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大银猫 · 发表于 8.12.2005 20:11:30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一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份居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① ①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年9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年仍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份都已被充份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余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① 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力，1939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在1939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② ①在1938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余都是小米，每周还能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②《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77。 1939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读物。1939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1941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是飞短流长。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①尽管气氛已与1937—1938年很不一样。 1940年后，三万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来，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着他们。此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除非经组织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区，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理由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会感到高兴和满意。毛对延安的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只是那时地狭人少，又面临紧迫的战争环境，毛且不是那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时毛高兴不起来。现在斗转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他焉能不真正喜悦？数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②现在毛当然不会在乎蒋介石说边区是什么“国中之国”、“封建割据”，毛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①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6。 ②李锐：《忆丁玲》，载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页368。

大银猫 · 发表于 12.12.2005 00:57:12

二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泽东向国际派进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他的关注目标转向了外部，这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和远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断清楚蒋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将作出的反应，再最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屡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类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泽东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的策略就堪称是这类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暂时向蒋介石作出妥协的姿态，赢得整军修武、巩固内部的时机。即将展开的延安整风，就是毛利用国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饬内部的重大举动。毛要抓住时机，先行打扫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对日抗战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大致划为两个阶段。1937—1940年，可称上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阶段，194O年后则是从妥协走向分庭抗礼的阶段。 在1937-1940年，毛泽东为了发展中共军事实力，不图虚名，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军的实力，在两三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毛泽东不愿意再继续扮演“勾践”的角色，他要和蒋介石一比高低，让中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复观（当时名徐佛观）说：“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①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让蒋介石承认中国有两个“太阳”绝非易事。至少要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阳”，然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的“太阳”一决雌雄。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势对毛十分有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②然而，毛有充份的把握确信蒋介石不敢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冒险进攻陕甘宁边区。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 ③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根本无法插手中共内部的斗争，蒋介石虽乐意看到中共内部自相火并，但只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①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9。 ② 1939年后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密切注意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进攻，经常提醒中共负责干部作好国共关系破裂的最坏打算。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4。 ③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华南情报局）。康生具体协调这三个情报系统，然而周恩来因长期在国统区担负党的最高领导，他也对全党的情报工作负重要责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67－468。周恩来、李克农在国民党各重要机构、各地方实力派中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周恩来、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晖打入胡宗南部，熊逐步获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将许多绝密情报报送往延安。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22-23、25。中共党员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后也一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参见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内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文革后获释。属于吴克坚系统的沈安娜从1938年就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以其速记特长搜集大量情报，国民党在此阶段召开的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所有秘密都由沈安娜报送延安。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毛泽东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四十年代初，国民党虽然对中共内部的矛盾知之甚详，但在整风运动期间国民党始终处于旁观的立场。 作为中共老对头的蒋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视刺探中共内部情报。国民党获知中共情报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自首人员。自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共产党后，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逐渐调整镇压中共的政策，将对共产党员的肉体消灭与胁迫反省、自首相结合。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 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两万四千余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三万人。①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国民党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继任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国民党。从李竹声、盛忠亮等被捕、叛变的中共干部那里，蒋介石获知了在中共党内存在着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尖锐斗争。由共产党变节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办的《社会新闻》、《现代史料》也向社会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材料。②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获知中共内部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1938年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蒋介石从张国焘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年后有关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等意见分歧的情报。 蒋介石获取中共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观察员。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在中共情报及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徐复观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③1943年10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④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1935年2月21日），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页1；另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0。 ②《社会新闻》的创办者为原中共自首人员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苏联接受“格伯乌”的训练，返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迅速转向，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奉陈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兴书局编辑《社会新闻》。《现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调查科。 ③徐复观：《刘少奇平反与人类的良知良识》（1980年3月4日），载《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页218。 ④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8、386注释1。 蒋介石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从蒋介石的内心而论，他也只会对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蒋介石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而四分五裂。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态完全把握，他虽不时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没有将蒋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视的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态度。 1940年2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情报。1942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①主要搜集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入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干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②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③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孙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④苏联情报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①罗果夫约在抗战初来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情报工作，1941年8月在沪创办《时代》，次年11月创办《苏联文艺》，吸纳部份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编辑工作，计有姜椿芳等。罗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②参见伍修权（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回忆与纪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68。 ③裴桐（前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一九五六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④ 1944年12月19日唐纵与盛世才的谈话，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478。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份任联络小组负责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年欧洲战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年起，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么。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19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①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 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份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② 1941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份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③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④ ①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55、72；另参见《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3-215。 ② 1941年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中立条的》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三省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决不承认第三国之间妨害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沈钧儒、王造时等知名人士欲在报刊公开发文，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遗憾，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作罢，但知识界对苏联的怀疑并未真正化解。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203。 ③阎宝航五十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其子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职，现任中华全国慈善总会负责人。文革期间阎宝航父子均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监狱，阎宝航病死于狱中。参见《周恩来年谱》，页507。 ④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严厉指责）。①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② ①据崔可夫回忆，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庆履任后，即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的接触。参见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页49-50；《周恩来年谱》，页473、485。另参见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笔记》，载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6期。 ②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耽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大银猫 · 发表于 12.12.2005 00:58:23

三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份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对张闻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8年3月，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地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与长江局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 刘少奇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指名道姓抨击王明。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王首道回忆，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③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其它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 ④的决定，除了不时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外，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地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⑤ ③王首道对刘少奇的这段描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虽然刘少奇对王明不满，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发明。参见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6。 ④《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 年11月6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63。 ⑤参见《王首道回忆录》，页216。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他同时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 在一个短时期内，刘少奇虽兼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意见。根据档案记载，从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刘少奇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发往各战略区指导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百余件。① 刘少奇抵达竹沟后，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将中原局机关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据地。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新四军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会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刘少奇还经延安批准，积极部署对日伪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②与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取得一定的收获。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划下，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的地下通道。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刘少奇牵制项英，以求进一步削弱项英的权力。毛泽东对项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然而项英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因坚持三年江西游击战争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时无从对项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项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中央局，仍由项英担任书记。1939年7月3日至8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表彰了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这些都显示了毛对项英的安抚和让步。③但是，毛绝不会坐等项英实力的壮大而无动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对项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针对项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设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项英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现在将其划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明显地削弱了项英的权力。 ①参见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②《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85。冯少白（冯龙）当时在新四军参谋处担任科长，因冯的姑父邵式军（盛宣怀外孙）任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与汪政权高层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刘少奇选派执行此重要战略任务。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冯少白多次进入上海、南京，除了争取物资、钱款资助外，还与汪政权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试图争取周佛海、陈公博起义。1943年3月10日，陈公博会见冯少白，给了冯一本电报密码，责成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由于周怫海早与戴笠系统挂钩，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动最终失败。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淮阴，其部份财产（黄金数百条）被安全转给中共地下党。参见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页54-63。另见施岩：《关于冯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经过及其结果》，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页133-38。 ③《周恩来年谱》，页446-48。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与项英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刘少奇与项英的对抗中，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刘少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皆不足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项英相抗衡。1940年夏，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并支持刘少奇，毛利用调解项英与叶挺矛盾之际，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1940年11月，毛又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12月3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①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使其名存实亡。几天以后，“皖南事变”爆发，1月9日，刘少奇致电延安，提议中共明令撤项英职，毛泽东1月10日复电表示目前撤项英职一事暂不必提。②随后几个月。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项英等“错误”的斗争。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③ ①《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②《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③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291-292。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年7月，身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乇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月2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月13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复信，不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著，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①刘少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刘少奇没有如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仍然未能克服”。 ②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③ ①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8-220。 ②《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218-220。 ③《刘少奇年谱》，上，页362。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别，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到”，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入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惟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大银猫 · 发表于 15.12.2005 00:18:08

四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的。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中共“肃反专家”就声名显赫。1931年4月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改组。9月，留沪的部份负责干部组成了有康生参加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从此就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指定康生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与他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曾经负责过工人“打狗队”有关。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人。 从1931年末至1933年7月离沪赴苏，康生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取“红色恐怖”之意）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红队”成员有王世英、项与年（八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邝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长，李士英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江苏省副省长等职。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厉行“肃托”，①成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 ①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页47-51、57-60。 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着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地位无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①司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应当发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为王明在1937年12月离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了。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72。 然而，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决非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疑。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康生虽然已经逐渐获得毛泽东的青睐，但一时还未握有实权。不久，康生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从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1939年2月，毛泽东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将瑞金时期长期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打发去中央党校作校长，而将此重责委之于康生，一则显示毛对康生的信任，二则分散了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此时兼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在毛泽东的庇荫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是该校的校长。 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经过几年的磨练，1941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跟随，①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他犹如一头猛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向敌人猛扑过去。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页69、74。

大银猫 · 发表于 15.12.2005 00:19:02

五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毛泽东所构思的整风运动包含了“破”和“立”的双重内容：一方面，毛要在这场党内斗争中翦除其政治上的对手；另一方面，毛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这两方面的成效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为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服务。如此艰巨的任务，绝非刘少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少数人参与就能完成，毛还需要其它一些干部和工作机构来协助自己，他们应该运用某些机关的力量，坚决贯彻毛的意图，创设制度，培养新人，支持和配合毛的行动。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毛的“内管家”的角色。 中共是依照苏共模式组建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在理论上，党的中央机关应是领导全党的最高司令部。1927年后，中共逐渐转移至农村，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使军队在党内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是在留苏派主政的瑞金时期，中央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威仍是不容挑战的。长征开始后，中共领导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军队与党实际已融为一体，打破了党机关至高无上的局面。然而，随着长征结束和延安时代的到来，一度因客观战争形势而被取消的党机关又渐次恢复，特别到了抗战爆发，中共力量获得迅速发展，党的各种机构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又新创立了一些党的机构。这样，就使由留苏派掌握的党机关的作用再一次凸现出来。 对于留苏派控制的党机关力量的复活，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毛不愿过份刺激张闻天等人，在形式上对中央机关的格局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毛又抓紧时机，利用自己在中央核心层已拥有的优势地位，果断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就是毛的局部调整战略的主攻目标。 1935年后，在中共组织系列中，中央秘书处是除军队以外最重要的机构。中央秘书处在瑞金时期只有少量工作人员，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主管，主要负责文电收发（包括与共产国际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联络），保管、承担会议记录等秘书性质的工作。由于军事斗争在苏区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秘书处主要围绕中央军委工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仅有一个工作人员兼收发，其它中共领袖也无专门的秘书机构为之服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军委和中央常委会（书记处），中央秘书处局部恢复建制，其作用开始日益突出。1935年6月，毛让自己过去的秘书王首道参加了两河口会议的秘书工作（王首道在瑞金时期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后，毛任命王首道负责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9月，毛通过调离邓发、李克农的工作，停止了邓发所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和李克农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职务。毛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此时的中央秘书处除了掌管机要文电外，还兼管政治保卫工作。 毛通过这些措施，将党、军队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和肃反情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37至1939年，中央秘书处继续由王首道负责。王首道忠实地履行了他作为毛泽东执行秘书的职责。除了掌管文电收发、联络各方、照顾毛和其它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生活起居等各项工作外，王首道还亲自担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1937年底王明返国后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即由王首道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虽处下风，但是其权力并未受到真正动摇。会议结束时，毛命王首道收回所有与会者的笔记本，由王首道代为保管。而事实上，由王首道收回的与会者笔记本以后一直未退还本人。① ① 1950年6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责成王明必须对所犯历史错误作出书面检讨。王明在同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查阅旧时笔记本和有关报刊。王明提出，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后并没有归还。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56。 尽管王首道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似乎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原由中央秘书处兼管的政治保卫工作的职能又划归了边区保安处和继之成立的中央社会部，中央秘书处的职权范围有所缩小。自此以后，中央秘书处基本处于维持现状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耳目和中枢机构的作用，1939年，毛泽东调其老友、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管中央秘书处，由王首道作李富春的助手。这样，在1940年5月任弼时就任中央秘书处领导之前，李富春实际上成了中央秘书处的主管。 毛泽东对中央机关另一个重要部门——中央组织部，也不失时机进行了改组。1935—1937年，中组部部长由博古担任，在这段时期，中组部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因为在战时环境下，干部调配基本由军委掌握，红军抵达陕北后，外来人员极少，集中于陕北的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中组部的日常业务中的一项，诸如对干部进行政治审查，已失去了工作对象。因此，作为中组部部长的博古，其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书记处而非在中组部。“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批外来人员进入延安，中组部面临大量的干部审查、分配等工作，持续几年的冷清局面立即改观，中组部成了延安最热闹、工作最繁重的部门之一。恰在此时，陈云随同王明、康生返回延安，博古又要前往长江局，毛泽东遂将中组部部长一职交由陈云担任，并派李富春任副部长，配合陈云开展工作。 陈云，原名廖陈云，一度与项英齐名，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初，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2月，陈云受张闻天的委托，离开正在长征中的红军秘密转赴上海，准备恢复上海党组织，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陈云抵沪后，与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接上关系，从浦化人处了解到中共在沪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共产国际远东倩报局已将工作人员撤出上海。陈云由此判断，恢复中共在沪活动的条件还未成熟。恰在此时，浦化人通过特殊渠道接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求国内派人组团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通知，陈云遂于7月左右，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和杨之华、陈潭秋等乘船秘密前往苏联海参崴。1935--1937年，陈云在苏联期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但与久居莫斯科从未返国的王明、康生不同，陈云受中共代表团指派，提前于1937年春返回新疆，组织营救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陈云在星星峡亲自迎接了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等人。陈云1937年春的新疆之行，为他赢得了中共军方将领的广泛敬意。 陈云返回延安后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并且进入了书记处，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组织部。陈云在初抵延安的一个短时间内，曾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支持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陈云回头较早，从1938年3月就转变了立场。1938年3至8月，在毛泽东与长江局的对立中，陈云与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其它成员步调一致，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成为毛的新盟友。 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组部，其主要工作是对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各类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分配、安置他们的工作。陈云和李富春担当的是毛泽东在组织人事领域监护人的角色。 “七七事变”后，一批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延安，这种现象使党的领导人既喜又惧。喜的是，延安道上人流如潮，足以说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面临大转变的党正急需大批青年干部；惧的是，不知在这些来延人员中是否夹有国民党的暗探和奸细。为了保证来延人员的政治可靠性，中央决定对所有来延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于是，这就成了中组部的头等重要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底，中组部设有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三个下设机构，由王鹤寿任干部科科长，刘锡五任地方工作科科长，邓洁任秘书长。在这三个机构中，主要由干部科负责对来延安的干部进行政审和分配。 中组部对来延人员的政审分为四个阶段： 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对释放出狱人员和自愿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初审。 1937年8月底至10月，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凭名单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从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和苏州反省院陆续营救出一百余名中共原负责干部。由首批出狱的黄文杰、刘顺元、刘宁一、王鹤寿、方毅、夏之栩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组成考察去延人员的审干小组，对申请去延人员进行逐个的政审。①其工作流程是，出狱人员需写出个人狱中表现的书面材料，并向审干小组提供其它出狱人员在狱中表现的资料。审查小组根据本人的书面材料、口头叙述和其它人的旁证，对申请去延安的人员作出不同的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人员送延安或直接留国统区工作；狱中表现有些问题、需进一步审查的人员也送延安；狱中表现不好、有叛变自首行为的人员，要其留下通讯地址，再动员其“回家去抗战”。②经过审查小组的遴选，从一千余被释放人员中挑出七百多人介绍去延安。 对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审查则比较简单和宽松。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或外围组织介绍信的青年学生，在经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逐个政审后，一般都予介绍去延安。 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到南京办事处转来的审干小组对去延人员的“鉴定表”后，对持介绍信前来的人再进行一对一的个别谈话，此谓复审。然后将其集中分送西安附近的泾阳县云阳镇进行下一步的审查。也有个别人员是直接经西安转送延安的。 三、中组部在泾阳县云阳镇设有接待站（检查站），负责对去延人员进行严格的三审。领导审查小组的人员有冯文彬、王观澜、刘辑武、胡乔木以及刚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调来的王鹤寿等。在云阳镇的审查重点是盘问出狱人员在国民党狱中期间是否写过“悔过书”。 1937年12月，原中共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在云阳镇就经历了这样一番严厉的审查： 同我谈话的是刘辑武。他问我：“你写过悔过书没有？”我忠实地回答：“写过。但是我没有出卖组织，只表示以后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拥护国民党。当时许多领导人都叛变投降，释放出去了，而我则被认为实质上是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所以交军法处，叛处一等有期徒刑十年。”谈完以后，刘辑武就说：“你写个书面报告来吧！”一个星期以后，他就根据我的报告表达了他的意见，并问我还有什么补充，还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并说老实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希望我注意。最后，他还要知道一些当时被释放的人现在的情况。再过一星期，他就找我做第三次谈话。他说，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延安去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说：“还是给我遣散费，我回广东去好了。”他说：“不，你还是到延安去吧！”③ ①参见刘顺元：《关于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点滴回忆》，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69。 ②刘宁一：《1937年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情况》，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71、78。 ③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3。 在云阳镇接受审查的去延人员一般也面临三种安排：“没有问题”或“虽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释放人员大多数被派往延安，接受下一阶段的审查，并等待分配工作；有较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则发给路费，劝其返乡或去大后方参加抗战；青年学生中的一部份则被留在云阳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不久即迁至安吴堡）接受政治审查和政治训练，而在云阳镇接待站负责审查工作的冯文彬和胡乔木，同时又是云阳青训班的负责人。 通过云阳镇检查站政审的人员，前往延安的方式也有两种：社会知名度高、年龄较大的人员可以乘大卡车前往，其它则一律步行前往。由云阳镇至延安的八百余华里，徒步需九至十天的时间。 四、去延人员抵达延安后，中组部很快派人前来谈话，再次对来延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逐个审查，此是政审的第四个阶段。这时中组部已收到云阳镇检查站转来的材料，对来人的政治情况已基本掌握，于是中组部就依据转来的材料和每人的业务特长对来延人员进行工作安排。到了这一步，才算是正式进入了延安。 司马璐①和黄药眠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受到的不同接待，反映了来延人员原先的革命资历不是决定其今后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获得党的信任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 在中组部的眼中，司马璐虽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马治璐出身于苏北海安县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地方民团以“通匪”罪名杀害。在社会底层爬滚几年后，司马璐于1935年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并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初。司马璐被党组织派往位于镇江的由国民党江苏省省主席陈果夫作后台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份，在坐牢一个月零七天后被交保释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马璐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云阳镇审查小组的审查，辗转前往延安，因病在边区医院治疗数月后，于1938年3月在延安中组部受到陈云的亲自接见。 陈云向司马璐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镇江是否加入了国民党？第二，被捕后是否写过“悔过书”？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并仔细审阅过有关司马璐的书面材料后，陈云亲自分配司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位于枣园的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时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报到。② ①司马璐早年参加中共，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被恢复党籍，1942脱离中共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创办《展望》半月刊，逐渐成为香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编著有《中共党史暨文献精萃》。司马璐于八十年代迁往美国，现居纽约。 ②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69。 与司马璐相比，黄药眠虽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并曾出任过党的高级职务，但因黄药眠被捕后曾在狱中写过“悔过书”，从此就失去了党的信任。接待黄药眠的不是中组部部长陈云，而是中组部的一般工作人员。 据黄药眠回忆，中组部工作人员对他谈了下面一番话： “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作翻译。” “我问他：‘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他的答复是：‘重新入党。’我心里想，所谓重新入党，就是十年党龄丢了。坐了三、四年监，还要留下政治污点，我从前也搞过党的工作，我是很懂得这句话的具体含义的。” 黄药眠申辩道：“你说的留下政治污点我是不能接受的，从我个人这件事，孤立地看，你这个估计是对的，但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上海党、团中央局几乎全部垮台、纷纷自首叛变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人判处十年徒刑，现在对我的处理，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说的……国民党把你们当作共产党来军法处理，而将来共产党又会把你们作为叛徒处理吗？” 中组部工作人员回答说：“我没有说你是叛徒，只是说你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所以暂时就这样吧，你先去上班吧！”。① 黄药眠的安置情况属于中组部分配的第一种类型：对有特殊专长的来延人员，虽有历史问题，但已基本审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黄药眠通晓英、俄语，曾在莫斯科作过翻译，因此被分配至新华社，可谓专业对口。 另一种分配类型是：将来延人员先分配到抗大、陕北公学或中央党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审查后再分配具体工作。 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1937年冬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达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苏省海州地区党的领导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国民党释放出狱。惠在狱中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他的这段历史已由在延安的当年狱中难友提出证明，因此惠浴宇在经历了一段审查后于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总校，并被告知他可以重新入党，惠浴宇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8年重新入党。以后惠浴宇在其它同志的鼓励下，给当年江苏省委负责人陈云写了一封信，请陈云为他1928—1930年的党籍作出证明。陈云接见了惠浴宇，与他进行了详细的谈话，最后肯定了惠浴宇的党籍，这样，惠的党籍就从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从延安抗大总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军总部。② ①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5-436。 ②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95－99。 第三种分配类型是：对那些有较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一时又不易审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现左倾的人员，则劝其返回国统区活动。 陈云、李富春创立的干部审查制度犹如一道坚固的拦河大坝，经过层层的冲刷，已尽可能将“可疑”分子排拒于延安之外。被允许留在延安效力的“有问题”人员则尽在组织的控制与掌握中。 在陈云、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组部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与康生领导的肃反机关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1938—1939年，中组部的干部审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灵活性，因而给许多去延人员留下不错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对因在延安备受冷遇、歧视而决定回到国统区的黄药眠就曾给予诚恳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黄药眠因心绪不佳，病卧在床，而黄药眠的上级、昔日在莫斯科的旧友徐冰（邢西萍），则因黄药眠有“历史问题”，对黄十分冷淡，不仅对黄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不闻不问，甚至将黄药眠退回了中组部。走投无路的黄药眠只得写信向昔日的旧友周扬求助，在周扬的关照下，黄药眠一度“寄食”在边区文艺家协会。不久，心灰意冷的黄药眠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要求去国统区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准。正当黄药眠准备启程时，遇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1929年黄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李富春是黄的上级。在李富春的热情挽留下，黄药眠改变主意，决定继续留在延安。然而黄药眠在中组部办交涉时仍受到冷遇，又使黄产生疑虑，觉得李富春“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谁派工作人员和（自己）谈话的呢？”最后，黄药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决心，一气之下离开了延安。① 黄药眠因受不了中组部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负气离开延安，从他个人而言是黄的自尊心和清高与党严格的审查制度不相合拍，没能经受住党的“考验”。其实，中共对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实行严格的审查，是一项广泛应用于任何人的政策，并非仅仅针对黄药眠，即使那些从未被国民党逮捕、地位较高的干部也得经受中组部或其它部门的“过滤”。杨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审查的情况就充份说明了这一点。 杨子烈是张国焘夫人，也是1921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杨子烈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②直到1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①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41-442。 ②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6-147；另参见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页344-345。 如果说杨子烈是因其在地下工作时期曾失去党的关系到延安后不被党信任，那么王世英一度受到党的冷落，则是因为中共党内对从事白区地下斗争同志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歧视、怀疑的传统。 王世英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在康生赴苏联之前长期在康生领导下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国民党两次大破坏后，王世英率临时中央局转移至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又称“中共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遣，代表中共与李宗仁和阎锡山等进行秘密联络，又以红军代表身份在太原主持秘密机关——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为中共打开局面、拓展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驻太原和晋东南，与阎锡山交涉周旋，同时多方搜集阎方情报，直到1938年初返回延安。 王世英是中共高级干部，从未被国民党抓获，1936年后一直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按照常理，他从前方返回应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慰问。但事实是，王世英住在招待所里“好多天没人过问，自己去找组织，也没人管”。①延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对王世英这样重要的干部竟不闻不问？ 王世英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上层处在微妙变动的时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意见一时在中央政治局占了上风，毛泽东被迫采取守势。然而王明等的返回并未真正动摇延安的政治格局，过去的一套制度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陈云、李富春主持的中组部并没有一天停止工作。毛泽东或许太忙，一时顾不到王世英，但将随同王世英一同返回延安的部下抓起来，就无法依“常理”解释了。1938年春，王世英的一个部下萧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在延安也被过去的熟人躲而避之。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党组织对他存在怀疑。王世英虽是中共特科重要干部，也从未失去组织关系，但是，他不像前特科干部李克农、陈赓等人那样曾经进入中央苏区，经历过战争和长征的考验，在那个时期，在延安上层领导的思维中，只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才是可以信任的，对其它人的信任都要打个折扣。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长达四个月。但毕竟王世英不是一般的白区干部，中共也需要王世英丰富的情报和统战经验，加之对王的审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毛泽东终于接见了王世英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在毛的过问下，王世英进入了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两个月后又被派往山西担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 近似于王世英情况的还有贾拓夫。虽然他是唯一参加长征的西北地区党的元老，1937—1939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但在他奉调回延安后却被降为西北工委委员兼秘书。真正的原因乃是中央接到告发，对1931年贾拓夫被捕事产生了怀疑，从此开始了对他的秘密调查。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贾拓夫：“你已知道，对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②随后贾拓夫被任命为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 ①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47。该书经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审核，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处原任处长贺若渊、现任处长谢建华等作了大量的审定工作，全书经国家安全部审定。 ②周维仁：《贾拓夫传》，页72。 四十年代初，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已全部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直机关的干部由中组部及各直属单位干部科管理，军队干部统归军委总政治部管理，边区干部由边区党委组织部及以后的西北局组织部管理。1938年底至整风运动前夕，中央组织部的规模又有了扩大，在原有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之外新增了交通工作科（1940年并入中央出版发行部）、总务处。中共中央并决定由中组部代管中央党务委员会，挂靠在干部科。中组部的工作人员也从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六十余人。陈云、李富春运用机关力量甄别、调配干部，力图使在延安的党员干部各得其所。陈云还为延安的干部作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要求新老党员忠实于党的路线和纪律。中组部成了毛泽东基本可以放心的后方基地。 和中组部情况相类似，中央秘书处在任弼时接任后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0年5、6月间，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实际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任弼时才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秘书处的基础上，于1941年9月正式创建了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实际履行中办主任的职责。 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电、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幕僚性业务外，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提供生活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中共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用物资分配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和固定化。 延安的伙食制度并非始于1940年，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若干规定。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为七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一角五分（此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 确定不同人员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资格。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名义上专管各根据地党的工作，实际上仅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因而被列入吃中灶的档次。 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它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① 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从此，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 ①据师哲回忆，为了满足江青要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着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9。 1941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成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阵地。此时，任弼时已是在延安地位仅次于毛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云则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李富春虽非政治局委员，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大大高于许多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担任的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使他成为延安少数几个与毛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 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与王明的交锋中，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将忠实履行他们作为毛泽东盟友的职责，全力拥戴和支持毛。

大银猫 · 发表于 16.12.2005 19:48:14

六扶植地方实力派：高岗的崛起 在毛泽东集合中共党内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高岗作为陕北地方红军的代表，是毛急欲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整风运动前夕和整风期间，高岗从一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人一跃成为党内的显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赖于毛的悉心栽培和提拔。 高岗之被毛泽东看中，是毛的主观需要和高岗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互相结合的结果。在陕北干部中，唯有高岗具备毛泽东所需要的各项素质和条件，因而他成为毛泽东提拔、重用的对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毛泽东急需陕北党和红军的支持，以帮助中共中央在陕北立下脚跟。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中较大的一支——刘志丹部的主要骨干。刘志丹在陕北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当刘志丹于1936年“东征”阵亡后，高岗就成为原刘志丹部的主要领导人。为了显示中央红军与陕北地方红军的团结一致，毛泽东必须从当地红军中挑选出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安排，以巩固中央后方，而高岗正符合这个条件。 高岗在党内斗争中的经历也是毛泽东任用高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在陕北的党组织因历史的因素和战争环境造成彼此分割，长期未能实现统一，这种情况造成陕北干部之间一直存有隔阂和不和。 1935年2月，中共在陕北的两个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由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担任副主席。在西北军委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也是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① ①雷云峰等：《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页50-51。 1935年7月，原左联成员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身份，由北方局派出，到达陕北，开始依靠原陕北特委以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组成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成为中共在陕北的最高领导机构。9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程子华也参加了以朱理治为首的代表团。朱理治还改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委，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此时，刘志丹、高岗虽受到朱理治、郭洪涛的排斥，但仍未被完全剥夺权力，刘志丹担任了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地方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的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但刘、高很快就被卷入到肃反狂潮中。在1935年9至10月间，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使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在红二十五军团发动肃反，逮捕了刘志丹和高岗等人。 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的报告后，下令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暂缓处理，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权处理刘、高案件。经过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陕北肃反五人委员会的复查，宣布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平反，并给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者聂洪钧、戴季英以党纪处分。 受过旧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又得到毛泽东解救的高岗，可以十分自然地接受毛对旧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成为毛向王明等进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岗受到毛泽东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岗身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气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大多数有留苏或在国内大城市求学受教育的经历，这批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往往和出身农家而从未出过洋的毛泽东多有不合，而高岗的气质则与毛泽东有较多的亲和性。 高岗原名高硕卿，陕西榆林县人，初等师范毕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贾拓夫和北方局代表孔原（陈铁铮）的领导下，在西北地区长期从事兵运和参加领导中共地方武装的工作。在一批文化程度较低的陕北武装同志中间，高岗和刘志丹是其中少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之一。高岗从没出洋留学，也没去过上海、北平、南京等国内大城市，和留苏派毫无瓜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高岗协助刘志丹，独当一面，屡败屡起，始终保持住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足以说明高岗颇有韬略而非“教条主义者”之流。 高岗在个性上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他尤其鄙薄在非武装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当时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表示尊敬、重视有所不同，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高岗与自己在气质上有某种相似，而易引起毛的好感。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高岗在毛泽东的栽培下，已逐渐在陕北地方干部中脱颖而出。1937年5月1日，高岗被指定为中共陕甘宁特委常委（1938年1月，陕甘宁特区政府又恢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特委会相应改为边区党委）。9月，中共中央指定高岗等七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1938年10月，高岗以陕北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参加中共的重要会议，表明高岗政治地位的上升。六中全会刚闭幕，高岗就正式取代了郭洪涛，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这是一个地位十分重要、类似于中央局书记的职位。中共元老王若飞因在政治上失势，多年屈居于高岗之下，担任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毛泽东为了支持高岗的工作，特意将多年来与高岗不和的郭洪涛、朱理治调开。1935年11月后，毛为了立足陕北，对原陕北党领导人长期未予触动。郭洪涛除担任陕甘宁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还被中央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一直到1938年10月。1938年11月后，毛将郭洪涛派往山东，任命郭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一年后，郭洪涛被调回延安。朱理治在1938年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副书记，负责开辟鄂豫边根据地，并担任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与任司令员的李先念齐名，朱理治从此和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等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但是毛不愿看到朱理治在开疆辟土中建功立业，1940年也把朱理治调回了延安。两年后，朱理治成了毛泽东、高岗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战争年代，中共干部在党内获得地位，最重要是看其在党的武装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而给不给干部领导武装斗争的机会，则要看毛泽东对这个干部是否信任。毛泽东既可以给予干部机会，也可以不给，甚至给了某个干部这个机会还可以收回。朱理治的情况就属于最后一种。 贾拓夫和孔原的情况则属于另一种。贾拓夫是高岗的老上级，1934年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参加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度作过陈云的助手，担任过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尽管贾拓夫身为中共西北地区的元老，但贾拓夫从未被毛泽东委以军队职务，到延安后，贾拓夫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高岗之下。孔原原先也是高岗的上级。孔原在随陈云于1935年夏赴苏联前长期领导中共北方局，朱理治前往陕北即由孔原派出。然而孔原从没担任过一个战略区独当一面的军政领导职务，其在党内地位也一直在高岗之下。 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1938年，毛泽东任命高岗担任领导陕北地方部队的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随着毛对高岗信任的进一步加深，1939年6月，毛又任命高岗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委。由萧劲光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留守兵团下辖三个旅和二个警备（保安）司令部（王震的三五九旅即归八路军留守兵团统辖），是守卫边区唯一重要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将与自己素无渊源的高岗派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毛对高岗的特殊信任。 在毛泽东的扶持和关照下，高岗在边区和军队中的地位迅速加强。1940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将陕甘宁边区党委升格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任命高岗为书记。1941年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又将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委统一为西北中央局，由高岗任书记。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高于党的元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座了。 高岗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的形成。因历史和工作关系而与高岗接触密切的干部，例如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等分别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而在历史上曾和高岗有过矛盾的干部则受到高岗的排斥。 中共西北武装斗争最早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的阎红彦因多次向延安有关部门揭发高岗在1932年6月临真镇战斗中临阵脱逃的旧事而遭到高岗的打击，①阎红彦因此于1938年和1940年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派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带职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其它中共领导人清楚知道阎红彦反映的有关高岗历史“污点”的全部事实，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这也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即“历史问题」”可大可小，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在什么线上，只要大节无亏，在政治上又对自己有大帮助，具体“小疵”可一笔带过。反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边，即使无任何历史问题也会被弃之一旁。十余年以后，高岗事发，毛泽东将阎红彦昔日揭发高岗的旧事重提，并让阎红彦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高岗的“反党阴谋”。②毛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足见一斑。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高岗对于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心存无限感激，他清楚知道，若无毛的鼎力相助，自己绝不会成为边区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西北王”的地位，进而在党内谋求更大的发展，高岗除了全力支持毛泽东，别无任何选择。头脑灵活的高岗几乎不需要点拨就可发现毛泽东在党内的头号对手是王明，他要在对王明的态度上，向毛表明自己的立场。 1941年夏，中央政治局分工王明指导中共西北局。王明在短时间内曾经过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工作。据《谢觉哉日记》记载，1941年8月24日，王明曾在边区政府谈粮食问题。③高岗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却在毛泽东面前讲王明的坏话，他对毛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④高岗用这句话向毛献上了自己的忠心。 毛泽东看准了高岗全部的心理活动，用地位、权力、名誉将高岗紧紧拴住。毛将把高岗作为反对王明、博古的一门钢炮来使用。毛深信，在向王明等的进攻中，高岗将随时听从自己的召唤。 ①临真镇位于延长县西南的八十里处，是一个山区小镇。为执行陕西省委攻打韩城的命令，1932年6月3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三支队向临真镇发起进攻，担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的高岗在战斗危急中，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使战斗“前功尽弃，转胜为败”。战后，队党委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高岗。后高岗返队，受到刘志丹的批评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13。 ②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13。 ③《谢觉哉日记》，上，页335。 ④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6。

大银猫 · 发表于 16.12.2005 19:49:19

七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中共军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军队是毛依靠的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军队的某些主要干部又是运动的整肃对象。军队所处的尴尬境地，使军队领导人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才重新调整并适应了与毛的关系。 从二十年代后期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军队内部一直存在两种力量的微妙平衡。第一种力量姑且名之为“红色军事专家派”，这一派的首领是周恩来。属于周恩来系统的军事干部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从苏联军事院校学成返国，经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分配至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干部；二、出身黄埔军校，参加南昌暴动被打散后，再由周恩来分配至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干部；三、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与周恩来密切配合或在周领导下的军事干部。 中共军队内部的第二种力量可以称之为“井冈山派”，这一派的首领是毛泽东。属于毛泽东系统的军事干部则由四部份人员组成：一、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参加秋收暴动的农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余部；二、1928至1931年聚集在毛周围的赣南、闽西地方红军；三、1928年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参加南昌暴动的余部；四、1928年7月平江暴动后上井冈山的彭德怀部。 由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代表的中共军队中的这两股力量各有其特点。 “红色军事专家派”的内部关系较为松散，派系色彩比较淡化，周恩来的个人感召力和周在中共党内的革命历史是维系这一派军事干部的主要动力。由于“红色军事专家派”的许多干部曾在苏联学习过，他们一般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有较深的感情。 “井冈山派”的内部关系则比较复杂，毛泽东固然是这一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但是由于毛的专断性格与朱德、陈毅多有冲突，在一个时期内，毛的权威受到朱、陈的抑制。1929年后，毛利用各种手段强化了自己在“井冈山派”中的领袖地位，并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军事干部，但却遗留下大量的个人恩怨。到了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后，一批对毛不满的军事干部重又聚拢在周恩来的周围，使得毛一时形单影只，处境颇为窘迫。 中共军队内的两股力量在周恩来抵达瑞金后，经过周的精心调和，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逐步融为一体。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不放过任何机会，努力争取改善与毛的关系，至于一般高中级军事干部更不存在藩篱之隔。周恩来极为注意利用党的权威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在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保持高度的统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现实需要出发，也深感运用党的权威对维系军队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军队内部的这种团结局面在遵义会议后仍然维持。1935 至1936年，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密切合作，运用中共中央的权威处理并最终解决了张国焘的分裂问题。1937年春，随着西路军的最终失败，中共军队的统一基本完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军队完成统一时，作为党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其个人对军队的控制却相对减弱了。1937年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度失灵，毛对新四军更是鞭长莫及。由项英指挥的新四军，对王明、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言听计从，而与毛则貌合神离，这一切都引致毛对军队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对军队领导人的不满并非仅限于他们在抗战后的表现，这种不满还和历史上的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只是因为眼前的现实需要，他才容忍下他们昔日对自己的冒犯。在中共军队内真正获毛信任的干部屈指可数。 毛泽东最宠信的军队将领首推林彪。自1929年林彪在朱、毛纷争中当面指责朱德、积极拥戴毛泽东以后，林彪就获得了毛的特殊信任。毛之对于林彪犹如父亲，对其过失从未真正计较。遵义会议后，林彪认为毛率红军四渡赤水，使红军过于疲劳，写信给中央要求以彭德怀取代毛作军队指挥。毛不责怪林彪，却将怒火发向与此毫无关联的彭德怀。毛看重林彪英勇善战，战功卓著，对林彪的倚重和爱护超过任何军事将领。1938年6月，林彪遵毛的指示赴苏联治疗，直至1942年2月8日才返回延安。当林彪返回延安时，毛亲自迎接，使在场的许多人惊愕不已，因为1940年周恩来和朱德从外地返回延安时毛泽东都不曾亲自迎接。1942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林彪举行盛大欢迎大会，与会者达千余人。林彪在致词中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话说：“季米特洛夫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建设起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这次欢迎大会上，林彪还表态坚决支持整风运动，号召全党应效忠毛泽东。他说：“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应如毛泽东同志最近所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来一个坚决彻底的转变，建设无产阶级立场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党……我们忠实于我们的民族。忠实于我们的党，忠实于我们的领袖。”①林彪以青年将领的身份受如此超规格的隆重欢迎，且搬出共产国际领导人来鼓吹毛泽东，这只能说明毛、林关系之密切和林彪已获毛的“路线交底”。1942年底至1943年7月，毛泽东命林彪代表自己与蒋介石在西安、重庆数度会面，随后又让林彪在延安静养，以备将来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再分天下时领兵出山。 ①《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 毛泽东对彭德怀则爱恨交加。彭是为中共夺取政权出力最多的将领之一，但为人耿直，不善逢迎。毛爱其骁勇善战，对中共事业忠心耿耿，但又恨其“不听话”，自尊意识、独立意识强烈，而常视其为头有反骨的魏延。1937年后，毛让彭出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但彭却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为八路军出兵山西及华北事，多次打电报向王明领导的长江局请示汇报工作。在毛看来，彭德怀此举无疑是另寻党内靠山，而与自己分庭抗礼。其实，毛对彭德怀的意见多属误解。1937年底，八路军出兵山西，涉及与阎锡山和国民党的各种关系，彭德怀向当时党内实际主管统战和国共关系事宜的长江局请示应对方针，完全是在工作范围之内的正常关系。但是毛却认定彭对自己的权威并未真正心悦诚服，执意要让彭德怀在整风运动中洗一个烫水澡。 作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在中共军内的地位十分尴尬。在毛泽东的眼中，声望卓著的朱德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自从1929年朱德就军内民主化问题与毛发生争论并遭失败后，朱德就被笼罩在毛泽东的声光之下，在制定重大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影响。朱德性格敦厚，为人随和，虽然对毛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不乏意见，但为了维护“朱、毛”团结一致的形象和中共的最高利益，对毛一向忍让，从不与毛公开对立。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也维持着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即使对王明、博古等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也多持善意的态度。王明返国以后，朱德对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抱有希望。但是很快就传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领袖的“口信”。朱德对毛表示支持，同时也委婉地向毛进言，希望毛能够察纳雅言。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为听取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而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他说：“党内同志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护对党的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①朱德的这番话，实际上将他对毛泽东的微妙态度曲折地表达出来。1940年5月，朱德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返回延安，其个人对前方八路军的影响已完全被切断。尽管朱德对毛已无任何妨碍，但毛仍对朱德怀有某种戒心。作为中共的一种象征，朱德虽继续享有八路军总司令的崇高荣誉，但中共所有军政大权均在毛的掌握中。 ①参见《朱德年谱》，页198。 毛泽东对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的态度是有亲有疏，区别对待的。刘伯承、聂荣臻、朱瑞都是具有留洋经历、且与周恩来有较密切历史关系的高级军事干部，属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色军事专家派”。他们自三十年代初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着保卫中央苏区的沉重任务，对当时党的路线方针不起重大作用。刘伯承、聂荣臻等在瑞金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无任何个人冲突。遵义会议后，刘伯承在对待毛的态度上既高度尊重，又不失个人尊严。抗战开始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等分别被赋予开辟几个战略区的重任，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上述三人中，毛对聂荣臻较为亲近，而对刘伯承、朱瑞则相对疏远。聂荣臻在抗战开始后比较努力执行毛的指示，在召兵买马、开疆辟土中成绩显著，因而获得毛的赞赏。毛对刘伯承的情绪更多由历史因素造成。刘伯承在瑞金时期积极仿效苏联红军正规化的经验，又长期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在宁都会议上，刘伯承曾赞成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兼之刘伯承严谨的红色军人的气质，都在在使毛对刘伯承产生一种疏离感。朱瑞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作为瑞金时期一名出色的“红色指挥员”，在抗战之初的用人之际被毛泽东委之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但毛又对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留苏生放不下心，不久即派自己的老部下罗荣桓出师山东。山东中共武装力量长期未能实现统一指挥，开疆拓土不尽顺利，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毛却认定山东局面未尽理想的责任全在朱瑞这个“教条主义者”的身上。 毛泽东对于早年出身绿林豪杰、与自己毫无渊源的贺龙倒是颇为欣赏和信任的。在毛的眼中，贺龙是属于不喜读书的莽张飞一类人物，加之贺龙在毛与张国焘的对立中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对毛的新权威表示充份的尊重，因此，贺龙不是毛在整风运动中要触及的对象。 毛泽东对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态度是颇含深义的。西路军失败后，毛让徐向前留在延安，而将原四方面军的将领划归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指挥，只给徐向前一个副师长的头衔。1939年，毛命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挺进纵队司令员的身份带领百余人的队伍进入山东，一年后旋即将徐向前召回延安。返回延安后，毛任命徐向前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徐向前除了偶而参加会议外，基本处于休养状态。毛泽东仍在继续观察徐向前。 在整风前夕，以“参座”著称于中共党和军队的叶剑英在中共上层的地位是颇为微妙的。叶剑英是中共为数不多的军人政治家，曾在苏联学习。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叶剑英曾与刘伯承一同在苏联远东军司令员加伦将军麾下工作。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叶剑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红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属于“红色军事专家”。红军长征结束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开展对西北军、东北军的统战谋划，以后又是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成员之一，基本上已脱离了军队系统，直至1942年返回延安重新参与军委幕僚。尽管叶剑英既不统兵打仗，也无个人的干部班底，但他有留苏、和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因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和叶剑英沾上边。由于叶剑英并非决策人物，在长征期间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曾助毛一臂之力，因此叶剑英将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一定的触及，而非急风暴雨式的批判。 毛泽东在中共军中最不信任的对象是项英。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项英遇难，毛在军中最大的障碍已经排除，可是毛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心存芥蒂。毛长久不能忘记1929年陈毅与朱德合作反对自己的往事，毛需要看到陈毅对当年这段历史公案的新认识，因此，陈毅也将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触及对象。 由此可见，在四十年代初毛泽东与中共高级将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历史因素和毛的个人好恶占据很大的比重。这些矛盾又和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的矛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毛为了一并解决这些矛盾，“毕其功于一役”，巧妙地运用自己身兼党、军领袖的双重身份，使自己处于任何人也无法反对的地位。 毛泽东在军队高级干部面前经常以党领袖的面目出现。毛告诫他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实质是提醒军方不得无视毛的个人权威，必须无条件服从毛。 抗战爆发后，毛沿用中共治军的传统方法，并赋于新的内容。毛将忠实于自己的党的高级干部派往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担任政治委员：由邓小平在太行山协助刘伯承，由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在晋察冀协助聂荣臻，由刘少奇、饶漱石在华中协助、监督陈毅。这些皆是毛旨在巩固自己对军队领导的重大战略安排。 在更多的场合，毛泽东又以军方代言人自居。他警告党的高级领导人：“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①公开羞辱手无一兵一卒的王明、博古等。毛以军队为后盾，逼国际派交权，使王明等步步退却，无任何招架之力。 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页511。 毛泽东的第二副面孔符合军方的利益，有利于扩大军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因此，尽管军队一些主要领导人本身也是整风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但是毛仍可以获得中共军队对整风运动的支持。 于是，摆在中共军队高级领导人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的风暴，从速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全力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大银猫 · 发表于 16.12.2005 19:50:52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一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在中共上层犹如引发了一场七级强地震，对王明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共核心层随即发生急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他已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独揽中共党、军一切大权。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显现分裂迹象的王明营垒更加分崩离析，王明等开始丧失与毛争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衰竭下去。 作为毛泽东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被毛泽东锁在笼中。从莫斯科返国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风光岁月仅仅维持了一年，王明初抵延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泽东的安排，在某些节庆场合出来点缀一番，其政治上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一步步进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 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 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43年，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① ① 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 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 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 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 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复信给王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份，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① 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②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① 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70；另参见《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38-139。 ②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8。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要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份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 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面，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①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 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②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余，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 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③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 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④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6。 ②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88。 ③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58。 ④参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1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3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3。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安迥异的氛围中，①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 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地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②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到师哲侧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③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 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于延安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④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⑤当场将周恩来挡回去。 ①邓颖超在1984 年的一次谈话中，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上述事实。她说：“当时长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个人管个人的工作。”换言之，长江局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统掌一切。参见《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73。 ②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5、136-137。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⑤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页126。 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① 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材……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②张闻天的学生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给他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 1941年9月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③ ①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0－481。 ②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2。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5。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但在长征结束后他就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①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份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②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③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①有资料显示，凯丰在1938年武汉工作期间不同意王明与延安对立，尽管在长江局与延安的电报中均有凯丰的署名。 ②参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326。 ③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上写道，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参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胀，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国际派人马能重新聚合起来，对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国，以为王明能担负起这个领头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在南京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打探有关王明在苏联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告知苏联《少共真理报》（即《共青团真理报》）刊有王明一论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将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转告他，“以便译介”。①但是王明返国后的表现却令博古失望。虽然博古在武汉长江局期间和王明相处堪称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过去的历史问题，王明马上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自己一贯正确的姿态，使博古对昔日的同事彻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长时间留在重庆工作。博古已预感到自己迟早将成为昔日朋友献给毛泽东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① 参见《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29。 国际派大将所暗存的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里，毛充份利用他们之间的各种芥蒂和矛盾，施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将王明等分别孤立在各个被动的地位。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入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

大银猫 · 发表于 16.12.2005 19:51:50

二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距离。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出席预计于7至8月召开的讨论国共关系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皆报上有文，唯独缺少王明的文章。《新华日报》不登载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来此时虽不在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是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若无重要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凯丰是没有理由、也无权力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治疗臂疾，启程离开延安，转道兰州、迪化前往苏联，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在苏联居留的半年时间，除了住院治疗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于1940年1月分发给共产国际各执行委员阅读。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将这份决议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汇报并没有直接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但明显突出了毛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周了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同情态度，避免在正式场合批评王明，却在私下谈话中对王明进行了抨击。季米特洛夫在与周恩来个别交谈时问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回答：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子。①在这里，周若无其事，将自己与王明在武汉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当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时，周的答复则是：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②周恩来的这番言论十足像一个毛泽东的政策解说员，他以这种态度向共产国际表明他个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 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1934年对闽变的态度以及“短促突击”的作战策略。但是，在李德与红军的“消极防御”关系问题上，周的态度却“极其谨慎”。李德认为，这是因为此问题牵扯到周在内战时期的军事主张。③ ①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41。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2；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78-179。 ③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359－360。 共产国际最后对李德问题作出结论，免予处分，改派与中国无关的工作。1940年后，李德被调往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的德译工作。以后李德长期在苏联克拉斯诺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苏占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尽管周恩来已经拉开了与王明的关系，翩然来归，毛泽东却对周很不满意。毛对周的不满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现实的因素。1938年后，毛对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周对国民党的温和态度，以及周对项英表现出的宽容。 如前所述，毛泽东与王明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以及中共在抗战阶段应对国民党持何种方针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将共产国际加强统一战线的精神与毛自己有关大力发展中共力量相调和的政治路线，但在如何掌握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却留下了极具伸缩性的空间。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正式文件中很难真正看清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基本取决于中共领袖对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时作出的灵活反应。由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党的最高决策权已集中于毛个人之手，这就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负责具体处理与国民党交涉的周恩来，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强调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毛泽东则拥有对六中全会的解释权，在毛的解释下，六中全会的路线应是反击对国民党“妥协”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没有全程出席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会作完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随即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汉。周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即将在六中全会上宣读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周恩来就是根据这次会议和《论新阶段》的精神，在六中全会后继续强调拥蒋杭日，加强国共两党合作。 然而，周恩来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泽东所欣赏，在毛的眼中，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倾投降主义”的印记。在毛的“账簿”上，周恩来为国民党办训练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1938年11月25至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就中共为国民党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此项动议出自中共方面，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陪同抵达武汉的朱德面见蒋介石时向蒋正式提出此议。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要求中共提供教官。于是，周恩来担任了该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中共教官、工作及武装人员共三十多人参加了该训练班的工作。对于此类“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毛泽东一向深恶痛绝。尽管周恩来此举最终得到毛的同意，但对毛而言，这不啻是在外力强迫下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批准，而依其本性则是极不情愿的。 周恩来的这类“错误”在1938年底达到了高峰。1938年12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等在给廖承志并报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似乎忘记了毛对国民党一向采取分化瓦解的既定方针，而提出中共应以“大党风度”调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① 周恩来的这种“抗战至上”的态度在1939至1940年继续发展。周在就统战问题与毛的往返电报中，也是多强调“击敌和友”。②1940年10月以后，在围绕新四军北移问题突然升温的两党冲突中，周和毛的态度更是存在很大的区别。与精神高度紧张、提出“作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的毛截然相反，周恩来、博古多次建议中央应作必要的妥协，“也让一步”，对国共分裂持相当谨慎的态度。③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8。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7、465。 ③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5、479。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周恩来的态度差异并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路线分歧。毛的强硬与周的稳健都是出于维护中共利益的同一目标。事实证明，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制定对国民党的方针过程中十分重视并经常采纳周提出的外柔内刚、留有余地的主张，毛和周构成的互补关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共的利益。尽管周的中和作用对毛的决策极为重要，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作为一个“调和主义者”的角色也就固定化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另一不满是周对项英的态度。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新四军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在党的关系上，长江局直接领导东南分局。这样，王明、周恩来和项英就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毛泽东对项英原本就无好感，除了三十年代初期两人在江西结下的深刻矛盾外，王明返国后项英与王明关系的接近，更加深了毛对项英的不信任。1939年春，项英指令新四军军部秘书、抗战前曾任中共上海剧联书记的扬帆，写出江青在沪演艺界表现情况的书面材料，署名项英，将材料发电给延安，此电报明确提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婚。①项英此举更进一步增添了毛对项英的反感。 1937年后，毛泽东十分担忧项英因领导新四军而加强其在党内的地位，对项英明显表现出冷漠和排斥，对项英提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请求也多加以敷衍和事实上的阻拦。1938年春夏之际，项英为新四军组建事多次致电毛泽东，请求调派得力的军政干部前往江南。项英在电报和信中提出，延安集中甚多的干部，“应抽调大批派到南方”。项英还提议中央派刘少奇、陈云到南方工作。在给毛的电报中，项英建议“中央负责同志也应轮流到南方巡视”，强调此举对“加强对于全国领导，实属必要”。项英的上述言论，在极度敏感的毛泽东那里有影射其据守延安、从不前往前线视察的寓意。毛对项英提出的这类要求仅作一般性的敷衍，只派去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等少数高级军政干部和五六十名团连级干部。毛在复项英的电报中语含轻慢，声称“如你处不要，则交长江局使用。究竟你处是否要这批干部？”对项英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②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慑于项英在党内、军内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以及项英一身凛然的“共产主义清教徒”的气质（项英是少数反对任何特殊照顾，在生活上坚决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的中共领袖），对项英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其背后多方加以掣肘。1939年后，随着毛政治地位的巩固，毛频频开始了对项英的指责，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削夺项英的权力。 对于毛泽东的狭隘胸襟和毛、项之间的纠葛，周恩来完全清楚，他既附和毛对项英的部份批评，又试图维护项英的威信，在关键时刻助项英一臂之力。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就统战问题和南方党与军队工作情况作的政治报告。项英未出席这次会议，由张鼎丞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出席会议。周恩来在谈到新四军问题时高度评价了项英的领导作用。8月25日，会议由周恩来而非毛泽东作结论，周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取得了许多成绩。③ 时隔一年，周恩来在1940年6月17日举行的讨论新四军工作的南方局常委会上，再次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和向南巩固”的方针。在这之前，194O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发出的指示中对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工作未尽展开、实力发展不大提出批评。项英感到委屈，于5月9日、12日致电延安，表示同意中央路线、方针、策略，但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错误性质和具体内容，并公开宣布撤销他的职务。周在6月17日南方局常委会的发言中虽然对项英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指出新四军没能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发展，但仍然强调“一年来东南局的工作在项英的领导下是正确的”。周恩来并面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中央仍以项英为东南局书记。④ ①参见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年）页18－20。 ②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毛泽东1938年3月18日致项英电，该电报和项英1938年5月13日致中共中央信，载《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页181、236。 ③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宣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周恩来传（1898—1949）》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出版，才恢复了历史真相。 ④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7－458。 1940年8月4日，周恩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一方面批评新四军未积极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未坚持党的立场，但同时，周再次提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周恩来的这番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0年，毛泽东在远离江南的延安，隔着千山万水，凭着电报，对新四军实施具体指导。惯于为自己留退路以显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料事如神的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指示中前后矛盾，变化无端。毛既要项英尽速作好北渡转移的准备，又要项英维持“拖”的局面，来配合延安部署对国民党的谈判斗争。毛忽而判断国民党大军进攻在即，要求皖南部队立即分批移动；忽而又命项英向重庆要开拔费，要饷弹，“再拖一两个月”，①致使项英无所是从，始终难以最后确定新四军北上的时间和路线。而毛泽东只看结果，不管过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延安对项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也随着毛泽东的调子，对项英多方挑剔。 江南新四军所处的环境与华北八路军完全不同，国民党在江南留有强大的兵力，新四军的活动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之项英的领导确有缺失，对国民党顾忌较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项英在党内的地位。1940年11月中旬，延安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令项英在部队移动安排就绪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在项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只有周恩来能体谅项英进退两难的苦衷，强调项英在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作用，竭力维护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威信。 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稳健态度及对项英的善意和宽容，都被毛看在眼里，毛只是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向周恩来表明自己的不满。 1939年1月5日，在没有任何特殊迹象的情况下，毛泽东公然推出一项旨在削弱周恩来权力的行动。是日，毛隐身其后，以延安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无端改变1939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设立南方局的决定，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的中央局（即南方局）易名为西南局。②此决定如果一经最后确定、必然大大降低南方局作为中共在延安之外领导南中国党最大的派出机关的地位，而将南方局等同于地位较低的北方局（杨尚昆）、中原局（刘少奇）等其它派出机构。周恩来立即对延安的这封电报作出回应，1月7日，周与在重庆的另两位政治局委员博古、凯丰共同联名复电中央书记处，强调新设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只是在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才作出让步，于1月13日复电同意仍沿用南方局的名称。③ 对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1939年8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一方面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并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但是，毛紧接着话锋一转，开始尖锐指责南方“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④ ①参见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页435-439。 ②《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页3。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02－103。 ④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周恩来对于毛的批评迅速作出反应，在当天周所作的会议结论中，周承认南方局在巩固党、利用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等方面不多，周还检讨了在统战中“偏重了联蒋”，“对中产阶级团结不够”。① 和周恩来小心翼翼、努力协调与毛泽东的关系全然不同，毛则不时示周以颜色，让周明确地体会到两人的关系已今非昔比。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任弼时、蔡畅等从莫斯科返抵延安，尽管在抵达延安的前一天，周恩来在甘泉就和毛通了电话，但是当周抵达时毛却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来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②两年后，毛却亲自迎接从莫斯科返延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的林彪。这一回毛不睡觉了，他挽着林彪的手步入杨家岭他居住的窑洞。③毛对周、林的亲疏之别一目了然。 尽管毛有意怠慢周恩来，周却处处关心、体贴毛。1940年2月下旬，周恩来一行自莫斯科启程返国时，共产国际为周等准备了两大箱西式食品和烟酒以备旅途食用。周却提议旅途中改用中餐，将这两箱洋式点心万里迢迢带回延安。返回延安后，周又亲自检查食品箱，命令将其送给毛泽东夫妇享用。④毛固然对周之细心周到心领神会，但对周的态度始终未越过公事公办的界限，这就使周永远感到头顶上有一个紧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有懈怠。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331-332。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1938年后，毛泽东准确地利用了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对待周，有扬有抑，有紧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来与王明的联盟，并重新理顺了毛、周关系。对于毛而言，周恩来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声望、非凡才干和对中共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周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没有争当中共领袖的权欲，对毛毫无威胁。周既非王明集团成员，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适人选，这一切都可使毛继续重用周。 但是，毛绝非是一个能轻易忘记过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两次与王明联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周恩来身上散发着的那种儒雅、高贵的气质，也与毛一身的“山大王”气质格格不入。因此，毛时不时就要借机敲打一下周恩来，并执意提拔刘少奇作中共第二号人物，将刘作为制衡周恩来的工具，以防周恩来在党内形势发生突变的关头再一次弃毛而去。 为了打下中共的江山，毛泽东必须借重周恩来的才干和忠诚；周恩来也在与毛的长期共事中，发现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气，断定凭藉这股霸气，毛能够一统江山。因此，周以其独有的机敏和灵活，很快适应了与毛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毛居于主导地位，周则安于作一个辅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视对方对自己的价值，各守分际，因而两人的合作虽时兴波澜但仍弥久而不坠。 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关系还刚刚建立，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故而毛有意让周体会上下不落地的虚空，使周恩来在很长时间内搞不明白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为自己昔日的“过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银猫 · 发表于 20.12.2005 02:47:23

三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挂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①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①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虽由内部出版，控制发行，但该书内容仍有所扩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破口，迅速切入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 毛在集中攻击国际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恩来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书记为周恩来）。①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 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入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它负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② ①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375。 ②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375。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 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① 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②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③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④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⑤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 ①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0-471；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②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③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④参见《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⑤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375。 9月29日，张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①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② 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O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③ ①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②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5；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1-483。 ③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61；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6。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 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① 9月11日、29日，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②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份指责王明实际上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③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 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④ 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 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⑤ 还有人当面向毛提议“多作论著，教育全党”。⑥ 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⑦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⑧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O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作出正式回击。 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0；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③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5；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④《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26。 ⑤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页361。 ⑥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6。 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⑧《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 1941年1O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①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②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 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着又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③ ①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7；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2。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200。 ③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331；《王明年谱》，页142；《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①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份，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②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③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④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它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⑤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⑥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201。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④《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1。 ⑤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军事合作的方针，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1－202。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列各点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①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诈病”。②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③从10月10日起，他就卧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④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 ⑤ 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⑥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⑦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⑧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5。 ②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50。 ③经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等党史资料，10月9日，政治局或书记处均未召开会议。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实性，因为《毛泽东年谱》的编辑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在《年谱》中反映，《年谱》中1941年10月22日的栏目空缺。 ④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9、38。 ⑤《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2。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3。 ⑦《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3。 ⑧《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① 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②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③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④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 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⑤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脸上贴金。 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份政治局委员看过”。⑥当时正是毛对周恩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 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⑦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②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7。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49－51。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215。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215。 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215。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 毛写道：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系错误路线。①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表现方面之一。②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③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④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断：首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在1931年4至10月曾经全力支持毛泽东。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肃A8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中共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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