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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春秋繁露》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
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
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
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
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
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
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
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
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
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
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
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
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
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
《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
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
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
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
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
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
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
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
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
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
的发展。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
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
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
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
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
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
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
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
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
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
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
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
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
“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
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
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
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
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
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
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
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
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
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
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
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
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
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
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
（《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
（《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
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
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
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
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
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
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
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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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白虎通义》

中世纪神学、伦理学之法典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
讨论五经之同异。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
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
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
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
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
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
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
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
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
《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
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
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
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
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质之始也。’”（《天地》）简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气）到太始（形），
再到太素（质），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看此段文字，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
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
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
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
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
认为：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地》）照它看来，君臣、
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之地位高，
地之地位卑，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
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
月为臣也。”（《日月》）“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五行》）君主之
于臣民，犹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卫的太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曾说：“君不名恶，
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白虎通义》进一步阐述此理论：“臣有功归
于君，何法？
    法归月于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光源于太阳的照耀，照此而
推论，“臣有功归于君”则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概念阴阳五行说，曾被董仲舒利用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
的论服务，《白虎通义》进一步发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
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
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
‘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这一解释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土居中央”的观点，
它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
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
    （《辟雍》）“道”由谁来发现和传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圣人：
    “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辟雍》）由圣人发现，与天有密切联系的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
道，即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
    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六纪”是《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
它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
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三纲六纪》）从三纲出发，它进一步提出三纲之纪，即六纪：
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六纪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三纲法天地
人，六纪法六合。”具体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
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
由于封建伦理关系取诸阴阳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绝对的。君权、族权、夫权、神
权束缚人民的四条绳索亦以皇帝钦定的形式而成为“法典”，成为完整的束缚人民的精
神枷锁。在强调臣绝对服从君的主调之下，《白虎通义》还在《五行》中提出臣对“无
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并未超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
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
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对有关解释都
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
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
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
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
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
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
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
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
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我们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
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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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衡》
“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
现存文章有85篇。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
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
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
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
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
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
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
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
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
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
治的“秩序”。
    《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
    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
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
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
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
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
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见丝麻
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
化”。《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
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
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所以，这种宇宙观只能
是人能利用自然，辅助“自然之化”，但终究不得不听命于自然力的支配。这是古代唯
物主义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
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
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
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
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论衡》书针对这
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
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
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
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
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
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
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
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
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
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
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
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
不变的。《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
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
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
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
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
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
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
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
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
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
会历史观。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
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
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
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
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
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
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
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
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
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
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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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五经正义》

“融贯群言，包罗古义”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
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
《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自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
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
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
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
《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五经正义》
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亦各异。目
前流行的说法是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
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
4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
60卷，共193卷。据《十三经注疏表》（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刊）：《毛诗正义》70卷，
《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
共223卷。现在由中华书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其卷数与此表同，此书附
有清阮元撰的校勘，易于读者理解掌握，为目前最佳版本。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
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
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
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
《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
解经的著作。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
韩三家为今文经学，被朝廷立于学官，设博士。《毛诗》出现较晚，是古文经学，至东
汉章帝时才得立于学官，其主要著作为《毛诗故训传》30卷，此书为历代古文经学家所
推重。东汉兼通今古文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撰有《毛诗传笺》，为《毛传》作注。《郑
笺》以宗毛为主，但也并非全部申毛说。其时，他已完成《礼记注》，故为《毛传》作
笺时，常用《礼》注《诗》，还用自己的观点注《诗》，阐明《毛传》中不明确之处，
或用三家说申毛说，或用三家说难毛说。书成之后，影响颇大，《毛诗》地位日益稳固，
“三家诗”逐渐走向衰微。由于《郑笺》与《毛传》多有异同，经学界或申郑难毛，或
申毛难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南北朝时，北朝兼崇毛、郑；南朝崇毛，但郑、毛之异同也是争论的热点。孔颖达
等撰《五经正义》时，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的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
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诗注疏》，即《毛诗正义》。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充满迷信色彩，汉代逐渐寝流于谶纬。三国时魏国的著名
玄学家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作《周易注》。书中革除汉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以
“互体”、“卦变”来牵强附会、“按文责卦”的弊端，注重领会和把握《周易》中所
包含的根本义理。他还用《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利用注《周易》而阐发玄学
思想，使《周易》面貌为之一新，远远高于汉儒解《易》的水平。故唐代撰《五经正义》
时，认为王弼的注“独冠古今”，选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王弼的《周易注》中
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另有《传》的《文言》、《彖辞》、《象辞》
三部分。其余《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部分由晋人韩康伯继承王弼
思想而续注，这一部分韩注被合于王弼注中，收入《周易正义》中。
    《五经正义》为《尚书》选取伪孔安国传为正统注本，遭到后代学者非议。汉初，
社会上通行伏生传《尚书》29篇，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
《尚书》，由孔安国整理献出，为《古文尚书》。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亡佚。东晋
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奉上孔安国的《尚书传》及《古文尚书》58篇，其中有33篇与
《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在当时无人怀疑其真实性，至唐代修《五经正义》
时也自然选其为正统。至清代，已考定《尚书传》与多余的25篇《尚书》均为伪造。
《尚书正义》中经的部分即包括与《今文尚书》相符的33篇和伪造的25篇，传文即是伪
造的孔安国的《尚书传》。故经学家多认为据伪传疏解的《尚书正义》不足取。
    《礼记正义》选用东汉郑玄的《礼记注》。《礼记注》内容详实，素为儒士所重，
许多人为其疏义。至唐初，尚存有皇侃、熊安生二家。唐修《礼记正义》，以皇侃的义
疏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补其不足之处。
    西晋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撰《春秋经传集解》30卷，将《春秋》
经文按纪年配合于《左传》前面，并为之作注，是现存最古的《左传》注本。至唐修
《五经正义》，以《集解》之注再加疏解，成《春秋左传正义》。
    《五经正义》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书的范围。如《毛诗
正义》对《毛传》与《郑笺》之异同不加评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断其是非。《礼记
正义》以皇侃、熊安生的疏为底本，每遇与郑注相违之处，《正义》便务申郑说，这就
难免有牵强附会、曲从注文之嫌。《春秋左传正义》也是如此，刘炫曾著文批评杜预注
的一些错误，对刘炫的驳正，《正义》一概加以否定。这样，承袭原书的某些错误，以
讹传讹，或自相矛盾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
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著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
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
威性。
    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
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
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
    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
没。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
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
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
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
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
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
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
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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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四书集注》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至也；物，犹事也。”
推尽吾之知识，穷致事物之理，是为“格物致知”
    《四书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作者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
    《四书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有
《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
    朱熹是一位学问渊博的经学家，一生为编撰《四书集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
从30岁起便开始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下功夫。隆兴元年（1163年），他曾取
二程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撰成《论语要义》。后又作《论语训蒙口义》，以便于童子
习学。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又取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等几家之
说，加工荟萃，条疏整理，编成《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后改名为《集义》。在
以上两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修改加工，于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了《论语集注》和
《孟子集注》。因在注释《论语》、《孟子》时，大量引用了二程及他人的说法，故以
《集注》命名。
    《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至宋代时被单独抽出。朱熹对二书加
以注释，并都加了“序”、“序引”，每章之后都进行总括。尤其是《大学》一书，朱
熹以程颐的《改正大学》为底本，将《大学》分为“经”1章，传10章，重新编排了章
节。为了阐释理学思想，还按照自己的意思编撰了一篇“格物传”补入《大学》中。朱
熹对《大学》、《中庸》的注释以直抒己见为主，故名之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
句》，完成时间是淳熙十六年（1189年）。
    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直至临死前仍在修改
《大学章句》中“诚意”章的注。真可谓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四书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和作法，非常尊
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让三者与《论语》并列。他在《大学
章句》中推论说，《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10章传，是
“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又在《中庸章句》中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总之，儒家之道是由孔子创立，再经过曾
参、子思传至孟子，形成了这样一个儒家道统。但再往后，这个道统就中断了。直至宋
代，才出现了河南程氏二夫子程颢、程颐，再加上朱熹自己，儒家道统才得以继续。这
就将程朱理学与儒家经典紧密联系起来，抬高了程朱理学的地位。
    《四书集注》的编排次序，也颇具深意，将《大学》排在首位，《中庸》次之，而
后才是《论语》、《孟子》。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初学者应先
学《大学》，然后再学其他。《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
了理学之主要内容，所以朱熹特别看重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
是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所以，《大学》和
《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就占有很高的地位，它们的地位可“至比六经”，或在
六经之上。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书集注》也反映了朱熹的治学风格。在文字训诂方面，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力求通达和洗练。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也难免会有错误，后经清代学者加以指出改
正。朱熹注释《四书集注》，不局限于烦琐的考据，更多的是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原书
的思想体系，因而，他对古代儒学思想的理解往往比较深入。《四书集注》很重视义理
的阐发，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书中的注解对我们理解原书的意思有一定的帮助。但
朱熹并不是只作诠释文字和解释阐发原文义理的工作，他还把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贯穿其
中，有时甚至不惜增加原书内容或改变原书的顺序。当然，在作改动的地方，他都加了
说明，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肃的。
    《四书集注》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
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
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
    如对“天命之谓性”的解释为：“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
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
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这是说，一切事物的属性都是最高的天理所
赋予的。同样，对《中庸》所提出的“诚”这一概念，朱熹也将其解释为天理的属性，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达到诚，则为“人事之当然”（同上）。
    这就把“诚”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解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时，《孟子集注》解释为：“此言理之
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这一
解释，轻而易举地把原先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阐发为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了。
    关于“格物致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挥挥洒洒写了143字的“传文”，以补
原书之“缺”，集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认识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理精粗无不到，而吾心
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在注解中，他又对“格物致知”作
了解释：“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尽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
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在这里，朱熹把认识的过程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格物穷理”，或“格物明理”；第二阶段就是“致知”，推极
心中固有的知识，从而达到无所不知。就认识论来看，朱熹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由
于他要穷知的并非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而是“天理”，这就把认识论纳入了客观唯
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之中了。
    《四书集注》还着重阐发了“仁政”思想。如对“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解释为：
“民富，则君不致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
也。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朱熹所论民与君之关系。
    完全继承孔孟之仁政思想，与他做官时的为政之道也是相符的。反对横征暴敛、竭
泽而渔，正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见，朱熹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一分子。
    《四书集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
作。
    朱熹一生著述丰厚，流传于世者也颇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四书集注》，故《四书
集注》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注释儒家之书者不下成百上千家，独《四书集注》能长期流
传，历久不衰。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
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四书集注》还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
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
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
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
《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
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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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传习录》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
行合一之教”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阳明）
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
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
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
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
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
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
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
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
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
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
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
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
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
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
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
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
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
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
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
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
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
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
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
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
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
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
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
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
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
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
《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
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
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
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
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
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
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
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
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
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
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
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
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
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
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
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
人们不要去执著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
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
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
体的界说和心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
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
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
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的版本情况大体如下：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
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
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
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
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
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
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
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
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
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
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
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
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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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焚书》、《续焚书》
“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
盖有两则有对”
    明代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艰难生长的资
本主义萌芽遭受腐败政治与封建经济的摧残，发展极其缓慢。在历史的发展面临重大抉
择的关头，地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因循守旧反对改革的传统思想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等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被封建卫道士
们视为“狂人”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抨击时局，揭露假道学和封建礼教的勇敢
斗士。
    李贽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64岁高龄时著《焚书》，又称《李氏焚书》，6卷。
他死后由门人汪本轲编辑成集，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续焚书》，5卷。两
书收录了这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生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评、诗文、读史短文等，
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我们研究李贽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
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
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
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
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
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
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
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
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
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
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
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
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
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
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
·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
    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
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
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教条而随便
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
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
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
《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
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
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
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
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
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
虎坐衙。
    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
《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
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
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这说明李贽并非要推翻封建统治，而
是要维护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思想与时代的限制，也不可能违背
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
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
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
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
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
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
“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
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
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
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
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
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李贽用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反对以客观
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理论武器，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
《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
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焚书·答耿司寇》）。李贽以
“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
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
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
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
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
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焚书》卷6和《续焚书》卷5收集了李贽的很多诗歌，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我们
可从中看出他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又可察觉出他沉湎于佛经而产生的苦闷徬徨。
    《焚书》、《续焚书》是李贽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力作。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
大胆批判所表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教条精神，启迪与鼓舞了当时及后来的进步学者，
对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
洪水猛兽。李贽也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将著作名之为《焚书》，以后也果然于明
清二代多次遭焚烧，但却是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李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成
为后世之楷模，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把他当作反孔的先驱。“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
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
正是对李贽与其思想影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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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明夷待访录》

明末清初的“人权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
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
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
“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
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
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
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
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
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
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
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
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他留下了许多
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等。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
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
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
《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
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
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
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
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
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
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
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
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
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
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
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
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
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
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
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
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
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
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
“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
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
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
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
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
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
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
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
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
略》）。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
“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
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
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
    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
    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前途
是“富民”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
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
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
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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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定庵文集》、《续集》
“但开风气不为师”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
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
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1829年中
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1841年暴病逝于丹
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著述丰富。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佇泣亭文集》，后又
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已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
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
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
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
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
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
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
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
子。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
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
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庵文集》、《续编》和
《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
响。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
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
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
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
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
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
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
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
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他尤其痛
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
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
良论二》）。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
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
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著议第
九》）。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
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
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
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
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
之际著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
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
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
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
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
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
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
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但是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
于他的今文经著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
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
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
“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庵
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
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
（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
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
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
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
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
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
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
    《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
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
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
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
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
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
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
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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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天朝田亩制度》
“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
思潮的出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十分严重。全国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人
手里，而80％的农民没有土地。
    在江淮流域、华北地区，就出现了有百顷、千顷的地主；形成“田主不知耕，耕者
多无田”的局面。广大农民处于啼饥号寒之中，所以，他们都渴望着有自己的土地耕种。
洪秀全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于1853年冬，
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
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
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
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它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
民战争史上，它是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
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
的一次伟大尝试。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
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
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
“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
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
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
“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
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
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
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
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哀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
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
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
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
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
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加上连年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
的办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
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
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
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贫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
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
    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
    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
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
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
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它终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坚
持长达18年斗争之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宏图——
《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
民对土地渴望的呼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