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的的辽沈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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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弊政

后金占领辽阳和广宁之后，控制了汉人聚居地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女真族正式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此时，摆在后金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对辽东汉民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巩固其统治。努尔哈赤曾为反抗明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起兵反明，在夺取辽东统治权后，又对辽东汉人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压迫政策是剥削制度下的产物。各民族的统治阶级都施行民族压迫政策。因为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不能消除，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就就会存在。后金汗努尔哈赤自然不能例外。他为着加强对辽东汉人的统治，一面谕令收养汉人、勿妄杀掠，一面又经常滥施淫威，措施失当，制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

第一，强令“剃发”。汉族和女真族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又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服装发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努尔哈赤每攻占一个汉人聚居的地方，就下令“剃发”。后金汗袭破抚顺，李永芳剃发投降。努尔哈赤以“剃发”作为汉人降顺后金的标志。但强令“剃发”，改变汉族人民的民族习俗，侮辱汉族的民族尊严，必然引起了汉族人民不满。如镇江汉人不“剃发”、拒降顺，努尔哈赤派武尔古岱额附、李永芳福将率兵前往镇压。他们先宣布“汗谕”，对拒绝“剃发”投降的汉人进行威胁利诱，随后驱骑挥刀，将拒不“剃发”归降的男人惨杀，并俘获其妻子一千余人。努尔哈赤名将这些俘获人口，分赏给官兵为奴。强迫汉人“剃发”，引起激烈反抗。这一点，清太祖努尔哈赤却不如金太祖阿骨打。

努尔哈赤对辽东人民还不放心，令女真人与汉人在村屯同住，粮食同吃，牲口草料同喂，以加强对汉民的监视和控制。致使许多汉人田宅被强占，粮食被掠夺，人身受凌辱，妻女遭奸污，造成民族隔阂。他为防范汉人，又下令禁止汉人制造、买卖、携带和收藏弓箭、撒袋、腰刀等武器。他甚至连死心踏地降顺后金的李永芳也不相信，怀疑李私通汉人。李永芳遭到后金汗的呵斥，其诸子也被大贝勒代善捆绑看禁。先是，一些辽东汉人为挣脱明朝黑暗统治，相率逃入建州，自后金实施民族压迫政策，许多汉人宁肯自缢而死，也不愿“剃发”降顺。据朝鲜史书记载：“开元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

第二，大量迁民。努尔哈赤为对辽东汉民加强控制，防止叛逃，曾多次下令迁徒辽民。如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阿敏贝勒带兵五千，前往镇江，强令镇江、宽奠、叆河、汤山、镇东、镇西、新城等地居民，在寒冬时节，携妻抱子迁往萨尔浒等地，并将孤山堡以南凤凰地区房舍全部纵火烧毁。又如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占领光宁，二月初四努尔哈赤即强迫广宁等九卫居渡过辽河，迁往辽东。锦州二卫的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迁往金州、复州，义州二卫迁往盖州、威宁营，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除这二次大规模地迁徒人口外，零星迁移，经常不断。如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命将辽西大黑山堡人民搬移至虎皮驿。

被迁地区的汉人，头一天得到迁移汗令，第二天就被驱赶上路。西起大凌河东迄鸭绿江，南自金州北至蒲河，河西居民前往河东，城镇居民迁往村屯，扶老携幼，扫地出门，城郭空虚，田地抛荒，哭声震野，背井离乡。稍有眷恋者，即惨遭屠杀。仅大贝勒代善在义州一次就杀死三千人。被驱赶的移民，男子遭鞭挞，妻女遭凌辱，老弱填沟壑，童婴弃路旁；白天忍饥饿赶路，寒夜露宿荒郊。他们被迁往陌生的村屯，无亲无友，无房无粮。命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天合耕”。这既扰乱了辽民的安定生活，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被迁居的汉人，或为“记丁授田”的民户，或为“按丁编庄”的壮丁。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被降作后金的农奴。

辽民被迁之后，生活苦不堪言。辽西被迫迁移的汉人，如锦州城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口，其中男六千一百五十人；右屯卫一万七千七百二十八口，其中男九千零七十四人。共计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二口，其中男一万五千二百二十四人。他们后来被强迫安插在青苔峪河复州、金州等地。以每丁给田六日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十万日。努尔哈赤没有田地授与，命他们同当地居民合耕，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即剥削了被迁徒辽民的田地，又掠夺了当地居民的土地。实际上，大量迁居的汉人，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他们“连年苦累不堪”，生活悲苦到了极点。

第三，清查粮食。后金本来粮食就不足，大量迁民后出现粮荒。努尔哈赤为筹措粮食，除派夫役搬运明仓粮谷外，还派人清查辽民的粮食。他下令汉人要如实申报所有粮谷的数量，然后按人口定量。他不许汉人私卖粮食，要底价卖给汗的官衙。汉人缺粮食，向官仓购买，每升银一两。粮食极为短缺，如杀耀州乔姓，得粮十三石一升，分给驻据当地的蒙古男丁，每人只得半升。辽民因缺粮食，饿死的人很多。粮食不足始终是努尔哈赤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为解决粮食问题，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正月，努尔哈赤再命普遍清查粮食。对汉人的粮食，逐村逐户清查，全部进行登记，委派诸申看守。规定：凡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虽有粮三、四升但有牲畜的人，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并无牲畜的人，算作“无粮人”。努尔哈赤命将“无粮人”收为阿哈。不久，下令将各地查送的“无粮人”全部杀死。屠杀“无粮人”可能是因为没有余粮养活这批人，或借以警告隐匿余粮不报的人。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第四，征发差役。后金向辽民征发繁苛的差役、筑城、修堡、煮盐、夫役、运输，不一而足。以金、复、海、盖四州为例。后金占领辽东不久，盖州出牛车运送贡赋盐一万斤到辽阳。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春，金州、复州每十名男丁中，出二人修城。又命金、复、海、盖等州卫，派夫役、出牛车运粮。先是，明朝存粮在“右屯八十余万”石。后金军打败王华贞，夺得右屯粮仓。努尔哈赤下令征派牛一万头、车一万辆，每十名男丁中出一人，前往右屯卫运粮。被征的牛，命烙上印记，将牛的颜色、大小及牛主姓名填写上交备查。但许多牛或死于路上，或被抢占，或以赢弱顶替肥壮。牛主即耽误农作，又损失重大。一年后仍命饲养公差牛一万头。征发差役不仅耽误春耕，也影响秋收。盖州要在收成季节出男丁三千一百七十人，牛一千零三十二头，修筑盖州城。但工程未竣，又派这些男丁和牛车到复州去收割庄稼。辽民的劳力、耕牛、车辆在春耕和秋收时被大量征发，妨碍了生产，引起不满。

第五，抢占田地，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满族贵族、八旗官兵等，分占田地，建立田庄。努尔哈赤汗谕：“计丁授田”，将许多所谓“无主之田”，按丁均分，每丁授粮田五日、棉田一日。大量汉民田地，被分而占。努尔哈赤汗谕设立田庄。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备御以上，给庄田一所。而官将实占田庄，“多至五十余所”。努尔哈赤汗谕辽西汉民移至辽东，同辽东汉民“同耕”，汉人占汉人之田。后金强占土地政策，使得满族贵族与八旗官兵，占有大量辽河流域的沃土。这对后来清军入关，圈占畿辅田地，以及八旗驻防占田，都有直接的影响。

第六，诛戮众生。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占地、移民、剃发、苛役等，引起辽东汉人不满，起而反抗，遭到屠杀。至于攻陷城池之后，陷开原“城中士卒尽被杀”，下铁岭“士卒尽杀之”，事属战仇怨结，屠戮为快，过杀失当，另作他论。但努尔哈赤重满抑汉之策，实属偏激。其子皇太极对“夕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亦觉不当，略作前鉴。其时，据史载：“闻十三站等处，杀辽人之不顺者，又执少壮、夺妻子，是以啸聚林莽山谷间。”被执、被夺者，设法出逃。努尔哈赤始定严惩逃人法：“谕凡逃人已经离家，被执者处死，其未行者，虽首告勿论。”而未逃幸存之文士生员，多被收在后金汗、八大贝勒包衣下，或在满洲各级额真下为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述：先是，乙丑年十月（即天命十年，天启五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

上述可见，其时屠辽之酷烈。

上述列举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强令“剃发”、大量迁民、清查粮食、征发差役、抢占田地和诛戮众生等六项弊政，搅得辽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衣食无助，愤不欲生。女真各级额真及军卒杂居汉人村屯，又逞威福，占田宅，索粮谷，辱妻女。广大辽东汉人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威逼、驱掠、焚劫、杀戮，纷纷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反抗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残暴统治。

对于后金来说，辽东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努尔哈赤错误辽沈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天命汗在进入辽沈地区之后，不仅未能及时制订出行之有效的缓和女真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的积极政策，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努尔哈赤用一种新的民族剥削代替另一种民族剥削，用一个新的民族压迫代替另一个民族压迫。种种弊政，破坏了辽东地区的社会安宁和生产秩序，使得人丁锐减，庐舍残破，田园荒芜，饿殍塞路，百业凋零，粮价腾贵，民不宁居，社会混乱。六大弊政的出现和愈演愈烈从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努尔哈赤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表现。从手头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很难了解努尔哈赤在制订这些政策时的真实想法，或许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夹杂了过多狭隘的民族感情，不能对当前所面临的统治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还是后金诸贝勒大臣中缺乏在关键时刻为努尔哈赤出谋划策的谋士，没能制止天命汗一意孤行？或者是其他鲜为人知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明王朝后期经营辽东的失败换来的是萨尔浒的惨痛失败，大大缩短了朱明王朝的覆灭。而努尔哈赤的辽沈弊政，使的后金在维护其在辽沈地区的统治地位而疲于奔命，应接不暇，严重削弱后金的国力，为后金汗努尔哈赤兵败宁远，埋下了伏笔。



辽民反抗

辽东汉民以逃亡、投毒、暴动等多种形式，抵制后金的错误政策，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

首先是逃亡。辽民难以忍受后金贵族的盘剥和奴役，为图生存，成户、成村、成地区地逃亡。《满文老档;太祖》中记载大量实事。如连山关汉民男四十人，女二十人，驱赶马车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和驴二头，集体逃亡。夹山河村二十户居民，男女共八十人，仅耕田七日，无法生活，把喂养的猪、鸡、狗宰杀后放在框子里，密议逃亡，但被告密捕捉定罪。红草岛附近五村汉人，用秫秸秆编成筏子渡河逃亡。李永芳哀叹道：沿海一带汉民想杀女真人，逃往明朝。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有的辽民诱请后金驻守台堡官兵到家里饮酒，醺醉杀死，然后弃家逃亡。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因闹粮荒，社会秩序混乱，逃亡的人更多。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设锣，逃人出城要敲锣传报，以派兵追捕。尽管如此，“逃亡之人，络绎接踵”。

其次是投毒。投放毒药暗杀后金统治者，是比逃亡更为积极的反抗斗争形式。后金占领辽阳刚两个月，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各井投下毒药。不久，在水、盐和猪肉里都发现了毒药。努尔哈赤指令诸申和士兵，不吃当天杀猪的肉，饮水和食盐要警惕中毒，甚至对蔬菜和鸡鸭也要注意，并命令将文书下达至村领催。为避免中毒，命店主将姓名可在石、木上，立在店前，购买食物的诸申，需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中毒后追查。投毒的斗争遍及各地，努尔哈赤谕示诸贝勒：各地都给诸申投毒。甚至努尔哈赤到海州巡视，在衙门宴会时，有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可能是设计毒害后金汗努尔哈赤的。但他们在投毒时被八旗士兵捉获，惨遭杀害。

再次是袭杀。袭击和杀伤后金官兵，比投毒更直接地打击了女真军事贵族。在古河、马家寨、镇江、长山岛、双山、、复州、平顶山等地的汉民，手执棍棒，聚众抵抗，袭击后金士兵，杀死后金官吏。

努尔哈赤在文书中称： 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与明因而叛。长山岛的人，逮捕我派遣的官员，送往广宁。双山的人，约期带来那边的兵，杀了我的人。岫岩的人叛乱，被魏秀才告发。复州的人叛变，约期带来明国的船。平顶山的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这份文书说明，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为防止后金官兵被个别地袭杀，努尔哈赤命令官兵不许单独行动，必须十人结队而行，否则要受到惩罚。但这并不能阻遏辽民一浪高过一浪地反抗后金统治者的斗争。

最后，就是暴动了。辽民的暴动给与后金统治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辽民暴动自后金军占领辽阳开始。后金军夺占辽阳，派一将领坐在西门，见状貌似汉人，即点视军卒加以杀戮。然而，辽民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暴行，勇敢者奋起反抗。《明史纪事始末》，“补遗”记载：

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趁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

继辽阳之后，反抗后金的暴动如火如荼。在托兰山，百余人举行暴动；在长岛，莽古尔泰率兵二千镇压；在岫岩，暴动失败后被俘者达六千七百人；在镇江，仅镇压后被俘虏的者更大一万二千人。

在辽河以东，复州城的抗暴斗争声势浩大。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复州城民无法容忍后金剃发、占房、查粮、差役等虐政，一万余男人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第十子德格类等率兵两万人前往，将复州城人民的暴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复州城男子当中，除病弱者和儿童外，全部杀死，并将妇女和儿童掳走，分给各牛录为奴。复州城房舍驻兵，粮充军食。

在辽河以西，除“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万”和大量迁徒河东以外，所余人民在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掀起反抗后金的暴动。其中以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数以万计的辽民据十三山以自保，绝不“剃发”降顺。努尔哈赤派兵围攻数次不克，李永芳再率军仰攻，被“山顶飞石打下”。这些反抗者久被围困，誓死不降后金，“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宁肯扼杀婴儿，也不投降后金。这是努尔哈赤对辽民政策失败的血泪见证。

努尔哈赤对辽民的种种错误政策，激起了辽东的农民、矿工、生员、市民，从辽阳到金州，自广宁至镇江，在城镇，在村屯，以逃亡、投毒、袭杀和暴动等形式，进行反对后金统治者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主体是汉族劳动人民，其中也包括女真的奴隶和农奴。辽东汉民反抗斗争得一个结果是，既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又教育了宁远的军民——为免遭八旗贵族铁蹄的蹂躏，只有拼死抵御后金军的南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