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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梁书》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
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
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
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
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
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
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
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
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
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
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
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
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
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
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
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
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
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
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
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
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
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
《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
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
《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
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
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
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
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
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
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
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
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
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
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
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
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
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
“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
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
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
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
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
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
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
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
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
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
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
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
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
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
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
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牴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
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
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
突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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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书》
“凭其旧稿，加以新录”
    《陈书》是唐代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一直未
能忘怀父亲让他续写梁、陈二史的遗愿，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撰写
《陈书》，贞观十年（636年）书成上奏。关于《陈书》撰写的经过，宋代曾巩所述颇
详：“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梁、陈）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
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
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
    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
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
    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
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可
知《陈书》正式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实际上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才修成的。在
《陈书》中，仅本纪中有姚察史论两篇。看来思廉写《陈书》因袭父亲的成果较少，自
己创作的居多。
    《陈书》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
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
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
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
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陈书》与《梁书》都出自姚氏父子，特别是姚思廉之手，因此在撰述的特点上，
二书多相同之处。陈朝历史仅33年时间，书中的列传却达30卷之多。《陈书》记述了陈
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交待了陈朝末代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
信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大量陈朝历史人物事迹在书中得到反映，其中争夺诈伪，
营营苟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
又足为世人楷模。陈朝一代之史虽然短暂，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启示却很多。《陈书》交
待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现在人们研究陈朝的历史，《陈
书》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材料，这是它的根本价值。
    《陈书》因为姚思廉一个人编次的工夫较多，所以列传的体例比《梁书》要整齐规
范一些。在文风上，《陈书》与《梁书》是一致的。这两部史书，尤其是《梁书》中多
用古文，一反六朝以来争尚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健康的感觉。《梁书》总
论为魏征所撰，行文还采用骈四俪六的方式，两相比较，更显示出姚氏父子这方面的卓
见。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韩愈）始，而岂不知姚
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对于姚察、
姚思廉改变六朝文风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陈书》与当时问世的其他史书一样，撰写中看重士族门第、履历身世和家族兴亡。
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总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列传就占去11卷，
叙述王子55人，几乎占了其他列传的一半。把一代史书写成了陈氏家谱，这是令人不能
满意的。《陈书》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史书内容的空泛和乏味、呆板。它的列传在
写法上有个固定的程式，一般都是先列姓名、地望、祖、父官职，次及传主幼年生活、
性格相貌、次及历任官阶，次及行事文章，有时最后还有饰终诏书、封赠、子孙官职、
著述名称等。
    《陈书》和《梁书》中，都贯彻着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正宗思想。它们对臣僚、
百姓宣扬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封建帝王则极力吹捧、赞颂。在书中统治者的面
目被添加了很多油彩，他们的丑行则被尽量加以掩饰。《南史·刘师知传》记载：陈霸
先为篡夺皇权，命令刘师知去杀害梁敬帝，敬帝绕床躲避，刘师知抓住敬帝的衣服，手
下人上去杀了敬帝。
    在《陈书·刘师知传》中却只字未提杀敬帝这样一件大事。为个人恩怨而上下其手
的事情，在《陈书》、《梁书》中也有一些表现。虞寄、虞荔兄弟在陈朝，虞荔的儿子
世基、世南在隋朝都曾同姚氏父子共事。姚思廉在撰史中，就为虞寄兄弟尽力浮词溢美，
撰写佳传。对于史家来说，这是严重的失德，可惜的是，从南北朝到唐初的史书中，这
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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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魏书》
“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
    在“二十四史”中，名声最差的就该算是《魏书》了。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
时朝野大哗，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说成是“秽史”，几经修改，方颁行于世，它的
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它和它
的作者可议之处实在不少。平心而论，《魏书》取得了一定的史学成就，说它是“秽史”
有点过甚其词，但是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曲笔讳饰缺点，则是十分必要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
（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监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
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等人由于缺乏史才，也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
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
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齐两朝
先后任过太学博士、散骑侍郎、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子少仆与尚书右仆射等官
职。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
    他所作的《南狩赋》、《庭竹赋》等都得到时人好评。在一次应诏赋诗时，他在诗
作中写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之句，意谓不动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萧梁和北
方的西魏，一时传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齐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朝廷的重要文告、册
命、诏书等，大多由他执笔。魏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
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史学
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却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
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
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出自他手中的《魏书》颇遭物议，这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
    《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
《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
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书》已经残缺不全，纪缺2卷，传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
后人据魏澹《魏书》、张太素《后魏书》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书作了订补工
作。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未尝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
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
邓渊受诏所撰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
（又名《国纪》）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
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
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诸家《晋书》、沈约《宋书》等。
    利用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时期内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
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
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
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
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
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
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对于
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
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
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
传》、《契丹传》、《氐传》、《吐谷浑传》、《蛮传》、《僚传》、《西域传》、
《蠕蠕传》、《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
然、高车、突厥、伊吾、龟兹、于阗、疏勒、乌孙以及吐谷浑、蛮、僚等少数民族和朝
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
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
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
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
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
姓，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
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
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
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
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
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
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
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
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
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
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
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
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
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魏书》的主要缺陷：
    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
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
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魏收为北魏、东魏、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
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后
赵、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
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
击。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魏收往往根据他们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
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是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门大族树碑立传。在很多传中对他们
的谱系姻亲，加以胪列。如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简直把一
部正史写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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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北齐书》
“下笔不苟，以史为签”
    《北齐书》与《梁书》、《陈书》有两个相同点：其一，它们都是父子相承的世业；
其二它们都诞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都由官府下令修撰，而成于私人之手。《北齐书》
有50卷，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自高欢秉政于东魏政权，止于北齐政权灭亡，
大致包括534年到577年北齐政权（包括东魏）44年的历史。《北齐书》到宋朝时，原文
已缺失33卷。
    现在我们见到的《北齐书》是后人根据《北史》和《高氏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
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
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
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
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
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
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
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
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
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
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
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
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
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
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
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
《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
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
《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
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
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
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
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
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
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
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
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
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
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
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
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
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
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
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
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
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
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
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
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
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
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
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
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
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
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
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
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
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
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
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
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
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
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
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
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
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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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北齐书》
“下笔不苟，以史为签”
    《北齐书》与《梁书》、《陈书》有两个相同点：其一，它们都是父子相承的世业；
其二它们都诞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都由官府下令修撰，而成于私人之手。《北齐书》
有50卷，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自高欢秉政于东魏政权，止于北齐政权灭亡，
大致包括534年到577年北齐政权（包括东魏）44年的历史。《北齐书》到宋朝时，原文
已缺失33卷。
    现在我们见到的《北齐书》是后人根据《北史》和《高氏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
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
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
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
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
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
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
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
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
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
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
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
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
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
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
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
《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
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
《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
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
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
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
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
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
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
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
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
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
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
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
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
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
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
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
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
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
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
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
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
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
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
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
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
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
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
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
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
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
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
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
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
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
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
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
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
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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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隋书》
修史与求治的结合
    《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纪传部
分有本纪5卷，列传50卷，记载隋朝38年的历史，志的部分有十个门类30卷，记载的是
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史，又称《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修成于高
宗显庆年间。
    《隋书》纪传的修撰始末同于梁、陈、齐、周四朝之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曾责成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史，但无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申修撰五代史之议，房玄龄和魏征负责五代史的监修工作，魏
征又任《隋书》的主编。到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纪传与其他四史一同修好奏
上。
    魏征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生于北周
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去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生
活贫苦。
    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有兼济天下的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魏征加入了元宝藏
的义军，又到李密手下掌管文书。瓦岗军失败，他和李密一起降唐。降唐后他成了李建
成的亲信。
    玄武门之变后，他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
劝李世民接受隋亡的教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果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
的繁荣景象。在贞观时期，他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通过谏诤方式，前后共提出200多
项施政建议，不但直接影响了此时的国家大政，也为后人树立了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
榜样。
    魏征在史学上也有很大建树。贞观年间所修的五代史，他负总的领导责任，对于各
史多所损益订正。在五代史中他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具体
主持修撰了《隋书》。此外他还负责主编《群书治要》，主持修定《五礼》，亲自编注
《类礼》。对于初唐史学和文化的繁盛，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书》的纪传在编次上注重以类相从的方法，体例比较严整。如列传分为16类，
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而妥当些。
    其中把少数民族史划成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个方面，分别得更为清楚。因为
参加写作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所以《隋书》在笔法上也更简炼，严整一些。在历史记
载上，《隋书》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如《万宝常传》记录《乐谱》64种，
《张玄胄传》记载其精密天文推算的结果，《琉球传》及《陈稜传》记载台湾居民社会
组织，经济生活以及与大陆联系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注重传主的
官阶履历，把个人传记写得如同案牍公文，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动内容，这样的毛
病，在五代史中普遍存在，《隋书》也是如此。
    《隋书》中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史论，史论出自富于政治经验的魏征之手，它把论史
与论政结合起来，以隋朝的兴亡为借鉴，阐发出不少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给人
们的教益是不小的。
    《隋书》史论认真总结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
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它比较了文帝与炀帝社会状况和统治政策的不同，指出文帝进行统
一战争意在安定天下，虽然初起时国力不强，最后终于取得成功。炀帝穷兵黩武，骚动
天下，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结论是深刻的，对于唐初的施政方
针来说，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
    魏征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理想的
秩序，关键是对百姓进行教化，因此统治者应抚恤民众，休养民力，务使百姓安居乐业。
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书中赞扬那些“内怀直道，至
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隋书·循吏传序》）的循吏，而鞭笞那些庸俗、
贪婪、无能的官吏。抓住教化和用人两个环节，要求用适当人才来实施理想统治，应该
说对于封建统治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隋书》的史论还探讨了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评论了隋朝重要历史人物的
功过是非及历史作用，阐发了作者的人才思想、法治思想等，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家、
史学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当时史馆所修的五代史都没有志，唐太宗乃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下诏让于志宁、
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人续撰《五代史志》，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高宗永
徽三年（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年）书成上奏。
    此书为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修，实际是上接《晋书》书志部分的南北
朝典章制度专史。最初为单行本，因为其内容以隋为主，隋代又居五代最末，所以后来
被编入《隋书》。现在被称为《隋书》十志。
    《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
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隋书》十志包括：《仪礼志》7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各3卷，
《五行志》2卷，《百官志》、《地理志》各3卷，《食货志》、《刑法志》各1卷，
《经籍志》4卷。
    《隋志》继承了《汉书》十志的传统，它记述典章制度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已有
史志的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结构、统治规模和学术文化的面貌。
《隋志》写得一般都很有章法，每志都有序论概述历史源流和本志要旨，然后按五个朝
代分段记述史实，给人以清晰、严整的印象。《仪礼志》记载封建礼制方面的内容，贯
彻着维护等级制度的宗旨。《音乐志》除记录祭天地、祀鬼神的乐章外，还记载当时杂
技的各种表演和域外音乐的内流，是有价值的艺术史料。
    《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记载了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是统治者用天
意来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但是其中记有不少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天文历算方
面的成就。《食货志》和《刑法志》篇幅较小，内容却很重要。它们写出了南北朝时期
土地、赋役、货币和刑法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封建统治的特点。
《百官志》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政权结构，记述了各朝的官制、官职及其沿革情况。
    《地理志》反映当时国家的行政区划，它确记了隋大业年间全国的郡、县、户、口、
垦田数字，记述了各朝所置郡县沿革和当时的自然山川状况。
    《隋书·经籍志》在十志当中价值最为突出，它是《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
的一部史志目录专著。它考究了书籍的存亡，著录了各种书籍，为人们研究古籍流传情
况和进行辑佚、辨伪等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线索。在图书分类上，它采用最
新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于唐以后的图书分类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写
法上，它的大小序齐全，对于各门学术及其分支学科都能抓住要害，进行提纲挈领的评
介，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古代目录学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起
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书》十志的编纂成功，对于《通典》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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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唐律疏议》
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
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
《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
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
“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
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
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
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
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
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
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
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
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
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
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
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
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
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
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
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
《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
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
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
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
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
    《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
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
    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
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
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
“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
    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
    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
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
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认定犯罪性质和确定刑罚方面具有指导
意义。划分公罪与私罪，关于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关于合
并论罪的原则，关于累犯加重的规定，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等
等。关于老幼废疾减刑的规定，关于同居相瞒不为罪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完备和相当细密的。
    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传
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
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
保护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
律。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是关于买卖、借贷、度量衡、商品价格
规格、犯奸、国忌作乐、私铸货币、赌博、决失堤防、破坏桥梁、放火失火、医疗事故、
阻碍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
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
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
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
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
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
《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
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
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
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
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
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
宝”。

零下68度

48　《南史》、《北史》
“编次别代，共为部帙”
    《南史》和《北史》都是纪传体的通史，作者李延寿。
    《南史》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载从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
到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约170年间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兴亡的历史。《北
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止
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包括北朝魏、齐、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间的史事。
    李延寿字遐龄，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他撰写《南史》、《北史》，是继承父
亲李大师的事业。李大师（570—628年）曾任窦建德的礼部侍郎。他有感于南北朝长期
分裂、互相敌视，致使历史记载不能周悉完备，统一后南北思想隔阂不易消除的状况，
决心写一部编年体的南北朝史，以适应全国统一的历史要求。他为此作了一些编纂工作，
可惜过早辞世，使他的宏愿未能完成。李延寿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他的生卒
年月史书失载，现在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30年
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
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
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
的《太宗政典》和《南史》、《北史》3部历史著作。
    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大致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
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书成上奏，前后共用去16年时间。如果加上李大师的修撰工
作和李延寿的材料准备等工作，那么这部书就可以说是凝聚他们父子30余年心血而成的。
    《南史》和《北史》是在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
《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
成的。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也是李延寿在史学史上成功的再创造。与八书相比较，
它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价值。
    李延寿对八书的改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是“编次别代，共为部帙”。李延寿打破朝代体系，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
分，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编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两部书。这两部书的体
例都是先按时间顺序编排各朝的本纪，然后是按朝代顺序写成的人物列传，人物又按各
种类传分别编排。这就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完整地交待给读者。这个
编排是很成功的。从编撰技术方面考虑，南北朝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比较短暂，跨朝代的
人物相当多，相互递嬗的朝代之间历史联系也比较密切。把它们贯通起来加以记述，既
能克服史实断裂、重复记载、难于剪裁、卷帙繁冗、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又能用简明
方式记述具体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
    从记述效果上看，把广阔时空下的历史发展变化，放在一起加以记载，有利于比较
出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有利于准确勾勒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
化趋势，易于使读者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性特点。从思想价值上看，这有利从中华民族
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的历史思考，有利于消除南北长期分裂产生的隔阂，容易培植
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南史》、《北史》在上述方面都表现出一些优点。但二史处理
如此纷乱的时代，不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说明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对
于南北各代的变异，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远远落后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见识。
    二是“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李延寿对八书的改造，主要是进行抄录工作，这其
中有沿用、有勘究、有削烦。用二史贯通各朝，不像八书各自为书，必然会删除很多互
相重复的记载，这是李延寿工作的重要部分。另外李延寿还有意识地进行了史实和文字
记载的撮要删烦工作，最突出的是删掉了很多八书本纪中的诏令、策文和列传中的奏议、
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史料价值极少，二史把它们完全删除。有的比较重要，李延寿则以
数语概括出来。经过这个工作，史实被突出出来，篇幅却大量减少了。李延寿把537卷
的八书，删入180卷的二史之中，卷数仅及原著的三分之一、文字仅占一半。由于其卷
数不繁，头绪清楚，叙事突出，读者研习甚便，抄写易成，因而在长时期内，二史比八
书流传得要广泛一些。
    在宋代以前，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事，主要是靠《南史》、《北史》。宋代以后校勘
八书，也多用二史来补其缺失。当然简略并不等于精当，李延寿的删削存在着一些不当
之处，对此前代史家已有所批评。
    三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并非单纯节抄八书，他在撰史过程中，又补
益进来大量的史实。八书中的《魏书》是北齐魏收所撰，北齐承东魏而来，因此魏收不
承认西魏，在《魏书》中只记北朝、东魏历史，不包括西魏史事。李延寿据魏澹撰《魏
书》（已佚），在《北史》本纪中补进西魏文帝、废帝、恭帝三帝纪，在列传中补入西
魏人物传记，使北朝的历史得到完整记载。二史除补入一些八书所无的纪、传外，还对
八书原有的一些纪传作了增补，如在对范缜的记述中，增加了范缜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
对话和不祠神庙的一段史实，使这位无神论者的战斗性格更为突出。《北史·苏威传》
补入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北史·李谐传》补充南北交往的记载，这些都是很有
价值的史料。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自述：“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
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这一方面反映了二史采摭增补材料的丰富，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取材的驳杂。二史中对史实增益不当之处，也有很多，其中大多是琐言碎事，以
至一味追求骇视听、资谈助的记事，包括一些荒诞不经，疑神见鬼的迷信内容，成为书
中的芜累。李延寿在撰书时，也订正了八书中的一些史实。他距所记时代较远，这使他
可以改正一些当时讳饰失实的史实，显示出一定的长处。
    《南史》、《北史》在思想上的价值，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它改
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李延寿认
为南朝与北朝占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他反对把北魏以前北方一些少数政权的历史“编之
四夷”。也指出东晋、宋、齐梁、陈各朝，虽偏安江南，但前后相承300余年，不承认
它们历史地位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不分正闰，给南北朝
各政权以同样的地位。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作
法，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在具体撰述中，李延寿也采取了一些
适当的作法来宣扬统一意识。他对南北之间的战争采取“两国交兵不详载”（赵翼《廿
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条）的作法，就是有意削减对此的过分纠缠。
    《南史》和《北史》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通常都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族
兴替得失、荣辱悲欢联系起来，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家声”、
“门风”的关系。二史也很注意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
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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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贞观政要》
“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
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
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
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
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
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
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
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
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
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
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
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
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
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
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
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
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
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
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
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
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
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
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
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
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
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
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
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
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
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
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
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
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
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
“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
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
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
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
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
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
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
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
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
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
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
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
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
    “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
    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
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
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
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
《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
    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
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
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
《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
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
不如它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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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通典》
“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
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
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
    他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
时任宰相，78岁因病退休，不久去世。
    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
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
成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
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
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
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
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
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
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
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
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
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
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
    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
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
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
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
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
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
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
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
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
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
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
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
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
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
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等等。《通典》为人们研究、
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
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
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
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
虚设。
    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
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
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
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
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
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
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
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
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
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
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
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
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郡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
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
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
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
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
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
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
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
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