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 —— 马悦然的汉学影响与诺贝尔文学奖

惊涛骇浪

马悦然的汉学影响与诺贝尔文学奖               —— 金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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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汉学实力的分布主要在德国和北欧，其他的欧洲国家相形之下只是凤毛麟角；尤其诺奖的评委在北欧，这非常至关重要，加之北欧的文学走向世界，德国是北欧诸国的一扇大门，两者间有着紧密的文化渊源。北欧文学往往是先迻译成德语然后介绍给世界，如斯特林堡、林格伦等。

在德国，众多的名牌大学均有实力雄厚的汉学力量，而且分布与侧重也颇具战略考虑。慕尼黑大学的东亚语言学院，从 70 年代的鲍吾钢到现在的贺东勱，其研究的重点均在中国的古代文献，对老庄、孔孟思想的探讨研发，几十年一脉相承；而对现代汉语、中国当代文学的挖掘，此任务则落在了顾彬旗下的波恩大学。他们的哥廷根、图宾根，海德堡、汉堡大学等均有凸显自己强项的汉学流派与权威，这在我们如何分析利用这一现状，设立专家专项学术机构，配合中国文学 “走出去” 的国策，或已迫在眉睫。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历来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科目分类精细，是个强调权威性的国家。

在瑞典，年界耄耋的马悦然（ G · Malmqvist，1924 —），师出名门，他曾师从高本汉（ K· B· Karlgren，1889 — 1978 ），高当年曾是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主持远东考古博物馆，堪称瑞典汉学的鼻祖，并在瑞典创建了汉学成为一项专门学科，功不可没。

自 78 年高本汉离世后，马跃然跃居欧洲汉学界首屈一指的权威。马从青壮年起致力于汉学研究，身为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他曾历任斯德哥尔摩东方语言学院汉学教授兼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及欧洲汉学协会会长、为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他将我国的《诗经》、老庄哲学、四书五经，包括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辛弃疾的诗词及中国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等率先译介到了瑞典。

马悦然梅开二度，曾娶两任中国陈氏女性为妻。他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诚然，诺贝尔文学奖毋庸讳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西方人手里的一张牌，也是他们欲以此体现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在评委里，马自然会力挺汉学，然而他毕竟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有时会输得很惨，败得一塌糊涂，1986 年便是一例。

我们八十年代兴起的 “改革开放” 国策，形式上是一种往前的模式，实际上是在跟过去做一次清算、推陈出新。“改革开放” 的提法明摆着承认自己过去的封闭。因此以往我们在欣赏和评价自己的作家时，总会与国外的优劣标准判若云泥。所以，当年顾彬对莫言的预言，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的文学鉴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对欧洲文化背景的揭示。这种以世纪为计量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美学品味和价值观，在以往各自为政的封闭年代，要达成共识有如异想天开。眼下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国际间彼此沟通的加速与加深，或许我们能有效地参与影响。

86 年为配合诺奖评比，我方派出作家团出访瑞典，意在气势上佐助马悦然，以造声势 ，结果无功而返。现在想起，实际上并不是马悦然的作用没有发挥到家，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背景的时机尚未成熟。世界承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成就，往往离不开以经济发展为先导；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同时在告语世界，不仅经济，中国同样谋求文学引领世界。文学标志社会发展的总和，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学地位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经济大国必定是一个文化大国。顾彬当时的预言，已道出了西方对中国文学重视的端倪，莫言的得奖只是一个开头，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二个莫言。社会的变迁正是产生文学的契机，这种变迁越巨烈，出现的文学就越惊心动魄。

西方国家不弘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价值观，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荐，就象优质产品，要尽数自己的优势与强项，彰显自己的阳光面。文学作品无异一项产品，是一项精神产品。因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社会的昌明与变迁正备受世人关注，我们可以自握纲绳，推毂自己的主题文学，可以有计划地分类分批地译介中国作家，既有在国内已确立文坛地位、但在国际上尚未大红大紫的作家，诸如贾平凹一类；也有已崭露头角、年轻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强、风格独树一帜的中青年作家，象陈染、东西、格非、葛水平之辈；也有年轻的新潮作家，只要思想意识符合国情，都可以荐译出来，这是我们的多元、也是 "百花齐放" 的传统 .........

2019年10月19日易稿慕尼黑

附：马悦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协会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对中国的文化是情深意重的，他的两任太太均是中国女性也不足为奇！他为中国文学进军诺奖已是仁至义尽了。我们祝他老人家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