵和群众则被彻底解散了。 真正获益于文革的是紧跟毛泽东的号召批斗自己上司的干部。在当时这也是年轻干部取代老干部的唯一途径。多数干部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领取原来的工资和福利。工人仍然是工人，农民也还是农民。 第六节对社会分层的调整 一、取消高考与工农兵大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都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主要问题是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动乱后如何招生。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中国又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师。毛以为，这样做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弟的局面，会给工农子弟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 但是，很快，干部子弟就又占了新生的多数（Hayhoe, 1996, 100)。原因是，1966年以后，由于所有的大学停止招生，所有干部子弟也都去做了工、农、兵，因此也都具备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千分之一。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裙带关系而腐败变质。周雪光认为，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高中生。 八十二万工农兵大学生一毕业就当了干部；但他们的起薪低于文革以前的本科生，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大专生。1993年，当学位又成为中国就业和工资的重要因素，一些学校重新研究以后，给这些毕业生补发了学士学位。中央政府立即下文件说这样做是“非法”的。 二、以工代干与以农代干 文革期间，尽管受到动乱影响，社会经济继续发展。82万工农兵学员和41万转业干部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结果，445万工人以工代干，被调到干部岗位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工人中最能干的高中毕业生。虽然干的是干部的工作，他们仍然领取工人工资。同时，几百万农民也以农代干，做干部工作，但却作为社员计算工分。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先例。文革以前，由于缺少大学毕业生，政府的确从城市和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里录用了一些基层干部。这些人构成了图4-5中的“其他”。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给干部制度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混淆了干部与工人和干部与农民的分野。邓小平一上台，就禁止了这些做法。大多数的代干农民被直接送回农村。到1985年，代干工人已经做了十年干部工作，其中多数已是“五大”毕业生。最后，四百四十五万代干工人中，约一百万人回去做工人，其他人终于获得了“正式国家干部”的身份。 三、五七干校 对多数干部而言，文革中最苦难的回忆不是红卫兵的批斗，而是五七干校。文革以前，毛泽东要求干部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共同劳动，同甘共苦，以便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没人听他的话。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又一次作了同样的指示。这次，没有人敢违背。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个进行劳动锻炼的地方。大多数单位是在贫苦农村找一个地方，把本单位干部下放到哪里去劳动锻炼。这些地方被正式称为“五七干校”。 干校绝对不是疗养度假的地方。自古以来，中国统治阶级是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的。农村公社和干校的生活条件之简陋和艰苦，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是闻所未闻和无法想象的。 直到今天，多数文革中挨整的干部都不愿意提起挨整的事。整人的和挨整的后来还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的子女、孙子孙女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他们每天见面还要微笑打招呼。但私下里，敌意无法消除。人们记得他们的仇人并怀恨在心。文革结束后，六千个被逮捕并判刑的干部中，大多数是后来当了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而没有那些整人的干部。整人的有许多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科学家和教授。现在他们全部退休了。 四、上山下乡 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并不是文革期间的新主意。大跃进结束后，为了对付饥荒，一百多万新干部和一千多万新工人及其家属下放回农村当农民。这样做是为了应付城市的高失业率和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文革前，这叫做“下乡上山”。 文革开始后，中国经济大幅度衰退，数以百万计的曾是红卫兵的中学毕业生成了失业人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送他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这一指示被立即执行。六十年代末到1978年，约八千万中学毕业生被送到农村，每人平均当了六年农民。从城里来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被称为“知识青年”。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很快停止上山下乡。从城市居民变成农民的痛苦锻炼，使一些知识青年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1977年恢复高考后，连续三年，考上的人多数是知青，足见知青的经历多么锻炼人。现在，超过半数的中央政府部长、省长、和将军来自这一代知识青年。 第七节毛主席的错误 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开国奠基人。他是当今世界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国父。他是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三大革命之一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采武功，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开国皇帝相媲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输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深度和广度都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上。 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合乎逻辑的，他的政策却完全错了。1976年他一去世，四人帮即被粉碎。一年以后，邓小平上台，中国逮捕了约六千名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出身的干部。四人帮被判重刑之后，这六千人也大都判了刑。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取消，五七干校解散。上山下乡永远结束，城市下乡知青在几年之内返回了原来居住的城市。转业干部重新按照相应的级别得到安置。各级政府改回文革以前的名字，不叫革委会了。 我认为，除了暂时把地方政府改称革委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干部制度。工人、农民、红卫兵都没有从文革得到好处。一些“年轻”干部暂时获益，但后来邓小平逮捕了他们中的六千人。文革是场浩劫，远远弊大于利。 毛泽东根本就不理解现代专业化和现代专业人员。现代专业人员就是为了挣钱，既不是儒家的烈士，也不是革命的烈士。革命者都死了。管理现代专业人员的办法不是让他们把国家利益或者人民利益放在他们自身利益之上。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社会越现代，专业人员就越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这是不可改变的。管理现代专业人员，是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五七干校，更不是“上山下乡”，来规范专业人员的行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越公平和越激烈，专业人员的行为就越好。尽管专业人员身上有毛泽东指出的所有毛病，现代专业化产生的劳动分工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完全吸取了毛泽东文革的教训。为工人和农民服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办法见第七章第四节。 -- Most sincerely, Dr. Li Yi <a href='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 target='_blank'>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a>

李毅博士 · 发表于 13.4.2006 07:19:27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五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五章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79－1993 在第四章，我们看到1959到1979年之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不大。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农民工数量迅速超过了国企工人。 第一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直接而强烈地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图5-1和图5-2），大多数研究（Maddison 1998; Chia 1997; Lardy 1998; Gore 1998; Gao 2000）都集中在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上。但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同等重要，特别是中美苏关系格局的变迁。 在1972到1982年关于台湾的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放松了对台湾的控制，松动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因此大步向前推进。上海公报使中美成为朋友，主要因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美关系还是面临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中美毫无疑问是反苏盟友(Schaller, 2002, 182; Kissinger, 1999, 165)。另一方面，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虽然美国领导人（包括总统）频繁访问北京，却没有一位中国官员正式访问过美国。1975年，邓小平宣布了中国对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三个原则：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必须断交、废约、撤军。邓小平说，中美邦交正常化必须在这三个条件之下才能实现。美国如果需要时间做这三件事，中国可以等。在中国完成了从毛到邓的权力交接，和美国经历了水门事件之后，终于在1979年底根据这三项原则签署了中美建交公报。 中美关系在正常化之后很快就趋于紧张。1979年，美国参议院对于“丢了台湾”愤恨不已，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将台湾作为准国家来对待，并使对台军售合法化。之后，里根总统更是公开反对“一个中国”。尽管如此，经过两年的谈判，在1982年，中美最终签署了军售公报，重申了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美国不谋求对台的长期军售，其对台军售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均不得超过1981年的水平。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中美关系正常化友使中国得以从准备外敌入侵的备战状态中解脱出来。而只有和平的状态才能让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上来。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为中国从美国、日本、欧洲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创造了条件。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51。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对中国安全的又一威胁。苏联百万大军陈兵中国北部边境，配备着一万多辆T-72坦克和全苏三分之一的导弹，而印度则与苏联遥相呼应。苏联还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当中美在柬埔寨、阿富汗和全世界联合反苏，冷战对于苏联变得日益艰难。 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实施对策。1982年，勃列日涅夫宣布，事实上美国是阻碍台湾和祖国统一的唯一障碍，而苏联无意入侵中国。作为回应，邓小平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了三个条件：苏联从中苏边境、中蒙边境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虽然苏联说需要时间考虑研究，但中苏关系由此立即缓和。1985年，邓小平正式宣布，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世界大战，不会有大规模外敌入侵，要把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线建设立即停止上新项目，科研机构逐步迁回城市地区，和平的气氛逐渐笼罩了全社会。1989年，在苏联做完三件事以后，中苏关系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51。 邓小平计划，到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提高到1000美元，与1980年的250美元相比翻两番（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比邓小平的计划晚了三年）。为了实现这个翻两番的总目标，解放生产力，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村和城市的非国有工业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开始改革，恢复了高考，干部制度变得更加正规化和系统化，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仅仅十年，农民工就在数量上超过了国企工人。 第二节中国社会分层 1979－1993 八十年代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图5-3）。1979到1993年，农民数量从二亿八千六百万增加到三亿四千万。尽管绝对人数有所增长，但农民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却下降了，因为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民变成了农民工。 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散完毕，农村实行承包制，农民有了自由，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社队企业（后来改称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远快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农民可以去城市或者其他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打工。截至1993年，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民，约占农民阶级人数的三分之一，变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被称做农民工，还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工人对待。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1。 2．中国统计年鉴2002，120-121。 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17。 农民工做的工作有不少是从前只有国企工人才能做的，因而，城市劳动力对国企工人职位的竞争更为激烈了。结果，四千万城市劳动力去了城市非国有企业，而这个数字在1979年几乎为零。 尽管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的绝对数目没有减少，他们占中国工人阶级总数的比例却剧烈下降了。1991年，农民工人数为一亿一千三百万，超过了国企工人的人数。1993年，农民工人数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几乎等于国企工人、城市大集体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的总和。从此，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应届中学毕业生和回城知青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为应付大量的城市待业青年，国家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展。1988年初，国家为了鼓励私有企业（雇工八人或八人以上）的发展，修改了宪法，使私营企业合法化。事实上，80年代初以后，农村和城市的私有经济增长迅猛。由于私有经济在当时并不十分合法，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国营企业或大集体的名义经营的，这种状况被叫做“戴红帽子”。在官方统计数据里，1993年只有五十一万资本家（私有企事业主），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大约在二百万至五百万之间。 1979到1993年，干部的数量从一千八百万增加到三千七百万。 第三节 1985年体制的结构 我们看到，1956年以后，虽然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干部体制几乎没有变化。1979年以后，中国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到198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和三十年前迥然不同。于是，经过几年的慎重准备，1985年，中国更新了1956年体制。 1985年体制和1956年体制相差不大，比较表3-1和表5-1可以发现主要的差异。第一，取消了“三十级”干部制度，职位和级别之间的对应略微灵活了一些。第二，1985年的国营企业干部体制并不理想（详见本章第七节）。企业应由企业家管理，当时在思想上已经很明确了。国企管理者不应该是国家干部，不应该由国家分配。但是，当国家取消干部级别的时候，国企自己却建立了一个十七级国企干部制度，以示国企干部虽与国家机关干部有别，但仍是国家干部。 表 5-1. 1985年体制的结构 工资文职军职专业技术人员国营企业国企工人 最高工资 6类地区 530 元主席 副主席总理 军委主席 380 副总理军委副主席 军委各总部首长 大军区司令 310 部长 省长大军区副司令 军长 255 副部长 副省长 八大城市市长 重点大学校长教授 高级工程师 主任医师 一级文艺工作者 研究馆员 高级编辑 高级记者 1大型企业集团 230 副军长 2 205 行署专员 大学校长 司长师长 3 大型企业 190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研究馆员 主任编辑 主任记者 4 180 副专员 大专校长副师长 旅长 170 县长 处长副旅长 团长二级文艺工作者 中学1 5 中型企业 160 中学2 6 150 副县长顾团长中学3 7 140 讲师，工程师 主治医师 馆员，编辑 记者，中学4 131 中学5，小学1 8 122 乡长 科长营长三级文艺工作者 中学 6，小学 2 9 113 高中 7,小学 3 技术工人1 105 副乡长副营长中学8，小学4 技术工人2 97 助教 助理工程师 医师 助理馆员 助理编辑 中学 9,小学 5 10 技术工人3 89 连职中学10 小学 6 11 技术工人 4 普通工人 1 82 排职技术员，医士, 四级文艺工作者 管理员 助理记者 助理编辑 中学11，小学7 12 技术工人 5 普通工人 2 76 中学12 ，小学 8 技术工人6 普通工人 3 70 中学13，小学9 13 技术工人7 普通工人4 64 中学14，小学10 技术工人 8 普通工人5 58 小学11 14 技术工人9普通工人6 52 小学12 15 技术工人10 普通工人7 46 16 普通工人8 35 17 来源：《选编》, 1985 (8-357至8-847). 八十年代，中国有三十万个国营企业，其中有大约30个大型企业集团、300个大型企业、3000个中型企业，分别具有副省部级、地市级、县团级的行政级别。当时，多数人同意，在竞争的市场经济里，企业的地位应该由它在市场里的表现决定。公司可以合并或者干脆破产，成功的小企业可以买下破产的大公司，所以，给企业永久性的行政级别是件可笑的事。可是，1985年体制不但没有取消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反而明确了3000多家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行政级别。 既然决意取消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为什么还要给国营企干部单独建立一个17级工资体系呢？为什么还要明确国企的行政级别呢？更加奇怪的是，国企中级别最低的两级干部，工资不但比中小学教师低，甚至比普通工人的工资还要低。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的五级体制也不是鼓励竞争的体制（详见本章第八节）。对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来说，这还是“铁饭碗”。就像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该是国家干部，国营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不该是国家干部。1985年体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都不理想。 第四节干部统计 1979－1993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干部数量的快速增加奠定了物质基础。1979到1993年，干部人数从1800万增长到3700万（图5-4）。1984年戏剧性的增长部分源于三百万“以工代干”的工人最终获得了正式干部身份（图5-5），这在上一章已经做过讨论。 1981年以前，干部的减少主要是因为退休。图5-6种的“其他”指死亡和开除，因为很少有干部辞职。从1982到1992年，国家安排1949年建国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政府给他们高于工资的退休金，并把这叫做“离休”。 这一时期，干部的专业化在加快。大专毕业生实习一年以上即成为专业技术人员。1980年，1900万干部中，40%为专业技术人员。到了1993年，3700万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占到70%。在专业技术人员中，主要是五类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经济师、和会计（图5-8）。 文革以前，大约20%的干部在归中央管理。文革中，主要出于战备的考虑，中央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交给地方，这个比例曾经下降到10%以下。由于解散人民公社和重建乡级政府，乡级干部的比例从12.8%下降到8.4%（图5-9）。这个数字只包括国家正式干部，但是乡政府在编制以外还有一些雇员，他们的工资来自对农民的税外收费。这在后来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教育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教育水平。大多数新干部是大专毕业生或中专毕业生。只有很少的人是高中毕业生。随着初中级以下学历的干部的退休，低学历干部的比例稳步下降（图5-10）。 大约40%的干部是党员（图5-11）。由于中央政府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干部的比例持续上升（图5-12）。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增加了近2%。与此同时，同样由于国家政策的推动，少数民族干部人数从90万增加到240万（图5-13）。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 注：在所有官方统计里，中小学属于事业单位。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对中小学教师和事业单位作了区分。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3。 注：为了图表的简洁，一些类别由于人数太少而未被加入。1993年，这些类别为翻译和传译（46900人）、律师和公证师（29300人）、广播电视工作者（17100人）、体育工作者（27600）、工艺师和画家（24800）。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3-14。 注：由于干部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1980到1995两次改变了分类方法，所以本图包括1980到1994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第五节邓小平对干部制度的批判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给新中国留下了三大历史任务。首先，必须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汉唐盛世，决不能让新中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二世而亡。第二，毛泽东已经让新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美苏中大三角），决不能让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掉下去。第三，中国革命已经告一段落，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不能永无止境。中国社会必须开始回归正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邓小平卓越地完成了这三大任务，从而在中国和世界赢得崇高的威望。 一些研究认为，邓小平对干部好，不像毛泽东那样不喜欢干部。这是误解。1980年8月31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表达了他对干部问题的看法。在这篇讲话里，他严厉批判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搞特权、特殊化等问题。讲话长达两小时，以下是两段节选：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 邓小平对干部的批评和毛泽东的一样尖锐，但是他的解决办法不一样。毛泽东号召群众批评教育干部，邓小平则计划改革干部制度。 第六节党政机关的干部制度 1979年以后，在邓小平的设计下，中国改革了干部制度，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1981到1993年，党政机关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约18%，党政机关的干部人数从350万增加到670万（图5-7）。 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管理至关重要。除了退休，最重要的是关于提拔的规定。邓小平按照代际提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同一代人中，他选择最年轻最能干的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在被邓小平提拔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时候，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年轻最能干的。当时中国精英对邓小平的选择几无异议。 挑选了国家领导人，接下来要提拔省部级领导人。邓小平在1983年改革了选拔程序。省级干部主要包括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1983年，新的省部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从调整前的62.2岁下降到55.5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调整前的20%提高到40%。同样，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的平均年龄不超过55岁，正部长不能超过65岁。 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1984年7月前共选定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其中，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后备干部200名，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副省长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的后备干部800名。每个省、市、自治区选拔二十名左右，共600名，每个部委选拔五名左右，共400名。这些后备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要有政绩。1984年7月以后，这些后备干部逐渐地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 地市州党政机关也设立了相似的规定。在地、地级市、中央各部的下属地级机构，正副书记和市长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岁，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二分之一。县委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掌握在四十五岁左右，县长一般不要超过五十岁。很快，年轻化、专业化的领导干部出现在各级政府。为了避免党员占据所有领导岗位，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州）、县（市）政府领导班子中配备至少一名党外干部任副职。一些中央部委也要求有一名党外干部任副职。 1982年，中国修改了宪法。很快，通过了大量基于新宪法的法律。新的宪法和法律多数形成于50年代，由于文革而未能实施。按照新的法律，党没有权力任命领导干部，只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选举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干部。那么，党怎样管干部呢？1984年，中央明确了各级党委只能向各级人大推荐候选人，但无权任命干部，只有人大才有权选举和任命领导干部。但是，在现实中，有时候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在人大通不过。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就成了港台报纸的大新闻。怎么办？1990年，中央终于明确了：如果人大不通过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党委可以在下一次人大常委会例会上再推荐一次。如连续两次未获通过，则党委不得再推荐同一候选人。直到今天这项规定还在执行。这项规定非常重要，它预防和解决了各级党委和人大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一些介于国家首都和省会之间的区域性的社会经济中心。1949年以后，北京、上海、天津定为三个省级直辖市。但是，对于一些作为区域中心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地市级太低了。1985年，中央恢复了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哈尔滨、西安、南京、大连的副省级的地位。后来，深圳也提到副省级地位。重庆后被提为省级直辖市，同北京、上海、天津并列。级别的变化能够极大地刺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同样的道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将一百多个县升级为地级市。 文革以后，中国精英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邓小平掌权以前，法官和检察官比同级党和政府低一级。例如，省法院院长和省检察长的级别为地市级，县法院院长和县检察长为乡镇级。1985年，中央把法官和检查官的级别调高半级。例如，省法院院长和省检察长提到副省长级，县法院院长和县检察长提到副县长级。 1949年以后，人民团体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其工作人员也成为国家干部。1983和1985年，中央政府再次确认了七个主要人民团体的副省部级别：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科协、全国文联、全国侨联、全国作协都为部一级单位。同理，这七个团体在各省的分支都为地市级。同时，中央政府明确宣布，为了防止政府冗员，其他人民团体不得拥有行政级别。 中央还重申了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副省部级别：约五十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都在重工业、能源和通讯工业、国防工业），中科院、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十余所重点大学，数个重点医院，数个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同时，中央向地方下放了相当一批领导干部的管理权限。 二十多年来，中央主要用两个指标考核各省市的政绩。第一，当然是GDP的增长速度。第二，近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就是吸引外商投资的数目；简而言之，就是看全球五百强企业有多少在该省投资。省市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要求也是如此。这就是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组织路线。 第七节国有企业的干部制度 在改革的头十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不大。1981到1993年，国企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约40%，人数从770万增加到1500万（图5-7）。在大约30万个国企中，3000多个为大中型企业，其中有数十个副省部级企业集团、300多个地市级大型企业、3000多个县团级中型企业。 1984年，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之后，中央决定展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就是“厂长负责制”，国有企业的厂长享有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个大背景下，1985年，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中央调整了三千多个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 厂长有权决定工资。从前，工资取决于干部在干部制度中的级别。现在，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企业的效益。效益越好，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就越高，反之亦然。可是，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多数厂长并不乐于行使这项职权。结果，中央政府不得不为这3000多家国有企业建立统一的工资标准，包括二十四级干部和八级工人的工资，几乎和五十年代的模式相同。 1986年，中国颁布了针对所有国企工人的新劳动制度，明确提出工人和企业不再保持终身雇用的劳动关系，国有企业要实行劳动合同制。同时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规定资不抵债的企业必须破产。1988年，中国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用法律的形式总结了所有这些改革政策。但是这部企业法没有论及国企干部的地位，没有提到国企干部也可以被解雇或降级。 到1991年，改革继续进行。政府继续给企业放权，但也有所保留。工厂可以从工人中聘用干部，但这种聘用是暂时的，可以在聘用期满了以后续聘，但不算国家正式干部；这个工人的聘用干部身份只在聘用他或她的这个工厂有效。 第八节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在这个时期大幅度增长（从772万到2596万）；专业技术人员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3年的70%。多数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五种职业：教师、工程师、医务工作者、经济师、会计师（图5-8）。这一时期，全国一统的专业技术人员制度得以恢复和改革（表5-2）。 1978年邓小平掌权以后，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科技人员普查。结果很不乐观。当时中国每万人中只有三名科技人员，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25人，日本23人，联邦德国19人)。而且，中国科研人员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需要培养大批科技人员。 在普查过程中，发现共有12359名科技人员在服刑或刑满释放（刑事犯罪，非政治原因），其中一小部分有高级职称。中央决定立即恢复刑满释放科技人员的工作，让他们回到原工作单位，恢复原来的干部级别和工资。对于在押科技人员，只要不是严重刑事犯罪（在中国，严重刑事犯罪指杀人、放火、强奸），立即释放，回到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干部级别和工资。 表 5-2.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一览表 正高职副高职中级职称初级职称初级职称 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 农业技术高级农艺师农艺师助理农艺师农业技术员 科学研究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 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建筑工程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建筑师技术员 农业经济高级农业经济师农业经济师助理农业 经济师农业经济 技术员 统计高级统计师统计师助理统计师统计员 经济师高级经济师经济师助理经济师经济员 卫 生 技 术　医疗 防疫主任医师副主任 医师主治（管） 医师医师医士 药剂主任药师副主任 药师主管药师药师药剂员 护理主任护师副主任 护师主管护师护师护士 其他主任技师副主任 技师主管技师技师技士 来源：《选编》, 1982, 5-218. 还有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确切数字至今不祥），由于退休、退职、刑满释放、大跃进之后或文革期间被下放，闲散在社会上。中央决定鼓励和安排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回到干部队伍中来，发挥他们的特长，为经济建设服务。 80年代初，全国一统的专业技术人员五级职称制度重新确立（表5-2），职称评定全面展开。到1983年底，共有590万专业技术人员。94000人（1.6%）具有高级职称，135万（25.7%）具有中级职称，432万（72.7%）具有初级职称。 律师成为专业人员一部分的过程很有意思。本来律师并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金字塔的一部分。到1985年底，全中国只有不到两万名律师，社会并不认可律师是个正当专业。1985年中央认识到律师对法制的重要性，于是从企事业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接受短期法律知识培训，转任律师。1988年，律师职称定为一级律师、二级律师、三级律师、四级律师、律师助理，列入专业技术人员序列。 军官也被划为专业人员。中国1955到1965年实行军衔制，但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之前基于官兵平取消了军衔制。邓小平在1988年恢复了军衔制，取消了元帅军衔；设有一级上将军衔，但和平时期一般不授。 Degree学起始军衔 大专少尉 学士中尉 硕士上尉 博士少校 1980年，中国采用了现代学位制度，即学士、硕士、博士。为了便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军官，中央明确规定了学位获得者的起始军衔。 第九节大专院校毕业生 1977年底，邓小平恢复高考，以理顺教育制度和干部制度。 停止高考的十一年，使全中国人民认识到教育正规化的重要性，而推荐上大学中广泛的走后门现象更令人深恶痛绝。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则公开抱怨高等教育的质量由于没有高考受到了严重损害，新生文化水平参差、质量大幅度下降，因而全社会强烈要求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为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持续了44天，研究高考的内容和形式。当时全国纸张短缺，中央决定调用原先预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高考试卷。 恢复后的全国高考于1977年12月开考。超过1385万考生，即1966到1977年所有初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竞争29万新生名额，录取率只有2%。这样激烈的竞争持续了三年多，直到中央逐渐提高了考生的年龄限制；先是从四十岁改到三十五岁，到80年代中期逐步改回到二十五岁。 1977、1978、1979三年期间，共有88万人通过了全国高考（新三届），录取过程非常公正，很少出现腐败现象。当今中国的部长、省长、将军、大学校长超过一半来自新三届。 更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广播电视大学是一种基于媒体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学生通过广播和电视完成所有课程。学生一门一门地修课和考试，直到完成入学考试。学生一门一门地通过全国考试。这个过程很艰苦、很费精力。参加学习两年以后，1980年，数万名第一届毕业生得到大专学历。教育部明确规定，这些毕业生不能自动转干；根据工作需要，既可以当工人，也可以当干部；但只有当单位接收完国家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和转业干部后，才能转干。 1983年，共有高等学校毕业生二十八万多人，而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分配毕业生五十七万多人。但中央重申，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既可以当干部，也可以当工人，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求大于供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 1984年，国务院在通知中说，在中央各部委接收的一万名大学生中，许多人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今后中央机关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进干部，而应择优选用具有三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1980年起，留学生日益增多。在最初的两年里，中国共送出五千名留学生。为了鼓励留学生学成之后回祖国，中央规定留学生出国期间连续计算干部工龄，且归国人员可以在干部制度中获得相对较高的起点。但是，主要由于中国的工资太低，比美国低将近五十倍，很多留学生不愿意回国。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才改变，这是下一章的一个重要议题。 第十节其它 和文革前相同，由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大专院校毕业生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从其他途径录用基层干部。在官方统计中，这些既非大专院校毕业生又非军队转业干部的新干部被归入“其它”（图5-5）一类。在8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其他”干部主要来自城市高中毕业生。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许多“其他”干部是“五大毕业生”（图5-5和图5-10）。 八十年代初，对于某些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大而且急迫。中央对这些紧急需求逐案审批。例如，在1980年，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通知，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中医中吸收10000名中医药人员。其它的例子包括： 1980年 中国银行，2000人，《选编》，1980（4-68） 中国农业银行，数千人，《选编》，1980（4-72） 中国人民银行，数千人，《选编》，1980（4-76） 中国建设银行，5000人，《选编》，1980（4-81） 1981年 海关，数百人，《选编》，1981（4-98） 税务系统，80000人，《选编》，1981（4-106） 中国建设银行，413人，《选编》，1981（4-112） 1982年 劳改系统，数万人，《选编》，1982（5-24） 海关，数千人，《选编》，1982（5-32） 1983年 银行系统，13000多人，《选编》，1983（6-145，147） 1984和1985年 税务系统，40000人，《选编》，1984（7-69） 各级人民检察院，28000人，《选编》，1984（7-72） 各级人民法院，42000人，《选编》，1984（7-77） 1985年 海关，2127人，《选编》，1985（8-62） 中国工商银行，5000人，《选编》，1985（8-71） 中国建设银行，2800人，《选编》，1985（8-76） 中国农业银行，12000人，《选编》，1985（8-79） 中国工商银行，12000人，《选编》，1985（8-109） 这个清单绝对不完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专毕业生和转业干部远远不够，大多数新干部都是从正常渠道以外录用的。各系统、各地方自行录用新干部，但录取方法大同小异。考生必须小于二十五岁，在某些情况下，年龄被适当放宽到三十岁；考生必须身体健康（残疾人通常不被考虑），大多要求男性身高必须超过一米六五，女性超过一米五十八；考生必须有高中或同等学历；最重要的是，考生必须有城市户口，即必须是城市高中毕业生。 1987年，中央政府停止了几年来大规模在城市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干部的做法。几项重要的政策变化是：第一，原则上不再从社会上招干,应主要从大专院校毕业生和转业干部中录用干部；第二，有些需要加强的部门，其基层单位如确需从社会上招收少量干部，应主要从“五大毕业生”、自费走读大学毕业生和职业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用或聘用；第三，原则上不再从工人中录用干部。 1982年，中央批准把井下坑道以工代干的矿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由此开了把文革中以工代干的工人转为正式国家干部的先河。到1984年，450万以工代干的工人中，350万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其余100万回去当工人），见图5-5。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乡政府的干部。第二章讨论过，中国自古以来有三级完整的政府：中央、省、县。民国期间（1912-1949），国家政权延伸到乡一级（乡公所），新中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乡政府。1958年，全国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其规模大体相当于乡。1979年邓小平掌权以后，（在包产到户以后）撤销了人民公社，重建乡政府。到1986年，人民公社全部撤销，乡政府重建完毕。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乡级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问题。乡长和主要工作人员属于正式国家干部序列，但一些辅助工作人员的身份含糊不清。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从农村优秀人才中聘用干部的制度要继续坚持，并不断总结经验、使之完善。基层干部应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但中央没有明确聘用干部的工资从哪里来。 1991年，中组部、人事部下达了关于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的通知：乡镇干部不终身任职，各地区可以在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的前提下，择优录用部分选聘制干部。每年录用的数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做出计划，向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写出专题报告，经综合平衡后批准执行，各地不得突破批准的录用数额。录用干部的标准不很明确；80年代末期以后，录用名额也越来越少。这项政策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1992年，中央明确规定，录用对象是乡镇机关编制定员和增干计划以内，经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的选聘制干部中担任乡镇党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乡镇长满三年以上的人员。但没有明确的政策或法律规定乡政府究竟可以录用多少选聘制干部，应该付给选聘干部多少工资；更重要的问题是，选聘制干部的工资从哪里来。 1989年6月1日，中组部和人事部联合发文，总结了七九年以后的干部录用制度经验教训。文件明确规定，从1989年开始，国家干部和国企工人的人数都要减少，而不是增加。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不再新增干部名额，鼓励国有企业接收更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转业军官。从此以后，增干指标主要用于接收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不再从城市高中毕业生中吸收干部。违规录用干部的地方领导要受到处分。国有企业不能从工人中录用干部。为鼓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军转干部到急需人才的集体和乡镇企业去，允许到那里工作的上述人员，保留其全民所有制职工（干部）身份，其档案由各级人事部门负责管理，而不是由所在集体或乡镇企业保管。这份文件作为一个转折点，预示着后来的改革。这项改革地实施是四年以后的事情。 第十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与1989政治风波 多数有关天安门风波的研究都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而忽略了多数参与者是干部。其实，看一看统计就清楚了。根据不同的研究（Oksenberg, 1990, 325; Lin, 1992, 33; Zhao, 2001, 126）估计，当时全国共有二千多万人上街。在1989年，中国只有208万在校大学生（大学生也不是人人都上街了）；其他上街的人大多数是干部（及其市民家属）。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干部为什么要上街？通货膨胀和官倒是1989政治风波的直接社会经济原因。农民和工人当时主要是改革的受益者，没有上街。干部上街，主要是反对“双轨制”。1987年十三大以后，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搞了“双轨制”。这个双轨制来自于“价格改革”的思路。 当时多数专家主张“所有制改革”，即通过所有制改革，改革国有企业，变国营工厂为独立的商品制造者，发展集体和私有企业，从而增加供给。国家在供给增加以后可以自然而然地逐步取消国家的价格控制。极少数专家主张“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思路认为所有制改革的步子太慢，过于谨慎。计划经济之所以是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国家控制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国家定价不能反映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价值与需求。如果放开物价，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价格自然与价值相符（类似于后来俄国的休克疗法），中国的商品经济只要一年就可以建成。 两种方案上报中央，结果令人吃惊：总书记赵紫阳支持不被看好的价格改革方案。人们急切地期待邓小平的决定。邓小平并不主持日常经济工作。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表示，他从来坚定支持改革，支持为改革而闯关。人民日报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语录。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由于价格改革方案可能要在全国推行应声而起，幅度之大如同大跃进之后的食品黑市。 比通货膨胀更加可恶的是“双轨制”引起的“官倒”。根据“价格改革”方案，从政府定价到市场自由定价之间有一个不长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里，每种商品有两种价格：国家定价和市场定价。这里以一个国营电视机厂为例：彩电的国家定价是1800元，市场价格达2600元。一个电视机厂的国家配额是每年二十万台。工厂应该以国家定价卖给国营商业部门二十万台彩电。由于“双轨制”，如果工厂生产超过二十万台彩电，工厂有权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卖掉超产的彩电。支持“双轨制”的人认为，一方面，这样可以刺激国营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它将使真正的市场经济到来得更快，因为过了这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国家定价会被取消，市场价将是唯一留下来的价格。 这些设想从来没有变为现实。在现实中，关键是谁能以1800元的价格拿到在市场上价值2600元的彩电。工厂或主动或被动地把价值1800元的彩电卖给上级领导、地方政府、公检法、厂领导的亲戚朋友、行贿商家等，视这些人的权力大小和他们同厂领导的亲疏远近而定。这些人得到便宜的彩电后，或许以2600元的价格转手，轻松赚大钱。这就是官倒。很快，彩电在官倒的浪潮中成了小儿科。大宗商品例如钢材、水泥、粮食进入这场黑市风暴。政府定价和市场价之间相差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成了黑市商品。霎那间, 中国所有的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全都卷入了这个巨大的黑市。 尽管通货膨胀和官倒影响到了所有人，事业单位干部是受害最深的。对于农民来说，虽然化肥和种子涨价了，但粮食和农产品也同时涨价了。在通货膨胀之中，大多数国营企业，不论质量和价格如何，大多都能销出去。许多国营企业奖金丰厚；短期以内，生活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不是好事，但还在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而对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例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干部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受害最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他们没有额外收入。二是彩电和冰箱价格是上涨了100%到150%。当时许多干部家庭为了购买这两种耐用消费品存钱，因而彩电冰箱涨价使许多干部家庭感到恐慌和愤怒。连普通中国老百姓都能感觉到价格改革方案已经扰乱了经济秩序。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了价格改革方案，并通过了决定反对腐败官倒。 1988年6月1日，中央为反对腐败官倒发布1988年5号文件。中央文件是中国位阶最高的行政文件，大致相当于美国总统命令。文件只有一页半。文件从一开始就强调，“确有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的干部，弄权渎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党的国家机关能否保持廉洁，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改革的成败。”文件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将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 然而法律和文件都不能阻止官倒腐败狂潮。显然，这不是少数干部的问题。是双轨制在每个层级上造成腐败。这就是1987年十三大到1989年4月之间大学生上街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大学生上街之后，干部上街声援学生，且干部的人数比学生多十倍。各个地区游行中出现了不同的口号，但有一个口号是共同的，即“反腐败！反官倒！”。干部和学生呼吁领导人解决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干部和学生呼吁，如果系统性腐败的问题不解决，共和国将丧失天命；但上街游行造成的混乱局面看起来有些像文革动乱。 如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之后的同类社会运动，这场风坡是个中国的“士”的精英运动，而不是多数中国人民参加的社会运动。把它说成是追求民主的人民运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运动。干部没有要求实行全民普选。干部没有要求让农民和工人普选。干部没有要求取消户口隔离。最重要的是，干部没有要求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不少干部都上街了，支持改革的上街了，反对改革的也上街了。 邓小平对反腐败和反官倒非常坚决，但他不能允许爆发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Oksenberg, 1990, 205）。赵紫阳没有采取坚决措施结束双轨制，也没有采取坚决措施结束游行。在干部上街一个月的之后，邓小平启用江泽民，替换赵紫阳。1989年5月19日在北京实行戒严，北京的干部就不上街了，但有些城市还不平静。只有两千多无人领导的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5月24日，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军队将领：这是一场动乱；北京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有如文革大动乱之前的形势；天安门广场的混乱状况必须尽快清理(Oksenberg, 1990, 320-327) 。 1989年六月四日，部队出兵清场，天安门广场两千多学生没有一个人伤亡。在部队从郊区向天安门广场的行进过程中，一些人，主要是北京待业青年，使用棍棒和石块阻止军队行进，于是出现伤亡。赵鼎新的最新研究表明，从上到下，军队得到的严格命令是不许开枪，但当受到待业青年的攻击时，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失去耐心，自行开枪（Zhao, 2001, 202-205）。根据官方统计，326名平民死亡，根据非官方估计，死亡人数可能是九百至一千。死者中很少有学生。 六月四日之后，政府称那些试图阻止军队的人为“反革命暴乱”。在北京和各省省会进行的公开审判中，几十个打砸抢分子被判处死刑，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干部或学生。简而言之，尽管干部和学生是上街游行的主体，他们并没有受到惩罚。干部的参与在正式文献中被省略了。从头到尾，邓小平一直说：“学生是爱国的。他们要反腐败。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 这场运动唤醒了所有最高领导人。很清楚，运动的根源是两件事：“双轨制”和“官倒”。1989年８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1989年8号文件，清理整顿官倒公司。党中央、国务院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领导对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所属公司撤销、合并的工作。同样，各地区、各部门也要充实加强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由各省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各部部长负责。经过几个月完成了这项工作。 更重要的是取消导致官倒公司的“双轨制”。1989年10月18日，中央发文取消36种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41种重要工业生产资料的“双轨制”。这77种东西的价格改由中央控制，立即执行。36种商品包括：粮食、食油、棉花、棉短绒、黄红麻、边销茶、绵羊毛、牛皮、生猪、麝香、甘草、杜仲、厚朴、食盐、食糖、名酒、卷烟、烟叶、棉布、涤棉布、中长纤维布、呢绒、胶鞋、洗衣粉、普通灯泡、铁锅、元钉、铁丝、化肥、农药、农膜、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市场用煤。这些是同当时城市居民和农民日常生活最为相关的重要商品。41种重要生产资料包括：钢材、钢坯、生铁、铜、铝、铅、锌、锡、铜材、铝材、镍、镁、铂族金属；煤炭、焦炭、重油（包括烧用原油）；木材、水泥、金刚石；硫酸、硝酸、纯碱、烧碱、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ABS树脂、片基涤纶树脂、新闻纸、凸版纸、纸袋纸、橡胶、轮胎；汽车、拖拉机、电线、电缆、工业锅炉；报废汽车、军队退役报废装备。这些是影响工业品最终价格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在实行双轨制期间，官倒公司通过这些商品聚敛了大量财富。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在取消“双轨制”并废除官倒公司之后，通货膨胀很快得到了抑制。但是，少数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干部，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他们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社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之后，天安门政治风波这一页历史就完全翻过去了。今日中国的多数精英在1989年自己就上过街。语言也变了。官方的定义从“反革命暴乱”改成了“政治风波”。风波在中文中是个非常中性的词汇（风波意为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 1993年以后，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切向钱看”；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士这个阶级，在十年之内顿然消失了。这将是下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李毅博士 · 发表于 13.4.2006 07:24:42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五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五章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79－1993 在第四章，我们看到1959到1979年之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不大。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农民工数量迅速超过了国企工人。 第一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直接而强烈地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图5-1和图5-2），大多数研究（Maddison 1998; Chia 1997; Lardy 1998; Gore 1998; Gao 2000）都集中在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上。但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同等重要，特别是中美苏关系格局的变迁。 在1972到1982年关于台湾的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放松了对台湾的控制，松动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因此大步向前推进。上海公报使中美成为朋友，主要因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美关系还是面临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中美毫无疑问是反苏盟友(Schaller, 2002, 182; Kissinger, 1999, 165)。另一方面，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虽然美国领导人（包括总统）频繁访问北京，却没有一位中国官员正式访问过美国。1975年，邓小平宣布了中国对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三个原则：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必须断交、废约、撤军。邓小平说，中美邦交正常化必须在这三个条件之下才能实现。美国如果需要时间做这三件事，中国可以等。在中国完成了从毛到邓的权力交接，和美国经历了水门事件之后，终于在1979年底根据这三项原则签署了中美建交公报。 中美关系在正常化之后很快就趋于紧张。1979年，美国参议院对于“丢了台湾”愤恨不已，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将台湾作为准国家来对待，并使对台军售合法化。之后，里根总统更是公开反对“一个中国”。尽管如此，经过两年的谈判，在1982年，中美最终签署了军售公报，重申了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美国不谋求对台的长期军售，其对台军售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均不得超过1981年的水平。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中美关系正常化友使中国得以从准备外敌入侵的备战状态中解脱出来。而只有和平的状态才能让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上来。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为中国从美国、日本、欧洲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创造了条件。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51。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对中国安全的又一威胁。苏联百万大军陈兵中国北部边境，配备着一万多辆T-72坦克和全苏三分之一的导弹，而印度则与苏联遥相呼应。苏联还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当中美在柬埔寨、阿富汗和全世界联合反苏，冷战对于苏联变得日益艰难。 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实施对策。1982年，勃列日涅夫宣布，事实上美国是阻碍台湾和祖国统一的唯一障碍，而苏联无意入侵中国。作为回应，邓小平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了三个条件：苏联从中苏边境、中蒙边境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虽然苏联说需要时间考虑研究，但中苏关系由此立即缓和。1985年，邓小平正式宣布，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世界大战，不会有大规模外敌入侵，要把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线建设立即停止上新项目，科研机构逐步迁回城市地区，和平的气氛逐渐笼罩了全社会。1989年，在苏联做完三件事以后，中苏关系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51。 邓小平计划，到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提高到1000美元，与1980年的250美元相比翻两番（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比邓小平的计划晚了三年）。为了实现这个翻两番的总目标，解放生产力，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村和城市的非国有工业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开始改革，恢复了高考，干部制度变得更加正规化和系统化，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仅仅十年，农民工就在数量上超过了国企工人。 第二节中国社会分层 1979－1993 八十年代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图5-3）。1979到1993年，农民数量从二亿八千六百万增加到三亿四千万。尽管绝对人数有所增长，但农民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却下降了，因为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民变成了农民工。 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散完毕，农村实行承包制，农民有了自由，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社队企业（后来改称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远快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农民可以去城市或者其他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打工。截至1993年，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民，约占农民阶级人数的三分之一，变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被称做农民工，还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工人对待。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1。 2．中国统计年鉴2002，120-121。 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17。 农民工做的工作有不少是从前只有国企工人才能做的，因而，城市劳动力对国企工人职位的竞争更为激烈了。结果，四千万城市劳动力去了城市非国有企业，而这个数字在1979年几乎为零。 尽管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的绝对数目没有减少，他们占中国工人阶级总数的比例却剧烈下降了。1991年，农民工人数为一亿一千三百万，超过了国企工人的人数。1993年，农民工人数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几乎等于国企工人、城市大集体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的总和。从此，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应届中学毕业生和回城知青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为应付大量的城市待业青年，国家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展。1988年初，国家为了鼓励私有企业（雇工八人或八人以上）的发展，修改了宪法，使私营企业合法化。事实上，80年代初以后，农村和城市的私有经济增长迅猛。由于私有经济在当时并不十分合法，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国营企业或大集体的名义经营的，这种状况被叫做“戴红帽子”。在官方统计数据里，1993年只有五十一万资本家（私有企事业主），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大约在二百万至五百万之间。 1979到1993年，干部的数量从一千八百万增加到三千七百万。 第三节 1985年体制的结构 我们看到，1956年以后，虽然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干部体制几乎没有变化。1979年以后，中国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到198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和三十年前迥然不同。于是，经过几年的慎重准备，1985年，中国更新了1956年体制。 1985年体制和1956年体制相差不大，比较表3-1和表5-1可以发现主要的差异。第一，取消了“三十级”干部制度，职位和级别之间的对应略微灵活了一些。第二，1985年的国营企业干部体制并不理想（详见本章第七节）。企业应由企业家管理，当时在思想上已经很明确了。国企管理者不应该是国家干部，不应该由国家分配。但是，当国家取消干部级别的时候，国企自己却建立了一个十七级国企干部制度，以示国企干部虽与国家机关干部有别，但仍是国家干部。 表 5-1. 1985年体制的结构 工资文职军职专业技术人员国营企业国企工人 最高工资 6类地区 530 元主席 副主席总理 军委主席 380 副总理军委副主席 军委各总部首长 大军区司令 310 部长 省长大军区副司令 军长 255 副部长 副省长 八大城市市长 重点大学校长教授 高级工程师 主任医师 一级文艺工作者 研究馆员 高级编辑 高级记者 1大型企业集团 230 副军长 2 205 行署专员 大学校长 司长师长 3 大型企业 190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研究馆员 主任编辑 主任记者 4 180 副专员 大专校长副师长 旅长 170 县长 处长副旅长 团长二级文艺工作者 中学1 5 中型企业 160 中学2 6 150 副县长顾团长中学3 7 140 讲师，工程师 主治医师 馆员，编辑 记者，中学4 131 中学5，小学1 8 122 乡长 科长营长三级文艺工作者 中学 6，小学 2 9 113 高中 7,小学 3 技术工人1 105 副乡长副营长中学8，小学4 技术工人2 97 助教 助理工程师 医师 助理馆员 助理编辑 中学 9,小学 5 10 技术工人3 89 连职中学10 小学 6 11 技术工人 4 普通工人 1 82 排职技术员，医士, 四级文艺工作者 管理员 助理记者 助理编辑 中学11，小学7 12 技术工人 5 普通工人 2 76 中学12 ，小学 8 技术工人6 普通工人 3 70 中学13，小学9 13 技术工人7 普通工人4 64 中学14，小学10 技术工人 8 普通工人5 58 小学11 14 技术工人9普通工人6 52 小学12 15 技术工人10 普通工人7 46 16 普通工人8 35 17 来源：《选编》, 1985 (8-357至8-847). 八十年代，中国有三十万个国营企业，其中有大约30个大型企业集团、300个大型企业、3000个中型企业，分别具有副省部级、地市级、县团级的行政级别。当时，多数人同意，在竞争的市场经济里，企业的地位应该由它在市场里的表现决定。公司可以合并或者干脆破产，成功的小企业可以买下破产的大公司，所以，给企业永久性的行政级别是件可笑的事。可是，1985年体制不但没有取消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反而明确了3000多家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行政级别。 既然决意取消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为什么还要给国营企干部单独建立一个17级工资体系呢？为什么还要明确国企的行政级别呢？更加奇怪的是，国企中级别最低的两级干部，工资不但比中小学教师低，甚至比普通工人的工资还要低。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的五级体制也不是鼓励竞争的体制（详见本章第八节）。对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来说，这还是“铁饭碗”。就像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该是国家干部，国营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不该是国家干部。1985年体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都不理想。 第四节干部统计 1979－1993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干部数量的快速增加奠定了物质基础。1979到1993年，干部人数从1800万增长到3700万（图5-4）。1984年戏剧性的增长部分源于三百万“以工代干”的工人最终获得了正式干部身份（图5-5），这在上一章已经做过讨论。 1981年以前，干部的减少主要是因为退休。图5-6种的“其他”指死亡和开除，因为很少有干部辞职。从1982到1992年，国家安排1949年建国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政府给他们高于工资的退休金，并把这叫做“离休”。 这一时期，干部的专业化在加快。大专毕业生实习一年以上即成为专业技术人员。1980年，1900万干部中，40%为专业技术人员。到了1993年，3700万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占到70%。在专业技术人员中，主要是五类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经济师、和会计（图5-8）。 文革以前，大约20%的干部在归中央管理。文革中，主要出于战备的考虑，中央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交给地方，这个比例曾经下降到10%以下。由于解散人民公社和重建乡级政府，乡级干部的比例从12.8%下降到8.4%（图5-9）。这个数字只包括国家正式干部，但是乡政府在编制以外还有一些雇员，他们的工资来自对农民的税外收费。这在后来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教育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教育水平。大多数新干部是大专毕业生或中专毕业生。只有很少的人是高中毕业生。随着初中级以下学历的干部的退休，低学历干部的比例稳步下降（图5-10）。 大约40%的干部是党员（图5-11）。由于中央政府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干部的比例持续上升（图5-12）。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增加了近2%。与此同时，同样由于国家政策的推动，少数民族干部人数从90万增加到240万（图5-13）。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 注：在所有官方统计里，中小学属于事业单位。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对中小学教师和事业单位作了区分。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3。 注：为了图表的简洁，一些类别由于人数太少而未被加入。1993年，这些类别为翻译和传译（46900人）、律师和公证师（29300人）、广播电视工作者（17100人）、体育工作者（27600）、工艺师和画家（24800）。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3-14。 注：由于干部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1980到1995两次改变了分类方法，所以本图包括1980到1994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第五节邓小平对干部制度的批判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给新中国留下了三大历史任务。首先，必须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汉唐盛世，决不能让新中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二世而亡。第二，毛泽东已经让新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美苏中大三角），决不能让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掉下去。第三，中国革命已经告一段落，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不能永无止境。中国社会必须开始回归正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邓小平卓越地完成了这三大任务，从而在中国和世界赢得崇高的威望。 一些研究认为，邓小平对干部好，不像毛泽东那样不喜欢干部。这是误解。1980年8月31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表达了他对干部问题的看法。在这篇讲话里，他严厉批判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搞特权、特殊化等问题。讲话长达两小时，以下是两段节选：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 邓小平对干部的批评和毛泽东的一样尖锐，但是他的解决办法不一样。毛泽东号召群众批评教育干部，邓小平则计划改革干部制度。 第六节党政机关的干部制度 1979年以后，在邓小平的设计下，中国改革了干部制度，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1981到1993年，党政机关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约18%，党政机关的干部人数从350万增加到670万（图5-7）。 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管理至关重要。除了退休，最重要的是关于提拔的规定。邓小平按照代际提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同一代人中，他选择最年轻最能干的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在被邓小平提拔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时候，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年轻最能干的。当时中国精英对邓小平的选择几无异议。 挑选了国家领导人，接下来要提拔省部级领导人。邓小平在1983年改革了选拔程序。省级干部主要包括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1983年，新的省部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从调整前的62.2岁下降到55.5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调整前的20%提高到40%。同样，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的平均年龄不超过55岁，正部长不能超过65岁。 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1984年7月前共选定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其中，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后备干部200名，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副省长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的后备干部800名。每个省、市、自治区选拔二十名左右，共600名，每个部委选拔五名左右，共400名。这些后备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要有政绩。1984年7月以后，这些后备干部逐渐地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 地市州党政机关也设立了相似的规定。在地、地级市、中央各部的下属地级机构，正副书记和市长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岁，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二分之一。县委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掌握在四十五岁左右，县长一般不要超过五十岁。很快，年轻化、专业化的领导干部出现在各级政府。为了避免党员占据所有领导岗位，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州）、县（市）政府领导班子中配备至少一名党外干部任副职。一些中央部委也要求有一名党外干部任副职。 1982年，中国修改了宪法。很快，通过了大量基于新宪法的法律。新的宪法和法律多数形成于50年代，由于文革而未能实施。按照新的法律，党没有权力任命领导干部，只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选举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干部。那么，党怎样管干部呢？1984年，中央明确了各级党委只能向各级人大推荐候选人，但无权任命干部，只有人大才有权选举和任命领导干部。但是，在现实中，有时候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在人大通不过。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就成了港台报纸的大新闻。怎么办？1990年，中央终于明确了：如果人大不通过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党委可以在下一次人大常委会例会上再推荐一次。如连续两次未获通过，则党委不得再推荐同一候选人。直到今天这项规定还在执行。这项规定非常重要，它预防和解决了各级党委和人大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一些介于国家首都和省会之间的区域性的社会经济中心。1949年以后，北京、上海、天津定为三个省级直辖市。但是，对于一些作为区域中心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地市级太低了。1985年，中央恢复了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哈尔滨、西安、南京、大连的副省级的地位。后来，深圳也提到副省级地位。重庆后被提为省级直辖市，同北京、上海、天津并列。级别的变化能够极大地刺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同样的道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将一百多个县升级为地级市。 文革以后，中国精英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邓小平掌权以前，法官和检察官比同级党和政府低一级。例如，省法院院长和省检察长的级别为地市级，县法院院长和县检察长为乡镇级。1985年，中央把法官和检查官的级别调高半级。例如，省法院院长和省检察长提到副省长级，县法院院长和县检察长提到副县长级。 1949年以后，人民团体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其工作人员也成为国家干部。1983和1985年，中央政府再次确认了七个主要人民团体的副省部级别：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科协、全国文联、全国侨联、全国作协都为部一级单位。同理，这七个团体在各省的分支都为地市级。同时，中央政府明确宣布，为了防止政府冗员，其他人民团体不得拥有行政级别。 中央还重申了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副省部级别：约五十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都在重工业、能源和通讯工业、国防工业），中科院、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十余所重点大学，数个重点医院，数个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同时，中央向地方下放了相当一批领导干部的管理权限。 二十多年来，中央主要用两个指标考核各省市的政绩。第一，当然是GDP的增长速度。第二，近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就是吸引外商投资的数目；简而言之，就是看全球五百强企业有多少在该省投资。省市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要求也是如此。这就是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组织路线。 第七节国有企业的干部制度 在改革的头十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不大。1981到1993年，国企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约40%，人数从770万增加到1500万（图5-7）。在大约30万个国企中，3000多个为大中型企业，其中有数十个副省部级企业集团、300多个地市级大型企业、3000多个县团级中型企业。 1984年，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之后，中央决定展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就是“厂长负责制”，国有企业的厂长享有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个大背景下，1985年，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中央调整了三千多个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 厂长有权决定工资。从前，工资取决于干部在干部制度中的级别。现在，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企业的效益。效益越好，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就越高，反之亦然。可是，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多数厂长并不乐于行使这项职权。结果，中央政府不得不为这3000多家国有企业建立统一的工资标准，包括二十四级干部和八级工人的工资，几乎和五十年代的模式相同。 1986年，中国颁布了针对所有国企工人的新劳动制度，明确提出工人和企业不再保持终身雇用的劳动关系，国有企业要实行劳动合同制。同时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规定资不抵债的企业必须破产。1988年，中国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用法律的形式总结了所有这些改革政策。但是这部企业法没有论及国企干部的地位，没有提到国企干部也可以被解雇或降级。 到1991年，改革继续进行。政府继续给企业放权，但也有所保留。工厂可以从工人中聘用干部，但这种聘用是暂时的，可以在聘用期满了以后续聘，但不算国家正式干部；这个工人的聘用干部身份只在聘用他或她的这个工厂有效。 第八节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在这个时期大幅度增长（从772万到2596万）；专业技术人员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3年的70%。多数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五种职业：教师、工程师、医务工作者、经济师、会计师（图5-8）。这一时期，全国一统的专业技术人员制度得以恢复和改革（表5-2）。 1978年邓小平掌权以后，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科技人员普查。结果很不乐观。当时中国每万人中只有三名科技人员，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25人，日本23人，联邦德国19人)。而且，中国科研人员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需要培养大批科技人员。 在普查过程中，发现共有12359名科技人员在服刑或刑满释放（刑事犯罪，非政治原因），其中一小部分有高级职称。中央决定立即恢复刑满释放科技人员的工作，让他们回到原工作单位，恢复原来的干部级别和工资。对于在押科技人员，只要不是严重刑事犯罪（在中国，严重刑事犯罪指杀人、放火、强奸），立即释放，回到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干部级别和工资。 表 5-2.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一览表 正高职副高职中级职称初级职称初级职称 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 农业技术高级农艺师农艺师助理农艺师农业技术员 科学研究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 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建筑工程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建筑师技术员 农业经济高级农业经济师农业经济师助理农业 经济师农业经济 技术员 统计高级统计师统计师助理统计师统计员 经济师高级经济师经济师助理经济师经济员 卫 生 技 术　医疗 防疫主任医师副主任 医师主治（管） 医师医师医士 药剂主任药师副主任 药师主管药师药师药剂员 护理主任护师副主任 护师主管护师护师护士 其他主任技师副主任 技师主管技师技师技士 来源：《选编》, 1982, 5-218. 还有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确切数字至今不祥），由于退休、退职、刑满释放、大跃进之后或文革期间被下放，闲散在社会上。中央决定鼓励和安排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回到干部队伍中来，发挥他们的特长，为经济建设服务。 80年代初，全国一统的专业技术人员五级职称制度重新确立（表5-2），职称评定全面展开。到1983年底，共有590万专业技术人员。94000人（1.6%）具有高级职称，135万（25.7%）具有中级职称，432万（72.7%）具有初级职称。 律师成为专业人员一部分的过程很有意思。本来律师并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金字塔的一部分。到1985年底，全中国只有不到两万名律师，社会并不认可律师是个正当专业。1985年中央认识到律师对法制的重要性，于是从企事业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接受短期法律知识培训，转任律师。1988年，律师职称定为一级律师、二级律师、三级律师、四级律师、律师助理，列入专业技术人员序列。 军官也被划为专业人员。中国1955到1965年实行军衔制，但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之前基于官兵平取消了军衔制。邓小平在1988年恢复了军衔制，取消了元帅军衔；设有一级上将军衔，但和平时期一般不授。 Degree学起始军衔 大专少尉 学士中尉 硕士上尉 博士少校 1980年，中国采用了现代学位制度，即学士、硕士、博士。为了便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军官，中央明确规定了学位获得者的起始军衔。 第九节大专院校毕业生 1977年底，邓小平恢复高考，以理顺教育制度和干部制度。 停止高考的十一年，使全中国人民认识到教育正规化的重要性，而推荐上大学中广泛的走后门现象更令人深恶痛绝。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则公开抱怨高等教育的质量由于没有高考受到了严重损害，新生文化水平参差、质量大幅度下降，因而全社会强烈要求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为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持续了44天，研究高考的内容和形式。当时全国纸张短缺，中央决定调用原先预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高考试卷。 恢复后的全国高考于1977年12月开考。超过1385万考生，即1966到1977年所有初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竞争29万新生名额，录取率只有2%。这样激烈的竞争持续了三年多，直到中央逐渐提高了考生的年龄限制；先是从四十岁改到三十五岁，到80年代中期逐步改回到二十五岁。 1977、1978、1979三年期间，共有88万人通过了全国高考（新三届），录取过程非常公正，很少出现腐败现象。当今中国的部长、省长、将军、大学校长超过一半来自新三届。 更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广播电视大学是一种基于媒体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学生通过广播和电视完成所有课程。学生一门一门地修课和考试，直到完成入学考试。学生一门一门地通过全国考试。这个过程很艰苦、很费精力。参加学习两年以后，1980年，数万名第一届毕业生得到大专学历。教育部明确规定，这些毕业生不能自动转干；根据工作需要，既可以当工人，也可以当干部；但只有当单位接收完国家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和转业干部后，才能转干。 1983年，共有高等学校毕业生二十八万多人，而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分配毕业生五十七万多人。但中央重申，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既可以当干部，也可以当工人，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求大于供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 1984年，国务院在通知中说，在中央各部委接收的一万名大学生中，许多人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今后中央机关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进干部，而应择优选用具有三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1980年起，留学生日益增多。在最初的两年里，中国共送出五千名留学生。为了鼓励留学生学成之后回祖国，中央规定留学生出国期间连续计算干部工龄，且归国人员可以在干部制度中获得相对较高的起点。但是，主要由于中国的工资太低，比美国低将近五十倍，很多留学生不愿意回国。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才改变，这是下一章的一个重要议题。 第十节其它 和文革前相同，由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大专院校毕业生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从其他途径录用基层干部。在官方统计中，这些既非大专院校毕业生又非军队转业干部的新干部被归入“其它”（图5-5）一类。在8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其他”干部主要来自城市高中毕业生。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许多“其他”干部是“五大毕业生”（图5-5和图5-10）。 八十年代初，对于某些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大而且急迫。中央对这些紧急需求逐案审批。例如，在1980年，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通知，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中医中吸收10000名中医药人员。其它的例子包括： 1980年 中国银行，2000人，《选编》，1980（4-68） 中国农业银行，数千人，《选编》，1980（4-72） 中国人民银行，数千人，《选编》，1980（4-76） 中国建设银行，5000人，《选编》，1980（4-81） 1981年 海关，数百人，《选编》，1981（4-98） 税务系统，80000人，《选编》，1981（4-106） 中国建设银行，413人，《选编》，1981（4-112） 1982年 劳改系统，数万人，《选编》，1982（5-24） 海关，数千人，《选编》，1982（5-32） 1983年 银行系统，13000多人，《选编》，1983（6-145，147） 1984和1985年 税务系统，40000人，《选编》，1984（7-69） 各级人民检察院，28000人，《选编》，1984（7-72） 各级人民法院，42000人，《选编》，1984（7-77） 1985年 海关，2127人，《选编》，1985（8-62） 中国工商银行，5000人，《选编》，1985（8-71） 中国建设银行，2800人，《选编》，1985（8-76） 中国农业银行，12000人，《选编》，1985（8-79） 中国工商银行，12000人，《选编》，1985（8-109） 这个清单绝对不完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专毕业生和转业干部远远不够，大多数新干部都是从正常渠道以外录用的。各系统、各地方自行录用新干部，但录取方法大同小异。考生必须小于二十五岁，在某些情况下，年龄被适当放宽到三十岁；考生必须身体健康（残疾人通常不被考虑），大多要求男性身高必须超过一米六五，女性超过一米五十八；考生必须有高中或同等学历；最重要的是，考生必须有城市户口，即必须是城市高中毕业生。 1987年，中央政府停止了几年来大规模在城市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干部的做法。几项重要的政策变化是：第一，原则上不再从社会上招干,应主要从大专院校毕业生和转业干部中录用干部；第二，有些需要加强的部门，其基层单位如确需从社会上招收少量干部，应主要从“五大毕业生”、自费走读大学毕业生和职业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用或聘用；第三，原则上不再从工人中录用干部。 1982年，中央批准把井下坑道以工代干的矿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由此开了把文革中以工代干的工人转为正式国家干部的先河。到1984年，450万以工代干的工人中，350万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其余100万回去当工人），见图5-5。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乡政府的干部。第二章讨论过，中国自古以来有三级完整的政府：中央、省、县。民国期间（1912-1949），国家政权延伸到乡一级（乡公所），新中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乡政府。1958年，全国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其规模大体相当于乡。1979年邓小平掌权以后，（在包产到户以后）撤销了人民公社，重建乡政府。到1986年，人民公社全部撤销，乡政府重建完毕。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乡级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问题。乡长和主要工作人员属于正式国家干部序列，但一些辅助工作人员的身份含糊不清。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从农村优秀人才中聘用干部的制度要继续坚持，并不断总结经验、使之完善。基层干部应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但中央没有明确聘用干部的工资从哪里来。 1991年，中组部、人事部下达了关于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的通知：乡镇干部不终身任职，各地区可以在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的前提下，择优录用部分选聘制干部。每年录用的数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做出计划，向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写出专题报告，经综合平衡后批准执行，各地不得突破批准的录用数额。录用干部的标准不很明确；80年代末期以后，录用名额也越来越少。这项政策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1992年，中央明确规定，录用对象是乡镇机关编制定员和增干计划以内，经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的选聘制干部中担任乡镇党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乡镇长满三年以上的人员。但没有明确的政策或法律规定乡政府究竟可以录用多少选聘制干部，应该付给选聘干部多少工资；更重要的问题是，选聘制干部的工资从哪里来。 1989年6月1日，中组部和人事部联合发文，总结了七九年以后的干部录用制度经验教训。文件明确规定，从1989年开始，国家干部和国企工人的人数都要减少，而不是增加。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不再新增干部名额，鼓励国有企业接收更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转业军官。从此以后，增干指标主要用于接收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不再从城市高中毕业生中吸收干部。违规录用干部的地方领导要受到处分。国有企业不能从工人中录用干部。为鼓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军转干部到急需人才的集体和乡镇企业去，允许到那里工作的上述人员，保留其全民所有制职工（干部）身份，其档案由各级人事部门负责管理，而不是由所在集体或乡镇企业保管。这份文件作为一个转折点，预示着后来的改革。这项改革地实施是四年以后的事情。 第十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与1989政治风波 多数有关天安门风波的研究都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而忽略了多数参与者是干部。其实，看一看统计就清楚了。根据不同的研究（Oksenberg, 1990, 325; Lin, 1992, 33; Zhao, 2001, 126）估计，当时全国共有二千多万人上街。在1989年，中国只有208万在校大学生（大学生也不是人人都上街了）；其他上街的人大多数是干部（及其市民家属）。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干部为什么要上街？通货膨胀和官倒是1989政治风波的直接社会经济原因。农民和工人当时主要是改革的受益者，没有上街。干部上街，主要是反对“双轨制”。1987年十三大以后，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搞了“双轨制”。这个双轨制来自于“价格改革”的思路。 当时多数专家主张“所有制改革”，即通过所有制改革，改革国有企业，变国营工厂为独立的商品制造者，发展集体和私有企业，从而增加供给。国家在供给增加以后可以自然而然地逐步取消国家的价格控制。极少数专家主张“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思路认为所有制改革的步子太慢，过于谨慎。计划经济之所以是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国家控制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国家定价不能反映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价值与需求。如果放开物价，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价格自然与价值相符（类似于后来俄国的休克疗法），中国的商品经济只要一年就可以建成。 两种方案上报中央，结果令人吃惊：总书记赵紫阳支持不被看好的价格改革方案。人们急切地期待邓小平的决定。邓小平并不主持日常经济工作。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表示，他从来坚定支持改革，支持为改革而闯关。人民日报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语录。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由于价格改革方案可能要在全国推行应声而起，幅度之大如同大跃进之后的食品黑市。 比通货膨胀更加可恶的是“双轨制”引起的“官倒”。根据“价格改革”方案，从政府定价到市场自由定价之间有一个不长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里，每种商品有两种价格：国家定价和市场定价。这里以一个国营电视机厂为例：彩电的国家定价是1800元，市场价格达2600元。一个电视机厂的国家配额是每年二十万台。工厂应该以国家定价卖给国营商业部门二十万台彩电。由于“双轨制”，如果工厂生产超过二十万台彩电，工厂有权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卖掉超产的彩电。支持“双轨制”的人认为，一方面，这样可以刺激国营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它将使真正的市场经济到来得更快，因为过了这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国家定价会被取消，市场价将是唯一留下来的价格。 这些设想从来没有变为现实。在现实中，关键是谁能以1800元的价格拿到在市场上价值2600元的彩电。工厂或主动或被动地把价值1800元的彩电卖给上级领导、地方政府、公检法、厂领导的亲戚朋友、行贿商家等，视这些人的权力大小和他们同厂领导的亲疏远近而定。这些人得到便宜的彩电后，或许以2600元的价格转手，轻松赚大钱。这就是官倒。很快，彩电在官倒的浪潮中成了小儿科。大宗商品例如钢材、水泥、粮食进入这场黑市风暴。政府定价和市场价之间相差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成了黑市商品。霎那间, 中国所有的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全都卷入了这个巨大的黑市。 尽管通货膨胀和官倒影响到了所有人，事业单位干部是受害最深的。对于农民来说，虽然化肥和种子涨价了，但粮食和农产品也同时涨价了。在通货膨胀之中，大多数国营企业，不论质量和价格如何，大多都能销出去。许多国营企业奖金丰厚；短期以内，生活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不是好事，但还在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而对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例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干部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受害最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他们没有额外收入。二是彩电和冰箱价格是上涨了100%到150%。当时许多干部家庭为了购买这两种耐用消费品存钱，因而彩电冰箱涨价使许多干部家庭感到恐慌和愤怒。连普通中国老百姓都能感觉到价格改革方案已经扰乱了经济秩序。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了价格改革方案，并通过了决定反对腐败官倒。 1988年6月1日，中央为反对腐败官倒发布1988年5号文件。中央文件是中国位阶最高的行政文件，大致相当于美国总统命令。文件只有一页半。文件从一开始就强调，“确有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的干部，弄权渎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党的国家机关能否保持廉洁，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改革的成败。”文件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将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 然而法律和文件都不能阻止官倒腐败狂潮。显然，这不是少数干部的问题。是双轨制在每个层级上造成腐败。这就是1987年十三大到1989年4月之间大学生上街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大学生上街之后，干部上街声援学生，且干部的人数比学生多十倍。各个地区游行中出现了不同的口号，但有一个口号是共同的，即“反腐败！反官倒！”。干部和学生呼吁领导人解决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干部和学生呼吁，如果系统性腐败的问题不解决，共和国将丧失天命；但上街游行造成的混乱局面看起来有些像文革动乱。 如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之后的同类社会运动，这场风坡是个中国的“士”的精英运动，而不是多数中国人民参加的社会运动。把它说成是追求民主的人民运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运动。干部没有要求实行全民普选。干部没有要求让农民和工人普选。干部没有要求取消户口隔离。最重要的是，干部没有要求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不少干部都上街了，支持改革的上街了，反对改革的也上街了。 邓小平对反腐败和反官倒非常坚决，但他不能允许爆发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Oksenberg, 1990, 205）。赵紫阳没有采取坚决措施结束双轨制，也没有采取坚决措施结束游行。在干部上街一个月的之后，邓小平启用江泽民，替换赵紫阳。1989年5月19日在北京实行戒严，北京的干部就不上街了，但有些城市还不平静。只有两千多无人领导的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5月24日，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军队将领：这是一场动乱；北京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有如文革大动乱之前的形势；天安门广场的混乱状况必须尽快清理(Oksenberg, 1990, 320-327) 。 1989年六月四日，部队出兵清场，天安门广场两千多学生没有一个人伤亡。在部队从郊区向天安门广场的行进过程中，一些人，主要是北京待业青年，使用棍棒和石块阻止军队行进，于是出现伤亡。赵鼎新的最新研究表明，从上到下，军队得到的严格命令是不许开枪，但当受到待业青年的攻击时，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失去耐心，自行开枪（Zhao, 2001, 202-205）。根据官方统计，326名平民死亡，根据非官方估计，死亡人数可能是九百至一千。死者中很少有学生。 六月四日之后，政府称那些试图阻止军队的人为“反革命暴乱”。在北京和各省省会进行的公开审判中，几十个打砸抢分子被判处死刑，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干部或学生。简而言之，尽管干部和学生是上街游行的主体，他们并没有受到惩罚。干部的参与在正式文献中被省略了。从头到尾，邓小平一直说：“学生是爱国的。他们要反腐败。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 这场运动唤醒了所有最高领导人。很清楚，运动的根源是两件事：“双轨制”和“官倒”。1989年８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1989年8号文件，清理整顿官倒公司。党中央、国务院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领导对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所属公司撤销、合并的工作。同样，各地区、各部门也要充实加强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由各省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各部部长负责。经过几个月完成了这项工作。 更重要的是取消导致官倒公司的“双轨制”。1989年10月18日，中央发文取消36种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41种重要工业生产资料的“双轨制”。这77种东西的价格改由中央控制，立即执行。36种商品包括：粮食、食油、棉花、棉短绒、黄红麻、边销茶、绵羊毛、牛皮、生猪、麝香、甘草、杜仲、厚朴、食盐、食糖、名酒、卷烟、烟叶、棉布、涤棉布、中长纤维布、呢绒、胶鞋、洗衣粉、普通灯泡、铁锅、元钉、铁丝、化肥、农药、农膜、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市场用煤。这些是同当时城市居民和农民日常生活最为相关的重要商品。41种重要生产资料包括：钢材、钢坯、生铁、铜、铝、铅、锌、锡、铜材、铝材、镍、镁、铂族金属；煤炭、焦炭、重油（包括烧用原油）；木材、水泥、金刚石；硫酸、硝酸、纯碱、烧碱、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ABS树脂、片基涤纶树脂、新闻纸、凸版纸、纸袋纸、橡胶、轮胎；汽车、拖拉机、电线、电缆、工业锅炉；报废汽车、军队退役报废装备。这些是影响工业品最终价格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在实行双轨制期间，官倒公司通过这些商品聚敛了大量财富。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在取消“双轨制”并废除官倒公司之后，通货膨胀很快得到了抑制。但是，少数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干部，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他们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社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之后，天安门政治风波这一页历史就完全翻过去了。今日中国的多数精英在1989年自己就上过街。语言也变了。官方的定义从“反革命暴乱”改成了“政治风波”。风波在中文中是个非常中性的词汇（风波意为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 1993年以后，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切向钱看”；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士这个阶级，在十年之内顿然消失了。这将是下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匿名 *发表于 13.5.2006 03:19:43* · 发表于 13.5.2006 03:19:43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六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六章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93年之后 　　 　　 第一节邓小平南巡 　　1992年一月到二月间，邓小平南巡, 沿途同地方领导谈话，试图为中国建立一种理性而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时，中国的国际、国 内形势出现剧变。从1979年开始，邓就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这时面临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苏东剧变。第二个是《人民日报》对1979年以来邓的改革政策发表了十余篇批评文章，认为苏联解体和天安门风波证明邓的 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是不正确的。邓的理论基础是“生产力标准”，意为中国应该尽一切努力发展生产力。 　　此时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已不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但他决心为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毛改变北京政治气候的做法一 样（Qiu, 1999），邓乘专列离开北京，一路向南，在上海、武汉、深圳作了停留。他在深圳公开此行，在珠海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当时，江 泽民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李鹏是总理，两人都同那些公开批评1979年以后邓的政策的文章毫无关系。江立即召开政治局 会议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全国贯彻执行。邓回北京之后，中央只是调动了两个宣传部门的部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而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作 为基本国策从此变得毫无异议。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正式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两个主题。首先，邓很明确，中国必须迈向市场经济；不要拘泥于姓社还是姓资。他认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 　　第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是姓社还是姓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要害”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努力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理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事，就放手去做，不要 管他姓社姓资。直到今天，这还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邓的1992南巡讲话里并没有新观点，仅仅是重复他在过去十四年里说过的话。南巡的重要性在于，直面苏联解体和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批 评，邓小平不但重申了他献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执著，更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他稳定了人心，消除了国内外对新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再次 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加速走向市场经济。十年以后，2003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3，总结了1979年以来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此后十年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并为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实 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勾画了蓝图。 　　 第二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1978到2004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4%的速度增长。截至2004年，中国经济排名世界第六4，并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决心到2020年人均 收入达到3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万亿美元，为2000年1万亿美元的四倍（翻两番）。5《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5》展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 上的地位： 　　 2003 国民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2003 人均收入 （美元） 世界 36,356 5,500 美国 10,881 37,610 日本 4,326 34,510 德国 2,400 25,250 英国　 1,794 28,350 法国　 1,747 24,770 意大利　 1,465 21,560 中国　 1,409 1,100 西班牙　 836 16,990 加拿大　 834 23,960 墨西哥　 626 6,230 韩国　 605 12,020 印度　 598 530 澳大利亚　 518 21,650 荷兰　 511 26,310 巴西　 492 2,710 俄国 433 2,610 　　　　（第256-261页）6 　　 　　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首先，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粮食供应和其它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从长期短缺变成敞开供 应，丰年有余，再无饥馑。这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和农电力供应设施的建设。 　　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更得益于其他几个因素。为了消除粮食短缺和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新中国在20世纪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力。通过培 育良种和进口农用化肥成套设备，粮食亩产增加一倍以上。农业机械得到发展，拖拉机和脱粒机普遍使用。从建国到7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一直是国家基本建设的重点，在南方和北方都造就了一批旱涝保收的良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效率不高的人民公社，大大调动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肉类、食油、水果的产量因而大大提高。 　　公共基础设施也是建设重点。1998到2003年，政府发行了20000亿人民币国债，用于修建水坝、铁路、公路、码头、机场、电信。很快，中 国电话用户达到5.32亿，居世界第一；799.8%的乡镇和96%的行政村通了公路。8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3页 2．《中国日报》2005年3月1日第11版。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3页 2．中国日报，3/1/2005，第11页。 　　这些举措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同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彩电、 显示器生产国。9这些技术热潮在中国创造了八千万网民，创造了新一轮亚洲科技浪潮。10 　　 　　第三节 1993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 　　 　　1993年之后，农民阶级继续消亡，工人阶级稳步增加，资产阶级迅速增长，干部阶级开始分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短短十年间，国企工 人从七千二百万减少到二千九百万。 　　1993年之后，中国城市社会分层发生了剧烈变化（图6-3）。国企工人不再是工人贵族。1996年以后的改革使得大部分的国企工人和城市大 集体工人在短短五年间消失了！国企工人的人数从七千二百万减少到二千九百万，城市大集体工人从三千四百万减少到一千万。那些减少的工 人，大部分转移到了城市私有企业。图6-3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员工所占比例迅速下降到全部劳动力的八分之一。 　　1993到2003年，农民人数从3.4亿减少到3.12亿，而农民工从1.45亿增加到1.76亿。简单比较见图6-3和图7-1可知，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 中国工业化。没有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最终会停滞不前。城市化的滞后源于过时的户口制度，这将在下一章详加讨论。 　　这个时期，干部人数只增加了几百万。因为中央政府在干部人数达到4000万时，决定从此冻结干部人数。这里要注意两点：第一，在4000 万干部之外，挂靠在人才市场上，有1300多万准干部在非国有部门工作（2002年数字）。第二，在干部与准干部中，有700万到900万人成为新 兴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在图6-3里，资产阶级只是个小点，几乎看不到。根据不同的研究估计，中国GDP的70%至85%来自中国资产阶级的非公有企业。根据官方统 计，资产阶级（私有企事业主）的人数从1993年的50万增加的2003年的700万，这个数字偏低了。根据更为可信的估计，2003年应该在1000万至 1500万之间。这将在第八章详加讨论。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6-127页和第150页 　　 3．《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0月11日第1版 　　注：2002和2003年的干部人数为估计值，4000万。 　　　　第四节 1993年公务员制度 　　 　　1993年，公务员制度取代了党政干部制度。基本原则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总结1949年以来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成功经验并使之规范 化，吸收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合理部分，特别是美国的经验。 　　表6-1十分详细地展示了1993年的公务员制度及其十五个级别。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职务越高，对应的级别越高，但级别的跨度越小 ；职务越低，对应的级别越低，但级别的跨度越大。使基层公务员在不提升职务的情况下也能够不断提高级别和工资，有利于鼓励这部分公务 员在本职岗位上安心工作。11 　　此外，这项制度具有科学的激励竞争机制。公务员工资制度以“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为指导思想，以“职级工资制”为具体形式。公务员职 务分设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个序列。非领导职务序列的设置，为不担任领导职务人员的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 　　根据1993年公务员制度，乡镇级以上的国家公务员实行交流制度，交流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调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以外 的工作人员调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助理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以及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任职。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 政机关后，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转任，是指国家公务员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平级调动（包括跨地区、 跨部门调动）。轮换，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担任领导职务和某些工作性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有计划地在两任或多任期满后实行 职位轮换，这项做法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挂职锻炼，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有计划地选派在职国家公务员在一定时间内到基层机关或者企业、 事业单位担任一定职务，使公务员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得到锻炼。挂职锻炼期满，公务员回到原单位。12 　　回避制度是历朝历代沿用的一项重要制度，强调县、地、省级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过去二十年里，在实践中这也是一项不成文的制度。 有学者呼吁重新正式建立回避制度。现在，正是成文的回避制度规定，国家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 职。 　　 　　 　　 表 6-1. 1993年体制的结构 公务员 军队 国有事业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 不是公务员，但仍是国家干部。参见表5-4 国有企业 不是公务员，但仍是国家干部 一级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 军委主 席、军委副主席 二级 (二层) 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二至三级 军委四总部 海军、空军、二炮，大军区正职 三级 (四层)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 三至四级 大军区副职， 集团军正职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级 (五层)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副书记，副省长，中央各部副部长，十六个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 四至五级 集团军副职 十所重点大学 44个国家大型骨干企业集团 五级 (五层) 地（市、洲、盟、直辖市的区）委书记、巡视员 五至七级 5-7 师 有权授予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大学校长、教授、高级工程师、 主任医师 艺术一级 大型国有企业 六级 (六层) 地（市、洲、盟、直辖市的区）委副书记、助理巡视员 六至八级 副师 旅 大专及以下学院 七级 (六层) 处长、县委书记、县长，调研员 七至十级 副旅 团 副教授 高级工程师、副主任医师、 中学高级教师、艺术二级 中型国有企业 八级 (六层) 副处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助理调查员 八至十一级 副团　 九级 (六层)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科长、主任科员 九至十二级 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中学一级教师、小学高级教师、艺术三级 十级 (六层) 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镇长，副科长、副主任科员 九至十三级 营 十一级 (七层) 博士的起始级别 副营　 十二级 (七层) 硕士的起始级别 正连 副连 十三级 (七层) 学士的起始级别 科员 九至十四级 排职 助教、助理工程师、医师、小学一级教师、艺术四级 十四级 (八层) 大专毕业生的起始级别 技师 中学三级教师、医士、护士、小学二级教师、艺术五级 十五级 (八层) 职校毕业生的起始级别 办事员 十至十五级 小学三级教师、 来源: 《选编》1993 （16：5-324）。 　　1993年公务员制度使用标准化的计算公式，参考了包括社会经济和人口在内的各种指标，对全国的市、县、乡镇进行分类。城市根据市区 总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面积、建成区面积、市辖区个数、市区财政预算内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从高到低将市分为一类市、二类市、 三类市。县根据人口、面积、工农业总产值、财政预算内收入分为一类县、二类县、三类县、四类县。乡镇根据人口、社会总产值、土地面积 作分为一类乡镇、二类乡镇、三类乡镇。13分类决定了政府规模和主要领导人员的级别。中央规定了省、三种地市、四种县、三种乡镇党政机 关所设工作机构的名称和公务员数量。14 　　根据计划，1993年的公务员制度将于三年内在全国实施。1997年十二月，中组部、人事部联合发文15，提出在全国全面展开乡镇机关实施 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参照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提出要严格控制聘用乡镇干部的数量，并要求采取措施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机关工作。文件 要求，乡镇政府要停止聘用临时干部，强调只有县政府有权划拨乡镇政府聘用临时干部的名额。显然，许多乡镇没有执行这些规定，录用了大 量临时工作人员。 　　经过1993、1998和2003年，政府结构逐渐调整到符合现代市场社会的要求。各种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公务员制度，这些机构包括 ：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八个民主党派、科协、文联、作协、记协和一些其他组织。16中央政府的总体结构如下， 地方行政机关的构架大体相同。 　　 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全国人大（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 全国政协（主席） 中纪委（书记） （与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不同，在中国，党、政府、人大、政协和纪检委合称“五大家”。近来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有所提高。） 中共中央政法委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国防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外交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统战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商务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人事部 建设部 农业部 铁道部 交通部 水力部 信息产业部 科学技术部 卫生部 国土资源部 文化部 监察部 司法部 民政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审计署 二十多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如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国家地震局等。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二十多个具有部级级别的“非政府”机构，包括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 　　 　　如同历朝历代，所有省级政府分支机构都接受双重领导。专业工作遵循中央对口各部的规章、文件和指导。而在人事和财政方面，它们受 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级政府同理。如，县政府的结构（包括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辖区）和地级市相比，除了略少几个部门，几乎相同。 县级政府的部门也接受双重领导，即同时受所属地市对口部门和县级党委、政府的领导。 　　 　　　第五节 1993年以后的干部统计 　　 　　从1998年开始，中央决定干部零增长（图6-4）。要求新录用的干部主要来自大专院校毕业生，尽量减少其他来源（图6-5）。 　　一些干部到龄退休了。1993年以前，干部减员的原因主要是退休和病故。邓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兴起了一股干部下海热。1998年朱镕基 担任总理之后干部下海热又热了一下（图6-6）。一些干部成了私有企事业主。吴晓刚和谢宇（Wu and Xie, 2003）发现，“下海”干部的收入比 没有下海的干部高50%。但大多数干部并没有因此下海。 　　一些国企干部转到党政机关。一些党政干部和国企干部转到事业单位（图6-7）。多数干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即五种专业人员之一：教师 、工程师、医务人员、经济师或会计师。（图6-8）. 　　县级和乡镇级干部的百分比继续上升（图6-9）。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地区快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由于基层政府不合理的机构膨胀 。后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 　　高中以下学历的干部一年比一年少。一如既往，现在中国干部由中国教育精英构成，多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图6-10）。党员干部的比例 一直维持在40%左右（图6-11）。女干部的人数持续稳步上升（图6-12）。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接近7%，略低于少数民族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 （图6-13）。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0月11日第1版 　　注：1999和2000年的数值为估计值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35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35页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2页 　　 2．《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0月11日第1版 注： 1．在所有官方统计里，中小学属于事业单位。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对中小学教师和事业单位干部作了区分。 2．2001年的统计数据里，事业单位包含中小学教师。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23页 注：为了图表的简洁，一些类别由于人数太少而未被加入。1998年，这些类别为翻译和口译（46900人）、律师和公证人员（29300人）、广播 电视工作者（17100人）、体育工作者（27600）、工艺师和画家（24800）。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3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4页 注： 1.由于干部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1980到1995两次改变了分类方法，所以本图只包括1995到1998年的数据。 2. 因为人数太少，研究生在图中很难看出。1998年仅有34.14万人。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2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2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2页 　　　第六节国有企业的干部制度 　　 　　从1993到2001年，国企干部从1507万减少到1246万（图6-7）。1993年公务员制度明确把公务员同国企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区分开来，尽管 后两者仍旧是国家干部。从理论上讲，国企干部归企业独立管理，就像发达国家的企业一样。 　　1994年，中组部、人事部通知各级组织人事部门，三十一个试点企业集团的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任职期间享有副部级政治 待遇，17尽管同时通知该政治待遇只涉及干部个人行政级别，不包括工资等生活待遇，不涉及企业集团的级别，也不涉及内部机构及各层次企 业成员的级别。 　　1997年5月，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意见。18国务院确定的大型试点企业集团由57家扩大到120家。集中精 力抓好三百个大型（地级）国有企业和三千个中型（县级）国有企业。对于三十多万个国有小企业（乡镇级或以下），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和破产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加快其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 　　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这个决定非同寻常，在理论和实践 上总结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过去、现在、未来，系统化了过去的改革政策。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并 在2010年前，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易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 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董事长和总经理要成为现代企业家 （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但是，在国有企业中任职的干部的实际地位含糊不清。20 　　2000年9月，国家经贸委发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文件明确提出改革人事制度，打破 “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必须实行公开竞聘、择优聘用、定期考核，并实行任期制，不称职的必须及时从管理岗位 上调整下来，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机制。21 　　2001年1月，中组部在《中央企业工委关于国有重要企业领导人员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中重申了44户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的行政级别。22文件通知44户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参加作为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 中央党校进修一班学习，和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一起学习和讨论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科学技术、法律制度、军事和社会思想。 　　2001年三月，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23《意见》取 消了企业行政级别，企业不再套用政府机关的行政级别，不再比照国家机关公务员确定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打破国有企业中“干部”和“工人” 的界限，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国有企业干部的身份正式开始瓦解。 　　按照计划，国有企业最终将不再有干部。但是，官方统计表明，截至2001年12月，1246万国有企业中的干部仍是国家干部，人数仅比几年 前减少了二百万（见图6-6）。可见从计划到现实仍需时日。 　　国资委进来一项重要工作时向海内外公开招聘196个国有骨干企业的高管理人员。242003年下半年，国资委任命七名外国人担任六个国有骨 干企业的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共有463人应聘，经过评定，约一百人有资格参加笔考。经过笔试淘汰，更少的人获得面试机会。252004年6月 ，国资委公开招聘22个国有骨干企业的23个高级管理岗位。此后，越来越多的国有骨干企业启动类似的程序聘用海外高级管理人员。2004年， 国资委启用了一套为国有企业总经理设计的市场导向的评估体系，将他们的工资收入和企业的盈利直接挂钩。26 　　　第七节事业单位的干部制度 　　 　　由于实施1993年公务员制度和国企改革，一些党政干部和国企干部转到事业单位，1993到2001年，事业单位干部人数从1525万增加到2146 万（图6-7）。1999年以前，人事部每年下达事业单位增干指标和职称晋升指标。从1999年开始，人事部不再下达指标。事业单位只能利用自然 减员、调出、解聘空出的名额今人和晋升职称。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控制聘任数量，没有空缺不得晋升或聘用专业技术人员。27 　　在理论上，专业技术人员从此以后也可以被解聘。1999年8月，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人事部联合发文要求事业单位参加失业保险， 这样事业单位如有必要便可以解雇专业技术人员。文件同时通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办法将要出台，所有事业单位届时都要参与养老 保险社会统筹。28 　　2000年三月到七月间，中组部、人事部和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包含以下 七点。首先，上级主管部门核定高校编制总数，高校要在编制总数内合理确定人员结构比例，优化教职工队伍，努力提高生员比和生师比，大 幅度提高教师占教职工的比例。第二，努力扩大选人视野，尽可能地在较大范围内选拔担任学校领导职务的合适人选。第三，废除终身聘用制 。第四，实行在学研究生的助教、助研、助管的“三助”制度等多种途径，提高办学效益。第五，大专院校可以解聘教师。第六，建立重实绩、 重贡献、向高层次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第七，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29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取得博士学位。主要由于国内工资太低，多数留学生不愿回国。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骤然改变。 由于事业单位工资和奖金骤然提高，留学生们开始回国抢位子。 　　2000年起]，中国的大学开始给教职员发树木很大的年终奖。年终奖因地区和学校有所不同。以一所全国十大重点学校之一的大学为例（大 学名称被原作者略去），年终奖可分为三类十二级： 　　 第一类（400人） 1 250000元 2 242000元 3 235000元 4 30000元 第二类（880人） 5 26000元 6 22000元 7 18000元 8 15000元 9 12000元 第三类（1220人） 10 9000元 11 6000元 12 3000元 　　 　　第一类是校领导，正教授、各院系领导和主管。第二类是普通教师和行政人员（干部）。第三类是重要工作人员（国有工人）。在公立大 学工作的农民工不设年终奖。 　　年终奖不是收入的全部。国家职工有国家工资。教授的工资是每年二万元左右。一般教师按教课时算，有“课时费”，每年约一万到三万元 。有些教授从国家、省、大学、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国企业获得研究经费。许多教授还有兼职。30 　　这些年终奖在中国是很令人惊讶的收入。中国国家主席的工资是每月四千元。在北京，雇一个保姆每月五百到七百元。2003年，中国人均 GDP为1100美元，美国为37610美元。付给中国名校教授每年二十五万元年终奖，相当于付给美国名校教授一百万美元年终奖。加之，所有事业 单位仍然在修建住宅，并以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出售给教授们。 　　不是所有的中国大学都像这所名校一样有钱。2002年，一所内地的法学院，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年终奖分别是50000元、45000元和40000元。 教授们开始购买汽车。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100强大学里没有一所中国大学。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人事制 度。 　　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开了先河。北京大学不再允许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本校毕业的博士生要到本校任教，必须先去校外工作，然后 调回。根据新的规定，讲师可被聘六年，其间有两次机会申请晋升为副教授。副教授可被聘九到十二年，其间有两次机会申请晋升教授。第二 次申请未能通过的人在第二年均不能续聘。校领导公开称这是学习美国的经验，并进一步解释说：“同美国大学只给教师一次机会相比，两次机 会已经十分宽松了。” 　　改革的结果是，三分之一现任讲师和副教授的必须解聘。年轻教师抗议正教授可以享受终身聘任。拥有一千多名正教授的北京大学，面临 着许多不合格的教授无法解聘的困境。 　　这场改革并不仅限于大学。所有事业单位都必须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聘用制。首先，聘用制取代干部身份终身制。第二，改革事业单 位领导人员委任制，在选拔任用中引入竞争机制。第三，为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建立职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实行职业准入控制。第 四，事业单位将被分成三部分：国家事业单位、部分依靠国家拨款、完全独立于国家拨款。那些完全独立的事业单位在人事政策上更少束缚。 最后，高薪聘用拔尖人才，实行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312002年，人事部提出了更为详尽的《关于在事业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 意见》。32 　　 　　　第八节专业技术人员 　　 　　1993到1998年，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从2600万增加到2880万（图6-8）。在1998年，71%的干部是专业技术人员。1993年体制强调，优秀人 才应该破格提拔，不要论资排辈，要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上不封顶。专业技术人员地位优越，与1989年以前不同，1993年以后专 业技术人员与工人、农民相比，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均有大幅提高。 　　1992年以后，中国非公有经济的生产力在短短十年间增加到GDP的三分之二。超过120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国家干部到非公有部门工作； 1995年，人事部和科技部联合发文，33要求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或人事（职改）部门统一领导下，由当地各人事部门负责 办理评定民营企业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定的职称是国家承认的正式资格。同理，农业部和人事部联合通知在乡镇企业中评定专业技 术职称。34 　　大专院校毕业生在中国持续严重短缺。据2000年人口统计，全中国只有3%的人口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每年，教育部、国家计委和人事 部都要发布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人数与专业。1999年，研究生中75%是公费生。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的留学生回国服务。 　　为了把法律从业人员同公务员分开，1996年通过了《律师法》。只有获得大专以上法律学位、或者获得任何专业学士学位的人才能参加考 试国家司法考试，从而使中国的司法人员和律师更加合格。国外律师事务所得以进入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全国医师考试制度也得以确立。 　　1993年，大学开始收费。学费依学校、专业、地区各异。1997年开始，自费生开始自主择业。80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有二、三个干部岗 位空缺。可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大学扩招，就业形势对于某些毕业生显得相当严峻。 　　 　　　第九节干部录用 　　 　　1993年以后，干部录用的程序开始改变。1994年，政府不再下达国有企业接收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指标。增加干部指标仅用于政府机关和事 业单位招收新干部，指标不足部分，由各地区、各部门用干部自然减员指标解决。这是为了控制干部人数的增长。 　　1994年开始，中组部和人事部精减了中央机关公务员数量，并严格控制全国公务员编制35，计划在三年内在全国精简200多万公务员，占全 国公务员25%左右36。1995年，计划录用新干部40万人，加上45万退休干部，85万个名额均由人事部直接掌握，在全国重新分配。这意味着既使 一个单位有干部退休，也不一定有录用新干部的名额。 　　1996年，国家计划净增干部55万人。其中，15万作为用来从民办教师中选招公办教师的专项指标（下文将作专门解释）。剩下的45万人为 干部自然减员。371997年，净增干部40万人；除去民办教师专项指标，利用干部自然减员指标补充干部45万人。38 　　民办教师是从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1949年以前，绝大部分中国农民不识字。毛泽东的坚持国家要解决农民子弟上学的上学问题， 但修建校舍、筹集教育资金、动员教师下乡都重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革前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实行了这个民办教师制度。许多乡 村学校的民办教师是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他们不同于县办中学的老师，后者都算国家干部。民办教师的人数在文革开始以后迅速增长。但在 人民公社解散后，教育经费无着，有时一些民办教师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 　　80年代初开始，国家要求地方政府逐渐减少民办教师的数量，并以师范学校毕业生取代民办教师。到了1996年，只有17%的乡村教师是民办 教师。为了彻底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政府实行四项政策。首先，国家不再承认民办教师资格，各地学校不得聘用新的民办教师。第二，80万民 办教师在四年内转正成国家干部。此外，国家鼓励地方政府利用多余的干部指标为民办教师转正。这些教师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转正，边远地区 的校长除外。第三，师范学校20%至30%新生要从民办教师中招收，每年30000到40000，持续四年，共计招收14万名学生。第四，截至2000年， 不合格的民办教师予以清退，按照教龄给予一次性补贴。1998年以后，中国干部人数实现零增长。 　　　 　　　第十节人才市场 　　 　　人才市场是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摇篮。国家干部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但是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废除干部制度。于是，就有了人才市场 连接起干部制度和市场经济。人才市场是个嵌入于干部制度的劳动力市场。目前，超过一千三百万准干部，即享受干部身份而没有干部职务的 人，置身于这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之中，而游离于干部制度之外。这个人才市场正在培育未来的中国中产阶级。 　　1993年以后，中国加快了向市场社会转型的步伐。市场社会由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构成。中国的商品市场在1993年之后飞速 发展。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由国家控制的价格了。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中国私有银行还很少见。不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 开始将利润放在首位了。如果没有预期的盈利，国有银行有时甚至会拒绝向最重要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一个有限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发 展。 　　现在，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会、地（市）和县，都有至少一个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和若干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市场为数以百万计的在城 里打工的农民工以及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城市工人服务。对于通过了全国高考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和准干部来说，和农民工肩并肩站在一 个劳动力市场是件丢人的事。这是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尊心的侮辱。 　　对于这些人，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即“人才市场”。人才市场只为干部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服务。1983年1月，东北 最大的城市沈阳出现了第一个人才市场。而人才市场的迅速发展是1993年以后的事。 　　1994年8月，中组部和人事部发文要求在全国建立人才市场。39人才市场被看作是建立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发展人才市场的总体 目标是：实现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责任，市场调节供求，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在五年内，全国初步建成完善健全的人才市场。 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由单项选择向双向选择转变，人才能进能出，机关面向社会招考工作人员，保 证机关工作人员进出渠道的畅通。2000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建立和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工作制度，维护人才与单位的合 法权益。这些目标均已按期完成。 　　1996年1月，人事部发布《人才市场管理暂行规定》。40规定了谁可以建立和如何注册成立人才市场中介机构，谁可以组织和如何组织人才 招聘会，如何在人才市场中招聘，以及如何应聘。1997年8月，人事部发布《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41人事部设立人事仲裁公正厅。同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县（市、区）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职工和单位之间的人事争议。 　　一些专门的人才市场逐渐发展起来。2000年9月，人事部发布《关于加快培育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的意见》。42这个文件要求，力争用 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体系，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库。还要建立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者评荐体系。提供优惠政 策，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目前，由于户口登记制度，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人才市场。每个县（市、区）、地（市）、省会都有人才市 场。 　　其上是区域性人才市场，其中一些是专业化的人才市场。它们由人事部和省级部门共同管理，例如天津人才市场、上海人才市场、成都人 才市场、广州人才市场、郑州人才市场、西安人才市场、济南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福州人才市场、兰州工程师人才市场、哈尔滨企业经 营管理者人才市场、青岛人才市场、长春高科技人才市场、重庆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和南宁人才市场。 　　2001年9月，人事部发布《人才市场管理规定》，43作为行政法规取代了1996年的暂行规定。它主要规定了以下几点：人才市场服务的对象 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员。私有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和猎头公司可以合法经营。经过政府人事行政部门的授权，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可以保管档 案，申报或组织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下文将作详细解释）。它对招聘和应聘做了规定，并规定了雇主或雇员的违约金额。 　　人才市场的客户来自各种职业，需要一套统一的人才信息分类系统，不同的人才市场之间才能够交流信息。2000年11月，人事部编制了《 全国人才市场供求信息分类标准》。44《标准》共分十六大类和几百个中类和小类，这样便于全国的人才市场向上一级人才市场提交供需信息 ，或与其他人才市场交换信息，也便于人事部汇总信息。 　　2001年8月，人事部要求全国人才市场按时上报供求信息，开展定期发布全国人才市场供求信息的工作。45提供全国人才市场供求信息的范 围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市场，北京、上海、深圳（含市、城区两级）人才市场，以及上文提到的区域性人才市 场。在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之前上报上一季度供求信息，由人事部整理后按季度通过因特网向全国发布。 　　各级政府的人事部门管理人才市场。通常设在一个大厅里，有固定的招聘会，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年营业。招聘会的服务对象包括招 聘单位和应聘人员。招聘人员可以当场安排面试。求职者可以按照招聘广告前来应聘。人才市场收到招聘单位的广告和应聘人员的简历，然后 ，尽量把匹配的工作和求职者安排到一起。人才市场还会监督和指导雇佣合同的签订，以保招聘单位和应聘人员的利益。和美国的招聘会相比 ，它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这种招聘会设在一个固定场所全年营业。第二，它由政府人事部门管理。 　　人才市场服务于干部和准干部，永久保留他们作为准国家干部的特权身份。在人才市场隔壁，总是有一个“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由同级政 府的人事部门管理。很多时候，中心管理市场，或者他们干脆就是一个部门。当干部或者准干部在机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之间调动，他们 的级别、专业职称、档案会跟着到他们去新的单位。可是，如果干部或准干部离开了国有部门、去了私有部门，问题就出现了。首先，如何保 留他们准国家干部的身份。第二，如何申报晋升他们的专业资格。最后，也是都最为现实的问题，即非公经济部门的人事部门无权保管国家干 部或准干部的人事档案，干部自己不能看自己的档案，因而总得有人来保管他们的档案。“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干部和准干部进入非公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或者离开国有部门，寻找工作，他们会在“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登记，他们的档案从原单位转 到中心。中心和档案证明这些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或者专业技术人员。上一章讨论过，专业技术人员每五年可以申请晋级。只有国有部门或政 府机关有权评定专业资格，非公经济部门是无权晋升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在现实生活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他们在非公经济部门的 工资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但是，许多人还是希望晋升。服务中心可以帮助这些人申请和参加晋级考试。服务中心还帮助干部核准干部缴付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简而言之，人才市场和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的成立有助于国家干部制度逐渐走向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政府逐渐消除了对服务中心和招聘会的诸多限制。服务中心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在各级政府人事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现在一些半官方的 服务中心开始在行业里相互竞争。 　　事实上，人才市场作为保持准国家干部社会特权的功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全新的。回溯到明清时期，一些中了较高功名的人（特别是 那些买功名的人），和大多数有中低级功名的人从未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但是，国家从来没有抛弃他们。朝廷的吏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在 其权限之内保留着完整的士子名单，于是国家、士子、社会都承认士子们的法律和社会特权。 　　《人民日报（海外版）》（5/22/2002，第二版）报道，截至2000年底，在中国大陆共有3749个人才流动服务中心，及18064名工作人员。 其中，政府拥有2889个服务中心和12455名工作人员。仅2000年一年，就开设了10640场招聘会，吸引了1150万求职者和48万个招聘单位。有684 万名客户在政府的服务中心登记，中心帮助186万名客户更换了工作。此外，还有151790个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代表了157万名客户。 　　截至2001年底，人才市场总共保管了1279万份“流动”在非公部门的干部和准干部的档案。和当前4000万的干部人数相比，1279万不是个小 数目。人才市场的交易是有利可图的。对这个产业还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根据北京市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仅北京市，这个产业的总收入 为十亿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人事部宣布，按照世贸规定，中国的人才市场将从2001年10月1日开始向全世界开放。 　　目前，中国人才市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等学校毕业生。2002年7月初，共有145万毕业生，包括9万硕士和博士、64万学士和72万大专毕业 生。到2002年7月底，其中的93.3万人已经找到稳定的工作。到了2002年12月底，116万人获得稳定的工作。在那些未获得稳定工作的毕业生里 ，15万人获得临时性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准备参加2003年的硕士或博士全国统一考试。在已经就业的毕业生里，30%供职于非公部门，例如 私有或外资企业。46这个数字，30%，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尽管非公经济生产了中国GDP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国有部门仍然接收了70%的高 等学校毕业生。 　　2002年第三季度，共有146万个工作和410万名应聘人员登记在册。2002年第四季度，登记了185.5万个工作和503万名应聘人员；登记的工 作和求职人数之比为1/2.7147。中国人口为13亿。显然，这是个仅仅服务精英的很小的市场。 　　中国的人才市场还在初级阶段。首先，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全国人才市场，连一个省级市场都没有。大多数人才市场只覆盖很小一块地 方。原因是户籍制度。第二，大多数国有部门的干部并不进入人才市场。今天，大多数国家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去非国有部门。在今后的 一段时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转向非国有部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原因：中国的非国有部门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所以无法吸纳这些人才。 第十一节干部制度改革十年纲要（2000-2010）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2000 - 2010》48。《纲要》概括了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方案。党政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推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以取代推荐制。通过这种方法，促 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高人大代表参与选举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和完善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的相关制度。同时还要探索和完善 符合党政机关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 　　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产权代表委 任制和公司经营聘任制，取消国有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这样，优秀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受到奖励，失职渎职的企业领导人员要依 法追究其责任，不得继续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 　　对于国有事业单位的干部，改革重点是破除事业单位的干部身份终身制，全面推行聘用制度，逐步形成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激励机制。 大力发展人才市场（培育中国中产阶级）。国家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将被取消，企业和事业单位将能够按本单位需要合理设置专业技术岗位。 　　2000年以后，中国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了一系列干部体制改革措施。在实践中，一项新的政策逐渐浮现出来，用一句话 概括，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意思是，对于党政机关新的公务员、国有企业新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事业单位新的专业技术 人员（新人）来说，新体制立即生效；严格执行新制度；而对待原有干部、职工（老人）则宽松也写。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进步是中国实现工 业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1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2-1992）. 北京：外语出版社. 第361页。 2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2-1992）. 北京：外语出版社. 第360页。 3 《中国日报》10/22/2003 第1-2版（主要观点）。 《人民日报(海外版)》10/22/2003 第1-2 版（全文）。 4作者注：2006年1月，中国接受国际统计惯例，承认截至2005年底，中国GDP为世界第四，仅次于美、日、德。 5《中国日报》4/26/2004:第7版。 6 作者注：我这里只选用了GDP大于俄国的国家。 7《中国日报》2/27/2004, 商业统计，第11版。. 8 中央社（台湾） 5/15/2003. 9《中国日报》 2/5/2004:第2版。 10《中国日报》 2/4/2004: 第11版。 11 《选编》1993（16-36） 12 《选编》1993（16-16） 13 《选编》1993（16-486） 14 《选编》1993（16-504） 15 《选编》1997（20-135） 16 《选编》1996（19-196到19-262） 17 《选编》1994（17-374） 18 《选编》1997（20-270） 19 《选编》1999（22-81） 20 《选编》1999（22-97） 21 《选编》2000（23-405） 22 《选编》2001（24-321） 23 《选编》2001（24-324） 24 《人民日报(海外版)》10/11/2002: 1 25 《中国日报》10/23/2003 第1版。 26 《中国日报》6/1/2004: 第9版。 27 《选编》1999（22-414） 28 《选编》1999（22-424） 29 《选编》2000（23-369） 30 《新华文摘》2003/2 第182-185页。 31 《选编》2000（23-377） 32 《选编》2002（25-267） 33 《选编》1995（18-330） 34 《选编》1996（19-375） 35 《选编》1994（17-162） 36 《选编》1994（17-158） 37 《选编》1996（19-53） 38 《选编》1997（20-73） 39 《选编》1994（17-123） 40 《选编》1996（19-71） 41 《选编》1997（20-45） 42 《选编》2000（23-437） 43 《选编》2001（24-307） 44 《选编》2000（23-443） 45 《选编》2001（24-316） 46 《人民日报(海外版)》1/23/2003 第1版。 47 《人民日报(海外版)》2/7/2003 第2版。 48 《选编》2000（23-59） <a href='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 target='_blank'>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a>

匿名 *发表于 13.5.2006 03:20:33* · 发表于 13.5.2006 03:20:33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七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七章中国社会分层的三个主要体制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分层，本章考察高考、户口、单位这三个构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独特性的主要社会体制。 　　 　第一节高考 　　表7-1显示了1964到2000年间中国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现在进入高等院校的唯一途径仍然是参加并通过高考。表7-1显示，全部人口中只 有很小一部分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大多数人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通过高考了。2000年，100个中国人里，有36个小学毕业生 ，34个初中毕业生，11个高中毕业生，只有3.6个大专以上毕业生。 　　高考之路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每个县（或城区）每年由区县教育局组织小学毕业考试。考试的基本形式和高考相似，但只考两门 功课，即数学和语文。尽管只有5%的不通过率，考试的实际分数对学生的意义重大。这个分数决定了学生进那个初中，而不同初中的教育水平 很不一样。 　　同样，省初中毕业会考决定了学生是上好高中，还是去职校。省初中毕业会考的形势与高考相似，一天考两门，至少考三天，考试科目包 括数学、语文、政治、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每个省都有几十所省重点中学，这些学校根据中考成绩，从全省挑选新生。由于有优秀的 生源和教师，重点中学的毕业生大多能考进重点大学。在城市地区，一些家庭认为送孩子进职校比进差的高中更为经济。尽管孩子因此失去了 上大学的机会，但他们能很快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 　　高二结束的时候，一年一度的省高中毕业会考将决定哪些学生可以获得高中文凭，继续准备高考。高中会考和中考一样是综合性考试，持 续好几天，涵盖所有课程。那些无意参加高考上大学的学生，可以在通过这个考试取得高中文凭之后离校就业。 　　如果拿中国高考和美国的SAT（学习态度/测评考试，即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只考三个小时）相比，两者之间的区别深刻而复杂。中国高 考要持续几天，每门科目要考两、三个钟头。以前，六场考试固定设在每年的7月7日到9日。由于酷热的天气和考生面临的巨大压力，这个月被 考生称为“黑色七月”。从2002年开始，为了避开酷暑，并多给大学一个月的招生时间，考试日期改到了6月8日到9日。 　　 表7-1 中国教育概况统计 按学历划分人口比例(%) 1964 1982 1990 2000 　大专及以上 0.4 0.6 1.4 3.6 　高中和中专 1.3 6.7 8 11 　初中 4.7 18 23 34 　小学 28 35 37 36 　文盲 34 23 16 6.7 　13或15岁以下人口 31.6 16.7 14.6 8.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97页. 注: 1964年文盲人口为13岁及13岁以上不识字人口。1982、1990和 2000年文盲人口为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 　　在大多数中国城市，高考前两周，市政府会禁止在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6点施工，以免影响考生休息。考试当天，所有考场附近的建筑工地 一律停工。交通警察全力确保考生进出考场不受干扰。2003年，共有613万名考生，7234个考点，和23万个考场。12004年，723万名考生参加高 考，比2003年增加了110万，即18%。其中，567万人为应届高中毕业生，44.5%为女生，少数民族考生占7%，年龄超过二十六岁的考生占0.4%。 农村考生人数第一次超过城市考生，占55%。2 　　考生家长都竭尽全力保证孩子以最佳身心状态应试。电视和报纸上，常常会有家长讲授在考前和考试期间如何支持孩子的故事。一些农村 家长长期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把孩子供到参加高考。一些富有的家庭为了让孩子在考试期间生活舒适，在考场附近为孩子订五星级酒店房 间。 　　对于考生来说，高考分数将决定他们是成为只占中国人口4%的教育精英，还是湮灭在剩下的96%里面。如能考入重点大学，就意味着在一个 十多亿人的国家，成为了占人口1%的教育精英，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对于考生家庭来说，孩子的分数决定了家庭的前途命运。这不但反映了 家长的能力和地位，也预示着家庭今后的经济收入与声望。能不能上大学决定了许多考生下半生的命运。 　　 第二节户口 　　 　　现有对于户口制度的研究（Solinger, 1999; Wang, 2004; Kam and Zhang, 1999; Cheng and Selden, 1994）表明，造成城乡隔离、二元 社会的现行户口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古代中国不存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更与现代人口迁移的规律无关。我认为，现行户口制度 存在的原因，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主要是为了统购统销（剥夺农民）和应付大跃进带来的饥荒（见第三章）。 从1965到1985年，除上述原因外，更加上为应付大规模外敌入侵而进行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见第四章）。在1985年以后，粮食问题解决了， 外敌入侵的危险消除了（见第五章），现行户口制度的存在纯粹是为了维护城市居民的特权，为了保持想象中的由城乡隔离、二元社会带来的 城市社会稳定。 　　户口制度的功与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尽管户口制度帮助中国避免了出现像印度那样的城市贫民窟，但它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 进程，导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在三十年里（1949-1979）仅从10%增长到20%（图7-1）。中国城市化比率现在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 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水平。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只需向国家交纳少许农业税，剩下的都归自己； 可以在市场出售余粮，也可以自主生产肉蛋、食油、水果。短短几年，到1984、1985年，中国就开始有余粮。1985年以后，直到今天，中国最 大的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短缺，而是农民卖粮难。为了支持农民，国家建造了许多大型粮仓，粮食的收购价已经被提高到和进口美国粮食一样高 了。但是，由于种粮收益太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 　　简而言之，1985年以后，中国再也不缺粮了。与此同时，也是在1885年，由于苏联军队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淖，邓小平果断决策，世界大 战和大规模外敌入侵危险不再，大规模准备打仗就此停止。所以，确切地说，1985年以后，再也没有必要继续区分城市居民户口和农民户口了 。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所有理由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保留这个过时的城乡隔离制度呢？原因就是城市居民享受 的六比一的特权（下文将详细讨论）。如果废除城乡隔离，一些农民将向上社会移动，而一些城市居民，特别是一些不是干部或准干部、不是 资本家的城市居民，其社会地位可能下降。有人认为这有可能造成城市地区的社会动荡。 　　 来源: 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95页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第4页 　　图7-1显示现在中国人被分成两类，即五亿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和八亿有农村户口的农民。户口不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个社会经济地位 概念。工人和干部可以一辈子在农村工作，但拥有城市户口。而农民，哪怕在城里工作了一、二十年，也还是农村户口。这种社会不平等与生 俱来、生而致之。由于农民低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农民”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负面含义。例如“农民意识”、“农民习惯”或者“像个农民”这些话 在现代汉语里都充满强烈的贬意。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几乎不通婚，尤其在女性市民和男性农民之间更是如此。 　　关于农民社会地位的最深刻的例子是中国的选举法和刑法。直到十年前，公安部还决定，如果一个城市居民第三次严重犯罪，就吊销城市 户口，变成农民，或劳教期满留场就业。3从1953到1994年，选举法规定，一个农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人数是一个城市人大代表所代表选民 人数的八倍。1995年选举法修正案把这个比例从8：1缩小到4：1。 　　6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主要从城市居民里招工。只有很少的名额用来招收来自农村的退伍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高考是农民变成城 里人的唯一途径。但是，由于大多数好的高中都在城市地区，农民子弟的高考升学率总是远远低于城里的孩子。八亿农民很明白自己的社会经 济地位。他们对自己和后代最大的希望或者梦想就是跳出农门变成城里人。 　　在众多显示城乡不平等的指标中，最令人震惊的指标是财富和收入差距。2002年10月，国家统计局就此发表了正式研究报告4：2001年，城 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6860元，农民是2366元。表面看来，差距是三比一。但是，农民收入的40%是实物，而不是货币，所以他们的货币收入仅 为1800元/年，或者150元/月。在这150元里，20%要用来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结果，一个中国农民的购买力仅为120元/月，城市和 农村的差距拉大到了五比一。此外，城市居民享受其他福利，例如住房、教育、卫生以及价格远低于农村的电力。这些加在一起，根据这个报 告，2001年，城市-农村的差距达到六比一。根据所有的官方统计数据，在过去十年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在持续拉大。事实上，由于从城 市基础设施和教育获得的利益远远不止城市居民收入的六分之一，这个差距肯定远大于六比一。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城市是工业社会，农村是农业社会。城市工人使用机器劳动，农民主要依靠人力。城市居民在单 位和公司上班，农民以村为单位生产生活。城市依靠法律，农村依靠礼俗。在城市，人们作为个人生活在核心家庭，在农村，人们生活在大家 庭，加组和村落里。两者的意识形态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言谈举止不同。所以说，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由一个城市工业社 会和一个农村农业社会共同组成。在过去的二十年，这个农业社会的一小部分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内地大城市 的郊区。 　　不但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大约为二比一至三比一。一般来说，城 市越大，那里的居民就越富有、越有特权、社会地位越高。这些不平等也是与生俱来、生而致之。全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 的省；全省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的地、市、州；地、市、州首府的师范院校或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县。只 有那些出生在首都、省会、地市州首府的毕业生才有天然的权利留在原籍所在城市。对于转业军官，他们的原籍所在省必须负责给他们安排合 适的工作。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2003年4月，连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都按耐不住了： 　　 　　毕业生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户口制度成为毕业生找到满意工作的最大障碍。尽管有所放松，对于在大城市找工作的学生来说，本 地户口还是许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包括北京和上海。北京市劳动局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首都40％的工作要求求职者必须有北京市户口。这 项要求粉碎了成千成万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工作的梦想…… 　　北京、上海的居民比那些在穷乡僻壤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多挣十倍的钱并不少见……户口制度拉大了发达地区和内地的差距。但是，一些发达 城市的利益集团为了垄断资源，力争保留户口制度和其他妨碍人才流动的障碍。发达城市有更多工作机会，但是也有更大的准入障碍，而内地 欠发达地区的工作机会少，这种情况为失业人员寻找工作制造了困难。巨大的差距不但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找到工作，也降低了大学毕业 生就业的机会…… 　　由于户口制度和其他限制，大多数流动人口，去年约有9400万，无法在城市找到固定工作。这也意味着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减少了。原 因很简单：更多的工人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例如会计和销售人员。如果工人都是临时工，对管理人员的需求就会下降，而管理人员大多是大 学毕业生。 　　当前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也造成了问题。虽然私有企业在生产上可以同国有企业竞争，它们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是很困难。国 有企业可以为大学毕业生解决城市户口，而大多数私有企业做不到。只有很少的例外：一些私有的高科技公司可以安排解决聘用的大学毕业生 的户口问题。结果，大多数毕业生试图在国有企业找工作，尽管这个低效的经济部门提供不了这么多的工作。到国企工作的毕业生许多人在得 到城市户口之后就会离开国企，这样做对任何一方都是极大的浪费。5 　　 　　1993年以后，不再有人公开反对最终取消户口造成的城乡隔离。问题是什么时候和如何取消。这个隔离造成的最大恶果，是当前中国的城 市化落后于中国工业化将近二十个百分点。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行户口制度是目前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二 十个百分点直接缩小了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本市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与此同时，缩小了的内需市场，直接压缩了中国工业化的规模 和速度，直接减缓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直接降低了中国GDP的总量和增长速度。中国领导人必须鼓足政治勇气和政治意志，取消城乡隔离。 　　 第三节单位 　　 　　中国城市社会里的单位是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的结合。共有三种单位。第一种是党政机关，是700万公务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第二种是企 业单位，也就是国有企业。第三种是事业单位，包括公立大、中、小学，公立医院，公立的研究院所、博物馆、影剧院，等等。 　　单位不但提供就业和发放工资，更提供终身雇用和论资排辈，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有自己的医院和幼儿园。所以，单位可以做 到完全的社会控制。工作单位分不同的级别：省部级、地市级、县团级、乡镇级。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除了高考和户口，另一个能决定个人地 位和福利的就是工作单位。总而言之，单位级别越高，单位就越有钱，职工的福利就越好。换言之，做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单位里，工资福 利可以相差很多。 　　中国的工作单位是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必要的组织形式。不但中国有，许多国家在相同的历史时期 也都出现过类似的工作单位。有许多对于欧洲、美国和日本（例如Overbolt, 2002）的工作单位的研究。有一本小册子，叫《新罕布什尔的阿 莫斯奇格：一部美国工业的史诗》（Straw, 1948），只有三十页，描述了一个十九世纪的美国工作单位的情景： 　　 　　几乎不用现金，以棉纱的形式支付实物工资。棉纱就成了交易时的货币。在商店用棉纱买东西，给房东用棉纱交房租（第11页）。 　　人们统统住公司的大宿舍……谁要是在星期天不去教堂，或者在厂里和其他地方说脏话，或者酗酒，就会被解雇（第14页）。 　　厂房的大钟（几乎每座厂房的塔上都有一个大钟）早上四点半就会敲响，叫醒舍监，五点半是第一遍早餐铃。钟声在六点再响一遍，六点 半开工，晚上七点半收工。周一到周六每天中午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就是说，每周工作75小时，几乎是现在40小时的两倍（第15页）。 　　 　　所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在快速工业化时，都要把千百万农民变成工人，这些农民工人席关于在城市和工业化的背景下建立农村化的 社会网络和体制。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展者常常试图把大型工业企业变成一种自成一体的组织，同时具备生产单位、道德社区、家长权威、分 配商品和特权的中心等多种功能。这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看到。 　　许多对中国单位的研究一直存在一个严重的误解，即认为中国的单位是在1949年以后出现的。一本新近出版的专著（Frazier, 2002）终于 发现，新中国并没有创造单位，新中国不过是从旧中国继承了始于十九世纪末的工作单位。 　　中国的工作单位有两个特点：终身雇佣和完全的社会保障。它是工作场所、居住场所、社会福利系统的结合。它不但发放工资，还分配住 房，提供儿童保育，开办学校，提供医疗，甚至举行葬礼。很多时候，它还管职工的恋爱、结婚、离婚、计划生育。它在围墙和大门（还有门 卫）里头自成一体。全民所有制只是理想，现实是单位所有制。个人眼里的单位，与其说是面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组织，不如说是个自给 自足的社区和福利实体。 　　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直接向城市居民提供福利的传统。为什么单位给职工分配住房？因为单位之外不存在房源。为什们单位向职工提供社 会福利？因为单位之外不存在社会福利系统。为什么单位办学校和医疗？是因为单位之外没有公共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为什么过去单位甚 至提供廉价的食品，有些还养猪？是因为全社会的粮食和肉类短缺。单位像政府一样进行社会控制，是因为单位之外没有有效的政府。 　　和日本相似，中国的工作单位实行终身雇佣并且论资排辈。上班是同事，下班是邻居，工作和生活交织在一起。工作单位作为微型的福利 国家，除了管职工的工作，还管他们的生老病死和婚姻家庭，这都强化了社区感。中国单位的结构和功能，与日本的企业单位有很多相似之处 。 　　但是单位在中日两国的结果很不一样。日本企业成功地培育出员工的安全感和对于企业强烈的归属感。可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去士气低落 、生产力低下。为什么？我认为原因有三。首先，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在中国扩大化了。在日本企业，只有大企业里的技术骨干享受终身雇佣 ，他们只占日本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工人永远不能享受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而在中国，所有产业的所有工人都被终身雇 佣，而且论资排辈，这是国有企业难以承受的负担。这样看来，中国不是错在有单位，而是错在把单位制度推广到国企所有的产业和行业。 　　第二，建立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的同时，日本企业用很强的管理来提高生产力。而在中国，由于文革削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文革期间 和文革之后的中国单位失去了有效的管理能力。70年代，中国许多单位相当混乱、无法正常工作（Walder, 1986）。这使国企变成一种社会福 利社区，而削弱了其社会生产的功能。国企工人变得习惯于“铁饭碗”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这些福利甚至还能通过子女顶替世代相传。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日本大型企业的外部环境是世界经济市场，它们要与美国和欧洲的大企业竞争。国际市场的竞争逼着日本的大公司 专注于市场、研发和竞争。中国的国企则由于没有市场、没有竞争而整体性地逐渐失去了效率和竞争力。在许多工作单位，理性的科层化管理 渐渐让位于费孝通所描绘的“差序格局”（Fei，1992），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取代了统一的组织管理格局。来自于中国农村，一些单位的人文生 态环境又变回到得类似于中国农村。由于以上三点，单位的内部组织结构过时了。 　　很多国企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于五十年代初。但是，中国单位的组织结构在许多重要方面和苏联大型企业并不相同。不像中国总是有大量 的剩余劳动力，苏联一直缺乏劳动力。斯大林鼓励厂长负责制（一人负责），而不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斯大林时代，从20年代末到30 年代初，年平均调动率从100%上升到150%，意味着每个职工每年至少调动工作单位一到二次。70年代到80年代初，苏联大型企业工人中有20%每 年都调动工作单位，就是说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每年都会离开原先的单位。尽管政府尽了很大努力阻止工人调动工作单位，而且企业提供了大 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从住房和学校到医疗和文化娱乐活动，频繁调动的情况还是无法改变（Lu and Parry, 1997）。 　　国有企业还受到保障社会福利的强大压力。在指令经济下，工厂不能倒闭也不能停产。直到90年代，中国还没有破产法，也没有社会保障 体系。以前在理论上，国企永不倒闭，国企职工永远从工厂获得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从来就没有一套独立于单位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体系 。结果，不管国企是否盈利，是否维持有效的生产，国家必须拨款发工资。退休工资、医疗费和住房占了企业成本相当大一块，成为国有企业 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相反，乡镇企业或者非国有企业如果亏损，它们就会自动关闭，雇用的农民工就去别处打工或者回乡。 　　改革以前，中国城市的指令经济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没有竞争。经营好、效益好的企业无法成长壮大，亏损、 效率低下的企业永远不会倒闭。第二，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没有竞争。能干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高的工人得不到应有的奖励，无能的管理人员 和偷懒的工人也不会被开除。结果，国企越来越没有效率，职工越来越没有积极性。事业单位的情况更糟。简而言之，单位曾经有助于中国从 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而进一步把中国转变为工业社会，就要求单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 形式。 　　下面，我们分开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第五、第六章已经部分讨论了国企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79年以 前的30万个减少到2002年的15.9万个，并进一步减少到2004年的10万多个。国企改革可以被分为三个时期：1994年以前，1994到2000年，2000 年以后。 　　1979年以后，政府下放给企业更多的决策权，并允许他们将收入和职工的表现挂钩。实施了两项措施。一项是“利改税”。改革以前，所有 盈利必须上交国家。现在，企业可以保留税后利润。另一项是“拨改贷”。以前国有银行向企业拨款，现在改为向其贷款，要收利息。 　　1984年10月，城市改革正式启动。一开始，生产责任制和农村地区相似。但是后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盈利的企业不是把钱花 在研发上，而是用来增加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另一方面，那些亏损企业还是从国家得到补贴。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从90年代初开始，尽管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国有企业的效益持续恶化。原因是出现了市场竞争。改革后，非国有企业迅猛发展，市场把中国的短缺经济变成了剩余经济，从卖方市场变 成买方市场。在开放竞争的产业和行业，多数国企面临亏损。不断提高的自主管理权也带来了愈演愈烈的腐败，从公布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 中可见一斑。 　　预算软约束采取了新的形式，即软约束贷款取代了软约束拨款。有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向亏损企业继续贷款。到90年 代中期，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全部贷款的40%以上，占中国GDP的30%。 　　过去二十年，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在制造业、零售业、建筑业、长途汽车运输业、宾馆酒店业取代了国有企业。这些行业的国 有企业，没钱保障企业福利，职工的退休工资和医疗费用受打击最重。与此同时，垄断行业的国企，例如国防、重工业、能源、航空和铁路运 输、邮政和电信都没有受到大影响。 　　1997年初，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令人震惊的形势。1996年，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亏损（791亿元）第一次超过了总盈利 （413亿元）。中国没有私有银行，国有银行的大部分投资都投到国有企业中去了。如果国有企业整体破产，国有银行也不能幸免，那么政府将 权威扫地，天命顿失。之后不到一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多个亚洲国家陷入政治动荡。所有这些都迫使中国进行更彻底的国有企业改革。 　　90年代初，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化。1994年开始实行《公司法》。大型国企变成有限公司或者联合控股公司。1999年底，七千多家大中型国 有企业实行了股份化。现在，这些国企都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多数情况下，党委书记转任董事长。但是，这项改革并没有改变 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国家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些企业和过去一样，很少考虑股东的权益。亏损也没有倒闭的风险，国家还是没 法迫使国企盈利。 　　2000年以后，开始进行国企上市。2003年7月8日，国资委出台了一项针对大型国企的政策，196户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保持国家绝对控股的 条件下上市，国资委强调这并不是搞私有化。到2002年底，中国三分之二的工业税收来自于国有企业；15.9万户国有企业盈利纳税，而64%的盈 利来自于最大的196户企业集团。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但是国企的规模和力量扩大了。6 　　2003年6月底，国资委进一步制定了大型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计划，几千家亏损企业将在五年内破产。其中的10%是在偏远山区依靠自然 资源的国有企业，例如采矿企业。二百多户国防企业也在破产名单里。外资和私有企业购买和重组国有企业不受限制。事实上，1997年，中国 在十个城市试行亏损国有企业破产，然后扩大到五十个城市。到2003年7月中，北京列出104家可供国内外公司收购的重点国有工业企业。从 1995到2002年，共有7798户国有企业破产倒闭。7 　　经过十年酝酿，在2004年6月，全国人大终于通过了新的《破产法》。无论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所有800万家企业全都 适用这部法律，其中约有10万家国有企业。但有2000户左右国有企业例外，它们主要是军事和矿业企业。这些亏损企业依靠国家救济，将是最 后一批破产的国有企业，破产工作预计在三到五年内全部完成。到2004年4月，中国通过行政干预关闭了3377家破产的国有企业，拨款493亿元 作为国有企业破产补助资金，并允许国有银行冲刷共计2238亿元国有企业破产引起的呆坏账。8 　　国有事业单位截至2004年共有130万个，其中95.2万个独立核算。国有事业单位的资产共计约3000亿元。事业单位有职工2800万人，包括 2200万名干部（图6-7）和600万国家工人。这些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一道，在教育、公共卫生、科学研究、传媒、影视、出版、娱乐、体育等 行业提供服务。全国超过70%的科研人员，95%的大学教师和医务人员在国有事业单位工作。国有事业单位的开支占超过30%的政府财政收入。9 　　国有事业单位改革是在大规模改革国有企业和精简政府机关之后，2003年初，人事部宣布在三年内终止2800万在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和工 人的终身就业，实行聘任制。 　　199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科研机构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中央各部委下属600多家研究单位。过去，政府每年向研究单位下达科研任务， 由于研究单位并不熟悉市场竞争，大部分研究成果在通过国家评审后被束之高阁。1999年，国家要求这些科研机构转型成为技术公司或与大型 国企合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养活自己。现在科研机构大部分都能够自负盈亏了。10 　　与国企改革和精简机构相同，难题是如何精减和安置事业单位过剩的干部和工人。1999年大规模精简政府机关的时候，一些公务员在事业 单位找到了退路。但这次，没有别的出路了。一些干部和工人要在这个竞争过程中离开事业单位。于是，建立社会保障制西成立顺利改革的关 键。 　　单位之中社会组织消亡的最大阻碍是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建立一个有资金保障的、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的社会保障体系。1999年以后 ，中国建立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雏形。 　　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条例》11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2社会保险金包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 保险费。所有参加社会保险体系的国有和非国有工作单位，以及所有有城市户口的职工每月交纳保费。保费和工资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从此，失业人员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交费达到一定时间后，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领取时间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 　　20002年，一亿多城市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同年，超过3300万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1997年平均415元/月增 加到2002年625元/月。132002年，一亿多名城市职工参加失业保险。2001年底，共有681万名登记在册的城市失业人员。2002年，500万城市失 业人员领取到失业保险金。2002年，8500万城市职工加入基本医疗保险。所有省会城市和地市首府都建立了医保制度，最终将覆盖到县和乡。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公司企业拒绝缴纳社会保险金，而政府也无法依靠现行法律强制它们缴纳。14 　　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5根据《条例》，所有城市都要制定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市政府向收入 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有本市户口的居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城市失业人员，在24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开始从市政府领取最低生活保障 金。截至2003年7月8日，1930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的城市贫困人口领取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其中1000万人是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在职人员 ，300万为失业人员，550万人为以上两类人的家属，100万人为“三无人员”（无工作、无收入、无劳动能力）。16大多数城市制定的贫困线都高 于附近农民的平均收入；农民就在城市的边上，但他们不享受任何保障。 　　1999年4月3日，国务院颁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7建立了一种自愿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系统。所有国有和非国有工作单位，以及有 城市户口的在职职工可以每月在账户里存款。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职工在购买和修缮 住房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帐户内的存储余额。 　　低租金和免费的住房曾是单位的福利之一。但高成本使得单位越来越无力建造更多更好的住房了。90年代中期，公有住房开始向居民出售 。1999年以后，由国务院先在北京实行，后来又要求全国所有城市实行房改，公有住房出售的速度大大加快。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国家职工以很 大的折扣买下自己居住的公有住房。购房折扣的大小根据职务、级别、职称和工龄计算。 　　打过折扣以后，这些住房只占市价的五分之一到一半。居民购买的其实不是产权，而是五十年到七十年的使用权。如果他们要出售房产， 其工作单位有购买优先权。理论上，工作单位不再建造新的住房，房产市场将取代单位分房。如此低的房价使得房产改革在几年之内顺利完成 。2002年8月，统计显示，中国80%的城市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18通常是一个有一到三间卧室的单元。 　　单位将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消亡。但是，这个过程不会像一些学者预期的那么快。中国从1999年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用 以取代单位保障。即使在城市地区，也只有一亿职工参加了这个新的体系，而另外超过一亿多城市职工没有参加，更不用提没有任何保障、完 全被排除在新体系之外的五亿农民工与农民了。现在，多数单位仍然存在，特别是大型国企和大型事业单位，例如大学。沿海地区的单位比内 陆地区销往得快得多。单位的彻底消亡，大约还需10到30年时间。 　　在国有单位逐步消亡的同时，非国有的单位却在迅速增加。大多数乡镇制造业企业就是单位，它们向农民工提供食宿，并严格控制农民工 的个人生活。这又一次表明，对于新近来自农村的低技术工人，单位或许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组织形式。 第四节中国革命最后阶段的主要任务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全新的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体系，使中国得以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 化。这场革命尚未结束。中国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体制，并同时保留自身的体制优势。至少有四个社会体制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革命最后阶段的任务，就包括改革这四个社会体制。 　　 1．消灭城乡隔离 　　 　　如图6-3和图7-1所示，仅户口制度一项就把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60%降到40%。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每上升1%，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增加 1400亿元，GDP 就增加3360亿元。这意味着，单单社会隔离这一个因素，就砍掉了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GDP。1985年以后，至少二十年，中国每 年被社会隔离砍掉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1985年就取消城乡隔离，中国现在的GDP应比现在翻一番。显然，社会隔离制度已经成为阻 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毒瘤。如果中国领导人有胆识取消社会隔离，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和GDP将增长地更快、更协调。 　　由于这种社会隔离，中国社会发展1985年之后在某些方面走了弯路。毛泽东时代，起码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全国基本实 现了同共同酬。但是1985年以后，由于社会隔离封堵了竞争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差异迅速拉大。以上海和青海为例。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 工资可能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上海的贫困线比青海的人均收入还要高。资本和经济活动自然越来越集中到上海，远离青海。目前，中国的决 策者对于这种差异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上海市比青海省发达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不平等，这很正常，以后也不会改变。真正的不平等，是同工 不同酬，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原因是人们在上海和青海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社会隔离制度才是造成中国东部、 中部、西部之间巨大地区差异的根源。如果中国领导人具备政治勇气、取消社会隔离，东中西部的巨大地区巨大收入差异（而不是发达程度差 距）将会自行消失，各地区的发展将自动变得更平衡更和谐。19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要将多个地方性的社区融汇成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务市场要比无数个被省县制分 割得的地方性社区强有力的多。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工业社会比前工业社会更有强大的多的凝聚力的源泉。本来，工业化必然要求建立全国性的 劳务市场。但是，社会隔离把中国的工业化按照省、市、县切成碎片。1985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社会的条块分割就越严重。这种情 况迫使各个省、市、县只关心出生在那儿的本地人，只为这些人谋利益，把地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更不用说顾及其他地区的利益了。 　　社会隔离还直接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目前，很难建立跨乡、跨市、跨省的企业。既没有全国劳务市场，又没 有全国资金市场。地方政府只扶持本地产业，导致全国性的公司无法立足，无法发展壮大，趋同大跨国公司竞争。大跨国公司现在主导了中国 的国内市场和进出口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增长的利润流进大跨国公司的口袋，因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公司发展不起来。这不是地方政府的错， 是社会隔离迫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可以理解，消灭社会隔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十年应该足够了。中国已经部分放开了县、乡一级的城乡流动，这是个伟大的开端。可 以制定这样一个规划：在十年里，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300个地级市的户口，再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30个省会城市的户 口，最后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户口。只要中央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这是可以做到的。 　　 2．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取消社会隔离的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它必须是义务的和强制的。每个雇员和雇主都要缴纳社会保险金。 第二，它的门槛要低，低到每个人都负担的起。国家可以鼓励雇员和雇主多交费，上限不封顶，但是起征点必须低到足以让这个系统得以建立 。 　　第三，它必须是全国性的。很快，每个中国人都将有一个终身的全国性的身份证（就像美国的社会保险号一样）。在这个号码和现有信息 技术和基础上，中国将能很容易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国性劳动力市场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三条线都必须低到足以符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失业救济、养老保险、贫困救济是主要的三条社会保障线。中国是个贫穷的 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1100美元，负担高额的社会福利只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所以，贫困和失业救济要低到接受救济的人愿意在任何时候 到任何地方去工作。这样，穷人就不会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大量集中。最低养老金要足够低，这样国家支付得起，也才能鼓励国内 外投资。 　　特别是，这三条线要低到足以让农民再三考虑是否要放弃拥有的小块土地变成城市居民。如果城市贫民的生活都远远好于农民的生活，一 旦取消户口，中国的城市也会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一样，充满肮脏的贫民窟。 　　第五，这三条线都必须是全国性的，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地区之间同一种工作的的工资差异必须很小（全国性的基本上 同工同酬）。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消灭严重的地 区差异（全国性的同工不同酬）；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最终消除城乡社会隔离。 　　以上五点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现实，但如果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十年时间应该足够了。 　　 3．土地集约经营与农业机械化 　　 　　十多年来，中国成功地实行了一项政策，叫“土地换户口”。当一户农民家庭在城市找到工作或者经商，他们可以把拥有的小块土地交还给 国家，换取城市户口。这项重要的政策下面还要深入讨论。 　　当前，每户农村家庭拥有0.7公顷土地20。这一小块地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最低的社会保障。有了这块地，农民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如果三 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线足够低，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前就要再三考虑。除非确保自己在城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一 小块地，加上三条足够低的全国社会保障线，将防止农民大量涌入城市。21 　　但是，0.7公顷对于规模经营和实现中国农业机械化来说，实在太小。大多数农民仍在依靠人力种地，和两千年前没有两样。没有规模经营 ，就无法机械化，不机械化，中国的农业将越来越落后。这就是为什么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实际收入没有很大提高的根本原因。在农民工的 家庭逐渐有序地移向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并把0.7公顷土地交给国家之后，国家就可以把这些地分给其他的农民家庭。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农村-城市移民的增长，农民家庭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土地。他们可以自发或集体地对土地进行规模经营，逐渐实现农业机 械化。当然，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将经过一个二、三十年的漫长过程。但是，中央政府应该尽快启动这个过程，实现土地集约化的管理 系统。这个土地管理制度会自动将工业化转化为城市化，转化为每户农民家庭拥有更多的土地，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民收入。中国现 在正需要这样一个土地管理机制。 　　 4．建立免费教育与建立教育市场 　　 　　现在，中国既没有义务教育，又没有教育市场。中国的决策者对这两者都存在根本性的误解。义务教育意味着免费教育。之所以就必须有 一个教育市场，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富有到能够向每个人提供免费的终身教育。 　　目前，中国根本没有免费的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公共学校乱收费已经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灾难。80年代，中国计划到2000年实行九年制义 务教育，官方认为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结果极不平衡。由于地方政府资金不足，学校不得不收高昂的学费。一些贫困地区学校的设施甚至比 二十年前还要差，辍学率高达20-30%。农村和城市之间、地区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迅速拉大。在一些最贫困的农村学校，没有桌椅板凳，学生 每天要从家里自己带凳子。教育预算成了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在一些贫困乡、贫困县。到2004年，中国乡财政欠债总额达到5000亿元 ，每年增加200亿元。22 　　如果义务教育意味着免费的公共的教育，那么九年义务教育也许超越现阶段中国财政能力的。但是，根据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我们 也许可以向100%的适龄儿童提供六年免费的小学教育，向50%的青少年提供三年免费的初中教育，向20%的青少年提供三年免费的高中教育。剩 下的50%需要上初中和80%需要上高中的青少年则全部进入全国性的私有化的教育市场。 　　对于每百名小学毕业生，在区县政府组织的考试中通过语文和数学考试之后，国家向前五十名提供三年免费的初中教育。对于每五十名初 中毕业生，在通过了省政府组织的中考之后，国家向前二十名提供三年免费的高中教育。如果贫困县乡里教育经费不足，地市补；贫困地市教 育经费不足，省上补；贫困省教育经费不足，中央补。这应该不是太重的财政负担。这样做所需的经费并不比现有教育经费数量更大。 　　剩下的50%适龄上初中和80%适龄上高中的青少年全部进入全国性的教育市场。事实上，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教育市场，但是不规范。中国的 大城市里，有许多贵族幼儿园和贵族学校。农村县、乡两级都出现了私立中学。中国应该尽快通过教育法，该法在人大已经讨论和推迟了好几 年。法律应该鼓励私人尽可能多地创办私利学校。如果他们不涉足教育以外的其他产业，应与免税。学校有权自主聘用教师、自主招生、自主 决定学费多少。学费由市场供求决定。私立学校，市场竞争，优胜劣汰。23 　　全国高考允许各省分别出题是不正确的。向市场社会转型以后，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社会各阶级之间、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 日益明显。自古以来，全国统考是中国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底线，对于中国的延续和统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富裕大城市居民所享受的 特权已经破坏了国家统一、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已经损及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富裕省份和地区的地方利益如果不受控制，中国 可以出现三十一个省级高考，全国统考就将不复存在，就将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统一和延续。 　　高考的形式要改革。过去二十年，许多学者建议实行单一的全国高考，因为文理分科造成许多高中、许多学生、许多家长轻视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再也不能文理分科了。 　　最大的教育市场是高等教育市场。建立和规范高等教育市场的办法就是改变高等教育经费的发放办法。中国有将近一千所大专院校。就像 改革前的国有企业，这些大专院校之间几乎不存在市场和竞争。 　　基于全国统考考，国家可以改变分配高教经费的办法，建立国家高等教育奖学金。2003年，中国政府向高等教育拨款788亿元。24目前每年 超过三百万考生通过高考。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每年600亿元的全国奖学金，奖励全国高考前60万名考生，每人100000元。中国的本科教育为四年 ，就是每年25000元。大学每录取一名这60万名优等生中的一人，就能得到100000元国家拨款，每年25000元。大学不但要免除这些优等生的学 费和住宿费，每月还要发放生活费。剩下的188亿元以同样的方式作为全国研究生奖学金。 　　首先，这样做将为大学和学生创造一个高等教育市场。大学不再依靠国家拨款，而要依靠吸引优等生，而学校只有通过提高教学质量来吸 引优等生。考生和家长也会非常仔细地检查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此一来，大专院校之间的竞争就能导致优胜劣汰。 　　第二，这向全中国的贫穷优秀学生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直接渠道。不管你家多穷，只要你刻苦聪明，国家就保证你接受免费教育，从小学一 年级直到博士毕业，尽管比例很小。比例越小，荣誉越大，一向如此。其实，同二十年前的20万相比，60万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 　　对于其余二百多万通过高考的考生，他们要自己交学费，或者借学生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不上大学。大学的学费由高教市场 的供需决定，国家不参与决定学费，但是要监督和规范市场。如果这样做，政府不需要增加一分钱教育经费，却提供了极大的社会公平。这样 可以建立一个教育市场，极大地降低教育成本，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效益，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十年社会改革规划，有助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我这个中国社会十年改革规划首次发布于 1988年。25 　　 　　 　　 　　 　　 　　 　　 　　 　　 　　 　　 　　 　　 　　 　　 　　 　　 　　 　　 　　 　　 　　 　　 　　 1 《人民日报(海外版)》6/10/2003: 1 2 《人民日报(海外版)》6/7/2004: 1 3 《选编》1983（6-217） 4 中央社（台湾）10/21/2002 5 《中国日报-商业周刊》3/4-10/2003 6 中央社（台湾）7/8/2003 7 《中国日报-商业周刊》7/29-8/4/2003: 1 8 《中国日报》6/22/2004: 1-2 9 《中国日报》5/10/2004: 6 10 《中国日报》11/11/2003:4 11 《选编》1999（22-558） 12 《选编》1999（22-565） 13 《人民日报(海外版)》2/7/2003: 4 14 《人民日报(海外版)》3/28/2002: 1 15 《选编》1999（22-677） 16 《人民日报(海外版)》7/20/2002: 1 17 《选编》1999（22-602） 18 《中国日报》8/12/2002: 1 19 作者注：发达程度和收入差距并无直接关系。比如，纽约市比阿拉巴马州要发达许多，但做同样的工作，在纽约市和阿拉巴马州之间并无巨 大的差距，因为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因而，美国任何地方的发展，自然也是整个美国的发展。中国同理，如果上海和青海的人口、商品、资金 是自由流动的，上海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青海的发展。这正是全国劳务市场、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金市场相结合的魔力所在。所谓建 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这种三大市场相结合的魔力。 20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25、31页，全国可耕地面积为13004万公顷，全国农村人口为76851万人，家庭平均人数为每户4.1人，计算 得到共有农村家庭18744 万户，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0.7公顷（译者注） 21 作者注：珠江三角洲民工工资十年没有涨多少；由于出现民工荒，半年来长了25%。这再一次证明，消灭城乡隔离，不会是洪水猛兽。反对 消灭城乡隔离的主要理由，一向就是：如果取消城乡隔离，中国农民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涌进中国城市，来了就不走，中国城市都要变 成贫民窟，天下就大乱了。珠三角的民工荒再次证明，中国农民不是盲目的无头苍蝇，而是高度理智的经济人。不要说没有工作农民不来；就 是有工作、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来。农民怎么会放着冻不着、饿不着的农家不住，到城市来挤贫民窟呢？ 22 中央社（台湾）4/5/2004 23 作者注:只要早晨升国旗、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就行。 24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805页 25 作者注：见李毅、王继主编《社会学概论》（第7版第2次印刷），第37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a href='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 target='_blank'>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a>

匿名 *发表于 13.5.2006 03:21:14* · 发表于 13.5.2006 03:21:14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八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八章总结：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 第一节中国社会分层：一幅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 　　 　　简而言之总体而言，观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定性地直接观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图示2-1描述了晚清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图示3-1描述了1959-1979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图示8-1描述了2005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 　　 　　图示8-1 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 2005 　　 　　 　　 　　 　　 　　 　　 　　 　　 　　 　　 　　 　　 　　 　　 　　注：1. 干部与准干部 　　 2. 资产阶级 与图示3-1相项比，图示8-1显示了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发生了三个巨大变化。第一首先，三分之一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而且农民工的人数几乎等同于城市工人的数目。第二，由于1997年以后国企工人的迅速减少，城市非国有工人在人数上超过了国企工人。第三，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发展。 　　第二种办法，是按时间顺序观察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定量变化。如果把图3-3、图4-3、图5-3、图6-3 合而为一，就得到图8-1 。正如在前面各章所述，图8-1有几处明显的缺陷。例如，从1958到1978年没有农民工的统计数据；私营企业主的数量明显低估了；1300多万在人才市场的干部和准干部没有被归入干部，却被错误地归入私营企业主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对图8-1的修正有待今后的继续研究，有待于社会统计学家把这张图做得更为精精确。但是，这些小的修正决不会改变图示8-1和图8-1的基本形状。 　　图示3-1、图示8-1和图8-1展示了一幅一以贯之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的全景图景。以下七节解释这幅全景图画。 　　 　第二节中国农民阶级的消亡 　　 　　2003年，中国有农民三亿一千二百万，还不包括一亿七千六百万农民工。1尽管农民的绝对村人口正在逐初步减少，农民仍然占有中国劳动力的一半左右。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以中国农民农民现有的农业技术水平，耕种中国的土地只需要当前农民数量的1/4左右，因而超过一半的农民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力。 　　有关对于中国农民阶级的研究数量庞大不小。如前所述，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至少达到6：1；在经济上，农民阶级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官方统计中，农民也包括在农民工（见图示8-1和图8-1）；而农民工的收入数倍于在家种地的农民；考虑到这个因素，不是农民工的在家种地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同城市居民相比还要低得多。情况严峻。 　　一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农民的预期寿命和整体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是第三世界的脱贫模范。另一方面，今天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仍然生活在联合国的最低贫困线之下，即每天一美元以下。根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2，中国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从1990年的33%减少到2000年的16%，这意味着一亿五千万人，即12%中国人口在90年代脱离了贫困。这与全球的趋势正相反，除了中国，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同期的数目增加了28%。3 　　如前所述，农村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土地0.7公顷，人多地少的地区人均只有几分地。千百万农户靠这一小块地很难过上宽裕的生活。当中国的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时候，农民收入增长很慢，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家已经不能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了，否则，中国的农产品将比进口的美国农产品还要贵。由于每户拥有土地太少，农业机械化几乎不可能，这使中国的小农户经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90年代初以后，农村乱收费日趋严重。小型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平均人数为60至100人，多者有些甚至达到几百人。有些村政府居然有三十到四十人，几乎是乡镇政府的规模。农民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不少被收去养活这些冗员。国家财政不给或很少给农村（该中村）中小学拨款，由农民自己掏学费送孩子上学，这大约占农民年收入的30%。4这进一步引起农民的不解和不满。 　　在后毛泽东时代，城市基础设施诸如电力、道路、学校、医院等都是国家投资，可是在农村地区这些建设被认为理所当然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荡然无存。为了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2003年国务院会同卫生部等各部门决定，国家补贴农民每人每年10元，地方政府出10元，农民自己出10元，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5 　　2004年，中国决定废除农业税，建立同时覆盖农村和城市的公共财政制度。这意味着，征收了几数以千年记的农业税将在2006年结束。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进一步扶助支持农民：精简乡镇政府，增加对乡村两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制。6 　　中国领导人必须理解认识到，在中国农民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途径只能是取消城乡隔离，加快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逐步减少农民数量，逐步增加农户家庭土地面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唯有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民收入才能大幅度增加。 　　2002年，中文网络里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叫《农民的困惑》，以一个中国农民的口吻对城里人说： 　　 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 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包二奶了； 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 俺们刚知道拿白纸擦腚你们又用它抹嘴了。 俺们刚有点钱你们又买保险了。 俺们的娃子春节刚回家你们又去香港了。 俺们刚锄完地你们又去健身房了； 俺们刚能吃顿饱饭你们又要花钱把肉减了; 俺们刚知道冼澡打香皂你们洗头又去洗头房了; 俺们刚穿了件像样的衣服你们又把新裤子剪碎了! 俺们刚羡慕城里的繁华你们又开始建乡村别野了。 俺们刚住上瓦房你们又要露营了。 俺们的娃儿刚有书念你们又要出国留洋了。 俺们刚知道存款你们又倒腾股票了。 俺们的乡镇企业正挣扎呢你们又玩企业上市了。 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就开始下岗了。 俺们的好娃子到了城里当官都成贪污犯了。 俺们的俊闺女到了城里都改名叫”小姐”了。 俺们刚看上电视你们又玩电脑了； 俺们还没见过电脑你们又宽带上网了! 俺们刚知道NBA打球MBA又吃香了! 俺们刚看懂文艺节目你们又改成卫星收黄了 俺们刚听说WC是茅房W又TO了;　　 俺们刚攒了点粮食粮食又不值钱了; 俺们刚把白条换成钞票你们又把人民币换美圆了 俺们刚把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害虫啃过的青菜了 俺们刚喝上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山泉了 俺们刚刚敢坐公汽你们又NB哄哄打的了 俺们刚学会打麻将你们又开始赌球了 俺们刚能抽带嘴的香烟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 俺们刚养了很多鸡你们又喜欢吃鳖了; 俺们刚学会养鳖你们又喜欢上吃蝎了。 俺们刚结了扎你们又试管婴儿了。 俺们刚通上电你们又兴烛光晚宴了; 俺们刚学会开着灯做爱你们又用伟哥了！ 俺们刚吃上白面你们又改吸白粉了。 　　农民在中国社会的低下地位决定于他们生产力的原始和低下生产力的性质，决定于他们还在用手工生产粮食。国家人为提高农民收入的余地非常有限。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本质：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数据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还给他们。（Marx, 1978/1852, 608） 　　 　　中国农民阶级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阶级的很相似；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农民都愿意竭尽全力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当一个城里人。 　　1949年以来，农民阶级已经为中国的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他们还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虽然农民工的人数持续增加，但是隔离城乡过时的户口制度阻碍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图8-1），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方面的明显停滞。中国GDP的快速发展不可能永远建立在不让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基础上。从长远看来，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比GDP增长更加重要。只有伴随着农民工的同步城市化，GDP的快速增长才有意义。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农民阶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 　　 　第三节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2003年，中国约有工人三亿七千五百万7。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非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当今中国社会分层发展变化的主旋律。对中国工人阶级（Smith, 2002; Honig, 1986; Hershatter, 1986; Solinger, 1999; Zhang, 2001; Murphy, 2002; Chan, 2001; Sargeson, 1999; O’Leary, 1999; Sheehan, 1998）有丰富的研究。现代中国工人阶级1840年之后开始形成，首先源于国防工业，后来延及其他国营工业。后来延及私营工业。后来外国工厂也进来，利用中国的便宜劳动力并打进中国市场。从1840到1949年，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发展到200多万人（第二章）。 　　从1949到1978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民阶级。他们比农民有钱得多，社会声望高得多，工人子弟可以和干部子弟上同一所一样的学校。最要紧的是，他们有城市户口。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下层阶级，也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人贵族。城市大集体工人主要在轻工业，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稍低于国企工人（第三、四章）。 　　 　　　来源：图8-1。 　　　 　　197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变。工人阶级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例从1979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50%左右（图8-1）。工人贵族的上层阶级地位因而被彻底消灭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从图8-1中把工人阶级抽出来，这就形成了图8-2。1958到1978年，农民工人数维持在2000万左右，由于没有官方统计，图中暂缺。1978年以后农民工数目迅速增长（第五章）。城市非国有工人，由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1997年以后大量增加。国企工人1997年以后迅速减少（第六、七章）。 　　有关研究认为（Fishman, 2004）：毛泽东把中国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守纪律、有组织、便于管理、便于动员的整体。服从管理的劳动人口降低了管理成本。尽管中国工厂里的工人数量巨大，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直接管理工人的监工的数量很小。2004年，蓬勃的东部沿海地区工厂里的工人工资为每月120美元到160美元，内地工人工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推动中国经济的不只是廉价劳动力。有了这样一个守纪律和便于管理的工人阶级，企业管理者就可以把成本降得很低。在中国的一些精英制造商同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商一样高效和反应迅速。 　　我认为，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根据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2003年，共有大约（四舍五入）： 　　 1）2900万国企工人+ 1000万城市大集体工人 2）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 （不包括1300多万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和500多万城市私营企事业主）： 2400万个体户 2500万城市私营企业工人 1200万有限责任公司工人 600万股份制企业工人 500万外企工人 400万港、澳、台企业工人 170万股份合作单位工人 40万联营单位工人 （其他9600万人，国家统计局没有注明他们在干什么，其中包括城市失业人员） 3）17600万农民工： 13600万乡镇企业工人 2300万个体户 1800万私营企业工人8 　　 　　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估计全国约有一亿四千万流动的农民工。2005年，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经常提到，中国共有二亿二千万流动的农民工，但都没有注明出处。 　　我认为，现在中国工人阶级既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也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2900万国企工人集中在重工业、高技术企业、公共服务行业、国防工业。他们大部分都有高中或技校学历，其中一些人还是“五大”毕业生。尽管相对于二十年前，他们的工资和干部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总收入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多，当然比农民工更要多。 　　但是，国企工人的不满和示威远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来的多。下岗工人不满最多，原因如下。第一，政府许诺的津贴没有按时发放。第二，他们认为津贴不够。第三，在一些破产的国有企业，政府给工人一笔补偿金，一次性买断工龄。用这笔钱，有些工人成功地转成了城市非国有工人。但是，几年以后，一些人用完了买断金仍然无法再就业。根据新规定，他们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地方政府按月发放贫困救济。如果生病或者家里出现突发事件，他们的情况就会异常困难。这些人对现状及为不满，特别是那些50岁以上但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男的60岁，女的55岁）的国企工人。中国有国有家工会，所有的国企工人都是工会成员。在大部分示威活动中，工会通常站在中间，沟通工人和政府。我预计，这类示威活动将会越来越少，因为再过几年，下岗工人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将达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而一再提高的国企工人退休金足以使他们丰衣足食。9 　　约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几乎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他们几乎从不上街示威游行。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城市迅速繁荣，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城市户口的优势让他们找到比农民工们更好得多的工作，而把辛苦的体力劳动留给农民工。市场经济在中国城市地区迅速形成。如前所述，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都有权享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城市最低贫困保障。 　　一方面，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大批城市失业人员，而且所有的市政府都要求本地企业优先录用有本地户口的居民。另一方面，在每个中国城市都有大量的农民工，其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城市失业人口。例如，几年前，上海有二百万本地失业城市工人，同时还有六百万农民工。我问一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后定居美国），“为什么二百万失业的上海人不能干农民工的工作呢？这样上海不是就可以减少二百万农民工么？”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上海人怎么能去干那种活？！” 　　两亿左右农民工占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还多。他们集中在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人只受过小学或者初中教育。他们工资很低，劳动环境很差，社会声望很低，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出外打工，就比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农民家庭富裕得多。这些农民工不可能在工厂所在地获得城市户口，只能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只要能找到工作，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去做。在广东省，农民工工资在过去十年间只增加了不到一百元，这在2004到2005年造成了“民工荒”。 　　根据劳动部门的统计，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400亿元。根据全国总工会，这个数字在2004年为1000亿元。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有农民工因为领不到工资绝望而自杀。建筑业拖欠的工资占拖欠工资总额的70%，而拖欠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建筑公司先开始施工，承诺以后再付款。根据国家建设部统计，政府未付工程款在2002年达到3335亿元。10 　　今日中国，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之间，工作行业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收入不同，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同，社会声望不同。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住在完全不同的城区或社区。所以，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意识。由现行户口制度制造的城乡社会隔离直接造成了三者之间的这些巨大差异。 　　能否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取决于能否改革造成城乡隔离的现行户口制度。市场本身不可能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因为太多的社会利益集团得益于在这种社会不公正。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力改革现行户口制度。 　　 　第四节中国资产阶级的重生兴起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中国共有773万私有营企事业主11。第二章讨论过，“商”从两千多年前起就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滑向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很弱小，必须依附于国家（第二章）。五十年代末期，国家赎买了民族资产阶级，将其并入干部阶级（第三章）。1979年后短短二十年，一个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重生了（第五、六章）。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几项研究（Kwan, 2001; Bergere 1989; Coble, 1986; Person, 1997; Malik, 1997; Dickson, 2003）很有力度。不同的研究认为，现在3/4至4/5的中国GDP来自私营企业。在图8-1里，资产阶级只是干部和国企工人中间的一个小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把资产阶级从图8-1中拿出来，形成图8-3。这样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清楚的多了。 　　　来源：见图8-1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在这773万私有企事业主中里，520万是城镇户口，253万是农村户口。12所有这些统计数字都估计偏低。我认为，官方统计起码漏计记了起码四类精英。第一，199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在两、三年内私有化了。一大批经理人员和地方干部成为企业所有者。第二，1997年以后，一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定相当数目的大型国企私有化了。许多这些企业内部的许多干部成了这些企业的新所有者。第三，近年来，大部分大型国企实行股份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这些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和一些参与规范管理这些企业股份化的政府公务员干部获得了大量股份。第四，一些官员，数目不详，合法或不合非法地积累聚敛了相当数量的大量财富。他们把这些钱投到股市或者存到中外银行。所有上述这些精英人，他们的存款利息、或者股票盈利、（非工资收入加起来显著高于）比他们的工资高得多。我估记算，把所有这些精英都加上，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数应该在1000到1500万，而不是773万。 　　国家鼓励了私有经济的重生。今天，中国私有经济对发展经济、增加就业贡献良多。1979年以后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如下几个重要原因。首先，1979年以前，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供不应求。第二，1985年以后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1979年当时城市地区生活服务行业严重短缺。第四，19798年以后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政策。所有下乡知青在几年里回城，导致大量城市失业人口。从1980到1985年，城市失业人口增加达到3700三千七百万，让老人们想起1949年以前严重失业的旧中国，这严重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面对这场危机无计可施，因为国有经济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政府鼓励人们尽一切力量增加就业、增加供给。私有经济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所以，政府鼓励私有经济的重生，因为私有经济首先有助于解决长期延续的城乡失业问题。 　　1992年以后短短十年，干部、党员、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私有企事业主的主体。1992年以前，大部分私有企业在服务行业、轻工业、制造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992年以后，私有经济延伸到金融、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交易和房地产。90年代后期，政府要求所有乡镇企业私有化。同样在90年代后期，一大批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私有化了企事业主，有些以半价成交。1999到2004年，中国两次修改宪法，明确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2003年中国再次调查了私有企事业主的状情况。13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在册私有企事业主620万人，但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000万。从1993到2003年，私有企事业主中前干部的比例从40.1%上升到63.1%；有大学学历的从16.6%上升到33.5%；在2003年有硕士学位的占到4.9%。登记在册的私有企业数量从1993年的23.8万增加到2002年的243.5万。私有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为122530美元，平均有11名雇员。有527家私有企业超过1000人。私有企业的平均税后盈利为106265美元。 　　表8-1显示了以下几点。第一，其中九人是第一代“暴发户”。第二，中国财富豪的财富只是外国和海外富豪的零头。第三，他们都在轻工业或低技术产业，没有一个在高技术产业（丁磊、陈天桥除外）、重工业、国防工业。没有一个公司有能力和全球500强企业竞争。第四，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房地产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表 8-1. 2004福布斯中国十大富豪排名 姓名 年龄 净资产（亿美元） 行业 1 荣智健 62 15 建筑与房地产 2 黄光裕 35 13 零售业与房地产 3 陈天桥 31 12.8 在线游戏 4 许荣茂 54 8.4 房地产 5 鲁冠球 59 7.74 汽车配件 6 丁磊 33 6.68 门户网站 7 刘永好 53 6.65 饲料、金融与房地产 8 杜厦 56 5.3 连锁超级市场 9 刘永行 55 5 饲料与铝业 10 朱孟依 45 4.36 房地产 　　 　　今日中国是国内外投资者的天堂。每个省会城市和许多沿海富裕地区都效仿美国建起有围墙有保安的豪华富人区。许多豪宅售价超过百万美元。许多暴发户不愿意让被人知道他们有多少钱，也不愿意被采访。他们中有些人用不合法的手段挖到了第一桶金。有些通过走私。有些通过1989年以前的投机倒把（如第五章所描述的）。有些通过炒卖政府合同。有些通过证券市场。十年前中国初建证券市场的时候，作弊猖獗。有那些违规操作的人和同伴赚了大钱。有些通过炒房产，下面将要讨论。这些都部分降低了私有企事业主的社会声望。14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比美国还要大，成了世界上最不公平等的社会之一。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2月，29.9%的私有企事业主是共产党员，其中只有5.9%的人是在他们成为私有企事业主以后才入党的。15如正前如上文所述说，这个数字低估了。我估计，加上那四类精英，60-70%的私有企事业主是党员。简而言之，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是党员，大部分从前或者现在是干部。七十70年代初，无数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一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八十80年代初，这句著名的话成了一个著名的笑柄：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老胡涂了！他怎么能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呢？！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拥护党和国家，因为他们获得了物质利益，也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动荡会损害他们的财产。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资产阶级不和国家保持密切的关联系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国家可以扶植他们也可以催能毁了他们。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资产阶级投资、生产更多的GDP、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本人从前或现在就是党员、干部，因而在大多数地方私有企事业主和国家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关系）。 　　税收、房地产、银行贷款、黑社会是国家和资产阶级有时会发生冲突的四个领域。第一，资产阶级生产了中国大陆3/4到4/5的GDP，但只交纳了全国税收的1/3或者不到1/3的税。另外2/3的税是国有企业交纳的。相当一部分私有企事业主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成功逃税。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在过去十年里少缴的税构成了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财富的一半。这也部分揭示了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款16。国家对逃税此当然不高兴。 　　第二是房地产。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经营制造业、零售业、运输、建筑、服务行业。但是，一些人觉得这些行业不能让他们快速致富。他们发现经营房地产是个更好和更容易赚钱的路子。这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法律不十分健全上有空子可钻。1949年以后，在理论上，在法律上，所有的土地归按照法律都是国家所有的。近年来，在中国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掀起了房地产热，特别是在上海北京和北京上海。通过房地产赚大钱的关键是，能否从市政府批到地，和能否从国有银行贷到款。有了贷款就可以从市政府买地，然后盖楼，再卖掉楼房获得暴利。近年来，许多私有企事业主从他们原来的产业转移到房地产。房地产这个行业变得弊案重重非常黑暗肮脏。17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在近期建立清楚的法律体系规范土地使用。 　　第三个争论的焦点是国有银行贷款难（Tsai, 2002）。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的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私有企事业的代表和委员都会抱怨从国有银行贷款难，说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无法得到一分钱的贷款，并抱怨说在地方上贷款的标准回扣占贷款总额的20-30%。国务院每年都保证国家会想办法让私营企事业主更容易地得到贷款。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第四个问题是出现了以私有营企事业主为核心的黑社会的问题。黑社会在中国社会有漫长丰富的历史。每当国家衰弱或分裂的时候，黑社会就会壮大，成为导致国家崩溃的主要力量之一。1949年以后，新政权彻底扫荡了中国的黑社会，这种彻底性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文革以后，在出现了一些村子里大姓氏族开始的小团体填补权力真空，但那还不是黑社会。真正出现黑社会是在80年代初期，农村地区人民公社解散以后，新建立的乡镇政府无法有效监督广大的人口。在一些村，如果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村长不得力，有时大姓氏族的势力就会取而代之村里就会出现一个小团体，大姓氏族的头头通常富裕而且强有力。 　　之后很快，一些私营企事业主试图在村、乡镇、甚至区县一级18参与或者城区里掌权。他们达到目的的办法基本一致。首先，他们试图操纵地方选举，贿赂地方官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逐渐地，这些人形成以本地私营企事业主为核心的帮派。在官方国家媒体里有不少许多关于国家如何消灭这些帮派，把地方人民从他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报道。 　　我认为，在再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只会继续能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而不会成为国家领导集团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中央和省部一级。中国资产阶级还将不得不他们将依附于国家。这不仅是由被中国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更也是由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简单地说来，未来几十年七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此过程的影响远大于将超过任何其他任何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非公经济将继续集中保持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由今日现在的世界体系的本质和美国的技术霸权所决定的。现在中国的非公有经济主要生产那些美国企业几十年以前就停止生产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中国国有经济则从事控制着高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必须有而美国决不会卖不卖给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先进的战斗机、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先进的雷达、先进的通讯设备，以及更为重要的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制造业和高级原材料制造业。只有公国有经济部门有才能力研究、开发、和制造这些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公有经济部门现在还雇用着所以，大部分的教育精英还是在国有经济，尽管非公经济产出中国GDP的3/4到4/5。只要美国不向中国出售、并和禁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这些产品，中国就必须会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国有经济。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基本上无能为力绝不可能涉足这些领域。19 　　不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能效率低下，而是因为今日现在的世界体系的本质不允许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领导中国追赶超世界先进上其他的现代国家。非公经济可以在中国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这些重要过程中中辅帮助公有经济国家，但仅仅是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不会成为领导力量。只有在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的非公经济部门才有可能升级到高科技含量和更加资本密集的领域，但目前看不到一丝一毫美国放弃技术封锁中国的可能性。中国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国家，而不能领导国家。中国的领导集团是各级领导干部。 　 　　 　第五节中国干部阶级的分化 　　 　　正如第二章所述显示的，今日中国的领导集团现在的统治阶级已经领导统治中国2000两千多年了。士它作为统治阶级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末后期（表2-1）的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战国（公元前475-221年）时期。这个阶级是“士”，起源于武士军人。后来很快，士变成就主要变成是了文士平民。在中华文明国传统中，士有三条人生道路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永垂不朽，即三不朽：第一是立功，文治武功。第二是立德，德高望重。第三是立言，传世之作。唐（618-907年）以后，只有有功名的人被认为是正式的士。宋代（960-1279年）名儒（范仲淹）有一句名言，今天还收在还能从初中课本里找到，要求士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的士的最高境界理想就是“出将入相”。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种荣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言以蔽之简而言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私，留取丹心照汗青”。 　　尊崇源于根据周朝早期（前1046年）的天命论，从汉朝（前206-公元220年）到清朝（1644-1911年）两千多年，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阳儒阴法，加上吸取老子和的哲学智慧和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基于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一个王朝顺天爱民，那么士就应该辅佐辅助朝廷它管理国家。如果这个王朝失去天命、妄顾民意，那么士就应该揭竿而起，领导人民；众改朝换代，，逐鹿中原；，必然尸积成山，，血流成河；，由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1840年以后，“天下大治”特指追赶先进核心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振兴中华。 　　可以说，1840年以前，士有功名的人、大地主、大商人构成了统治阶级。从1840年到1949年，是西方列强、军阀、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大地主阶级、和士构成了统治阶级，以列强军阀和军阀列强为核心。从1949到1958年，地主阶级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通过公私合营中被合并进营融入了干部阶级。从1958到1979年，二十年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纯粹由士和军人构成领导集团统治阶级。1979年直到现在，尽管重生崛起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地位还是低于1840年以前的地主阶级。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体系中落后的后发国家，士有学位的人和或者技术官员僚所掌握的权力比1840年以前还要大。 　　历朝历代开国以后的时候，都要经历一个统治阶级从开国军事将领向有功名的士的子转变、，军事科层制向文人民事科层制转变的过程。对于新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但。区别在于这不仅仅是但是改朝换代，更重要的是，领导集团统治阶级从农业社会的精英向变成了工业社会的精英的转变。在新中国，这是个从1949年到1997年的漫长过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勋领导中国直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终于在1997年，国家最高权力从开国元勋领袖之一的邓小平传到了一个有学位的士子技术官僚江泽民的手中里。 　　我笔者以认为，中国目前的科层制不如比1840年以前规范的更落后。1840年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科层制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已经是高度完善、高度理性、高度专业、高度有效。其中很多元素今天还很有价值。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种适合工业社会的科层制体系，但这需要时间。 　　1997年底，共有570万公务员。表8-2按级别显示了他们的分布。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没有同样的数据。四千万干部中，县级以上干部大约为二百万到三百万人，地市级以上干部约十万人，省级以上干部为二万人。这二万人可以被称作中国的权力精英。1998年2800万专业技术人员中，158万人有高级职称，835万人有中级职称。20其中，大约三千人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国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的领导都是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越来越多的党政干部也有高级职称。例如，2005年的九大常委全都是高级工程师。21 　　 表8-2. 公务员按级别划分（1997） 级别 万人 百分比 司局级以上 2.28 0.43 县团级 28.8 5.43 乡科级 188.2 35.46 科员和办事员 311.2 58.64 合计 530.7 100 来源: 《领导文萃》, 1998, 第八卷, 第110页. 　　1997年底，共有570万公务员。表8-2按级别显示了他们的分布。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找不到同样的数据。4000万干部中，县团级以上干部或许有200万到300万人，地市级以上干部或许有10万人，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或许有20000多人。这20000多万人是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1998年2800万专业技术人员中，158万人有高级职称，835万人有中级职称；22其中，或许大约有3000人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有高级职称。同时，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干部也有高级职称。例如，2005年，政治局九大常委全部都是高级工程师。23 　　简而言之，4000万四千万干部中，1000多一千万是私营企事业主资产阶级，加上人才市场中1300多一千三百万24的准干部，构成了中国的上层社会。四千万干部中的三百万到四百万副县团级以上干部和副教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了中国的领导集团统治阶级。其中，约三万五千名副省部级以上待遇的干部（在职或退休）是真正的高级领导干部权力精英。现在，正是这个领导统治集团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正在领导权力精英领导中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转折。很少一些一小部分私有企事业主资产阶级也在这个领导统治集团之内，如果他们同时在立法、协商国家机关担任代表、委员领导职务，例如是中央或省级的人大政协代表、政协委员，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私营企事业主人成为掌权真正的高级领导干部权利精英。在这个上层社会之下依次下面是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和农民。 　　从1979到2004年间中国的经济持续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所以干部的工资也相应提高。在最新数据的基础上之作出了表8-3。2003年，工资又涨了一次，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数据。对于大部分公务员（干部）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高于表8-3所示的数倍。对于中级和高级官员来说，表8-3中的数字是个笑话。现在，请客吃一顿像样的饭至少要花1000元，3000到5000元也不少见。如同在上一章讨论的，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比表8-3高出十倍。 　　 表8-3. 1993年体制在2001年 公务员 国有事业单位的 专业技术人员25 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国有工人 月工资 （元） 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一、二级 1740 to - 2251 国务院副总理 1533 to - 1893 中央各部部长、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省长 四、五级 1246 to - 1700 副部长、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六级 816 to - 1546 地（市、洲） 七、八级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935 to - 1295 副地（市、洲） 八、九级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745 to - 1128 县 十级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教师 655 to - 1014 副县 十一级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579 to - 829 乡 十二、十三级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技术工人 516 to - 736 副乡 十三、十四级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 中学二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技术工人 499 to - 632 科员 十四、十五级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一级教师 中学二级教师 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小学三级教师 技术工人 426 to - 582 办事员 十五级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一级教师 中学二级教师 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395 to - 525 初级专业技术职称Initial Level Professional 中学二级教师 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技术工人 普通工人 323 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技术工人 普通工人 288 小学三级教师 技术工人 普通工人 278 Ordinary Worker普通工人 268 　　　　来源: 《选编》2001（24 341-425） 　　　　 　　从1979到2004年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所以干部的工资也相应增长，最新数据见表8-3。2003年，工资又涨了一次，但是我没有得到相关数据。表8-3所列的工资并不是实际收入。表8-3所列的工资只对农村边远地区的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有实际意义。对于大部分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干部）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高于表8-3所示的数倍。对于中、高级官员来说，表8-3中的数字是个笑话。现在，请客吃一顿很正式的饭要花1000元；就是3000到5000元也不少见。如同在上一章讨论的，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比表8-3高出十倍。 　　关于表8-3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表面看来，公务员共有十五级。但是，另外还有三级，专主要为中小学教师、护士、技术员助教而设建立，他们的工资更低。第二，如前所述在上一章讨论了，好几个国务院文件明确要求指出国家事业单位要逐渐取消国有家工人的编制并逐渐代之以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所以，工人的实际工资会比表8-3低一些得多。最后，在表8-3里例，最高工资（2251元）只比最低工资（268元）高八倍，但在。实际生活中上，差距远远大于八倍。 　　1949年以后，尽管大部分干部逐渐变成了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仍然首先认为自己是个士，然后才是个专业人员。当干部们在1989年上街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履行爱国使命的忠诚的士，指出政府的缺点，就像古代的士一直做的一样，。他们把自己看作天命、真理、道德的载体代表，就像古代的士。 　　1992年以后，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已经完全变了。1992年以后，逐渐地，干部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从上层阶级的一分子转变成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尽管他们的收入和声望绝对属于上层社会。1992年以后，干部阶级分化了。这不是说1992年以前，中国的干部只问他们能为国家做什么，不问国家能为他们做什么。人终究是人。两千年来，无数的士也追求他们的一己之利，很多人也贪污腐化，也有许多缺点，像被毛和邓无情的批判的得那样过。但是，1992年以前，这不是士的意识形态。理论上、理想上、表面上，士要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1992年以后，真正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甚至是县团级和副教授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敢于公开追求个人利益或者金钱，不择手段，毫不羞耻。1992年以后，社会风气完全变了，公开考虑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变得十分可笑。很多人不再视自己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将自己视为挣工资的人，认为自己。他们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挣饭吃。很多人把自己当作中产阶级、，而非不是上层阶级的一分子。 　　一千三百多万人才市场中的准干部全部在非公经济部门。他们为个人发自己的财而富奋斗，与和国家几毫无关系。他们不想当变成迂腐可笑的士，他们要争想当暴发户。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脱胎于他们。如同在上一章讨论的，现在公有部门还在接收多数大学毕业生（第六章）大部分去了国有经济部门。但是，情况正在飞快地改变。非公经济部门现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位置。再过在一、二十年里，非公经济部门可能比国有经济部门提供更多的职位；，并而且可以预见，在一、二十年里，人才市场的准干部会在人数上超过国家干部（现在是四千万）。这将是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出现的时候。 　　四千万国家干部正也在分化裂。对于许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中低级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国有部门企业和非国有部门企业没有区别。如果非国有部门企业给他们更高的工资，他们会很愿意转过去去那里。对于许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样。但是问题是大部分非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事业单位都是低技术含量的组织，主要需要农民工，而不是高级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员、技术人员和高级专业人员。所以，大多数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目前仍然留在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综上所述，中国的干部阶级正在分裂，未来的中产阶级的萌芽就在其中。 　　 　　 　第六节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重要性已经有了的研究有好几十个研究（Bian, 2002, 97）。我基本上不同意有关研究。我认为，在当今日中国社会中，没有证据显示还不存在这样一个中产阶级。 　　从社会学角度，中产阶级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从广义上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阶级。图8-1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今天谁是处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间的阶级：根据这个定义，农民是下层阶级，城市居民是上层阶级，农民工是中产阶级。 　　第二种定义，狭义地讲说，中产阶级特指白领，即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阶段，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在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社会（Gilbert, 2003, 17），这个阶级的人数规模逐渐等于、并最终超过了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成为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和上层管理人员）和下层阶级（蓝领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社会，要成为一个工业社会实现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现在不可能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员构成的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白领服务专业人士员是干部和准干部。无论从权力、财富、和声望来看，干部和资产阶级都绝对属于上层阶级。 　　大部分有关研究创造了一些指标来定义中国存在一个的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一个变量是是否拥有用个私家车。2003年6月9日，中国自豪骄傲地宣布，中国拥有私人汽车的总量达到1000一千万辆，。平均每120个中国人中有一辆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中国的第五大支柱产业。中国汽车的产量（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超过了法国，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名列第四。26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这决不表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中产阶级了。每120人有一辆汽车，1/120或8/1000，恰恰只能说明拥有汽车是上层阶级的标志，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在统计学意义上，因为中国有若干许多私人汽车，就断言中国已经有一个中产阶级，从统计上讲实在是不合适的。 　　奇怪讽刺的是，在中国，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从财富、声望、和社会特权来衡量地位来看，副教授级别（中级职称）以上的干部绝对属于社会分层人口顶层的2%。他们怎么会能觉得自己属于只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是个中产阶级呢？ 　　这是有好几个原因的。首先，媒体一直在报道一些新贵大款的故事。是有许多新贵大款，但是他们远还不到总人口的1%。可是媒体的集中宣传误导导致很多人以认为有很那么多新贵大款有钱人，以至于忘记了不相信大部分干部仍然居是位于社会分层顶端上层的5%。第二，由于现行户口籍制度，农民阶级、甚至工人阶级都和大部分干部不分开住在同一个社区了。当干部和干部居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不到比自己更穷的人，觉得自己也不富。第三，“中产阶级”一词来自发达国家。当干部们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出门旅游，他们就觉得自己终于达到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尽管管他们属于上层。至少就消费来说，他们在中国完全属于上层阶级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第四，一些研究断言现在中国有一个中产阶级。大多数研究关于中产阶级的参照系理想型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二十年前，甚至中国的上层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都是很穷的。现在，经过二十年的飞速的经济发展，中国上层社会的生活水平方式逐渐接近向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方式靠拢。 　　根据温格茹德（Weingrod）和陈（Cheng）的研究（Fishman, 2004），一个中国家庭只需要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花销的零头就可以过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舒适生活。尽管中国宣称人均收入仅为1100美元，但这个是政府宣布的收入数字根本就不是消费者收入的全部，特别是在东部城市。那里的人有二到三份兼职工作，很多人正式的工作以外都有短期的收入。例如，在上海的实际收入将近每人2500美元，每户5000美元。同美国人相比，用一美元，中国人可以在中国买到近五倍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按照中国人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而不是根据和美元的换算，那么中国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年收入就达到了美国年收入12500美元的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亿人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完全同意这些统计数字，但是不能同意这些概念概念。我认为，从社会学角度讲，基于这些完全相同的统计数字据，我可以得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人口为十三亿，上层阶级（而非中产阶级）有一亿人，占人口的7.7%。这个上层阶级包括致富裕的干部、私有营企事业主、和一些档案还挂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人才。这个些上层阶级能够消费美国中产阶级下层买的起的东西，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富裕到买得的起一幢栋小房子（不是一个单元）和一辆车。 　　中国或迟或早或晚会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因为中国或迟或早会变成一个或晚会实现工业社会化，之后还会然后变成一个后工业社会，之后。中国白领服务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的人数必比将赶上和超过蓝领工人阶级。这是不可抗拒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就是未来中国。 　　 第七节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地位角色令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感到困惑不已。有多少干部是党员？多少党员是干部？哪些有没有某种干部从来不是党员？哪些有没有某种干部从来都一定要是党员？党员身份和干部地位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会不会按照时间发生变化？，不但是干部中党员比例有没有的变化？，而且是某些岗位职务需要对党员与否有没有变化身份的要求发生变化？党员身份对于提拔晋升有何没有作用？是不是干部级别越高，是不是党员比例也越高？“领导干部”都是党员么？ 　　1958年以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大约40%（图3-11、4-11、5-11、6-11）。今天约有4000四千万干部和7000七千万党员。在4000万这些干部中，约1600万人是党员，约2400万不是党员。在7000七千万党员中，约只有1600万是干部，约5400万不是干部。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中，大体说来，一个非党员干部高于比一个党员工人强；一个非党员工人高于比一个党员农民强。党员身份基本上不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党员身份不能把一个农民变成工人，也不能把一个工人变成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国家高考和户口籍制度比党员身份重要的多。 　　近年来，中国的党员身份成为美国社会学刊物杂志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魏昂德（ Walder, 1995）发现，中国的专业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大学学位显著地增加了一个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可能性，而党员身份对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还是或低级的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显著作用。周学雪光等人（Zhou, 1996）发现，同初中毕业生或其他学历者相比，大学毕业生入党的比例明显更高于中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的入党比例高于小学毕业生。。家庭背景对入党与否没有显著影响。在不同时期，干部身份对入党与否比例一直有正面作用。魏昂德等人（Walder, 2000）发现，干部身份从来不入是党与否与能否能够成为获得专业技术人员无关职位的条件。但是，入党是成为领导干部的另一方面，干部身份一直都是担任最高管理职务的先决条件。边燕杰（Bian, 2001）认为认为，在中国作个获得精英地位并不一定非要入必须是个党员，但党员身份有优势，因为由于在历史原因上党本身对提拔谁有很大的谁获得职位有发言权。1979年以后，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比没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更容易提拔成为党政机关和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阶层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组织的领导管理岗位。李伯白和魏昂德（Li and Walder, 2001）发现，入党与提拔并无直接关系，但入党越早，越有利于提拔成为领导干部。事业有成以后再入党，并无助于提拔；在这种情况下，入党是对事业有成的象征性的回报。如果说党员享受到某种职务上的优势，那是因为他们入党入得早所以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而不是党员身份本身带来的。在事业开始以后入党不能带来这样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回报。吴晓刚（Wu, 2002）发现，无论在公有部门还是私有部门，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对于在任何种类公司工作的收关系入都没有影响。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是正确的很有用，但有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是它们带有某些不足。第一，有关样本仅仅来自几个特大城市地区，而全面。详尽的分析需要全国性的样本，一定要包括农村地区，才能了解这样才能获得全部党员和全体干部的样本。第二，一定要了解党员在各个社会阶级的分布、党员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分布，这样也才能了解全体考察全中国各个社会阶级基层中的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三，分析党员和干部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地位，必须应该同时考虑高考和户口，因为这两者都严重会影响一个人入党的机会。只有把高考、户口、党员身份结合起来，掌握了所有这些信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意义。 　　 　　 　　 我们已知，在现有7000万党员里，1600万是干部。另有大约500万党员在人才市场（见第五章）。至少有400万到600万党员是私营企业主。那么大约4500万党员是城市工人和农民。我们不知道确切的城市工人党员（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农民和农民工）党员的数目，但是我们可以估算。2003年，中国有678600个行政村。27一般说来，小行政村有十五到二十名党员，在大村子里有三十到四十名党员。如果我们假设每个村二十五名党员，那么大概就有1700万农村党员。那么就有大约2800万城市工人党员。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27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4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4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2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2页 　　　 　　现在约有7000万党员里，约1600万是干部。另有大约500万党员准干部在人才市场（见第五章）。至少有400万到600万党员是私营企事业主。7000 -1600-500-400=4500，得出大约有4500万党员是城市工人和农民。我不知道确切的城市工人党员（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农民和农民工）党员的数目，在不去撒问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估算一下。2003年，中国有678600个行政村。28根据我的印象，小行政村有15到25名党员，大行政村有30到40名党员。我取个中值，每个村25名党员，6786000乘以25，得出大约有1700万农民党员。4500-1700=2800，得出大约有2800万城市工人党员。 　　理论上，工表现优秀的农兵民、工人、士兵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都可以入党。但我估计实际上，党员的比例名额是按照和社会分层决定相联的，。众所周知，在不同社会阶级中吸收党员的比例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我们已知，四十多年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或者1:2.5。尽管没有统计数据，但由此我可以估计假设其他社会阶级的党员比例也是相对稳定的。我们不知道城市工人和农民中的党员比例，在不撒问卷的情况下，但是我在这里们可以估算一下。2003年，有25600万城市劳动力。29除去4000万干部和1300万人才市场的准干部，还有20300万城市工人。上面估算出假设有2800万工人党员，那么就有28/203 =或者14%=1:7，得出城市的工人中的是党员，比例约为1:7。2003年，有48800万农民和农民工。30，其中约假设其中有1700万党员，就有17/488=3.48%=1/28，得出农民中党员；比例约为1/281/28。简而言之，党员名额名额按照中国的社会分层，从下到上逐步增加。 　　我估计，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同社会地位之间，党员比例名额也应不同。博士生的党员名额比例比硕士生高多；硕士生党员比例的名额比本科生高多；本科生的党员比例名额比大专生高多。重点大学学生的党员比例名额比普通大学高多，军事院校学生的党员名额比例比地方院校高多。一些专业的党员名额比其他专业高多，例如法学院学生的党员比例名额会比音乐美术专业的高名额多。 　　党政干部中的党员比例比国有企事业单位高。自当然，党政机关组织的干部大部分是党员。但是，某些机关种类的干部通常不是党员，例如八个民主党派和宗教团体的大部分干部大部分都不是党员。几乎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党员，因为。党员身份是提拔他们的先决条件。 　　不同时间长了，比例也名额会小有变化稍有不同。例如，干部内部不同阶层的党员比例就有一些种类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1980到1998年，干部总数从1900万增加到4000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从770万增加到2900万（见第五、六章的干部统计）。在这期间随着时间过去，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增加了。图8-4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20%增加到1988年的30%，此后就维持在3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既然干部中党员的总的一直是40%，那么非专业技术人员干部中的党员比例就稍微下降了。 　　在专业技术人员内部中，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从1980到1998，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从不到100一百万增加到800多八百万（图8-5）。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30%增加到1988年的近50%，然后一直保持在45%或1/12.22左右（图8-6）。从1980年到1989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从42000四万二千人增加到160一百六十万人（图8-7）。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不到40%增加到1990年的60%多，然后一直保持在65%或2/3左右（图8-8）。 　　欧洲《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6/22/2004，第7版）讨论了中国建立了在私有企业吸收党员的目标。在有50人以上的企业，至少要有一名个党员。在有100人以上的企业，要有一个党支部（至少三名党员）。吸收入党时优先考虑管理人员，然后才是普通工人。这个目标要在五年内完成，但上海决定为自己定的是三年完成，比计划提前两年。在上海，28万私有企业中只有3000三千个或者1.1%设立了党支部。这项工作在上海比较容易完成，因为私有经济在这里相对较弱，但在南方就困难得多，特别是在诸如深圳这种城市，私有企业过去一向排斥建立党支部。 　　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估计出一个中国人一生中入党的概率。首先看户口。如果你生来是农村没有城市户口，入党的概率大约就是1/28。通常农民中年轻、受过教育、能干的农民的先进分子更能被优先考虑。 　　如果你生来有城市户口，概率就一下子就从大约1/28提高到大约1/7。要是你通过了高考，概率又一下子就从1/28或1/7上升到1/2.5。高考分数越高，上的学校越好，成为党员的概率就越大。假如果你还通过了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或者全国博士入学考试，那概率就更是大大提高了。有些专业的概率又高过其他专业。 　　毕业以后，如果你当了公务员，入党的概几率就比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更高，因为许多党政机关大多要求你尽快入是党员，而且党员的身份是提拔的先决条件。如果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党员身份和提拔就基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已经晋升到了中级职称，你入党的概几率就增加到1/2.2，如果有了高级职称，入党概几率将提高到1/1.5。 　　更不用提，1993年以后党员下海去当私营企事业主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从2001年开始，党还向私营企事业主敞开了大门。。而且，大部分跨国公司企业和台港澳公司海外的中国私营企业主乐于喜欢雇佣是党员是很正常的的专业技术人员，因为一般说来党员要比非党员更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擅长于人际关系。 　　这个党的结构非常适合战争时期和对应危机，但不是很符合和平时期或者市场经济的要求。全国高考、户口籍制度、干部制度这三大社会体制使得党员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关系不大。大多数时候和场合毫不相干。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分层中，一个非党员工人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一个非党员副教授比一个党员讲师高得多；更不用说，一个非党员城市居民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随着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党员的数目随着总失业率一起升高。党没有不但不能保护工人党员免于下岗，相反还鼓励他们加入非公经济，并敦促他们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党员身份在此毫不相干毫无用处。 　　随着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在干部里，国家专业技术人员逐渐成为干部的主体。在不同行产业，有四到六种专业技术职称。于是，在多数大部分情况下，党员身份与评定职称无关。一点都不重要，也并不相干。党员身份它既无助于不能帮助一个讲师评上副教授，也无助于一个不能帮助副教授评上正教授。对于教授来说，学生是不是党员并没有区别。对于学生来说，教授的权威和声望一般与地位教授通常和他是不是党员无关也没有关系。党员身份与和工资高低收入毫无关系。 第八节未来中国社会分层前瞻 　　 　　正如所有相关的研究所都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很大严重的贫富差距财富分配不公。这是毋容置疑的一点不可否认。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富裕得多，农村居民中农民工又比农民又富裕得多。在城市居民中，干部和准干部的状况比国企工人和非国企工人富裕得多都好得多。资产阶级比谁比其他人都要富裕。我认为，这些贫富差距之中不公正里，有些一部分是正常的，有些，也有一部分是非常有害的。 　　造成这些贫富差距的主要种严重不公的原因如下。首先，农民贫困是因为落后的生产力而贫穷，这是正常的。很多农民人还在用手刨食，和两千年前的农民没有大的不同。只要中国的农业不实现机械化，农民相对于其他阶级只就会越来越穷。 　　只要现行户口制度不改革，农民工就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家庭手里的小块土地就无法变大，农业机械化也就无从谈起。在最近几年，虽然中国经济保持9%的增长率，少数农民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现行户口制度把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中央和省级政府正在尽力帮助农民，国家投资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取消农业税，恢复农村的合作医疗，等等。然而，我认为，只要现行户口制度不改革，中国农民的整体贫困状况就很难根本改变。 　　第二，农民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直接源于现行户口制度。现行户口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变为城里人。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两亿农民工全国流动，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变化发展的主旋律，但城乡隔离直接阻碍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这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现行户口制度正在加剧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因为各地生活消费水平不同，一个人从甲地调动到乙地，工资收入也会相应略有提高或者降低。但在中国，由于现行户口制度所造成的巨大地区差异，作相同的工作，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可以达到五倍甚至十倍（同工不同酬）。如果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和勇气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地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将会很快得到缓和（同工同酬）。 　　第四，市场经济天生贫富差距。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有资产阶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政府要防止富人逃税，要向穷人提供社会保障，但不能均贫富。贫富差距本身恰恰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火车头。没有这个火车头来牵引，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政府有很多方法缩小贫富差距，例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高考。但是，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社会消灭贫富差距。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31 　　只要户口制度还在实行，农民工就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家庭手里的小块土地就无法合并，农业机械化也就无从谈起。在最近几年，当中国经济保持着9%的增长率，一些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而是倒退了。户籍制度把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中央和省级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地帮助农民，他们投资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降低农业税，恢复农村地区的合作医疗，等等。然而，只要户籍制度还在，中国农民的整体情况就不会改变。 　　第二，农民工面对的不公平直接源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自由地移居到他们的工作地。他们不能参加城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贫困救济。一亿四千万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引起了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将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分层的主体，但社会隔离正直接地阻碍了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户籍制度加剧了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美国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因为各地生活消费水平不同，一个人从甲地搬到乙地，工资收入也会相应提高或者降低。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对于干部或者准干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可以达到五倍甚至十倍。如果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决心和勇气取消户籍制度，地区不平等将很快缓和。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是正常的。跨国公司付给其中国分支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很高的工资。2004年，跨国公司中国总部总经理的年薪有的高达五十万美元，销售经理的年薪可以达到五万到六万美元，普通工程师的年薪达到一万五到两万美元。32对跨国公司来说，这比在美国还低了至少四分之一，但在中国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是普通中国工人收入的十到五十倍。如果跨国公司可以付给中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么高的工资，如果中国想要赶超世界五百强企业和世界一百强大学，中国不得不提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如前所述，一些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重点大学大幅度提高了工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精英人才和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得更大了，但今日中国没有多少人对此有所抱怨。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要中国还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只要中国投身经济全球化，就无法避免这种贫富差距。 　　 　　第四，市场经济天生不平等。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有资产阶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政府可以防止富人逃税，向穷人提供社会保障，但不能均贫富。富人和穷人的贫富差距本身恰恰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没有这个动力来推动，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政府有很多方法缓和贫富差距，例如公共教育、社会福利、高考。但是，没有人能把市场社会变得人人平等。中国资产阶级（私有企事业主）是中国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的要角。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引起中国的更大的不平等，这是正常的。跨国公司付给中国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很高的工资。2004年，一个中国经理的年收入可以达到五十万美元，一个总工程师的收入为十二万到二十万元人民币，销售工程师可以达到五万到六万美元。33对跨国公司来说，这些薪水比在美国还是低了至少四分之一，但在中国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到五十倍。如果跨国公司可以付给中国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这么高的薪水，而中国想要赶上世界五百强企业和世界前一百名大学，那么中国就必须给得更多。这种觉悟将导致大幅提高一流国企、一流事业单位和一流大学中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这个时候，哪怕他们的高工资和贫困农民的收入差的再大，在中国都没有人能反对说这些精英值这么多钱。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只要中国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并且投身经济全球化，就无法避免这种不平等。 　　展望未来从长远来看，逐渐地，中国必将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的蓝领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的人数将最终必将超过农民阶级；中国必将出现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其人数规模最终必将超过蓝领工人阶级。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这些情况将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但我们可以假设预测这个基本过程。 　　图8-9展显示了这个假设预测。假设到2025年，中国的人口将停止增长，达到略少于二十亿，劳动人口约为十二亿。干部和资产阶级的规模很难预测测，所以我们假设他们人数不变。假设现行户口籍制度不再存在，中国统一的工人阶级的人数将在2025年以前的某时超过中国农民阶级。205025年以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超过中国工人阶级。今天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分层几乎和美国1900年的时候一样。 　　 　　以上是一幅中国社会分层的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兹体事大。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勉为其难，抛砖引玉；翘首企盼，能者多劳。 　　 　　 　　 　　 　　 　　 　　 　　 　　 　　 1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3页 2 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 3 《中国日报》7/11/2003: 1 4 《中国日报》4/26/2004: 6 5 《中国日报》3/17/2004: 6 6 《中国日报》7/7/2004: 1 7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123页 25600万城市劳动力 – 4000万干部 – 1500万准干部 – 500万城市资产阶级 + 17600万农民工 = 37200万中国工人阶级 8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123页 9 详见Chen Michelle “The Jobless: Victim of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Asian Times, 4/5/2004 10 《中国日报》2/9/2004: 6 11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50页 12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50页 13 《中国日报》11/29-30/2003: 4 14 近来，中国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社会的“仇富”情绪。 15 中央社（台湾） 2/18/2003. 16 《社会学研究》，2001，16（5）：68 17 “Chinese Fight A New Kind of Land War: Many Citizens Battling Tide of Development”. Washington Post, 9/14/2003, page A01 18 作者注：沈阳大案显示，这种组织甚至可发展到大都市，并与省级官员有牵连。 19 作者注：从另一个角度讲，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只有10个；世界100强大学，中国一个没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后发者，中国要进世界500强企业、100强大学，不得不主要依靠公有部门，而不是非公有部门。 20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9-30页 21 《中国日报》3/14-18/2003 22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9-30页 23 《中国日报》3/14-18/2003 24 作者注：1300万是2002年的数字，已经过时了。 25 专业技术人员详见表5-2 26 《人民日报(海外版)》6/10/2003: 1 27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1页 28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1页 29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页 30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3页 31 作者注；中国统一的过程，也是大陆、台、港、澳资产阶级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过程。 32 《金融时报》6/21/2004: 8 33 《金融时报》6/21/2004: 8 <a href='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 target='_blank'>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a>

匿名 *发表于 13.5.2006 05:15:08* · 发表于 13.5.2006 05:15:08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六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六章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93年之后 　　 　　 第一节邓小平南巡 　　1992年一月到二月间，邓小平南巡, 沿途同地方领导谈话，试图为中国建立一种理性而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时，中国的国际、国 内形势出现剧变。从1979年开始，邓就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这时面临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苏东剧变。第二个是《人民日报》对1979年以来邓的改革政策发表了十余篇批评文章，认为苏联解体和天安门风波证明邓的 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是不正确的。邓的理论基础是“生产力标准”，意为中国应该尽一切努力发展生产力。 　　此时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已不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但他决心为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毛改变北京政治气候的做法一 样（Qiu, 1999），邓乘专列离开北京，一路向南，在上海、武汉、深圳作了停留。他在深圳公开此行，在珠海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当时，江 泽民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李鹏是总理，两人都同那些公开批评1979年以后邓的政策的文章毫无关系。江立即召开政治局 会议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全国贯彻执行。邓回北京之后，中央只是调动了两个宣传部门的部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而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作 为基本国策从此变得毫无异议。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正式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两个主题。首先，邓很明确，中国必须迈向市场经济；不要拘泥于姓社还是姓资。他认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 　　第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是姓社还是姓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要害”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努力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理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事，就放手去做，不要 管他姓社姓资。直到今天，这还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邓的1992南巡讲话里并没有新观点，仅仅是重复他在过去十四年里说过的话。南巡的重要性在于，直面苏联解体和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批 评，邓小平不但重申了他献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执著，更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他稳定了人心，消除了国内外对新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再次 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加速走向市场经济。十年以后，2003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3，总结了1979年以来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此后十年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并为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实 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勾画了蓝图。 　　 第二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1978到2004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4%的速度增长。截至2004年，中国经济排名世界第六4，并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决心到2020年人均 收入达到3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万亿美元，为2000年1万亿美元的四倍（翻两番）。5《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5》展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 上的地位： 　　 2003 国民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2003 人均收入 （美元） 世界 36,356 5,500 美国 10,881 37,610 日本 4,326 34,510 德国 2,400 25,250 英国　 1,794 28,350 法国　 1,747 24,770 意大利　 1,465 21,560 中国　 1,409 1,100 西班牙　 836 16,990 加拿大　 834 23,960 墨西哥　 626 6,230 韩国　 605 12,020 印度　 598 530 澳大利亚　 518 21,650 荷兰　 511 26,310 巴西　 492 2,710 俄国 433 2,610 　　　　（第256-261页）6 　　 　　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首先，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粮食供应和其它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从长期短缺变成敞开供 应，丰年有余，再无饥馑。这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和农电力供应设施的建设。 　　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更得益于其他几个因素。为了消除粮食短缺和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新中国在20世纪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力。通过培 育良种和进口农用化肥成套设备，粮食亩产增加一倍以上。农业机械得到发展，拖拉机和脱粒机普遍使用。从建国到7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一直是国家基本建设的重点，在南方和北方都造就了一批旱涝保收的良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效率不高的人民公社，大大调动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肉类、食油、水果的产量因而大大提高。 　　公共基础设施也是建设重点。1998到2003年，政府发行了20000亿人民币国债，用于修建水坝、铁路、公路、码头、机场、电信。很快，中 国电话用户达到5.32亿，居世界第一；799.8%的乡镇和96%的行政村通了公路。8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3页 2．《中国日报》2005年3月1日第11版。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3页 2．中国日报，3/1/2005，第11页。 　　这些举措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同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彩电、 显示器生产国。9这些技术热潮在中国创造了八千万网民，创造了新一轮亚洲科技浪潮。10 　　 　　第三节 1993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 　　 　　1993年之后，农民阶级继续消亡，工人阶级稳步增加，资产阶级迅速增长，干部阶级开始分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短短十年间，国企工 人从七千二百万减少到二千九百万。 　　1993年之后，中国城市社会分层发生了剧烈变化（图6-3）。国企工人不再是工人贵族。1996年以后的改革使得大部分的国企工人和城市大 集体工人在短短五年间消失了！国企工人的人数从七千二百万减少到二千九百万，城市大集体工人从三千四百万减少到一千万。那些减少的工 人，大部分转移到了城市私有企业。图6-3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员工所占比例迅速下降到全部劳动力的八分之一。 　　1993到2003年，农民人数从3.4亿减少到3.12亿，而农民工从1.45亿增加到1.76亿。简单比较见图6-3和图7-1可知，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 中国工业化。没有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最终会停滞不前。城市化的滞后源于过时的户口制度，这将在下一章详加讨论。 　　这个时期，干部人数只增加了几百万。因为中央政府在干部人数达到4000万时，决定从此冻结干部人数。这里要注意两点：第一，在4000 万干部之外，挂靠在人才市场上，有1300多万准干部在非国有部门工作（2002年数字）。第二，在干部与准干部中，有700万到900万人成为新 兴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在图6-3里，资产阶级只是个小点，几乎看不到。根据不同的研究估计，中国GDP的70%至85%来自中国资产阶级的非公有企业。根据官方统 计，资产阶级（私有企事业主）的人数从1993年的50万增加的2003年的700万，这个数字偏低了。根据更为可信的估计，2003年应该在1000万至 1500万之间。这将在第八章详加讨论。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6-127页和第150页 　　 3．《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0月11日第1版 　　注：2002和2003年的干部人数为估计值，4000万。 　　　　第四节 1993年公务员制度 　　 　　1993年，公务员制度取代了党政干部制度。基本原则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总结1949年以来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成功经验并使之规范 化，吸收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合理部分，特别是美国的经验。 　　表6-1十分详细地展示了1993年的公务员制度及其十五个级别。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职务越高，对应的级别越高，但级别的跨度越小 ；职务越低，对应的级别越低，但级别的跨度越大。使基层公务员在不提升职务的情况下也能够不断提高级别和工资，有利于鼓励这部分公务 员在本职岗位上安心工作。11 　　此外，这项制度具有科学的激励竞争机制。公务员工资制度以“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为指导思想，以“职级工资制”为具体形式。公务员职 务分设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个序列。非领导职务序列的设置，为不担任领导职务人员的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 　　根据1993年公务员制度，乡镇级以上的国家公务员实行交流制度，交流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调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以外 的工作人员调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助理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以及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任职。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 政机关后，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转任，是指国家公务员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平级调动（包括跨地区、 跨部门调动）。轮换，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担任领导职务和某些工作性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有计划地在两任或多任期满后实行 职位轮换，这项做法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挂职锻炼，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有计划地选派在职国家公务员在一定时间内到基层机关或者企业、 事业单位担任一定职务，使公务员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得到锻炼。挂职锻炼期满，公务员回到原单位。12 　　回避制度是历朝历代沿用的一项重要制度，强调县、地、省级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过去二十年里，在实践中这也是一项不成文的制度。 有学者呼吁重新正式建立回避制度。现在，正是成文的回避制度规定，国家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 职。 　　 　　 　　 表 6-1. 1993年体制的结构 公务员 军队 国有事业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 不是公务员，但仍是国家干部。参见表5-4 国有企业 不是公务员，但仍是国家干部 一级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 军委主 席、军委副主席 二级 (二层) 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二至三级 军委四总部 海军、空军、二炮，大军区正职 三级 (四层)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 三至四级 大军区副职， 集团军正职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级 (五层)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副书记，副省长，中央各部副部长，十六个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 四至五级 集团军副职 十所重点大学 44个国家大型骨干企业集团 五级 (五层) 地（市、洲、盟、直辖市的区）委书记、巡视员 五至七级 5-7 师 有权授予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大学校长、教授、高级工程师、 主任医师 艺术一级 大型国有企业 六级 (六层) 地（市、洲、盟、直辖市的区）委副书记、助理巡视员 六至八级 副师 旅 大专及以下学院 七级 (六层) 处长、县委书记、县长，调研员 七至十级 副旅 团 副教授 高级工程师、副主任医师、 中学高级教师、艺术二级 中型国有企业 八级 (六层) 副处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助理调查员 八至十一级 副团　 九级 (六层)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科长、主任科员 九至十二级 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中学一级教师、小学高级教师、艺术三级 十级 (六层) 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镇长，副科长、副主任科员 九至十三级 营 十一级 (七层) 博士的起始级别 副营　 十二级 (七层) 硕士的起始级别 正连 副连 十三级 (七层) 学士的起始级别 科员 九至十四级 排职 助教、助理工程师、医师、小学一级教师、艺术四级 十四级 (八层) 大专毕业生的起始级别 技师 中学三级教师、医士、护士、小学二级教师、艺术五级 十五级 (八层) 职校毕业生的起始级别 办事员 十至十五级 小学三级教师、 来源: 《选编》1993 （16：5-324）。 　　1993年公务员制度使用标准化的计算公式，参考了包括社会经济和人口在内的各种指标，对全国的市、县、乡镇进行分类。城市根据市区 总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面积、建成区面积、市辖区个数、市区财政预算内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从高到低将市分为一类市、二类市、 三类市。县根据人口、面积、工农业总产值、财政预算内收入分为一类县、二类县、三类县、四类县。乡镇根据人口、社会总产值、土地面积 作分为一类乡镇、二类乡镇、三类乡镇。13分类决定了政府规模和主要领导人员的级别。中央规定了省、三种地市、四种县、三种乡镇党政机 关所设工作机构的名称和公务员数量。14 　　根据计划，1993年的公务员制度将于三年内在全国实施。1997年十二月，中组部、人事部联合发文15，提出在全国全面展开乡镇机关实施 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参照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提出要严格控制聘用乡镇干部的数量，并要求采取措施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机关工作。文件 要求，乡镇政府要停止聘用临时干部，强调只有县政府有权划拨乡镇政府聘用临时干部的名额。显然，许多乡镇没有执行这些规定，录用了大 量临时工作人员。 　　经过1993、1998和2003年，政府结构逐渐调整到符合现代市场社会的要求。各种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公务员制度，这些机构包括 ：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八个民主党派、科协、文联、作协、记协和一些其他组织。16中央政府的总体结构如下， 地方行政机关的构架大体相同。 　　 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全国人大（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 全国政协（主席） 中纪委（书记） （与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不同，在中国，党、政府、人大、政协和纪检委合称“五大家”。近来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有所提高。） 中共中央政法委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国防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外交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统战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商务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人事部 建设部 农业部 铁道部 交通部 水力部 信息产业部 科学技术部 卫生部 国土资源部 文化部 监察部 司法部 民政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审计署 二十多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如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国家地震局等。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二十多个具有部级级别的“非政府”机构，包括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 　　 　　如同历朝历代，所有省级政府分支机构都接受双重领导。专业工作遵循中央对口各部的规章、文件和指导。而在人事和财政方面，它们受 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级政府同理。如，县政府的结构（包括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辖区）和地级市相比，除了略少几个部门，几乎相同。 县级政府的部门也接受双重领导，即同时受所属地市对口部门和县级党委、政府的领导。 　　 　　　第五节 1993年以后的干部统计 　　 　　从1998年开始，中央决定干部零增长（图6-4）。要求新录用的干部主要来自大专院校毕业生，尽量减少其他来源（图6-5）。 　　一些干部到龄退休了。1993年以前，干部减员的原因主要是退休和病故。邓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兴起了一股干部下海热。1998年朱镕基 担任总理之后干部下海热又热了一下（图6-6）。一些干部成了私有企事业主。吴晓刚和谢宇（Wu and Xie, 2003）发现，“下海”干部的收入比 没有下海的干部高50%。但大多数干部并没有因此下海。 　　一些国企干部转到党政机关。一些党政干部和国企干部转到事业单位（图6-7）。多数干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即五种专业人员之一：教师 、工程师、医务人员、经济师或会计师。（图6-8）. 　　县级和乡镇级干部的百分比继续上升（图6-9）。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地区快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由于基层政府不合理的机构膨胀 。后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 　　高中以下学历的干部一年比一年少。一如既往，现在中国干部由中国教育精英构成，多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图6-10）。党员干部的比例 一直维持在40%左右（图6-11）。女干部的人数持续稳步上升（图6-12）。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接近7%，略低于少数民族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 （图6-13）。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0月11日第1版 　　注：1999和2000年的数值为估计值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35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35页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2页 　　 2．《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0月11日第1版 注： 1．在所有官方统计里，中小学属于事业单位。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对中小学教师和事业单位干部作了区分。 2．2001年的统计数据里，事业单位包含中小学教师。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23页 注：为了图表的简洁，一些类别由于人数太少而未被加入。1998年，这些类别为翻译和口译（46900人）、律师和公证人员（29300人）、广播 电视工作者（17100人）、体育工作者（27600）、工艺师和画家（24800）。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3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4页 注： 1.由于干部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1980到1995两次改变了分类方法，所以本图只包括1995到1998年的数据。 2. 因为人数太少，研究生在图中很难看出。1998年仅有34.14万人。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2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2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2页 　　　第六节国有企业的干部制度 　　 　　从1993到2001年，国企干部从1507万减少到1246万（图6-7）。1993年公务员制度明确把公务员同国企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区分开来，尽管 后两者仍旧是国家干部。从理论上讲，国企干部归企业独立管理，就像发达国家的企业一样。 　　1994年，中组部、人事部通知各级组织人事部门，三十一个试点企业集团的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任职期间享有副部级政治 待遇，17尽管同时通知该政治待遇只涉及干部个人行政级别，不包括工资等生活待遇，不涉及企业集团的级别，也不涉及内部机构及各层次企 业成员的级别。 　　1997年5月，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意见。18国务院确定的大型试点企业集团由57家扩大到120家。集中精 力抓好三百个大型（地级）国有企业和三千个中型（县级）国有企业。对于三十多万个国有小企业（乡镇级或以下），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和破产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加快其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 　　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这个决定非同寻常，在理论和实践 上总结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过去、现在、未来，系统化了过去的改革政策。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并 在2010年前，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易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 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董事长和总经理要成为现代企业家 （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但是，在国有企业中任职的干部的实际地位含糊不清。20 　　2000年9月，国家经贸委发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文件明确提出改革人事制度，打破 “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必须实行公开竞聘、择优聘用、定期考核，并实行任期制，不称职的必须及时从管理岗位 上调整下来，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机制。21 　　2001年1月，中组部在《中央企业工委关于国有重要企业领导人员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中重申了44户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的行政级别。22文件通知44户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参加作为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 中央党校进修一班学习，和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一起学习和讨论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科学技术、法律制度、军事和社会思想。 　　2001年三月，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23《意见》取 消了企业行政级别，企业不再套用政府机关的行政级别，不再比照国家机关公务员确定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打破国有企业中“干部”和“工人” 的界限，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国有企业干部的身份正式开始瓦解。 　　按照计划，国有企业最终将不再有干部。但是，官方统计表明，截至2001年12月，1246万国有企业中的干部仍是国家干部，人数仅比几年 前减少了二百万（见图6-6）。可见从计划到现实仍需时日。 　　国资委进来一项重要工作时向海内外公开招聘196个国有骨干企业的高管理人员。242003年下半年，国资委任命七名外国人担任六个国有骨 干企业的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共有463人应聘，经过评定，约一百人有资格参加笔考。经过笔试淘汰，更少的人获得面试机会。252004年6月 ，国资委公开招聘22个国有骨干企业的23个高级管理岗位。此后，越来越多的国有骨干企业启动类似的程序聘用海外高级管理人员。2004年， 国资委启用了一套为国有企业总经理设计的市场导向的评估体系，将他们的工资收入和企业的盈利直接挂钩。26 　　　第七节事业单位的干部制度 　　 　　由于实施1993年公务员制度和国企改革，一些党政干部和国企干部转到事业单位，1993到2001年，事业单位干部人数从1525万增加到2146 万（图6-7）。1999年以前，人事部每年下达事业单位增干指标和职称晋升指标。从1999年开始，人事部不再下达指标。事业单位只能利用自然 减员、调出、解聘空出的名额今人和晋升职称。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控制聘任数量，没有空缺不得晋升或聘用专业技术人员。27 　　在理论上，专业技术人员从此以后也可以被解聘。1999年8月，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人事部联合发文要求事业单位参加失业保险， 这样事业单位如有必要便可以解雇专业技术人员。文件同时通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办法将要出台，所有事业单位届时都要参与养老 保险社会统筹。28 　　2000年三月到七月间，中组部、人事部和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包含以下 七点。首先，上级主管部门核定高校编制总数，高校要在编制总数内合理确定人员结构比例，优化教职工队伍，努力提高生员比和生师比，大 幅度提高教师占教职工的比例。第二，努力扩大选人视野，尽可能地在较大范围内选拔担任学校领导职务的合适人选。第三，废除终身聘用制 。第四，实行在学研究生的助教、助研、助管的“三助”制度等多种途径，提高办学效益。第五，大专院校可以解聘教师。第六，建立重实绩、 重贡献、向高层次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第七，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29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取得博士学位。主要由于国内工资太低，多数留学生不愿回国。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骤然改变。 由于事业单位工资和奖金骤然提高，留学生们开始回国抢位子。 　　2000年起]，中国的大学开始给教职员发树木很大的年终奖。年终奖因地区和学校有所不同。以一所全国十大重点学校之一的大学为例（大 学名称被原作者略去），年终奖可分为三类十二级： 　　 第一类（400人） 1 250000元 2 242000元 3 235000元 4 30000元 第二类（880人） 5 26000元 6 22000元 7 18000元 8 15000元 9 12000元 第三类（1220人） 10 9000元 11 6000元 12 3000元 　　 　　第一类是校领导，正教授、各院系领导和主管。第二类是普通教师和行政人员（干部）。第三类是重要工作人员（国有工人）。在公立大 学工作的农民工不设年终奖。 　　年终奖不是收入的全部。国家职工有国家工资。教授的工资是每年二万元左右。一般教师按教课时算，有“课时费”，每年约一万到三万元 。有些教授从国家、省、大学、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国企业获得研究经费。许多教授还有兼职。30 　　这些年终奖在中国是很令人惊讶的收入。中国国家主席的工资是每月四千元。在北京，雇一个保姆每月五百到七百元。2003年，中国人均 GDP为1100美元，美国为37610美元。付给中国名校教授每年二十五万元年终奖，相当于付给美国名校教授一百万美元年终奖。加之，所有事业 单位仍然在修建住宅，并以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出售给教授们。 　　不是所有的中国大学都像这所名校一样有钱。2002年，一所内地的法学院，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年终奖分别是50000元、45000元和40000元。 教授们开始购买汽车。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100强大学里没有一所中国大学。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人事制 度。 　　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开了先河。北京大学不再允许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本校毕业的博士生要到本校任教，必须先去校外工作，然后 调回。根据新的规定，讲师可被聘六年，其间有两次机会申请晋升为副教授。副教授可被聘九到十二年，其间有两次机会申请晋升教授。第二 次申请未能通过的人在第二年均不能续聘。校领导公开称这是学习美国的经验，并进一步解释说：“同美国大学只给教师一次机会相比，两次机 会已经十分宽松了。” 　　改革的结果是，三分之一现任讲师和副教授的必须解聘。年轻教师抗议正教授可以享受终身聘任。拥有一千多名正教授的北京大学，面临 着许多不合格的教授无法解聘的困境。 　　这场改革并不仅限于大学。所有事业单位都必须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聘用制。首先，聘用制取代干部身份终身制。第二，改革事业单 位领导人员委任制，在选拔任用中引入竞争机制。第三，为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建立职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实行职业准入控制。第 四，事业单位将被分成三部分：国家事业单位、部分依靠国家拨款、完全独立于国家拨款。那些完全独立的事业单位在人事政策上更少束缚。 最后，高薪聘用拔尖人才，实行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312002年，人事部提出了更为详尽的《关于在事业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 意见》。32 　　 　　　第八节专业技术人员 　　 　　1993到1998年，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从2600万增加到2880万（图6-8）。在1998年，71%的干部是专业技术人员。1993年体制强调，优秀人 才应该破格提拔，不要论资排辈，要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上不封顶。专业技术人员地位优越，与1989年以前不同，1993年以后专 业技术人员与工人、农民相比，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均有大幅提高。 　　1992年以后，中国非公有经济的生产力在短短十年间增加到GDP的三分之二。超过120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国家干部到非公有部门工作； 1995年，人事部和科技部联合发文，33要求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或人事（职改）部门统一领导下，由当地各人事部门负责 办理评定民营企业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定的职称是国家承认的正式资格。同理，农业部和人事部联合通知在乡镇企业中评定专业技 术职称。34 　　大专院校毕业生在中国持续严重短缺。据2000年人口统计，全中国只有3%的人口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每年，教育部、国家计委和人事 部都要发布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人数与专业。1999年，研究生中75%是公费生。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的留学生回国服务。 　　为了把法律从业人员同公务员分开，1996年通过了《律师法》。只有获得大专以上法律学位、或者获得任何专业学士学位的人才能参加考 试国家司法考试，从而使中国的司法人员和律师更加合格。国外律师事务所得以进入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全国医师考试制度也得以确立。 　　1993年，大学开始收费。学费依学校、专业、地区各异。1997年开始，自费生开始自主择业。80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有二、三个干部岗 位空缺。可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大学扩招，就业形势对于某些毕业生显得相当严峻。 　　 　　　第九节干部录用 　　 　　1993年以后，干部录用的程序开始改变。1994年，政府不再下达国有企业接收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指标。增加干部指标仅用于政府机关和事 业单位招收新干部，指标不足部分，由各地区、各部门用干部自然减员指标解决。这是为了控制干部人数的增长。 　　1994年开始，中组部和人事部精减了中央机关公务员数量，并严格控制全国公务员编制35，计划在三年内在全国精简200多万公务员，占全 国公务员25%左右36。1995年，计划录用新干部40万人，加上45万退休干部，85万个名额均由人事部直接掌握，在全国重新分配。这意味着既使 一个单位有干部退休，也不一定有录用新干部的名额。 　　1996年，国家计划净增干部55万人。其中，15万作为用来从民办教师中选招公办教师的专项指标（下文将作专门解释）。剩下的45万人为 干部自然减员。371997年，净增干部40万人；除去民办教师专项指标，利用干部自然减员指标补充干部45万人。38 　　民办教师是从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1949年以前，绝大部分中国农民不识字。毛泽东的坚持国家要解决农民子弟上学的上学问题， 但修建校舍、筹集教育资金、动员教师下乡都重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革前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实行了这个民办教师制度。许多乡 村学校的民办教师是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他们不同于县办中学的老师，后者都算国家干部。民办教师的人数在文革开始以后迅速增长。但在 人民公社解散后，教育经费无着，有时一些民办教师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 　　80年代初开始，国家要求地方政府逐渐减少民办教师的数量，并以师范学校毕业生取代民办教师。到了1996年，只有17%的乡村教师是民办 教师。为了彻底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政府实行四项政策。首先，国家不再承认民办教师资格，各地学校不得聘用新的民办教师。第二，80万民 办教师在四年内转正成国家干部。此外，国家鼓励地方政府利用多余的干部指标为民办教师转正。这些教师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转正，边远地区 的校长除外。第三，师范学校20%至30%新生要从民办教师中招收，每年30000到40000，持续四年，共计招收14万名学生。第四，截至2000年， 不合格的民办教师予以清退，按照教龄给予一次性补贴。1998年以后，中国干部人数实现零增长。 　　　 　　　第十节人才市场 　　 　　人才市场是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摇篮。国家干部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但是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废除干部制度。于是，就有了人才市场 连接起干部制度和市场经济。人才市场是个嵌入于干部制度的劳动力市场。目前，超过一千三百万准干部，即享受干部身份而没有干部职务的 人，置身于这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之中，而游离于干部制度之外。这个人才市场正在培育未来的中国中产阶级。 　　1993年以后，中国加快了向市场社会转型的步伐。市场社会由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构成。中国的商品市场在1993年之后飞速 发展。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由国家控制的价格了。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中国私有银行还很少见。不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 开始将利润放在首位了。如果没有预期的盈利，国有银行有时甚至会拒绝向最重要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一个有限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发 展。 　　现在，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会、地（市）和县，都有至少一个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和若干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市场为数以百万计的在城 里打工的农民工以及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城市工人服务。对于通过了全国高考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和准干部来说，和农民工肩并肩站在一 个劳动力市场是件丢人的事。这是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尊心的侮辱。 　　对于这些人，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即“人才市场”。人才市场只为干部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服务。1983年1月，东北 最大的城市沈阳出现了第一个人才市场。而人才市场的迅速发展是1993年以后的事。 　　1994年8月，中组部和人事部发文要求在全国建立人才市场。39人才市场被看作是建立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发展人才市场的总体 目标是：实现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责任，市场调节供求，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在五年内，全国初步建成完善健全的人才市场。 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由单项选择向双向选择转变，人才能进能出，机关面向社会招考工作人员，保 证机关工作人员进出渠道的畅通。2000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建立和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工作制度，维护人才与单位的合 法权益。这些目标均已按期完成。 　　1996年1月，人事部发布《人才市场管理暂行规定》。40规定了谁可以建立和如何注册成立人才市场中介机构，谁可以组织和如何组织人才 招聘会，如何在人才市场中招聘，以及如何应聘。1997年8月，人事部发布《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41人事部设立人事仲裁公正厅。同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县（市、区）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职工和单位之间的人事争议。 　　一些专门的人才市场逐渐发展起来。2000年9月，人事部发布《关于加快培育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的意见》。42这个文件要求，力争用 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体系，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库。还要建立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者评荐体系。提供优惠政 策，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目前，由于户口登记制度，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人才市场。每个县（市、区）、地（市）、省会都有人才市 场。 　　其上是区域性人才市场，其中一些是专业化的人才市场。它们由人事部和省级部门共同管理，例如天津人才市场、上海人才市场、成都人 才市场、广州人才市场、郑州人才市场、西安人才市场、济南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福州人才市场、兰州工程师人才市场、哈尔滨企业经 营管理者人才市场、青岛人才市场、长春高科技人才市场、重庆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和南宁人才市场。 　　2001年9月，人事部发布《人才市场管理规定》，43作为行政法规取代了1996年的暂行规定。它主要规定了以下几点：人才市场服务的对象 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员。私有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和猎头公司可以合法经营。经过政府人事行政部门的授权，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可以保管档 案，申报或组织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下文将作详细解释）。它对招聘和应聘做了规定，并规定了雇主或雇员的违约金额。 　　人才市场的客户来自各种职业，需要一套统一的人才信息分类系统，不同的人才市场之间才能够交流信息。2000年11月，人事部编制了《 全国人才市场供求信息分类标准》。44《标准》共分十六大类和几百个中类和小类，这样便于全国的人才市场向上一级人才市场提交供需信息 ，或与其他人才市场交换信息，也便于人事部汇总信息。 　　2001年8月，人事部要求全国人才市场按时上报供求信息，开展定期发布全国人才市场供求信息的工作。45提供全国人才市场供求信息的范 围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市场，北京、上海、深圳（含市、城区两级）人才市场，以及上文提到的区域性人才市 场。在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之前上报上一季度供求信息，由人事部整理后按季度通过因特网向全国发布。 　　各级政府的人事部门管理人才市场。通常设在一个大厅里，有固定的招聘会，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年营业。招聘会的服务对象包括招 聘单位和应聘人员。招聘人员可以当场安排面试。求职者可以按照招聘广告前来应聘。人才市场收到招聘单位的广告和应聘人员的简历，然后 ，尽量把匹配的工作和求职者安排到一起。人才市场还会监督和指导雇佣合同的签订，以保招聘单位和应聘人员的利益。和美国的招聘会相比 ，它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这种招聘会设在一个固定场所全年营业。第二，它由政府人事部门管理。 　　人才市场服务于干部和准干部，永久保留他们作为准国家干部的特权身份。在人才市场隔壁，总是有一个“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由同级政 府的人事部门管理。很多时候，中心管理市场，或者他们干脆就是一个部门。当干部或者准干部在机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之间调动，他们 的级别、专业职称、档案会跟着到他们去新的单位。可是，如果干部或准干部离开了国有部门、去了私有部门，问题就出现了。首先，如何保 留他们准国家干部的身份。第二，如何申报晋升他们的专业资格。最后，也是都最为现实的问题，即非公经济部门的人事部门无权保管国家干 部或准干部的人事档案，干部自己不能看自己的档案，因而总得有人来保管他们的档案。“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干部和准干部进入非公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或者离开国有部门，寻找工作，他们会在“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登记，他们的档案从原单位转 到中心。中心和档案证明这些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或者专业技术人员。上一章讨论过，专业技术人员每五年可以申请晋级。只有国有部门或政 府机关有权评定专业资格，非公经济部门是无权晋升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在现实生活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他们在非公经济部门的 工资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但是，许多人还是希望晋升。服务中心可以帮助这些人申请和参加晋级考试。服务中心还帮助干部核准干部缴付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简而言之，人才市场和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的成立有助于国家干部制度逐渐走向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政府逐渐消除了对服务中心和招聘会的诸多限制。服务中心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在各级政府人事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现在一些半官方的 服务中心开始在行业里相互竞争。 　　事实上，人才市场作为保持准国家干部社会特权的功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全新的。回溯到明清时期，一些中了较高功名的人（特别是 那些买功名的人），和大多数有中低级功名的人从未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但是，国家从来没有抛弃他们。朝廷的吏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在 其权限之内保留着完整的士子名单，于是国家、士子、社会都承认士子们的法律和社会特权。 　　《人民日报（海外版）》（5/22/2002，第二版）报道，截至2000年底，在中国大陆共有3749个人才流动服务中心，及18064名工作人员。 其中，政府拥有2889个服务中心和12455名工作人员。仅2000年一年，就开设了10640场招聘会，吸引了1150万求职者和48万个招聘单位。有684 万名客户在政府的服务中心登记，中心帮助186万名客户更换了工作。此外，还有151790个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代表了157万名客户。 　　截至2001年底，人才市场总共保管了1279万份“流动”在非公部门的干部和准干部的档案。和当前4000万的干部人数相比，1279万不是个小 数目。人才市场的交易是有利可图的。对这个产业还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根据北京市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仅北京市，这个产业的总收入 为十亿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人事部宣布，按照世贸规定，中国的人才市场将从2001年10月1日开始向全世界开放。 　　目前，中国人才市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等学校毕业生。2002年7月初，共有145万毕业生，包括9万硕士和博士、64万学士和72万大专毕业 生。到2002年7月底，其中的93.3万人已经找到稳定的工作。到了2002年12月底，116万人获得稳定的工作。在那些未获得稳定工作的毕业生里 ，15万人获得临时性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准备参加2003年的硕士或博士全国统一考试。在已经就业的毕业生里，30%供职于非公部门，例如 私有或外资企业。46这个数字，30%，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尽管非公经济生产了中国GDP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国有部门仍然接收了70%的高 等学校毕业生。 　　2002年第三季度，共有146万个工作和410万名应聘人员登记在册。2002年第四季度，登记了185.5万个工作和503万名应聘人员；登记的工 作和求职人数之比为1/2.7147。中国人口为13亿。显然，这是个仅仅服务精英的很小的市场。 　　中国的人才市场还在初级阶段。首先，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全国人才市场，连一个省级市场都没有。大多数人才市场只覆盖很小一块地 方。原因是户籍制度。第二，大多数国有部门的干部并不进入人才市场。今天，大多数国家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去非国有部门。在今后的 一段时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转向非国有部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原因：中国的非国有部门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所以无法吸纳这些人才。 第十一节干部制度改革十年纲要（2000-2010）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2000 - 2010》48。《纲要》概括了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方案。党政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推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以取代推荐制。通过这种方法，促 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高人大代表参与选举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和完善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的相关制度。同时还要探索和完善 符合党政机关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 　　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产权代表委 任制和公司经营聘任制，取消国有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这样，优秀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受到奖励，失职渎职的企业领导人员要依 法追究其责任，不得继续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 　　对于国有事业单位的干部，改革重点是破除事业单位的干部身份终身制，全面推行聘用制度，逐步形成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激励机制。 大力发展人才市场（培育中国中产阶级）。国家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将被取消，企业和事业单位将能够按本单位需要合理设置专业技术岗位。 　　2000年以后，中国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了一系列干部体制改革措施。在实践中，一项新的政策逐渐浮现出来，用一句话 概括，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意思是，对于党政机关新的公务员、国有企业新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事业单位新的专业技术 人员（新人）来说，新体制立即生效；严格执行新制度；而对待原有干部、职工（老人）则宽松也写。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进步是中国实现工 业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1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2-1992）. 北京：外语出版社. 第361页。 2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2-1992）. 北京：外语出版社. 第360页。 3 《中国日报》10/22/2003 第1-2版（主要观点）。 《人民日报(海外版)》10/22/2003 第1-2 版（全文）。 4作者注：2006年1月，中国接受国际统计惯例，承认截至2005年底，中国GDP为世界第四，仅次于美、日、德。 5《中国日报》4/26/2004:第7版。 6 作者注：我这里只选用了GDP大于俄国的国家。 7《中国日报》2/27/2004, 商业统计，第11版。. 8 中央社（台湾） 5/15/2003. 9《中国日报》 2/5/2004:第2版。 10《中国日报》 2/4/2004: 第11版。 11 《选编》1993（16-36） 12 《选编》1993（16-16） 13 《选编》1993（16-486） 14 《选编》1993（16-504） 15 《选编》1997（20-135） 16 《选编》1996（19-196到19-262） 17 《选编》1994（17-374） 18 《选编》1997（20-270） 19 《选编》1999（22-81） 20 《选编》1999（22-97） 21 《选编》2000（23-405） 22 《选编》2001（24-321） 23 《选编》2001（24-324） 24 《人民日报(海外版)》10/11/2002: 1 25 《中国日报》10/23/2003 第1版。 26 《中国日报》6/1/2004: 第9版。 27 《选编》1999（22-414） 28 《选编》1999（22-424） 29 《选编》2000（23-369） 30 《新华文摘》2003/2 第182-185页。 31 《选编》2000（23-377） 32 《选编》2002（25-267） 33 《选编》1995（18-330） 34 《选编》1996（19-375） 35 《选编》1994（17-162） 36 《选编》1994（17-158） 37 《选编》1996（19-53） 38 《选编》1997（20-73） 39 《选编》1994（17-123） 40 《选编》1996（19-71） 41 《选编》1997（20-45） 42 《选编》2000（23-437） 43 《选编》2001（24-307） 44 《选编》2000（23-443） 45 《选编》2001（24-316） 46 《人民日报(海外版)》1/23/2003 第1版。 47 《人民日报(海外版)》2/7/2003 第2版。 48 《选编》2000（23-59） <a href='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 target='_blank'>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a>

匿名 *发表于 13.5.2006 05:15:49* · 发表于 13.5.2006 05:15:49

<a href='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target='_blank'>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a> <a href='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ews&NewsID=3401</a>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七章 李毅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七章中国社会分层的三个主要体制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分层，本章考察高考、户口、单位这三个构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独特性的主要社会体制。 　　 　第一节高考 　　表7-1显示了1964到2000年间中国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现在进入高等院校的唯一途径仍然是参加并通过高考。表7-1显示，全部人口中只 有很小一部分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大多数人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通过高考了。2000年，100个中国人里，有36个小学毕业生 ，34个初中毕业生，11个高中毕业生，只有3.6个大专以上毕业生。 　　高考之路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每个县（或城区）每年由区县教育局组织小学毕业考试。考试的基本形式和高考相似，但只考两门 功课，即数学和语文。尽管只有5%的不通过率，考试的实际分数对学生的意义重大。这个分数决定了学生进那个初中，而不同初中的教育水平 很不一样。 　　同样，省初中毕业会考决定了学生是上好高中，还是去职校。省初中毕业会考的形势与高考相似，一天考两门，至少考三天，考试科目包 括数学、语文、政治、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每个省都有几十所省重点中学，这些学校根据中考成绩，从全省挑选新生。由于有优秀的 生源和教师，重点中学的毕业生大多能考进重点大学。在城市地区，一些家庭认为送孩子进职校比进差的高中更为经济。尽管孩子因此失去了 上大学的机会，但他们能很快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 　　高二结束的时候，一年一度的省高中毕业会考将决定哪些学生可以获得高中文凭，继续准备高考。高中会考和中考一样是综合性考试，持 续好几天，涵盖所有课程。那些无意参加高考上大学的学生，可以在通过这个考试取得高中文凭之后离校就业。 　　如果拿中国高考和美国的SAT（学习态度/测评考试，即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只考三个小时）相比，两者之间的区别深刻而复杂。中国高 考要持续几天，每门科目要考两、三个钟头。以前，六场考试固定设在每年的7月7日到9日。由于酷热的天气和考生面临的巨大压力，这个月被 考生称为“黑色七月”。从2002年开始，为了避开酷暑，并多给大学一个月的招生时间，考试日期改到了6月8日到9日。 　　 表7-1 中国教育概况统计 按学历划分人口比例(%) 1964 1982 1990 2000 　大专及以上 0.4 0.6 1.4 3.6 　高中和中专 1.3 6.7 8 11 　初中 4.7 18 23 34 　小学 28 35 37 36 　文盲 34 23 16 6.7 　13或15岁以下人口 31.6 16.7 14.6 8.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97页. 注: 1964年文盲人口为13岁及13岁以上不识字人口。1982、1990和 2000年文盲人口为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 　　在大多数中国城市，高考前两周，市政府会禁止在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6点施工，以免影响考生休息。考试当天，所有考场附近的建筑工地 一律停工。交通警察全力确保考生进出考场不受干扰。2003年，共有613万名考生，7234个考点，和23万个考场。12004年，723万名考生参加高 考，比2003年增加了110万，即18%。其中，567万人为应届高中毕业生，44.5%为女生，少数民族考生占7%，年龄超过二十六岁的考生占0.4%。 农村考生人数第一次超过城市考生，占55%。2 　　考生家长都竭尽全力保证孩子以最佳身心状态应试。电视和报纸上，常常会有家长讲授在考前和考试期间如何支持孩子的故事。一些农村 家长长期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把孩子供到参加高考。一些富有的家庭为了让孩子在考试期间生活舒适，在考场附近为孩子订五星级酒店房 间。 　　对于考生来说，高考分数将决定他们是成为只占中国人口4%的教育精英，还是湮灭在剩下的96%里面。如能考入重点大学，就意味着在一个 十多亿人的国家，成为了占人口1%的教育精英，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对于考生家庭来说，孩子的分数决定了家庭的前途命运。这不但反映了 家长的能力和地位，也预示着家庭今后的经济收入与声望。能不能上大学决定了许多考生下半生的命运。 　　 第二节户口 　　 　　现有对于户口制度的研究（Solinger, 1999; Wang, 2004; Kam and Zhang, 1999; Cheng and Selden, 1994）表明，造成城乡隔离、二元 社会的现行户口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古代中国不存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更与现代人口迁移的规律无关。我认为，现行户口制度 存在的原因，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主要是为了统购统销（剥夺农民）和应付大跃进带来的饥荒（见第三章）。 从1965到1985年，除上述原因外，更加上为应付大规模外敌入侵而进行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见第四章）。在1985年以后，粮食问题解决了， 外敌入侵的危险消除了（见第五章），现行户口制度的存在纯粹是为了维护城市居民的特权，为了保持想象中的由城乡隔离、二元社会带来的 城市社会稳定。 　　户口制度的功与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尽管户口制度帮助中国避免了出现像印度那样的城市贫民窟，但它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 进程，导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在三十年里（1949-1979）仅从10%增长到20%（图7-1）。中国城市化比率现在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 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水平。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只需向国家交纳少许农业税，剩下的都归自己； 可以在市场出售余粮，也可以自主生产肉蛋、食油、水果。短短几年，到1984、1985年，中国就开始有余粮。1985年以后，直到今天，中国最 大的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短缺，而是农民卖粮难。为了支持农民，国家建造了许多大型粮仓，粮食的收购价已经被提高到和进口美国粮食一样高 了。但是，由于种粮收益太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 　　简而言之，1985年以后，中国再也不缺粮了。与此同时，也是在1885年，由于苏联军队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淖，邓小平果断决策，世界大 战和大规模外敌入侵危险不再，大规模准备打仗就此停止。所以，确切地说，1985年以后，再也没有必要继续区分城市居民户口和农民户口了 。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所有理由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保留这个过时的城乡隔离制度呢？原因就是城市居民享受 的六比一的特权（下文将详细讨论）。如果废除城乡隔离，一些农民将向上社会移动，而一些城市居民，特别是一些不是干部或准干部、不是 资本家的城市居民，其社会地位可能下降。有人认为这有可能造成城市地区的社会动荡。 　　 来源: 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95页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第4页 　　图7-1显示现在中国人被分成两类，即五亿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和八亿有农村户口的农民。户口不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个社会经济地位 概念。工人和干部可以一辈子在农村工作，但拥有城市户口。而农民，哪怕在城里工作了一、二十年，也还是农村户口。这种社会不平等与生 俱来、生而致之。由于农民低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农民”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负面含义。例如“农民意识”、“农民习惯”或者“像个农民”这些话 在现代汉语里都充满强烈的贬意。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几乎不通婚，尤其在女性市民和男性农民之间更是如此。 　　关于农民社会地位的最深刻的例子是中国的选举法和刑法。直到十年前，公安部还决定，如果一个城市居民第三次严重犯罪，就吊销城市 户口，变成农民，或劳教期满留场就业。3从1953到1994年，选举法规定，一个农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人数是一个城市人大代表所代表选民 人数的八倍。1995年选举法修正案把这个比例从8：1缩小到4：1。 　　6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主要从城市居民里招工。只有很少的名额用来招收来自农村的退伍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高考是农民变成城 里人的唯一途径。但是，由于大多数好的高中都在城市地区，农民子弟的高考升学率总是远远低于城里的孩子。八亿农民很明白自己的社会经 济地位。他们对自己和后代最大的希望或者梦想就是跳出农门变成城里人。 　　在众多显示城乡不平等的指标中，最令人震惊的指标是财富和收入差距。2002年10月，国家统计局就此发表了正式研究报告4：2001年，城 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6860元，农民是2366元。表面看来，差距是三比一。但是，农民收入的40%是实物，而不是货币，所以他们的货币收入仅 为1800元/年，或者150元/月。在这150元里，20%要用来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结果，一个中国农民的购买力仅为120元/月，城市和 农村的差距拉大到了五比一。此外，城市居民享受其他福利，例如住房、教育、卫生以及价格远低于农村的电力。这些加在一起，根据这个报 告，2001年，城市-农村的差距达到六比一。根据所有的官方统计数据，在过去十年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在持续拉大。事实上，由于从城 市基础设施和教育获得的利益远远不止城市居民收入的六分之一，这个差距肯定远大于六比一。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城市是工业社会，农村是农业社会。城市工人使用机器劳动，农民主要依靠人力。城市居民在单 位和公司上班，农民以村为单位生产生活。城市依靠法律，农村依靠礼俗。在城市，人们作为个人生活在核心家庭，在农村，人们生活在大家 庭，加组和村落里。两者的意识形态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言谈举止不同。所以说，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由一个城市工业社 会和一个农村农业社会共同组成。在过去的二十年，这个农业社会的一小部分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内地大城市 的郊区。 　　不但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大约为二比一至三比一。一般来说，城 市越大，那里的居民就越富有、越有特权、社会地位越高。这些不平等也是与生俱来、生而致之。全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 的省；全省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的地、市、州；地、市、州首府的师范院校或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会被分配回原籍所在县。只 有那些出生在首都、省会、地市州首府的毕业生才有天然的权利留在原籍所在城市。对于转业军官，他们的原籍所在省必须负责给他们安排合 适的工作。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2003年4月，连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都按耐不住了： 　　 　　毕业生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户口制度成为毕业生找到满意工作的最大障碍。尽管有所放松，对于在大城市找工作的学生来说，本 地户口还是许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包括北京和上海。北京市劳动局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首都40％的工作要求求职者必须有北京市户口。这 项要求粉碎了成千成万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工作的梦想…… 　　北京、上海的居民比那些在穷乡僻壤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多挣十倍的钱并不少见……户口制度拉大了发达地区和内地的差距。但是，一些发达 城市的利益集团为了垄断资源，力争保留户口制度和其他妨碍人才流动的障碍。发达城市有更多工作机会，但是也有更大的准入障碍，而内地 欠发达地区的工作机会少，这种情况为失业人员寻找工作制造了困难。巨大的差距不但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找到工作，也降低了大学毕业 生就业的机会…… 　　由于户口制度和其他限制，大多数流动人口，去年约有9400万，无法在城市找到固定工作。这也意味着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减少了。原 因很简单：更多的工人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例如会计和销售人员。如果工人都是临时工，对管理人员的需求就会下降，而管理人员大多是大 学毕业生。 　　当前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也造成了问题。虽然私有企业在生产上可以同国有企业竞争，它们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是很困难。国 有企业可以为大学毕业生解决城市户口，而大多数私有企业做不到。只有很少的例外：一些私有的高科技公司可以安排解决聘用的大学毕业生 的户口问题。结果，大多数毕业生试图在国有企业找工作，尽管这个低效的经济部门提供不了这么多的工作。到国企工作的毕业生许多人在得 到城市户口之后就会离开国企，这样做对任何一方都是极大的浪费。5 　　 　　1993年以后，不再有人公开反对最终取消户口造成的城乡隔离。问题是什么时候和如何取消。这个隔离造成的最大恶果，是当前中国的城 市化落后于中国工业化将近二十个百分点。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行户口制度是目前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二 十个百分点直接缩小了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本市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与此同时，缩小了的内需市场，直接压缩了中国工业化的规模 和速度，直接减缓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直接降低了中国GDP的总量和增长速度。中国领导人必须鼓足政治勇气和政治意志，取消城乡隔离。 　　 第三节单位 　　 　　中国城市社会里的单位是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的结合。共有三种单位。第一种是党政机关，是700万公务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第二种是企 业单位，也就是国有企业。第三种是事业单位，包括公立大、中、小学，公立医院，公立的研究院所、博物馆、影剧院，等等。 　　单位不但提供就业和发放工资，更提供终身雇用和论资排辈，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有自己的医院和幼儿园。所以，单位可以做 到完全的社会控制。工作单位分不同的级别：省部级、地市级、县团级、乡镇级。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除了高考和户口，另一个能决定个人地 位和福利的就是工作单位。总而言之，单位级别越高，单位就越有钱，职工的福利就越好。换言之，做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单位里，工资福 利可以相差很多。 　　中国的工作单位是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必要的组织形式。不但中国有，许多国家在相同的历史时期 也都出现过类似的工作单位。有许多对于欧洲、美国和日本（例如Overbolt, 2002）的工作单位的研究。有一本小册子，叫《新罕布什尔的阿 莫斯奇格：一部美国工业的史诗》（Straw, 1948），只有三十页，描述了一个十九世纪的美国工作单位的情景： 　　 　　几乎不用现金，以棉纱的形式支付实物工资。棉纱就成了交易时的货币。在商店用棉纱买东西，给房东用棉纱交房租（第11页）。 　　人们统统住公司的大宿舍……谁要是在星期天不去教堂，或者在厂里和其他地方说脏话，或者酗酒，就会被解雇（第14页）。 　　厂房的大钟（几乎每座厂房的塔上都有一个大钟）早上四点半就会敲响，叫醒舍监，五点半是第一遍早餐铃。钟声在六点再响一遍，六点 半开工，晚上七点半收工。周一到周六每天中午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就是说，每周工作75小时，几乎是现在40小时的两倍（第15页）。 　　 　　所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在快速工业化时，都要把千百万农民变成工人，这些农民工人席关于在城市和工业化的背景下建立农村化的 社会网络和体制。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展者常常试图把大型工业企业变成一种自成一体的组织，同时具备生产单位、道德社区、家长权威、分 配商品和特权的中心等多种功能。这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看到。 　　许多对中国单位的研究一直存在一个严重的误解，即认为中国的单位是在1949年以后出现的。一本新近出版的专著（Frazier, 2002）终于 发现，新中国并没有创造单位，新中国不过是从旧中国继承了始于十九世纪末的工作单位。 　　中国的工作单位有两个特点：终身雇佣和完全的社会保障。它是工作场所、居住场所、社会福利系统的结合。它不但发放工资，还分配住 房，提供儿童保育，开办学校，提供医疗，甚至举行葬礼。很多时候，它还管职工的恋爱、结婚、离婚、计划生育。它在围墙和大门（还有门 卫）里头自成一体。全民所有制只是理想，现实是单位所有制。个人眼里的单位，与其说是面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组织，不如说是个自给 自足的社区和福利实体。 　　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直接向城市居民提供福利的传统。为什么单位给职工分配住房？因为单位之外不存在房源。为什们单位向职工提供社 会福利？因为单位之外不存在社会福利系统。为什么单位办学校和医疗？是因为单位之外没有公共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为什么过去单位甚 至提供廉价的食品，有些还养猪？是因为全社会的粮食和肉类短缺。单位像政府一样进行社会控制，是因为单位之外没有有效的政府。 　　和日本相似，中国的工作单位实行终身雇佣并且论资排辈。上班是同事，下班是邻居，工作和生活交织在一起。工作单位作为微型的福利 国家，除了管职工的工作，还管他们的生老病死和婚姻家庭，这都强化了社区感。中国单位的结构和功能，与日本的企业单位有很多相似之处 。 　　但是单位在中日两国的结果很不一样。日本企业成功地培育出员工的安全感和对于企业强烈的归属感。可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去士气低落 、生产力低下。为什么？我认为原因有三。首先，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在中国扩大化了。在日本企业，只有大企业里的技术骨干享受终身雇佣 ，他们只占日本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工人永远不能享受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而在中国，所有产业的所有工人都被终身雇 佣，而且论资排辈，这是国有企业难以承受的负担。这样看来，中国不是错在有单位，而是错在把单位制度推广到国企所有的产业和行业。 　　第二，建立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的同时，日本企业用很强的管理来提高生产力。而在中国，由于文革削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文革期间 和文革之后的中国单位失去了有效的管理能力。70年代，中国许多单位相当混乱、无法正常工作（Walder, 1986）。这使国企变成一种社会福 利社区，而削弱了其社会生产的功能。国企工人变得习惯于“铁饭碗”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这些福利甚至还能通过子女顶替世代相传。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日本大型企业的外部环境是世界经济市场，它们要与美国和欧洲的大企业竞争。国际市场的竞争逼着日本的大公司 专注于市场、研发和竞争。中国的国企则由于没有市场、没有竞争而整体性地逐渐失去了效率和竞争力。在许多工作单位，理性的科层化管理 渐渐让位于费孝通所描绘的“差序格局”（Fei，1992），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取代了统一的组织管理格局。来自于中国农村，一些单位的人文生 态环境又变回到得类似于中国农村。由于以上三点，单位的内部组织结构过时了。 　　很多国企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于五十年代初。但是，中国单位的组织结构在许多重要方面和苏联大型企业并不相同。不像中国总是有大量 的剩余劳动力，苏联一直缺乏劳动力。斯大林鼓励厂长负责制（一人负责），而不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斯大林时代，从20年代末到30 年代初，年平均调动率从100%上升到150%，意味着每个职工每年至少调动工作单位一到二次。70年代到80年代初，苏联大型企业工人中有20%每 年都调动工作单位，就是说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每年都会离开原先的单位。尽管政府尽了很大努力阻止工人调动工作单位，而且企业提供了大 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从住房和学校到医疗和文化娱乐活动，频繁调动的情况还是无法改变（Lu and Parry, 1997）。 　　国有企业还受到保障社会福利的强大压力。在指令经济下，工厂不能倒闭也不能停产。直到90年代，中国还没有破产法，也没有社会保障 体系。以前在理论上，国企永不倒闭，国企职工永远从工厂获得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从来就没有一套独立于单位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体系 。结果，不管国企是否盈利，是否维持有效的生产，国家必须拨款发工资。退休工资、医疗费和住房占了企业成本相当大一块，成为国有企业 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相反，乡镇企业或者非国有企业如果亏损，它们就会自动关闭，雇用的农民工就去别处打工或者回乡。 　　改革以前，中国城市的指令经济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没有竞争。经营好、效益好的企业无法成长壮大，亏损、 效率低下的企业永远不会倒闭。第二，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没有竞争。能干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高的工人得不到应有的奖励，无能的管理人员 和偷懒的工人也不会被开除。结果，国企越来越没有效率，职工越来越没有积极性。事业单位的情况更糟。简而言之，单位曾经有助于中国从 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而进一步把中国转变为工业社会，就要求单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 形式。 　　下面，我们分开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第五、第六章已经部分讨论了国企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79年以 前的30万个减少到2002年的15.9万个，并进一步减少到2004年的10万多个。国企改革可以被分为三个时期：1994年以前，1994到2000年，2000 年以后。 　　1979年以后，政府下放给企业更多的决策权，并允许他们将收入和职工的表现挂钩。实施了两项措施。一项是“利改税”。改革以前，所有 盈利必须上交国家。现在，企业可以保留税后利润。另一项是“拨改贷”。以前国有银行向企业拨款，现在改为向其贷款，要收利息。 　　1984年10月，城市改革正式启动。一开始，生产责任制和农村地区相似。但是后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盈利的企业不是把钱花 在研发上，而是用来增加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另一方面，那些亏损企业还是从国家得到补贴。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从90年代初开始，尽管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国有企业的效益持续恶化。原因是出现了市场竞争。改革后，非国有企业迅猛发展，市场把中国的短缺经济变成了剩余经济，从卖方市场变 成买方市场。在开放竞争的产业和行业，多数国企面临亏损。不断提高的自主管理权也带来了愈演愈烈的腐败，从公布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 中可见一斑。 　　预算软约束采取了新的形式，即软约束贷款取代了软约束拨款。有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向亏损企业继续贷款。到90年 代中期，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全部贷款的40%以上，占中国GDP的30%。 　　过去二十年，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在制造业、零售业、建筑业、长途汽车运输业、宾馆酒店业取代了国有企业。这些行业的国 有企业，没钱保障企业福利，职工的退休工资和医疗费用受打击最重。与此同时，垄断行业的国企，例如国防、重工业、能源、航空和铁路运 输、邮政和电信都没有受到大影响。 　　1997年初，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令人震惊的形势。1996年，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亏损（791亿元）第一次超过了总盈利 （413亿元）。中国没有私有银行，国有银行的大部分投资都投到国有企业中去了。如果国有企业整体破产，国有银行也不能幸免，那么政府将 权威扫地，天命顿失。之后不到一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多个亚洲国家陷入政治动荡。所有这些都迫使中国进行更彻底的国有企业改革。 　　90年代初，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化。1994年开始实行《公司法》。大型国企变成有限公司或者联合控股公司。1999年底，七千多家大中型国 有企业实行了股份化。现在，这些国企都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多数情况下，党委书记转任董事长。但是，这项改革并没有改变 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国家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些企业和过去一样，很少考虑股东的权益。亏损也没有倒闭的风险，国家还是没 法迫使国企盈利。 　　2000年以后，开始进行国企上市。2003年7月8日，国资委出台了一项针对大型国企的政策，196户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保持国家绝对控股的 条件下上市，国资委强调这并不是搞私有化。到2002年底，中国三分之二的工业税收来自于国有企业；15.9万户国有企业盈利纳税，而64%的盈 利来自于最大的196户企业集团。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但是国企的规模和力量扩大了。6 　　2003年6月底，国资委进一步制定了大型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计划，几千家亏损企业将在五年内破产。其中的10%是在偏远山区依靠自然 资源的国有企业，例如采矿企业。二百多户国防企业也在破产名单里。外资和私有企业购买和重组国有企业不受限制。事实上，1997年，中国 在十个城市试行亏损国有企业破产，然后扩大到五十个城市。到2003年7月中，北京列出104家可供国内外公司收购的重点国有工业企业。从 1995到2002年，共有7798户国有企业破产倒闭。7 　　经过十年酝酿，在2004年6月，全国人大终于通过了新的《破产法》。无论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所有800万家企业全都 适用这部法律，其中约有10万家国有企业。但有2000户左右国有企业例外，它们主要是军事和矿业企业。这些亏损企业依靠国家救济，将是最 后一批破产的国有企业，破产工作预计在三到五年内全部完成。到2004年4月，中国通过行政干预关闭了3377家破产的国有企业，拨款493亿元 作为国有企业破产补助资金，并允许国有银行冲刷共计2238亿元国有企业破产引起的呆坏账。8 　　国有事业单位截至2004年共有130万个，其中95.2万个独立核算。国有事业单位的资产共计约3000亿元。事业单位有职工2800万人，包括 2200万名干部（图6-7）和600万国家工人。这些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一道，在教育、公共卫生、科学研究、传媒、影视、出版、娱乐、体育等 行业提供服务。全国超过70%的科研人员，95%的大学教师和医务人员在国有事业单位工作。国有事业单位的开支占超过30%的政府财政收入。9 　　国有事业单位改革是在大规模改革国有企业和精简政府机关之后，2003年初，人事部宣布在三年内终止2800万在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和工 人的终身就业，实行聘任制。 　　199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科研机构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中央各部委下属600多家研究单位。过去，政府每年向研究单位下达科研任务， 由于研究单位并不熟悉市场竞争，大部分研究成果在通过国家评审后被束之高阁。1999年，国家要求这些科研机构转型成为技术公司或与大型 国企合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养活自己。现在科研机构大部分都能够自负盈亏了。10 　　与国企改革和精简机构相同，难题是如何精减和安置事业单位过剩的干部和工人。1999年大规模精简政府机关的时候，一些公务员在事业 单位找到了退路。但这次，没有别的出路了。一些干部和工人要在这个竞争过程中离开事业单位。于是，建立社会保障制西成立顺利改革的关 键。 　　单位之中社会组织消亡的最大阻碍是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建立一个有资金保障的、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的社会保障体系。1999年以后 ，中国建立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雏形。 　　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条例》11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2社会保险金包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 保险费。所有参加社会保险体系的国有和非国有工作单位，以及所有有城市户口的职工每月交纳保费。保费和工资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从此，失业人员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交费达到一定时间后，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领取时间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 　　20002年，一亿多城市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同年，超过3300万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1997年平均415元/月增 加到2002年625元/月。132002年，一亿多名城市职工参加失业保险。2001年底，共有681万名登记在册的城市失业人员。2002年，500万城市失 业人员领取到失业保险金。2002年，8500万城市职工加入基本医疗保险。所有省会城市和地市首府都建立了医保制度，最终将覆盖到县和乡。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公司企业拒绝缴纳社会保险金，而政府也无法依靠现行法律强制它们缴纳。14 　　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5根据《条例》，所有城市都要制定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市政府向收入 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有本市户口的居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城市失业人员，在24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开始从市政府领取最低生活保障 金。截至2003年7月8日，1930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的城市贫困人口领取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其中1000万人是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在职人员 ，300万为失业人员，550万人为以上两类人的家属，100万人为“三无人员”（无工作、无收入、无劳动能力）。16大多数城市制定的贫困线都高 于附近农民的平均收入；农民就在城市的边上，但他们不享受任何保障。 　　1999年4月3日，国务院颁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7建立了一种自愿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系统。所有国有和非国有工作单位，以及有 城市户口的在职职工可以每月在账户里存款。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职工在购买和修缮 住房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帐户内的存储余额。 　　低租金和免费的住房曾是单位的福利之一。但高成本使得单位越来越无力建造更多更好的住房了。90年代中期，公有住房开始向居民出售 。1999年以后，由国务院先在北京实行，后来又要求全国所有城市实行房改，公有住房出售的速度大大加快。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国家职工以很 大的折扣买下自己居住的公有住房。购房折扣的大小根据职务、级别、职称和工龄计算。 　　打过折扣以后，这些住房只占市价的五分之一到一半。居民购买的其实不是产权，而是五十年到七十年的使用权。如果他们要出售房产， 其工作单位有购买优先权。理论上，工作单位不再建造新的住房，房产市场将取代单位分房。如此低的房价使得房产改革在几年之内顺利完成 。2002年8月，统计显示，中国80%的城市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18通常是一个有一到三间卧室的单元。 　　单位将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消亡。但是，这个过程不会像一些学者预期的那么快。中国从1999年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用 以取代单位保障。即使在城市地区，也只有一亿职工参加了这个新的体系，而另外超过一亿多城市职工没有参加，更不用提没有任何保障、完 全被排除在新体系之外的五亿农民工与农民了。现在，多数单位仍然存在，特别是大型国企和大型事业单位，例如大学。沿海地区的单位比内 陆地区销往得快得多。单位的彻底消亡，大约还需10到30年时间。 　　在国有单位逐步消亡的同时，非国有的单位却在迅速增加。大多数乡镇制造业企业就是单位，它们向农民工提供食宿，并严格控制农民工 的个人生活。这又一次表明，对于新近来自农村的低技术工人，单位或许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组织形式。 第四节中国革命最后阶段的主要任务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全新的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体系，使中国得以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 化。这场革命尚未结束。中国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体制，并同时保留自身的体制优势。至少有四个社会体制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革命最后阶段的任务，就包括改革这四个社会体制。 　　 1．消灭城乡隔离 　　 　　如图6-3和图7-1所示，仅户口制度一项就把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60%降到40%。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每上升1%，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增加 1400亿元，GDP 就增加3360亿元。这意味着，单单社会隔离这一个因素，就砍掉了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GDP。1985年以后，至少二十年，中国每 年被社会隔离砍掉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1985年就取消城乡隔离，中国现在的GDP应比现在翻一番。显然，社会隔离制度已经成为阻 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毒瘤。如果中国领导人有胆识取消社会隔离，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和GDP将增长地更快、更协调。 　　由于这种社会隔离，中国社会发展1985年之后在某些方面走了弯路。毛泽东时代，起码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全国基本实 现了同共同酬。但是1985年以后，由于社会隔离封堵了竞争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差异迅速拉大。以上海和青海为例。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 工资可能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上海的贫困线比青海的人均收入还要高。资本和经济活动自然越来越集中到上海，远离青海。目前，中国的决 策者对于这种差异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上海市比青海省发达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不平等，这很正常，以后也不会改变。真正的不平等，是同工 不同酬，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原因是人们在上海和青海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社会隔离制度才是造成中国东部、 中部、西部之间巨大地区差异的根源。如果中国领导人具备政治勇气、取消社会隔离，东中西部的巨大地区巨大收入差异（而不是发达程度差 距）将会自行消失，各地区的发展将自动变得更平衡更和谐。19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要将多个地方性的社区融汇成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务市场要比无数个被省县制分 割得的地方性社区强有力的多。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工业社会比前工业社会更有强大的多的凝聚力的源泉。本来，工业化必然要求建立全国性的 劳务市场。但是，社会隔离把中国的工业化按照省、市、县切成碎片。1985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社会的条块分割就越严重。这种情 况迫使各个省、市、县只关心出生在那儿的本地人，只为这些人谋利益，把地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更不用说顾及其他地区的利益了。 　　社会隔离还直接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目前，很难建立跨乡、跨市、跨省的企业。既没有全国劳务市场，又没 有全国资金市场。地方政府只扶持本地产业，导致全国性的公司无法立足，无法发展壮大，趋同大跨国公司竞争。大跨国公司现在主导了中国 的国内市场和进出口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增长的利润流进大跨国公司的口袋，因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公司发展不起来。这不是地方政府的错， 是社会隔离迫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可以理解，消灭社会隔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十年应该足够了。中国已经部分放开了县、乡一级的城乡流动，这是个伟大的开端。可 以制定这样一个规划：在十年里，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300个地级市的户口，再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30个省会城市的户 口，最后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户口。只要中央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这是可以做到的。 　　 2．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取消社会隔离的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它必须是义务的和强制的。每个雇员和雇主都要缴纳社会保险金。 第二，它的门槛要低，低到每个人都负担的起。国家可以鼓励雇员和雇主多交费，上限不封顶，但是起征点必须低到足以让这个系统得以建立 。 　　第三，它必须是全国性的。很快，每个中国人都将有一个终身的全国性的身份证（就像美国的社会保险号一样）。在这个号码和现有信息 技术和基础上，中国将能很容易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国性劳动力市场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三条线都必须低到足以符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失业救济、养老保险、贫困救济是主要的三条社会保障线。中国是个贫穷的 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1100美元，负担高额的社会福利只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所以，贫困和失业救济要低到接受救济的人愿意在任何时候 到任何地方去工作。这样，穷人就不会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大量集中。最低养老金要足够低，这样国家支付得起，也才能鼓励国内 外投资。 　　特别是，这三条线要低到足以让农民再三考虑是否要放弃拥有的小块土地变成城市居民。如果城市贫民的生活都远远好于农民的生活，一 旦取消户口，中国的城市也会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一样，充满肮脏的贫民窟。 　　第五，这三条线都必须是全国性的，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地区之间同一种工作的的工资差异必须很小（全国性的基本上 同工同酬）。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消灭严重的地 区差异（全国性的同工不同酬）；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最终消除城乡社会隔离。 　　以上五点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现实，但如果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十年时间应该足够了。 　　 3．土地集约经营与农业机械化 　　 　　十多年来，中国成功地实行了一项政策，叫“土地换户口”。当一户农民家庭在城市找到工作或者经商，他们可以把拥有的小块土地交还给 国家，换取城市户口。这项重要的政策下面还要深入讨论。 　　当前，每户农村家庭拥有0.7公顷土地20。这一小块地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最低的社会保障。有了这块地，农民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如果三 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线足够低，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前就要再三考虑。除非确保自己在城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一 小块地，加上三条足够低的全国社会保障线，将防止农民大量涌入城市。21 　　但是，0.7公顷对于规模经营和实现中国农业机械化来说，实在太小。大多数农民仍在依靠人力种地，和两千年前没有两样。没有规模经营 ，就无法机械化，不机械化，中国的农业将越来越落后。这就是为什么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实际收入没有很大提高的根本原因。在农民工的 家庭逐渐有序地移向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并把0.7公顷土地交给国家之后，国家就可以把这些地分给其他的农民家庭。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农村-城市移民的增长，农民家庭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土地。他们可以自发或集体地对土地进行规模经营，逐渐实现农业机 械化。当然，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将经过一个二、三十年的漫长过程。但是，中央政府应该尽快启动这个过程，实现土地集约化的管理 系统。这个土地管理制度会自动将工业化转化为城市化，转化为每户农民家庭拥有更多的土地，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民收入。中国现 在正需要这样一个土地管理机制。 　　 4．建立免费教育与建立教育市场 　　 　　现在，中国既没有义务教育，又没有教育市场。中国的决策者对这两者都存在根本性的误解。义务教育意味着免费教育。之所以就必须有 一个教育市场，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富有到能够向每个人提供免费的终身教育。 　　目前，中国根本没有免费的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公共学校乱收费已经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灾难。80年代，中国计划到2000年实行九年制义 务教育，官方认为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结果极不平衡。由于地方政府资金不足，学校不得不收高昂的学费。一些贫困地区学校的设施甚至比 二十年前还要差，辍学率高达20-30%。农村和城市之间、地区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迅速拉大。在一些最贫困的农村学校，没有桌椅板凳，学生 每天要从家里自己带凳子。教育预算成了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在一些贫困乡、贫困县。到2004年，中国乡财政欠债总额达到5000亿元 ，每年增加200亿元。22 　　如果义务教育意味着免费的公共的教育，那么九年义务教育也许超越现阶段中国财政能力的。但是，根据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我们 也许可以向100%的适龄儿童提供六年免费的小学教育，向50%的青少年提供三年免费的初中教育，向20%的青少年提供三年免费的高中教育。剩 下的50%需要上初中和80%需要上高中的青少年则全部进入全国性的私有化的教育市场。 　　对于每百名小学毕业生，在区县政府组织的考试中通过语文和数学考试之后，国家向前五十名提供三年免费的初中教育。对于每五十名初 中毕业生，在通过了省政府组织的中考之后，国家向前二十名提供三年免费的高中教育。如果贫困县乡里教育经费不足，地市补；贫困地市教 育经费不足，省上补；贫困省教育经费不足，中央补。这应该不是太重的财政负担。这样做所需的经费并不比现有教育经费数量更大。 　　剩下的50%适龄上初中和80%适龄上高中的青少年全部进入全国性的教育市场。事实上，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教育市场，但是不规范。中国的 大城市里，有许多贵族幼儿园和贵族学校。农村县、乡两级都出现了私立中学。中国应该尽快通过教育法，该法在人大已经讨论和推迟了好几 年。法律应该鼓励私人尽可能多地创办私利学校。如果他们不涉足教育以外的其他产业，应与免税。学校有权自主聘用教师、自主招生、自主 决定学费多少。学费由市场供求决定。私立学校，市场竞争，优胜劣汰。23 　　全国高考允许各省分别出题是不正确的。向市场社会转型以后，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社会各阶级之间、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 日益明显。自古以来，全国统考是中国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底线，对于中国的延续和统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富裕大城市居民所享受的 特权已经破坏了国家统一、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已经损及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富裕省份和地区的地方利益如果不受控制，中国 可以出现三十一个省级高考，全国统考就将不复存在，就将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统一和延续。 　　高考的形式要改革。过去二十年，许多学者建议实行单一的全国高考，因为文理分科造成许多高中、许多学生、许多家长轻视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再也不能文理分科了。 　　最大的教育市场是高等教育市场。建立和规范高等教育市场的办法就是改变高等教育经费的发放办法。中国有将近一千所大专院校。就像 改革前的国有企业，这些大专院校之间几乎不存在市场和竞争。 　　基于全国统考考，国家可以改变分配高教经费的办法，建立国家高等教育奖学金。2003年，中国政府向高等教育拨款788亿元。24目前每年 超过三百万考生通过高考。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每年600亿元的全国奖学金，奖励全国高考前60万名考生，每人100000元。中国的本科教育为四年 ，就是每年25000元。大学每录取一名这60万名优等生中的一人，就能得到100000元国家拨款，每年25000元。大学不但要免除这些优等生的学 费和住宿费，每月还要发放生活费。剩下的188亿元以同样的方式作为全国研究生奖学金。 　　首先，这样做将为大学和学生创造一个高等教育市场。大学不再依靠国家拨款，而要依靠吸引优等生，而学校只有通过提高教学质量来吸 引优等生。考生和家长也会非常仔细地检查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此一来，大专院校之间的竞争就能导致优胜劣汰。 　　第二，这向全中国的贫穷优秀学生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直接渠道。不管你家多穷，只要你刻苦聪明，国家就保证你接受免费教育，从小学一 年级直到博士毕业，尽管比例很小。比例越小，荣誉越大，一向如此。其实，同二十年前的20万相比，60万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 　　对于其余二百多万通过高考的考生，他们要自己交学费，或者借学生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不上大学。大学的学费由高教市场 的供需决定，国家不参与决定学费，但是要监督和规范市场。如果这样做，政府不需要增加一分钱教育经费，却提供了极大的社会公平。这样 可以建立一个教育市场，极大地降低教育成本，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效益，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十年社会改革规划，有助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我这个中国社会十年改革规划首次发布于 1988年。25 　　 　　 　　 　　 　　 　　 　　 　　 　　 　　 　　 　　 　　 　　 　　 　　 　　 　　 　　 　　 　　 　　 　　 　　 1 《人民日报(海外版)》6/10/2003: 1 2 《人民日报(海外版)》6/7/2004: 1 3 《选编》1983（6-217） 4 中央社（台湾）10/21/2002 5 《中国日报-商业周刊》3/4-10/2003 6 中央社（台湾）7/8/2003 7 《中国日报-商业周刊》7/29-8/4/2003: 1 8 《中国日报》6/22/2004: 1-2 9 《中国日报》5/10/2004: 6 10 《中国日报》11/11/2003:4 11 《选编》1999（22-558） 12 《选编》1999（22-565） 13 《人民日报(海外版)》2/7/2003: 4 14 《人民日报(海外版)》3/28/2002: 1 15 《选编》1999（22-677） 16 《人民日报(海外版)》7/20/2002: 1 17 《选编》1999（22-602） 18 《中国日报》8/12/2002: 1 19 作者注：发达程度和收入差距并无直接关系。比如，纽约市比阿拉巴马州要发达许多，但做同样的工作，在纽约市和阿拉巴马州之间并无巨 大的差距，因为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因而，美国任何地方的发展，自然也是整个美国的发展。中国同理，如果上海和青海的人口、商品、资金 是自由流动的，上海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青海的发展。这正是全国劳务市场、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金市场相结合的魔力所在。所谓建 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这种三大市场相结合的魔力。 20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25、31页，全国可耕地面积为13004万公顷，全国农村人口为76851万人，家庭平均人数为每户4.1人，计算 得到共有农村家庭18744 万户，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0.7公顷（译者注） 21 作者注：珠江三角洲民工工资十年没有涨多少；由于出现民工荒，半年来长了25%。这再一次证明，消灭城乡隔离，不会是洪水猛兽。反对 消灭城乡隔离的主要理由，一向就是：如果取消城乡隔离，中国农民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涌进中国城市，来了就不走，中国城市都要变 成贫民窟，天下就大乱了。珠三角的民工荒再次证明，中国农民不是盲目的无头苍蝇，而是高度理智的经济人。不要说没有工作农民不来；就 是有工作、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来。农民怎么会放着冻不着、饿不着的农家不住，到城市来挤贫民窟呢？ 22 中央社（台湾）4/5/2004 23 作者注:只要早晨升国旗、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就行。 24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805页 25 作者注：见李毅、王继主编《社会学概论》（第7版第2次印刷），第37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a href='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 target='_blank'>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a> <a href='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 target='_blank'>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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