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令狐药师

《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由王长新先生根据王明道先生的录音带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整理编撰而成

目 录

焦源濂序
前言
第一章 平静的一年 .................................................. 一
第二章 中国基督教的走向 ........................................... 二
第三章 五十寿辰的前前后后 ......................................... 三
第四章 王明道先生夫妇二三事 ....................................... 四
第五章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 六
第六章 全国范围内的控诉大会 ..................................... 一一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会堂 ............................................ 一三
第八章 与日俱增的压力 ............................................ 一五
第九章 圣道讲习班 ................................................ 一六
第十章 假弟兄混进教会 ............................................ 一八
第十一章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 ....................................... 二Ｏ
第十二章 全国会议以后 .............................................. 二三
第十三章 为真道争辩 ................................................ 二六
第十四章 双方的论战 ................................................ 二九
第十五章 风声越来越紧 .............................................. 三五
第十六章 基督徒会堂的最后一日 .................................... 三八
第十七章 逮捕王明道 ................................................ 四Ｏ
第十八章 被捕入狱 .................................................. 四一
第十九章 在审讯中 .................................................. 四四
第二十章 与罪犯同处 ................................................ 四六
第二十一章 基督徒会堂被掳 ........................................... 四九
第二十二章 一个投案请求逮捕的人 .................................... 五二
第二十三章 深陷泥沼 .................................................. 五五
第二十四章 释放王明道 ................................................ 五七
第二十五章 悲惨的一日 ................................................ 六一
第二十六章 获释之后 .................................................. 六三
第二十七章 重陷囹圄 .................................................. 六八
第二十八章 判处无期徒刑 ............................................. 七二
第二十九章 他站起来了 ................................................ 七八
第三十章 复兴之后 ................................................... 八Ｏ
第三十一章 王太太在通县和北京监狱 .................................. 八二
第三十二章 王先生在大同 .............................................. 八四
第三十三章 王太太在邯郸 .............................................. 八六
第三十四章 荫营十年 .................................................. 八九
第三十五章 被骗出监 .................................................. 九四
第三十六章 离开荫营 .................................................. 九七
第三十七章 在平江路的日子 ........................................... 九九
第三十八章 迁居武康路 .............................................. 一Ｏ三
第三十九章 重见天日 ................................................ 一Ｏ七
第四十章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 一Ｏ九
第四十一章 暂息太湖之滨 ........................................... 一一二
第四十二章 一篇勉词 ................................................ 一一四
后记
《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 ■ 王长新

焦源濂序

王明道先生前半生的自傅(五十年来)出版已经快五十年了，由于它属灵的感力，至今仍幅销世界各地。近悉另一本有关王先生后半生傅记的书(又四十年)即将出版，闻之甚感欣慰。我有幸于付梓前得阅全文，深感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为此心情激动，向神满怀感恩，因为这本书不但为中国教畲近代史留下了一个明确的光辉纪录，而且将使历代圣徒读后信心大得造就。
抗日战争末期，大后方各大学知识分子因听信福音而成为基督徒(笔者即其中之一)。腾利后各校纷纷迁返原址，基督教大学生的信仰活勤更加活跃，并且常常邀请为众教台所敬爱的主的仆人前往证道，王先生便是其中之一。那时我曾多次聆听王先生精湛的讲道，但更常听见的，是人们谈论他为人如何正直，以及他信仰舆生活相结合的美好见证。一九四九年中国政权易手后，中固教经历了长期的苦难。四十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王先生。他的遭遇虽时有所闻，但并不详细。现在由他的门生、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一王长新弟兄，将所见所闻有关王先生这四十年来的经历，耗费数年心血，一一记述下来，不仅使所有敬爱王先生的圣徒封他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而且使我们能从这位主仆的身上，看到他所事奉的是一位何等尊贵荣耀的主。
王先生有许多地方很像当年的施洗约翰。约翰福音中有两节圣经我认为很可以作为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一章六至七节)
根据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王先生一生的三个特点：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的使命是为光作见证，他完成使命的方法是叫众人因他(即他这个人的品格和行事为人)可以信。
一个傅道人的品质如何，显然是由第三点证明出来。历代教会的一大遗憾是，许多人听到传道人所传的道而信了主，但是当他们舆这位传道人一深入接触，看到他的生活为人以后，信心就软弱了，甚至不信了。王先生却不是如此，他的确作到了“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事奉神是全人事奉，无论在最重大，最危险的事工上，或是最细小、最平凡的事情上，他都作了美好的见证。
从《五十年来》我们知道，他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不惧日本政权和宪兵司令部的威胁和压力，为坚守信仰的原则，不惜牺牲性命；同时我们也看见，他在日常生活上同样地坚持原则，一丝不苟。这是他为人极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王先生一生作了不少重要的见证：他与罪恶和虚伪作斗争是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他见证了神的真理。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有神所赐的胆量，能长期靠主站立得住并且得胜，他见证了神的大能。他曾软弱失败舆常人一样，但神赐恩给他，使他能像昔日的彼得一样，重新站立起来以后，坚固他的弟兄(路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见证了神的恩典。他一生经历过两次最大的风波，一次来自日本统治者，另一次来自无神的政权。二者政体虽有不同，但对付真正事奉神的人的策略却是相同的，都是利用教会中的假先知为工具，以达到他们迫害主的仆人，消灭主的教会之目的，他见证了今世的真相。最后我们看见，王先生虽然安息了，他的工作却永不止息，多少蒙他教诲的人至今仍忠心事主，多少读过他见证的人生命得到改变。更可喜的是，因着他的见证，福音今天在中国得以广传。他所事奉的主的确是万王之王，在他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他见证了神的荣耀。 愿神赐福给每一位本书的读者，使人人都能为这位万王之王作全人的见证。阿们。 焦源濂序于美国加州福瑞门镇 一九九七年七 前言 王明道先生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代巨人。作为时代的先知，他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责备教会的罪恶和斥责假先知背道的言行。从本世纪初叶一直到中叶，他都不遣余力地反对假先知在教会中传播的异端之道——现代派(Modernism)。不幸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使命受到了阻遏，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人们既听不见他的声音，也看不到他的面貌，然而他的见证却一直继续下去，通过文字磅礴于全世界。他的著作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确非始料所能及。许多妥协投降的傅道人，都已经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是王明道先生那个属灵的英雄形象却巍然屹立，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念着这一位神忠心的仆人。 这本传记主要涉及王先生的后半生(一九五零至一九九一年)。他的前半生(从出生到五十岁)，有他的自传(五十年来)一书在，无须我们赘述，但五零年后的事则鲜为人知，本书的使命就是完成这一部分的工作。 他的后半生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 从五十岁到被捕入狱，共五年，是他得胜的时期。在谊一时期，他的工作不断发展并且达到了顶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先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英勇善战，威武不届。 二、从被捕到判处无期徒刑，全长达八年之久，是他失败的时期。他因为惧怕，深深地陷在说谎的罪中，不能自拔，最后失败到一种地步连他自己都不能想象。当他濒于绝境时他呼求神，神就向他显现了能手。 三，从神的话临到他一直到他安息主怀，共廿八年，是他复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开始，神给他看见他之所以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他得罪了神。他就向神认罪，因而得到极大的复兴。 从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工作到被捕，神大大地使用了他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神要他讲的话他都讲出来了，神要他作的见证他都作出来了。到了一九五五年，王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神没有立时将他取去，而是仍旧留他在地上，有神的美意在：神把他隐藏起来，叫他经历许多的艰难，修理他，造就他，使他更圣洁和更完全，可以坦然见主。尽管他那一代的傅道人都已经离开世界，神却叫他活到九一高龄，就是因为他是神真理的一面大旗，他活着就是见证。 本书内容绝大部分取材于王先生本人的口述。我们有幸于一九九零年去上海访问他，舆他同住达三周之久，天天听他讲述四十年来监里监外的事，并有王太太在旁襄助和订正，录了二十盘磁带，这就是本书写作的主要依据。向本书提供素材的，除王先生夫妇外，还有那些舆王先生在一起，亲身经历这些事的人。我们也同样录了音，作为依据。 写作此书，我用的是写史的态度，着重实事求是，没有夸张，没有主观臆测，也没有文学的描述。许多地方我虽然用的获悉者)则一律用真名。必须说明：本书所记乃当事人之一时一事，绝非盖棺论定。 许多朋友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又有不少朋友在主前不断代祷，致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谨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我要特别一提的是，内人陆敏如姊妹(一九九六年已去世)在我们往访王先生时担任录音，返来后又逐字输入电脑，并按时期加以分类和整理。初稿写作期间，她除了负责输入电脑外，还作为第一读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没有她在世时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很难想象本书能于此时出版间世。 谨将此书敬献主前，愿神藉着他仆人的一生，无论是得胜或是失败，激励我们向神尽忠，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王畏新于加拿大多伦多一九九七年七月

笑对人生

天.
就一个长.
留个脚印等有时间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令狐药师

《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 ■ 王长新

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的前半生，却无法了解他的后半生，总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对于王明道先生，大家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他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发表后不久，就身陷囹圄，与世隔绝了。1980年他离开监狱，回到上海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由于眼目欠佳，难以执笔写作，所以他后半生的记录是个空白。事实上，在中国也没有人敢写他的传记，因此大家只有望洋兴叹了。

西方一个差会的负责人，鉴于王先生已年近九旬，活在世上的日子到底还有多久，谁也无法得知；如果他的后半生没有记录下来，就与世长辞了，那对中国教会，乃至普世教会，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所以一九八九年10月他亲自去上海看望王先生，征询王先生的意见，该差会是否可以从事王先生后半生传记的出版工作。当即得到王先生的首肯。继而他又询问王先生∶“您认为有哪些人可以写你的传记？”王先生只提了一个名字∶王长新。他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晓得我这个人。

同年11月，我收到该差会负责人一封十分恳切的来信，请我祷告，看神是否要我作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写王先生的传记，因为我没有材料。虽然报章杂志或是书本上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错误百出，根本不足为凭。于是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经过两个星期的求问，我深感义不容辞，就回了一封信给他，说明实际的情况∶“我必须亲往上海，与王先生面谈；而且我内人敏如姊妹也必须与我同行，担任录音工作。”我得到的答复是一切都没问题。该差会愿拿出五千美元，作为我们中国之行和写作的需用。他盼望我们立即成行，我说∶“不行，此时中国天气很冷，即使让我们住在上海宾馆，也还是不行，因为每个宾馆都有国家安全局人员，我们天天往王明道家跑，一定会惹人注意。那是自讨苦吃，而一事无成。必须等到春暖花开，我们扎进王先生家就不出来才行。”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老实说，我没有兴趣去中国。几十年在那里度过的辛酸岁月，使我不愿重蹈故土；而且再去那里，会遇见什么，也很难逆料。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写作的任务，我必须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们决定旺春成行。

1990年4月4日，我们动身去中国。离开中国，毕竟已有7年了，对于国内当时的情况，需要先有一个了解，所以我们的第一站是香港。在那里有一位弟兄把他珍藏的多篇五十年代在《天风》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送给了我。同时我也了解到，在王先生身边有一个服侍他的人是可疑的，需要多加注意。在香港我们买了一个质量较好的小录音机，也买了一些磁带。为了让我们将来录好的磁带能被安全带到国外，我们也安排了外国人在指定的时间到上海去取。

4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香港去上海。在虹桥机场我见到了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看我戴一副金边眼镜，白发苍苍，肯定我是老华侨回国探亲，对我非常客气，并且表示热烈欢迎，行李一点没有检查就过了关。同时我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对我这个当年不屑一顾的四类分子，也是殷勤备至，热情接待。而且还亲自帮我们把行李车从拥挤的人群中推出机场，替我们喊计程车，真让我受宠若惊。

我们从机场迳往火车站。以外宾身分买了两张软席客票，就到了老家苏州。久别重逢，家人当然都很高兴，但因为下雨，大街上和隔壁邻居却没有人见到我们。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回家探亲。从家里再出去，就没有问题了。这是我们预定的计划。

在苏州住了几天，看上去我们俨然是国内城镇居民，再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是国外去的人了。十五日，我们带了一点行李，坐硬席车去上海。把行李寄存在车站上以后，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去浦东，看望一位朋友，了解上海的情况。我们同样被告知，在王先生身边服侍他的人不可靠，可能是政府或三自会派去作工作的。

傍晚离开那个朋友家时，我们先打了一个电话到王先生家，是王太太接的，我说∶“婶儿，我们是长新和敏如，想来看你们。”她很高兴，就说∶“来吧！”但是当我提到我们要住在她那里时，她有些踌躇了，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们住。后来她想了一下，就问∶“在客厅里打地铺，你们行不行？”我说没问题。她说∶“那你们就来吧！”这样，我去车站取了行李，就到上海武康路王先生的家里去了。这是我们扎进王先生家的第一步。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去。

王先生已经上了床，但还未睡着。二老看到两个小辈远道而来，显得很高兴。给王先生烧饭的钱姐听说我们是从加拿大去的，主动提出给我们住在她的房间，她可以在客厅打地铺。我们接受了她的爱心。

王先生睡着了以后，我们就跟王太太谈及我们此来的目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王太太一口拒绝了。她怕这本书出版了以后，会给他们夫妇和国内弟兄姊妹带来许多的麻烦和痛苦。这真象一盆冷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感到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时间已晚，就说都回房间去睡吧。我们怎么睡得下去呢？两个人跪在一个小小的单人床上祷告，向神倾吐衷肠。我们清楚这件事是神的旨意，而且此来也是神叫我们来的，怎么会遇到这样一种结果呢？我们把事情再一次恭恭敬敬地交托给主，求主引导带领。然后就钻进被窝里去了。因为床很小，两个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很不容易。但想到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也就安然睡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大亮，王太太就起来了。听见我们起床的声音，她就走进我们房里来，对我们说∶“昨天夜里我好好地想了一下，你们那么远跑来作这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能答应我三件事，就可以做。你们谈话时，我还可以在旁协助订正。第一，书在我们（指王先生夫妇）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第二，书中不要用弟兄姊妹的真名，免得他们受累。第三，书中不要提政府干部的名字。我们一听，感谢赞美主！当即满口答应。这样，工作就开始了。

每天来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我们不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一有人来，我们就停止谈话。敏如姊妹的录音也是秘密的。她把录音机装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麦克风是由一条连接在录音机上电路线，从套在外面的短大衣袖子里面伸出来，直到手边，收录王先生的讲话。一有人来，就把它送进袖子里去，因此不容易被人发现。就这样，经过大约三个礼拜的时间，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经历都被录进我们的磁带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以后，服侍王先生的章冠英弟兄就来上班了。我们寒喧了一阵，他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天晚。他对王先生的帮助很大，王先生和王太太都很信任他。我从旁仔细地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工作瞒不了他。因此我就采取了一个策略，把他看作自己人，有分寸地向他交心，并且就我力所能及地善待他。我为他祷告，如果他是象别人所猜想的那种人，我希望他转变过来；如果不是，那我这样待他，就正对了。

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我不时地从窗户里向外了望，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感谢神，平安无事。是他保护了我们。

王先生是个严格守法的人。根据政府规定，来客住满三天以后，要去报户口，他对此一点也不马虎。我们是从国外来的，要到公安局去报到。王先生叫章弟兄代我们去做这件事，我们就依照规定，把护照和飞机票都交给了他。如果他是象别人猜想的那种人，他只要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诉公安局，公安局把我们的班机日期和航班号码都告诉机场，叫他们详细检查我们的行李，把我们记录的磁带都扣留下来，我们就空此一行了。我们只有为此祷告。

我们安排来拿磁带的外国人原定是5月1日下午三时。当然那时我们已经把磁带摆好，装在口袋里了。但是她没有按时来拿，而是等到晚上九时半以后才来。那时章弟兄已经下班回家了。令人奇怪的，她还邀了一位作医生的澳大利亚姊妹同来。她告诉我，她带一个人同来，万一有人搜身，另一个人可以喊。一般来说，对外宾搜身是很不礼貌、也很不光彩的。当晚她们把所有录好的磁带都拿走了，并且立即带到了香港。

5月2日，我们离开上海去北京，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分别向我们提供了王先生被捕入狱后外面的情况，我们都录了音。这样又多了四五个磁带。12日回到上海后，想怎样把这些磁带带出去呢？适巧第二天艾得理牧师由一位外国青年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我想请艾牧师带走。那位弟兄说∶“艾牧师受人注意，你交给我吧！”这样，北京的几个磁带也在当天带到了香港。

5月16日是我们离开中国的日子。我决定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机场，为的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检查我们的行李。如果别人的行李都是一看就过去，唯有我们的行李要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打开来详细检查，那就说明章弟兄已经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都告诉公安局了，我会很快地把这个消息转告王先生和王太太，那就成了章弟兄的一个大暴露。否则，那就说明人们对他的猜疑没有根据。这是我故意设置的一个测验，让事实大白于天下。我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我却想正确认识每一个人。那天的结果是，我们的行李和别人一样，顺利地过了关，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我想我应该实事求事，而不能以讹传讹。不管别人怎么说，在这件事上我总说他是清白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中国之行。

尽管材料已经到了手，但离着开始写作还差得很远。加以华夏圣经教会成立后，忙得我不亦乐乎，根本就没有时间动笔。敏如姊妹在此期间就听这些磁带，并且把它们一个一个逐字输入电脑，这是不得了的功夫。

我看过一些材料之后，感觉还是不够丰富，所以我又乘1992年夏去香港开会之便，跑了一趟中国。一方面是想拿到王先生解放后几本日记的复印本，另一方面希望能再得到一些材料，并且顺便在北京与一些主内友人讨论一下此书的书名。此次的中国之行虽然与上次相距只有两年，然而王先生夫妇二老都已离世与基督同在了。

在上海，想复印王先生解放后几本日记的事落了个空，内心颇感惆怅。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北京，在李再生先生家里遇见了郑洁民先生（化名甄品道）。他跟王明道先生关系很密切，有人说他是个“王明道通”。我谈了在上海遇到的事以后，他马上答应日内即去上海，住在王先生儿子天铎家里，用手抄写与传记有关的那些部分的日记。别人想做件事，也许做不到。但郑先生与天铎有特殊关系，所以不成问题。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郑先生我还得到了王先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入狱前后许多十分宝贵的材料。更可贵的，是他详述了1979年底他与天铎同去山西荫营监狱接王先生的事，对我书写《又四十年》这本传记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多事，他就在其中，应该说那都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书名，结果一致同意，定名为《又四十年》。此次北京之行收获非常之
大。

回到加拿大之后不久，我拿到了郑先生所作的日记摘抄。他把摘抄作了复印件，装订成册，交给了我安排去取的人，然后由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带到多伦多，既安全，又快当。我是去他住的飞机场宾馆拿到的。到了这个时候，就写作材料而言，基本上可以说应有尽有了。

这是我第二次的中国之行。

1993年4月，我们从美国请来一位弟兄，帮助华夏圣经教会的讲道和牧会工作，使我可以腾出身来从事写作。敏如姊妹则是把她输入电脑的材料都打印出来，按着年代和事情发生的顺序，剪下来摆在一起，我才开始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需要许多篇《天风》上刊登的重要文章和讲话，特别是1951年4月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包括全部参加人名单，甚么人在会上讲了甚么话），以及之后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控诉运动等等。这些材料只有三自会的图书馆里有。怎么办？我找到了一位朋友。此人有资格进入三自会的图书馆，公开地，而不是秘密地，在馆内复印机上作复印件。我因而得到了我一切所需要的。凡我书中所引三自会领袖们的文章或讲话，我都有真凭实据在手里，他们根本无法抵赖或否认。

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初稿才得以完成。在书写时，我的脑子还很好用，但结束后放下笔来就不行了。我的脑子麻木了，精神上也似乎有些不正常。家庭医生给我开了比较强力的镇静剂，连续服用两个星期后情况转好，他就告诉我不要再用了。可能是怕我用多了，对脑神经不好。于是我开始静养，书稿连碰也不敢去碰了。

1994年春，我和敏如姊妹从美国儿子处回来，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说当年十月初旬他们准备为王先生夫妇的骨灰安葬，希望我去参加，并说我参加了这次葬仪，《又四十年》就可以划上句号了。同时他们也表示希望我把已经写好的书稿带给他们一阅。

去中国，要花很多的钱。此时那个差会的五千美元已经用光了，到底该不该去呢？我与该差会负责人联系。他赞成我去，并说飞机票可用他们夫妇乘飞机积累的英里里程来给我买。我当即函覆北京友人，我将准时前往参加二老的骨灰安葬。

当我把写好的书稿拿出来一看时，我愣住了。这样的书稿怎么能给人看呢？许多地方都需要修改和重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一章一段地改，同时还要负责教会的讲道和牧会。这样，又用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完成。现在总算可以拿给人看看了。

到了上海，三位年逾古稀的圣徒用了一天一夜多的时间，把书稿逐字过目，读后一致认为书中内容是真实的和正确的，而且可读性强。其中一位弟兄提出，《一篇勉词》这一章可以放在传记全文之末。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就接受了。这篇勉词并不是我们第一次中国之行得到的材料，而是1985年秋敏如姊妹出国前，我请王先生给我个人的一些训勉，录在一个磁带里。我听了视如珍宝，觉得它不单对我有益，而且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所以在我写书时就把磁带中喊我名字的地方都去掉，把它放在1985年发生的事那一部分，其实这篇勉词没有时间性，把它作为王先生的遗训，放在全文之末，可能要更好些。

二老的骨灰安葬在苏州郊区东山的太湖之滨，王先生夫妇的至近亲友约30人参加了这次葬仪，我被邀在葬仪上证道。我对王先生后半生的认识和分析，大家都给以正面的评价。安葬仪式历时一个小时，就圆满结束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葬仪上见到了多年不见的王太太的亲侄女刘小玉。她提供了王太太在邯郸为主受苦的许多生动资料，是一九八九年岁暮她去上海时，王太太亲自讲给她听的。她也把她去山西荫营监狱看望王先生的经过告诉了我。后来又把王先生在监狱写给她和她丈夫的信作了复印件寄给我，使我能把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写得更全面些。

此次在上海，我得知王镇牧师参加三自会后突然离奇去世一事的当事人是黎培珍姊妹，我当即写信给她。她在回信中把事情详细告诉了我，使我可以正确无误地记载下来。整个事件令人怵目惊心。

这是我第三次的中国之行。
通过一再修改、订正和润色，到了1996年，全书的写作就完成了。

（《又四十年》是王明道先生前半生自传《五十年来》出版后的另一本传记，专门记述了他后半生的经历。全书363页，刊有珍藏照片6张及王明道日记手迹，由加拿大福音出版社（Canada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Inc.）出版和发行。该社有邮购业务，欢迎集体订购。联系地址：27 Mossbrook Cress, Scarborough, ON M1W 2W8, Canada. 电话/传真：(416) 496-9941。）
王长新 中国大陆传道人，现居北美。

令狐药师

后 记

王明道先生去世已经三年多了。综观他的一生，神给他的一个主要托付就是反对不信派。尽管解放后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ΔΔ被判无期徒刑，出监后还是不遗余力地反对。三自会是不信派在人的授意下组织起来的，为一个特殊的目的而服务。它的任务和目的，正如王先生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中所指出的，是混迹于教会里面反基督教，以达到从教会内部来消灭基督的福音和教会之目的，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这就是三自会的本质。尽管“三自”的名称可以改变，甚至取消，但代表它的那个实体仍旧是“三自”，仍旧不失为反对神的人利用的工具。
今年五至七月，《天风》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叫作《中国教会型态初探》。内中有一段话说：
“感谢神，在宣教运动极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本色化的地方教会领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不在外国差会领一分钱，靠着福音的大能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教会。如，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倪柝声的聚会处从零开始，成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有活力和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敬奠瀛的耶稣家庭在当时环境中把信仰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评断是非，而是要从丰富的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注一）
《天风》杂志一向认为王明道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注二），今天怎么一下子改换口气，又说“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 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呢？从一个泉眼里怎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呢？主耶稣讲给法利赛人听的那段话，送给今天“三自”的先生们，应该说是合宜的：“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作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路11：47-48；参阅太23：29-32）
国内最近有一种传言，说要给王明道平反。这又何苦来呢？人都不在世了，平反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王先生含冤去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相信：王先生今天在天上一定会为此而感到快乐，因为他的冤枉是为主受的，并且已经得了主的称许。
必须看到，给王明道平反是有它的目的的，那就是向家庭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发出一个虚假的信号说：“今天的‘三自’已经不是从前的‘三自’了。我们跟王明道先生一样，都是‘本色化的地方教会’，我们大家可以合而为一了。” 如果王先生还活在世上，对于这样的说法和这样的企图，他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反对。在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属灵的战士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高举真理的大旗，把这场反“三自”的属灵的争战进行到底。
我们十分清楚，三自会的本质是不可能有任何转变的，因为它一转变，就会失去利用的价值，并且很快被废弃。就整体而言是如此，就其中的个人也是如此。本质虽然不能改变，现象却可随着形势的需要而不断翻新。历史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唯反对神的人之马首是瞻：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搞控诉、搞斗争时，他们就搞控诉、搞斗争；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讲圣经，作些属灵的姿态，以增加迷惑性时，他们就讲圣经、说些属灵的话语。有一天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再转回去时，他们还是得再转回去。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完全受人的支配。他们是在我们的主以外，另有一位“主”，而且把那位“主”置于我们的主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讲“爱国爱教”，而不敢讲“爱教爱国”。今天中国的“教会”是换了头的教会！愿神擦亮每一位诚实爱主的人的眼睛，看清三自会的本质，对它不抱有任何幻想，也不与它有任何联合。


注一： 见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天风》月刊第六期。
注二： 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第廿六至廿七期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

令狐药师

第 四 十 二 章 一 篇 勉 词

一九八五年王明道先生应邀发表了一篇勉词, 用他亲身的经历勉励信徒, 特别是传道人, 要好好地读经、背诵圣经上主要的应许和教训、并且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最后他也警戒一切活在世上的基督徒, 不要忘记自己还在战场上, 对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首先他谈到, 在他一生中有三段圣经曾经在他身上发生过特别的功效:
第一段圣经在林前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他说:
“一九二一年春天, 我为着受浸的缘故, 被学校驱逐出校。回到家里, 我想一定会得到母亲和姐姐的夸奖和赞许, 谁知她们都不了解我。后来我的事情被传开了, 不少人说我神经已经失常, 我非常痛苦。就在那时我心里起了一个很坏的意念, 我想我为了顺服神的缘故, 舍弃自己的职业和前途, 神不为我开出路, 反而叫我这样受苦, 我觉得神不公义, 不信实, 也不慈爱。为此我就准备放弃事奉神的心。那天晚间, 我想我再作一次祈祷和读经, 以后就不再亲近他和事奉他了。那时我对圣经还很不熟悉, 不知道该读哪一段圣经, 就随意翻开圣经, 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第一节读起, 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 这节圣经突然对我发出特别的亮光, 我才明白我所受的试探虽然很重, 但还没有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现在没有人拿刀放在我的颈项上, 我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从这节圣经我知道我在受撒但的试探, 他叫我对神的信实和慈爱发生怀疑。我立时祷告神说:‘神啊, 怜恤我, 因我起了恶念。求你把它除去, 叫我坚定地相信你。’感谢神, 他使我得到了胜利。”
另一段圣经是约壹二章十五至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他说:
“在上面那件事发生过以后大约两、三个月, 有一天我走到王府井大街, 那时路西有一个商店, 叫‘一五一百货商店’, 因为那里出售的货物多半是一角钱, 五角钱和一元钱的。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 看见大玻璃窗里放着许多美物, 有吃的, 有穿的, 也有用的。我心里就起了一个意念:‘这些东西不都是神为人预备的吗? 若是一般人可以享受, 难道我就不可以享受吗? 现在我因为信仰的缘故, 被学校辞退, 没有工作可作, 也没有前途, 一切都完了。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 承认我受浸是错了, 伦敦会就会帮助我入大学和去留学。我应当回转过来, 再去追求世上的财利和享受。’这样想了以后, 我心里十分痛苦。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约壹二章十五至十七节这段话, 使我明白世上最高的荣誉, 最好的享受, 最多的金钱即使得到了, 也都要过去的, 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常存。这几节圣经把我从那种很重的试探中拯救了出来, 叫我能安静下来, 仍旧在家中受磨炼, 作苦工, 和读圣经。”
还有一段圣经, 在弥七章七至九节:“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直等他为我辨屈, 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他说:
“一九六三年九月, 当我接到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后, 我心里非常失望, 觉得完了, 什么都完了。如果判个十年、二十年, 还有出去的希望, 判了无期就再没有出去的可能了。这时我心里又起了一个恶念: 我向神忠心, 为了顺服他和为了他工作的缘故, 遭受这样的打击, 我觉得神不慈爱, 不公义。我不否认神的存在, 但我对神的慈爱和公义产生了怀疑。弥迦书七章七至九节这段圣经我背的很熟, 神就叫我想起这段圣经来, 那里说,‘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下面说,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作我的光。’这些话给了我希望。接着下边又告诉我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这时我才明白, 我所以遭遇这样严重的打击, 是因为我得罪了神。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深夜, 我在一枝手枪的威胁之下, 就起了一个恶心, 说了第一句谎言。我以为说了以后,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可以回到家里去了, 哪有那么一回事? 由第一句谎言, 就引出了第二句, 第三句, 第五句, 第十句, 几百句谎言来。一年多之久, 我说了不知有多少谎言。不只说, 而且还写, 把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都扣在自己头上。我这样作的目的原是希望早日出监, 不受严重的判决, 谁知谎言不只没有给我带来好处, 反而使我受了极大的害: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几节圣经给我看见我犯了大罪, 得罪了神, 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认罪, 同时求神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有一段较长的时间, 把我从前承认过的那些假罪状全部推翻。神怜恤我, 听了我的祷告, 就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底前后, 南所把我调到北京监狱医院的疗养室去。在那里我得了很多的纸张, 有十来个月的工夫, 可以写我心里的感想, 并且把我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全推翻了。就在这时, 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和能力又回到我身上, 我就站立了起来, 由软弱变成刚强, 从失败转为胜利。”
接着他谈到读圣经和背诵圣经中神的应许和教训的重要性。他说:
“在狱中二十多年之久, 我不但不能读圣经, 根本就得不着一本圣经。但是我在多年以前背熟了的圣经上的话给了我力量, 也给了我安慰, 给了我盼望。所以一件顶重要的事, 就是把圣经上那些重要的教训和应许都背熟了, 记在心里。有一个时候我们手里可能没有一本圣经, 但我们背熟了的那些话就在我们心中发生大的功效。我们不需要把全部圣经所有的章节都背熟, 特别是那些历史的记载, 完全没有背的必要。但是圣经上的应许和教训却是必须背熟的。当我们受试探或是信心动摇时, 一想到圣经上的话, 就能打退撒但一切的进攻。
“我们读塞缪尔记上, 就看见那里提到‘拿兵器的人’这个名词。扫罗出去战争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人拿着他的兵器跟随他。使用兵器的人不是拿兵器的, 而是那个战争的将军。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 ‘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 只有圣灵会使用它。我们的责任是拿兵器, 到圣灵要用兵器的时候, 就从我们手中接过去, 攻打仇敌, 得着胜利。如果拿兵器的把兵器放下了, 没有拿在手里, 到作战的时候, 那个将军要从他手里接过兵器来, 他说:‘忘了, 放在家里了, 或是丢在路上了。’那个将军使用什么与仇敌争战呢? 所以很重要的是‘拿着圣灵的宝剑’。”
然后王先生谈到按着正意讲解圣经的问题。他说:
“最近一些年来, 我发现国内有好些人谬解圣经的话。他们不是有意谬解, 而是无意中取了圣经中的几句话作为根据, 并且照着去行, 结果就犯了许多错误。我听说有一个人读到亚伯拉罕献艾萨克的事,就想到自己也应该把儿子献上给神, 因而就杀了自己的儿子, 表明他对神的忠心。杀自己的儿子也是杀人, 他犯了杀人的罪, 就被判死刑。他取了这样的灾祸是因为他妄用圣经的话。他只记得亚伯拉罕准备把艾萨克杀了, 给神献祭, 却不明白神是藉这件事试验亚伯拉罕。到他真地要拿刀杀儿子的时候, 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 来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并没有实际杀了他的儿子。这位信徒把他自己的儿子杀了, 不但不是听从神的命令, 反而是犯了国法。这是曲解圣经, 我们应当十分小心。其实不只有些信徒曲解圣经, 而且有些传道人也曲解圣经, 结果就弄出许多不良的现象来, 叫神的名受羞辱, 叫别人受亏损。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就教导他说:‘你要作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今天中国的教会混乱得很。这几年来因为恢复了‘信仰自由’的政策, 许多人就有恃无恐地只读几节圣经, 或一小段圣经, 就随便讲起来。我每逢读到圣经上我从前不明白的真理时, 我总是不立刻就对别人去讲, 而是好好地思考, 这几节圣经我解释得对不对? 我是不是完全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以后, 才有资格对别人去讲。这样就使听我的人不至被我引入迷途。”
最后, 王先生谈到属灵的战争的问题。他说:
“自从有人类以来, 世界上就有一种战争, 那就是基督和撒但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只能向前进攻, 不能往后退缩。若是退缩一寸, 就会退缩两寸, 一尺, 三尺, 一里, 五里, 十里...... 一直到完全失败为止。我在一九五五年八月间一个大的错误, 就是在一个真理上让了步。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 非就说非; 白就说白, 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我当时还拿着一张白纸, 问大家说:‘这张纸是什么颜色?’大家说‘是白的’。我说:‘既是白的, 那就无论在什么样的危险情况下, 都应当承认它是白的, 决不能把它说成是黑的。’可是一九五五年, 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 因为惧怕的缘故, 就把黑说成了白, 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 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 我会一直失败下去, 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 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 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 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 没有! 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 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 不能有半点疏忽。
“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林前十章十二节) 当自己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时, 就会跌倒下去。一九五五年我所以那样失败, 就是因为我一度忽略了自己还在战场上战斗, 忘记了这一个警告。那一年的战斗十分剧烈, 我竟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因为存着这种思想, 就没有谨慎, 没有儆醒祈祷, 以致遭遇那次严重的失败。前些时候有一位弟兄来对我说:‘你可要谨慎自己。现在国内和国外, 有许多人都把你看作是一面真理的大旗, 你可不能因为任何事情软弱和失败。如果你失败, 那会使许多人跌倒。’他说得很对, 我听了以后就更加谨慎。所以记住这一个重要的警告:‘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

令狐药师

第 四 十 一 章 暂 息 太 湖 之 滨

一九八八年国家改革开放以后, 苏州郊区东山的农民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在太湖边的一座山头上开辟了一片墓地, 定名为“东山华侨公墓”, 并去上海兜售穴位, 很多花店都有他们的广告。
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托人去问, 并且买了四个穴位。王太太当时的意思是, 谁有需要谁就先用。可是等了好久, 也没有人用, 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岁暮, 王太太的侄女刘小玉姊妹去上海, 在王先生家住了二十多天。王太太告诉小玉, 说她两年前在苏州东山买了四个穴位, 一直搁在那里, 没有人用。随后又说:“想想我们(王先生夫妇)和你父母是同一天结的婚, 以后我们四个人.......”底下就不说下去了, 因为王太太一生为人, 从来不喜欢勉强人家作什么, 而是只流露自己的想法, 让别人去作决定。可她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希望他们四人将来同葬一地。
一九九一年, 王先生逝世, 谁也没提这件事。但到翌年王太太去世后, 近亲们就谈起二老骨灰安葬的问题, 这时小玉才想起姑姑那年对她所说的话, 大家都同意按照王太太的意思办理。
一九九四年春, 天铎与京、津、沪、宁等地诸亲友商议, 准备订期为二老骨灰安葬。一来可以不必把骨灰老放在殡仪馆或家中, 二来有个墓地, 国内外敬爱王先生的人还可以前往凭吊。大家听了都以为美, 就决定尽快办成这事, 了却老人生前的这一心愿。天铎乃拟好碑文, 请王笃恩弟兄书写, 然后交匠人去刻。碑文如下:
一九零零年七月廿五日生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八日安息
王 明 道
刘 景 文
一九零九年三月廿九日生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安息
子 王天铎
媳 殷蔚芷
六月三十日, 王先生儿媳蔚芷等去墓地观看, 并接洽刻碑的事, 最后决定十月初旬安葬。
十月九日(星期日)一早, 王先生夫妇的至近亲友约三十人, 分乘两部租好的小面包车去墓地。途中因多处修路, 走了近四个小时才到。值得特别感恩的是, 出发后天下起雨来, 但到了墓地, 雨就停了, 是以安葬仪式得以顺利完成。
王先生夫妇的墓前安放着一个花篮, 是北京基督徒会堂弟兄姊妹们献的, 用以表达他们对已经安息的两位老人的怀念和敬意。花篮的挽带上这样写着:
“叔叔婶婶安息主怀
北京基督徒会堂众肢体敬献”
虽然二老已经不在人间, 基督徒会堂也早已被关闭, 然而他们所传神的道是常存的, 工作的果效也永不止息: 无数向主忠心的年轻一代已经被兴起来, 他们继承老一辈的遗志, 把反对不信派这场属灵的争战继续进行下去。王先生夫妇诚然安息了, 但那是暂息。有一天, 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他们都要复活,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并且听见主的声音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安葬仪式由章冠英弟兄作主席。唱诗祷告后, 由远道去沪参加葬仪的王长新弟兄证道, 甄品道先生介绍王先生生平事迹, 整个安葬过程历时约一小时。
东山在苏州市西南方大约四十公里处, 从火车站或苏州城内乘公共汽车, 一小时即可到达。东山汽车站距墓地尚有一段路程, 可租用小汽车或搭乘载人的机器脚踏车, 一路盘旋而上, 直达山顶。到了那里, 就看见有两三间简陋的房屋, 是“东山华侨公墓”办事处建的, 为送葬者或扫墓者休憩之用。从这里下坡, 一直往偏左方向走去, 路面崎岖不平, 但仅三、五分钟, 即可到达王先生夫妇的墓前。墓碑面向太湖, 风景优美, 晴天凭碑远眺, 湖光山色, 相映成辉, 令人心旷神怡。
安息吧, 王明道先生和夫人！

令狐药师

第 四 十 章 他 们 息 了 自 己 的 劳 苦

五月二十八日王太太在医院动白内障手术时, 王先生还能亲自去医院探望, 谁知仅仅过了两个月, 他就与世长辞了。
六月一整月, 他都没有问题, 饮食起居一切正常。月初、月中乃至月末, 家中的主日聚会都一直照常进行。他留下的最后几篇信息是:《等候神》、《误会》和《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在读完他头一篇信息后, 他补充说:“等候神是圣徒必须学习的一样极重要的功课, 但也是最难学习的一门功课。”在这次聚会上, 王太太作了她动白内障手术的见证。她因为没有自己的意思, 专一等候神, 就蒙了神特别的恩典, 这是等候神的人有福的一个证明。在六月十六日的聚会中, 读完了《误会》那篇文章后, 他补充说:“大家恐怕看我是一个顶快乐、顶幸福的人, 很少人会想到我受的误会是令人难以设想的。从十四岁起, 在我眼中最可爱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爱我也爱到极点, 但对我误会最大的也就是我的母亲。”
王先生晚年的信息, 积数十年之经验, 重点在于多多认识神, 倚靠神和等候神。唯有多多地认识神, 才能真正作到倚靠神和等候神。他在这些信息中用他亲身的经历, 无论是失败或是得胜, 来说明神话语的真实与可信, 意义更加深刻。
一直到六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 他还能与去沪看望他们的甄品道先生畅谈往事, 谈起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去成都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讲道时的事。他说那时吴耀宗先生在华西大学任教, 有一派人拥护吴耀宗先生亲苏亲共, 另一派人则反对他。反对他的人把主祷文中的祷告词改了几个字来讽刺吴先生:“我们在北方的父(指斯大林), 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俄国一样。我们日用的卢布, 今日赐给我们 ......”四、五十年前的一些小事, 他还能记得, 可见他的身体和记忆力仍旧是很好的。 天有不测风云, 七月二日早晨他起床时说话感到困难, 也感觉不舒服, 口有点歪。先还以为是未装假牙之故, 及至装上以后, 仍旧没有改善, 才知有了障碍。下午天铎去看他时, 还是他自己把这个情况讲出来的。虽然他说话还很清楚, 但是总有一种说话受到障碍的感觉。王太太不赞成送他去医院, 天铎就向一位作医生的同学请教, 他分析有三种可能: 脑溢血、脑血栓和心脏送血不足。因为王先生平时血压偏低, 脑溢血的可能性不大。血栓的可能性最大, 但须经脑科专家诊断方能确定。
晚上, 王先生请王太太给他读《神对我是千真万确的, 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那篇文章, 他能够听得很清楚。睡前体温是摄氏三十七度四, 但到半夜就不正常了, 到快天亮的时候说话更加困难。
翌晨(三日)已经不大能说话, 就送华山医院神经内科急诊部门诊。作CT检查结果, 诊断有多处血栓、脑萎缩和动脉硬化等症, 影响说话的是脑血栓。
午后回家, 借到一张能摇的病床, 放在客厅里, 就在家里设立了病房, 有好多位爱主的弟兄姊妹日夜轮流值班护理, 其中一位是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刚退休的老护士长, 一切治疗与用药均由她安排和指导。他们从医院领了葡萄糖和抗生素给他输液, 这时他不只不能说话, 两眼越来越迷糊, 而且右边半身瘫痪。两三天后, 吞咽发生困难, 就改用胃饲。再以后有供氧不足现象, 又加上输氧气。这样好几根管子, 可能增加了他的痛苦。但大多数的时侯, 似乎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有时他忽然把胃饲的管子拔出。但在耳边对他说说, 他就停止了, 说明他还能听懂一些话, 有时仍能喊出王太太的名字“文, 文!”。他有时气短, 有时发烧, 但体温始终没有到过摄氏三十九度。当王先生在病中神志比较清醒时, 王太太就在他耳边唱诗给他听。到他九十一岁生日(七月二十五日)时, 他的舌头已大大变形, 从此就再也讲不出任何话了。王太太屡次在他耳边唱《与主永偕》那首诗, 希望他能想到与主更近而快乐。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 他心中一直很平安。
这首诗的歌词是:
永远与主同住, 是我诚心所愿。
到时必能从死复苏, 常享清福无限。
我今未脱皮囊, 远离我主多患,
幸我夜夜支搭帐棚, 离家日近一站。
近一站, 近一站, 离家日近一站。

我父之家在天, 我心常常思念。
有时因信如在目前, 金门已经显现。
恳求天父恩慈, 应验所许美语,
使我蒙恩得在现时, 与我爱主同住。
主同住, 主同住, 与我爱主同住。

及至呼吸之间, 生死两相争竞。
因死方能胜过死权, 得享永远生命。
在天我全得知, 如主知我一样。
宝座面前敬献歌词, 与主永住天上。
住天上, 住天上, 与主永住天上。

戴绍曾弟兄七月廿八日(主日)清晨醒来, 里面深深感到王明道先生就要归回天家, 所以七时半从香港打电话到上海给王太太, 得知王先生确是病危, 正如他里面的感觉一样。那时王先生家的主日崇拜即将开始, 他们还在谈的时候, 戴弟兄从电话里听见会众唱诗的声音, 就把谈话赶快结束了。但他当时一点没有想到, 仅仅再过一个多小时, 王先生就要离世与基督同在了。
晨九时, 正当众肢体聚集敬拜时, 王先生吸了一口长气就安息了。天上天使天军的欢呼声与地上众圣徒的歌声交织在一起, 把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引到了他一生忠心事奉的主面前。
遗体送去殡仪馆后, 大家就在家中举行了追思礼拜, 同读林前十五章和帖前四章的经文, 唱《一日银链必然折断》、《与主永偕》和《再相会》等诗歌。想到不久在天上还要再相见, 大家心里都得了安慰。这是一次真正的送别, 所以在殡仪馆就没有再举行任何仪式。
王太太因为有主的同在, 心中十分平安, 她觉得这是天父的旨意。事过三阅月后, 她写信给一位肢体时说:
“感谢天父, 多少人因主爱的激励, 用祷告托着我, 真的, 我还不知道悲哀。他止息了痛苦, 这原是我们最希望的。他七月二日生病, 三日就不会说话了。偏瘫、痰多, 虽然吸痰、输氧和输液, 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他现在是真正地得到了释放。我比他小九岁, 不久也要去的, 在那里我们可以再见面。”
老年丧偶是一件令人伤痛的事, 然而王太太并不十分悲伤, 因为她有主的恩典扶持她和安慰她。她心里装着的一直是那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 所以她对自己的事就无暇多去考虑。七月二十五日正当王先生垂危的时候, 她还写信给一位在国外的弟兄, 请代她转些钱给一位在西德的姊妹, 外汇由她从国内带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 一个心里想着别人的人, 常是一个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事情真给王太太说着了, 王先生去世还不到九个月, 王太太就病倒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晚, 王太太饭吃得很少, 翌日身体软弱无力, 不思饮食。下午卧床休息, 直到晚饭时才勉强起来。晚饭她只吃了几根面条, 说是因为吃过两个红枣。十七日晨开始呕吐, 呕吐物中有黄色胆汁。中午开始发烧, 曾护理过王先生达四周之久的老护士长去看她, 她告诉她两个月前发现右腹部下方有硬块, 现在已有鸡蛋大小, 这两天有痛感, 只是怕小辈担心, 就不肯说。他们随即准备将她送去医院诊治, 但她因全身无力, 就不愿去。下午请了一位熟识的医生来家检查, 体温升至摄氏三十九度一。医生认为有盲肠肿瘤、肺炎、病毒性感冒等几方面的可能, 建议送医院作详细检查, 这时王太太也不反对了。
下午五时送中山医院急诊门诊部检查, 诊断为盲肠恶性肿瘤及肺炎。因观察室无空床, 只好在走廊里放一张床。急诊门诊部嘈杂拥挤, 又怕在那里着凉, 他们就用车把她推回建国西路家中, 输葡萄糖及抗生素, 希望能消炎退热, 次日再作详细检查。到夜十一时, 她又呕吐, 手和下颌抖动, 并且说胡话。虽然说话发音不清, 但仍能回答简单的问题。此时体温已升至摄氏三十九度五(腋下), 头和手炽热, 大量出汗, 呼吸急促。经用冷毛巾降温, 至午夜零时后, 体温降至摄氏三十八度。
十八日凌晨三时二十分, 面色更加苍白, 嘴唇发紫, 随即叫救护车送医院。此时心跳加快至每分钟一百二十次, 医生见情况严重, 就赶紧接氧气, 认为有肺炎和盲肠肿瘤转移两方面的可能, 乃送 X 光室作拍片检查。刚到 X 光室, 见她呼吸太微弱, 赶紧又推回来。此时她呼吸已停止, 脉搏也消失, 惟心电图上尚有微弱的跳动, 经作人工呼吸和注射强心针无效, 于五时四十五分安息。
王太太这次生病, 从送医院到安息仅十三个小时, 病情发展之快, 实在出人意料。但她在病榻上受折磨的时间较短, 只有最后两天感到有些疼痛, 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
因为王太太病情恶化很快, 许多人都没有来得及去看她, 所以决定四月二十六日在龙华火葬场举行丧事聚会。丧仪由程伯威弟兄主持。有祈祷、唱诗和几位肢体讲话, 持续达二小时之久。
至此, 二老都已永远与主同住了。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九 章 重 见 天 日

王太太的两只眼睛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开始不行了, 一个是青光眼, 早已失明; 另一个是白内障, 起初还能看见一些, 到后来就全盲了, 什么也看不见。她却不为自己的眼睛着急或难过, 她想: 看不见就看不见吧, 没有多大关系。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影响她的情绪, 她心里一直靠主有平安。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能有一点光感来辨别方向, 她就为此在神面前献上感谢和赞美。许多弟兄姊妹都希望她能早日复明, 有的肢体愿意从北京、从苏州到上海来给她作手术, 上海的弟兄姊妹就更不用说了, 但她的心却一点不为之所动。在医治眼疾的事上, 她一直是仰望神和耐心等候。一九九零年, 一位弟兄听说美国西雅图市有一位眼科专家麦金泰尔医生(Dr. David J. McIntyre), 与中国上海五官科医院有联系, 每年到上海作几例手术。但苦于不认识他, 就向美国一位主的老仆人提起, 他说他也没有办法。这话给一位在他身边的姊妹听到了, 她就放在心上。正当她感到束手无策时, 忽然听说葛培理夫人为她儿子动眼科手术, 将要到西雅图去见麦金泰尔医生, 她就向她提了, 葛夫人也表示愿意帮忙。由于葛夫人的推荐, 麦金泰尔医生答应在他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五日去沪时为王太太作检查。
这个消息以信件和电话传到上海之后, 多年来在王先生身边照应两位老人的章冠英弟兄就去上海有关医院接洽, 得知麦金泰尔医生莅沪之期确为五月廿五日。但王太太对于动手术的事, 并不是那么积极, 只说愿照神的旨意而行。章弟兄说:“这件事就像陇沟的水, 随意流转吧。”结果真地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和带领了。
麦金泰尔医生莅沪之翌日(礼拜日), 医院打电话给王太太, 通知她第二天(礼拜一)去医院, 麦金泰尔医生要为她作检查。检查还没作完, 麦金泰尔医生就决定留她住院。所以王太太住院的消息没有多少人知道, 因而省去了好多麻烦。
有几件事天父安排得实在奇妙: 她一直有咳嗽的病, 每日必咳, 而且一咳起来, 就非常厉害, 想抑制也抑制不住。这对手术会有很大的妨碍。但就在她去检查之前两天, 咳嗽莫名其妙地停止了, 而且后来也不再咳, 只是偶尔有一点点。王太太去住院, 家里必须有人照顾王先生。儿子在她入院前已因公外出, 儿媳每天又必须去上班, 家里的事怎样安排就是一个问题。正在此时, 北京刚刚退休的章素贞姊妹去上海看他们, 她就负责照顾王先生。还有安徽阜阳的苏兴言弟兄正巧也到上海来, 再加上家里的章冠英弟兄和烧饭的钱姐, 就有四个人, 大家通力合作, 家里和医院就都有人照顾了。这样, 王太太可以安心住院,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神很奇妙地把样样事情都预先安排好了。
王太太的手术是在五月廿八日作的。麦金泰尔医生的手术精良, 总共不到一个小时, 手术就作好了。王太太最怕痛, 一痛就要喊, 可实际上只有在打麻药针的时候有一点点痛, 很快就麻木了, 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手术时, 麦金泰尔医生给她安上晶体, 这就方便得多。如果她早几年动手术, 一定得配眼镜, 像王先生动手术时一样, 那就会增加很多的麻烦。王太太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们真是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一切的恩典源源而来, 使我们大得滋润。”
手术后第二天检查, 视力就已恢复到零点四。她非常高兴, 满心感谢天父大恩。失明二十余年的眼睛现在第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真面容。王先生坐着轮椅, 由儿媳陪同, 去医院看她。儿子天铎返来后, 拿着照相簿到医院去, 给她看家属和亲友的照片。她看谁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 就连自己的儿子和照片上的自己, 也都辨认不出, 因为一切的熟人和自己都变了样。从另一方面讲, 失明二十余年也似乎保护了她的视力。手术后恢复得很好, 看什么都清楚。但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复明, 所以远近常看不准。
这次麦金泰尔医生到上海五官科医院, 原定只作八个手术, 王太太不在其内。还是经过麦金泰尔医生的特别应允, 最后才把她加上去的。对于这次手术, 王太太亲手写了两封信, 描述神在她身上所行的奇事。全文如下:
“感谢神,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九章十五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约一章十六节)
“患了二十多年的白内障, 瞎了三十四年的左眼, 已于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三十分手术后看见了, 六月四日出院回家。事前章冠英弟兄说, 就像陇沟的水, 随意流转。 他为我照着天父所带领的, 一步一步办完了检查手续。五月二十六日就得到医院通知, 叫我次日去, 由为我动手术的麦金泰尔大夫(Dr. McIntyre)先行检查。检查未完, 即留我住院。次日(二十八日)一时三十分手术, 只打麻药时有些痛。过了大约一小时, 医生给我戴上一个小眼罩, 从小小的窟窿就可以看见了。现在我可以唱约翰福音九章廿五节的经文:‘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入院前我准备了住院费, 但有一位姊妹早有意替我出, 她愿完全担负。
“因安上了晶体, 就不用配眼镜, 可方便了。眼罩多带些日子, 就安全放心。我这次开白内障比一九八二至八三年明道动手术简便多了, 医生并不叮嘱该注意的事件, 只是要在床上多休息休息, 真是大大蒙福。深知众多肢体一直关心代祷, 这是当归荣耀给天父的。
景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八章廿六至廿八节) “这次天父为我预备了好环境, 有素贞姊妹从北京来, 她尽心照顾老头儿, 兴言弟兄在五月二十二日忽然从阜阳来到上海。这样, 两位弟兄、两位姊妹(钱姐买菜烧饭), 里外都照顾到了, 尽管天铎因公去了北京, 蔚芷教课, 一切比我自己在家里安排得还要好。
“医生给我动手术的次日(二十九日), 医院为我测视力是零点四。刚出院时, 我们自己测验的是零点六至零点八。但毕竟是一个眼睛, 缺乏立体感。颜色很鲜艳, 但远近看不准。为了怕不小心撞伤, 暂时仍戴眼罩, 眼罩上有好多的小窟窿, 可以从中看见周围的东西。知道弟兄姊妹常在主前记念代求, 现在你们可以放心, 为我多多感恩吧! 求主多加身心的力量, 更多爱主, 使主的心满足, 因为日子实在不多了, 体力也差, 按着主所指引的, 一步一步地行完当走的路。更愿天父赐福给您和您的家!
景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神的安排实在奇妙, 是我们难以测度的。他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 也知道我们亲人在世的日子。不早不晚, 就在神要接他的仆人王先生回天家之前不久, 王太太的眼目复明了。我们只有低头敬拜, 感谢赞美主。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八 章 迁 居 武 康 路

平江路的住处, 只有一个房间, 会客睡卧都在一处, 窄小得很。来访的人数一多, 就坐不下。有一次, 十几位美国人来看王先生, 旁边住的一家街坊临时搬了几把椅子过来, 又因天热, 还拿过一个大电风扇来, 这才勉强让客人呆下去。又有一次, 一位日本客人来看他, 临走的时候告诉王太太说:“我还有几个日本朋友要来。”结果第二天又来了十个日本人, 都是男的, 其中只有一人懂中国话, 他们就是想见王先生一面。
后来王先生儿子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在武康路六十九号, 这个地方给两位老人住就宽敞多了。一九八三年秋, 他们把家迁到新地方去。
在接见外宾的过程中, 王先生总是毫不隐瞒地谈他过去的失败, 并且给他们看见, 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 还能站起来。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 他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五十岁之前作到前面两点, 五十岁之后才作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他也告诉他们, 他在监里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 就是饶恕人。以前有人出卖他, 控诉他, 抵挡他, 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论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的话时, 他说:“饶恕人并不是换取神饶恕的条件, 乃是被神宽恕后的一种表现。”
王先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直希望通过说理的办法, 使他的冤案得伸, 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 他觉得这样就符合绝对真实的原则了。他认为这不单是为他自己, 也是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教会, 所以他就理直气壮地要写材料, 呈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王太太则认为:“你要写, 也可以, 但里面必须没有自己。什么时候一件事情里面有了你自己, 你就不能作了, 连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你掺杂进去, 就变成你为自己说理, 这是不可以的。”
王先生晚年比较固执, 恐怕这也是一般老年人的通病。王太太曾经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 当时他觉得很好, 并且称赞她为“恶恶之妻”, 但事过以后, 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 只为他祷告了, 她实在是一位有智慧和有见识的贤内助。
本来在白内障手术之前, 王先生就已经写好了《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书》开头的一部分, 并且给一些弟兄姊妹看过, 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作这件事, 因为那不只无益, 甚且有害。但王先生执意要写, 大家就只好为他祷告。后来眼睛越来越差, 虽然动了手术, 视力仍旧没有恢复, 可知这是神的拦阻。眼睛不行了, 他就用录音来代替, 一盘一盘地录, 录了好多盘。那时他说话的条理还很清楚, 录的时候偶而话说错了, 王太太就在旁边提醒他, 他倒也接受。但有时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在录时, 她忽然一提醒, 他就跟她急了。这件事他始终没有作成, 因为要录的东西太多, 他实在没有办法录下去, 只好放弃。就连他辛辛苦苦已经录出来的, 今天也都不知去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 王长新弟兄出国前曾去上海武康路看望王先生。那时北京的王镇牧师刚刚去世, 王先生在谈到这位主的仆人时, 对他获释后的处境深表同情: 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子女又不与他同心, 只好去北京郊区农村, 与七十七岁双目失明的哥哥住在一起, 生活上很困难。北京三自会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 就趁机打发人每月给他送些钱去。最初他还不知情, 后来才晓得那些钱全是从“三自”来的, 但是已经退不回去了。就这样他被拖下水, 进了三自会。那天王先生祷告时, 还特别为王镇牧师及早被主接去, 免犯更大的罪和陷入更深的罪中而感谢神。王先生常讲, 一个人的晚节很重要, 许多人都是能善始, 却是不能善终。
王镇牧师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一九五五年被捕, 一九七九年才获释回到北京。在他得知王先生莅沪的消息后,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曾写信给他。从信中可以看出, 他那时的灵性光景很好。他说他很软弱, 请王先生为他祷告。对于“前面的路当怎样走法?”他说“主完全知道”。可惜的是, 后来他陷入“三自”的圈套。被拖下水以后, 他曾公开表示说,“今天的‘三自’不是从前的‘三自’, 今天的王镇也不是从前的王镇了。”一九八三年秋, 一位刘老姊妹由黎培珍姊妹陪同去看王牧师。在谈话中黎姊妹一言未发, 但到临别走出房门时, 她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来, 是作巴兰的驴。”王牧师默然不语, 别后他却写信给刘老姊妹说:
“你的朋友对我有什么意见, 可以指出来。”黎姊妹看了这信, 因为知道他有心脏病, 怕气着他, 就不想说什么。但有的肢体劝他:“你应当说实话。”她这才写了回信。她说:
“巴兰是神的先知, 应邀去见巴勒。巴勒叫他咒诅以色列, 他却唱起赞歌来。...... 但后来巴兰却是与巴勒合作, 为他出谋划策, 败坏以色列人(民廿二至廿五章, 启二章十四节后半)。你也是神的先知, 今天却与不信的人合作, 把信徒领进迷津, 使他们走错误的道路。”最后她说:“如果我说错了, 愿神管教我。”
王镇牧师回了信, 最后他也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我错了, 愿神对你的管教落在我身上。”黎姊妹看了大吃一惊, 因为先知说话是算数的。没有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 就听见王镇牧师去世的消息, 而且死得很奇特, 令人触目惊心。
王先生搬到武康路以后, 从一九八四年起, 每个礼拜天上午在他家里都有聚会。屋里总是坐得满满的, 大概有四、五十人之多。客厅可以坐三、四十人, 门口和小房间可坐十多个人。起初都是他自己讲, 后来就改为念他过去所写的文章, 念完了由他自己再补充一些。一九八九年后, 他说话经常重复, 虽然有人提醒, 也还是不行。常常是他刚讲过的, 马上就忘了, 于是从头再说。这个聚会是公开的, 一直没有停过, 没有人干涉, 政府也从未问过他一句话。
一九八五年, 有人建议出版他三十多年前在《灵食季刊》上发表的译作《建立德行》。全书三十二章, 其中尚有八章 (即第三章, 以及第二十六至三十二章), 他没有来得及翻译, 工作就停顿了, 乃乘陆敏如姊妹去加拿大之便, 嘱托王长新弟兄译出来, 使全书得以出版问世。王弟兄遵命于一九八六年冬译毕, 一九八七年六月由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王先生卧病前, 安息日会的凌曜西先生带着一位神学生来看他。凌幼时曾跟母亲去北京西郊的青龙桥受浸, 是王先生给他施浸的。后来他去美国, 在安息日会的学校读书, 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 回国就担任上海安息日会的总干事。解放后他也曾坐过监, 而且判刑判得很重。那天他来对王先生说:
“其实你领导‘三自’比吴耀宗合适, 因为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的。特别是全国各地好多信徒都认识你和了解你, 所以你领导比较合宜。”
王先生用很简单的话回答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 我不预备在八十几岁时, 再改名叫王犹大。”
凌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问王先生说:“这跟犹大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里就看见, 不少人坐了很多年监, 可是到头来在真理上和道路上还是不清楚。
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王先生患感冒, 稍微有一点点烧(摄氏三十八度), 翌晨烧退, 休息了两天就好了。过了大约两个礼拜, 他又有一点点烧, 再休息休息, 就起不来了。到十二月十二日(礼拜五)第三次感冒时, 医生担心会有并发症, 叫他多多休息。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行动就很困难了。一九八八年, 他虽然没生什么病, 但是人懒了, 从前客人离去时, 他总要起来送客, 现在就说:“我不送了。”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 没有力量起来。从这年冬天起, 小便常常失禁, 把床弄湿。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冬, 健康又渐趋好转, 起居恢复正常。从这时起, 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患过感冒, 说话也颇有力, 还经常说说笑话, 因为喉咙里常有痰, 他晚间躺在床上时, 口里就常哼着说:“老来难, 老来难, 一天到晚吐粘痰, 错把李四当张三。”
一九八八年, 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 由滕近辉牧师陪同到中国去访问。他说他到中国去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他曾把这件事向中国外交部方面讲过, 回答是:“你只管去看。”但葛培理博士是宗教界人士, 他访问中国, 应该由三自会邀请。这样一来, 他在王先生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葛培理博士的高级顾问曾设法疏通, 但王先生夫妇却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王先生是反对三自会的, 而他去中国与三自会有关, 当然王先生就不欢迎他去。最后他还是去了。
四月廿三日(礼拜六)上午十时许, 王先生已经吃完早饭, 一位医生正在给他推拿, 葛培理博士一行十余人来了。除了他自己以外, 还有他的夫人、滕近辉牧师和一位英国人等。首先由滕牧师发问, 然后王先生就引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他们呆了没有多少时候就走了。王先生觉得葛培理这个人在各方面都还可以, 就是因为他跟三自会发生了关系, 给王先生的印象不好。
一九八九年, 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汪维藩先生, 在《天风》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作《吴耀宗与王明道》。汪先生是五十年代批王(明道)的一名健将, 得到有关领导的赏识, 因而能青云直上, 由一名普通神学生成为教授。沉默了三、四十年之久, 如今又旧调重弹, 实在耐人寻味。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动态, 当不难了解个中的奥秘。汪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首先一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件事: 国外反动势力宣传, 王明道先生已经被人民政府处死, 有人请王明道先生辟谣, 只要让人知道他活着就够了。可是他拒绝辟谣。当时有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 他也拒绝签名。知道这些事的人对他这种做法极为不满。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势力扩张到北京, 王明道讲道时说:‘我们的仇敌饿了, 就给他吃, 渴了就给他喝,’‘为那咒诅我们的祝福, 为那凌辱我们的祈祷,’号召‘忍受别人无理的待遇’。一九四七年他还号召信徒‘守法’、‘服从权柄’。可一九四九年后, 他号召信徒‘拼上自己的性命, 将生死置之度外, 时刻冒着死亡的危险’, 他号召‘战! 战! 战!’这样的对比, 正像王明道先生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向一群青年说的:‘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
“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香港和海外有人竭力想引出这样的结论: 王明道先生以后的被捕, 是由于他反对三自。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
王先生在八九高龄得悉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说:
“他把事情整个颠倒过来了。我跟日本人抵抗了七、八年之久, 他说我讨日本人喜欢。我说要爱仇敌和服从国家法律, 他说我向日本人投降。我八年的时间在北京就是因为不向日本投降, 都准备进宪兵队、准备死了, 他还说我讨日本人的喜欢。”
“关于说我拒绝辟谣一事,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国外有此谣传, 而且无论是政府干部或是三自会的人, 都从未有一个人来请我辟过谣。
“所称1948年我向一群青年人讲过‘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汪先生说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种讲法没有根据, 因为公安局的执法干部在审讯室里曾亲口对我说过:‘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一九九零年四月, 王长新夫妇去沪, 住在王先生家里达三周之久, 天天听他谈论一九五零年后这四十年的经历, 并且作了录音, 这就是本传记的依据。年届九旬的老人, 能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讲出来, 一一如数家珍, 他的记忆力可以说是惊人的。但他重复太多, 一件事常常讲很多遍。刚刚讲过, 他就忘了, 再重述一遍。从他的讲述里, 明显可以看见, 他对几十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 但对于近来的事常常是说了就忘。
进入一九九一年, 王先生就不大喜欢谈往事了, 而且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一九九零年是他晚年的一个黄金时代, 因为在这一年里, 他连一次感冒都没有患过, 能滔滔不绝、饶有风趣地畅谈往事。无论是早一年, 或是晚一年, 都不可能。本传记得以问世, 在时间上真看见神特别的安排。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七 章 在 平 江 路 的 日 子

“王明道获释”的消息, 像关不住的春风, 吹遍了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不少人闻风而至, 走进上海平江路十三号那个小小的房间, 看望阔别二十余载主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关怀他和敬爱他的, 当然也有居心叵测的。不管是谁, 王先生都欢迎和接待, 并且畅所欲言。
消息从国内又传到了国外, 海外有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到平江路去看他。迁到武康路后, 继续有各个国家的人去看他。除了阿拉伯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外, 有十六、七个国家的基督徒去看望他, 最多的是加拿大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英国人、西德人、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瑞士人和芬兰人。日本虽然是佛教的国家, 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去看他。他把自己几十年的事情, 特别是在监狱里八年的失败, 都讲给他们听, 他常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廿八章十三节) 人们从他的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 王明道因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蒙了怜恤, 我们也不怕。
大量的访客使政府公安部门感到不安, 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讲政府对他的所作所为, 无疑会影响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群众和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王先生到达上海不久, 就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去平江路看他, 一位姓孔, 一位姓刘。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态度很不客气, 一方面是为吓唬他, 另一方面也是要从他了解教会的情况。他们问他:
“都有什么人常到你这儿来呀?”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王先生很坚决地回答他们。
“你不要忘记你是反革命啊!”姓刘的说。
“我是反革命,”王先生说,“你们为什么把我放出来? 我没有要出来, 是你们把我放出来的。你们看我是反革命, 可以再把我送回去嘛!”
“来的人里面有的是好人,”他们解释说,“有的是不好的人。”意思是劝告王先生不要与那些不好的人来往。他们还劝他向他儿子学习,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他儿子虽然也住过牛棚, 可他从来不提那件事。
他们跟王先生谈认罪的问题, 想他坐了二十多年的监, 还能不承认自己有罪? 谁知他根本就不承认。王先生对他们说:
“我很喜欢跟你们谈谈认罪的问题: 我在神面前满身疮痍, 体无完肤, 是个大罪人。但在国家法律方面, 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我自幼就胆子小, 脸皮薄, 不敢作一件犯法的事。在学校里我是个严守校规的学生, 在国家和社会上我是个守法的公民, 可你们还是把我逮捕起来了。我没有犯过任何国法,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王先生还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反对三自会, 到现在还是反对。”他们看他态度很坚决, 就不再谈下去。从此以后, 他们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了。第一次去时对他没有称呼, 第二次、第三次就一直称呼他“王老先生”。
他们感到对付王先生有些棘手,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出来, 怎么能再把他逮捕进去? 八十多岁的人了, 还能活多少年啊? 把他逮捕进去, 很快就会死在监里, 政府担个臭名, 何苦来呢? 但又怕他扩大影响, 于是采取一种措施, 就是了解都有什么人到他那里去, 注意那些人, 使他们不敢再去, 把他孤立起来, 目的就达到了。
有一次, 孔、刘两位干部去王先生家时, 正巧碰上潘老太太(郑素英女士)上海的孙女在那里。她看见那位姓刘的干部, 就对他说:
“我认识你, 你姓刘。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不吭声。她再问他, 他就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她说:“不对, 那时你不叫这个名字。你带着红卫兵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时, 幸亏你的一句话, 不然我们的房子就麻烦了。”这一下把他点出来了, 原来带着红卫兵到基督徒家里去抄家的是公安局的干部。据说那位姓刘的干部是专管基督教的。
他们二位每两三个月到王先生那里去一次。姓刘的去过三次, 以后就不去了, 换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最注意的一个人是阎宝田大夫的儿子。他好几次去给王先生送西瓜和食物, 都给他们碰上了。阎大夫是山西太谷人, 二十岁左右在火车上得识王先生, 从那以后他们就有了交情。他很爱王先生, 一直称他为大哥, 并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大哥是我的恩人。”每逢王先生到他所在的城里去讲道, 他一得知就去聚会。
有一天孔、刘二位干部在王先生的房里坐着, 正好时魏素兰姊妹来了, 站在床那边, 姓刘的扭过头来说:
“这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亲戚。”王太太回答。
他就没再问下去。后来他说:“有的人好, 有的人不好, 你们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来往。比方说, 像俞崇恩、俞成华啊 ......”他怎么知道俞崇恩来过呢? 原来在王先生的书架上有一张纸条, 上面有俞崇恩弟兄写的字:“我父亲叫俞成华, 我妈妈叫......”姓刘的干部老远看见那张纸条, 就知道俞崇恩来过了。俞成华先生老早就去世了, 怎么还可能来呢? 可知都是因为那张纸条的缘故。他们说这样劝告王先生是为他好, 其实是怕他跟更多的人接触。
安息日会也有一帮人是反对三自会的, 因而那时三自会对安息日会就有积怨。两位干部要了解安息日会是怎么一回事, 就跟王先生谈这个问题, 并且叫他写篇文章驳驳它。王先生说:“我不写, 我不给人写什么东西。多年以前在我还没有进监的时候,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叫《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 你可以去看。我写文章都是自动写的, 别人叫我写, 我从来不写。”
从国外带来的书, 王先生和王太太当然不愿意多让人知道, 但政府是知道的。有一天孔、刘二人来时, 正好有人带过来两三本书, 放在桌上。姓刘的拿起来看看, 然后又给姓孔的看。姓刘的问王先生:
“你对香港印你的书有什么看法?”
“我很高兴。”王先生说,“我进了监, 我的书在北京不能出版了, 香港给我出版, 那好极了。而且在他们所印的《五十年来》里, 还附录了《真理呢, 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 叫各地的人都晓得我坐监是为了反对三自会。”
一九八零至八一年, 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总是两个人一起来。一九八二年起. 他们就谁也不来了。
王先生的户口迁得很顺利, 他到了上海以后没几天就报上了。他不接受释放证, 荫营就把“释放证”几个字改为“裁定书”, 而且也没有什么“提前释放”的字样, 所以就没留个尾巴。天铎拿了裁定书到派出所去, 很快就报上了户口。但王太太的户口迁得就很慢, 一直留在唐庄, 没有迁过来。唐庄农场每月给她寄廿五元生活费和粮票、油票。一九七七至七九年间, 每次寄来她总是收着, 因为她想即便自己不用, 还可以给别人用嘛! 但王先生对此另有看法, 他反对接受这个钱。有一次, 那边寄钱和粮票、油票的信给王先生收到了, 他就把它退回去, 并且还附了几句话:“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请以后不要再寄粮票和工资来了。”其实王太太刑满释放后在唐庄农场劳动, 是那里的退休职工, 得原单位发的退休金, 不能算是无功受禄。
王太太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迁入上海。上海派出所要求唐庄农场出两项证明文件: 一是证明她没有劳动力了, 一是证明她只有一个儿子。唐庄肯证明前者, 不肯证明后者。王天铎的工作单位给开了这个证明, 可派出所还是说不行, 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 一拖就是五年。那位姓刘的干部虽然答应帮她办, 但始终没有办成。到一九八二年, 还是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帮她办好的。其实哪有下级不听上级的? 但姓刘的就是没有帮她办成。一九八二年以后, 姓刘的不来了, 王太太心里倒觉得踏实些, 因为他每次来总是恐吓人, 把人搞得心神不定, 好达到他的目的。但王先生就是不买他们的账, 他回答他们总是很硬的, 所以姓刘的一事无成。
一九八零年, 贝小姐在北京说:“王明道受管制呢!”王先生听了非常生气, 写了一封信给她, 托柯桂贤姊妹转交。信上说:“谁告诉你我在上海受管制? 没有人管我!”王先生知道她是因为害怕而去参加‘三自’的, 但她却说是神让她出来参加‘三自’, 王先生对她甚为不满。
王先生出监以后, 原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蒙贤超弟兄, 给王先生寄去一信, 大意说:“听说你家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有收入, 你生活现在不太富裕, 特寄上三十元给你, 请查收。”
蒙弟兄是个开钟表店的商人, 在宽街教会负责。因为他们的传道人阎迦勒弟兄参加了‘三自’, 并且担任北京三自会的副主席, 所以他们宽街教会又开堂了。蒙是参加三自会的, 一九八零年在南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时, 他是以北京市代表的身分去参加的, 并且还当上了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收到此款后覆他一信说:“我听说你参加了三自会, 并且还当常委, 请你告诉我你跟三自会的关系。”他回信说:“是的, 我是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就把那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汇票寄回去, 说:“你是三自会的常委, 我是反对三自会的, 咱们两个没有共同言语, 你寄给我的三十元现在还给你, 谢谢。” 蒙回了一封信, 把王先生大骂了一顿, 这是 一九八零年冬天的事。
王先生莅沪后的头一年, 除了在家门近处走走之外, 从来没有到外地去过。虽然北京的一些肢体与王先生有书信来往, 但能亲自去上海看望二位老人的毕竟还是少数。 一九八零年冬, 王先生夫妇去京的消息甚嚣尘上, 北京方面甚至有人积极筹划迎接他们北上。有人说:“王先生到了北京, 礼拜天就在米市大街圣经会门前一站, 就得围一大圈子人。”如果王先生真的去了, 说不定会惹出一些事端。天铎对此当然不无顾忌, 所以他在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写了一封信给李再生先生, 邀请他和甄品道先生去沪度岁。李先生因为太太生病, 甚难走开。但经研究, 决定请一位姊妹代劳, 他们二位遂于二月四日晚自京去沪, 次日(旧年元旦)晚到达。李先生得见他所敬爱、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友王先生, 心中快慰之至。
他们到了之后, 天铎随即拍拍甄先生的肩膀, 领他到过道处小声说:“这次请您来, 是因北京多人来信, 欢迎二老北上。其意甚佳, 但他们年老体弱, 我们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往, 殊不放心。请在此多盘桓一些日子, 劝劝老人打消北上之意。”甄先生允于尽力而为。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九八一至八二年时, 王先生忽然唱出他儿时唱的一首歌。王太太与他结婚几十年, 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这首歌是他的外祖母(一位很虔诚的老太太)在他三、四岁时教他唱的。歌词说:
“我是耶稣门徒, 他是我救主, 虽然我有罪孽真是苦,
主已为我死亡, 救赎我罪恶, 所以我时常快乐。
耶稣能救我脱离各罪, 我因为蒙他大恩惠,
无论黑夜白日心里总是乐, 主已使我胜罪恶。”
王先生十四岁信主之后, 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 蒙了神的恩典, 所以他常常快乐。他相信主耶稣不只能拯救他的灵魂, 还能救他脱离各样的罪恶, 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八年的失败得到神的赦免, 重新站立起来, 恢复了他以前那个快乐的人生, 心灵就如同儿时的光景一样。
王先生到上海以后, 灵粮堂的长老周复清先生常去看他, 而且与他关系很近。该教会负责青年工作的路春方弟兄与他同去, 就显得跟王先生的关系也甚好。以后周长老的两条腿有病不能去了, 路仍旧照常去, 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去一次。王先生知道他是参加三自会的, 就对他说:
“你是‘三自’的人, 常到这里来, 不对。”
“没关系, 根本没有人知道。”
以后路又拿了一盒蛋糕来, 王先生不肯接受, 请他拿回去。王太太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 路就不再来了。王先生对‘三自’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九八二年, 听说有“飞机医院”到广州。“飞机医院”是一批外国医生, 乘飞机去世界各地, 专门作眼科手术的。王先生事先已经登记过了。该“医院”到达广州后, 上海的一位眼科专家王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就在九月廿日由儿媳陪同乘飞机去广州, 作白内障手术。王医生随后也去了。但这次手术没有作成, 到底什么原因? 谁也不敢说定。有人说是因为王先生说了一句外行话:“这个晶体将来坏了, 在中国不好配。”那位医生听了不高兴, 就不替他作手术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媳用英文同外国人讲话, 没有通过广州医院的中国医生。总之是空此一行, 九月廿八日他就被撵回上海去了。王医生说:“回去以后, 我给你治。”
同年十一月三日, 王先生入住仁济医院。十一日王医生为他作左眼白内障手术, 廿六日出院。以后又配了一副眼镜, 视力似有好转。王先生住院时, 因为二十多天没有活动, 出院后生活就开始不能自理, 吃饭穿衣均要有人照顾, 但过了一个时期又转好些。一九八三年九月廿日第二次入仁济医院开右眼, 廿四日手术, 十月十一日出院。两次住院, 身体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手术后他的眼睛虽然当时是好的, 但过了一些时候就全不行了, 无论看书或是写字都成问题, 手术完全失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默默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内。
一九八零至八二年在生活上照顾二位老人的, 主要是周媛姊妹。从八三年起近十年之久, 在生活上照顾二老的则是章冠英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