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奇: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秀——兼论余杰的不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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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拟订的标题是《我来剥余杰的皮》，这也是从余杰的《我来剥钱穆的皮》（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再版《火与冰》时，该文被改成了《钱穆：大师还是奴隶》，余杰承认原来的标题“似乎过于剑拔弩张了一些。”）一文所受到的启发。后来一想，还是不能用这样的标题，原因有二：其一有拾人牙慧之嫌。当然不是我拾人牙慧，而是余杰早就拾了李敖的牙慧。李敖，这个自称敢骂天下所有人、却从不敢骂大陆当局的狂徒，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扒蒋介石的皮》。余杰剥皮的手段大概是从这里学的。其二网上已有人写了一篇《我来剥余杰的皮》，我只好换个“文明”点的说法了，“剥皮”确实有点“剑拔弩张”。<br />　　<br />　　上篇<br />　　不管使用什么标题，本文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余杰剥了钱穆皮的皮以后，竟然又把这张皮披到了自己身上。这是许多都万万没想到的。余杰的文章我绝大部分都读过，他出版的书我就买了九本，以前总的感觉是，余杰是有才华有激情的青年人，不少论述是有分量的。虽然我早就感觉他有些文章言辞过激，但我总想，这可能是年轻人的偏狭，将来他会成熟。“二余”论战的时候，我肯定是站在余杰一边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余杰这个嘴不离民主，口不离自由的青年学人（他已不配称知识分子了），竟然是一个靠踩倒（当然也包括骂倒）别人来抬高自己的猥琐小人。此次他与王怡在美国上演的“上帝附体”的丑剧，充分暴露了他极其丑陋的面目。<br />　　扯远了，还是先回头看余杰如何剥钱穆的皮。<br />　　其实余杰并没有认真研读过钱穆。“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他就妄下结论，将钱穆描摹得漆黑一团。首先我们就余杰所涉及的自由问题来看看他是否真的读懂了钱穆。钱穆在书中确实有古代“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的说法。余杰对此大怒，举出明代的“梃击事件”加以痛斥。字里行间，余杰似乎很有些义正词严。然而殊不知，对自由也并没有作深入理论研究的余杰，已犯了概念上的错误。哈耶克在《自由的构成》一书中，把自由分成高度自由和低度自由两大类。高度自由是积极的自由，也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自由，即弗洛姆所称的“有所作为的自由”，“是一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以及他自动自发生活的能力”。而低度自由，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乃是一种没有coercion（即“强制”、“强迫”，殷海光译为“镇制”）的状态。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基础，但它不是“有所作为的自由”，仅仅是一种潜在的自由，是增强人们对于外来的威胁、诱惑、欺骗、利用等等的抗力。殷海光明确地指出：“这种自由，至少在中国专制时代，是很丰富的。在这样的时代，只要你不想做官发财，更不想夺取政权，而隐逸山林，作‘竹林七贤’，与世无争，你便可以充分享受这种自由，吸收一点舒展的野逸空气。所谓‘不说话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殷海光《思想与方法》第３６页，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钱穆书中谈到的古人的自由，显然就是这种消极自由；至于伯夷、叔齐的“言论自由”也不过是“进谏”的意思。这种“进谏的自由”在专制集权的古代中国，的确是士大夫们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不承认史实是不行的。但这种“进谏的自由”与我们今天说的言论自由完全是两码事。钱穆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对传统文化的赞誉是难免的，后人清算他也是应该，但这种清算必须学理清晰，逻辑严密，而不是偷换概念。可余杰恰恰是玩的概念游戏，根本没有弄懂自由的真正内涵，就匆匆忙忙要剥人家的皮，其文风之恶劣足见一斑，其学识之浅薄与无知，实在令人吃惊！<br />　　其次再看余杰严厉批评钱穆接受蒋介石的召见一事。蒋介石去世后，钱穆写了一篇《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对蒋介石的宴请让座描写较详，且行文间的确有较浓厚的感念之情。余杰对此十分气愤，他极其刻薄地评价道：“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琐！一个座位就让钱穆受宠若惊，他又如何能‘为天地立人心，为往事继绝学’呢？……当然，这也怪不得钱大师，几千年中国儒生都患软骨症，钱大师又怎能例外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br />　　说实话，初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是为余杰叫好的。我还真以为他有现代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精神呢，却完全不料他竟是一沽名钓誉之徒！从他在接受布什总统前所作的那篇非常令人作呕的《祷告词》来看，他比钱穆不知要龌龊多少倍！钱穆的文章虽有感念蒋介石知遇之恩的意思，但那毕竟是在蒋介石死了以后才写的，已谈不上拍马屁，顶多有点炫耀的成分；而余杰却不然，他还没有见到布什就把马屁拍得山响，而且欣喜若狂之情溢于言表，为自己承担的“重大使命”激动不已，仿佛他就要开辟一个历史的新格局。他无不得意地称这是“１９４９年之后美国总统与来自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成员之间的第一次会见。”所以他的情绪由大喜过望转而诚惶诚恐：“我们将会见的布什总统，不仅是一位掌握世上最大权柄的领袖，更是……”原来余杰向往的是“最大权柄”和“领袖”啊！难怪他在“祷告”的时候，早就把常挂在嘴边的美国宪政制度忘得一干二尽了。布什在余杰心中简直就是世俗的救世主，于是在诚惶诚恐之余，他自然又生出了受宠若惊的感叹：“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啊！”“我们是何等地恐惧战兢！”“我们在布什总统面前，不仅是……”够了！这种肉麻兮兮的语言竟然也说得出口！作为中国人我都为余杰感到羞耻。何至于此嘛，对美国人来讲完全是一次普通的会见，就竟让余杰产生了光宗耀祖之感，这实在有些掉价！更何况他不是还标榜的基督徒会见基督徒吗？基督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是平等。那用得着“恐惧”“不配”和“战兢”吗？可见余杰骨子里还是把布什总统当作世俗权贵的。其实美国的优越并不在于它的总统，而在于它的制度。美国人可以骄傲地称赞自己国家的制度，但他们却说“总统是靠不住的。”而且美国总统会见中国民间人士也绝不是第一次，这似乎已形成了他们的一个传统。“八九”民运之后不说，就在几年前，时任总统的克林顿还专门会见过中国民间打假人士王海。可我们并没见王海受宠若惊呀！怎么余杰眼里的布什总统，就俨然成了钱穆心中的“蒋总统”。<br />　　尚未谒见就已经矮化成如此了，我不知道会见时余杰（还有他的哥们儿王怡）会是一个什么样卑躬屈膝的样子。不过从事后他们自我渲染来看，是很令人作呕的。布什出于对远客的礼仪赠送了他们各自一个领带夹，也给他们的夫人送了点领花之类的装饰小玩意儿。这就强烈刺激了余杰感恩的神经，大有如获至宝的感觉，事后立即启动最现代化的手段向全世界传播。真是愚蠢可笑之极！<br />　　余杰在美国“不配”和“战兢”的时候，说明他在批判钱穆时所摆出的“风骨”架势，仅仅是一种“思想秀”，根本不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的体现，完全是传统士人狐狸吃不到葡萄的心态。别说把余杰放在钱穆的时代，就是在今天如果他有钱穆那样的机会去见什么“主席”“总书记”之类的人物，恐怕也会立即“捐弃前嫌”，屁颠屁颠地前去觐见，恐怕还得写比钱穆肉麻千万倍的文章。其实余杰的这一心态早就暴露过，只不过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不是曾状告中国作家协会吗？认为中国作家协会剥夺了他劳动的权利。现在看来，应该是中国作协拒绝了他投靠和依附的权利。“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中国士人千年的传统。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这原本也无可非议，但余杰却非要把自己打扮得与众不同，竟然会产生出如此荒唐的想法，说中国作协拒绝他“也是对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侮辱”。这位一贯对母校持批评态度的学子，此时想到了拉大旗做虎皮。简直奇谈怪论！难道一个女人被强奸了，她会对法庭说，这不仅是强奸我，也是对我母校的的奸污。如今我们终于恍然大悟，余杰曾经还是想依附于体制的。他先前的反体制不过是梁山好汉“要升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翻版而已。遭当局拒绝后，他才不得不进一步打出自由民主的幌子。谁都明白，中国作协是大陆官方重要的文化机构，中共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余杰却一门心思要往里钻，甚至不惜闹到对簿公堂，这里面如果没有恶意炒作的话，就只能说明余杰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脱俗，他依然想寻求一个“做稳奴隶的时代”。这就太虚伪了！他标榜的“自由”“民主”，与胡适、陈寅恪、殷海光等先辈以及今天仍流亡在海外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比起来，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br />　　然而这一回余杰还是如愿以尝，终于吃到了葡萄；并且还是“洋葡萄”。依附不成中国的权贵，索性依附外国权贵更好。从余杰对布什总统的吹、捧、舔、贴来看，他并非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自由，仅仅是想捞取一种狐假虎威的资本，以换取个人游刃有余的政治空间。只是我不知道当他在布什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受宠若惊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他曾剥过人家的皮，而且已然不知不觉把这皮披到了自己身上。如果他已经忘记了这点，那么我只好借用殷海光先生在悼念傅斯年时写的《我忆孟真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来提醒他：“许多知识分子，看起来漂漂亮亮，西服笔挺，流利洋语满口。他们几乎具备了最好的人之资格。可是，只差一点点要素：没有自我的灵魂，没有做人的骨气。这等漂亮人物，一见了权势，头就低下来。一见了官，不惜奴颜婢膝”。对这种人，殷先生的评价是“不过像制酒的糟，原形虽在，精华尽失，灵魂没有了，什么正用都没有。”一个自称有独立思想的青年作家精神境界如此卑琐！一次普通的会见，一个小小领带夹就让余杰如此下着，他如何能担当自由民主的大任？虽然他见的民主国家的领袖，但其所表现出的失态失格仍足已表明他内心的渺小……也许这真怪不得余杰，几千年中国士人都患软骨依附症，余杰又岂能不缺钙呢！<br />　　下篇<br />　　再来看看余杰的Tolerance。<br />　　胡适将Tolerance译为容忍，今天通译成宽容。宽容是一种高贵的人类精神。是自由民主的思想实质，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必备的品格元素。蔡元培当年在北京大学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就是宽容精神最直接的体现。所以当年北大的讲坛上除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新文化领袖之外，还有拖着辫子的“怪物”辜鸿鸣以及黄侃等旧派人物。沐浴过北京大学民主自由雨露阳光的余杰似乎是深谙这个道理的。他专门写了一篇叫《让我们学会宽容》的文章。但实际上呢，宽容在余杰那里仅仅是停留在白纸上的一点文字符号，或者说是作别人看的一次思想秀。余杰对待他看不顺眼的人，无论他是谁，都是很难给予理解与宽容的，即使是他的前辈和老师也会毫不留情。<br /><br />   <br />　　余杰对早已故去国学大师钱穆没有宽容，对当今众多的作家、艺术家、教授，他也不宽容。甚至对他母校的老教授、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也要嘲讽一番。那篇非常浅薄的《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方文艺理论》就既无学养又无学理，并且出语轻狂。一位卓有成效的老学者，在余杰笔下被写得“垂垂老矣”“糊里糊涂”，而自己却是“少年英才”。对季老先生谈到中西方文艺理论时表现的自谦态度，余杰还真把人家看成了门外汉，竟然以教训的口吻劝老先生“还是老老实实到门内走一走，看一看，从兵器库里取出十八般兵器，然后一路杀将出来，方能成圣成佛。”余杰的轻狂已可见一斑！季羡林先生是学贯东西的大师，别说其学养要比余杰深渊多少倍，就算他有什么值得商榷的观点，也不该受到这样的奚落吧！这对一位受人尊敬的耄耋老人是否太失之厚道。但余杰的关键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已经自我膨胀到容不下别人的地步，好像人家都说的都是谬误，只有他手中掌握的才是真理。“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胡适致陈独秀信中说的这句话，不知余杰是否读过。据说在许多问题上，余杰已发展到对他的导师钱理群先生也采取粗暴批评程度。这种对任何人都不以为然的学风，已引起了钱理群先生极大的反感，但余杰却巧妙地用亚里斯多德“我爱我师更爱真理”的名言作了他的挡箭牌。本来师生之间、学者之间平等地讨论问题是很应该、也是很民主的事情，可怕的是在漂亮的言辞背后，掩盖的是唯我独尊与唯我独大的阴暗心理。<br />　　就以余杰竭力贬斥嘲讽却了解得并不多的钱穆来比较，至少在尊师容人上是令余杰望尘莫及的。１９４１年，已经是国学大师的钱穆，受４０年前的中学老师之邀，回到常州第五中学演讲。钱穆没有余杰那么幸运，他没有读过大学。但钱穆懂得如何做一名学生和一名学者。一代大师在自己的中学老师面前必恭必敬，始终不忘自己学生的身份。他说：“此为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一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钱穆没有因大师地位而妄自尊大排斥他人。他的谦卑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也使我们这些后来的学人受到教益。钱穆不是自由知识分子，在治学上也与新文化南辕北辙，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提携过他的新文化的人物。相对的，当年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尽管与钱穆失和，却也不影响他聘钱穆任北大教授。<br />　　什么叫宽容？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宽容。胡适他们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不仅理论上说得好，实际行动也做得也漂亮。再以胡适与鲁迅的关系来说吧。１９２５年两人分道扬镳以后，鲁迅经常撰文讽刺胡适。而胡适从来没作一字反驳。１９３６年鲁迅去世后，苏雪林急切地恳请胡适出面取缔“鲁迅宗教”，并谩骂鲁迅是“刻毒残忍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胡适不仅立即制止了苏雪林，而且对鲁迅作出了公允的评价：“鲁迅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的工作。”对于骂了自己多年的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朋友，胡适表现出的仍然是竭力地维护；直到胡适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都对鲁迅保持了正确的态度。这种容人的雅量，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罕见的。难怪房龙会对宽容作出如此的断言：“‘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br />　　那么余杰是怎样做的呢？让我们再次回头看他在美国的言行。布什原定的是会见中国民间维权代表团，根本不是什么家庭教会成员。这就使余杰很不高兴了，为了达到排斥他人而独自邀宠的目的，他不惜使诡计，搞小动作，与王怡共同编排了“基督的谎言”，更可笑又可悲的是这两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居然亲手导演了一场一百多年前洪秀全、杨秀清早就演出过的“上帝附体”的把戏，利用神的名义将非基督徒的郭飞熊逐出了此次会见之列。当遭遇到抵制的时候，二人又以退团相要挟。终于以他们无赖的手段达到了无耻的目的。对此，有人直言：“余杰本人的歇斯底里跟基督教的宽容向善的形象相去甚远。”(Tirning：《布什会见余杰标志什么》。还有人指出，余杰表演的“上帝附体”的丑剧，卑劣得连洪、杨都不如。洪、杨毕竟是在打下南京以后才拉开演出的戏幕，而这帮家伙还在金田村就龌龊成这样了。（东海一枭：《余、王应该道歉》)。余杰在《李敖的堕落》一文中曾猛烈地抨击李敖：“他已然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基本的人格。为了利益他不惜出卖自己，这种聪明人的虚伪和无耻，比愚昧更让我感到悲哀。”现在我却突然发现，这正是余杰为自己准备的谶语。稍微不同的是李敖出卖的是自己，而余杰则不仅出卖自己，更要出卖别人。<br />　　余杰的唯我独尊，唯我独大最充分的张显是他“毅然”宣布“我们与以前那些没有信仰的民运人士之间有了根本的不同。”余杰的这一“宣言”，既是想对布什讨好，又恰恰暴露了他急于想充当政治领袖的企图。这哪里还有一点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位言必称“老校长蔡元培”的余杰，已完全堕落成蔡元培先生当年批判过的“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跳梁小丑。余杰的言行已构成了对他一贯高谈阔论的民主自由的叛卖！<br />　　从前我们曾为余杰的社会文化批判精神叫好。余杰以他美丽的言辞迷惑了众人。我没有想到过去的一切原来不过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持续的思想话语秀。如今人们总算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余杰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不过是利用自由民主的公共话题来谋求一己的私利罢了！余杰今天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假若余杰手中一旦握有公共权力，定然会“一阔脸就变”（实际上还没阔脸已经变了），他是绝对不能容忍异类声音的。对这种伪自由主义者，真正的自由民主人士应该高度警惕！<br />　　１９２５年胡适在《晨报》被烧一事致陈独秀的信中，说了一段很值得深思的话：“争自由惟一的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br />　　余杰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民主自由！<br />　　<br />　　 2006年6月2日

这帖应该放到文学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