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真实的戈登(上)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但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名臣” ，还造就了几位来自西洋的名人，戈登就是其中的一个。<br><br>戈登不见得是一个正面人物，但绝对是个传奇人物。戈登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毁誉参半非常与众不同。在中国官方正史里，戈登是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屠夫，中学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 如果倒退一百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长毛之乱的大功臣，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后清庭专门派人去吊。在英国的历史里，戈登是“英雄中的英雄”(语出英国首相格拉斯通)，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戈登死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他家中慰问。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戈登爱憎分明，无论褒贬都是一边倒，也算叹为观止。<br><br>本文的目的不是为戈登盖棺定论，而是通过记述戈登这个传奇人物一生的重要活动和事件，勾画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像。至於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人物，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br><br><br>1. 平凡的早年<br><br>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军校里老生常常欺侮新生，一次晚餐后，一个高年级士官站在楼梯口挡住新生去路，不让他们通过，戈登径直上前，低头猛撞此人腹部，这个士官一路滚下楼梯，摔出门外，为此戈登几乎被开除。戈登早年表现出的这种宁折不弯的强梁个性，伴随了他的一生。<br><br>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派到威尔士潘布卢克(Pembroke)修建海港设施。20岁的戈登正处於建立人生观的阶段，在一个名叫德鲁(Drew)的好友影响下，戈登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神学著作，在和他姐姐的通信里表现出强烈的宿命论观点：“上帝掌握世事发展的方向，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好像马背上的骑士决定马的前进方向，无论马乐意还是不乐意。一个人想要快乐，就得象一匹俯首贴耳的马一样，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准备。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有上帝安排。” <br><br>1854年，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到克里米亚参战，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然后到前线去测绘俄军的战壕。做这项工作需要经常从己方战壕探身眺望，然后描绘下来看到的俄军战壕走向，许多工兵因此被俄军狙击手射杀。戈登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按步就班地完成测绘工作，最后却毫发无爽。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戈登被派去测量土耳其和俄国的边界线，1859年返回英国。<br><br>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跟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天津。由於来得晚，戈登错过了大沽、张家湾和八里桥等重要战役，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戈登在日记里记述英法联军官兵“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 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然后移驻上海。这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势正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於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br><br><br>2. 常胜军<br><br>李秀成后来在狱中写“回忆录”，这样反省江南战事的逆转：“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br><br>1860年3月，李秀成率军从皖南进入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杭州，引清军江南大营分兵来救，然后退回皖南，会合陈玉成回师天京，大破江南大营。5月，李秀成领兵东征，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兵锋直指上海。当时清朝上海守军薄弱，上海官绅惊恐万状，谋求自救。他们先乞求上海的英法联军“派兵助剿” ，由於英、法两国正和清政府交战，拒绝援手。两江总督何桂清即令江宁布政使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筹饷募勇，保卫上海。<br><br>吴煦靠捐纳起家，先任嘉定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联络英、美、法等国，镇压小刀会起义，赢得西方人的信任。现在大难临头，吴煦首先想到的便是洋人。他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从上海租界的酒吧里招募了数百西洋盲流，组建了一支“洋枪队”。<br><br>华尔曾经效力于法国外籍军团，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当时各国武器贩子云集上海，出售的武器良莠不齐，华尔慧眼识珠，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洋枪队，比如美制夏普后膛步枪(Sharpe Breech-loading Rifle) 、德制德莱塞撞针步枪(Dreyse Needle Gun)和美制寇尔特左轮手枪(The Navy Colt Revolver)等等。8月，洋枪队协同清军首战青浦，西洋盲流一触即溃，太平军胜利克服松江，进抵徐家汇，离上海县城仅9公里之遥。这时英法联军为了自己的利益武装干涉，出动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夹击太平军，迫使其退回松江。<br><br>青浦战败以后，华尔痛定思痛，遣散了西洋盲流，以一批菲律宾雇佣军为骨干，招募了大约三千中国人，组成三个团，着西式军服，以西法操练。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英、法等国开始改变以前的“中立”政策，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华尔洋枪队得到大批新式榴弹炮和臼炮，战力大增。1862年2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附近两败太平军，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华尔官封四品，后来又娶了吴煦的女儿为妻，并加入中国籍。4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乘英国商船抵达上海，立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以后常胜军和淮军并肩作战，接连攻占了南翔、嘉定、青浦、南桥、柘林、奉贤等地。青浦被清军攻克以后，李秀成领精兵一万从苏州赶来，连续击败常胜军和淮军，收复青浦，但没有继续前进，而在上海城外30英里和淮军、常胜军对峙。<br><br>1862年9月，华尔在宁波附近阵亡，美国人白奇文(Henry Burgevine)继任常胜军统领。白奇文显然并不称职，洋枪队官兵军纪败坏，李鸿章大伤脑筋，请求英军司令斯塔夫利(C. W. D. Staveley)为常胜军任命一位统领，斯塔夫利挑中的人就是刚刚升任少校的戈登。这个任命有裙带之嫌，因为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而且两人曾经在克里米亚共事过。由於这个任命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戈登一直等到次年3月才走马上任。<br><br>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br><br>此时李秀成在苏南一线分散兵力，固守星罗棋布的据点，消极防御。太平军的要塞堡垒对付寻常的绿营乡勇绰绰有余，在常胜军和淮军新式火炮面前则不堪一击。1863年5月，常胜军进攻太仓，戈登先以榴弹炮进行四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将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彻底摧毁，然后再命令冲锋，常胜军、淮军士兵和残余的太平军激烈肉搏，经过苦战才攻克太仓。此战太平军阵亡两千人，是常胜军的十倍。<br><br>接下来攻昆山，戈登和淮军将领程学启考察地形，发现昆山被水道包围，唯一退往苏州的道路建在河边。戈登於是率军乘炮艇迂回西南，断敌退路。昆山太平军溃逃，常胜军的铁甲炮艇沿河追击，在十几码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霰弹猛烈轰击，太平军伤亡惨重。苏州太平军守将谭绍光率兵来援，和淮军、常胜军发生激战，被击退。昆山之役太平军阵亡三千，而常胜军也伤亡五百人。<br><br>戈登在1864年春天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挽救生命云云，大概指尽早结束战乱，使老百姓不至於长期流离失所。戈登以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他这封信并不是在唱高调。<br><br><br>3. 苏州杀降<br><br>李鸿章初见戈登，眼前一亮，心中顿生英雄相惜之情。此前李鸿章接触的西方人，大多是盲流和武器贩子，和他们相比戈登真是鹤立鸡群。(作者按：下面引用的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译自英文史料，李鸿章原话暂时没有找到，留待以后弥补。)<br><br>李鸿章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戈登的第一印象：“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 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对戈登更为欣赏：“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br><br>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对戈登的看法逐渐改变。7月，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戈登将军心中有多少狂想，他必须管住他那张嘴。” 这句话事出有因。由於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於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於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9月，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许多：“(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br><br>本来李鸿章和戈登可以相安无事直到战争结束，但“苏州杀降”事件使两人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1863年10月，常胜军和淮军开始围攻苏州。常胜军火炮犀利，苏州外围石垒、长城相继被破，太平军守将郜云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过淮军营官郑国魁联系，和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密会。郜云官同程学启定下降约，戈登居间做保，因为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11月29日，苏州守军投降。四天以后，郜云官等降将被杀，这就是“苏州杀降”事件，事情始末在谭伯牛的《战天京》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赘述。<br><br>根据李鸿章的记录，杀降当天上午戈登被调往昆山，因而并不在场。事实上，戈登自己的备忘录记载，他杀降时仍在苏州，只是被入城的淮军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软禁了一个小时，而降将们就在这段时间被砍了头。戈登在得知杀降以后，留了一封短信给李鸿章，然后才乘汽轮回到昆山。李鸿章的不实之辞，大概还是想为戈登开脱责任。<br><br>种种迹象表明，杀降早有预谋，戈登显然是被利用了。洁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领常胜军返回昆山，拒不参战。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李鸿章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学启之后，接着重赏常胜军白银六万两，其中一万两奖给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的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br><br>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一万两白银的赏金，还打算拒绝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但在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br><br>1864年3月，戈登终於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接下来常胜军又攻陷数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常州克服以后，太平天国的灭亡指日可待，於是常胜军在昆山解散，戈登随即返回英国。<br><br>戈登和程学启并肩作战，结下莫逆之交，两人以兄弟相称。“苏州杀降”事件以后，戈登憎恶程学启背信弃义，手捧郜云官的首级痛哭，发誓与程绝交。不久程学启去世，戈登又悲不自胜，将两面“程”字战旗带回英国，留作永久的纪念。戈登临走时向中国同僚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於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 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实现。<br><br>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大哗。翰林院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力主撕毁条约，内惩崇厚，外拒俄夷；诸疆臣中左宗棠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倾向主战派；而李鸿章认为“崇厚所定俄约行之却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力主通过外交斡旋争取修订条约。主战派意见在朝廷成为主流，一时间中、俄之间战云密布。<br><br>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此时戈登虽然已经47岁，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战派大臣们会面时，戈登说了一席话，让旁边的译员惊恐不安，拒绝翻译。戈登於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页，将他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 - 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经过庭议，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崇厚治罪，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曾纪泽经过艰苦的谈判，同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终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