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大银猫 · 发表于 30.11.2005 00:30:30

六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东的优势。 1931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 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于1933年6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着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年11月7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①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② ① 王观澜1931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②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56-57。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毛在1931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 在1931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毛享有充份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入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叠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台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电”。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①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②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33。 ②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 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大银猫 · 发表于 30.11.2005 00:32:28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一　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毛泽东自诩为“以其道易天下者”， ①“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 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共领导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当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 毛基于多年在乡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泽东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籍，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尊“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② 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①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319。 ②《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 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无出版日期），页4。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维持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是，毛对江西中央红军的实际控制力在1932年后的中共上层斗争中逐渐被削弱，以至最终丧失。军队高级领导人受到党的影响，对毛泽东渐趋疏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仍是晦暗不明。将毛与军队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双方对1934年后中共军事指挥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分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重新聚合起来，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军队的掌握与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实则八万，自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因战斗伤亡、脱队，人数已减至三万多人。领导这支军队的红军将领，分别是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而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由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分别处于单独作战状态，林、彭所率军队实际上是此时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泽东急欲驾驭的军方两个最重要的将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权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影响力。 1935年3月4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① 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一职，是迈向掌握军权的关键一步。 但是几天以后，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场，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等发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刚担任没有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消，由彭德怀暂代。②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0。 ②张闻天：《我的思想检讨》（《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年3月28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 在这决定毛泽东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毫不退缩。他于当晚找周恩来详谈，使周恩来接受了他不进攻打鼓场的主张。①紧接着，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②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军委最高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以坚强的意志力挽回颓势，更进一步扩大战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提议组成有自己参加的新“三人团”，并通过党的会议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后，迅速使自己处于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 在3月至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以大踏步回旋转移的指挥战略，集中中央红军在黔、滇、川之间穿插运动，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战斗失利。频繁的战斗和就地打圈的战略，使部队疲惫不堪，更遭致红军高级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泽东部署的攻打会理城的战斗屡攻不下，这时红军领导层对毛的不满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③林彪的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红军处于紧急状态下写出的，并无与毛泽东有意作对的念头。在以往的历史上，林彪与毛从无个人过节，林彪的这封信纯系出自他对红军前途的考虑，表达的是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情绪。 无独有偶，类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对毛泽东指挥才能的怀疑、不满情绪在其它中共领导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觉到部队中弥漫着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埋怨的情绪。他将了解到的军中情绪，结合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刘少奇拿着电报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认为电报所述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拒绝签字，杨尚昆则在电报上签了字。④ 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与毛泽东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他对毛的指挥方法也存有疑窦。还在新“三人团”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战指挥问题与毛发生争论。王稼祥还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⑤新“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对毛指挥部队大幅度运动不以为然，他向张闻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⑥ ①《周恩来年谱》，页277。 ②张闻天：《1943 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9。 ③《彭德怀自述》，页198。 ④《彭德怀自述》，页198。 ⑤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⑥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1。 林彪的信和刘少奇的电报，对毛泽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这个事件性质之严重，不仅在于它显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已蔓延至当时中共中央所赖以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而且这种不满正向中央核心层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刚刚获得的军权极有可能被再度削夺。 毛泽东迅速采取行动，正面反击这股由林彪领头的反毛风潮。他既不采取与林彪等私下沟通的方式，也不逐个向中央核心层成员解释、征询意见，而是将问题直接挑明。毛向张闻天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到了张闻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以党的名义将对自己的不利舆论打压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评林彪等人“右倾”、“动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郊外召开。与会者仅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这次会议名义上的主角是张闻天，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报告大纲，严厉指责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右倾。在这个时刻，毛颇需要张闻天所擅长的理论语汇，只要将这股对自己不满的风潮压下去，扣什么“帽子”都无所谓。 也许考虑到张闻天仅是一介书生，还不足以震慑林彪等武将，毛泽东全然不顾自己是当事人的身份，亲自出马，严厉指责林彪、刘少奇，称彼等信和电报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①毛并认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将事先毫不知内情的彭德怀看成是幕后挑唆者。② 毛在利用了张闻天作为反林彪、刘少奇的主攻手以后，迅速再将矛头转向张闻天。毛不能容忍张闻天扮演党内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决意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一下张闻天的威信。毛在讲话中暗指张闻天去三军团，与彭德怀勾结反毛。③ 这次会议以肯定毛的军事指挥、毛大获全胜而结束。面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彭德怀、张闻天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一切以大敌当前、内部宜安定为考虑，在会上和会后都未予以说明和解释。④ ①《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5。 ②《彭德怀自述》，页199。 ③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2。 ④《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3。 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意味着毛泽东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毛进入了中共最高核心层，那么，会理会议则标志着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从此，毛成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毛用其坚强的意志力，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彪与彭德怀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夕及会议上的行动，将刚刚获得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代表党的张闻天成为某种点缀和不具实际权威的象征人物。毛实际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已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对毛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会理会议也给日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造成复杂影响，埋下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怀疑、猜忌的种子。毛与彭德怀共事很久，两人个性殊异，双方虽在1931年后关系疏远，但是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认定彭德怀城府很深，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会理会议后，毛将曾参与刘少奇电报一事的杨尚昆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 毛对张闻天素无好感，仅是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张暂时联合。毛对张的固有成见，使他在指责过刘少奇以后将刘轻轻放过，并听信了刘少奇对张闻天参与和彭勾结的猜测和判断。刘与军队素无渊源，在军中不具资望，毛并不认为刘少奇有在军中掀风作浪的能力。刘少奇为脱身，迅速将责任推到张闻天身上，使刚刚开始的毛与张的政治结合蒙上了阴影，①也使毛对刘与张的对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刘少奇电报一事，还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计，为避免刘少奇在军中培植影响，会理会议以后，刘少奇也被调出三军团。 ①毛泽东固执己见，认定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夕唆使彭德怀、林彪反对自己，1941年后多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就此事指责张。被毛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一直忍辱负重，不予辩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时，张才在呈毛阅读的《整风笔记》中作了自我辩解。张写道：“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XXX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3。张在此处提到的XXX同志极大可能是指刘少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刘少奇就与张闻天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有许多资料证明，刘少奇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张的不满。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胡乔木揭发刘少奇在延安时曾在私下谈话中影射攻击毛泽东，刘少奇当即加以澄清，说自己当时只是针对张闻天，而非毛泽东。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已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不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朱德、项英等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极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重新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张闻天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①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就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已融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实际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越来越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泽东对党的大政方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里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一、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是，从莫斯科返国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扩张党权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台，由毛，而非张闻天，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见美国记者斯诺。 二、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深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②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③ ①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2。 ②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93、306。 ③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邓颖超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① 四、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②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与便捷。 ①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案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其实当时尚无中央社会部这个机构，此处所讲的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实际上就是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管理的机要系统——笔者注），上述三个单位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页186－１87、204；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97。 ②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345；另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页203。 毛泽东对军权与党权的蚕食，是在张闻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张闻天的党的领袖地位，以公开的形式进行的。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为毛泽东扩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合法的掩护。

大银猫 · 发表于 1.12.2005 17:35:54

二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建立在反对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极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就加紧了与张闻天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张闻天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此举使张闻天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 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张闻天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中共核心层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张闻天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 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乡野打游击，深受中国农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稳和持重，又带有颇为浓厚的“山大王”气息；而张则是“红色教授”型的知识分子。1935年以前，张闻天对毛虽未予以高度重视，但亦无明显的成见；然而，毛对张则有一种类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闻天在军中毫无基础，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张联盟中，张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掩饰其个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触及到利害关系，毛性格中的那种刚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时就暴露出来，毛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即是明显的例证。从毛这方面看，毛张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张闻天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 在毛、张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张闻天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①张闻天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个性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张闻天乃一书生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张闻天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不愿轻易放弃。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大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党内同僚的压力下，他只能隐忍内心的不满，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亘在毛泽东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也是毛泽东与张闻天政治结合的基础。②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同时也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再继续维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①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32。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五十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②张闻天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为党及其个人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摧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张闻天。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几乎本能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张闻天的强烈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掌军、张闻天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张闻天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经过几年的磨合，毛与周恩来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现在毛已十分具体地感受到张闻天给他带来的困窘。对于毛而言，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地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张闻天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张闻天发起挑战。刘的出现打破了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意见的两封信。刘少奇在这两封各长达万言的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1927 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极左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一、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① 刘少奇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②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二、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了中共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线。 三、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③ ①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2。 ②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固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③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5－817。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张闻天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2月，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未返陕北，①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据1996年出版的《刘少奇年谱（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别三次致电刘少奇，毛还在10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②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③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给中央写信都应被视为是一个重大举动。刘少奇决定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④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政治权威。张闻天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它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⑤因此，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合，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⑥对于刘少奇有关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声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 ①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张闻天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58—359。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160、169、163。以下简称《刘少奇年谱》。 ③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担任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这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参见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85。 ④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纠北方局领导机构的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⑤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给张闻天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17。由此可见，当时毛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75。 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当面向张闻天发起挑战。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张闻天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张闻天、博古、凯丰、陈赓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看法，认为刘少奇的批评充满托陈取消派攻击共产国际、攻击中共的论点。①柯庆施在发言中更是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② 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路线是正确的”。③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博古、凯丰在发言中都否认刘少奇提出的有关白区工作存在着一贯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传统的说法，只有列席会议的彭真支持刘少奇的意见。④一时形势对刘少奇明显不利。 然而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助了刘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刘张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期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甚至称赞刘少奇“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⑤ 毛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张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⑥ ①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1年），页189；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258—59。 ②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末点出柯庆施的名字，但他所称的“那个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显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5。 ③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三十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高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兼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德、李昌、李雪峰、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部份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2—43；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95。 ④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8。 ⑤《刘少奇传》，上，页26。 ⑥《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另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72。 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张闻天有意识淡化毛泽东在6月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①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份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张闻天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意义”。张闻天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于’”。② 张闻天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结论报告，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它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③ ①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页371。 ②张闻天：《白区党目前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234－236、238－239、261、263。 ③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页2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张闻天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到挫折。但是刘少奇、张闻天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 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安排。 刘少奇与张闻天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张闻天的争论，充份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张闻天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张闻天。为了防止张闻天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张闻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离开中枢，但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会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 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着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① ①据1931年秋至1932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健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8、47。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着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就在毛泽东一路凯歌行进的1937年，也有坏消息传来：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将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 正当毛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临着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大银猫 · 发表于 1.12.2005 17:37:16

三 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另一组成部份——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将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团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1931年11月7日抵达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达的康生（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和1935年8月抵达的陈云（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陈郁虽是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但陈郁因在1930年末一度参与罗章龙派的活动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并不参加代表团的实际工作。除了这四名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吴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饶漱石、赵毅敏，和1933—1935年赴苏的中国苏区代表团成员高自立、滕代远、白区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各赤色组织驻莫斯科的代表，黄药眠、饶漱石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林毓英任中国赤色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中了中共在苏区以外最庞大的领导阵容。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期间，正是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向江西苏区转移、共产国际蕴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时期，保持与国内联系信道的畅通成为代表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共代表团通过两个渠道与国内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通大功率无线电秘密电台。中共代表团通过共产国际的电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电台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因距离遥远和技术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与江西瑞金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而必须通过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中转。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迁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别有自己的秘密电台，远东局给瑞金的电报须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翻译转送。代表团与国内的电讯联系在红军长征后中断。1935年末，林毓英携密码本自苏联秘密返回陕北，国内与莫斯科的电讯初步恢复。而当1936年刘长胜再携密码本回到陕北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电讯联系就得到完全恢复。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团通过回国的中共党员向国内的领导机构传递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开赴苏访问的著名新闻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就曾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情报。共产国际并借助在中国国内的中共组织的协助，招募中共党员为其搜集情报，这些直属莫斯科指挥的中共党员，间或也为莫斯科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传递消息。①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代表团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向中共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起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代表团的另一项工作职责是领导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从1931年11月王明赴苏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内展开对中共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宣传。王明自抵苏联后，以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经常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主张，介绍苏区各方面情况。1932年，王明指派萧三以诗人身份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与高尔基、巴比塞等著名左翼作家联络，以扩大中共的影响。1935年，王明又指派吴玉章、饶漱石等前往巴黎创办中共报纸《救国报》（后易名为《救国时报》）。王明并以其在共产国际分工主管拉美共产党事务的便利，指导美国共产党内的中共支部在美国创办华文报刊。 二、领导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在苏联仍有不少中共党员，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等单位。在远东地区也有一批中共党员在苏联各单位工作。由于在苏联的许多中共党员同时又是苏共党员，中共代表团所能领导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份中共党员，莫斯科以外的党员基本上归苏共领导。 三、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将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入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②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③远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投放到劳改营。④1934年后，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党运动，王明、康生紧紧跟上。 ①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苏联著名间谍佐尔格主持。1932—1933年佐尔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动。佐尔格去日本后，远东情报局由华尔敦主持。远东情报局于1935年春被国民党破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页279；另见于生：《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156——164。 ②参见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 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载《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关反映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被流放、劳改的资料有马员生的《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的《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③莫斯科广播电台，1993年1月3日23：2O华语广播。 ④参见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315。 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击。① 四、援救西路军。1937年初，中共代表团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大量军火援助，以接济准备进入新疆的西路军，计有五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讯息，后因西路军失败，此事告吹。② ①参见孔原：《怀念敬爱的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8；另见蹇先任：《38年留苏纪事》，载《革命史资料》第1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39。 ②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42—143。 中共代表团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工作，这就是指导中共满洲省委。1932年后，因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已无法与上海中央局正常联络，转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王明等曾多次发出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并派人潜入东北。满洲省委和抗联也多次派人去苏联向代表团汇报工作。 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省委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例外——满洲省委与莫斯科的联络远比与上海的联络更便捷。 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共国内的事务，但是在事实上，以王明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对国内领导层的影响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源之于他的共产国际背景和当时他在国内领导层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定为政治局委员。紧接着，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便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因而被公认是“国际路线”的代表。 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 王明在国内有一批盟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与王明一道进入中共领导层，稍后返国的张闻天在政治上也属于王明、博古集团。在王明赴苏后，博古等人都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与王明的关系是一种“声气相求”、“共存共荣”的政治盟友关系。由莫斯科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成为王明、博古等领导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据。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1931至1935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导致王明与国内产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产国际即将开始新的策略方针，从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国内的博古等人仍坚持旧有路线，拒不同意调整方针。 王明在莫斯科对他在国内的盟友一直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对毛泽东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有贬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高度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他宣称：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历史当中空前未有过的统—、团结和一致。① 与王明对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据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陈修良等人回忆，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②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毛的军事主张也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主义”。会议后，在上海的博古、张闻天迅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王明很快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对博古等作出呼应。他用几乎与博古、张闻天完全一样的语言，指责“党内一部份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的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表示坚决支持“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对“目前阶段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进行斗争。③ 王明与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渐发生变化，王明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同意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1932年3月，王明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责国内苏区“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王明还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④ ①参见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12。 ②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页56。 ③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④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1933年1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王明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济政策。① 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情况绝然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王明亦步亦趋。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②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 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年为界。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认识，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阶段，王明对毛泽东轻视、忽略有之，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则未免言过其实，也缺乏事实依据。1934年后，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但最终因知晓王明返国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③为了修补因长期脱离国内艰苦斗争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手，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 ①王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2—223。 ②程中原：《张闻天传》，页168－170。 ③据1934至1935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岳（盛忠亮）回忆，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产国际多次来电，要求为王明进入中央苏区加紧准备香港—汕头—闽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为此曾两次派人前往香港进行布置，但最终因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杜，1980年），页269。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信中指出：（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两面派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适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①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不仅未被承认，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张，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只是已被当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北问题的指示后，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有极大的作用。③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来信后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及八万六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对于这一决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④在共产国际复电批准转移计划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从1934年10月上旬红军长征开始，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已中断，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1月14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①《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26-227。 ②《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55-257。 ③《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84。 ④《周恩来年谱》，页262。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未能传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尤其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宣称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与已经形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与博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①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经下台、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例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② ①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5。 ②参见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8月7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449。1937年王明返国后，对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的中共领导人中删去了张国焘的名字，增补了董必武、徐特立两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参见《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 纵观王明在1931—1935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王明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互相联系的。1932年后，王明受到共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兼之头脑僵化，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旧时的政策。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

大银猫 · 发表于 2.12.2005 20:15:13

四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月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年11月王明抵苏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国也调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月，王明在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入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份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①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②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③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①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243、221。 ②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243、221。 ③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244。黄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担任组织部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接替叛变国民党的原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担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中共长江局工作。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然而，毛、王虽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是蒋介石。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大受挫。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25日至27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年12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①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③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④ ①《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25。 ②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发出的党内文件《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处引文转引自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32。此段引文的真实性可以从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确定，该宣言激烈抨击蒋介石“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表示中共愿“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只是这份对外发表的公告没有像党内文件那样，直接表明抗日应以中共为“中心”。参见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30、31。 ③ A·康托洛维奇：《是烟雾还是挑衅》，载苏联《消息报》，1936年6月10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1。 ④参见A·季托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K·库库其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70-372、334－335。 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①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安事变，②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不满，③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 ①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题为《新中国论》），见《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②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明确表示反对中共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打算。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于1936年12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须“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提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以前对蒋介石采取的错误方针，敦促中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并且认为中共直至1937年1月还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Edgar Snow: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RandomHouse；1979），P505． 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

大银猫 · 发表于 2.12.2005 20:17:23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共呜。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份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①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② ①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现在可见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为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据《毛泽东年谱》和《张闻天传》称，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对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加上了补充意见，扩充为十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6。但是李德却说《十大纲领》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而颁布的。本处引用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出自李德：《中国纪事》，页288-289。李德声称，有关洛川会议上的争论情况是参加会议的博古告诉他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大纲除了包含《十大纲领》的内容外，还加上了由他撰写的“甲、乙、丁”部份，这一部份构成了毛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导言和结语。毛在导言和结语中融入了他对《十大纲领》的补充，这就是对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的批评。另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330页的注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②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9；另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①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②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③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④ 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 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⑤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⑥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⑦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⑧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8。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④转引自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 ⑤《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⑥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78；另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8 月22 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71。 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90；另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⑧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①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接受。 洛川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② 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份意见与周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③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的忧虑。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抵达西安，原准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④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①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90。 ②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没有提及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反映了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军事战略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尚未最后解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25-326。 ③ （原书无注）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09。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9月13日，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①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退一步，显示了周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②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③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④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⑤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时、邓小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别同志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⑥毛责成彭“对个别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⑦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 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⑧ ①《周恩来年谱》，页381。 ②根据对《周恩来年谱》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报采取两种方法处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军增援国民党军的电报，毛一般不予回复；周建议组织游击战争，向山地转移的电报，毛均立即复电表示同意。 ③《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7。 ④《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林彪等》，载中央档案馆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8。 ⑤《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页83。 ⑥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9。 ⑦《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9－340。 ⑧《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3。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①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②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③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复电。④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个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⑤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年“百团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1。 ②长久以来，国共双方都激烈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强调自己独力支撑抗战，取得打败日帝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宣称，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参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页117。前苏联方面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参见《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100。对台湾和苏联方面的这类言论，大陆方面既不承认，也未正式否认。1976年4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为了影射周恩来，化名“史锋”出版了《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小册子，在删去了毛泽东最鲜明的几段话后，首次不加引号地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电报的精神。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4。由于史锋的小册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电报，很快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他们认为毛的电报证明了苏联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对毛消极抗战的批评。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1。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07-408。 ④毛泽东在1937年9月24日没有就周恩来报告的有关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在同一天毛给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却强调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五台山脉，立即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显然，当时毛与周恩来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8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 ⑤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任弼时传》，第410。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①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②次日，毛复电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月14日，毛复电批准周在10月12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③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④ 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⑤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⑥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很快结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 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 10月17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⑦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⑧毛泽东、张闻天虽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这份电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卷被略去。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5-26。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7。 ③周恩来年谱》，页385－386。 ④《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4。 ⑤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3；另参见《彭德怀自述》，页222－223。 ⑥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⑦《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1。 ⑧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65、372。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月21日给延安复电，声称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①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 11月18日，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②尽管华北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电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 使毛难以容忍的是，八路军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③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周恩来年谱》，页387。 ②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78。 在1937年8、9、10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2005 22:38:21

二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份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着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份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①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②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③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①《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2、193。 ③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 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①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②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③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④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⑤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⑥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⑦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⑧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⑨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 ①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②《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年9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42。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③《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④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⑤《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1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⑥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⑦《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⑧《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⑨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着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 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① ①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 年），页57。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2005 22:39:39

三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余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② “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②刘家栋（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页1。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份，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①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②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③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①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128。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1月5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③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94。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 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 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 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 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 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①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② ①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月9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2；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6-507。 ②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5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435。 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① 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②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 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③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④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说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⑤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⑥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⑦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 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⑧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 ①《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②瓦·崔可夫（1940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34-36。 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④据1937年11月29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287。 ⑤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期。 ⑥《周恩来年谱》，页393。 ⑦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⑧《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①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② 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他的进攻。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③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 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④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⑤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 ①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威论著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②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年12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0－401。 ③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页296。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24－25。 ⑤张闻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从1937年12月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职。这个声明实际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此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 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着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② ①有关周恩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6-407。 ②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5、406。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 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 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份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着看他们互相火并。 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①中共中央表彰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②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③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④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2。此决议如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样，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隐瞒，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予以公开。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6。 ③《周恩来年谱》，页318。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18、420。 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①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②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的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①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会议上作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03。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117-118。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 正当王明自呜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中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大银猫 · 发表于 5.12.2005 12:15:13

四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年12月18日，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仅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以来，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①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②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③ ① 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汇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经过及人事安排事项，并要求共产国际派曾在巴黎办中共报纸《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②《周恩来年谱》，页398、402。几年后此封电报被当作“王明投降主义”的罪证受到严厉批判，建国后在略去周恩来等名字后，反复受到批判。 ③《周恩来年谱》，页399。 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生了影响。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复电的情况下，于1月21日再电中央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复电。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2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①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着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② ①《周恩来年谱》，页399、401、406 ②《周恩来年谱》，页401-403。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年1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月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月17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一批身份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①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长江局的建议。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② 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春发生的这次事件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③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 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④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⑤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 ①《周恩来年谱》，页404。 ②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③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④长江局时期，王明、周恩来等对运动战、阵地战的强调乃是作为一种建议向国民党提出的，并非像中共党史编纂学有意曲解的那样，是企图把此方针强加给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意见。1938年1月13日，毛曾说“为什幺说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消灭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5；另参见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⑤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①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②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③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复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④ 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复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⑤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⑥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⑦ ①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40。 ②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③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④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⑤《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⑥ 1938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后一位。 ⑦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916、919-920。 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①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②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份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份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 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③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④ 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①《彭德怀自述》，页226。 ②《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204。 ③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477。 ④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 册，页365。

大银猫 · 发表于 5.12.2005 12:16:52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一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① 1938年1至3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弹”就是他在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主张。②《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③ ①《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年12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8-409。 ②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页192。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①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②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75-80。 ②《彭德怀自述》，页229。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 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各项主张，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尚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①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② ①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175-176。 ②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着中央发出，集中体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34。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 “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份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①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今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② 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 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③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领，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①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③《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①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② 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 ①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6。 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不久，任弼时未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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