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转）

太祖

至今为止发现的写1592援朝战争的最好的帖子，还没有完贴，希望大家喜欢。        

序章 一五九二年，命运的十字路口

       公元一五九二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朝鲜王朝宣祖二十五年，干支纪年壬辰。这一年恰好位于中国两个小冰河期之间的间歇期，辽东的气候还算差强人意，春夏雨水尚称丰足。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一支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这支军队是从距离鸭绿江不远的九连城出发的，规模并不大，只有一千零二十九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辽东骑兵。最高指挥官是一员普通参将，名字叫做戴朝弁，副指挥官是一名游击，叫做史儒。 他们只携带了很少的辎重，指挥官的表情很轻松，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似乎只是一次例行的边境任务。
　　
　　他们穿过辽东、朝鲜边境的宽奠堡，一天之内便抵达了鸭绿江畔的渡口。士兵们约束着自己的坐骑，分波次踏上渡船。鸭绿江正处于丰水期，水流湍急，满载着明军士兵的渡船顺流而下，船速颇快。从清晨开始渡江，到下午一时许，这支军队便全部踏上了朝鲜的平安道，稍事休整后，向着义州方向开去。
　　
　　这一次的渡江行动悄无声息，也没引起沿途居民的多少关注，但它其实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角，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开端，是一场宏大叙述的开幕前奏。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冰山会逐渐显露出它庞大的身躯，牵引出一连串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并最终引发几个庞然大物之间火星四溅的冲撞。
　　
　　对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明军士兵来说，渡过鸭绿江只是个人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而整个东亚历史却因此而结结实实地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步，揭开了亚洲史上极为重要的“壬辰战争”序幕。
　　
　　几年后，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因这次战争惨败、嫡系精兵强将损失严重而气病身亡，留下了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年轻继承人，还有个完全没有政治手腕却无比宠溺儿子的遗孀。日本史上最擅长隐忍的政治家德川家康乘虚而入，经过两场大战最终夺取了丰臣氏的统治权，日本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幕府时代。
　　
　　德川从壬辰之战后的丰臣氏结局知道，西边庞大的明帝国是日本现在招惹不起的强邻，而葡萄牙等欧洲商人和教士们，则让他感觉到了还有来自海洋的威胁，所以此后日本足足三百年时间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免得不小心让大明这位强邻不爽了而对日本横眉冷目。
　　
　　这一步，让朝鲜李朝在明帝国的庇护下，从国土尽失、政府流亡转而全面收复失土，幸运地得以复国并继续保全了李朝的王室地位。此后的数百年里，朝鲜唯中国马首是瞻，忠心耿耿地担任着中国附属国的角色，一直到百年前才再次亡于日本。
　　
　　这一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个亚洲此后足足三百年的战略格局。
　　
　　然而在中国，这却是被很多人都遗忘了的一步，也几乎是充满了负面评价的一步，同时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值得重视的一步。这点，从正史上的记载寥寥无几就可以知道。也因此，后人对此次战争了解不多，到了今天，这差不多真成了一场被各种迷雾掩盖了面目的战争。而万历皇帝和大明皇朝，更为这次战争背上了不少骂名。这场由万历皇帝支持和主导的抗日援朝之战，历史评价一直毁誉参半，后世无数文人政客都指其是导致大明帝国衰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所谓的万历三大征之一。
　　
　　只是，真得如此吗？
　　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我们把时间暂停，调整一下历史望远镜的焦距，以这支小部队为圆心，在地图划上三个同心圆。


　　第一个圆的范围，半径大约是五百里。


　　在圆心的东南定州方向，朝鲜国王李昖和他的臣僚们正面色苍白地朝着义州赶路。过去几个月来，皇室从汉城跑到了平壤，从平壤又撤到了定州，几乎跑丢了所有的领土、军队和脸面。李昖失魂落魄，一心只想渡过辽水，内附大明。朝鲜他不要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做大明朝的官，好让大明朝来对付这次危机。他知道，三千里江山虽然辽阔，但他和这个落魄的朝廷都已经无处可去。


　　东北方向。日军侵朝第二军团长加藤清正，正统帅着两万余名精锐在咸镜道一路狂飙，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着这个极北苦寒之地，他甚至开始盘算渡过图们江，杀入大明领土。在距离他不远的吉州，朝鲜咸镜北兵使韩克诚面色阴沉地集结了六镇精兵，等候与日军的决战。他们是朝鲜目前唯一还成建制的军团，也是李朝最后的力量。


　　西北方向的大明辽东境内，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正带着他的女真骑兵们在白山黑水之间穿行，关于女真部队请战入朝的奏章已经递到了北京，只要皇帝陛下一声令下，他愿意拿出自己部落的全部力量去打击日寇，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大明王朝无懈可击的忠诚。


　　而在渡江部队的大后方九连城，辽东总兵杨绍勋已经移文辽东副总兵祖承训，敦促他尽快率军出征，追上先遣部队。


　　在这个圆里，整个朝鲜西部失去了遮护辽东的功能，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沿线，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次面临来自于东方的威胁。身经百战的大明关宁军团，即将面对同样身经百战的日本军团——而这两股军事力量，无论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卒，都对敌手的底细懵懂无知。
　　第二个同心圆的半径，大约是三千里。


　　在整个朝鲜半岛，李朝已经“三都守失，八道瓦解”，十几万日军宛如一只巨大而贪婪的蜘蛛，伸出八条毛茸茸的长腿，盘踞在朝鲜的全部八道。其中小西行长守在平壤城数着自己的存粮，忧心忡忡地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加藤清正兴致勃勃地在咸镜道玩着闪电战；在这两位前锋之后，宇喜多秀家坐镇京畿道，与其他几位军团长控制着朝鲜几乎全部的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


　　在这些城市与大道之外，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诸道蜂起，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镒、赵宪等义军首领出没于崇山峻岭之间，酝酿着对侵略者的复仇。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才智与毅力，坚持到援军的到来。


　　这些义军唯一的慰藉，是一个远在丽水港的人。在这个六月，全罗道水军左使李舜臣站在丽水港码头上，操练着龟船，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小舰队——至少在海上是这样。


　　在北京，万历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托着下巴，正在为如何说服群臣立朱常询为太子而苦苦思索。为了这件事，已经先后有申时行、王家屏两位首辅去职，罢官庭杖者不计其数，几乎整个帝国的官员都在为由皇帝家的哪个儿子继承家产，也就是“立嗣”而大吵大闹。万历只有在疲惫的时候，才会偶尔抬起头，略微扫一眼各地来的奏章，看看辽阔的帝国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臣僚们都在为如何说服皇帝立他们想要立的嗣而绞尽脑汁，只有兵部尚书石星不合时宜地大声嚷嚷，呼吁朝廷尽快重视在朝鲜爆发的战争。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日本的朝鲜攻略几乎已经达成了全部目标，但之前的狂飙式突进所带来的隐患也正在逐渐发酵。而北京的巨人此刻才缓慢地把目光转向东北。确实，它的决策和反应速度是迟钝的，但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震动四方。六月十五日那一千多人的渡江行动，就是这位巨人向日本侵略军伸出的一根中指，动作虽然细微，却意味着巨人的铁拳很快就要挥出来了。
　　第三个同心圆，半径是六千里，几乎囊括了整个东亚地区。


　　在日本名护屋，丰臣秀吉捧着心爱的茶具，开心得忘乎所以。整个日本四州六十六国已然俯首听命，朝鲜八道业已廓清，他的野心和自信已经膨胀到了最大。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三位心腹恭顺地等候着主君的指示，他们即将前往朝鲜，身负着“八道国割”的重任，要将朝鲜领土按照日本石高的标准进行重新检地，然后分封给各位有功之臣。朝鲜将会被日本第一次彻底吞并，并以此为基地攻向大明，铸就万世伟业。


　　而辽阔的中华帝国，尚且未从诸多繁杂的事务中抽调出足够的力量。没办法，帝国实在是太大了。


　　在辽阔的中华帝国西北，哱拜战战兢兢地从宁夏镇的城墙里探出头来，一面巴望着蒙古人的援军能尽快过来，一面抵御明军越来越犀利的进攻。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李如松和麻贵的辽东大军、宣大的精锐步兵，以及远道而来的浙兵正风驰电掣地赶在征剿路上。他们如今一门心思放在宁夏平叛的经略上，还不曾预见到未来自己在另外一处战场上的命运。


　　在更为遥远的西南播州，桀骜不驯的杨应龙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重庆的路上。在那里，黔蜀两省巡抚将会决定他的罪名，究竟是聚众闹事，还是谋叛。他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局小小地干涉一下，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大明王朝。


　　尽管事务如此繁杂，明帝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还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在山东，整饬兵道的工作已经在悄然进行，江南来的漕粮被截留以充军资；在天津，保定总兵倪尚忠所部已经开始移驻津门，以备策应；在浙江与福建，一条条的新锐战舰从船坞滑入大海。


　　这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帝国有意、也有能力一战。


　　而在大明帝国之外的广袤海上，琉球中山王尚宁一脸为难地拿着两封书信。一封是日本要求朝贡的国书，言辞傲慢，语带威胁；一封是宗主国明朝的上谕，辞藻华丽，居高临下，要求琉球出兵打击倭人，配合天朝在朝鲜的部署。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琉球国的士兵数，再看看这两封书信，摇摇头，回到宫殿里继续睡觉去了。


　　在澳门、长崎和菲律宾，葡萄牙与西班牙商人、传教士们尽可能保持着冷漠的中立，他们知道，接下去显然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国际战争，因此他们小声谈论着东亚局势，并商量看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国家战略的意义已然凸显。


　　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次倾国之征；对朝鲜来说，这是一次亡国和复国之战。而对于大明帝国，此刻这只是一次宣威于海外、为了证明天朝凛然不可侵犯的体面之战，一次在域外的局部战役，而已。先期渡江的千人部队，代表的是帝国坚定的态度，还没有太多其他实际意义。


　　这三个同心圆环环相扣，共享同一个轴心。整个辽东与朝鲜半岛、整个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东亚都围绕着这一次小小的渡江行动而开始加速转动起来。地缘政治震荡出层层涟漪，埋下各种各样的因果，促使旧的政治板块应力达到了一个巅峰，以这个节点为标志，剧烈地碰撞，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与此同时，新的历史张力也在变动中悄然酝酿，为下一个百年蓄积力量。


　　总之，在一五九二年的六月，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时间节点，就象是一个十字路口。各方势力之前微妙的动态平衡，被明军一次渡江行动小小地扰动了一下，旋即这种震荡很快被传递、放大，最后化作一股巨大的洪流，把所有参与者都裹入其中，向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方向一起奔流而去。


　　壬辰年六月十七日，大明正式开始介入朝鲜战争。明军参将戴朝弁、游击史儒率部渡过鸭绿江，进赴义州。这是三个同心圆彼此碰撞而迸发出的第一朵火花。


　　调完焦距之后，我们还得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回拨到前一年，才能明白这其中代表的全部意义。
　　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潜伏和暗战


　　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此刻的整个日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初见雏形，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高举自家的家纹，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


　　这一切古怪的异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去。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


　　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保仪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到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 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谩无可考。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保仪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 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 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 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也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 日夜并杀。斯时也, 倭不及饱食, 丽不及为应, 途分主客, 后无援兵, 不习水战, 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 合如契卷内中所云” 。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 ，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万历两朝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明朝在永历之后、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许国展卷一读，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因为数天之前，他接到过一份奏章。发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来自福建，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在奏章里，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向天朝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有意与中国开战。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在接见过程中，秀吉跟使节夸口说“明不听我言，我当发兵伐之。”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驱。  还告诉琉球的使节说：“我都跟朝鲜说好了，打大明，就让高丽兵作为先导；等到我打下北京，就让中国北方人做先导，去打江浙一带。”  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


　　琉球一向奉大明为尊，对日本从来虚以委蛇。这次听到秀吉这么直白地袒露心声，琉球国有点吃不消。消息传回国内，琉球国王尚宁犯了愁。您有什么侵略计划，您自己知道就得了，现在非要告诉我，您说我是举报呢还是不举报呢？


　　秀吉送走了琉球使节以后，觉得这些人态度暧昧，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让琉球停止遣使入贡，省得自己家虚实被探听出来，便宜了大明。


　　通知一到，琉球国一下慌了手脚。尚宁发现秀吉原来是认真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事情有点闹大了。


　　这事不上报大明吧，有失属国义责，天朝之怒可承受不起；要是上报大明吧，又会得罪近邻日本，尚宁没天真到盼望大明会派水师来救他。琉球国实在太小了，夹在两个大国之前，里外都不是人。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搁置没办，一拖就是一年多。


　　恰好在这时候的琉球，住着一位大明商人，叫陈申，是福建人。陈申这个人挺倒霉，他三年前乘船过琉球做生意，结果船触礁沉没，就被困在了琉球。好在琉球国有一位长史叫郑迥，也是福建人，对这个老乡挺照顾，平日经常走动聊天。


　　一次喝酒闲谈，郑迥把琉球国碰到的这件为难事告诉了陈申。陈申听完大惊，表示这等大事肯定要报给朝廷才是，怎么能隐瞒不报呢！他当即表示，就算琉球不报，他自己也要设法回国，通知朝廷。


　　郑迥也是中国人，听了陈申一席话，深受感动，便连夜去请示琉球国王尚永。尚永同意了陈申、郑迥的意见，派了通事郑迪，以贡使的名义前往中国。陈申也随船出发。


　　到了福建以后，陈申二话没说，直奔福建巡抚府邸，把自己所知的内情悉数相告  然后郑迪走官方渠道，也正式把这个警告知会大明朝廷。就这么瞻前顾后、拐弯抹角着，琉球国总算把日本入侵的情报转达给了大明朝廷。对于这个警告，赵参鲁很是重视，也修书一封，星夜送往京城。


　　大学士许国接到陈申报告和琉球国的警报后，心中有些犹豫。


　　这封报告里提及日本利诱朝鲜、琉球为先导，对大明有不轨之心，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但琉球国和朝鲜国毕竟都是藩国一员，外交无小事，处置不可不慎，不能轻信一面之辞。


　　许国一向老重持成，与其说他不敢轻信，倒不如说是不愿轻信。内阁如今正风雨飘摇，朝廷与皇上因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团，在这个节骨眼上，外藩可千万别再添乱了呐。


　　正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苏八的报告也送到了。


　　无论是历史考据还是刑侦，都有所谓“孤证不铁”“孤证不立”的说法。孤立的证据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出定论。陈申、苏八两份报告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彼此独立，里面关于日本招诱琉球、朝鲜以攻大明的情报却几乎一致，可以互相印证。证据确凿，不由得人不相信。


　　于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许国把这两份报告正式呈递给了朝廷。对于日本的开战动机，许国解释说是因为今年大明的边患不少，北方的女真人西边的蒙古人还有南边的缅甸人都在闹事，所以让倭人觉得有可乘之机。


　　至此，在全东亚各地的民间爱国志士努力之下，日本的侵略计划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视野。此时距离壬辰战争的爆发，还有九个月。


　　我们除了李如松、邓子龙等等名将之外，还必须记住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陈申、苏八这几个名字，向这些几乎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中国普通百姓致敬，并将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脊梁。

太祖

　　第二章 秀吉的烦恼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动机。


　　许保仪、陈申、苏八等人的报告中，对于日本即将开战的事实描述很多，对于丰臣秀吉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却很少提及。恪于时代限制与身份，他们只能把秀吉的征韩大计，模模糊糊地总结为是倭寇天然的野心。


　　他们显然还不够了解秀吉。


　　秀吉发动战争的理由有很多，这些理由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也有个人心理上的，但归根到底总结起来，就两个字：烦恼。


　　丰臣秀吉的烦恼，相当得多。


　　从秀吉初仕织田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以往那些系出名门眼高于顶的大名、公卿们，一个个跪拜在他脚下，予取予求。丰臣氏已成为日本列岛的“天下人”，在整个日本说一不二，权柄要比当年室町幕府还要大。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家伙，居然攀爬到了天下的巅峰，这在日本还是从未有过的事。


　　按道理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按照美国超级英雄漫画的规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责任越大，烦恼就越大。


　　他的天下，一半是靠打下来的，另外一半是靠谈下来的。打下来的地方好说，我的地盘我来做主；谈下来的地方，就得卖人家面子，象德川家、上杉家、毛利家几家大名，尽管已臣服秀吉，但地位尊崇，实力雄厚，秀吉见了他们也得客客气气。


　　对于这些人的领地，万万动不得，就算动，也是要付出相应代价。比如德川家康，秀吉费尽心思把他从老根据地三河撵走，却不得不把更为富庶的关东地区给他，整个德川家的领土，比丰臣家本身还辽阔。


　　所以秀吉的所谓“天下一统”，是一个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和蒋介石在“东北易帜”后的处境差不多，只是个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他所能直接控制的领土并没多少，许多大名根本是听调不听宣。


　　而追随秀吉鞍前马后的那一批文臣武将，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逐渐崛起成为新兴势力。秀吉把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一一论功行赏，分配给了他们。可这点土地，不足以满足这些人的胃口。


　　这下可麻烦了。新人要积极上位，老人却不肯让贤——日本六十六国，已经不够这些新旧势力瓜分。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到丰臣家的和谐统治。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东西不能不防。为了皆大欢喜，丰臣政权唯一的出路，只能走出去，向海外去夺取土地。


　　对日本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入侵朝鲜，甚至还有更远处的大明。


　　很多学者认为，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为了打通中日、中朝因宁波之乱、三浦之乱而断绝的贸易线路。


　　但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附带好处。从全国格局来看，秀吉时代虽然町人已经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了许多豪商集团。他们积极扶植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迫切地寻求对外贸易。可日本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商业社会，主要的商业区只是集中在博多、界、长崎等几个港口，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后世象英国那种商业帝国为了贸易开战的情景，在日本还不具备条件。举个小小的例证，就是当时的日本连货币都无法完善地制造，日本铜钱质量太差不经使唤，没人爱用。谁也不愿意自己挣来的钱一不小心就碎成一地铜渣不是？那会金子、银子、大明朝的铜钱，才是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所以在大明隆庆朝以前，亚洲海上走私者们的一大常规贸易项目，是把大明铜钱贩运去日本，从那里兑换回远高于明朝比价的银两。
　　因此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传承百代的资本。秀吉的一位老部下加藤光泰，曾经跟秀吉抱怨说他在甲府的封地太小，养活不了家族。秀吉大怒，说现在日本就这么点地方，你想拿地，就是想造反。等咱们打下大明，再给你解决不迟。


　　再仔细看一下日军先发九大军团的指挥官名单：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泓、福岛正则、小早川隆景、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丰臣秀胜。在这份名单里，要么是秀吉的亲信，如小西、加藤、黑田、福岛等；要么是秀吉的亲戚，如秀家和秀胜；要么是失地的大名，如毛利、小早川（这两个其实算是一家）岛津等。


　　向海外开疆拓土犒赏功臣的意图，昭然若揭。


　　果然，当秀吉把入侵朝鲜和大明作为解决方案公布之后，乐坏了一大群人。他的一群亲信纷纷响应，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美好的未来。加藤清正腆着肚子，说打下明朝以后，要至少分二十个县城给他；龟井兹炬是海贼出身，一直很向往浙江台州，说自己做个台州守也就知足了；锅岛直茂更直接，表示只要是封到中国大陆，哪里都不错。


　　日后在朝鲜战场上，这几位个个都如狼似虎，都是被这个美妙前景给刺激的。


　　秀吉看着这一群猴崽子兴高采烈，老心大慰。


　　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他选择对朝鲜、大明开战，除了开疆拓土以外，还有一个难以宣诸于口的原因。


　　这个才是他最深层次的战争动机。


　　他太自卑了。


　　日本人的门第观念，有甚于中国魏晋。尽管经历了“下克上”的战国时代，旧有秩序趋于崩溃。可有些传统根深蒂固，即便是用卓绝的武力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象秀吉这种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可以布武天下，可有些事情却没法随心所欲——比如混入贵族阶层。在日本史上，这也叫公家和武家的矛盾，也就是传统贵族和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


　　日本有四大姓氏：源、平、橘、藤原，各地守护大名或多或少都是这四系的源流子嗣。如织田信长，就是平氏之后；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是源氏苗裔；上杉谦信则是藤原族胤。两边来往，必得先对一遍家谱，比一比祖上的风光。


　　象一些重要职位，比如象征武家最高权柄的征夷大将军，必须要源氏之后才能担任，别家再有能耐也不行。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了许多年的传统，根深蒂固，无人能去撼动。


　　秀吉出身太低，家庭成分不好，屡次被人鄙视。为此他削尖了脑袋，拼命也要挤进这四大姓的系谱里。他不得不挖空心思，编出一整套说法，把自己打扮成平氏的后裔，在中国和朝鲜的史书里，提到秀吉时会称其为“平秀吉”，其实是上了这个爱慕虚荣的农民的大当——可惜在日本，没人会相信他的话。


　　于是秀吉又认了属于藤原系的近卫前久为干爹，勉强挤进藤原氏，这才有资格被授予关白之位。


　　可这样还不够，秀吉又说自己母亲曾经得到过天皇的临幸，血统不凡，因此要在四大姓之外，原创一个姓氏，这就是“丰臣”姓氏的由来。


　　这种种行为，无不昭示秀吉潜藏在心理的自卑和羡慕，他渴望得到别人真心的认同。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秀吉苦心孤诣为自己帖了这么多金，没人敢公开反对，但也没人叫好。大家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那些贵胄表面上对这个乡下人恭敬有加，转过身去便会厌恶地抽动鼻子，低声骂上一句猴子。茶人们和公卿们也会在日记里偷偷地嘲笑他的种种粗鄙，说他附庸风雅——事实上这位太阁大人也确实有那么点不风雅，譬如现在日本的国宝，一把楠木五郎入道正宗锻造的太刀，就是因为落入他手之后，他觉得不怎么符合自己矮小的身材，生生截短了刀茎来了个“大磨上”，以至原本十分优雅的古太刀姿看上去很是不伦不类。


　　秀吉对这个问题，一直相当烦恼。


　　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罢，领土分封也罢，这些都属于战争起源的外因。这些客观存在因素可以影响秀吉，但不会左右他。真正能够促使秀吉决心开战的，是他因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以及为了弥补自卑而对成功近乎偏执的渴求。这样的极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也不过是这样的小心思作祟罢了。


　　比如他曾写给朝鲜国王一封国书，在里面秀吉说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可见这场战争在他心目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 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




　　他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每个人都畏惧他，却没有人尊敬他。自卑一直折磨着这个老人，他必须要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给所有的日本人一个尊重他的理由。


　　于是，他想到了朝鲜。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不与任何国家接壤。如果有人要谋求向外扩张，摊开地图，会发现朝鲜半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两国最近处，对马岛距离釜山港只有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隔海相望。其在地缘政治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朝鲜半岛就象是一把横亘在日本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尖刀，谁获得这把尖刀，谁就能刺穿对方的柔软腹部。朝鲜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象是一把插在石中的宝剑。谁能够拔出它，谁就是日本的天命之主。


　　所以，征服朝鲜，成为每一个怀有野心的日本政权必然要选择的道路，就象是阿瑟王的那把石中剑。只有得到它，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高贵的继承者。


　　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现了一位武则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气长足姬尊”或者“息长带姬命”，历史上叫做神功女皇。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三度出征朝鲜，为日本在海外开疆拓土。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皇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传说她在凯旋归来之际，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且强迫他们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做派和中国的小学生差不多。


　　神功皇后之后，日本无不以之为楷模。从早期大和国对朝鲜任那地区的反复争夺到甲午战争中吞并李朝的处心积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持续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显得撕心裂肺、义无反顾，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  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 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从一开始冷静地构想战略，到野心无节制地膨胀，再到无限制的自我夸大和贬低敌手，秀吉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情绪随着战局起落而数度失控。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走到尽头，就是自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朝战争，恰好就是丰臣氏自我毁灭的过程。


　　轰轰烈烈的壬辰战争，竟然是由一个沉溺在狂想中的人发动，这实在是件难以言喻的荒诞事情，但却又是如此真实。


　　一个狂想者并不危险，不理他就是，但当一个狂想者掌握着绝大权力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可怕的。“天下人”秀吉正是这么一个人。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整个日本、朝鲜乃至半个中国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转动，演出一连串火花四溅的悲喜剧。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进攻九州的时候，便已经秘密叮嘱毛利辉元埋下了伏笔，在肥前选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护屋。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开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筑学的名将加藤清正。在未来的战争中，秀吉将驻扎在这里，遥控指挥朝鲜战场。


　　从这时候起，源源不断的辎重、兵器、粮草与火器就已经开始集中囤积在九州，并引起了许保仪等人的怀疑。当秀吉终于把日本最后一股反抗势力后北条压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国重新分配完毕后，他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


　　天正十九年对秀吉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丰臣秀长和三岁的爱子鹤松去世。这一老一少的离开，对秀吉的精神是两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秀长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鹤松是他的正统继承人。连续失去两位至亲的打击，让秀吉的精神处于一种狂暴的地步，必须要寻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


　　于是，在可怜的鹤松去世一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达了征韩令。所有的战争筹备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鲜的胜利，能够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与爱子的伤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达了水军征召令。所有领地临海的大名，都必须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摄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达了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队，向九州集结。四国和九州两处距离战场最近，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国地区每一万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关东和东北地区，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后世历史学家谈到这段历史的日本战争准备时，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长一位家臣五岛纯玄家的数字。五岛纯玄的领地位于长崎，检地记过是十四万石，他在领地动员的战斗部队，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两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战勤比大约是27：73。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日军已经正式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十五万八千人；另外还有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番外军团、水军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属近卫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统计的话，一线的主力作战部队大约有八万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实行兵农分离，这八万人是职业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武士，是长年战争累积下来的战场精英，战斗力极其强悍。而随队的小者、荒子（指负责收拾战场的人）、民夫等后勤人员，也随时可以转职为足轻，投入战斗，所以日本在朝鲜战场的可战之兵，应该是在十三到十五万之间。


　　这个数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壮年劳力抽调一空，抛下的农田只能交由别人代耕。政府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农民不得让代耕田荒芜，否则严惩不贷。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让整个日本接下来几年的粮食产量锐减，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战争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辞去关白职，由养子秀次继任。他就任太阁一职，移驾名护屋，专心致志开始自己征服亚洲的大业。各地大名也都纷纷开始了集体西移，九州的藩主们朝着名护屋、对马岛和壹歧岛等前线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们朝着九州挪，东本州的藩主们朝着本州中部挪，一层衔接一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场面。


　　日本海军经过数年扩充，已经拥有了七百多条战舰和两千余条辅助船只，它们将为陆军提供名护屋-对马岛-釜山航线的运输工作，并在未来肩负着日军在朝鲜半岛补给的重任，最高指挥官是资深海贼九鬼嘉隆，副手们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经沙场的海贼世家，总兵力达到了九千人。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里，还有近八千人的预备队。


　　至于攻打朝鲜的策略，日军也已经有了腹案。提出作战计划的是日后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他针对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国力虚实，提了三点意见：“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这三条战略原则刀刀见肉，每一条都砍在了关键点。朝鲜多山，陆地补给不易，必须依仗水军运送粮秣辎重；以强凌弱，拿出狮子搏兔、泰山压顶的气魄，才能速战速决，最大限度保留日军战斗力，以期未来与大明的死战。


　　这一边厉兵秣马，磨刀霍霍；那么隔着对马海峡，另外一侧的朝鲜李朝，在做什么呢？

太祖

　　第三章 小中华


　　朝鲜人什么都没做。


　　此时在位的是明宗恭宪大王的侄子李昖，已登基二十多年。自从明初太祖朱元璋把朝鲜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后，李朝已经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这两百多年的安逸日子，就算是雄狮的爪牙，也该退化了，何况朝鲜人。


　　李朝是个哈中的王朝，对中华的一切事物都崇拜得不得了。无论政治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全盘照搬。当时朝鲜上层士人，个个精熟汉文。譬如现存的朝鲜古代史料，当代的朝鲜、韩国人，大多数已经看不懂，但中国人读起来却毫不吃力——那是因为它们全部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现在通行的韩文，其实是当初李朝世宗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写中文，所以专门做了一种对中文的注音符号，叫“训民正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大规模推广。到了近代，朝鲜被日本再次并吞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殖民化，包括大规模推广日文。当时很多朝鲜反抗志士们开始使用这种注音符号进行联络，到了1911年，才正式被定为正式韩文，以清除日本的殖民化痕迹。所以严格说起来，现在的韩文虽然出现于十五世纪，但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中文的注音而已，正式被当成文字的历史到现在不过才短短一百年。


　　对全盘引进中华文明的成就，李朝君臣是很自得的，全国上下均沾沾自喜地自诩为“小中华”。


　　这个“小中华”，实在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不光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学到了其中的糟粕，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华对四方蛮夷的态度如出一辙：无比轻视，毫不关心。


　　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留下了许多笔记。在这些笔记里，他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就象是在谈论一个距离朝鲜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说法。做邻居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有些无语。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华上国不知日本边事，尚可以用“去国太远”当借口。朝鲜离日本只相隔一道海峡，历史上没少被这个岛国欺负，可偏偏不长记性，别说定期搜集对方动态，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茫然不知。许多日本的情况，朝鲜人甚至都要绕一大圈，从中国的资料里去翻找。


　　究竟朝鲜人对这位恶邻的了解，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小事例。


　　在一本叫《壬辰录》的小说里，开头介绍了秀吉这个人的来历，是这么说的：


　　说在大明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人叫朴世平，被倭寇杀死。他老婆陈氏和儿子朴守吉遂被倭寇掳掠而走，卖到了对马岛。对马岛的岛主叫平信，把陈氏收做小老婆，然后朴守吉也改姓平……


　　在《宣祖实录》里，对于秀吉如何发迹，写得更是神乎其神。说前任关白出行，秀吉赤身裸体挡在车前。关白看他行迹古怪，就让他去扫厕所。结果厕所扫的很干净，大为赏识，从此引为亲信云云。


　　若是让日本人看到这种记录，非骂一句八格牙路不可。


　　秀吉那边厢大鸣大放地筹备着战争，朝鲜这边却仍旧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继续在汉城歌舞升平，吟诗作对。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初，日军大批辎重已经一波波地运抵对马岛，釜山港触手可及，大祸临头的李朝还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战争前夕，李朝的兵力单从数量上，与日军不相上下。在壬辰年初，全国兵力总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主要分布在平壤、汉城、开城三都，以及防御女真侵扰的咸镜道、靠近对马岛的庆尚道等处。另外还有数支舰队，驻扎在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拱卫黄海与朝鲜沿岸。


　　李朝从中国COPY过去的还有长城防御体系——全国境内拥有完备的烽燧体系和驿递，与沿途的城堡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仅在与日本紧邻的庆尚道，就有两条直烽，可以从釜山直接传递到杨州、忠州地界，与驿递道相接。一旦庆尚道有事，一天之内预警便可抵达汉城。


　　这是国初定下来的警戒体系，李成桂等历代明君留下的宝贵遗产。可惜，架子还在，瓤子却烂透了。


　　李朝的这些军队，除了咸镜道的军团常年抵御女真，还算身经百战外，其他部队都是花架子，久不知兵，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程度，都差到了极点，普通士兵连武器都抓不牢，更别说打仗了。烽燧堡更是大部分被废弃，成为断垣残壁，以至于日军入侵釜山之后，过了足足三天，汉城才知道外敌入侵的消息。


　　朝鲜到底忙着什么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学自中华的光荣传统：党争。
　　中原王朝素有党争传统，唐有牛李二党，宋有新旧二党，明有阉党、东林党之争。李朝把这个传统原样学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祖李昖即位之后，坡平尹氏和青松沈氏两大派系之间的政争，逐渐变成了有朝鲜特色的东人党、西人党两党之争。


　　党争误事，天天党争，则误大事、误国、误天下。


　　自从有了这东、西两党，朝鲜做什么事都得大吵一架。两党斗得昏天黑地，一切都以党派为准绳，党同伐异，不问对错。对于研究李朝这段时期政治的人来说，党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滤镜。查查当事人的出身，再看看反对者的出身，一切古怪的异状便可迎刃而解。


　　西人党建议征兵十万防御女真，东人党反对，说是靡费银饷；东人党宣讲儒学主理，西人党就蹦起来说是儒学主气。尤其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两党各自支持一位王子，更是打的头破血流。两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党说人不能吃屎，另外一党恐怕也会跳起来说未必不能。


　　秀吉要入侵朝鲜这事，从来没打算瞒着朝鲜人。他先后派了柚谷康广、宗义智等人威胁朝鲜投降，使臣派了好几波，国书递了数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朝鲜赶紧臣服于日本，咱们哥俩好，一起打大明。


　　朝鲜人自诩小中华，眼高于顶，除了大明看谁都像蛮夷。现在看到这个岛夷凑过来说胡话，眼皮一翻：“你谁啊？甭跟我得瑟。”压根没把秀吉当回事。


　　这个态度急坏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对马岛在朝、日之间，岛主宗家担负着联络双方交流的重任。宗义智害怕朝鲜人的冷淡会让秀吉迁怒于他，就想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儿的鬼主意。


　　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轍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吧。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说你们拿回去给国王，就算是这次出使圆满了。


　　朝鲜使团打开国书，傻眼了。秀吉在国书开头先自吹自擂了一通自己的高贵身世与丰功伟绩，然后写了一句直接刺激朝鲜人神经的话：“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阁下方物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


　　副团长金诚一当场就掀桌子不干了，他们来的时候，宗义智明明说的是祝贺使团，怎么现在成了纳贡称藩了？他指着国书上“阁下方物入朝”六字，对景轍玄苏说：“这六个字不行，得改。”


　　这六个字，大有玄机。
　　这封国书是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就是李昖。古人用字讲究，一字一意，含糊不得。“阁下”虽是尊称，可那是称呼高级官员的。大明天子，要称陛下。朝鲜是大明的藩属，朝鲜国王低一格，一般要被称为殿下或者主上殿下。国书里劈头就管朝鲜国王叫阁下，无形里把朝鲜国王身份贬低了好几层。


　　“方物”的问题更大了。国家之间交往，难免要互相赠送礼品，礼品的名称是有讲究的。大国赠送藩属、外国，叫做礼币；藩属小国进贡天朝的，叫做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朝鲜送给日本的礼物，如果叫方物，等于朝鲜国是给日本进贡，地位被贬低了。


　　至于入朝，更不象话。入谁的朝？朝谁的贡？我们朝鲜是大明藩属，可不是你们蛮夷种的藩属。


　　这六字连读下来，简直就是把朝鲜当成日本的下属，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诚一表示，国书里那几句“一超直入大明国”之类的反动言论，虽是大逆不道，毕竟是你自家国中事务，改不改随便，但要把朝鲜降格，那是断然不行。


　　金诚一是当世大儒，玄苏是汉学名家，两个人在京都没少写诗唱酬，本来惺惺相惜。现在国书一递过来，两人立刻都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


　　两边争吵了半天，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日本方把“阁下”改中性词“贵国”，把“方物”改成“先驱”。至于“入朝”二字，不能改，景澈玄苏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入朝”里的“朝”指大明。


　　金诚一是朝鲜大儒，认识汉字，知道这是和尚糊弄人呢。玄苏却再不肯让步了。最后使团正使黄允吉怕耽误事，出来打圆场，于是这句话在正式公文里，变成了“贵国先驱而入朝。”


　　汉文博大精深，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从秀吉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贵国作先驱，去攻打大明。”而从朝鲜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解为“贵国做先驱，入朝纳贡”。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使团临走前，景轍玄苏还不忘吓唬一句：“今日之议，不得首鼠两端，不欲讲和，乃欲战耳。”  明确向朝鲜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配合日本讨伐大明。


　　使团在万历十九年春天回国以后，把日本的恶劣态度汇报给朝廷。李昖除了气愤之外，心里也有点没底，召集群臣商议，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前面说了，朝鲜对日本的情报极其匮乏，大家心里都没谱儿。
　　大臣们有说日本人是狼来了，有说这回真是狼来了，没个定论，把球还是踢回了使团正使与副使脚下。


　　本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时候朝鲜这个时候对日本警觉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可巧这个使节团的正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两人势同水火。黄允吉认为，力主日本会发动战争；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秉承“凡是敌人赞同的我就反对”的原则，立刻说我看倭人不足畏！


　　金诚一在国书交涉的时候又表现抢眼，为国家在文字上争光，得了不少分。李昖觉得这是一位良臣啊，比黄允吉可信，良臣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


　　此时的西人党正处于低潮期，东人党虽刚刚分裂成了南人党和北人党，这会儿还能一致团结对外，都反对西人党，于是金诚一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于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又被一群“党员”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党争话题。备战一事就在东南西北的麻将声中，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结论是日本不会开战，那朝鲜便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随便下了道诏书让釜山整饬警备了事。至于执行没执行，就不知道了。  


　　朝鲜上了这么一个大当，从此再也不信宗义智那个大骗子。等到同年夏天，秀吉再派宗义智出使朝鲜时，朝鲜干脆连釜山港都没让他出，直接撵了回去。只有玄苏到了汉城游说了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倭寇的事处理完了，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宗主国大明那边该不该知会一声？要知道，这次出使虽然有礼有节，可毕竟是私通外使，论理是逾越的，这么报上去了，说不定会被批评。


　　李昖心里又没底了，召集群臣商议。党争这时候又起来了。大司寇尹斗寿是西人党，说应该上报大明。领议政李山海是东人党，说不应该说。下面群臣赶紧两边站好队，捋起袖子准备开吵。


　　东人党里有一个人，叫做柳成龙，官拜左议政，是南人党的领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一直不对付。柳成龙这个人对党争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朝鲜，不党争，就会被淘汰，他也只能身不由己。请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日后将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中流砥柱的人。他对朝鲜最大的贡献，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位置全罗道左水使，叫做李舜臣。


　　这次吵架，柳成龙其实是赞同尹斗寿的观点，认为必须知会大明一声。可碍于朋党之分，他没法把话说得太清楚，只得站出来委婉地对国王说：跟邻国通使来往，实属平常。有事当然得上报，但得谨慎点才行，我觉得李山海说得对。”


　　前半句柳成龙说的是真心话，后半句纯属是照顾李山海面子，所以观点有点含糊。结果这话被李昖给听歪了，大手一挥，说行了，我有主意了！


　　史书说这位国王“天资岐嶷，气度英毅，人皆异之”，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大智慧是没有，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现在他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了。


　　李昖挑选了一位叫金应南的使者进京面圣，在临走前，他对金应南面授机宜，说你到了辽东以后啊，先别声张，打听一下消息。如果大明不知道日本的事儿，你就直接回来；如果大明已经知道这事儿，你再打出奏报倭情的旗号去北京。他们要问消息从哪里来的，记住千万别说咱们跟倭寇有通使来往，就说听海上流民说的。


　　金应南对领导的指示心领神会，把旌节打个卷儿裹到怀里，朝着辽东日夜兼程而去。


　　李昖打的好算盘，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殊不知，他们这点儿偷偷摸摸的龃龉事儿大明早就知道了……

　　第四章 辩诬与联合国军


　　且说金应南得了李昖面授机宜，一路兼程，进入辽东。按照计划，金应南打算在辽东搜集一下情报，看看大明到底知道不知道日本的事。这一打听不要紧，吓得他脸都绿了。


　　原来从今年开始，辽东一带开始有奇怪的流言四处传播，都说日本鬼子要入侵大明，高丽人要给鬼子当伪军。对这些流言，官员们和读书人一笑置之，可普通老百姓不懂，流言说什么就信什么，越传就越玄乎。


　　有一次朝鲜王子访华，一共带了十顶轿子，高高兴兴过了鸭绿江。也不知谁扯了一嗓子朝鲜军入侵，吓得鸭绿江附近的八站百姓一夕数惊，四散奔逃，扶老携幼躲进山里，好几天才敢出来。


　　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故事。民间传说，一位朝鲜使臣赴京朝贡，回程时寄宿在金石山一家姓河的人家。朝鲜使臣的翻译官对主人说：“你要有三年五年的陈酿好酒，赶紧拿出来喝吧。”主人问为什么，翻译官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过一阵朝鲜大军就要杀过来，到时候，你就算有命收藏也没命喝。”  （后来这个故事传回了朝鲜，朝鲜国王一听，当即大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打死了不少无辜的翻译官，真是无妄之灾。）


　　这个故事极具煽动性，不由得人不信。类似这样的流言，在辽东传得满天飞。这些流言的发端已不可考。不过仔细想想，日本为了战争所做的一连串大动作，不可能瞒得密不透风。路过的海商、来往的驿使、逃亡的工匠，太多人有机会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阴云。


　　这些人没有许仪后那么高的觉悟，可能不会上报朝廷，但他们总会把心中疑惧说给身边的人知道。这种八卦极具传播价值，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当时辽东传成什么样呢？“辽人疑朝鲜有异志，多所荧惑。”  已经闹得快炸开了锅，让当地官府和驻军头疼不已。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光是辽东，连北京都开始对朝鲜起了疑心。


　　自从陈申和苏八两份倭寇入侵的报告打到北京以后（当时许保仪报告还在路上），内阁很快拿出了应对之策，指示让从天津到江浙、福建等处边境镇守督抚整顿兵事，严备海防——因为根据以往倭寇袭击的经验，大明官员认为日本人应该是会从沿海直接登陆。


　　安排完国内的事情，大明官员们忽然想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陈申和苏八的报告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日本的侵略构想——驱高丽以为先锋。


　　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如果它叛变投日一起进攻辽东，那可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


　　而朝鲜的举动，也确实让大明不太放心。日本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连当地华侨和琉球国都上书通报，怎么一贯事大最为忠勤的朝鲜，这次却一声不吭，没有立刻向天朝汇报敌情呢？


　　大明官员们有点犯嘀咕了，难道朝鲜人和倭人真有勾结不成。


　　对于这个疑问，大学士许国站出来，说不可能，朝鲜我很了解，一贯对华亲善，不会做这种蠢事，还是先问清楚的好。于是兵部便发了一道咨文给辽东都司，让他们问问朝鲜人到底怎么回事。


　　辽东都司的官员接到公文以后，不惊反喜，狠狠一拍大腿，可算他娘的找到谣言的根儿了！ 他们立刻移文汉城，发出质询，语气严厉。


　　金应南抵达辽东的时候，正好赶上辽东都司的信使揣着公文奔汉城而去。


　　金应南一看，这大明从上到下都对朝鲜充满了敌意，心中无比恐惧。他想起李昖出发前的叮嘱，说如果大明已经知道日本入侵的事，就赶紧打起奏报倭情的旗号，心想主上真是料事如神，连忙把朝鲜使旗扬起来，光明正大沿着驿道前进。


　　这一路的艰辛呐，就别提了……李朝开国二百年，圣使节从来没遭遇过这种非人的待遇。无论车仗走到哪里，只要被人发现是朝鲜使节，要么遭人白眼，要么就是一通蔬菜瓜果乱砸，有如丧家之犬。


　　金应南一路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了山海关，结果差点没进去。关下的老百姓一看是朝鲜人，都指着鼻子骂：“你们不是投了鬼子当皇协军吗？还有脸跑这里来？”


　　金应南一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辽东人已经如此敌视，等使团到了北京，怕不是直接就被推出去斩喽？他找来了翻译官洪纯彦商量，洪纯彦说我跟当今内阁大学士许国的舍人俞深很熟，要不我先快马加鞭赶到北京，设法搭上许阁老这条线，朝里有人，咱们才好说话嘛。


　　这个建议真是雪中送炭，金应南大喜过望，赶紧准备了一份书信，让洪纯彦快马先赶去京城。等到金应南走到通州的时候，俞深已经亲自出来迎候。俞深说现在福建、浙江都有人举报尔等通倭，许阁老一力坚持朝鲜无叛，一直等着你们派使者过来呢。你们现在总算是来了，可千万别装成什么事都没有，不然就把我家许大人给卖啦。


　　金应南当时那眼泪就快流下来了，出使这么久，终于碰到好人了。


　　八月十日，金应南终于见到了万历皇帝，把一肚子的辛酸与委屈都吐露出来，把朝鲜这两年如何坚持气节，如何力拒倭寇威逼利诱的事迹大大地敷演了一番。听完以后，万历皇帝挺高兴，大臣们也松了一口气，嫌疑冰释，朝堂之上其乐融融。
　　礼部不失时机凑上来，说朝鲜和琉球一样主动通报倭情，理应勉力加赏。万历一挥手：“重赏！”


　　金应南松了口气，这次总算是不辱使命，准备跪下来领赏。这位可怜的朝鲜使节万万没有想，这个赏赐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万历皇帝先赏了白金紵絲彩段，这些属于常例。金应南因为奏报有功，还额外多了赏格。都是好事。


　　然后皇帝笑眯眯地对金应南说：“日本人可恶呀，要好好惩罚一下。你回去告诉你家国王，说朕给他准备了两位盟友，你们三家合兵抄击，把倭国灭了算。”


　　金应南听了顿时一哆嗦，差点没直接趴地上。朝鲜军力虚实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可清楚得很——看家护院勉强够用，真要渡海去跟倭寇拼命，那纯粹是白给。他一寻思，大明皇帝说还有两家盟友呢，说不定能指望上，于是连忙洗耳恭听。


　　万历皇帝微微一笑，揭开了谜底。


　　这两家盟军，一个是琉球国，一个是暹罗国。


　　金应南好一口血没喷出来，这个惊喜未免太大了吧！


　　琉球巴掌点儿大的国土，又孤悬海外，根本不能指望；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国家还算大，军队怎么样不知道，单知道他们单挑打架很不错，可那也实在太远了……指望靠这俩弟兄一起反击日本，不如洗洗早点睡了。


　　金应南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主意。


　　好在万历没硬逼着金应南找暹罗去借兵，这道谕旨的口气是打商量的，只是建议朝鲜“要结琉球、暹罗”，不是硬性规定。于是金应南只得先叩谢天恩，然后赶紧写信汇报给汉城，让他们赶快再派个人来，横竖把这事结了，免得节外生枝。


　　关于万历为何突然冒出让朝鲜合兵暹罗、琉球的念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万历对暹罗一向态度很好，在万历四年的时候，琉球国王入贡，万历特意把琉球、暹罗和朝鲜使臣叫到一起，额外给了许多赏赐。这是别家使臣都享受不到的殊荣。


　　万历皇帝大概是想起了那时候三国使臣齐聚的场景，才有这么一个离奇的想法吧。


　　公平来说，暹罗虽是小国，技术能力却不低，他们很擅长制造火器——因为葡萄牙人进入亚洲以后，首先驻留暹罗，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也随之传到了那里。暹罗造枪的时间，比大明仿制佛朗机铳还早，甚至连日本，都要从暹罗进口大型火器。而且暹罗的航海技术也不差，暹罗海盗的凶名在两广地区相当有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小型强国，如果不是离朝鲜实在太遥远，倒真是一个抵御倭寇的不错选择。


　　就在金应南去北京的路上时，汉城也接到了辽东都司的咨文。看到咨文里严厉的措辞，李昖和手底下的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只盼着金应南能够随机应变，在北京把这事解释清楚。


　　幸亏金应南不辱使命，在北京把朝鲜的嫌疑洗刷清楚了。收到金应南的回信以后，从国王李昖到底下大臣，都长舒一口气，可当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提议朝鲜、琉球、暹罗三国合兵的建议，眉头又皱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发话，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玩笑话，但下面的人，必须都得当成一件事去办，否则万一判断错误，就会大祸临头。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当回事，但朝鲜要是当成耳旁风一笑置之，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惹祸。
　　怎么办？只能正式派出使节，郑重其事地婉拒领导关心。


　　没办法，李昖只能又派去一名使者李裕仁，专程为婉拒合兵暹罗、琉球事。


　　李裕仁前脚刚走，李昖一拍脑袋，忘了件大事儿！辽东都司的质询咨文，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呢！朝廷虽已知倭情，但朝鲜通倭这种谣言，必须得正式辩解一下。李裕仁临走的时候，只交代他去婉拒合兵，辩诬的任务他没领。


　　朝鲜人不嫌麻烦，在十月二十六日又派出了一名陈奏使韩应寅，专程前往北京辩诬。


　　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天朝。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 ；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  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 ，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天朝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 ——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各处的公文里，明确提出要“远哨堵截外洋”，拒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与倭寇交手多年踪迹来的战略方针。多少年来，倭寇从来都是袭扰东南沿海，甫一登陆狂飙猛进，待地方糜烂之后再立刻撤走。对付这种流寇，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绵密的海防，争取把敌人歼灭在船头岸边，以免为害乡里。


　　可见大明不是没有准备，只是基于过去的传统的御倭经验，把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沿海。


　　至于日本人会不会从朝鲜走陆路，这个已经不用担心，朝鲜人不是已经澄清了误会嘛。他们心向天朝，不会为日本人做向导。就算日本人真开打，前头也有朝鲜人顶着呢。


　　所以在未来至关重要的辽东地区，大明并没有做什么调整——其实还真不用做什么部署，大明辽东地区本来就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和蒙古以及各边境部落势力基本是三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从来没消停过，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令出即动，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动员了。


　　所以大明朝这么想、这么做，无可厚非。

太祖

　　第五章 兵败如山倒


　　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朝鲜李朝的釜山镇佥使郑拨刚刚从宿醉中清醒过来，他昨天带着麾下三艘战舰去釜山港附近的绝影岛打猎，收获颇丰，于是晚上就喝多了点。这时有部下向他报告，说远处海域出现了奇怪的船只，不过现在海雾很大，只能看清一团黑影，无法辨别身份。


　　郑拨算算日子，以为是日本的岁遣船来晚了，也不以为意，依旧不急不忙地洗漱、用早餐。突然，对面的船传来一阵轰鸣声。郑拨脑子一激灵，酒立刻醒了大半。


　　他也算是一员老将，立刻分辨出这是火铳射击的声音。尽管从这样的距离，火铳对自己的坐舰产生不了什么效果，但它代表的意义却十分可怕——老百姓显然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火力。莫名惊骇的郑拨不顾危险，登舷远望，然后他就呆住了。


　　逐渐从海雾里出来的，不是一条船，也不是两条船，而是无数的战船。  所有的史书谈及这一段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句话：“蔽海而来。”


　　很快，位于釜山附近的加德岛鹰峰烽燧台燃烧起了狼烟，表明瞭望台也观测到了敌情。  一瞬间，整个釜山附近都狼烟四起，惊慌失措地传递着倭寇来袭的消息。


　　郑拨所目睹到的日军舰队，准确数字是四百艘，差不多是日本海军二分之一强的战力。 这些船上运载的，是小西行长的侵朝第一军团，总计一万八千人。


　　当写到“蔽海而来”“七百艘”“一万八千人”这些词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黄山伐》。里面有个情节，是两名朝鲜士兵向国王报告唐军来伐，两人先说唐军一共有多少多少只船，每只船有多少多少名士兵，然后说：一共是……是……接下去两人开始伸出四只手，经过二十个指头轮指N遍计算，算完又互相对视数眼，最后同时大喊道：“那是不计其数啊！”


　　我当时非常奇怪这一情节的设计，里边还有很多类似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搞笑。因为，这一部很正经的主旋律爱国主义电影。


　　在这种题材和风格的电影里，夹杂了这么多无厘头搞笑的小情节，这让我觉得极其怪异。只不过当我发现在这场被朝鲜称为护国战争的过程中，也一样出现过无数给我这种感觉的事件后，我因此揣测这也许是他们某种传统吧。


　　侵朝日军第一军总指挥小西行长，现在就带着“不计其数”的精英战士，正站在船头。他望着远处郑拨的坐舰以及更远处的釜山港，心里充满了兴奋。小西本是堺港商人之后，按说这辈子是没什么出头机会的。幸亏他碰到了秀吉，蒙其赏识，凭借自己的外交才能一路青云直上，出征前已是肥后国二十四万石土地的藩主。


　　对一个药商之子来说，二十四万石土地已经是不得了的成就，但对于伟大太阁的心腹来说，却太过狭窄。小西行长认为凭自己的功勋和才干，理应拥有更多土地。现在这一片丰腴的大陆徐徐向自己敞开了胸怀，只消轻轻一跨便可将其掌握在手中，小西行长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站在小西行长身旁是他的女婿、对马岛的岛主宗义智。这一对翁婿在秀吉麾下，常年负责对外贸易的谈判工作，对朝鲜情况十分熟稔，麾下兵将也多出自是九州籍贯，称得上是对朝鲜知根知底。所以秀吉派遣了他们作为先锋军团，承担最艰巨的登陆任务，以及试探朝鲜军的虚实。


　　小西行长根本不在乎先锋即将面临的种种困难。作为商人，他明白高风险会带来高回报。如果这一次他作为先锋顺利地打开朝鲜国门，将会获得极为丰厚的好处。眼前的小小釜山，不过是他成功的第一块踏脚石。


　　想到这里，小西行长挥动军扇，下达了前进的号令。


　　郑拨看到铺天盖地而来的日本战舰，心里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朝廷一直在讨论的倭寇入侵，是真的。他顾不上埋怨朝中那些颟顸大臣，立刻下令转舵回城。他知道，日本人筹谋已久，凭借自己的三条船是绝无胜算的，回到釜山城内据守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在前一天的釜山城里，已经出现了战争的征兆。平时釜山倭馆里有许多日本商人，可昨天却离奇地都消失了，只剩下四个人留守。 现在郑拨回想起来，那应该就是大军来袭之兆。可惜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


　　看到朝鲜人已经被彻底震慑，小西行长这才下令全队转向，开始寻找合适的登陆场。釜山的地形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岸多为沙滩，平均潮差不超越一米三，适合登陆的地点很多。小西舰队在下午五点左右，终于找到了一处适合的登陆场，距离釜山城不到四公里。


　　大批的士兵从关船和安宅船上攀下来，转乘小早船，如同飞蝗一般冲向海岸线。第一名战士在快接近海滩时，迫不及待地跳下小船，趟着水花，大叫着登上朝鲜的陆地。


　　就这样，日军终于迈出了踏上朝鲜的第一步。要等到七年后，他们最后一名战士才会离开这片土地。
　　看到日军阵容如此庞大，郑拨被吓坏了。面对日军在眼皮底下的登陆，他没有做出任何袭扰，只是把城门紧闭，准备守城器具。小西行长登陆之后，并未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先建起了一个营盘，忙着把大船上的物资都卸载下来。在忙碌的间隙，朝鲜人民的老熟人宗义智与玄苏和尚联袂送了一封信给郑拨。这次他们两个不再像以前一样陪着笑脸，而是声色俱厉地要求他立刻开城投降。


　　郑拨拒绝了。他虽是个有气节的人，投降倭寇这种事他是无论如何也作不出来的。


　　要求遭到拒绝以后，日本人没有继续勉强郑拨，开始在登陆场附近专心致志地通宵卸货。而郑拨为了不让城内居民发生骚乱，封锁了倭寇来袭的消息，还命令乐队吹萧弹唱，以安定军心。


　　于是在双方都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次日清晨，大股大股的日军开始朝着釜山浦城进攻。主攻将领是宗义智，他在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为日、朝联盟奔走，屡遭朝鲜人的白眼，现在终于可以痛快地发泄一下了。


　　郑拨是位值得尊敬的大将。他亲冒矢石，身披黑甲，在第一线指挥守城。他的行动激励了守城的所有士兵。在一开始的攻城战中，日军毫无进展，在朝鲜人犀利的弓箭下伤亡惨重。


　　但优势很快就转换了。


　　一支军队万万不能没有士气，但有时候士气不是万能的。决定战局的，还有经验和技术装备。


　　日本刚刚经历了战国时代，对于如何笼城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这不是承平已久的朝鲜军队所能比拟的。


　　从装备来看，守城的朝鲜军队身覆皮铠，头顶铁盔，主要的武器除了传统冷兵器以外，只有一千多挺自家生产的胜字铜火铳。这种旧式火铳操作很不灵便，射速慢，而且容易炸膛，只能作为步兵的辅助。


　　而在日军的战斗序列里，最核心的部队是铁炮队。他们手中的新式火绳枪传自葡萄牙人，经过多年不懈的改良，已经超越了老师，操作简易，射程远、杀伤力大，跟朝鲜人手里的旧货形成了绝对的代差。这次远征朝鲜，秀吉几乎把日本国内的铁炮搜刮一空。小西行长作为先锋第一军团，得到了最优先的关照，在军团里配备了数量庞大、经验丰富的铁炮部队，成为他手中无比犀利的一把武士刀。


　　日本的城堡尚且无法抵御这种威力无穷的武器，遑论一个小小的釜山浦城？


　　除了这些东西，小西行长还携带了一批大筒与石火矢。从一开始攻城起，这些热兵器被设置在了釜山浦城西侧的高地，居高临下不停轰击咆哮。为此，郑拨不得不亲自前往西门镇守。


　　朝鲜人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弓箭。虽然弓箭威力有限，但釜山浦的城墙和射手良好的技术弥补了这一缺陷。日军为了攻城，必须要抵近攻击，而一接近城下就会被密集的箭雨击退。


　　可惜这种优势很快不复存在，因为箭矢射光了。


　　日军意识到了朝鲜守军的窘境，攻击更加猛烈。尤其是釜山西侧的炮兵阵地，给城内造成了极大的杀伤。朝鲜守军本来就兵微将寡，此时弓矢又尽，更是雪上加霜。攻城战持续到中午，数处城门都已经岌岌可危。


　　郑拨情急之下，登上城头，试图再度把士气鼓舞起来。他的黑甲引起了日军射手的注意，很快就有数十挺铁炮朝这个方向开火。郑拨身中数弹而死，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第一位阵亡的高级将领。


　　主帅既死，守军群龙无首，士气立时崩溃。釜山成在坚持了半日之后，终于被敲开了大门。


　　釜山是朝鲜的门户，拿下它以后，就等于在朝鲜站稳了脚步。宗义智攻取釜山，立下侵朝头功，心头大畅，以胜利者的心态称赞了几句郑拨殉城的武勇，却纵容麾下士兵大肆屠城。一时间釜山城内血流成河，妇孺皆死，死者近三万人，几近空城。有侥幸未死的百姓，都被日本人掳到了船上。


　　就在釜山陷落几乎同时，釜山附近的西平、多大浦两镇也遭遇了日军分队的急袭。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多大守将尹兴信战死，两处俱陷敌手。整个釜山防线的高级将领里，只有左李使李珏见机早，一路跑进了东莱城。


　　西平、多大两镇的陷落，等若是护住了釜山的双翼。小西行长在欣慰之余，忽然想到一件事。当时朝鲜在釜山附近的巨济岛上驻有一支水军和数座水军营寨，大约有一百多艘战舰。与釜山成犄角之势。釜山闹出这么大动静，那些水军去哪里了？


　　这些后患不除，大军断不能轻进。小西行长有点不放心，派人去打听。这一打听，打听出整个壬辰战争史上第二大的笑话。
　　原来早在日军渡海之时，在巨济岛的庆尚道左水使元均就已经觉察。可他稍微一探头，就被遮天蔽日的日军战舰吓了回去。元均知道，日军肯定会先攻釜山。釜山一破，日军随后势必会横扫附近的水军营寨，为后续部队铺平道路。


　　元均想到这里，遍体冷汗。他一不通知釜山，二不通知麾下舰队备战，只让手底下的虞侯守住巨济岛营盘，自己前往靠釜山侧海的白川寺勘察敌情。


　　按说他这一举动，并无大错。可此时的元均，尚未接敌，便已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当他抵达白川寺的时候，远远地看到海中有数帆一划而过，似乎徐徐逼近巨济，整个人立刻傻眼了。


　　前一天日军渡海的阵容，给元均刺激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想象如此规模的军队包围巨济的话，自己该怎么办。


　　面对这种局面，如果元均是一员忠将，大概会和郑拨一样，选择死守殉国；如果他是一员智将或勇将，会积极思考策略如何扭转劣势；如果他是一员庸将， 至少该知道拔锚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舰队主力尚在，总有报仇的一天。


　　元均是打算跑路没错，可他在跑之前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下令把自己麾下一百多条战舰凿沉，连通船上装载的火器一同沉入大海


　　这是一个令中、朝、日历史学家都为之迷惑的决定。


　　虽然在危机情况下，指挥官可以就地销毁战略物资，以防止敌人得到。但这不是粮食，不是辎重，而是船，自己会走的船。打不过，你开船逃跑总没问题吧？


　　可元均偏偏选择了最愚蠢的自沉。大敌当前，一战未发，这么急匆匆的自废武功，实在不知出自什么动机。元均不是朝奸，但他亲手毁掉了朝鲜将近三分之一的舰队，对日军的贡献比一百个朝奸还多。


　　元均凿沉了所有的船只以后，只留下四条船和两员副将。这两员副将名字起得好：一个叫李英男，蜀山女剑侠；还有一个人叫李云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可惜同名不同人。


　　他们三个连夜遁逃到了露梁海，元均害怕日本人会追上来在海上堵住他，决定要在昆阳海口处登陆。这个决定遭到了李云龙的反对。  李云龙认为如今陆上情况未明，比海上更加危险。他自告奋勇，带着一条小船前往全罗道的丽水港，去投奔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请求他前来接应。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在釜山城内的庆尚道左使朴泓，也弃城而走。这一左一右两个水使，真是堪称“逃命双璧”。


　　元均沉舰弃岛之后，惶恐就象瘟疫一样传遍了整个巨济岛，日军登陆巨济的传言满天乱飞。留守营寨的虞侯无法安守，便把岛上的年女老少全都赶出镇子，驱赶着朝大陆逃去。虞侯为了夺取道路，甚至放箭乱射，当场射死了两名孕妇。


　　这一路上的凄惨就不必提了。老百姓们一时间哭爹喊娘，无比混乱。这场大混乱甚至波及到了巨济岛以西的南海岛，县令奇孝谨听说日军袭来，手忙脚乱地把仓库付之一炬，转身撒腿就跑。


　　不光是朝鲜人陷入混乱，就连日本人也都迷惑不解。当时日本水军全力以赴，跨海运输军队与辎重到釜山附近，尚无余力对付巨济岛。怎么一枪没放，对面就跑光啦？


　　后来才知道，导致整个巨济水师自凿沉没、主帅远遁露梁的罪魁祸首，不是日本人，而是附近的朝鲜渔船。 这些渔船尚不知战事已起，仍旧在巨济与釜山之间的海域打渔。可怜元均当时好似惊弓之鸟，兼之视力不好，错把冯京当成马凉，以致酿成了壬辰战争第二大笑话。


　　荒唐到了这个程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在分析秀吉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历史人物经常会做出一些无法理喻的荒唐举动，这些荒唐有时候无法从客观因素去寻求解释，只能从心理上去分析。


　　元均其实有他自己的逻辑。这个人怯懦，胆小，极端怕死，但是又深谙官场之道，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他知道，如果就这么带着一支舰队撤退到丽水与李舜臣合兵，从军事上毫无疑问是最优的选择，但从政治上却是最糟的结果。尤其是当郑拔力战殉国，人们会很自然地拿他与郑拔作比较，那些无聊的官员便会不停地弹劾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们汲取官声的肥料。


　　力战一场再跑也是行不通的。日本水军的规模太庞大了，元均不仅对胜利毫无信心，甚至对自己能够顺利逃脱也毫无信心。万一双方舰队绞杀在一处，自己被擒被杀的几率实在太高。


　　对元均来说，最高的目标不是保家卫国，而是生存，所以他选择了貌似愚蠢其实最安全的道路。


　　舰队自沉之后，元均对日军不再有了威胁，日军便对他失去了兴趣；而对于朝廷的质询，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辩解，说我这是为了不让日军虏获我们的舰只。


　　他投往李舜臣，更是一招妙棋。若是他惶然登陆回返京城，势必会被当做釜山大败的替罪羊，但去投奔李舜臣，给朝廷的印象则是这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


　　从元均后来的仕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举动对他个人而言是英明的。他自沉以后，名正言顺地率领“残军”与李舜臣“合兵”一处，继续“抗战”，朝廷对他没有任何惩罚。


　　相比之下，另外一位左水使朴泓仓皇登陆，一路逃窜，到了临津江的时候，被督战的都元帅金命元砍掉了脑袋。两下对比，就知道元均有多英明神武了。


　　从那以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狡黠，一直安全地躲在李舜臣身后，不断利用后者的功勋装点自己，官位一路青云，甚至盖过了李舜臣，一度取代了他在朝鲜水军中的地位——没错，这是凌驾于元均自沉舰船这个笑话之上的、整个壬辰战争中第一大笑话。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初战的胜利让小西行长兴奋异常，他在攻破釜山、西平与多大浦的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五日，将兵锋指向了釜山东北不远的东莱。


　　日军挟胜战之威，杀到东莱城前，宗义智写了一块木牌送进城里，上面大剌剌地写着九个字：“战则战矣，不战则假道。”气焰嚣张，大概是想学习成吉思汗“你要战，便来战”的风范。


　　当时东莱城内，除了府使宋象贤以外，还有左水使朴泓、左兵使李珏两位逃入城内的高级官员。可这两个人惶惶不可终日，根本不敢做主。府使宋象贤是个硬气人，拿过笔来，照样写了一块木牌送回去，上面写着：“战死易，假道难。”气势更胜。


　　朴泓、李珏知道他是打算死守了，心想老子好不容易从釜山逃出来，不能白白死在这里。俩人便对宋象贤说守城不能孤守，他们愿意领兵在外互为犄角。宋象贤想劝他们留下，可惜这两位已经铁了心，率领部众离城而去，头都不回一下。


　　两位出城以后，连一副犄角的姿态都懒得摆，二话不说就往西逃。李珏还有点羞耻心，躲进了附近的苏山之中，朴泓干脆跑到了后方的庆州。


　　四月十五日早七时，日军主力从釜山正式开拔，九点多便抵达东莱，从城后山开始攻城。在攻城之前，不知谁出的主意，还做了一个人偶，身披红衣，头戴青巾，背后插一面红旗，腰着绑了把佩剑。日本人把人偶架在竹竿上挑着，围城转了一圈，就把城里老百姓吓得不行，哭声震天。


　　这是一次惨烈而迅速的攻城。东莱太小了，不及釜山城高垣厚，挤满了逃难的百姓；宋象贤空有一腔热血，却缺少军事才能；加上朴泓、李珏带走了大批士兵，留守的部队人心涣散。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让东莱城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很快便被攻陷了。前后坚持的时间，连一个时辰都不到……


　　日军杀入城内的时候，发现宋象贤身着朝服，穿戴整齐，端坐在胡床之上，从容就义。他临死前留下了十六个字的遗言：“孤城月晕，列郡瓦解，君臣义重，父子恩轻”他的镇定，让宗义智也为之动容，亲自找出杀害宋象贤的日军士兵，杀而祭之 ——这个历史真实性有待存疑，因为日军惯于惺惺作态，而朝鲜人又喜欢无限美化殉城而死的官员，类似这样的传说以后还有许多。


　　郑拔和宋象贤，元均和朴泓、李珏，这两组官员恰好代表了朝鲜军政官员们在壬辰战争初期的两种典型结局：要么壮烈战死，要么一溃千里。


　　但无论这些官员的个人品行是忠勇还是怯懦，都已无法改变朝鲜在这一时期的悲惨命运。釜山之役的胜利血腥，激起了日本这头战争猛犬的狂暴兽性，很快闪电霹雳就要落在三千里江山了。

　　第六章 闪击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复习一下朝鲜的地理状况。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整个半岛百分之八十都被崇山峻岭所覆盖，平原很少。在群山局限之下，能够通行的道路只有固定的几条，且是依山势而修，很少是通衢大道，不适宜大兵团大范围作战，给进攻方的战略选择很少。


　　朝鲜行政区分为八道，自东向西为平安、咸镜、黄海、江原、京畿、忠清、庆尚、全罗。其中庆尚道位于朝鲜最西边，是距离日本对马岛最近的一道。
　　从庆尚道到位于京畿道的首都汉城一共有三条道路。最北边的一条是从釜山、东莱走北部海岸，沿蔚山、庆州，最后抵达尚州。路途较远，但优点是道路宽阔，且能从海上得到补给。庆尚道的官方驿道，就是设在这条路线上。


　　中间的一条路，是从东莱向西南方向直插密阳，再到大邱，再到尚州。这条路线是直线记录最短的，只是道路狭窄，沿途山高水深，不仅关隘较多，而且部分地方还要走栈道。庆尚道的烽火台路线，便是设置在这一条路的沿线。


　　这两条路起于东莱，汇于尚州。尚州是整个庆尚道的治所，也是重要的锁钥关卡，因为它的西方是忠清道的鸟岭天险。只要逾越了这个天堑，汉城便近在眼前。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韩国这一地区的铁道线路，仍旧是按照这两条古道的走势来修建的——可见整个庆尚道的地理环境对通道限制之大。


　　除了这两条路以外，还有一条靠南的山路，走金海，昌宁和星州，与中路路线几乎平行向西。不过这条线路比中间更难走，基本上全是翻山越岭，不适宜大兵团行军。


　　朝鲜的山地实在太多，把城镇体系切割得支离破碎，许多城邑根本不在交通大道附近。徐徐蚕食这些城镇，对占领军来说是件旷日持久的工作。但日本人无法等那么久，为了尽快征服朝鲜，日军在战前制定的战略，是要打一场快速战争，直接沿大道扑向朝鲜的几个枢纽大城，希望靠摧毁敌人的中枢城市来压制抵抗。


　　这个战略成就了日军在初期的华丽进击，也为后来的穷途末路打下一个深深的伏笔。


　　按照日军在开展前制定的方略。小西行长拿下釜山之后，要立刻抢占釜山、东莱，彻底控制三条重要通道的起点。等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抵达之后，三个军团沿着前述道路齐头并进，三路并发，异道会于尚州。三支拳头同时用一招“黑虎掏心”，一举捏住李朝的心脏——汉城。


　　在釜山和东莱顺利陷落之后，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宇喜多秀家在对马岛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秀家当过秀吉的养子，身份高贵，但本人年纪并不大，资历尚浅。所以他名义上虽是最高统帅，实际上都是跟其他军团长商量着来。


　　在会上，秀家把除了小西行长以外的军团长召集起来，问他们是等太阁大人亲自到了咱们再打，还是先自顾打了再说？


　　秀家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他十分了解秀吉好大喜功的性子，釜山的辉煌胜利一定会让秀吉冒出亲征朝鲜的念头，必须早作准备。他想跟几位军团长商议一下，接下来该采取何种方略为上。


　　诸将众说纷纭，其中有两个人声音最大，一个是加藤清正，一个是福岛正则。这两个人都是秀吉的老婆北政所从小养大的，能征善战，同以“贱岳七本枪”闻名天下。可这时候两个人的意见完全相反，清正主张速进，正则主张持重，俩人越说越气，最后竟撕破脸皮吵了起来，差点没白刃相见。


　　这时候，第六军团的头号勇将立花宗茂站出来，冲秀家说了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们现在是跨海远征，如果什么都等太阁拿主意，黄花菜都凉了。以我之见，应该趁朝鲜还未彻底警觉的时候，来场速战，直接攻下汉城。”


　　六军团团长小早川隆景问他你怎么知道。立花宗茂不屑道：“釜山和东莱咱们全是半天就拿下来了。这种坚城若搁到日本国内，非笼城数月不能下。可见朝鲜人警备荒废。咱们要是不快打，等他们反应过来，从明朝借兵，那就没戏唱了。”


　　这一番话说得几位军团长个个点头称是。秀家最后拍了板，说赶紧把这个决议告诉小西行长，让他做好速攻准备。


　　没过一天，信使回来了，一脸无奈地告诉秀家：“您甭催他了，他比您还着急，第一军团早就开拔跑了！”
　　原来小西行长一看釜山、东莱打得这么顺手，野心开始膨胀起来。他是商人出身，自己有小算盘。如果等到加藤、黑田两个军团一起登陆，到了汉城，这功劳就被平白分走了三分之二。现在朝鲜人如此孱弱，我的第一军团还不如趁他们还没渡海，先直扑汉城，独享一份大功劳。


　　他这种心思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在三个军团之中小西行长与黑田长政关系还不错，但对那个一脸骚胡子的加藤清，却是说不出的厌恶。两个人一个是外交官出身，一个是军人出身，背后还牵扯着秀吉手下文治、武断两派的争斗，彼此的关系就象是三国时期的魏延、杨仪，有着近乎天生的厌恶感。


　　偏偏分封的时候，不知秀吉出于什么动机，把两个人一起封到了肥后，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烦都烦透了，关系变得更加恶劣。


　　现在小西行长好不容易登陆了朝鲜，一想到要和加藤那头粗俗的东西分享胜利果实，便如坐针毡。所以他等不及宇喜多秀家的命令下达，留下一点点守军看护釜山，独率大军朝着庆尚道的中路重镇密阳疾驰而去。


　　庆尚道此时已经乱成了一团。密阳府使朴晋接到釜山陷落的战报，亲自率军赶到苏山，意图救援东莱城。他与在苏山的李珏合兵一处，叮嘱后者说一定要坚守，苏山一失，整个庆尚南部就全完蛋了。


　　小西行长气势汹汹地杀到苏山脚下，朴晋领兵出战。可等到朴晋与日军一接战，李珏立刻掉头就跑，动作无比熟练。这个举动让朝鲜军阵脚大乱，朴晋无法控制局势，只得率领亲兵撤退。


　　李珏的一路逃窜导致苏山、梁山等险要山隘相继失陷。仅在四月十六日一天时间里，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就推进了一百多里，抵达了鹊桥。在这里他们又一次遭遇了朴晋。


　　鹊桥位于密阳东四十一里，这里没有大道，只有一条黄山栈道相联，地形十分险要。朴晋比李珏有责任感得多，虽然之前败了一阵，但士气未消。他决心在这里依仗天险固守，以拒敌军。


　　四月十七日，日、朝两军在鹊桥遭遇，展开了一场血战。


　　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者并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未经过战阵的朝鲜军人战战兢兢，根本不是如狼似虎的日军对手。几番较量下来，朝军一败涂地，两员偏将当场阵亡。朴晋纵有通天之能，也是无能为力，只得撤回密阳。


　　小西行长占领鹊桥以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庆尚中路的密阳城，还发了一支偏师进攻北方的蔚城，以确保自己侧翼的安全。


　　朴晋撤回密阳城后，本打算集结人手死守，结果他惊愕地发现，城里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一打听，原来这锉事又是李珏干的！这位逃跑将军从苏山撤离以后，投奔密阳而来，进城以后又散布了一通恐慌言论，裹挟了一大批人随他继续朝后方逃窜，把烂摊子扔给了朴晋。


　　朴晋连骂他的时间都没有，只顾得上把密阳城内的武器粮草一把火烧赶紧，自己带着残存士兵躲入附近山中。随后赶至的宗义智一枪都没放，舒舒服服地占领了密阳城。


　　庆尚巡查使金晬这时候正在晋州，他听到东莱城陷落的时候，本打算来救援，走到一半发现密阳都失陷了，知道事不可为，长叹一声，遣散了手下军队。他临撤走前，给庆尚各城镇都发出了命令，让他们立刻疏散群众。


　　这个命令在庆尚道造成了极端的恐慌。以往朝鲜人因为无知而对日本自大，现在也因为这种无知而变得恐惧。一时间各条道路都有逃难民众，许多城池不攻自破，让日军的进袭更加顺畅。
　　就在小西行长一路高歌进驻密阳的同时，加藤清正率领第二军团也抵达了釜山。


　　此时的釜山城一片空荡荡，只有一些留守的士兵。  加藤清正一想到小西行长那个混蛋居然不等裁判发令枪响就擅自抢跑，而且还没被判犯规，气得哇哇直叫。他是秀吉麾下第一勇将，如果让一个卖嘴皮子的夺了头功，这脸实在没处搁。在功勋与仇恨的刺激下，加藤清正在釜山没有作片刻停留，直接挥军急速北上。


　　小西行长走的是庆尚中路，加藤清正权衡了一下，选择走庆尚北线。这条路虽然曲折绕远，但是胜在路途平阔，比起小西行长进军的中路优势。而且由于小西行长之前的一连串胜利，庆尚道已经陷入混乱，加藤清正几乎不用打仗，一路疾行便是。


　　四月十九日，第二军团进驻空无一人的蔚山城；二十一日进驻空无一人的庆州；接下来永川、军威等城也被一鼓而下。加藤清正高举着日莲宗的大旗，沿着洛东江一路猪突猛进，拼了老命要赶上小西行长的步伐。


　　在前方的小西行长听说加藤清正开始加速了，心中焦虑万分。他的中路虽然直线距离最近，但前面大城颇多：大邱、尚州，都是易守难攻的重镇，攻拔需耗费时日，说不定加藤便会趁这个机会反超。


　　于是他勒令停止对大道周围城邑的扫荡，全军提速。第一军团立刻放弃了掳掠，甚至放弃了侧翼保护，直扑大邱。急红眼了的小西发挥出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战斗力，在二十三日一口气攻陷大邱，然后在二十四日又攻陷善山，大踏步地朝北方推进。


　　这两个活宝你追我赶，马不停蹄，在庆尚道的崇山峻岭里上演了一出十六世纪的生死时速。


　　在他们身后，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也登陆了朝鲜。不过长政秉承黑田家的家风，不跟那两个活宝去凑热闹。他在渡海时一算行军地图，干脆连釜山也不去了，在海上朝南绕了个小弯，在四月十八日在全罗道附近的安骨浦登陆，旋即进攻金海城，沿着庆尚南路稳扎稳打。


　　至此三路大军都已经齐至庆尚道，开始了向汉城的大进军。


　　日本人都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汉城的小朝廷里却还是安如泰山。不是他们沉稳，而是他们压根不知道敌人入侵的消息。一直到密阳失陷的四月十七日，汉城才第一次听到日军入侵的消息。讽刺的是，这个消息不是来自别人，正是来自和李珏并称逃难双璧的朴泓。


　　李朝君臣闻变大乱，喊了这么多年狼来了，今天狼终于来了。可狼到底来了多少，兵分几路，庆尚道还剩几座城市未失守，这些问题他们一无所知。


　　敌人情势不明，朝廷不敢托大，特意请出一位老将李镒，任命他为巡边使，前往庆尚道抵御倭寇。李镒久临沙场，在北边跟女真人纠缠了几十年，经验十足，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国王李昖还特意赐给李镒一柄尚方宝剑，自巡边使以下，想斩谁就斩谁。


　　除了李镒以外，朝廷还委派了其他几名将领，守住忠清、庆尚两道边境的竹岭、鸟岭，防止敌人从这两路偷袭过来。从正面来说，李朝朝廷还算有明白人，对于日军的进袭路线估计得一毫不差，日军的三个军团，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攻过来；但从反面来说，庆尚道到汉城，数来数去一共就那么三条道儿，根本用不着猜……


　　李镒的官职是封了，可还得有兵才行。


　　可这一点朝廷就没办法了。文恬武嬉了这么长时间，军队虚弱得厉害。到处都是吃空额空饷的，平时吃喝玩乐可以，一听要打仗就都跑了。唯一还算有点战斗力的，只有拱卫京畿一道的禁卫军。可这支部队是皇室的保命符，绝对不能轻动。


　　李镒等来等去，只等来一句“自择军官以行”  他吐了口血又悄悄抹干净，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


　　尚州是军事重镇，驻屯军力在三千人左右，周围闻庆、善州的驻兵划拉划拉，也能凑个三、四千，这样手里大概能集结个小一万人，固守应该问题不大。就算固守不成，尚州身后就是鸟岭天险，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草梁道与忠州平原相联。只要引军退至鸟岭，死守草梁道，不失为守成之策。


　　想法不错，可他失算了。


　　朝鲜的地方军制原本采取镇管制，这种制度类似于中国的节度使，把军权下放到地方诸道，归于各巡查使。但自从乙卯倭变之后，李朝对道府专权心存忌惮，便把地方军队的指挥权从道府抽离，另外搞了一条独立系统，兵权被打散，归属于本道兵水使，再往上一级到助防将，再到防御使、巡边使、都元帅，层层统辖，诸道均不得干涉，也不能指挥。


　　说的简单点，就是在朝鲜八个道里，行政和军队分成了两条管理线，彼此平行，谁都不必听谁的。如果有什么敌情，省长可以跟军区司令商量，两个人关系好的话，可以配合行动。若是军区司令不搭理省长，那他也一点辙都没有。


　　李珏、朴泓之类的将领所以敢一撤千里，无视宋象贤、朴晋等府使的约束，正是因为这种军政互不统属的体现。


　　朝鲜人觉得这套办法不错，可以有效地钳制地方坐大，美其名曰：“制胜方略。”说实话，这种军政分离的制度的确很先进，就是有点太先进了，不太符合十六世纪的朝鲜国情。一旦有外敌入侵，军政两道没有协调，很容易陷入混乱。朝鲜在初期几乎没怎么有组织的抵抗，与这种军政体系的混乱分不开。


　　李镒就吃了这种制度的大亏。


　　小西行长在四月二十三日进逼大邱，情报传到尚州，尚州府使急忙请求当地守军前去增援。守军将领倒很配合，很快拉了一支部队出来，奔赴大邱。可走到半路的时候，军方有通知下来了，说巡边使李镒大人要来尚州整顿军马，让他们就地待命。尚州军将领一听，不管尚州府使怎么劝说，拒绝往前走——我们归巡边使管，肯定以他的命令为最优先，你有意见去找李镒交涉。


　　于是这支部队便停留在尚州与大邱之间的野外，等待着李镒的到来。没想到的是，李镒没到，大雨先来了。一场大暴雨砸下来，雨里不知谁嘴欠喊了一句日本人来了，结果引发了营啸。这支军队居然一哄而散，跑了一个干干净净。


　　几条渔船能够摧毁一支舰队；一场大雨可以击溃一个军团，壬辰战争的初期，这种奇迹般的战例真是屡见不鲜。可想而知这些朝鲜军队从上到下已经糜烂到了何等地步。
　　尚州府使一看军队跑光了，得了，自己也甭干了，收收拾拾也跑了。等到李镒抵达尚州的时候，偌大一个尚州城，只剩下一个判官迎接他。


　　李镒仰天长叹，连吐血的兴趣都没了，只能挽起袖子，跟唯一剩下的官员挨家挨户搜罗，连哄带吓唬，从附近村子和山里攒出八、九百个壮丁。


　　尚州西边是连绵的山脉，李镒认为这些山脉至少能挡住日本人几天。他打算趁这几天好好练兵，至少能让这些壮丁会用武器。


　　结果他低估了日本人的行军速度。这些壮丁连武器都还没发完，小西行长便急匆匆地赶到了。


　　小西行长此时正是心急火燎，生怕被加藤清正追上，自然不肯在尚州这个鬼地方浪费时间。为了争取时间，他制定了一个拼命的进攻计划。


　　按照计划，他自己和松浦镇信带一队，共一万人，穿越甲账山，进攻尚州南部；山宗义智、五岛纯玄、大村喜前带一队，共六千七百人，从屏风山绕到尚州东北面。这两支军团象是一把大钳子，南北夹击，意图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的是，这个战法十分华丽，却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因为尚州城里根本没有敌人……


　　在四月二十五日，李镒把所有的部队都拉到了尚州城北边不远的溪山里，在北川高地操练军队，城里根本没留人。溪山这个地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里是整个尚州城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而且距离鸟岭天险很近，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李镒不急不忙地练着兵，盘算着训练计划。与此同时，小西军团的两个分队已经突破了尚州南部山脉，气势汹汹地一西一北朝尚州城挺进。


　　小西行长的本队没想到尚州城没有设防，直接把军队开进了城里，开始四处纵火劫掠。李镒看到城内烟起，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杀到了，急忙派人去查看。没想到在这时候，宗义智的五千人已经从北边迂回过来，看到溪山有人，毫不客气地展开进攻。


　　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突袭。日军先用铁炮远距离射击，打乱朝鲜军的阵列。那些临时抓来的壮丁听到铁炮声，立刻陷入混乱，更别提反击了。李镒的亲兵急忙用弓箭还击，却因为射程不够纷纷坠地。等到朝鲜军的混乱达到一定程度时，日军足轻（步兵）分成两翼，开始向朝鲜人的左右包抄，意图围歼。


　　这场战斗，可以视为日军的标准式打法：即先以铁炮远程打击，待对方建制混乱后，再以足轻、武士等两翼夹击，埋身近战。这种战法不仅威力大，效率高，而且十分经济，日军的一枚弹丸，可以贯穿三、四名身披薄甲朝鲜士兵。


　　日军在朝鲜战争初期的损失微乎其微，全赖有这种战法之故。


　　李镒开始时还试图组织抵抗，当他看到日军双翼齐飞，朝自己抄掠而来的时候，知道事已不可为。他披散头发，卸下盔甲，象是被马超追击的曹孟德一样，逃入山里，朝着鸟岭撤去。可怜那八百多壮丁，就在懵懂间做了日军刀下鬼。


　　尚州的失陷，意味着整个庆尚道彻底沦入敌手。日军与汉城之间，只隔一道鸟岭天险和一座忠州城。


　　成功夺取了尚州之后，第一军团的士气更盛。小西行长乐得合不拢嘴，只在尚州城呆了一夜。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他不顾疲劳，率领主力军团继续向西疾行，经过十六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晚上七时许抵达了鸟领山脚下的闻庆县城。闻庆守军不战自溃，县监申元吉阵亡。


　　站在闻庆县城里，鸟岭的巍峨山峰已经可以用肉眼望见了。小西行长松了一口气，下令让疲惫不堪的部队休息，准备次日抢占唯一的关隘通道——草梁道。


　　他正打算睡觉，忽然从闻庆城外哗啦啦闯进一大群士兵，个个蓬头垢面，肮脏不堪。小西行长吓了一跳，以为是朝鲜军乘夜突袭，再仔细一看，这支队伍的军旗上画着桔梗，而马印上写着“南无妙法华莲经”，还有“千成瓢箪”在高高飘扬。


　　小西行长眼前一黑，加藤清正那个混蛋居然赶上来了！


　　桔梗是加藤清正的家纹；加藤清正信仰的是日莲宗，所以马印上会写着日莲宗的典籍《南无妙法华莲经》，被人称为题目之旗；而那个飘扬着“千成瓢箪”的旗帜，则是丰臣家特有的马印，是秀吉出征前特意赏赐给加藤的。


　　加藤清正自从四月十七日登陆以后，沿着北路一路狂奔，足足跑了十天，终于在小西行长杀入汉城之前赶上了。你说加藤得有多痛恨小西，才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长途奔袭能力。


　　小西行长心里这个恨啊，自己走的路途虽然是直线，可一路上攻城拔寨，都是实实在在杀过来的。而加藤清正那条路虽然远，沿途的守军却早被第一军团的兵威吓溃，第一军团根本没打什么硬仗，捡了这个大便宜。


　　顺便说一句，就在小西选手和加藤选手没日没夜狂奔的同时，第三名运动员黑田长政，不急不急地打下金海、沿着昌原、昌宁、星州一路西进。在二十六号的时候，他刚刚跑到安东，还差着一大截路。
　　二十六日晚上，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谁也没睡好觉。现在两个人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以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到了二十七日清晨，两个人都早早起床，催促着各自部属赶紧起床吃饭，还要在鸟岭有一场大仗要打。小西行长又打起了小算盘。加藤清正是来了，可他这一路疾行，不少人掉队，勉强到达闻庆的部队也是强弩之末，远不及自己阵容完整。这么算下来，等一下打草梁道，还是自己更占优势。


　　闻庆的鸟岭通道始开凿于李朝太宗年间，它连通了忠清、庆尚两道，是极其重要的联系通道。鸟岭主峰主屹山海拔一千多米，草梁道关隘正位于主峰溪谷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道，坡度超过三十度，最标准的易守难攻。过了草梁道，便是忠州盆地，全是任意驰骋的平原，再无险可守。


　　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争先恐后地朝着草梁道冲锋，生怕落到后面。等两军冲到关隘城墙下之后，却看到城门大开，墙头半个人影也无，连旌旗也看不到一面。


　　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面面相觑，他们熟知朝鲜军队的秉性。对于这种情形，他们没又怀疑这是不是朝鲜人的空城计，他们知道，这是真的没人把守……


　　三天之前，败退到此的李镒来到草梁道关隘，看到的也是同样一番场景：整个关隘空无一人。他大惊失色，以为汉城发生了什么变故，赶紧翻越鸟岭，前往山脉西部的忠州。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严阵以待的大军，正磨刀霍霍，要对日本人展开犀利反击。
　　原来自从李镒离开汉城以后，各地关于日军的报告纷纷送到朝廷手里，朝廷也逐渐对日军的真实实力有了概念，知道靠李镒那点实力，实在不够看。于是在李镒刚抵达尚州的时候，朝廷任命了另外一名大将申砬为三道巡边使，柳臣龙为体察使，出使大明立下功劳的金应南为副使，前往御敌。


　　国王李昖对这个阵容仍旧不放心，又请出了在朝鲜军界资历最老的耆宿名将金命元，任命他为都元帅，统筹全局。另外李昖还伏下了一着暗棋，他命令宫内偷偷多买些草鞋绳子，还让司仆寺准备好马匹，做好了随时开溜的准备……


　　申砬率抵达忠州之后，收拢了八千多名从前线逃回来的散兵，加上忠州本地守军，一归拢，已有万余之数，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了一支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军势可谓是开战以来最煊赫的一次。


　　这些骑兵部队是申砬的宝贝，他觉得只有在忠州盆地里的开阔平原才能发挥骑兵的战力，因此命令鸟岭关隘的部队都撤下到平原东侧的丹月驿，一心一意等着日军送死。


　　所以等李镒、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登上草梁道的时候，才会看到关上空无一人。


　　申砬自己踌躇满志，准备打一场大战。手底下的人却从他这一个撤退的命令里，早早品出了战败的味道。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金汝岉，偷偷给儿子写了封遗书，说申老大这么搞，纯是取死之道，看来我是要在此报国了。


　　李镒也觉得申砬的策略不靠谱，但他是败军之将，根本没发言权，只能默默跟在后头。


　　四月二十七日，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联袂跨越鸟岭，两个人开始还有点紧张，生怕朝鲜人在左右设伏，结果一直走到山脚下，还是寂静无声。两位长跑健将这才放下心来，开始沿途烧杀掳掠，唯恐朝军不知道他们到来。


　　有一位军官发现日军的踪迹，连忙跑回忠州报信，大家纷纷厉兵秣马，等着主帅下令反击。在这当口，申砬却突然失踪了。这一下搞得军中大乱，谣言四起，都说申砬自己先跑了，士气因此变得十分低落。一直到晚上，申砬才神神秘秘地回到丹月驿。那名军官把日军情报一说，申砬根本不相信，说报信人是胡说八道，居然推出去砍了。


　　这下子军心更是一片浮动，难以抑制。一名主帅居然在临战前夜不辞而别，这实在是不象话。申砬到底去干什么了，没有人知道。但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心理状态里找到一点线索。


　　早在申砬从汉城出征之前，心中便已经埋下了不安的种子。他去辞别诸位同僚时，转身迈步刚要下台阶，乌纱帽吧嗒一声掉在地上，申砬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这是大不吉利，从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他的部队走到龙仁，按规矩是要给朝廷写一份信汇报情况，结果他递交的报告里，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忘写了。可见申砬此时的心理承受，已经有些不堪负重。


　　自从他到了忠州以后，整个人更是心浮气躁，朝令夕改，让部属无所适从。尤其是他还表现得极其刚愎自用，任何人的话都不肯听，谁提反对意见就砍谁脑袋。  这是第三个危险的征兆，当一个人的心理濒临崩溃时，会对外界十分敏感，变得非常易怒。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申砬这个人的心理已经紧绷到了一种危险的状态。他在临战前的不辞而别，也许是想找什么渠道纾缓压力，也可能是故弄玄虚，给部下一个镇定自若的印象。


　　无论是哪一种，对于一名军中主帅，都不是什么好现象。


　　四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抵忠州平原。经过斥候侦察，日本人发现忠州附近出现了一支兵力雄厚的朝鲜军，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加藤清正一路奔波而来，后续兵力拖拖拉拉的还没到齐，而且都是疲惫之师，想打也没力气。他只好把机会拱手让给小西，暗地里诅咒希望他这次能损失大一些。


　　小西行长自然乐得接受，摩拳擦掌要在加藤清正面前露上一手。


　　在最初的斥候报告里，朝鲜军主力是驻屯在丹月驿。这里位于忠州盆地的东侧，平原从北部延伸至此，陡然收紧，宛如人的咽喉一般。即便敌人突破了鸟岭天险，在这里设下一军，也要让来犯之敌大吃苦头。


　　小西行长心想这是朝鲜人在向我示威啊，他毫不客气，挥动军扇，要与朝鲜人在丹月驿决一死战。不料很快斥候又回报，说朝鲜军后撤了几十里。


　　小西一听，原来朝鲜人是打算背靠忠州城结阵呀。背城而战，可以得到城头制高点的支援，而且在战况不利时还能退入城内，不失是个好安排。


　　斥候摇摇头，说也不对，朝鲜军的主力跑去了弹琴台。


　　小西一看地图，有点懵了。


　　弹琴台位于忠州西南约四公里的犬门山上，是一块高约二十余丈的石台。相传这里是古代琴圣于勒弹琴的地方，从弹琴台可以俯瞰达川江与汉江交汇处。江水翻腾，煞是壮观。 如果申砬打算在这儿弹琴，算得上一处风雅；可是要打仗，这个地方可实在不太合适。


　　鸟岭在忠州城东北，日军肯定也是从东北方向而来。申砬把大军摆在西南列阵，根本无法遮护忠州城，更无法在战况不利时退入忠州。更何况，弹琴台不过是个方圆数里的弹丸之地，它的西面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南面是同样波涛汹涌的达川江，兵法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死地。倘若战败，东南北西四方皆断，全无退路可言。


　　朝鲜军把主力摆在这里，任何一位中国人看到，都会脱口而出：“背水一战。”


　　申砬要在这忠州城下重演战神韩信的经典剧目。
　　第八章 闪击 （下）


　　公元前204年，韩信兵出太行山井陉口，挡他面前的赵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形势十分危急。于是韩信背对挠蔓水列阵，与敌人展开对攻。最后汉军置于死地而后生，打败了赵军，造就了背水一战的传奇战例。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所谓“背水一战”，就是在绝境里迸发出勇气，打垮对手。事实上，韩信背水一战的目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让汉军维持住阵线，不致被优势敌人击溃。他真正的杀招，是事先派人迂回潜入赵军大营，突然换上汉军旗帜，让赵军误以为后营遇袭，阵脚大乱。这才获得了胜利。


　　所以想要重现背水一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士兵要对指挥官拥有绝对的信赖；第二，双方实力对比不能太过悬殊。这个悬殊，既指兵力数量，也指双方的武器装备；第三，要有其他配套的计划。否则光靠险入绝境迸发出的勇气，根本无法持久。


　　这三个前提，申砬这三点一条都不具备。这位读书不细的大将，只是机械地把士兵们驱赶入死地，然后等待着奇迹发生。没有后续计划，也不了解敌我双方实力的差距——他临走之前，柳成龙提醒过他，要当心敌人的铁炮，但申砬只当春风过驴耳。


　　对于朝鲜军这个列阵，日本人同样大迷惑不解——莫非这是个圈套？


　　这有可能，如果日军深入弹琴台附近，忠州杀出一彪人马前后夹击，那会是个麻烦的局面。


　　小西行长思忖再三，觉得虽然对朝鲜人的智商不能估计过高，还是应该谨慎点。他等到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夜幕降临，方才徐徐进兵。


　　第一军团兵分两路，一路由他和宗义智统领，总兵力一万两千人，穿过丹月驿，从达川里开始，沿着达川江畔一路向西，进逼弹琴台；另外一路则由松浦、五岛、大村、有岛四名副将统领，总兵力六千七百，循小白山脉向北斜插，先去攻打忠州城，探明敌人虚实。如果忠州有伏兵，那这一路的任务就是缠住敌人，不让忠州支援弹琴台，如果没敌人，那就顺势占城，然后赶去弹琴台围攻。


　　日军分成两条锋锐的利剑，朝着弹琴台和忠州城气势汹汹地杀了过去。当他们快接近朝鲜军预设阵地的时候，日军突然大举火把，把四周照了一个透亮。朝鲜人黑暗中骤然见阵前升起这许多光亮，一时间陷入大乱。随即，这些不幸的朝鲜士兵又听到了奔蹄如雷，无数火球急速扑过来，更是骇破了胆，一路溃退而走。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先锋军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牛。原来小西行长用兵非常谨慎，精打细算，他采取了松浦镇信的建议，从四周田地里拉来许多耕牛，在他们的头上绑好火把，驱赶到阵前充当前锋。这样即使朝鲜人有什么圈套，也有这些牛当滚地雷的炮灰。


　　背水一战与火牛阵。在忠州这块地方，朝鲜人和日本人不约而同地重现了中国古代著名战例。


　　在火牛阵的冲击下，朝鲜人大败而走。日军趁机掩杀，一路枪声震天，硝烟弥漫，沿途的朝鲜步兵几乎一触即溃，慢慢都向弹琴台撤去。


　　宗义智一马当先，率领麾下部曲几乎是一路赶着朝鲜溃兵的尾巴打。快接近弹琴台的时候，申砬终于把心爱的骑兵队撒了出去，希望他们能一举冲破敌军的阵势，


　　宗义智看到敌人骑兵冲过来，先惊后笑。惊的是，原来朝鲜人还藏着这么一支骑兵；笑的是，对阵的朝鲜大将竟没听过长筱合战么？


　　长筱合战是发生在一五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日本长筱城的一场著名战役，参战双方是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继承人胜赖。在战役一开始，武田胜赖依仗自己的骑兵优势，试图突击信长的本阵。而信长调集了大批铁炮，藏身于拦马木栅之后。当武田骑兵开始突击时，铁炮队在木栅后拼命射击，结果导致武田军大败。


　　是役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炮手从这一役开始，彻底取代了骑兵的位置。从此日本进入了铁炮称雄的时代，再没出现过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这一次秀吉派来朝鲜的军队，干脆就没设骑兵编制。


　　现在朝鲜大将不光要背水一战，还要来一场长筱式的骑兵突击吗？那么就让我来重现长筱合战！宗义智那时候的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


　　其实，此时的宗义智和小西行长，表面上很镇定，心里还是小鼓乱打。


　　要知道，长筱合战虽然织田家的铁炮获得了胜利，但那是一场惨胜。武田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差一点就冲破了织田家的阵地——这还是织田家的铁炮手事先设置好了防御阵地。而现在的忠州盆地里，日军是进攻方，仓促间支不起来拦马栅，胜负还不好说。


　　但当朝鲜军的骑兵开始冲锋时，这两个人的担忧霎时烟消云散。


　　平原的确适宜骑兵驰骋不假，但还适宜做另外一件事情：种粮食。朝鲜的平原不多，不会空着作跑马场，都尽量开发出来用来种植作物。忠州盆地地势平坦，又靠着达川江，是难得的良田，种的都是进贡皇室的水稻。从忠州城到弹琴台之间，是分割成一块块的农舍稻田。田里一汪汪都是水，田埂上也长满了湿滑茂密的野草。


　　这种地形，骑兵别说站成一排冲锋，能让马跑起来都算是难得。朝鲜的骑兵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缰绳，象杂技演员一样走在狭窄的田埂与小路上，生怕坐骑滑入水田里去。


　　虽然此时已是深夜，但在这种狭窄地形下，日军的铁炮队根本不用瞄准，齐排射击就是。一时间枪炮交错，弹丸齐飞，朝鲜的骑兵们纷纷惨呼着从马上跌下来，滚落到水田之中。侥幸未死的，很快也被日军白刃加身，砍作肉泥。


　　步兵们全仰仗着骑兵当主心骨，此时看到骑兵被打得人仰马翻，都吓得肝胆欲裂，一步步被日军压缩到弹琴台以西的狭窄地带。他们的背后，就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已经退无可退。
　　如果这时候朝鲜军迸发出绝境下的勇气，说不定还有一战之机。可就在这时，惊慌失措的朝军另外一侧突然枪声大作，一股日军从北边冲了过来，让原本就一边倒的局势雪上加霜。


　　原来另外一路日军迫近忠州城之后，发现这座城池四门紧闭，城头却没有多少守军。日军旋即兵分两路，五岛队以下三千人监视忠州，松浦队三千人从弹琴台东北与北侧包抄敌军，恰好与宗义智队与小西本队形成包围网。


　　朝鲜军队在四面八方铁炮疯狂打击之下，士气彻底崩溃。哪里还能提起半分勇气，他们猬集在弹琴台四周，恐惧地大声叫喊起来。在密集的人群里，日军一颗子弹可以贯穿两、三个人，无数的血雾腾空而起，朝鲜士兵们一片片地死去，积尸如山。


　　穷途末路之下，终于开始人纵身跳入身后的汉江，开始是一两个，随即大批大批的士兵都跳了下去。所有谈及这段历史的史书，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形容词：“尸蔽江而下。”


　　在一片混乱之中，申砬亲自上阵，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可惜他越往外冲敌人越多。来回冲了几次都没办法，只能折回来，一脸仓皇地跑到江边，身边只剩下参谋金汝岉在侧。金汝岉本来身披甲胄冲在前头，申砬以为他要先逃跑，喊了一嗓子，金汝岉勒住马头笑了笑，说“吾岂惜死之人乎？”折返回来杀入敌阵，毙敌数十，又跑回主帅身边。


　　申砬知道事已不可为，长叹一声，与金汝岉一起投江而死——慷慨而壮烈，可惜再壮烈也是于事无补了。因为他的愚蠢与刚愎自用，忠州军团全军覆没。是役之后，汉城以东，朝廷再无可用之兵。


　　在如今的光州，有一大一小两块岩石，叫昆池岩。据说这块岩石旁本是申砬墓，每次有人骑着马走过，坐骑都迈不动腿。有一位将军听说了此事，专程跑过来指着申砬的墓骂道：你打仗打得这么烂，怎么死了还这么烦人。登时阴风大作，天降霹雳将昆池岩劈成两半，中有清泉流出。从此以后，无论什么人过去，都不会被阻碍了。


　　这个民间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不过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申砬的矛盾态度：你最后慷慨赴死是没壮烈没错啦，但你这一仗打得也太烂了吧？。


　　忠州之战的胜利，让小西行长大大地露了一回脸，整个人趾高气扬，气焰无比嚣张。加藤清正满腹怨恨，可自己的军团还没集结，也只能忍气吞声，恨恨地心想看咱们谁先到汉城再说！


　　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忠州之战的同一天从星州出发，一路打到了金山，当晚进驻秋风驿。秋风驿位于秋风岭山麓，在忠州东南，跟第一、第二军团相隔一天的路程，正好错过这场热闹。黑田也不着急，一路稳扎稳打，很有大将风度。


　　在这三个军团身后，其他军团也陆续登陆釜山，展开兵力，给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擦屁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两位军团长跑得实在是太快了，基本上是打一个城扔一个城，除了大路上的重要城镇以外，其他地区根本没来得及扫荡。别看日军猪突猛进杀过了忠州，所控制的地方，不过是几条古代高速公路和沿途的服务站，庆尚、忠清、全罗三道的绝大多数土地，仍旧掌握在朝鲜人手里。


　　各地官军和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军，隐隐已有反攻的迹象。比如庆尚道的宜宁，已经有一个叫郭再佑的小贼，对日军的补给线构成了威胁；全罗道还有一个老贼，叫高敬命，也在四处骚扰。


　　这些虽是藓芥之患，但置之不理的话，会影响到日本未来在朝鲜的长治久安，必须要尽快安定才行。种种麻烦，都得靠后续部队来查阙补漏。比如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甫一到朝鲜，就被安排扫荡庆尚道西部，为占领全罗道做准备。


　　小早川隆景还算好，他不是秀吉的嫡系，到朝鲜本来就是为了陪太子读书。象福岛正则、毛利吉成这样的新贵，一门心思要建功立业，心思根本就不在扫荡上。这些军团长听到前面一日千里，心里都馋得紧，一边骂着娘，一边安排扫荡，都有点心不在焉，只想早早北上，赶在第一、二、三军团后面捞点战功。


　　不过这些烦恼，都不是忠州两位日军指挥官的兴趣所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此时，正在为另外一个话题争吵不休。
　　在忠州的西部，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原本南下的南汉江在这里突然转向，朝着东南方向蜿蜒而去，与北汉江交汇之后，再折向正南方，与临津江、痢成江三水合流，进入黄海的江华湾。而汉城，正好位于汉江第二次南进的河道西畔。


　　只要能顺利渡过汉江，汉城就会象熟透了的苹果一样，自动落入手里。


　　渡江不是问题，问题是谁先渡。


　　两位军团长原本就看对方不顺眼，此时又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爆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吵，几乎要拔出刀来互砍。最后还是清正的副手锅岛直茂眼疾手快，把自己的长官劝住，不然清正真有可能把行长直接剁了。


　　最后两个人勉强勉强达成了一个协议——各走各的。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将一路沿汉江南岸向西，走骊州；而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将走竹州、龙仁，最后抵达汉江东畔，与汉城隔江相望。


　　从这两条路线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两位指挥官性格上的不同。


　　加藤清正是典型的猛将，他的思维直率，喜欢把问题简单化。这条行军路线贯穿竹州、龙仁、阳智、城南，差不多等于从忠州到汉城划了一道直线，充分显示了他的直性子和急不可耐的心态。这条路线全是旱路，避开了渡江的麻烦，要到他们过了城南，才会被二次南向的汉江阻挡在江南，与汉城隔江相望。加藤显然是打算快刀斩乱麻，把渡江问题与汉城一并解决。


　　相比之下，小西行长选择的路线是贴着汉江西进，表面看是兜了个大圈子，比加藤要走许多冤枉路，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循江找到许多船只。从忠州到骊州这一段航路，是朝鲜重要的水路运输要道，沿途不怕找不到船。有了船，汉江就不成问题了。他挑选的这条路线心思缜密，滴水不漏，处处透着算计的味道。


　　两位选手各自揣着心思，就此别过，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竞速狂飙。


　　再看朝鲜这边。自从尚州之战后，汉城阖城已陷入大乱。两班大臣互相埋怨，市井小民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埋怨柳成龙、李山海两位大臣是秦桧杨国忠的，有说国王已经微服偷偷从宣仁门跑了，还有的上表朝廷，说我约了十来个敢死的哥们儿，愿意去日本人营寨刺杀贼酋……总之是乱七八糟。


　　这期间朝廷唯一做成的一件事，就是把一直悬而未决的太子之位定了下来，册封光海君为世子，算是了结了一段旷日持久的争嗣之争。可惜光海君生不逢时，册封仪式上印章也没有，封敕更没备齐，文武百官都没来几个——国家都快完蛋了，谁还管你世子是谁啊。


　　李昖在这时候突然起意册封世子，其实就一个目的：跑路。世子是李朝合法的继承人，定下这个名位，他这个作国王的担子就轻多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大不了宣布退位，让王位让给世子就是。


　　这点小聪明瞒不过那些官场老油条。一群大臣和宗室坚决反对李昖跑路，认为国君弃都城而逃，有失体面，应该坚守汉城。


　　可怎么守？兵曹把汉城老百姓翻检了好几圈，才凑出七千老弱残兵。这七千人别说守城了，能不一哄而散就是天大的奇迹。


　　就在这时，左议政柳成龙站了出来。


　　柳成龙是汉城为数不多几个头脑清楚的官员，对于日本兵威的认识也最深刻。以往恪于东、西人党之争，他难以施展手脚，现在朝班大乱，无暇计较党阀，总算可以做点正经事了。


　　他知道汉城绝不可守，于是向李昖提了一个建议，让各位王子和大臣分别奔赴北方诸道，在当地招募勤王兵马，摆出打持久战的架势。这个建议暗藏玄机，一是充分动员朝鲜残余国土的战争潜力；二是为李昖离京打好舆论基础——国王殿下西狩不为逃命，而是为了整合诸道勤王之军，这个理由足可以堵上反对派的嘴。


　　柳成龙这个建议，既利国，又利君，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李昖大智慧缺乏，小聪明还是有的，听出此种玄妙，立刻把几位王子和一群陪臣撒去北方诸道，开始大造舆论。


　　这个建议不仅救了李昖一命，而且还救了朝鲜一命。正是因为这些人在诸道整饬兵力，才让朝鲜北部不致象战争初期一样一溃千里，为大明出兵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到了四月三十日，忠州大败的消息传到汉城，朝廷彻底炸了营，也彻底为李昖解了套儿。李昖二话不说，留下都元帅金命元守汉江，右议政李阳元留都汉城，自己带了一干皇室宗亲与大臣们从敦义门仓皇而出，直奔开城而去。


　　本来柳成龙想留下来守城，但李昖知道现在朝中只能靠他周旋筹谋，不肯放人，让他跟随大驾一起后撤。负责整个撤退过程的人是曾经出使大明的金应南，他手里拿着兵符，却找不到可以指挥的士兵。一直到大驾临出发前，仪仗和护卫都没备好，只能仓皇离开。


　　离开汉城的一路是凄惨的。正赶上大雨，道路泥泞，气温骤降。这一支高贵的逃难队伍当真是苦不堪言，从未走得如此凄凉。往常那些唯唯诺诺的仆人和沿途百姓，此时都性情大变，毫不客气地抢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供、粮食，甚至格杀随行的官员。  在逃难路上，一个农妇进贡了几碗粟米饭，李昖抱着碗哇哇大哭，嘟囔着说：“这粟米饭真好吃过山珍海味，想不到竟贵重到了这地步。”


　　李昖走到汉城北部不远的小镇子，心中凄凉，回首望去，惊见汉城内烟雾滚滚。他初时以为是贼人攻入城中。一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放火的不是倭寇，而是自己人。


　　原来自从国王撤了以后，汉城彻底失去了秩序，以往积聚的社会矛盾一古脑全爆发出来。一群奴隶身份的暴民闯进了掌隶院刑曹，把自己的隶籍文牒一把火全烧了，然后冲入内帑库抢光了金银财宝。另外一群乱民还把弘文馆的历代藏书档案付之一炬；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等几处宫殿更是被烧成了白地。  


　　一时间汉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后来日本人进入汉城，看到禁中满地都是焦土，愣愣地来了一句：“这不是项羽烧完的咸阳城吗？”


　　对此乱象，守城最高指挥官李元阳束手无策。他手底的人一半跟着皇室跑了，一半自己跑了，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什么都没法干。而都元帅金命元看到汉城如此混乱，干脆不在城里呆着了，眼不见心不烦。他身负守江之责，便把元帅营帐移到汉城附近的济川亭。这里可以俯瞰汉江东西，便于观察敌情。


　　金命元还收拢了一批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重新编列，和自己的手下合兵之后，足有一千之数，勉强够一支军队的规模了。这些残兵败将中，恰好有三个熟人：巡边使李镒、庆尚左兵使李钰和庆尚右水使朴泓。


　　李镒是从忠州之战中逃回来的。这位老将的命实在是硬，当初弹琴台一战中，他只身一人，沿着汉江江畔的茂盛山林一路向北，硬生生躲过了追杀，赶回汉城来报信。


　　而李珏、朴泓两位更是不得了。他们从开战第一天就一路狂奔，跑得比小西行长还快。敌人在釜山的时候，他们已撤到了大邱。敌人在大邱的时候，他们已撤到了庆州。敌人到庆州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到了忠州附近的竹岭关隘。等到敌人打下忠州，他们施施然撤回了汉城。


　　到了汉城就不用撤了，这里就是他们的终点。金命元觉得这两个逃命将军实在是不象话，一肚子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直接抓起来，留待以后问斩。李镒是力战而退，所以保得一条性命。


　　他把忠州战场的情形汇报给了金命元，这让金命元心情愈加沉重，对守江的前景变得悲观起来。
　　五月初二，金命元登上济川亭，朝江东望去。他眼睛一下直了，只见远处一队队盔明甲亮、旌旗漫天的日本军队朝着汉江开来，杀气腾腾，不可一世。


　　这支部队，正是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


　　要说加藤清正的行军速度，实在是无比惊人。他在四月二十九日凌晨拔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切穿忠清北道和京畿南道的沿途诸城，来到了汉江边上，与汉城近在咫尺。


　　他也是没办法。谩说那个总跟自己较劲的药贩子小西，就是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看似不徐不疾，也已经兵至水原城，距离汉城也没多远了。


　　清正到了汉江江畔，往对岸一望，与金命元正好看了一个对眼。清正乐了，立刻吩咐铁炮队列阵，冲着济川亭方向一通乱轰。


　　铁炮的射程不过一百多米，而汉江光河面宽度就有两里地，弹丸根本伤不到对岸的人。但铁炮巨大的噪声却让对岸的守军不寒而栗。尤其是济川亭上的金命元，回想起李镒描述的弹琴台的惨剧，面色刷白。


　　他匆匆从亭子上下来，吩咐手下，所有带不走的火器、辎重、粮草，能砸就砸，能烧就烧，能沉江就沉江，然后卷起铺盖，北上护驾去者。


　　此时汉城已成为空城，负责留都的李元阳一听说金命元跑了，心想我别等死了，也跑了。于是汉城寂静无声，成了一座空荡荡的鬼城。


　　吓走了金命元，加藤清正不得不正视另外一个恼人的问题。


　　没船。


　　汉江在朝鲜只排名第四，长度才五百多公里，不算特别长，但是它的河道非常宽，尤其是汉城这一段，因为汇流了北汉江的水，流量极大，水面又宽。没船根本过不去。


　　金命元胆子虽小，却是个尽职的指挥官。他在三十日接任守汉江后，就连夜把汉城附近所有的船都拖到了江西。


　　清正在江边转悠了一天，居然一只都没找到，说明朝鲜人的坚壁清野相当成功。清正急得直跳脚，生怕在这里耽误时间，小西行长从后面赶上来。


　　最后还是他的一位部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叫曾根孙六，越中人，游泳水平很高。他自告奋勇，只身一人横着游过了汉江，去江北寻找船只。


　　加藤清正是五月二日到汉江，金命元四月三十日才开始收缴船只，就算他有本事全运过江去，也不可能全部销毁。孙六过江之后，居然真被他找到一只小舢板，兴高采烈地独自划回东岸。


　　但一只小舢板运输能力实在有限，指望它把整个第二军团运过去太不现实。


　　加腾清正并不只是位勇将，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擅长筑城。日本许多名城如熊本、江户、名古屋，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此时在汉江江畔，工程师加藤又开始发挥了。


　　他下令把汉江东岸远近树木都砍光，附近民舍都拆光，弄来许多木料，大造木筏。然后他做了一根极长的长索，让孙六用小舢板把它一路扯到汉江北岸固定好，让这根长索横亘在汉江河面之上。接下来，加藤清正把木筏放到水里，与长索固定在一起。只要扯动长索，木筏就可以朝着北岸前进，引而往来如船。


　　这办法有些简陋，危险系数很高，但却是那种情况下最有效率的选择。来回折腾了不知多少趟，第二军团总算在五月三日把主力都渡了过去。加藤清正很是高兴，集结部队立刻朝着汉城杀奔而去。到了汉城的崇礼门下，清正运足了气，刚要喊话让守军投降，城头冒出一人，居高临下，笑嘻嘻地对清正说：“汝何来迟也。”
　　加藤清正五雷轰顶，好险一口血没吐出来，这，这不是小西那个混蛋吗？他怎么这么快？


　　原来两个人在忠州分道扬镳之后，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直取骊州。骊州紧靠南汉江，他没费多少力气便搜罗了一批渡船。行长拿到了这批船后，分出一部分人登船，沿汉江水路西进，然后他率领主力军团折向南方，打下骊州正南方的利川。紧接着马不停蹄，又从利川转向正西，按照与第二军团差不多平行的路线一路疾行西进。


　　因为第二军团走的是折线，比第一军团晚了足足一天半，才抵达汉江江畔。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汉城以北的龙津渡口。在那里，骊州的渡江船团已在渡口恭候多时了。


　　小西行长轻轻松松跨过了汉江，在五月二日抵达汉城门外。他看到整个汉城偃旗息鼓，不知虚实，本打算留驻一宿，次日再说。结果晚上扎营的时候，一个城里的乱民跑来告密，说城里当官的都跑光了，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小西行长将信将疑，心想这里好歹是都城啊，不至于这么惨吧？到了五月三日清晨，有斥候来报加藤清正主力开始渡江了。他一看不能等了，让手下一个叫木户作右卫门的人，用铁炮枪托去砸门。李元阳临走的时候，锁门没锁紧，三砸两砸就被撞开了，日军一涌而入。


　　小西行长生怕加藤也趁机入城，到时候说不清楚谁立下头功，立刻分兵把守四门。加藤清正叩城之时，小西行长这才刚刚安顿下来。屈指一算，他入城不过比加藤清正早了半天而已，险之又险。


　　加藤清正到手的鸭子又飞了，自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路当初是自己选的，又有什么办法。


　　继第一、二军团之后，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于次日也赶到了汉城。至此，这场军事狂飙大竞速终于落下了帷幕。冠军是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屈居亚军，黑田长政名列季军。


　　日军于四月十三日进攻釜山，一直到五月三日进入汉城，前后一共是二十天整。在二十天时间里，大约四万人左右的日军部队攻克了朝鲜半壁江山，占领了包括首都汉城在内的二十余座城市，一次不折不扣的闪击战。


　　我们除了赞叹日军的坚忍毅定以外，不得不说朝鲜人在这阶段的表现实在是太废柴了。在这一次闪击战中，没有一座城能够坚守哪怕半天以上的记录，也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组织起一场像模像样的反击战。与其说日军是古代东亚军事史上的奇迹，倒不如说朝鲜人才是。


　　日军占领汉城之后，停止了狂飙突进。在前一阵的闪击战中，作战人员损耗不大，但物资上的损耗却相当大。粮秣尚可以就地征收掳掠，但铁炮所用的火药、弹丸、备用零件都必须从日本转运才行。


　　而闪击战的后遗症，此时也逐渐显现出来。日军来不及控制的广袤地区，生长出越来越多的朝鲜义军，这些义军将会在未来成为一根根钉在日军棺材上的催命钉。


　　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在汉城休整了十几天，又再度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此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小西行长因为功勋卓著，被委派进攻开城、平壤；而加藤清政则转向西北方向，率领满腹委屈的第二军团进攻咸镜道。


　　小西的心思不难琢磨：开城、平壤是和汉城并列的二都，无论拿下哪一个都是大功一件。朝鲜人已经闻风丧胆，现在进攻二都根本没任何难度可言。是件不可多得的好差事。


　　咸镜道是朝鲜最靠西北的一道，气候苦寒，民风彪悍，连朝鲜自己都无法实现彻底控制，偏偏又很贫瘠。加藤清正选这么一条路走，表面看似乎自讨苦吃，也是有他自己盘算的。


　　汉城一落，加藤清正便已明白，在朝鲜战场上，他已经不可能与小西行长争雄了。若要盖过药贩子的风头，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大明战场上立下更大的功勋。咸镜道北接大明疆域图们江，对面的明军实力又十分薄弱，只要自己能比药贩子提早一步攻入辽东，那么最终的胜负，仍未可知。


　　接下来的故事乏善可陈，朝鲜的战局呈现一面倒的态势。朝鲜王室先退到开城，听说汉城陷落以后，又退至平壤。眼见小西行长追将上来，王室只能又弃平壤，继续“西狩”。


　　小西行长一路高歌猛进，一直攻入平壤，才因为补给原因勉强停止了攻势。


　　其他日本各大军团无不势如破竹。短短一个多月，朝鲜除了平安道靠近中国边境的一小块地方以外，全部沦陷。柳成龙在战争回忆录《惩毖录》里沉痛地写道：“三都守失，八道瓦解”。这不是文学修辞，写的一点也不夸张。


　　在日军逼迫之下，朝鲜王室一再北迁，一直跑到靠近鸭绿江的义州，才停下脚步。鸭绿江的对面，就是朝鲜的宗主国，一个有着比朝鲜日本加到一起还多数倍广袤领土的庞然大物。


　　朝鲜君臣隔着鸭绿江深情地呼唤着：“老爸，快来救救我吧！”


　　这可不是什么侮辱性的描述。君臣父子，朝鲜事明，从来都是以父子相喻，大明对朝鲜来说，乃是父母之邦。现在儿子挨了欺负，势必要请老爸出马来找回场子。


　　听到这声声的呼唤，庞然大物终于缓缓把头转过来了，若有所思地望着东北一隅，那里有两个蕞尔小国在蜗角相斗。


　　大明犹豫了一下，终于动了。

太祖

第七章 我要回家


  其实，说朝鲜人一直盼望着大明伸出援手，是不准确的。


  日军在釜山登陆以后，朝鲜人兵败如山倒。可是败也罢，逃也罢，他们偏偏有一件事忘记了做，或者不肯做——向大明求援。他们只是懒洋洋地给大明发了一道咨文，说倭寇犯境釜山十分嚣张，其他什么也没提。潜台词是：我自己处理没问题，您就别操心了。
  壬辰年五月十九日，李昖在平壤开了个会，讨论国是。大司宪李恒福说日本人太能打了，咱们自己肯定干不过，得赶紧跟大明请求援军。但他是东人党，西人党的尹斗寿习惯性地表示反对，说临津江足够防御敌人了。而且各地勤王的人马很快就来了，还怕什么？


  尹斗寿还神秘兮兮地吓唬李昖，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大明的援军弄进来容易，战后再弄走，可就难喽。结果两派大臣又是争执不休，请援这事，便在党争中又被搁置了。
  在小孩子的圈子里，有这么一个潜规则，那些动辄哭着说我要告诉我爸妈的孩子，都被认为是懦弱好欺负的，最不受人待见。其实国际政治也是如此。被敌人打进老家已经够丢人的了，再去找大人帮忙，岂不是更没面子？尽管中华上国是父母之邦，但也不能有事没事都去找爹妈哭一鼻子。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还有一条公理：一个小孩鬼心眼再多，也瞒不住爹妈。


  爹妈其实什么都知道。


  朝鲜在战场上的窝囊样，早被大明看在眼里了。
  大明在朝鲜，有一个完整的情报网。朝鲜半岛的战局推进，一直在辽东都司的监视之下。早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还在庆尚道玩命地赛跑时，辽东广宁镇守总兵官杨绍勋已经接到了报告，报告里说倭寇势力很大，朝鲜人未必守得住都城，建议朝廷早作打算。


  杨绍勋把这份报告送到了北京。当时朝鲜人民的老朋友许国许阁老已经致仕，拿到这份报告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兵部尚书石星。


  石星乃是一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老臣，生性耿直，因此仕途经历颇为坎坷，先是上书规劝隆庆皇帝，结果因为得罪了宦官腾祥，差点被打死。到了万历即位之后，石星好不容易翻身平反，结果又与张居正闹翻。张居正那时候如日中天，石星只得弃官回家，一直到张居正死了，他才又回到朝廷中枢。


  石星这个人擅长庶政，精于理财，在户部干得有声有色。万历十九年，后来因为边患不断，又充任兵部尚书，这才上任没满一年，雄心勃勃想作出一番事业。
  石星读完了杨绍勋的报告，心中怀疑。朝鲜也勉强算是大国，坐拥三千里天险，带甲数十万，怎么十几天功夫，便被人打到都城了呢？


  他忽然想到，去年京城和辽东曾经有一则流言甚嚣尘上，说朝鲜和日本勾结，来图大明。经过朝鲜三番五次的辩解和许阁老的斡旋，已经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可现在时局如此，这个流言又重新浮上石星心头。


  有没有可能，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如果这个被证实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这条渠道在以后中朝在战争中的交涉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佟养正去朝鲜的时候，还带了自己的侄子佟大刚。佟大刚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军事观察员，他被混编入朝鲜军编制，深入一线，争取了解到战事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明军赴朝的最早记录。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死鸭子嘴硬的朝鲜人，终于撑不住了。五月十七日临津江之战爆发，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大败。临津江一失，开城、平壤顿时袒露在日军屠刀之下。


  到了这个时候，群臣震惶，亲华派开始占据上风。亲华派中最热切的李恒福趁机对李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意思，现在韩国人朝鲜人估计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但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心一笑。
“今八路溃裂, 无望收拾图全。夫以孔明之智, 见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 则请救于孙氏, 卒成赤壁之捷。 今我无复可为, 不如具奏TIANCHAO, 请兵来援。”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刘备当初丧师失地，被曹操打的无落锥之地。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计，向孙权求援，这才有了赤壁大胜。主公您现在跟刘备境况差不多，所以该到请大明发兵的时候了。”


  看来那时候《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外国君臣讨论国事，都能拿出来说事。这个比喻虽有些不伦不类，倒也颇具感染力。


  反对的大臣不好意思再坚持说本国能独立支撑，只能另外找论据。比如其中一条反对理由是：大明辽东兵马军纪太差，来了以后只会把事情搞乱，荼毒百姓——这个逻辑非常成问题，如果没有大明出兵援助，恐怕朝鲜早完蛋了，更别说什么百姓了。


  李昖不傻，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同意了李恒福的意见，正式派使者奔赴大明求援。


  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从四月三十日离开汉城之后，他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不停地在逃跑。如今祖先的江山尽毁，听说日本人在汉城连列祖列宗的陵墓都被掘开了，连陵寝都保不住了。身边的臣子，除了柳成龙靠得住，其他人只会唉声叹气。


  “这样的国王，还当它做什么，不如回到明朝去当个王爷。”在逃亡过程中，一个念头钻进李昖的脑中，然后就如附骨之蛆一般，一直在脑中回响，挥之不去。


  他的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石破天惊，在当时却不算什么。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孩子在外头被打了，去爹妈家蹭吃蹭喝，没什么不妥。


  李昖最早流露出这个想法，是在汉城逃出来的半路上。当时车驾停在一处叫做东坡馆的地方休息，李昖靠着大树，把大臣们叫过来围成一圈，问他们以后咱们可怎么办？


  李恒福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义州，那里靠近大明。若是真的亡国了，还能投奔父母之邦。尹斗寿立刻反对：“去什么去！还不如咸镜道，那里有咱们的边防军，兵强马壮，足以保护朝廷！”


  李昖有点犹豫，问柳成龙：“你们觉得李恒福的提议不好？”柳成龙连忙说：“绝对不行。您只要离开朝鲜一步，以后这片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李昖挠挠头，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内附其实也不错啦。柳成龙吓了一跳，说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  


  一群大臣齐声反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李昖见大部分人反对，也就不吱声了，就这么来到了平壤，但从来没死心，内附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底。


  所以当他听说大明派了使臣过来调查，巴不得早早跟他们接触，沟通一下内附大明的可能性。


  六月三日，林世禄、崔世臣抵达平壤。尹斗寿一向看不起李恒福，斜着眼睛瞪他：“你不一向最向往Tianchao么？你们家客人来了，赶紧去接待吧！”


  这话说的实在是不上道儿，于是柳成龙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请缨陪李恒福去迎接。


  柳成龙清楚地看到，如今李朝生死存亡之际，大明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怠慢了使者，只怕后患无穷。而且，从私心讲，这些明朝使者对于现在处于劣势的他，也是一个机会。


  柳成龙的日子一直过的很痛苦。本来在汉城失陷以后，他借机发起弹劾，把北人党的领袖李山海轰下了台。后来开城也失陷了，西人党和北人党反扑，把他这个南人党的领袖也赶下了台。如今当权的，反而是咸鱼翻身的西人党尹斗寿。


  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未来谁掌握了大明使臣，谁就能在朝中拥有最大的力量。


  柳成龙接到两位调查官员以后，细细询问了一下来意，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两位来平壤，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来澄清朝鲜和日本是否勾结到一起的问题。


  想证明朝鲜跟日本没勾结，这还不容易嘛！


  他把林世禄、崔世臣带到江畔的练光亭，往江东看。日本人挺给面子，很快对岸树林里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人影，又过了一阵，从林子里走出两、三名日本士兵，闲庭散步，谈笑风生。柳成龙对林世禄说：“这就是倭寇的斥候。”林世禄靠着柱子张望了一阵，不信，说你别扯淡了，怎么会这么少？柳成龙说：“日本人心眼儿多，斥候故意派的少，其实大军都在后头藏着呢。”


  几个人从练光亭下来。柳成龙又带着他们在平壤城内外转了几圈，让他们看看朝鲜军队的惨状。林世禄这才相信，朝鲜人确实没跟日本人勾结。他紧紧地握着柳成龙的手，说我一定把朝鲜同志的艰苦状况转达回国内。


  柳成龙回报国王，说如今大明的官员已经回奏北京，相信天兵马上即至，看来朝鲜有救了。


  柳成龙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经开始动了。
  对于壬辰战争，一直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大明是应朝鲜再三要求，方才缓缓发出援军，迟钝而漠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大明对于朝鲜半岛的警惕心，从苏八、许仪后的报告之后，始终不曾消退过。


  面对朝鲜半岛一日数变的紧张局势，大明的反应很隐晦，但却出乎意料地积极。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让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还带了两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另外还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辽东军区。


  这条命令写的冠冕堂皇，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犒劳朝军，抚慰朝鲜国王，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颇有蹊跷之处。


  蹊跷之处，有二点：


  在谕令颁布的六月二日，朝鲜求援的使臣还没到北京。大明在没有得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居然主动派遣辽东军团前往鸭绿江附近，于外交规矩不合。这是第一个蹊跷之处。


  而且在这时候，林世禄、崔世臣两名调查官员尚未抵达平壤，朝鲜与日本合谋的嫌疑还未得到廓清。在这种立场未明的情况之下，这条谕令里却已经使用“应援朝鲜”、“赴彼国犒军”、赐国王……慰劳”之类的字眼，早早摆出一副亲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鲜当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顺藩国——难道万历皇帝未卜先知，早知道朝鲜人是冤枉的？这是第二个蹊跷之处。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枢纽天津，当地驻军截留了漕粮七八万石以充军资，还把一大批运输船拉过来改造成战舰。改造的舰只数量不算太多，四百只。


  在宣大军区，官府动员了足足一万六千名精兵，专待倭警。朝廷为此拨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派遣了一位官员督理相关粮饷，以防万一“有事”的时候手忙脚乱。


  朝廷还大老远地从福建调来一个人进神机营，这个人叫陈璘，是个倭战专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没搞清楚朝鲜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动用武力。


  万历一朝在抵御倭寇时，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要打就在外头打，绝不让战火烧到国境内。从天津到山东再到浙江、福建、广东，所有的沿海军队都是按照这一训令行动，尽力把敌人拦截在外洋予以歼灭。


  牢记这条原则，再结合那条谕令发出的蹊跷时间，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大明朝廷的用意：


  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派遣那两枝部队援朝，完全是为了大明自己的战略安全考虑。


  如果朝鲜是清白的，那么这两支精兵将成为先锋军团，入朝支援，掩护朝鲜王室撤退；如果朝鲜果然和日本人合谋，那么这两支精兵，将会变成两柄匕首，直插向朝鲜半岛，把战火拦截在鸭绿江的另外一侧——总之，要决战于境外，把危机解决在朝鲜的领土上。


  这两支精兵，就是埋在中朝边境的预备队，不是为了朝鲜人，而是为了大明自己。


  这一点，连朝鲜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后，朝鲜国王李昖和柳成龙酸溜溜地说：贼若欲犯中原，则必由我国；中原欲征讨此贼，亦必由我国……中原若不守我国，则辽东必先动摇，则天下之势危矣。


  有意思的是，这一条用心深刻的谕令不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普遍支持，甚至没有拿出来公开讨论过。那会儿首辅王家屏刚刚告老还乡，内阁只剩下一个老糊涂赵志皋代首辅之职。


  这条谕令，恐怕是万历皇帝乾纲独断，一个人把这事儿拍了板，再交给兵部尚书石星去办。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风评并不好，本身毛病也很多，但别忘了，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已经倒台，但他的学生却继承了他两个优点：一个是眼光，一个是手段。


  有眼光，便能够先于群臣看到朝鲜对于大明之价值。


  有手段，便可以冲破重重阻挠，去进行布局。


  这一位君主，像是个懒散的武林高手，平日绝少出手，但一旦出手，却很少有失招的时候。
  万历的这一条谕令，带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战略思考。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它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攫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让中原更加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即便你主动给我，我也不一定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城”战略。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疆域盈缩背后，一直都是在被这一指导思想所支配。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北方游牧民族，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丝绸之路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终北宋一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明确了这个特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便会恍然大悟。


  这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当海洋文明强盛时，会循这条通道进入大陆——比如日本；当大陆文明强盛时，则会利用这条通道进入海洋——比如元朝。


  可东亚最强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长城”战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它无论是从形状还是战略价值，都象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不无关系。一边“怎么打都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


  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


  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大动。
  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宁夏之乱。简略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哱拜与当地守军勾结，在万历二十年二月起兵叛乱。朝廷从四月份开始决定派兵平叛，战事已持续两个月，从辽东被调至宁夏的总兵李如松，正率领着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诸部，围着哱拜打得正热闹。


  在这种时候，大明的资源都集中在西北，暂时不适宜涉足第二场战争。


  因此，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地发布了这么一道谕令。


  谕令里对辽东的出兵目的，用词很含糊，只说是“应援朝鲜”。这个词可解释的范围很宽泛：在鸭绿江接应朝鲜国王，算是应援；出兵平壤，也是应援；打到日本去，也是应援。用了这么一个微妙的词，实际上就给予了辽东这两支部队相当大的活动权限，不致被限制过死。


  谕令接下来的部分更有意思。这两支部队还身负着一个具体目标：“仍发银二万两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


  这两支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押解银子给朝鲜王室，给朝鲜国王带去赏赐礼品。这样一来，反对者的嘴就被堵住了。我又不是派兵去打仗，而是派兵去送礼啊，送礼你总不能拦着吧？送礼送到半路，碰到人来抢，那我反抗一下也是名正言顺吧？


  一旦朝鲜局势陷入危急之时，让辽东部队便可以援引这条谕令，第一时间出手干涉。我去给国王送礼，现在国王被人打了，那我也得帮帮手不是？师出有名。


  这正是万历隐藏在谕令中的真正用意。他
  就这样，万历在与群臣斗气建储之余，忙里偷闲地布了一招进可攻、退可守的闲棋。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这一步闲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壬辰战争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可谓是藏尽了机锋。


  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段时间的史料，会发现关于大明第一次出兵援朝的时间，与大明正式决定支援朝鲜的时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所有的史料里都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明军都打到平壤了，却还找不到皇帝或者兵部下达的任何明确命令，也看不出辽东地方哪里来的胆子竟敢擅自派兵出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万历早就作了出兵朝鲜的铺垫，只要拖到宁夏之乱平定，大明便能腾出手来收拾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
  这份命令很快通过兵部送到了辽东总督蹇达手里。蹇达看了半天，没体会到其中的精妙之处，皇帝的意思到底是让人揣着这两万两银子直接杀进朝鲜，还是等朝鲜人跑过来接济一下就算了？


  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去找辽东巡抚郝杰商量。


  郝杰是个神人，这个人最擅长的是督军，而且督得堂堂正正，教人只有佩服的份。隆庆年间，蓟州都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虚报战功，被他一本参倒；到了万历年间，他巡抚辽东，又跟辽东的地头蛇李成梁扛起膀子，把他的副将李宁折腾得灰头土脸。跟他过招的将领，没有不倒霉的。


  最难得的是，郝杰是万历朝中，少数几个对日本人有兴趣的官员，没事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资料。后来他把这些资料攒在一起，跟别人合写了一本极其牛逼的书，叫做《日本考》。《日本考》比许仪后的报告要详尽得多，举凡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不一而足。就连女人涂齿、种地节气之类的事，书中都有专题论述。书后头居然还附了一套完整的日文词汇表和日本诗歌选，其对日本国情研究功力之深，到了民国之前都没人能够超越。


  在郝杰这种日本研究专家眼里，万历的这份谕令一看就透。他给蹇达解释了一下其中深意，蹇达恍然大悟，当即调派了手底下马步军一千多人，分成两部。六月七日派出第一部戴朝弁、史儒；又在六月十日派出了郭梦征、王守官一部。两部沿着鸭绿江附近游击，伺机而动。


  六月十一日，日军跨过大同江。朝鲜人在平壤呆不下去了，一路仓皇逃亡。国王李昖痛感之前的求援力度太轻了，便任命礼曹参判兼大提学李德馨作为求援使，再赴大明。


  之前李德馨曾经负责在大同江与小西行长谈判，虽然土地该丢的一寸没少，至少面子上还算处置得当。这次李昖派他，也是看中他的外交才能。


  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李德馨出身南人党，与柳成龙向来交好。他前往联络大明，就等于为南人党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这个伏笔，柳成龙早在平壤接待大明官员时，就埋好了。


  李德馨星夜疾驰，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跑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朝思暮想的大明军队。


  原来大同江失守以后，辽东很快得到消息。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略，总督蹇达下令一直在鸭绿江游击的部队立刻进入朝鲜。


  把人放过去以后，蹇达心里还是没底，催着郝杰再问问上头意思。郝杰为了安抚他，便给兵部发了封确认函，问说朝鲜局势糜烂，咱们到底怎么处置，您给个准话儿。兵部尚书石星很快覆文：皇上点头了，让你自己定。  蹇达这才算彻底吃了定心丸，挑了一名叫祖承训的副总兵，担负入朝支援指挥。


  六月十五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明军队终于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漫长的援朝征倭之旅。
  初次渡江的戴朝弁、史儒部一共是一千零二十九人，马匹一千零九十三匹。  这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常年在辽东作战，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指挥官军纪严明，进入朝鲜以后也没动群众一针一线。


  他们在路上迎面碰到了请援使李德馨。李德馨一见天军，欢喜得快要晕了，赶紧恳求说你们快去救救我们国王吧，不然平壤就撑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有点晚了，就在同一天，小西行长刚刚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平壤城。


  戴朝弁和史儒在入朝之前，也没接到过明确的作战训令。现在人家求到头上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义州，因为义州是距离大明最近的朝鲜城市，是朝鲜王室一早就计划好的逃亡地。


  拜别了戴、史两位，李德馨继续一路狂奔，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碰到了祖承训。李德馨又求祖承训赶紧出兵，祖承训却表现得很冷淡，说现在粮草尚未齐备，我军主力驻屯在凤凰城。他看李德馨哭得伤心，宽慰了几句，说国王好生待在义州，那里有史儒在。万一有什么变故，只要一天我就能赶到。


  李德馨一看祖承训态度坚决，当下也不浪费时间了，直奔辽东而去。


  到了辽东以后，他找到郝杰，趴到衙门门口嚎啕大哭，一口气上了六次书，请求大明出兵援救。  


  李德馨不算孤单，他在辽东哭，还有一位使者在北京哭。这位使者叫申点，是前一年那一系列辩诬使者中的一员，战争开始前一直在北京公干。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石星把申点叫来兵部，责问朝鲜为何败的如此之速，申点一听，哇哇大哭，从此眼泪就没干过，几天之内哭遍了北京的各大衙门，间接促成了明朝对出兵的暧昧态度。


  面对李德馨的滚滚泪水，郝杰安慰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帮你去催一下，啊。


  在郝杰的斡旋下，继戴、史之后，大明的后续部队终于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


  六月十七日，郭梦征、王守官两员参将，统领五百零六人，马匹七百七十九匹，渡过了鸭绿江。


  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  


  至此，大明之前部署好的军队，全部进入了朝鲜，总兵力近三千人，全是彪悍的辽东骑兵。


  顺便提一句。在朝鲜人的史料记录里，把祖承训出兵的功劳算到了李德馨的头上。他们的记载里说明朝本来没有出兵的打算，是李德馨靠哭泣感动了郝杰，辽东都司这才在未请示朝廷前毅然派兵援助——这个，只能说算是朝鲜人民的美好想象了吧。
  六月二十四日，国王李昖千辛万苦抵达了义州，与等候在此的大明军队会合。此时除了祖承训的主力还在路上，其他部队都已经集结完毕。


  这一次的会面非常有趣。


  明明是大明军队先到，可按照礼节必须是朝鲜国王出迎。所以明军先搬出城去，朝鲜王室搬进去，然后李昖再亲自去西门迎接天军到来。


  接下来的场面特别有戏剧性，心眼实诚的朝鲜人在《宣祖实录》忠实地把对话都记录了下来，细节充满了喜感。


  李昖一看到郭梦征就先哭了：“皇恩罔极”，意思是说万历皇帝对我实在太好了。郭梦征赶紧说：“朝廷的命令还没下来，我先过来帮忙。”说完先把两万两银子递过去：“陛下托我带给您的，您数数？”李昖连忙摆手：“数什么数，大明作事我还不放心嘛。”郭梦征说：“不行不行，您还是点点吧。”


  于是这一位国王、一员参将就跟生意人似的，头碰头开始点钱。等把银子数齐了。郭梦征又说了：“日本人若是打过来，我们就迎战。你们准备好粮草就行了。”又问李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昖玩了个小心眼儿：“我在义州，就等着天兵到达。至于接下来去哪里，我也没定呢。”


  其实他心里早就下决心了，只不过没有必要跟郭梦征说而已。


  原来早在六月十四日，李昖仓皇逃离平壤，半路上在宁边又跟大臣们开了一次会。


  此时的李昖，已经彻底对局势失望，在会上又提起了内附大明的事儿。大臣们照例强烈反对，都说朝鲜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去，干嘛投靠大明！但这一次李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谁劝也不听。


  最后宁边会议作了两个决策，一是朝鲜正式致函辽东都司，咨询内附之事；二是让世子光海君率领一部分大臣，前往咸镜道作为分朝。李昖的用意很明显，我把儿子留在朝鲜，李朝也不算无主，我再去大明，该没人拦着了吧？


  这篇写给辽东都司的咨文写得好：“……愿率宫嫔，内附上国。”江山社稷、大臣百姓、儿子儿媳妇，这些李昖一个都不要了，只打算带着几个后妃就走了，真是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王。


  李昖还找了个机会，派人到辽东军跟前，劈头就是一句：“请天将帮忙，把满洲一半的船只调到鸭绿江这边，我打算投奔大明去啦。”


  辽东军将领们都糊涂了，他们接的命令是应援朝鲜，没听说过有内附这事儿啊？


  这些将领心想这事儿我们哪里管得了，便把皮球踢给了守在鸭绿江旁的宽奠副总兵佟养正。佟养正把这个要求和朝鲜的咨文转给了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一算时间，觉得这朝鲜人也败得太快了，大明调查团刚回来没几天，平壤就又丢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辽东都司的官员在咨文后头加了几句告诫：日本人一向很狡猾，如果他们藏在朝鲜内附的队伍里渗入大明，就麻烦了。写完以后，转发给北京兵部，请几位大人定夺。


  这一层层地转发，十分费时间。所以在北京给出回复之前，辽东都司在六月二十六日先给李昖递了一句话，说如果时局真是糜烂不可收拾，国王可以暂时在宽奠堡驻跸休息。


  李昖听到这句话，放心了，便在义州眼巴巴地等着北京的回复。他等的实在无聊，居然还写了一首诗，这诗写得合辙押韵，也算是有几分风骨，诗曰：国事苍黄日，谁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计，恢复仗诸公。痛哭关山月，伤心鸭水风。朝臣今日后，宁复更西东。


  结果李昖等来等去，北京的回复还没到，到了七月一日，却来一个调查团。李昖一听，差点喊了一句：“怎么又来了！”


  咦？为什么要说又呢？


  附注：


  朝鲜人的《李朝实录》是一部很有趣的史书，里面记录下来了许多细节，生冷不忌，而且有人物有对话有动作有表情。本文的许多细节描述，就是直接引自《宣祖实录》部分。因为这部史料记录太生动了，如果不加以说明，恐怕会有许多人以为是笔者演绎戏说。在接下来的连载，我们会挑选一些比较重要或者比较富有戏剧性的实录原始记录贴在连载之后，方便有兴趣的朋友自行查询。


  “參將郭夢徵齎皇賜銀二萬兩來, 上出迎于西門外, 到龍灣館行禮。 上曰: “皇恩罔極。” 夢徵曰: “皇帝恐其不能速達, 送俺來也。” 於是, 相揖而就坐, 乃出銀鞘, 因請數之。 上曰: “受皇賜, 何敢數也? 恐傷事體。” 夢徵曰: “朝廷法度至嚴, 不可不數。” 强數之。 夢徵曰: “若賊兵西向, 則我軍當進擊。 我軍之整齊, 貴國亦已見之矣。 糧料備而待之, 則我軍當進擊。” 上曰: “弊邦不成模樣, 今日之事, 惟思上國之保護。” 夢徵曰: “夾江天兵無數來住, 若聞賊聲, 進擊不難。 但未知國王又將向何處?” 上曰: “來此, 專爲天兵。 若蒙天佑, 天兵勦滅兇賊, 予將何之? 事迫然後, 當決去留, 予亦未知定向何處。” 禮畢, 辭去, 因起立, 請留宿, 不許。 上曰: “生靈將盡, 請速發兵。”
                 ——《宣祖实录》27卷25年6月25日
  为什么要说又呢？


  原来在六月十八日，朝鲜君臣逃亡的车驾到了宣川，被人给拦住了。拦他们的人，叫宋国臣。他不是朝鲜人，而是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孶派来的调查员。


  辽东到处都在疯传，说现在的朝鲜国王是假的，其实是日本内奸，打算潜入大明内部。宋国臣以前曾经跟着大明使节出使过朝鲜，见过李昖，所以这次被派来验明正身。


  李昖挺生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国之君，怎么能接受这种待遇。但辽东咨文口气十分严厉，他看了有点害怕，而且正一门心思想内附，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惹大明生疑，就耐着性子让宋国臣左端详又端详。端详完了，宋国臣确认这是真的国王，不忘宽慰了一句：“放心吧，咨文里说的都是假设，不是真的责问。  然后赶回辽东汇报去了。


  所以在七月一日当李昖听到又有调查团来了，心里就有些烦，你们有完没完啊。大臣们赶紧劝慰，说这个使团级别很高，大明相当重视，如果敷衍应对，恐怕会有不好的后果。


  李昖一听，咬咬牙，忍了，接见。


  这个调查团级别真的很高，首席差官是兵部派来的，叫黄应阳，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乃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他的身边带了一名指挥徐一贯、一名游击夏时，都是直接从北京派来的官员，代表了大明兵部的意志。


  黄应阳还有另外一重背景。当年谭纶与戚继光在江浙对付倭寇的时候，黄应阳曾任参谋，经验丰富，因此被选中前往朝鲜调查。


  他们抵达义州以后，迎上来的是礼曹判官尹根寿。他是尹斗寿的弟弟，懂中文——不，应该说是会讲中文，这时候的朝鲜官吏和文化人个个都懂中文，使用的也是中文——尹根寿之前曾经主动请缨接待林、崔调查团，没被准许。现在朝中无人，李昖只好委任他来负责接待事宜。


  尹根寿见到调查团，还没开口说话，黄应阳便直接开口说：“我们是来调查朝日合谋的事情。义州我们不呆了，直接去平壤，会会那些倭寇。你们想证明自己清白的话，找个大臣跟我们一块去。”尹根寿吓了一跳：“别啊，我们两国交兵，派大臣去了，岂不是羊入虎口？”黄应阳想想也是，便回答道：“那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们自己去。”


  这事尹根寿也不敢答应，万一天使们有个三长两短，朝鲜可要背黑锅的。他赶紧从袖子里拿出两封信：“您看，这是倭寇写给我们的书信，您验看一下，不就知道真伪了么？”


  这两封信都是小西行长写的，一封是给李德馨，一封是给朝鲜高层，都是劝降书。要说小西行长，还真是挺帮忙的，在这两封信里他自吹自擂，把从釜山登陆到平壤陷落的过程写的无比详细，最后还完完整整交代了日本驻朝鲜军团的分布表。


  黄应阳久在军旅，熟于戎事。他把这两封信与大明得到的情报稍微一对照，便知道这些事是编不出来的。但他还想诈一诈朝鲜人，就说：“你这书信是假的。”尹根寿大惊：“不能！你看这纸和这字，都是日本人的。”黄应阳说你再拿一封出来，我就信。朝鲜朝廷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一封小西行长给李恒福的信件，赶紧送过去。


  黄应阳把这三封信都收进袖中，说看来朝鲜果然是清白的，看来平壤我也不用去了。你们赶紧写一道文书，我尽快回去禀报石大人，早日派兵过来。尹根寿如释重负， 以为没什么事了，黄应阳又挥挥手，叫来身旁一个人：“还有件事得麻烦你，这是辽东来的画师，有人说你们国王是假的，我们想给殿下画个像带回去查验。”


  尹根寿：“………………”
  第二天，李昖接见了这三位调查官员。甫一见面，李昖就哭开了：“你们看了日本人写的信么？”然后解释了一通，说朝鲜是又苦又惨，但真没和倭寇勾结。黄应阳听完以后，按着胸口感慨说：“一边挨着打一边受着委屈，你们可真不容易。”结果一句话说出来，李昖哭的更厉害了，身边大臣也都纷纷哭起来。黄应阳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赶紧说：“别哭了，我回去肯定跟朝廷汇报，把你们的委屈辩清楚。”


  黄应阳不是什么坏人，还挺热心的。他见到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颇有同仇敌忾之感，主动把自己在浙江抗倭的经验给朝鲜人介绍了一番，说想要对付倭寇，不请浙军来是肯定不行的。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朝鲜君臣记下了这句话，到后来就惹出了不少事非。


  调查团走后，李昖望眼欲穿，盼啊盼啊，盼着内附大明的一天。结果到了七月十一日，大明的正式答复终于出炉了，一共有三点意见：


  一，给我顶住。


  二，如果真是顶不住了，内附也可以，但不许呆在北京，只许留在鸭绿江的宽奠堡。人也不能多带，几百人顶天了。


  三，一旦朝鲜光复，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在鸭绿江负责两国联络与粮草运输的总兵杨绍勋唯恐朝鲜人看不明白，特意又附了一封信给李昖，提醒说你是国王，你跑了朝鲜就全乱了，必须就地组织抵抗，千万别过江。


  李昖接到答复，倒并没特别失望。他选择内附，是因为自觉穷途末路。现在大明天军已经奔赴平壤，复都计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大明不是也答应可以来附嘛，最多是住的地方偏僻点，身边的人少了点而已。


  于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附”争议，便在朝鲜大臣们撕心裂肺的反对和络绎不绝的大明调查团中平息了。李昖安安心心呆在了义州，作着诗，看着风景，再也不去考虑“内附”的问题，只等大明军团帮他光复国土。


  很快，他收到了两个好消息，还有两个坏消息。

太祖

　　第八章 明军始动


　　就在朝鲜紧锣密鼓地迎接大明援军的时候，日本方面正痛并快乐着。


　　壬辰年整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大概是在名护屋的秀吉了。从第一军团登陆釜山开始，就不断有捷报传到日本。这些雪片般飞来的好消息就象是一块块上好的燃料，把秀吉本来就很虚荣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让他彻底沉醉在自己的美梦之中。


　　他也确实有理由这么自信。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朝鲜已经完全落入日本的手中。此时朝鲜八道，都已经被日军的八大军团所占据。


　　其中毛利辉元的第七军团控制着庆尚道，这里距离对马岛最近，是侵朝军团与日本国内关键的联络通道；毛利辉元的叔叔小早川隆景在全罗道的崇山峻岭中继续奋斗着，之前日军推进的太快，这里还没来得及被完全控制，此刻成为了日本人的天敌——李舜臣的反攻基地。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肩负着扫清心腹大患的重任。


　　在全罗道上方的忠清道，福岛正则的第五军团有些郁闷地分散在各地。他与加藤清正同为日本战国著名军旅组合“贱岳七本枪”成员，加藤在前头攻城略地高声歌唱，他却只能在后头拾人牙慧做和声。


　　和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盘踞在江原道的第四军团毛利吉成。毛利吉成又叫毛利胜信，是跟着秀吉打天下的嫡系人马，论起亲疏来不在加藤、福岛之下。现在他也只能郁闷地跟在加藤屁股后头，半是羡慕半是庆幸地进行着伴奏。


　　宇喜多秀家的第八军驻留在京畿道，他坐镇朝鲜的故都汉城，把这里当成日军的总指挥部和未来的朝鲜总督府所在地。这一年秀家刚刚二十出头，还是个年轻人，整天在汉城胡作非为，连历代国王的陵寝都不放过，让朝鲜人又气又恨。


　　此时围绕在宇喜多秀家身旁的，是秀吉派遣来朝鲜的七位参谋：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木村常陆介、前野长康、加藤光泰，他们七个人组成一个类似于长老团的团体，负责朝鲜军政两道的管理。


　　宇喜多秀家年纪太轻，只是挂一个总指挥之名，实际权柄均由这个长老团掌握。他们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将朝鲜八道的土地按照日本的方式重新丈量、统计，以方便分封给诸位功臣，稳固日本在朝鲜的统治。


　　这事在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八道国割”，意思是将朝鲜八道重新划分。


　　在更接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日军三个先锋军团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


　　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始终未能完全控制黄海道，每天都在扫荡着层出不穷的义兵。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在占领平壤之后，便停止了狂飙式的进攻。他自己留在平壤城内，只派了一部分军队衔尾追击朝鲜王室。


　　唯一仍旧保持着旺盛求战精神的，只有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他已经深入到朝鲜最北段的咸镜道。之前的半岛竞速他输给了最讨厌的小西行长，他必须夺取更大功勋才能挽回颜面。


　　在这个时期，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三千里江山已经成为日本，不，将成为秀吉的附属物，成为征服大明的桥头堡。


　　秀吉拿着八道国割的报告书，整个人身上的所有自大与狂想彻底爆发了。他写了封信给时任关白的丰臣秀次，构思出一个在日本前所未有的宏大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朝鲜与大明北部已经被日本征服。后阳成天皇陛下将移驾到北京，由丰臣秀次担任大唐关白，各位随驾到北京的朝廷公卿们，采邑数将会是从前的十倍。日本国的天皇之位，让给后阳成天皇的弟弟或者儿子；朝鲜国则交给羽柴秀胜或者宇喜多秀家总管。


　　至于秀吉自己，则把宁波设为大本营，统帅大军继续向南征讨，不把整个东南亚打下来誓不回军。
　　这份计划，标志着秀吉的精神状态已经滑入了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深渊。


　　秀吉的自大狂在壬辰年六月二日——也就是汉城陷落后不久——达到了高潮，他决定亲自率军渡海，展开征讨大明的大计。光看着他已经觉得不过瘾，摩拳擦掌准备自己上阵了。


　　他的这个打算，招致了几乎所有正常人的反对。


　　首先是后阳成天皇坚决反对。秀吉对皇室一向关怀备至，他和秀吉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生怕秀吉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非但当不成唐国天皇，反赔上幸福生活。


　　秀吉的亲娘也反对。老人家不知军国大事，但了解自己儿子，她知道这个儿子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再出去探险非出乱子不可。


　　德川家康也反对，他知道秀吉如果要亲征朝鲜，势必要把他们这些大名都带上，把他们领土的实力抽取一空，投入到广袤的中原大地。他一点也不想把自家心血赔付在秀吉的野心上。


　　秀吉的亲信们也认为这个计划不靠谱，比如秀吉的铁哥们儿前田利家就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秀吉是新生的丰臣政权山岳之镇，他这一走，日本那些心怀叵测的大名必然蠢蠢欲动。


　　总之方方面面的人出于不同理由，都反对秀吉亲自渡海。可秀吉谁的话都不听，他的连襟浅野长政竭力劝阻，结果差点被他拔刀砍死。


　　秀吉很愤怒，也很委屈。


　　你们懂个屁！当初征讨朝鲜，你们也众口一词地反对，结果呢？老子才是永远正确的！如今朝鲜形势一片大好，正应该高高兴兴地扩大战果才是。


　　他力排众议，兴致勃勃地开始准备渡海，但冷酷的现实，很快狠狠地抽了他一计耳光。


　　六月中旬，岛津家重臣梅北国兼接到了出征的命令，带领麾下三百名士兵，前往九州肥后国的佐敷城中转，再乘海船到釜山。梅北国兼一点都不想去朝鲜，他走到佐敷城之后，不走了，悍然占领了佐敷，公然扬起叛旗。


　　他的叛乱在数天时间内纠集了数千人，大受鼓舞的梅北国兼开始给各处九州大名们发信，煽动他们联合起来，包围名护屋，捉拿秀吉。


　　这一下搅乱了秀吉所有的计划。肥后是征朝军队的重要后勤和中转基地，如果这里一乱，前面就不用打仗了。


　　身为一军之将的梅北国兼叛乱的理由非常单纯——他不想去朝鲜打仗，前方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响应梅北叛乱的农民们理由也很单纯——前头在朝鲜打仗，后方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为了支应几十万大军在海外的战争，日本全国差不多已经是殚精竭虑，几乎榨干了民众的最后一滴血。尤其是农民，不仅要耕自己的那一部分田地，还要代替那些被抽调上前线的民夫耕作他们的田地，劳动量变成双倍，赋税也变为了双倍，还要在此基础上再负担三抽一的军粮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们只能选择逃亡或反抗。


　　为此，秀吉连续发布了数道命令，要求严厉惩戒罢耕之人，但这种政策只是激起更大的不满。仅丰后一国，就有接近四成的田地沦为荒地。


　　所以当梅北国兼登高一呼的时候，得到了不堪凄苦的九州民众的强烈响应。


　　梅北之乱很快就在丰臣氏和岛津氏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它只是冰山一角，昭示日本已经在巨大的战争消耗下，出现了无数细小裂纹。从遥远的佐竹到距离朝鲜最近的九州，到处都有暴动的情况发生，到处都有被抛弃的良田变成荒地。东北大名佐竹义宣甚至因为家里闹暴动的缘故，差点活活饿死在赶往名护屋的路上。


　　梅北之乱给秀吉敲了一记警钟，他就算再狂妄，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秀吉意识到，日本已经出现了不稳现象，自己在的时候尚能凭借威望镇守，如果去了朝鲜，后方再出什么事，更是不敢想象。


　　权衡再三，秀吉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日本国内乱成一团，朝鲜前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奇怪，不是说朝鲜形势一片大好吗？


　　是，但不完全是。日军此时在朝鲜的境况，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痛并快乐着。


　　朝鲜的被占领，是不争的事实。但日军的占领，只是控制了朝鲜的每一条主干道与沿线城市，其他地方则成了日军与朝鲜义军、残存官军周旋纠缠的战场，始终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日本人就象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朝鲜半岛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连自己也缠在了里头动弹不得。


　　最倒霉的是“战国三大智将之一”的小早川隆景，他出征前肯定没算过八字，不知自己是“出门逢贵人”的命。


　　他先一头撞上了朝鲜游击战天才郭在佑，鏖战数日，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硬是没法渡过洛东江。紧接着又碰到了老硬汉高敬命，抵死不退，勉强打了一个惨胜，旋即又在梨峙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军官打了个埋伏，死伤惨重，被迫后撤。那个小军官叫权慄，因此这一场胜利被朝廷破格拔擢，从此出头并成为朝鲜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也是唯一的陆军名将。


　　在层出不穷的义军叮咬之下，这位智将的第六军团，居然始终未能完全进入全罗道。


　　其他的日军将领的境况也差不太多。他们发现朝鲜到处都是敌人，不管是书生、农夫还是念经的和尚，组成人数不一的队伍，与占领军展开殊死战斗。


　　连续不断的作战，让士兵极其疲惫，厌战情绪也在日军内部开始弥漫。在这种境况之下，不断出现逃兵，也是很正常的事。为了鼓舞士气，他们只能纵容部下烧杀掳掠，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更多民变与义军，迫使日本人采取更残暴的手段，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说这些义军的反抗，还只是虱子叮咬，难受但无关大局的话；那么李舜臣的存在，就是一双扼住咽喉的巨手。


　　对朝鲜这位几乎是世界闻名的名将李舜臣，我们以后会单辟一章来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孤军奋战，连续打了玉浦、合浦、赤珍浦、泗川、唐浦、唐项浦、粟浦、闲山岛、安骨浦大大小小十几场海战，让日本的海上通道岌岌可危，运输量不及正常的三分之一。


　　朝鲜半岛的日军一下子便陷入了极其难捱的境地。


　　朝鲜平原较小，本来出产粮草就有限，日军二十几万人一下子压过去，又未能形成有效控制，补给一下子就成了大问题，只能仰仗国内运输。但海军又不争气，被李舜臣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粮草好办，但日军引以为豪的火器弹药，却是一定要从国内生产制造的。


　　种种苛酷条件之下，日军士兵不断从朝鲜前线逃亡回来，就算上头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严刑峻法，仍旧不能解决问题。 比如锅岛直茂的部队，一次脱队开小差的就有五十多人，而且这五十多人全是作战部队，包括了十几名下级武士与家臣。  其他大名部队的逃亡者更是不计其数。为了防止逃兵潜回国内，秀吉不得不下令把所有的运兵船都集合到名护屋去。


　　唯一不必为逃兵问题头疼的，是第一、第二两个军团。他们在朝鲜的最西边，逃兵想逃都没地方逃……


　　第一、二军团的两位军团长，各自有着各自的小九九。


　　加藤清正一心要攻入大明，所以丝毫不考虑什么损失，凭着一股刚烈之气大踏步地前进。小西行长却不行，他本质上是个生意人，作什么都要事先计算得失。


　　他一直希望用最小损失换取最大利益。所以从进入朝鲜开始，小西行长不停地给朝鲜国王写信，希望能够和谈。谁料朝鲜人虽然屡败屡战，骨气倒是颇硬，哪怕内附大明不当国王没有了朝鲜国，也绝不投降倭寇。双方唯一的一次谈判，是在平壤沦陷前，因为话不投机，没说几句话就谈崩了。


　　现在汉城、开城、平壤俱为小西行长所夺，功勋已经足以服众。他心里开始盘算起来，再继续攻击，无非是锦上添花，意义不大，反而部队会因为过度损耗而崩溃。前头虽有朝鲜王室，可也有大明，杀上去胜负难以预料。


　　再说现在补给也是个大麻烦，小西行长不想对嫡系部队造成太多损失，他决定放慢脚步，观望一下形势。


　　总之，在大明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日军正因为后勤能力到了极限，而进入一个扩张瓶颈期，所有的军团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加藤清正已然保持着高速突击的态势，但他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其实面对补给困难的，不只是日本人，还有明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是要消耗粮食的。辽东军团久经沙场，自然知道后勤保障是胜负的关键。祖承训还在凤凰城整兵的时候，李德馨请他赶紧入朝支援。祖承训的回答是：“粮草还未准备好，等备足了自然会出兵。


　　辽东境内好办，各地城堡都有专项军用补给仓库，随走随补，不虞饥绥。可一旦进入朝鲜，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辽东运粮是件旷日持久消耗极大的工作，成本太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当地就食，让朝鲜人负责粮秣——尤其是明军还可能要深入朝鲜境内，进攻平壤等地，路途遥远，指望随身携带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明出兵为你们抛头颅、洒热血，你们负责供应粮食，当然责无旁贷。


　　根据朝鲜备边司的记录，一名明军士兵每日消耗一点五升米，一匹战马每日消耗草料与豆饼三升。大明此时在朝鲜境内的部队一共是三千人，马匹三千五百匹左右，所以每天的消耗量是四十四石粮草，八十多石草豆。


　　对于这个数字，朝鲜人最初还是挺乐观的。六月十五日明军渡江的当天，李昖把柳成龙叫过来，指定他负责接洽与明军的一切活动，同时负责筹措粮草。君臣俩人合计了一下，在最靠近义州的安州，尚有五百石的粮草储备，再加上周围郡县的储备，省着点用够五千人吃半个月。李昖还有心情叮嘱柳成龙，说拿出四十石来酿酒，庆祝一下天军来援。


　　可柳成龙前往附近村镇一调查，发现麻烦了。朝廷手里掌握的，都是账面上的数字，战争打得这么大，该烧得烧，该跑得跑，仓库早就见底了。平安监司李元翼说得更干脆：“现在官府手里的粮食，一千人的明军都供给不起。”


　　更倒霉的是，柳成龙手底下连个使唤的人都没有，全跑光了。幸亏柳成龙是个能吏，召集了一批年轻公务员，挽着袖子上阵，象冬天的土拨鼠一样在平安道掘地三尺，最后总算在嘉州凑出来五六百石。至于靠近前线的定州，是一点粮食都没了。这意味着一旦明军进攻平壤，粮草必须得从后方运，征集民夫又是一件难事。


　　光是想了一想，柳成龙的头已经变得比两个还大。


　　到了六月二十五日，粮草方面的形势忽然又变了。柳成龙给朝廷上书，说定州有粮食了，林林总总算起来，够一万人撑一个月的。


　　莫非柳成龙是神仙，翻手一变就变出大把大把的米粮？


　　我们是无神论者，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当然也没神仙，所以结论只有一个：柳成龙在说谎。


　　但这个谎，撒的实在是有苦衷。


　　原来在七天之前，先期渡江的明军史儒、郭梦征两部合兵，疾奔一百八十里，到了林畔馆与朝鲜王室会合。明军抵达以后，激动万分的大臣们强烈要求两位指挥官直接去打平壤。史儒、郭梦征赶紧说我们只是先锋，只负责护送你们安全抵达义州，有什么事等祖总兵到了再说。


　　朝鲜大臣们不干了，群情激昂。这点，他们和大明的言官们一样，从来以批判别人为己任，所以尽管他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一直在仓皇跑路，却不妨碍他们批判明军怯战。一时之间，场面极其混乱，甚至有人提出来，让朝鲜都元帅金命元来管管这些人。


　　史儒和郭梦征一听，当时就翻脸了。我们大老远地赶来救你们，你们非但没有感激之心，还妄图剥夺我们的指挥权。靠，老子是大明将官，不是你们朝鲜人的走狗。


　　辽东集团军在大明朝国内就俱为骄兵悍将，没几个人能管得了，崇祯朝的时候一怒之下敢从北京把山海关破了回辽东去，这会哪能容朝鲜人往他们眼里揉沙子。郭梦征直接指着朝鲜大臣鼻子一顿大骂——你们这些人太没礼貌了！然后当天就率军返回了义州。


　　他这一走，朝鲜君臣坐蜡了，赶紧派人过去告饶。对方扔回来一句话：没粮食，走不了。


　　这理由太冠冕堂皇了，谁都挑不出什么错。李昖请求郭梦征赶紧出兵，后者略带讽刺地推辞道：“行啊，只要你们粮草筹足了，我们即刻出兵。”李昖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朝鲜人全指望着大明军队反攻，这一下子把人得罪了，可怎么得了。李昖一面痛骂那些嘴欠的大臣，一面把情况告诉柳成龙。柳成龙心领神会，赶在祖承训抵达义州之前上了一道奏折，夸口说咱们有粮食了，大军过往，足堪敷用。


　　你不是说没粮食就不走吗？那我就楞告诉你有，先把你骗过来再说。等走到半路没粮食了，你退不能退，自然只有奋勇向前，打下平壤再说了。


　　这种小聪明李昖最擅长不过。


　　第二天祖承训抵达义州以后，大明军队正式集结完毕。李昖兴高采烈地把柳成龙的报告拿给祖承训看，说祖将军咱们出征吧？


　　祖承训不是傻子，朝鲜人这些花活儿根本瞒不过他。他又找了一个借口，说我们负责后勤的杨绍勋总兵还没到呢，等他到了再说吧。


　　大明三千人继续驻屯义州，不动如山，人家国王来了也照样不动，尽显强军风采。


　　李昖见一计不成，只得无奈地催促柳成龙继续筹粮，这TIAN朝大军都是属驴的，不喂饱了是绝计不会推磨的。


　　为了筹粮，朝鲜君臣可谓是招数都想尽了，他们甚至咨询过大明，讨论从天津循海路运粮到朝鲜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大明兵部和户部都不是傻子，我们发兵去朝鲜为你们打仗，还要我们从国内运吃的？没戏。
　　一直到了七月四日，朝鲜的补给计划才算初步成形。这时候柳成龙已经忙得两眼发蓝，过度疲劳导致痔疮发作，几乎起不来床。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让明军在义州出发时随身携带三天的粮草，然后第一天走九十里路，到良策驻停，由附近的龙川运来一日之粮；第二天再走九十里，抵达林畔馆，由附近的宣川运来一日之粮；接下来到定州、嘉州等地，都是按照这个办法补给。


　　到了安州以后，就进入交战区了，半点粮食也没有。柳成龙安排龙岗附近三县筹集粮草，用大船运到老江下流，让明军在安州就近得到补充。


　　安州距离平壤这段路程沿途没有补充，但明军在义州出发前携带的三日粮草此时还未消耗。到平壤还有一百九十里路，两天时间就能走完，剩下一天攻打平壤城。平壤城内有粮草四万石，只要打下来，就再不用发愁了。


　　这份的计划充分显示了一个人在绝境下所迸发出来的极限智慧。柳成龙清楚地认识到，朝鲜残存地区粮草存量不多而且分散，绝不可能集中在一处再发遣民夫建立运输线。于是，他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了无数个小问题，让当地点对点进行短途补充，层层接力，完成了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这个补给计划缜密完整，计算精细，堪称后勤计划中的杰作。


　　而且这份计划里，还隐含着朝鲜君臣的一个小心思，他们只给大明军队准备了到平壤城的单程粮草，没有回程计划——你要么打下平壤城，要么活活饿死。


　　朝鲜君臣实在想不出该怎么激励大明军队出兵了。


　　后世的历史学者在研究壬辰战争的兵力时，会注意到明方的史料粗率而简略，日方的记录也多有夸大之辞，惟有朝鲜的记录最为具体翔实，部队人数往往可以精确到个位数，行动日期则精确到天乃至小时。譬如几月几日，谁的军队一个侦察队几十几个人出发到哪里干了什么，路程几多，什么时候回驻地，极其详细不厌其烦。于是有人据此称赞说朝鲜人最有史学素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原因，是朝鲜方面得负担大明军队供给，大明军队有多少张嘴他们就给多少粮食，所以算粮都是一粒一粒地数，锱铢必争，断断不敢在数字上作手脚。他们的精细记录，其实都是让缺粮食给逼出来的。


　　与此同时，柳成龙还派人在大定江、晴川江两条河上搭建浮桥，保证大明军队进军的道路通畅，顺便确保他们找不到借口拒绝进军。


　　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李昖又派人去催促祖承训赶紧进兵。七月七日，祖承训开出条件，说我们在朝鲜人生地不熟，必须安排向导给我们，而且向导人数不能少。因为语言也不通，所以需要大量人员带路和负责沟通，至少每个把总和队长那里都要有这么几个朝鲜人吧。放现在，就是每个班都要有带路的老乡和翻译。


　　朝鲜人一听，这要求不算过分，毕竟是自己家的事，自己不出力也不象话。先前从南边一路败退的溃兵里挑拣出一部分，又从各郡征募了一部分，拼凑出了两千来人，为大明军队作向导。


　　李昖心想，这回差不多可以动身了吧？结果第二天一看，祖承训却找不着了。这一下可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他们还记得忠州惨败之前，主帅申砬也是在前夜玩了一回失踪，难道天将也有这种爱好？


　　到了七月九日凌晨，工曹判书韩应寅——就是去年前往北京通报倭情的那位——连跑带喘地跑到义州，真相才大白。
　　原来辽东总兵杨绍勋带五百名部下，在昨天抵达了鸭绿江大明侧的汤站，祖承训急巴巴地渡江去迎接上司了。


　　幸亏当时在汤站的，还有负责辽东联络的尹根寿与韩应寅。他们看到祖承训居然跑回国来，情知有些不妙，不及请示国王，连忙找到杨绍勋，请他催促祖承训进兵。


　　没想到杨绍勋看起来比祖承训性子还慢，他对这两位使臣道：“我军都是骑兵，过不了江。从义州到平壤之间，横着两道江呢，过不去啊。”


　　尹根寿早有准备，当即答道：“晴川江和大定江的浮桥已经造妥了。”


　　杨绍勋有点尴尬，又问：“粮饷船只，这些也得筹措啊。”


　　韩应寅赶紧回答：“都安排好了，就等您一句话！”


　　这回杨绍勋没话说了。


　　韩应寅和尹根寿出来以后一合计，尹根寿负责继续跟随杨绍勋，韩应寅则连夜跑回义州，向国王通报最新情况。祖承训也在同一天返回了义州。


　　七月十日，尹根寿趁热打铁，继续游说杨绍勋，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足足唠叨了一天。杨绍勋被他磨的实在是没脾气了，看看朝鲜人确实都准备万全了，只得松了口风，答应让祖承训进兵。他则率自己的五百人马渡江，接替祖承训守护义州的职责。


　　次日祖承训接到杨绍勋的命令后，以史儒所部为先锋，大军启程离开义州，前往反攻平壤的基地定州。朝鲜军的向导营和其他地方部队，也纷纷向着定州靠拢。整个壬辰战争开战已有三个多月，朝方终于出现了一次正式的反攻行动——虽然反攻的主力是明军。
　　义州到定州一共一百八十里，明军走得不慢，应该算急行军，不是强行军，在路上花了两天时间。抵达定州之后，附近的朝鲜军队已经集结完毕，朝方指挥官叫做李薲。祖承训把明军分为三部：前锋史儒部，中军主力祖承训部和负责断后的郭梦征部。朝鲜军队也同样被分成三部分，平均分配到史儒、郭梦征和祖承训三军编制中，担任先导。中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五千人。


　　整编完毕以后，祖承训下了一道命令：全军拔寨，全速奔往平壤。


　　奇怪，祖总兵不是一向对反攻兴趣不大么？这一次怎么突然转性了？


　　一切只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情报。


　　前两天，平壤附近的顺安郡守黄瑗给都元帅金命元发了一份信，信里说日军主力向汉城收缩，目前平壤已近乎空城，甚至有被掳走的女子站在城头，深情呼唤朝鲜士兵去解救。


　　朝鲜的一切军情都向明军公开，所以祖承训也看到了。他读完以后，大喜过望，不费力气却能克复首都，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立功机会么？


　　他兴高采烈地点齐人马，准备出发。这时候柳成龙和金命元赶紧跑出来，拽着马头齐齐劝阻。


　　朝鲜不是一直希望大明快点进兵么？怎么他们也转性了？


　　一切只因为一场大雨


　　时值朝鲜夏季，雨水繁多。从七月十四开始，定州到平壤之间开始下起连绵大雨。柳成龙等人对朝鲜天气再了解不过，知道这雨一下起来，没完没了，而且会让道路变得泥泞难行。这种气候条件下进兵，无论作战还是后勤，压力都非常之大，实在不是个好选择。而且大明的辽东军是以骑兵为主，这天气朝鲜的两条腿后勤显然跟不上大明的四条腿骑兵。


　　面对朝鲜人的阻拦，祖承训在马上哈哈大笑，一扬马鞭：“我在辽东的时候，经常率领三万骑兵，歼灭十万鞑子都不再话下，何况这些狗倭寇！”压根不听劝说，执意进兵。


　　柳成龙一看拦不住这位大明天将，只得也让三个朝鲜向导营随军出发，派急使通告各地按照补给计划抓紧运粮。远在义州的国王李昖听了柳成龙的汇报，无可奈何，吩咐礼曹官吏祭告山川，祈祷天气赶紧晴朗起来。


　　兵曹判書李恒福是朝中最铁杆的亲华派，可就连他听说祖承训出兵以后，都满脸忧虑，摇着头说祖承训这个人，性子如此急躁，又没什么谋略，我看这次要完。


　　从定州到平壤，一共有四百里路，又适逢大雨，道路难行。祖承训在七月十四日出发，一路风驰电掣，这回他是强行军了，一天时间走了一百六十里路，在七月十五日傍晚赶到了嘉山。


　　到了嘉山以后，祖承训又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前线传回的一份战报，说宽奠堡守将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在顺安阵亡。  


　　这里是日朝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佟大刚作为大明的军事观察员，一直在此与朝军并肩做战，传递了大量情报回辽东。他的战死，说明日军开始重新变得活跃起来。


　　这份战报根本没引起祖承训的警觉，他特意问当地人平壤城的情况。当地人告诉他，城里仍旧还有日军在。可由于之前的朝鲜情报误导，祖承训断定是少数日军，大喜过望，举酒向上天致谢，说这是天意让我成功啊！当下也不休息，继续催促进兵，连夜赶路，一天一夜突进一百八十里，赶到了顺安县城。


　　顺安是平壤的门户，距离平壤只有六十里路。后世的平壤国际机场，正设在这里。


　　抵达顺安之时，明军已成疲惫之师。史儒建议说大军连续赶了三天路，已经疲惫不堪，不如就在顺安休整一下，次日再进军不急。祖承训有些犹豫，军事常识告诉他史儒说的是对的，可他又担心错过攻城良机，最后好胜之心作祟，还是决定继续前进。


　　从顺安出发走了十几里路，开始天降大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几乎看不清路。道路被雨水灌成了泥浆地，许多骑兵的马匹都泡坏了蹄子，稍微一登坡就裂开，再无力疾驰，只能更换马匹。


　　史儒见势不妙，再次建议撤军。祖承训沉吟了一下，这回倒是没有独断专行，他找了一个算命的。


　　辽东将官有些非常迷信，尊崇以关公为首的各路神明，他们会随军带上一两个信得过的算命先生，以方便在阵前卜占吉凶。祖承训带来的这个算命先生，叫王蛮子。算命先生一向最擅于察言观色，王蛮子早看出祖承训急于进兵建功的心理，自然要顺着他的话说，装模作样地卜了一卦，然后告诉祖承训：“别撤，本月十七日正是大吉的日子，利于攻城。”


　　祖承训听了大喜，传令全军连夜疾行，顶风冒雨。为了防止走散，他把部队重新整编了一下，让前军史儒部分出五哨人马，每哨由一百名朝鲜士兵为先导，向平壤疾去。


　　终于，在七月十七日凌晨时分，明军先锋赶到了平壤城西侧。朝鲜军从来没经历过这么艰苦的行军，五哨向导居然跑散了四哨，奇怪的是不认识路的明军一路都没跑散。好在平壤城也近在咫尺，不需要他们再指路了。


　　在飘摇的雨中，祖承训眯着眼睛，看到了平壤城那巍峨的城墙。


　　“打下城池，再吃早饭！”祖承训威风凛凛地下了命令。


　　而此时日本人还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茫然无知。
　　祖承训是个彻头彻尾的辽东军人。


　　他的十世祖先祖世荣本是安徽人，当年跟随朱元璋在滁阳起兵，担任他的贴身侍卫，是从龙之臣。后来徐达北伐，祖世荣随军北上，遂定居在辽东蒲兰。祖世荣之后，祖家历代一直在辽东军中，俨然已成为军人世家。到了祖承训这一代，他作为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家丁，跟随李成梁与蒙古作战，表现出众，于是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副总兵的位子。


　　祖承训不算是最成功的，不过他有个儿子，以后的名气远远大过他——这个儿子的名字叫祖大寿。


　　那个时代的辽东军人，打起仗来嗷嗷叫，抢起东西来也是嗷嗷叫。辽东复杂、残酷的形势赋予了他们复杂的性格，让他们变成了明军之中少有的悍勇之师，却又有残暴、贪婪的一面。这些军人既有深入敌疆浴血杀敌的功勋，也干得出杀百姓冒领军功讨赏的恶行。


　　辽东军的残暴名声，让朝鲜人心存忌惮。早在讨论向大明求援时，就有大臣不无担心地提出来，说朝鲜就剩下这么一片干净地方，如果让辽东军来了，以他们的军纪，只怕朝鲜除了地也剩不下什么了。


　　对随时可能战死沙场的辽东军来说，声望、道德什么之类的，远不如实在的金银财宝来得重要。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祖承训日夜兼程，要第一个拿下平壤城，成就不世伟业。


　　平心而论。祖承训疯狂赶路的举动，固然有掺杂着自私的功利心，但从兵法的角度来说，并不为错。既然知道日军主力不在，那么兵贵神速，尽快夺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更何况，祖承训在顺安冒雨强行军的行为，明军其他将领想不到，日本人更不会想到。战争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是不去作敌人认为你会作的事情。当年邓艾偷渡阴平、李愬雪夜袭蔡州，都是在绝对想象不到的地点和时机出击，收获全功。


　　有这些先辈的光辉战例作为背书，祖承训今日想重现一次经典。


　　踌躇满志的祖承训策马来到平壤城前，手搭凉篷远远望去，看到远处的平壤城头旌旗飘摇，却没有一个守城的士兵，心中突生疑窦。


　　在这里，有必须作一点简单的考证。


　　对于祖承训军究竟抵达平壤的哪个城门，史料记载不太一样。《朝野佥载卷》、《惩毖录》、《再造藩邦志》等史料记录的是明军从七星门入城。而《寄斋史草》里却说明军是自普通门而入。不过所有的材料在这里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城头没人。但另外一本《乱中杂录》，却简略地提及了明军进攻平壤城门时经历了一番战斗，才破城而入。《宣祖实录》二十八卷壬辰年七月二十二日里提到过，祖承训曾在西门结阵。


　　先说平壤城。这城分为四城：内城、中城、外城和北城。


　　外城以牡丹峰为北部顶端，循普通、大同二江的走势把平壤城裹起来，形成两边环水，一侧枕山的态势。外城严格来说，只是城郭，没有城墙。真正的城墙要从中城开始。中城之内，还有一圈内城城墙。在北部，还有一道北城城郭，环绕牡丹峰一周。


　　普通门位于中城西侧，因流经此地的大同江支流普通江而得名。七星门位于内城东北侧。这两个门，并不是同一圈城墙的通道，而是一内一外，一西一北。


　　综合这些说法，可以推测出一个结论：祖承训的部队从顺安抵达平壤以后，先从平壤西侧的普通门进入中城，然后再绕行至北方，抵达七星门外。


　　这条路线意味着，当明军大摇大摆通过平壤外城与中城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阻挠。


　　外城看不见守军，这个可以理解。平壤的外城周长有三十二里，如果守城部队兵力太少，往往会干脆放弃外围阵地。但日军居然连中城都无人把守，这便可堪玩味了。


　　要么是日本人故意设下的圈套；要么是日本人麻痹大意，根本没设防。


　　相信任何人面对这种状况，都要心中生疑。祖承训久经阵仗，这点警惕心自然是有的。他率军连过两道城墙，不见任何守军，不免狐疑。可他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祖承训命令继续前进，但同时往平壤城附近撒出许多斥候，严密监视城中动静。


　　主力陆陆续续都集结到了七星门外，这次他们终于看到了日军守军。祖承训一声令下，五千人马一齐呐喊，声威震天。朝鲜军与明军围住七星门，箭矢如同泼水一般朝城头飞去。《乱中杂录》记载的“喊杀连天，矢石如雨”，应该就是指在七星门前的战斗。


　　负责镇守七星门的，是第一军团副将松浦镇信的侄子松浦源次郎定，年轻人才二十一岁，所以身旁还跟着松浦家的一位老臣子日高喜，以及三百人的部属。当明军突然出现在城下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日军立刻大乱，日高喜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稀里糊涂地战死沙场，松浦源次郎定依仗着手脚麻利，侥幸逃脱。


　　日高喜是第一个在战场上被明军杀死的日军将领，他的战死，其实是一个略带喜感的误会。
　　日军此时在平壤城中的总兵力并没有多少，主将小西行长虽在，可主力都分散在平安道，疲于应付各路义军，还得肩负着从后方督运粮草辎重的重任——李舜臣已经掐断了海上运补线，日本人只能走旱路翻山越岭——所以这个时候平壤城内的日军总兵力，应该只有五千人或者更少。


　　小西行长很早的时候，便已经觉察到明军的行动了，可他手底下的兵力不足以出城迎击，因此便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


　　他首先主动出击，打掉了大明、朝鲜在顺安设下的耳目——佟大刚即在是战中阵亡——使来袭的明军无法得到平壤城的真实动态，然后迅速退缩到城内，弃守外、中二城，示敌以弱，把真正的杀着留在了内城。各门守将接到的命令是，一看到明军袭来，马上后撤，不必恋战。


　　松浦源次郎定和日高喜也接到了这条命令，但他和其他日军将领没有想到的是，祖承训来得太快了。


　　按照日军预计，明军怎么也得十八、九号才能赶到，没料到祖承训一路催促着，明军趁夜冒雨，在十七号便赶到了平壤城下。


　　恰好十七日的清晨又是个雨天，视野受到了很大限制。烟雨濛濛，没人发现明军已经靠近。


　　所以当明军从雨中冲到七星门城下时，日高喜还没作好任何诱敌的心理准备。明朝联军的第一轮箭雨，便把这个倒霉鬼送进了西天。可以这么说，他的阵亡，纯粹是因为敌人没有严格遵守时刻表的结果。


　　据说日高喜的遗体被送回日本国后，还死不瞑目，一直闹鬼作祟，成为壹歧地方的著名鬼故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谁在这种场合阵亡，都不会甘心吧。


　　日高喜的阵亡，证明了第一次平壤城之战本质上属于一场遭遇战。日军并没有成竹在胸，坐等明军踏入陷阱——事实正好相反，在明军进攻的初期，日军根本毫无防备，还一度陷入了混乱。
　　明军阵斩日高喜，吓退了松浦定，一时间士气大振，很快便驱散了七星门的守敌。但祖承训这时候仍旧没动，打的这么轻易，他心中还是有些不放心，还想再等等。


　　他还想等，日本人却不想再等了。就在七星门饱受攻击之时，大同门的守军害怕了。


　　大同门位于内城东侧，与内城东北的七星门距离很近。这里的守军看到同伴猝然遇袭，慌不择路，打开了大同门朝外跑去。大同门外有一个瓮城，外接通往开城的康庄大道，位置进可守，退可逃。


　　大同门守军的出逃，究竟是日军一早策划好的诱敌策略，还是日军确实想逃跑，已经无从判断，但这个举动，对这次战役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大同门守敌的出逃，很快被明军斥候侦知，迅速回报祖承训。 祖承训见到敌人开城跑了，原本的疑心尽去。他大手一挥，史儒率领一千余名辽东铁骑一口气冲到城下。七星门的大门本来也没锁太严实，被明军几下子捣开了。大军一涌而入，松浦家的几名家臣试图抵抗，立刻便被格杀。


　　压制了七星门之后，祖承训让朝军在门口等着，然后吩咐史儒一马当先，杀入平壤内城，紧接着是戴朝弁部和祖承训的主力，鱼贯而入。明军选择的第一个城内建筑，是位于城市东部的大同馆。这倒不是这里的战略价值有多大，而是每次大明使者前往汉城路过平壤时，都会住在这里，明军路熟……


　　到了这个时候，祖承训终于放心了。他在辽东见过太多城池和堡垒的陷落，当攻方的步骑杀入内城后，守军便无法再控制局面，胜负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祖承训甚至不再担心守军还有什么圈套。到了这份儿上，什么圈套都没意义了。任何已知战法，都不可能在这种局势下翻盘。


　　问题就出在这儿。


　　这个世界上，还有祖承训不知道的战法。


　　那个时代的明军，和日军一样，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但两支军队攀升的科技树不太一样。日本是岛国，资源少，因此更重视火枪，也就是日本人说的“铁炮”的研发，他们制造出的铁炮小巧方便，几乎超过了同时代欧洲；而大明对这种单兵火铳的兴趣没多大，却对大炮这尊战争之神情有独钟，不断开发各种型号的大口径火炮。两支军队喜欢的尽管都是“炮”，其战术内涵却大不相同。


　　祖承训出身辽东，他耳濡目染的热兵器作战，大多是守城时大炮对着城外猛轰，要么是攻城时大炮对着城内猛轰，这种火炮战法无比犀利。大明骑兵的战法更有风格，虽然装备有弓箭和砍刀，但最主要的作战武器也是火枪。不过这种火枪和日本的铁炮大不一样。这种火枪长得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火枪，它的名字叫三眼铳，一般是大约一米二长的铁棍，头上三角形焊合了三、四十厘米长的三个火铳管。在作战时，骑兵冲锋进入射程后，连发三记火铳，等这三发打完，他们也就冲到了敌人面前，这纯铁铸造的三眼铳直接就是杆三棱铁锤，砸起人来非常之疼，堪比闷棍。 辽东军常年交战的敌人盔甲厚实，哪怕刀砍枪扎皆不能入，用这种三眼火铳去楞砸就能发挥奇效——可想而知这玩意儿有多沉重了，整个儿就是一个大铁疙瘩，近身格斗利器。


　　问题在于这东西下雨天就不太好使了，在没有遮挡和阵地的时候，别说弹药的干燥了，就是点火都别想。尤其还在马上，更没辙。


　　无论是趁夜奔袭还是强攻七星门，祖承训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已经作出了最好的抉择。我相信同时代的任何明军将领身处在此，也不会比祖承训做得更好。目前的局面，他想象不出日本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制。


　　他唯一犯的错误——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漏算了日军的铁炮。


　　比这还更要命的但不属于他的错误的问题——是城内的日军有遮挡和掩护，他们压根不存在辽东骑兵那种下雨天无法随时开枪的问题。他们可以随时开火，一直开火。


　　大明虽然跟倭寇交手多年，但倭寇不象大名的正规军有成建制的铁炮部队，即便是江浙的明军，对日本铁炮也没有刻骨铭心的认识。许仪后、郭国高等人的情报虽有提及，也缺乏直观印象，很难引起高层的特别关注，更不要说把这种战术情报传递到遥远的辽东了。


　　祖承训在抵达朝鲜以后，根本没有与曾跟日军交手的朝鲜军人交流过，对于日军的铁炮战术认识不足，还停留在大明炮铳的概念上。他无法想象单兵铁炮在狭窄巷道内齐射的威力。
　　其实此时的日军，也相当惊恐。明军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许多士兵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种心态很常见，人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并按照这个预期来作计划。一旦发现事情与心理预期不符，人们往往会出现一段时期的心理不适——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比如说告诉一个学生三天以后考试，然后在第二天突然通知他考试提前了，即便这个学生已经复习好了功课，他肯定还是会惊慌失措。


　　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不适，但心理素质好的人会迅速恢复正常，并采取相应策略。小西行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很快便恢复了镇定。咱们已经有了计划，明军也已经入城，那还慌张个屁！赶紧动手是正格。


　　不得不说日军士兵的素养是相当高的。指挥官既然下了命令，很快他们便按部就班，进入预设阵地。日军铁炮手和弓弩手纷纷隐藏在大同馆附近街道两侧，藏身木屋楼台等制高点。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来隐蔽自己行踪；二来居高临下；三来有屋顶遮蔽，雨再大也不影响火器射击。


　　日军的埋伏部队里，既有铁炮，也有大量的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朝鲜人，他们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平壤城内为日本人卖命，数量还不少，是一支由朝奸组成的皇协军。朝奸太坏了，帮着鬼子打大明天军。


　　平壤内城是按照大明城池的样式修建，四面城墙围成一个不规则的矩形，城内是棋盘布局。因为欠缺规划的缘故，平壤城里的房屋杂乱无章，街道十分狭窄，两侧多为一二层木屋，屋檐逼仄，宛若迷宫。明军与朝鲜军只能排成纵队前进，分别从多个街道前进。


　　骑兵在这里没办法奔驰，马匹没法展开四蹄奔跑，而且屋檐太低，骑士很容易会被刮伤。


　　当明军的大部队越过大同馆之后，日军一声令下，数百挺铁炮齐发，弓弩乱射。


　　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中，突然遭遇敌人居高临下的重火力打击，再精锐的部队也要陷入混乱。明军先锋一下子被枪林弹雨淹没，平壤街头霎时血流成河。这些不幸的士兵甚至没办法转身逃跑，因为士兵和马匹在大街上挤成一团，把狭窄的街道堵得死死，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如果只是单纯的弓箭袭击，明军部队尚可以凭借马匹为依托，强行突破。但铁炮的穿透力远在弓箭之上，在这种狭窄街道里，无论是坐骑还是甲胄都无法阻挡。铁炮声一响，胜负便已经注定。


　　冲在最前面的史儒勃然大怒，他没料到敌人如此阴险。他的部队已经冲到了箕子庙，正好位于平壤城制高点乙密台的打击范围，承受的打击也特别大，瞬间就伤亡过半。


　　这位辽东大将掂过一支三眼火铳，观察了一下形势，发现箕子庙旁松林茂密，当即以其为依托，登高与敌人展开对射。


　　可惜昨天在顺安淋了一夜的雨，明军身上携带的火药早被湿了个精透，只有个别几把火铳还能使用，其他的全变成了铁锤头。没关系，锤头就锤头吧，能杀鬼子就是好兵器。


　　日军足轻一见偷袭得手，立刻一涌而上。史儒的三眼火铳精度和威力都比铁炮差，但声势惊人，他与部众死战不退，有枪的放枪，有刀的扔刀——弓箭在下雨天也大都不能用了，所以只能飞刀飞枪了。日军的近身攻势一时间居然被遏制住了，松林中陈尸累累。


　　可惜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史儒的英勇表现很快就成为了战场的焦点，附近制高点的日军纷纷瞄准他，十几把铁炮霎一通乱放。史儒身中十几弹，直挺挺地跌落在地，当场壮烈牺牲。


　　他的同僚戴朝弁仅仅只比他多活了一会儿，同样也是中弹身亡。随即千总张国忠、马世龙也相继阵亡，他们都是在不同地点被日军狙截。明军先锋部队的指挥系统，甫一开战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先锋官尽皆战死，失去指挥的明军士兵更加混乱，一片人仰马翻的哀鸣声。前军的混乱很快传染给了所有入城的部队，整个军队的队形大乱。隐藏在四面八方的武士、足轻也纷纷涌了出来，提刀架枪，把明军截成了无数个首尾不能相顾的小段。


　　祖承训在这个时候慌了，他在队列的中后方，刚刚走过七星门，暂时还没承受最大密度的打击。但枪炮声越发响亮，说明在歼灭明军先锋以后，日军的铁炮部队已经开始朝这边移动。


　　埋伏在牡丹峰上的日军也都纷纷抬起头来，居高临下地收割着七星门附近的明军生命。


　　面临绝境的祖承训，选择了为将者最失败的一条路：临阵脱逃。他拨转马头，转身就往七星门外跑，祖承训的副手张世隆紧紧跟随着主将，结果走晚了一步，身中一弹，没走出去几步便从马上跌下来，活活摔死。


　　主帅一逃，士兵们更加混乱，纷纷扔下武器，没命地朝城外跑去。郭梦征负责殿后，他一见城内枪声大作，败兵涌出，便知不妙，也返身逃跑。明军一溃，朝军更抵挡不住，也一哄而散。


　　幸亏这时候七星门还在明军的控制之下，不致于变成瓮中捉鳖的局面。祖承训和惊慌的士兵们涌出七星门，再折向西边的普通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


　　普通门正对着普通江，附近的土地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已被浸泡成了泥沼。先前明军入城井然有序，尚还不觉什么，这时候仓皇而出，慌不择路，许多人竟被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被随后赶来的日军杀死。


　　小西行长率军大出，衔尾追击，一直追出好远才得意洋洋地收兵回城。明军本来打算攻下城池再吃饭，因此炊具都捆缚在马背上，此时什么也顾不得了，铁锅饭釜扔了一路，全被日本人捡了便宜。
　　祖承训退出平壤城后，一路狂奔，跑得比来时还快。一天之内，他跑了三百多里路，只身回到了安州地界。到了安州以后，他碰到了朝鲜翻译官朴义俭。朴义俭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问怎么回事。


　　祖承训这时扯了个谎，说前头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惜史儒战死。现在雨下得太大了，战事无法继续，他要回大明多叫些人过来。


　　他为何要撒这么一个转眼就会被戳穿的谎呢？


　　不是顾虑个人面子，而是怕回不了国。明军进军之时，朝鲜人在晴川江和大定江搭起了两道浮桥，方便大家能南下。如果平壤兵败的消息传来，朝鲜人担心小西行长挥师北上，第一时间将浮桥拆掉，把自己退军的道路断绝。到那时候，可就全完了。所以他又叮嘱了一句：“你们千万别撤浮桥啊。”


　　祖承训渡江之后，在控江亭等了两天，收拾败军。清点了一下，明军伤亡十分惨重，将领只有王守官、郭梦征几员还健在，幸存的部下士气全无。这些明军士兵没地方住，没东西吃，都开始骂祖承训。祖承训无言以对，谁让自己打输了呢。


　　明军在平壤城的损失，历来估计不一。有说三千人全军覆没，祖承训仅以身免；有说伤亡了三分之二。


　　半年后李如松在平壤取得大捷之后，明军伤亡报告传回义州。朝鲜国王李昖说了一句话：“之前祖总兵打了败仗，实际死伤并没多少，结果中朝却传言说全军尽墨。这次咱们别着急说，先数数清楚再说吧。”


　　据此推断，祖承训部队的伤亡并不很大。其实也可以理解，前方直接接战的部队肯定伤亡很重，但无法在狭窄的街道上展开的后续部队，是成纵队前进的，前军接战败亡，后面退出的部队应该是大部分。关键在于这是个败仗，四员带队大将战死两员，于是在明朝本就简略之极的记载里，就成了全军尽墨。


　　听说败战传来，柳成龙一肚子气，他殚精竭虑整顿出如此周详的补给计划，本指望明军能拿下平壤。想不到祖承训如此不争气，一下子就把买卖给赔光了。他敢怒，却不敢言，还得指望祖承训继续作战，只得拽着祖承训马头，苦苦劝说道：“将军您就算不为我们小邦着想，也得为大明想想啊。”


　　祖承训此时知道就算自己肯留，手底下这批士兵也别指望能继续作战，执意要走。他带人一路北撤，连义州也不进了，直接渡过鸭绿江跑回国去。


　　话说在义州的朝鲜王室还喜孜孜地等着前方的大捷，国王李昖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了一次会议，煞有其事地吩咐平安、黄海、咸镜道的朝军都尽快动员起来，沿途追击从平壤败走的日军，尽量扩大战果。


　　幸亏有细心的大臣提醒，说咱们先派人去问问柳成龙、金命元两位大人，探实了胜报，再发兵不迟。李昖一想也对，结果探子还未出发，前线就传回战报：明军大败，祖承训回国！


　　李昖听到，有如晴天霹雳，惊得半天没说话。在他心目中，明军都是天兵天将，天兵天将怎么会输呢？呆了半晌，日本人给送来一封信。


　　信是小西行长写的，他在信里说平壤一战我军大捷，就好似是孤虎遇见群羊。他自诩为老虎，群羊自然指的就是明、朝联军，还说自己不日将提兵进犯，让朝鲜王室好生准备着。


　　其实这时候小西行长根本没有进攻的打算，四处骚扰了一下，看明军退干净了，便缩回平壤城去。
　　经过平壤一役，虽然击溃明军，可也让日军本来就很紧张的铁炮补给捉襟见肘。第一军团的火器消耗已到了谷底，再不补充便无以为战。再说他目前兵力尚少，勉强追击，恐怕连分驻各城的守备部队都凑不够。


　　更让小西行长心存忌惮的是，祖承训的到来，意味着明军正式介入朝鲜战争。这次是捡了个敌人不谙军情的便宜，下一次如何，却难说了。光靠他自己，恐怕独木难支。小西行长很快写信给宇喜多秀家，报告大明介入战争的重要情报，同时敦促他多运辎重，把一军团在各地的军队召集回来。


　　他写这么一封信给李昖，不过是为了恐吓朝鲜人，争取时间。


　　可惜李昖已经被明军的失败吓晕了头，根本不及分辨这封信中的内情，整个义州一夕数惊。


　　此时柳成龙还在定州督粮，不在身边，只有一位老臣尹斗寿提醒李昖道：“要不咱们派人去问问杨总兵以后该怎么办吧。”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李昖连忙派了一个叫沈喜寿的使者，去找杨绍勋咨询。


　　这一咨询，却咨询出了一场大麻烦。
　　杨绍勋本来是在义州，但他不方便久留，呆了几天就回了辽东境内的九连城。沈喜寿到了九连城，找到杨绍勋，提出希望祖承训继续留在朝鲜，攻略平壤。


　　没想到杨绍勋根本没给他好脸色，劈头就大骂了朝鲜一通，说我们大明这么讲义气，大老远地为你们动员这么多军队，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等下作之事！


　　沈喜寿被骂得楞住了，杨大人哪来的这么大火？杨绍勋骂累了，拿出一份文书给沈喜寿，冷冷地说你自己看吧。沈喜寿接过文书一看，登时冷汗涔涔。


　　这份文书是祖承训返回辽东以后呈给杨绍勋的，里面对于平壤城的失败作了解释，主要有五点原因：


　　第一，        朝鲜人后勤不给力。
　　第二，        朝鲜人军队不配合。
　　第三，        在平壤城内，除了铁炮，还有许多朝鲜弓箭手，作为日军内应。
　　第四，        情报有问题，城内日军有万人以上，而非原来估计的千人不到。
　　第五，        联军攻城的时候，朝鲜将领和部队公然投靠日本人。


　　沈喜寿觉得这五点都不靠谱，但他知道此事若不说清楚，恐怕会导致大明与朝鲜关系的全面破裂，再也不用指望援军了。


　　他拼命向杨绍勋申辩，可惜自己未亲历战场，只能晓之以大义。听到后来杨绍勋总算气消了，说你们也是礼仪之邦，应该不会有帮日本人当内应的事。我有一名亲兵杨得功，就在你们军中，我去问问看详情。


　　沈喜寿得了这句话，这才略微轻松了点，赶紧表示我回去也禀明国王，彻底调查此事。


　　在义州的朝鲜君臣听到沈喜寿传回来的消息，顿时坐如针毡。前头日本人没干掉，现在后头大明又起了疑心，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左议政尹斗寿站出来，慨然说道：“这事太大了，必须得说清楚。光是沈喜寿肯定不行，得派个有分量的大臣。我愿意亲自去辽东，跟杨总兵辩解一下。”


　　左议政尹斗寿这个建议，有他的私人动机。大明援军是东人党中的南人党柳成龙、李德馨一力促成，让南人党在朝中势力大增。现在明军一败，等若是狠狠抽了南人党一耳光。如果此时他能让大明的信任危机转圜，西人党必然分数大增，说不定能重新取回优势。


　　国王李昖此时已顾不上什么党派争端了，见尹斗寿主动请缨，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于是尹斗寿带了一个副手洪秀彦，加上沈喜寿，三个人再赴辽东。尹斗寿与洪秀彦直接去找杨绍勋，沈喜寿命比较苦，他的任务是去找祖承训对质，不能太得罪这位副总兵，还得让他把报告改过来。


　　尹斗寿手里还暗埋着一招棋。如果杨绍勋还是坚持相信祖承训的说法，那他们就告去都察院。明代的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是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上访找他们，是最合适不过。


　　这是一招风险很大的招数，一旦祭出，必然会惹怒祖承训、杨绍勋以及其他一大批辽东军官。大明朝廷对于辽东将领的处罚一向不甚严厉，当年郝杰还在都察院当右佥都御史的时候，也曾弹劾过辽东军的类似行为，几经周折，结果差点不了了之——中朝人要弹劾辽东军，尚且如此结局，何况这些外国人。


　　千万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告不成状反把辽东军给得罪了。这招是压箱底的，万不得已才能用。


　　杨绍勋此时正在气头上，尹斗寿知道开场白很重要。一上门就气势汹汹地对质，绝对不行，那是拱火，得寻求一个切入点，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对话。


　　所以他一见到杨绍勋，先恭恭敬敬地问安，然后提起了一个人。


　　谁呀？史儒。


　　朝鲜人对祖承训的表现很气愤，对于战死平壤的史儒却十分尊重，觉得这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光是因为他英勇奋战，而且因为史儒的部队是辽东军中军纪最好的，入朝的明军都有骚扰地方的记录，惟独他的部队没拿群众一针一线。


　　尹斗寿和洪秀彦把史儒狠狠地夸了一通，说我们朝鲜对他的牺牲悲痛万分，然后又把这种伟大的牺牲升华到大明对藩国无微不至关怀的高度，哭着说这次史儒的牺牲，不怪别人，只怪我们自己人品太差。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杨绍勋实在没法再黑着脸骂人了，只得顺着尹斗寿的话往上爬，长叹一声说史儒死的有点冤枉，这次打仗打的实在是艰苦，粮秣也不足，老天爷也不给方便，你们的部下也不争气。虽然仍旧是指责，但语气比头一天对沈喜寿和缓了不少。


　　尹斗寿和洪秀彦一听杨绍勋气有点消了，赶紧趁热打铁，解释说平壤之战我们的人也损失了不少。杨绍勋直截了当问道：“你们当初说平壤的日本人总共才一两千，手里的武器也不是几把武士刀，结果我军将士很多都是死在弓箭下，而且敌人至少有一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朝鲜军战力极弱，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弓箭特别出名。在战争初期，朝鲜弓手是唯一能和日军抗衡的兵种，声威远播。辽东也知道，所以当祖承训报告说敌人箭如雨下时，自然要怀疑一下。


　　对这两个问题，洪秀彦解释说朝鲜军从来没见过倭寇大规模使用弓箭，可能是倭寇强迫我方俘虏所为；至于敌人数量情报不准，当地官员就是这么报上来的，我们也就信了。杨绍勋问证据呢？洪秀彦把早就准备好的军情报告递上去，杨绍勋翻了一遍，默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但他很快又提出新的质疑，询问关于祖承训所谓“朝鲜军一部投敌”的指控。这其实才是今天的核心议题，如果这件事得不到澄清，明、朝两军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这时候详细的战报还未传回来，朝鲜人手里也没有太多资料。洪秀彦不敢乱说，只能约略辩解了一下，从常理去分析朝鲜人投敌之不可能。


　　杨绍勋听了，觉得有几分道理。这件事太敏感，他也不敢擅下结论，便表态说，确实不能轻信祖承训的一面之辞，等在朝军中的大明观察员回来，再详细询问不迟。


　　尹斗寿和洪秀彦忙活了一晚上，等的就是这一句话。听到杨总兵这么说，两个人终于踏实了。


　　洪秀彦赶紧又问另外一个朝鲜人急切想知道的问题：祖承训还回不回朝鲜。


　　祖承训确实打了败仗，但他代表了大明在半岛上的存在。他在不在朝鲜，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祖承训所部伤亡太过惨重，已经伤了元气，不堪战斗，另外会派遣两支部队前往义州。他还告诉尹斗寿一个好消息，从南边过来的五千抗倭部队已经入关，不日将到；但同时他也提醒朝鲜人，说平安道进军平壤的补给物资十分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明军队不会继续前进。


　　得了这个准话，尹斗寿和洪秀彦心满意足地回禀国王去了。


　　第二天，朝鲜人准备了全套的丧具、丧賻等一系列丧葬用品，写上史儒的名字，抬至宽奠堡，极尽哀荣。国王李昖还特意派了礼曹的官员，代表王室吊祭，以个人名义捐了五十两银子。当时在宽奠堡迎接遗体的，有佟大刚的叔叔佟养正、平壤之战的幸存者郭梦征、还有史儒的弟弟史得。


　　八天之前，朝鲜人也是摆出完全相同的仪仗，把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的遗体送来了这里。


　　他们这么作，一方面是确实想表达感激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借机收买人心，讨好辽东将领，以免让平壤之败影响到大明的出兵决策。


　　与此同时，大明官方的调查官员也抵达了义州，还是那两位：锦衣卫指挥使黄应阳和徐一贯，都是上一次来调查的老熟人。


　　熟人说话好办事。这时候朝鲜人自己也差不多查明白了，胸有成竹。等到黄、徐二位一到，还没等问，司谏李幼澄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所谓“投敌”真相来。
　　他首先回放了祖承训的说辞：


　　明军攻破七星门入城之际，朝军将领李薲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方。史儒先锋崩溃之后，祖承训迅速撤出了西边的普通门。在这个时候，祖承训看到李薲跟倭寇说了几句话，然后倭寇的部队开始后退。他认为李薲已经投靠了敌人，事不可为，连忙转身撤走。倭寇冲出来追赶他，李薲紧跟上来，杀了数十个敌人，倭寇才徐徐退去。


　　李幼澄表示，祖承训的说辞里存在着巨大矛盾。如果李薲投了敌人，怎么可能还会象祖承训所说，反身又杀了许多敌人呢？


　　李幼澄越说越激愤，说我们朝鲜上下与倭寇不共戴天，绝不会跟他们在阵前交谈，更别说投靠了。黄应阳、徐一贯听了，连连点头，大为感慨。黄应阳激动地表示，你们为大明蒙受兵难，现在还要被加诸如此恶名，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放心你，我一定为你们辩诬！   


　　临走之前，黄应阳还不无得意地对朝鲜人说道：“怎么样？我上次来说什么来着？打倭寇靠这些辽东骑兵不行，还得靠我们浙兵的炮手。”朝鲜人对这一句话的印象更加深刻，对于南兵的到来更加热切。


　　有了黄应阳、徐一贯的报告，大明朝廷对于平壤之败的态度逐渐转变。朝鲜一看到杨绍勋、黄应阳都接受了解释，胆子变大了，决定再走走都察院的路线，把这件事敲钉转角，办成铁案。


　　他们派了一名叫韩润辅的译官韩润辅前往辽东，找到了巡按御史李时孶。李时孶把祖承训的报告拿出来，又责问他，还多加了一条罪过，说祖承训撤兵的时候，朝鲜人故意不给马豆，以致所有的马匹都折损了。韩润辅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祖总兵一天一夜退了三百里，换什么马也撑不住啊。”李时孶给逗笑了，说你说的对。


　　李时孶综合了各方面的调查意见，把这事报给了前同事郝杰。之所以说是前同事，是因为郝杰恰好在七月六日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权柄大涨。


　　郝杰是万历布置在辽东的一枚制衡军方的棋子，一直在跟李成梁手底下的辽东军人明争暗斗，有胜有负。现在他被提拔为总督，自然要下手段整整辽东军。


　　当他接到黄应阳、徐一贯、李时孶等人的报告后，郝杰不禁一声冷笑。辽东军人的纪律性他比谁都清楚，打胜了就肆意掳掠，打败了便互相推诿。祖承训这套逃避责任的说辞，朝鲜人觉得新鲜，他可耳熟得紧。


　　于是郝杰毫不客气地把平壤之败的责任归到祖承训头上，并报告了北京兵部。兵部给事中许弘刚便就此事上书皇帝，说祖承训贪功取败，有失机之罪。朝廷很快便给出了处理意见，革掉了祖承训的职务，任行巡按御史提问——就是说被祖承训被“双规”了，要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交代问题。后来朝廷的决议出来，把他发配到了凤凰城，负责修理盔甲。


　　板子就打到这里为止，不轻不重。因为祖承训是李成梁的嫡系，也是李如松的嫡系。现在李如松和其他将帅在宁夏，已经包围了宁夏城，哱拜之乱旦夕可破，一份平叛的大功是稳稳到手。这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场小败得罪他。


　　不过兵部在同时也没忘记提醒其他辽东将领：“勿以小败自阻、亦不必以深入为功”，警告他们不要学祖承训轻举妄动，回归到万历六月那份谕令里的战略原则上来：拖。


　　有趣的是，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御史一查，发现祖承训居然是郝杰主张派去朝鲜的，这还了得，挽起袖子写起弹劾，要弹郝杰一个失察之罪。可郝杰根本就不怕。因为六月渡江这个决策，从根子上说是万历自己作的决定，他不过是替万历背了黑锅而已。果然，万历对于弹劾一事没作任何解释，特别赦免了郝杰。


　　于是，第一次平壤攻防战就这么结束了。大明的援朝之战，一开始便沾染了污点。而祖承训刚愎自用、侵功诿过的丑恶嘴脸，成为了壬辰战争期间大明的耻辱。


　　但这事真的就这么盖棺定论了么？


　　未必。
　　于是，第一次平壤攻防战就这么结束了。大明的援朝之战，一开始便沾染了污点。而祖承训刚愎自用、侵功诿过的丑恶嘴脸，成为了壬辰战争期间大明的耻辱。


　　但这事真的就这么盖棺定论了么？


　　未必。


　　请注意，祖承训同志在报告里对朝鲜一共提出了五点指责：粮秣不足、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弓手犀利，还有最关键的李薲投敌。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


　　粮秣不足这一条，祖承训的指责好象没道理。尽管朝鲜粮食匮乏，但柳成龙费尽心机，还是为明军搜集到数量可观的粮草。尤其是在祖承训进军途中，柳成龙从忠清道的牙山仓奇迹般地抢出了一千二百石白米，运抵定州、安州各处，已暂保无虞。


　　情报不准这一条，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人认为非战之罪。朝鲜人情报工作确实作的不怎么样，否则也不至于败的如此凄惨。这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至于弓手犀利的问题——也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方面认为那些朝奸非要给日本人当伪军，朝廷就算不情愿，也拦不住啊。


　　朝军不配合，更没错，铁的事实。祖承训抵达平壤城后，四哨朝鲜向导营居然“失期不至”全跑光了。这是朝鲜军的责任，不过他们好歹完成了向导任务，没让明军走错路。


　　李薲投敌这个指控，很荒谬。李薲本人在平壤败战之后，退屯到了顺安，继续坚守前线，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平壤会战，并跟随李如松在朝鲜抗战了许久，从来没有任何叛逃的记录。


　　看起来，祖承训的指责完全属于胡乱栽赃，不值一驳。


　　且慢，让我们回顾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但当我们把参与者的性格标亮之后，便会发现里面矛盾重重。


　　比如说李薲的人品，就不怎么样。


　　他从来就不是个好将领。当初日军逼近平壤之时，朝军在临津江一线布防，本来形势不错，结果李薲看到日军大举袭来，吓得掉头就跑，结果引发了整个阵线的崩溃。亏得他与都元帅金命元关系好，才免于处罚。


　　这么一个怯懦的将领，很难相信他会在明军败走之际，奋勇搏杀数十人，然后全身而退。


　　这么分析，有诛心之嫌。那我们不妨看看与李薲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黄应阳认为李薲是清白的，但他根本不了解朝鲜将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足为凭；至于郝杰、李时孶等人，更是不了解朝鲜内情，而且他们与辽东军关系一直不甚和睦。这些大明官员作出的判断，全是基于朝鲜各路说客的言辞，以及自己的好恶与利益，与真实会有很大差距。


　　只有朝鲜君臣，才是最为可信的当事人。他们的言语之中，应该会有最客观、最真实的信息。


　　在七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李昖和尹斗寿在义州的东轩宫内，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敬业的朝鲜史官把这番对话完全记录下来，让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李昖：天将打了败仗，却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头上，真不幸啊。


　　尹斗寿：咱们管粮船的军官，没有及时跟进，参与战斗；带兵的将领，也是裹足不前，也难怪人家生气。


　　李昖：你说的带兵者，是节度使吗？（指李薲）


　　尹根寿：平壤之战，祖承训把我军分成五队，与他们一起行动。可到了城下，已经跑光了四队。


　　李昖：我靠，看来祖总兵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啊。李薲这臭小子难辞其咎。


　　尹根寿：不能处罚李薲，应该惩罚的是那四队带队的军官。其中一个已经逮到了，叫金应缄，已被杖责。


　　李昖：监兵使怎么不告诉我？


　　尹根寿：他们也不知道。


　　李昖听到这里，不再细问，君臣二人开始聊别的事情。随后李昖传谕备边司，说要惩罚那四哨半路逃亡的朝鲜军将领，备边司的人却说：“我们也这么觉得，但是怕搅扰了军政，所以就暂停了。李昖听完以后，回答道：你们说有道理，慢慢来吧  从此再无下文。


　　从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真相：


　　原来在祖承训进兵之时，负责接济明军粮草的朝鲜部队根本不敢靠近，全都躲得远远。祖承训在报告中关于粮草的指责，根本不是抱怨粮秣不足，而是在批评运补部队不能紧跟作战部队——如果运补部队不肯上前，就算粮食再如何丰富，一粒也送不到作战部队嘴里，和断粮岂非毫无区别？


　　李薲麾下的作战部队，更加不争气，还没开打便已跑了五分之四。如此之高的逃亡率出现在正规军身上，实在令人无语。


　　说实话，这种作风才象是真正的李薲——那个在临津江上临阵脱逃的李薲。相比之下，那个临危不惧搏杀贼寇数十人的“李薲”，显得太过虚假了。


　　至此已经很明显了，祖承训所谓“尔国将官，不此之思，管兵管粮管舡诸臣，皆落后不肯上阵，独驱吾兵犯贼”的控诉，并非推诿之辞，而是实打实的怨愤之语，与朝鲜君臣的每一点都能对上。


　　连李昖都不得不承认，祖承训应该生气，愤怒有理。


　　还有一点。祖承训之所以急匆匆赶往平壤，是因为得到情报说城内兵少。这条“平壤无兵”的情报，最早来源，根据《寄斋史草》记载，是顺安郡守黄瑗。而《宣祖实录》里记录尹根寿与杨绍勋对质的时候。杨绍勋质问说这条情报的来源，尹根寿的回答是：具体数字是节度使（李薲）说的。杨绍勋问有无证据，尹根寿拿出了李薲的报告。


　　李薲当时以节度使的身份驻扎在顺安附近，而黄瑗不过是个地方郡守。象平壤城内兵力多寡这种重大军情，必然是李薲代表军方经手，由他出面提交报告给朝廷。


　　李薲是个畏敌如虎的懦弱之辈。他提供的平壤城情报，究竟有几分可信，实在堪忧。


　　事实证明，这份情报错的离谱。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兵力，与祖承训总兵力相当，甚至还要略微高一些。如果祖承训能够早一天得知日军的实际兵力，便不会如此鲁莽地冲进平壤城内。


　　结果我们看到，祖承训提出的五条败战责任，“弓手犀利”是真实存在的；“粮秣不继”、“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三条，也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全跟李薲息息相关。


　　而朝鲜君臣这场对话泄露出的信息，还远不止这些。
　　朝鲜君臣谈到李薲时，显得相当忌讳。尹斗寿劝阻李昖不要对李薲进行惩罚，甚至连那四队逃跑的将领，都没被责难。对这些人的军法处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连朝鲜自己的监兵使都不知道。


　　这太奇怪了——处罚败战将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恰好就在同一时期，李朝朝廷集中处理了一批无能之辈，如江东守滩江金亿秋、王城滩守将吴应鼎、朴锡命、閫帥（指地方将领）李润德等人，皆因为未战先逃、临战惊溃的罪名，或被收监，或被惩处。


　　李薲的表现和罪名，跟这些人差不多。为何处理他们时痛下杀手，处理李薲却搞得神神秘秘，讳莫如深呢。


　　更奇怪的是，处理到最后，李薲居然安然无恙，还升了官当了巡边使，继续在前线统兵，其他四名副将也毫发无伤。


　　败战之后，不降反升，这只有两种可能：若不是上级被蒙蔽，便是身负着什么重大秘密，迫使上级用官位来封嘴。


　　这是否意味着，平壤城下的真相，李薲需要承担的责任远非“四哨失期不至”这么简单？


　　从李亿澄提供的祖承训供词里能看出，祖承训在平壤城下看到的，可以分成四段画面：


　　一，李薲与敌人交谈；二，敌人稍退；三，敌人追击祖承训；四，李薲从后追击，杀敌十数名，敌人退入城中。（史游击军马奔回之时, 祖总兵结阵在西门, 望见李薲军马, 与贼有若对话者然, 贼亦稍稍退去。 总兵以为, 渠旣与贼同心, 事无可为, 遂退兵。 倭贼在后追赶, 李薲追击杀贼数十余人, 贼遂退入城云——《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这是充满矛盾感的四段情节，朝鲜使臣也是据此来反驳祖承训，称其所言不实。尤其是第一段，李薲坚决否认自己与敌人交谈过，这个是死证，已经无法对质。


　　但从祖承训的角度去想，如果他是为了推卸责任给李薲，只消把第一个画面“李薲与敌人交谈”的部分写在报告里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又写了后面三段矛盾百出的画面呢？


　　所以我认为祖承训写下的这四段画面，忠实、客观地描述了当时他的所见，并没因为其中似乎存在矛盾而略作修改，扭曲事实。


　　祖承训距离李薲很远，他能看到，却听不到李薲跟敌人说些什么。而且当时明军正在溃败，祖承训也无暇上前质问。他只在脑子里记住这个画面，然后在事后反思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经验，武断地认定这是投敌之举。


　　祖承训缺乏证据，但他的猜测，我认为无限接近于事实。


　　不要忘记，小西行长很早就知道祖承训要来。这个早，恐怕比祖承训在定州得到情报还要早。他甚至连时间表都定好了——十八、九日明军到平壤。可惜祖承训来了个强行军，十七号就杀到了平壤，大出他的意料，这直接导致日向高被杀。


　　再联想起那份“平壤无兵”的情报出自李薲之手，一个大胆的猜测是：李薲很早便与小西行长取得了联系，这份情报，说不定是小西行长通过李薲之手传达给明军，试图诱使他们攻击平壤城。


　　李薲充当向导，一开始就是存了诱敌深入的心思。


　　这样一来，那四哨朝军向导的失散，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明军已被诱入，不需要再陪着他们送死。


　　李薲唯一的失算，就是低估了祖承训的进军速度。他没想到祖承训连夜疯狂赶路，十七日清晨就抵达了平壤城，李薲根本没有余裕通知小西行长。结果小西在战事初期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使得松浦家重臣阵亡。


　　出了这么大的篓子，李薲势必要给主子一个解释。于是，这就有了祖承训在溃退时看到的那一幕。李薲和日军的一名将领相隔对谈片刻，然后日军稍退，准备放李薲回去朝军营中继续充当内应。


　　可李薲忽然发现，祖承训正在旁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让他把这一切告诉别人，自己就完蛋了。


　　李薲作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他请日军与他演了一场戏。


　　首先是日军疯狂地追赶祖承训，然后由他李薲斜里杀出，“砍杀”数十名追击祖承训的倭寇。日军演戏完以后退回城里，而李薲则“杀出一条血路”，返回朝鲜军阵营。


　　这样一来，李薲便是施恩给了祖承训。即便祖承训不领情，他也毫无畏惧，砍杀数十名倭寇的战绩，众目睽睽，谁能说这样的英雄是叛徒呢？


　　至于那枉死的数十名日军士兵，自然不必真死。只需要将领喊一声见那朝鲜人挥刀你们就倒下，在那种混乱的场合，明军和朝鲜军根本没可能去确认是真死还是装死，所以演技再不好的士兵也一样没问题。敌人举刀，你倒地，会吧？傻子才不会。


　　祖承训曾经提及“尔国将官殿后，故我军得免死伤” ，殿后者即为李薲。试想在如此崩溃的情况下，一个惯会逃跑的将领居然会主动殿后，除了他突然转变性情或者与敌人有勾结以外，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可能。


　　这个疑点，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朝鲜人有一次吹嘘李薲在平壤之战中“发无不中，贼不敢近”，结果被明眼人反驳道：“以如此之技，何以引贼至此？”  一句话就戳破了其中矛盾。


　　祖承训被大败以后，直接仓皇逃走了。李薲则回到顺安，很快朝廷就派人过来，向他了解祖承训报告的真相。


　　通过一番调查，朝廷没有发觉李薲是内奸，但他们注意到许多李薲不配合祖承训的地方——比如运补部队不愿靠近、比如情报有误、比如四哨人马无故失散。


　　朝廷很害怕，因为这些事实如果被证实，那么朝鲜势必要承受大明的怒火，这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于是李薲的表现，就在有心人的遮掩下被忽略了。朝鲜使臣们与大明辩白时，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小国，最终成功地让祖承训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逃过一劫的朝廷给李薲升了官，就是为了不让他乱讲话，破坏中朝友谊稳定。


　　以上是基于有限史料和人类固有的心理模式而作出的推测——但也绝非是纯粹的想象。


　　因此怀疑李薲是内奸的人不是笔者，而是朝鲜国王李昖本人。


　　平壤战败之后，李昖曾经跟自己身边的人嘀咕：“听说上个月十七日，日军齐聚平壤，这肯定是知道了我军的动静才作的反应呀。军事计划搞得身边陪侍的人都知道，这不行，得告诉金命元和监兵使，别让手底下的人知道太多。”


　　说明李昖已经对平壤之战的诸多细节产生了怀疑，只可惜他只是过了过脑子，并没多想。


　　然后就出事了。


　　第一次平壤之战失败后半个月，八月一日，朝鲜军队独立组织了一次平壤夺还战。


　　这一次朝鲜军队的动员规模相当庞大，除了朝廷掌握的正规军外，还从龙冈、三和、江西、甑山等地征集了大批民兵，总数约一万两千余人，还有一支水军在大同江下游配合。


　　这支大军分成三路，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平壤，平壤城内的日军不敢出来。朝鲜军见到敌人畏缩，士气大振，一口气冲到城西的普通门外，准备一鼓作气夺还平壤。


　　可谁知在这个时候，大批日军就象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朝鲜军侧翼，而且皆为第一军团主力。朝鲜军碰到这个老对手，恢复了平日的水准，惊溃而走。数万军队，一时惊溃，打了一个超级大败仗。


　　这次战役日军先示敌以弱，然后再让埋伏在侧翼的大军猛烈冲击。很显然，这种战术表明日军有备而来，早就知道朝军的作战计划，连预先埋伏阵地都选的分毫不差，仿佛朝鲜军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小西行长的眼睛。


　　太多的分析已没有必要，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这一次战役的主帅是巡察使李元翼，而他的副手，正是巡边使李薲。


　　更加有趣的是。半年之后，李如松的明军再次进攻平壤。李薲这时仍旧在顺安驻防，负责配合明军。可柳成龙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连都元帅金命元的面子都不给，突然亲自下令把李薲撤换掉，换上了老将李镒。


　　柳成龙给出的理由，是抚军司多次投诉李薲治军不利，他担心会影响接下来的平壤战役，所以才临阵换将。
　　这是不是柳成龙的真实理由，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真相又不能声张，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从李薲被撤换掉以后，平壤城里的小西行长突然像是变成一个瞎子，对李如松的行动十分茫然，连连踏中明军的圈套。中朝联军五万人都杀到城下了，他还犹自以为是册封的依仗队——这跟第一次对付祖承训时判若两人。


　　后来李镒因为平壤之战中纵敌逃跑，被撤了职。李薲借机重新上位，率领三千朝军跟随李如松朝东继续进攻，然后…………突然之间日军又变得料敌如神，把李提督围在了碧蹄馆，导致明军的攻势发生重大转折。


　　不知道这算不算巧合。
　　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考证平壤城下的真相，并非是要推卸祖承训的责任——他是败战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点毫无异议——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厘清一些流传已久的误解。


　　毫无疑问，第一次平壤之战是一次败战。其败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主帅祖承训对敌人缺乏了解，选择了错误的战术。而朝鲜军的不配合与情报外流，也是难辞其咎。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第一次平壤之战的失利，是战术层面的。从战略上来看，这场战争并未对整个战局起到多大影响，朝日实际控制区域大体与战前相仿。小西行长在击溃在朝明军主力后，仍旧不敢大举前进，继续把兵力收缩在平壤城附近——这其实正是大明所希望看到的。


　　当初万历派兵入朝，是执行吓阻任务，一个字“拖”，将敌人的进攻遏制在平安道边境，同时确保朝鲜王室的安全。只要这两个战略目标都达到了，就算完成任务。


　　吓住他们的不是祖承训，也不是杨绍勋，而是大明雄厚可怕的国力。


　　祖承训对小西行长的意义，不是一个手下败将，而是代表着一个大国即将开始对日本动手了。


　　这场战役对大明，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朝廷终于开始正视日本这个对手，意识到这个对手与以往的敌人都不同，甚至与倭寇都有很大区别。无论是近身作战的悍勇，还是新式武器与新式战术，都必须另外寻个法子对付。


　　很快，大明会带着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到朝鲜。而这一次的大明，将会是前所未有地强大。

太祖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乏天才，缺少的只是机遇。
　　
　　机遇分为许多种：比如碰到明师指点的机遇；比如碰到贵人知遇的机遇——甚至在适当的时机死去，也是一种机遇。
　　
　　但对于天才来说，最好的机遇，莫过于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一展所长的舞台，将自己的才华毫无保留地绽放出来。
　　
　　李舜臣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任何谈及壬辰战争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李舜臣这个人。这个人以广袤的海域为舞台，在短短数年内绽放出了无比璀璨的光芒，熊熊燃烧的天才之火照亮了整个半岛，让所有的人都为之瞠目惊舌。朝鲜人有一种喜欢吹嘘自家历史人物的倾向，动辄把他们提升到有些离谱的高度，让两个邻国为之讪笑。但惟独李舜臣这个名字，确实牛逼到了一定地步。
　　
　　李舜臣，字谐汝，出生于公元一五四五年，是京畿道大族德水之氏一支，先祖是朝鲜一代大儒栗谷先生李珥。他们家世代簪缨，可惜到了李舜臣父亲这一辈，因为被政治斗争殃及的关系，全家只能移居牙山。
　　
　　李舜臣的父亲李贞拿中国古代传说里的几位帝王为名，给自己的四个儿子起名为羲臣､尭臣､舜臣､禹臣。李舜臣恰好排名第三。
　　
　　李舜臣读书读的很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可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显得有些特别了——他最大的乐趣，是给自己制造弓箭，然后在村子里转悠，看谁不顺眼就给谁当头一箭……  他还有一个一起胡作非为的伙伴，名字叫做柳成龙。
　　
　　这么一个不安分的顽劣分子，绝不会甘心枯坐书斋。果然，李舜臣没有想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踏上考学之路，而是选择了从武。几经跌宕，终于在万历四年、宣祖九年（公元一五七六年）考中了丙子年武科。那一年，他都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他的好朋友柳成龙，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中举，如今在仕途上已是一路青云。
　　
　　李舜臣没羡慕自己的好朋友，也不肯接受帮助。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钵浦万户。钵浦位于全罗道，是重要的水军基地。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海上巡弋的战船，并萌发出了极大的兴趣。一个天生渴望大海的灵魂，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归宿，从此一生与之紧密相联。
　　
　　李舜臣的性格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且性子非常耿直，从来不卖上司面子。有给他介绍对象，他一口回绝不说，还添了一句“吾初出仕，岂敢托迹权门媒进耶？”，成心就是要得罪人；有人想提拔自己亲戚当官，李舜臣毫不顾忌，当庭与之争辩。
　　
　　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在任何时代的官场都很难被见容。李舜臣很快就被罢官回家，又赶上父亲去世，结果一直到万历十四年，他才重新踏入职场，以司仆寺主簿的身份被派去造山当水军万户。
　　
　　造山湾位于咸镜道北部沿海，苦寒贫瘠，而且靠近边境，经常要与女真人打仗，是时人眼中的苦差事。李舜臣被派去那里，与其说是任命，不如说是流放。李舜臣毫无怨言，埋头勤勤恳恳地整治军伍。
　　
　　在造山，他第一次展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诱捕了一名女真酋长于乙其乃，让女真人惶惶不敢靠近。巡察使郑彦信觉得这个人颇为可用，便把他调派到靠近辽境的鹿岛屯田。这里比造山更加危险，直接面对着女真人的兵锋。
　　
　　次年八月，女真人对鹿岛展开了一次大进攻，掳走了大批妇孺。李舜臣亲自开寨追击，救下了六十余人，自己身中一箭。结果朝廷非但没认定他的功劳，反把这一次大乱算成他的责任，把李舜臣一捋到底，从最基层的小兵干起。
　　
　　李舜臣没吭声，继续作自己该作的事情。在同一年冬季的时钱之役里，他一马当先，立下大功，这才算是将功折罪。可惜那时他已不能官复原职，只能转去井邑作一个小小的县监。
　　
　　他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万历十八年、宣祖二十三年。在这一年，李舜臣被提拔为珍岛郡守。珍岛是济州岛和巨济岛之后的朝鲜第三大岛，附近有两百多个大小岛屿，地形复杂，对水军指挥能力要求很高。
　　
　　李舜臣在这里终于回归了他梦萦魂牵的水军事业，如鱼得水，开始大加操练水军，同时利用珍岛附近复杂的水文情况，积累了大量航海经验。这时的李舜臣，是四十六岁，眼看就要以区区一个郡守的身份结束碌碌无为的一生。
　　这个时候，他的好友柳成龙已经成为宣祖一朝举足轻重的辅弼大臣，东人党支派南人党的党魁，官拜左议政，在整个李朝只在国王李昖和领议政李山海之下。柳成龙除了要花大量精力对付北人党和西人党以外，还对整个日、朝局势忧心忡忡，他总觉得日本人一定会打过来。
　　
　　可惜政局使然，柳成龙无法公开备战，只能暗中多作准备，于是他想到了一直呆在加里浦的老朋友李舜臣。 柳成龙非常了解这位好友的才能，也知道他的性格和这么多年的坎坷经历。柳成龙希望能为好朋友和国家都作一点事。
　　
　　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李舜臣首先被任命为加里浦水军佥节制使。珍岛郡守属于地方编制，而加里浦水军佥节制使则隶属正规军，李舜臣转了一圈，重新回归到军队建制中来。这个官职只是李舜臣的过渡之阶，柳成龙做完这一步安排，立刻上书推荐李舜臣为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以他在朝中的权势，这份推荐很快就得到了通过。
　　
　　李舜臣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当上了正三品的官。但这一年已是万历十九年中，距离壬辰战争爆发，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纵观李舜臣的这一连串履历，尽管跌宕起伏，无比坎坷，但同时也给了他无比丰富的基层带军经验。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对于军中——尤其是水军——都相当熟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理论。
　　
　　除了爱兵如子、赏罚分明之类老手段以外，李舜臣治军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稳。
　　
　　主帅可以有很多种特质，或慈祥，或严酷，或儒雅，或豪放。但对于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主帅最重要的品质，是镇定。只有一名镇定的主帅，才能让军心稳定，让士兵们放心地去执行各种艰苦任务。
　　
　　李舜臣的性格，是出了名的稳重。早在鹿岛屯田的时候，他与敌人弓箭对射，被一箭射中肩膀，他镇定自若地拔出飞矢，一直到战斗结束，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曾经中过一箭。
　　
　　除了“稳”以外，李舜臣的秘诀还有一个字：“前”。
　　
　　这一点李舜臣很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将领，在打仗的时候喜欢高喊“跟我上”，而不是电影里国军军官喊的“给我冲”。
　　
　　在李舜臣参与的所有战役里，他永远站在最前线。李舜臣安抚军心的手法很有趣，他一直喜欢射箭，准备了许多羽箭随身携带。每次打仗，他都把箭从容分给麾下卫士。一是表现自己从容，让部下放心；二是告诉普通士兵，主帅的位置与敌人只有一箭之隔，绝没有在背后贪生怕死，与他们并肩而战。
　　
　　所以李舜臣一生历经无数战役，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他的麾下军队却从没慌乱过，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险境，他们都能够有条不紊地去执行主帅命令，这都是拜这两个字所赐。
　　
　　在接掌全罗道水军这一年时间里，李舜臣牢记柳云龙的叮嘱，以日本正规水军为假想敌，一直忙着训练军队。
　　
　　除此以外，他还作了一件大事——技术改造。
　　
　　改造的对象，是朝鲜的一种古老战船——龟船。
　　改造的对象，是朝鲜的一种古老战船——龟船。
　　
　　龟船的设计思路，最早来自于中国的蒙冲斗舰。蒙冲斗舰是在船上设有高约三尺的女墙，船下开擎棹孔，安放排桨，船内又建起与女墙平齐的大棚。龟船也是如此，它以板屋船为基础，一改传统船舰造型，船上方与两侧用木板平盖遮挡，把船内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好像一只乌龟壳，所以起名为龟船。
　　
　　在朝鲜，龟船最早在公元一四一三年便出现了，而且是专门为对付日本人用的。李朝太宗曾经亲身去观摩过龟船宴席，还让左代言卓慎研发龟船战法。
　　
　　但那个时候的龟船只是简单地用厚木板挡住船体，以防敌人弓箭袭击。现在李舜臣想要的，是一种配合舰载火炮的全新龟船。
　　
　　朝鲜水军和朝鲜陆军对火器的态度截然不同。陆军对火炮兴趣冷淡，因为朝鲜火炮发射的，主要是长片箭。这种炮弹形状类似于火箭弹，长三点六米，直径零点零七七米，在木箭的后面还贴着三片一米长左右的铁板尾翼，箭头还用铁镞包裹。
　　
　　这种长片箭在开阔地杀伤力很有限，精准度又不及弓箭，对朝鲜陆军来说，是有如鸡肋一样的东西；但水军却不一样。当时船只多为木制，水上移动又慢，一旦被火箭钉上，极易被焚毁沉没，杀伤力巨大。因此这种火炮被装上了战船，成为标准装备之一。
　　
　　截止在壬辰战争开始前，朝鲜军战船上已经装备了天、地、玄、黄、胜五种口径不同的火炮以及其他一些多管发射的小炮铳，甚至能山寨出B货佛朗机——A货是大明朝的红衣大炮和子母铳。
　　
　　但是李舜臣经过研究，发现这种方式不够给力。第一，战舰上的火器数量太少；第二，战舰本身防护力和平衡性不足，经常一炮打出去，后坐力把船震得前后颠簸，轻则影响射击精度，重则让船身解体；第三，朝军水师战术思想也很落后，还停留在火器弓箭远攻辅助，船上步兵接舷对战。
　　
　　综合这三点考虑，李舜臣和手底下的水军将领郑运、外甥李芳等人反复研讨，最终拿出了一个新式龟船的设计方案。
　　
　　新式龟船用120毫米厚的厚木板做成拱顶，挡住船首板、船尾板、底板及肋骨，没有裸露在外的舷板。还在外层木板上钉着许多锐利的尖刺和六角形的甲片防护。这个设计便从根本上杜绝了敌人跳上甲板的威胁——就算跳上来，也进不去船内。
　　
　　龟船的形状为曲线，把这么厚的木板弯曲成一定角度，还要与其他部分保持密合，这在工艺上绝对是个挑战。李舜臣使用的是嵌接法，将外板分成许多短部分，彼此镶嵌，弯出弧度，再用竖板加以固定。
　　
　　不过和后世想象的不同，龟船上并没有覆盖铁板，因为要制造出覆盖整个龟船表面的铁板，成本实在太高，而且重量也极其惊人，李舜臣暂时还不想发明不会上浮的潜水艇。
　　
　　不用铁板还有一个理由。龟船是要在海上作战，时间一长，铁板必然会发生锈蚀，不堪再用。要知道，为了避免海水侵蚀，朝鲜木船连钉子都很少使用铁制，多采用木钉或者石灰制的黏合剂。
　　
　　龟船内部是一个空旷的大篷间，左右船舷上是两道“信访”栏，栏头架上横梁，叫做驾龙。沿着横栏设有一个接一个的木牌，叫做偃防，大约高一米二八。这里是主要的作战区域，左右各设十二个炮口，龟头上还有二个炮口，龟尾也有一个。 这样每一艘龟船，都拥有极其可怕的集中火力。要知道，在同一时期，日本最引以为豪的安宅巨舰上，也不过只装了三门炮而已。
　　
　　龟船装备的武器有天字铳筒、地字铳筒、玄字铳筒、黄字铳筒、大胜字炮、小胜字炮、蒺藜炮、大发火筒、大碗口筒、中碗口筒， 弹丸有长片箭、铁弹丸、大将军箭、将军箭等。此外还有鸟铳、双管铳筒。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
　　
　　龟船在舰首还有一个伸出来的“龟”头，也叫龙头。这个龙头一般用于喷射硫磺气体，制造烟雾来扰乱战场。龙头里还放有一门火炮，这门火炮不是用来远程射击，而是当龟船贴近敌人战舰时，用于抵近轰击的。在接下来的海战中，这一龙头屡立奇功。
　　
　　李舜臣还重新规划了龟船的尺寸。龟船的长度约为三十五米，宽度达到了十一米，跟比起传统船舰的狭长外形，龟船看起来更胖，前后与左右两条轴线的长度比很少。这种设计比传统战船平衡性更好，无论两侧火器怎么发射，都不至于倾覆船身。
　　
　　龟船的船头也作了调整，不再是传统减少海水阻力的锐角，而是一个宽大平面。这个设计虽然减慢了龟船的行进速度，但却可以保证在小范围内迅速调头——海战之中，谁的调头速度快，谁就能掌握胜机。宽平面的船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迅速贴近敌船，方便龙头抵近射击。
　　
　　龟船的底层安放了两排共二十支船桨，每撸四人，让它保证有足够的机动能力，达到均速四节，全速七节。
　　
　　从这几个特点可以看出，李舜臣的设计思路十分明确，即：将技术兵器集中使用，强调瞬间破坏力和高机动性，同时限制敌人进行接舷战和肉搏战。说白了，就是我能打你，你打不着我。
　　
　　龟船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可它也有个致命的缺点：贵。不但硬件贵，软件也贵。制造一艘龟船，上面要配备大量的火炮、操作手，还要消耗大量的铁、铜资源（不是用来建造装甲，而是用来制作铁钉、铁链、锚桨与贯穿环之类）如果想要打造一只龟船舰队，其消耗量绝不是一介全罗道水使所能承担的。
　　
　　李舜臣这么忙忙碌碌地忙活了一年，终于赶在壬辰年四月初让第一条龟船下水，并进行了短暂的炮火试射。因为试水地点位于左水营，因此这种船又被命名为左水营龟船。
　　
　　他当时还不知道，就在龟船下水几乎同时，日军第一军团气势汹汹地横跨大洋，进抵釜山港。龟船的生日，便是宿敌出现的日子，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壬辰年四月十三日，日军在一天之内攻陷釜山港与附近城镇，驻扎在巨济岛上的庆尚道水使元均惊慌出逃，然后在加德海域自沉船舰。做完这件蠢事，元均走投无路，便派了副手玉浦万户李云龙，独自驾船前往丽水去找李舜臣求援。
　　
　　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开始在庆尚道攻城拔寨。对此，李舜臣早已作好了心理准备，他和右水使李亿祺很快达成共识，把全罗道两支舰队集结在丽水附近洋面，保持随时可以开拔的状态——至于那条新生的龟船，也被随军带来，还特地任命了一名防踏龟船将，专门指挥。
　　
　　李云龙见到李舜臣，没提元均的丢人事，只是含糊地说元均力不能支，退至露梁海域，等待援救，催促李舜臣早点出动，给敌人迎头痛击，否则大事不妙——他倒真好意思说。
　　
　　李舜臣麾下诸将听了，都热血沸腾，振臂高呼要去打击倭寇。李舜臣这时站起来，开口说道：“我再想想。”然后就解散了。诸将本来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上阵，一口杀气却被李大人憋了回去。
　　
　　到了第二天，李舜臣把所有人召集到一块，说元均咱们得去救，但是露梁附近地形复杂，没人敢去，所以我才犹豫。他这一挑拨，所有人都怒了，尤其是一个叫做鱼泳湛的，红着眼睛嗷嗷叫，拍着胸脯说我愿意当先锋。
　　
　　李舜臣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庆尚道的水军遭遇了惨败，为了防止这种失败主义影响到自己部下，所以用此激将之法，挑起战意。
　　
　　于是李舜臣便让鱼泳湛担任先锋，还特意把那条龟船配备给他，作为侦查之用。随即丽水洋面，一时间鸣螺放炮，全罗道水军正式开拔。
　　
　　属于李舜臣的时代，即将缓缓拉开大幕。蛰伏已久的天才，即将要让整个海面燃烧起来。
　　
　　这一天，是壬辰年五月初四。在前一天，日军第一军团已经攻克汉城。整个朝鲜东部，现在只剩下这一支孤军。
　　
　　李舜臣这次带去出征的部队，一共有板屋船二十四只，挟船十五只，四十六条鲍作船（侦查用小船），兵力不过两千出头，而他的对手，是拥有兵力九千二百人，大小战船七百余艘的日本海军。 但李舜臣没表现出任何担心，他如平常一样镇定自若地指挥着，仿佛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出海演习。
　　
　　全罗道舰队前往露梁的一路并不太平，在光洲、岭海附近，已经可以看到零星的日本船舰，爆发了几次小的遭遇战。当舰队抵达乃梁海域的时候，撞见了日军一支大船队。
　　
　　驾驶龟船的申汝良，走在所有舰队的最前面。日军一看到朝鲜海军，立刻围了上去，把龟船团团围住。申汝良丝毫没有惊慌，按照事先操练的战法，操纵龟船在敌人舰队中左右冲击。
　　
　　日本人很快就发现，这艘怪里怪气的战舰很棘手。想打吧，打不动，那层厚厚的木板隔绝了大部分远程攻击；想爬上去吧，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先后派了几个悍勇的水手都掉进海里去了。偏偏这条船上的火炮还特别多，一会儿打一排火炮，一会射出好几簇蒺藜炮，很快就打着了数条小早船。
　　
　　李舜臣的舰队在这时候逼近了，他非但没有上前援助，反而下了一道命令：“撤退。”在龟船上奋战的申汝良急了，扯着嗓子大喊：“您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李舜臣没搭理他，指挥着舰队朝闲山岛退去。
　　
　　日本人一看朝鲜军撤退了，士气大振，以为这支水军和朝鲜陆军一样脓包，当下也不管那条小龟船，扯帆划桨追赶去了。这也不能怪他们，过去的一个月以来，日军一路攻城略地，朝鲜部队除了溃逃还是溃逃，他们不认为这次的敌人会有什么不同。
　　
　　朝鲜军和日军一前一后，很快来到了闲山岛洋面。日军精神松懈，队形不齐整，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广阔的海面上。李舜臣算算时机到了，下令舰队立刻反转，开始反击。
　　
　　李舜臣是个实干家，他知道龟船虽好，只是太贵，所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战术革新上。全罗道舰队的每一条船上，都有日军五到十倍的火器。这些舰只拉开阵型保持着侧面对准日军，保持一定距离，集中优势火力，天、地、玄、黄火铳一齐发射，洋面上登时烟火涨天。
　　
　　日军水军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队形立刻大乱。这时候，李亿祺率领另外一半舰队从柱岛附近杀出，抄了日军的后路。战斗开始后只用了一个时辰不到，日本人就溃败而逃。
　　
　　申汝良这时候也驾驶龟船归队了，问李舜臣为何不去救援，李舜臣淡淡地回答道：“我对龟船有信心。”
　　
　　这一场战斗意义重大，一是验证了龟船的作用。事实证明，龟船的威力比想象中还大，被数倍于己的敌船包围，仍能从容待之，这种玩意儿若是有十个二十个，估计日本人就不要混了；二是验证了李舜臣治军、临阵指挥和新战术的正确性。在整个战斗中，李舜臣表现得无比镇定，无论是开始时的示敌以弱，李亿祺的巧妙埋伏，还是反击时的坚决，每一个细节都都证明他是一个不世出的海战天才。
　　
　　还有第三点，朝鲜水师师法大明，舰只规制一切都按照大明的来，因此朝鲜水军的船都要比日军战船的吨位要重，体积要长大，天生就占有优势。只要指挥官不像元均那么废柴，想输都难。
　　
　　打扫完战争之后，李舜臣命令舰队继续前进。沿途经过镇海洋、巨济、唐项浦和南桃浦，终于在五月初五晚抵达唐浦前洋。
　　
　　按照约定，元均应该在这附近与李舜臣会合，可庆尚道水军却毫无踪影。李舜臣对这位不靠谱的同僚没办法，只能在海面上冒着风险等待。一直到了五月初六，元均和他手底下的军官才姗姗来迟。至此全罗、庆尚两道水军胜利“会师”，其中全罗道水师有大小四十艘战舰，而庆尚道水师的总兵力，是四艘……
　　会师之后，元均总算放下心来。以后胜败都是他李舜臣的事情，我把舰队交给你，就不算临阵脱逃了。敌情紧急，李舜臣也顾不得跟他计较，接受了庆尚水师那点可怜的实力，统一号令，继续前进至巨济岛南部的松未浦过夜。
　　
　　五月七日，全罗庆尚联合舰队开拔，前往巨济岛东北方向的加德岛。那里是元均自沉舰队的地方，也是日军水师的驻屯地。舰队沿着巨济岛逆时针前进，当前锋抵达玉浦湾的时候，李舜臣接到报告，称前方海湾内有日军舰船五十余艘，停泊在湾内。
　　
　　玉浦湾是巨济岛的重要港口。巨济岛在这里伸出两条臂弯，一条伸向正北，一条伸向东北，两臂夹成一条狭长海湾，名为玉浦。这里水深浪静，是个天然良港。
　　
　　李舜臣率舰队深入玉浦湾，行进至兄弟岩附近。这里已经接近海湾中段，日军的舰队恰好就停泊在蛇岩与助罗之间的玉浦里附近海域。
　　
　　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藤堂高虎，他是秀吉的弟弟羽柴秀长提拔上来的，也算是秀吉的嫡系之一。要说起来，
　　庆尚道水军的覆灭，跟他也有些关系。当初藤堂高虎作为日军水军先锋，进迫巨济岛，这才有元均、朴泓两位极品惊慌失措、自沉战船的壮举。
　　
　　现在主力已经北上，在釜山驻扎的藤堂高虎觉得很无聊，附近又没什么敌人可以练手，所以他隔三差五，就会跑来巨济岛一次，纵兵抢掠，以消磨时光。
　　
　　他对朝鲜水军已经鄙夷到了极点，根本没考虑过朝鲜人还有反击的一天。所以藤堂高虎连最基本的警戒都没放，军扇一挥，一群喽啰便下船扑上岛去。
　　
　　李舜臣发现这些停泊的大船上遍插竹竿，花团锦簇，红白小旗迎风招展，一派喜气洋洋的气势，怎么看都不象战船，而且船上的人很少。再一看玉浦港内，李舜臣不禁怒从心头起。玉浦湾岸上，到处都是火光冲天。
　　
　　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李舜臣一声令下，舰队齐出，恶狠狠地扑向这些空荡荡的船只。开始还有人略显畏惧，担任后卫的鹿岛万户郑运大怒，吩咐坐舰前移，亲自擂鼓督战，大家才鼓起勇气，奋勇向前。
　　
　　岸上的日军忽然发现一支朝鲜舰队出现在洋面，而且朝着自家座驾冲来，一时间都吓坏了。他们连滚带爬从山上跑到海边，希望能赶回船上。李舜臣哪容他们得偿所愿，四十多条战船开始喷吐滚滚火舌，以火焰为镰刀收割着在玉浦海湾上的一片片日本庄稼。日本人要么在船上被烧死，要么是跳到海里被打死，几乎没有第三种选择。一时间海波尽赤。
　　
　　藤堂高虎在玉浦里正杀的兴起，忽然背后喊声大起，一回头，发现自己的舰队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惨败。他赶紧催促部下返回海上船只，要不然就得全军覆没。
　　
　　激战约两、三个时辰，日军被足足击沉了二十六艘，其他的船舰则跟在藤堂高虎屁股后，拔锚就跑，甚至顾不得接上仍留在陆地上的同伴。元均一见有便宜可捡，打算派出一批箭法高明的射手登陆玉浦附近海岸，把残留的日本人一个一个清除掉。李舜臣看到太阳快落山了，为求谨慎，没有同意，而是收回了所有舰队，返回永登浦前洋驻扎。
　　
　　走到半路，恰好又赶上日本人有五条运输船开到合浦海面。意犹未尽的朝鲜水军立刻扑了上去，三口两口吃了一个干净，其中有一条还是被龟船击沉。
　　
　　舰队经过一夜休整，对日本人的恐惧之心尽去。次日清晨，李舜臣接到情报，巨济岛正北的镇海此时正有倭船停泊，立刻扬帆赶了过去。朝鲜军士气高涨，一路沿海岸搜讨而过，遇贼杀贼，遇船烧船，一直走到
　　赤珍浦附近，正好撞见了日本人的十三条运输大船。
　　
　　朝鲜军三下五除二就灭掉了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大船，把海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才坐下来吃早饭。吃罢了早饭，附近老百姓赶过来哭诉日军残暴之情。李舜臣看了看地图，决定率领舰队前往加德岛扫荡，甚至有袭击釜山的计划。他发现日军此时十分松懈，打算抢了水军主力反应过来之前。扩大一下战果。
　　
　　但是李舜臣走到一半，不走了。
　　
　　因为他接到一份报告，报告里说汉城失守，王师西狩。李舜臣和元均两人都吃惊不小，没料到陆军连一个月都没撑下去，两个人一起对着西方嚎啕大哭。
　　
　　哭完以后，李舜臣说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得改变策略。
　　
　　国王已经逃往平壤，整个南部诸道都不免落于敌手。现在李舜臣、元均的全罗庆尚联合舰队，是朝鲜在南部唯一的战力，战略环境急剧恶化。釜山附近的航道太过狭窄，不适合板屋大船行动，容易被敌人打了埋伏。当务之急，应该是返回丽水基地，研究一下如何应付未来敌人水军主力的问题。
　　
　　对于李舜臣的建议，元均自然是满口赞成。于是两人当即回军，结束了第一次征程。
　　
　　玉浦海战和前后一连串小战斗，被统称为玉浦大捷。这是朝方在战争初期第一场名副其实的胜利，也是李舜臣的第一场胜利。从政治层面来说，这场胜利得来的十分及时，它让后方从王室到普通一卒都意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从而坚定了抗战的决心。
　　
　　日军在是役被歼灭了五十多条船，其中大部为运输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陆军的补给。
　　
　　从技术层面来讲，这场海战并未带来多少新的东西。日军的战船几乎是空的，朝鲜军差不多是在打固定靶，难度和后来几场海战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朝鲜水军借这一次大胜，把士气彻底鼓舞起来了，从开始的畏缩不前到后来的斗志昂扬，精神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善，这对于接下来的战斗至关重要。
　　
　　朝鲜军在是役伤亡极微，唯一可惜的是，龟船的发明者之一郑运在战斗中被一枚流弹击中，受了伤。这说明，即使在海战中，日军的铁炮威力仍旧不可小觑。  可惜这时候大家都沉浸在胜利中，没人留意这个细节的暗示。

太祖

  而元均呢？他倒是严格遵守了主帅留后的原则。当战斗结束后，他又急匆匆地冲在最前，带着刀搜集倭寇首级。这是目前他唯一能够证明自己功勋的手段。


  泗川大捷之后，舰队回屯蛇梁，诸将都向李舜臣道贺。李舜臣却摆了摆手，忧心忡忡。泗川消灭的这些倭寇，显然是先头部队，日本水师的主力，显然已经开始靠近丽水。一场真正的硬仗，正在逐渐逼近。


  六月二日，侦查舰传回消息，说有二十一艘日本战船停泊在唐浦附近海域，不少日军士兵在岸上的将军岭附近烧杀抢掠。


  日军舰队中有关船九条，小早船十二条，看编制应该是日本正规水军。在舰队的正中间，还有一条大船，叫做安宅船。安宅船是日本当时最大的舰种，体型庞大——当然这是按照日本标准来说——以楯板为装甲，间隙留有枪眼，有点类似龟船。只不过龟船留的是炮口，安宅船留的是枪口，口径大不相同。


  这条安宅船的甲板上立起楼阁，四面张起帐篷，外面挂着红萝帐，十分华丽。在楼阁中间，一员日本大将全身披挂整齐，正在悠哉游哉地晃悠。


  看来这是一条大鱼。李舜臣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决心来一个黑虎掏心，擒贼擒王。


  唐浦海域非常狭窄，昆里岛、釜岛、大长颈岛、小长颈岛象一连串锁链把整个海域围住，只有岛与岛之间有不宽阔的海峡通道。李舜臣把舰队摆在了西北方向，顺着洋流通过昆里岛与门岩之间的通道，进入唐浦，向着日军舰队的左翼直插过来。


  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洋流自西向东。如果日军舰队想要正面拒敌，就必须要逆流左转，反应会非常迟钝。


  果然一切如李舜臣预料。甫一开战，日军战船纷纷左转，一时间队形十分混乱。他令旗一挥，数条龟船不管不顾，直直朝着中心的安宅大船扑去。龟船排桨飞快，安宅船体大缓慢，根本来不及躲避。其中一条龟船一马当先，把自己的宽平大饼脸贴到了安宅船的侧舷。


  龟船的前头是龙头，里面藏着火炮。龟船贴住安宅之后，龙头恰好成四十五度角仰望安宅船楼。这根本就不用瞄准，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隆声，龙头里的玄字铁铳射出铁制弹丸，顿时把船楼轰塌了一半。随即天字铳也开了腔，将一种叫做大将军箭的流线型铸铁炮弹打上甲板，整个安宅甲板一片狼藉。


  在龟船上的朝鲜军官权俊一马当先，探出身子，一箭仰射，射中了那个日军将领的额头。谁知那名日军大将不知道是想耍酷还是智商不大够，脑门上虽然插了根长箭可居然没什么感觉似的，还貌似镇定自若地继续指挥战斗。淡定，很淡定。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这边厢的权俊一看，也？当我弓箭是浮云？马上张弓搭箭又给他补了一下，这次的箭矢直接贯穿胸部，于是这位脑门上还插着权俊前一枝箭的日军大将仆街了，也就是扑倒在地气绝身亡。


  主帅一倒，其他的日军战船无心恋战，一轰而散，不是被乱炮射沉，就是吓破了胆子不敢回头。这种恐慌甚至传染给了后续部队。当战斗结束后，李舜臣接到侦查报告说又有日军二十多条战船逼近，李舜臣本想再玩一次“示敌以弱”，结果人家根本连接战没都接，转身就跑了。


  虞侯李梦龟打扫战场的时候，从这名阵亡日军将领的漆盒子里，搜出了一把金团扇。扇子的正面的中央写有“六月八日秀吉著名”八个字，右边写着“羽柴筑前守”，右边写着“龟井琉球守殿”。


  朝鲜人拿着这把扇子开始研究上了。开始有人猜是秀吉，很快被否定了。秀吉他老人家远在日本，不可能坐着船来唐浦跟他们较劲，商量半天没个结果。李舜臣对日本也不熟，一拍桌子，说就当是一个叫羽柴筑前守的大官被打死了吧，总归是大功一件。


  其实羽柴是秀吉以前的旧姓，筑前守是他曾经担任过的朝职。这把扇子真正的主人，应该是龟井琉球守殿，即龟井兹矩。秀吉曾经答应过把琉球封给他，所以他就喜颠颠地自称琉球守了。


  龟井虽然参与了这场战斗，但他其实没有死，落水后被友舰救起，仓皇逃走了。


  真正被打死的那员日军将领，其身份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最靠谱的一种说法认为，这员大将叫做得居通幸，也叫来岛通久。这个人来头可不小，拜领风早郡三千石，也是一个小大名。


  得居通幸出身于濑户内海的海贼世家——来岛村上水军，对于海战极为熟稔。他跟着本家的弟弟来岛通总，抱上了秀吉这条粗腿，从此青云直上，混上了四国大名。来岛通总跟着第五军团在内陆打仗，而得居通幸因为水军方面的才能，被分配到了九鬼麾下。


  他本来是受命接应胁坂安治，可两个人因此出身的关系，一直互相看不大顺眼。


  日本水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被秀吉收编的海贼、如九鬼嘉隆出身熊野水军、来岛通总出身于村上水军，都是日本著名海贼世家；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秀吉在征战天下时派亲信组建的新水军，班底是由良、沼岛、淡路等地海贼组成。


  这两派人马一贯看对方都不顺眼，老的嫌小的没资历，小的嫌老的不正规。现在得居通幸接到命令去接应胁坂安治，他压根没怎么放在心上，走到一半就海贼性子发作，派了人上岸在将军岭附近抢掠。


  结果这位所谓的“水军名将”，在李舜臣手下居然走不了一个回合，便被龟船的斩首战术击毙。真是死不得其所。
  到了六月四日，李亿淇的舰队也进入唐浦，与李舜臣合兵一处，这让朝鲜水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李舜臣见机不可失，立刻下令继续追击，扩大战果。


  朝鲜水师一路顺风顺水，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抵达了唐项浦。


  朝鲜东端在这个地方伸出一个小半岛，象一只弯回怀抱的手臂，唐项浦就位于这条臂弯里，是一条极其狭窄的水道，象是一条胡同，入口处是镇海湾，两侧俱是高山。


  李舜臣认为那些逃走的日本战船，就隐藏在唐项浦之中。他看了看狭窄的航道，留了四条船在浦口作为伏兵，然后大军摆成一字长蛇阵，长驱直入。一进唐项浦，战船只能首尾相接，鱼贯而入，一路逶迤二十多里。很快他们到了召所江西岸，看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日军舰队。


  这支舰队有关船九条，小早船四条，其他小船十三条，还有一条安宅舰，与前日歼灭的得居通幸舰队规模几乎一样。另外在附近还分列着四条关船，上面都插着黑旗，旗上用白字写着“南无妙法莲花经。”


  这支舰队很快发现了李舜臣的踪迹，一时大乱。李舜臣还是老法子，先派龟船突入扰乱敌阵，然后其他战船在外围用各式火器齐射。


  认真说起来，李舜臣的战术其实是比较固定的程咬金三板斧——先示弱引诱、扰乱对方阵型；然后龟船突袭弱点或者对手旗舰；最后全体都有，能打的都开火！


  可问题在于日本人就是吃他这一套，不管怎么打都坚决不长记性，无数次地吃瘪在他这个永远不变的套路下。李舜臣是真正做到了以不变应万变，日本人则做到了万变不离其败，总之只要李舜臣使出这个套路，日本必败。


  在龟船的扰乱下，很快日军舰队便陷入混乱。


  可时间一长，李舜臣眉头皱起来了。这里的海面实在是太狭窄了，容不下这几十条大船往返腾挪，朝鲜军最擅长的包围战术不能发挥作用，没法全体都有，反而让自己的阵势也产生了混乱。而且他看到，有好几条日军战船已经开始朝着两岸靠拢，试图弃船上岸。如果让他们登陆，那便更加棘手了。


  这位名将略一思忖，就有了一条妙计。他下令全军朝着浦口后撤，为日军让开一条路来。围三阙一，这是标准的中式打法。本来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忽然发现朝鲜水军让开一条通道，哪里还顾得上多想，立刻拥着安宅舰朝外涌去。


  李舜臣抓住对方阵型大乱的机会，又祭出了龟船这门百试百灵的法宝，直突入敌人舰群之中，鼻子顶住安宅舰。接下来的事情，就和前天发生的一模一样。几条龟船尽情仰射，很快安宅船上的楼阁被点燃，那些装饰用的绫罗绸缎成了燃烧的帮凶，把整条船都变成一团大火球。


  眼看被敌人给包围了，突然看见了条生路；刚跑上这条路，突然又发现这其实这是条断头路，还不如刚才呢——这么折腾谁也受不了吧，于是日本人崩溃了，好多人跳下水里，朝着两岸的岸边拼命游去，反而成了朝鲜射手的好靶子。剩下的人在船上，绝望地眼看着一条一条船被焚沉，只有自杀或者战死两种选择。


  这场乱战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李舜臣不想在夜战中稀里糊涂地遭受损失，便把舰队收拢回来，撤到了唐项浦的海口，安静地等待着漏网之鱼。


  六月六日清早，一条日军大船惊惶地从唐项浦航道驶出，立刻被朝鲜军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四周的板屋船纷纷抛出钩索，把这条大船牢牢拴住，硬生生拖到大海中间，动弹不得。其他战船则拼命施放着火箭、飞箭、炮弹、铁蒺藜什么的，把它砸的千疮百孔。


  这时，从船上跳出一名身披金冠的年轻武将，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面目武勇。这位武将和身边几位忠心耿耿的家臣抵死不退，在甲板上拼命抵抗涌上来的朝鲜士兵。朝鲜人哪会用宝贵的水军士兵跟他硬拼，直接远远地射箭，一会儿便把这些顽抗者射成了刺猬。


  这员小将名字叫做森村春，乃是丰臣嫡系蜂须贺家的大将，他其实死的很冤枉。


  森村春本是蜂须贺家政的部下，隶属福岛正则的第五军团，不是水军。


  然而蜂须贺想让第五军团能在补给上有更多发言权，于是在开战后就把他安插到了水军之中。这本是个安全的差事，可没想到碰见李舜臣这个煞星，只有死路一条。跟他一起阵亡的家臣还有樫原牛之介、小森六大夫、粟田半七、渡部式部等，全都是来自日本阿波水军的干将，一出典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悲剧。


  李舜臣登上敌舰，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文书，还有歃血为盟的器皿物件以及血书。至此，朝鲜人才明白，原来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是分帮派和社团的。比如玉浦海战里，日本人打的是红旗；在泗川的日本人，打得是白旗；前一天在唐浦的日本人插黄旗，今天在唐项浦插的却又是黑旗。


  如果那一干日本名将听说李舜臣打得这么糊涂，不知会不会吐血而死。
  令人可笑又可气的是，等到战争结束了，元均这位大爷又出现了。他开着船跑到大船沉没地点转了一圈又一圈，把浮起来的日军尸体捞上来，砍掉脑袋，准备送去朝廷讨赏。他现在已经彻底破罐子破摔，完全不顾别人怎么看，专心作他的捞尸人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唐项浦大胜，证明朝鲜水军即使正面与日本正规水军对抗，也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第二天，战意高昂的朝鲜舰队高歌猛进，挺进至永登前洋，在粟浦又干掉了五条敌舰。


  此时的李舜臣，和他麾下的部属已经打上了瘾，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俩眼通红拎着板砖和砍刀，到处转悠疯狂寻找小日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舜臣舰队找遍了附近的海域，甚至挺进到了日军舰队的主要驻屯地——加德岛。但是他没想到，一向战船如织的加德岛，如今却空荡荡的，楞是一条船都没找到。这让他郁闷坏了。


  加德岛距离釜山极近，这个岛上都不设防备，说明日本人是彻底被这群疯子打怕了，听见李舜臣的名字便已闻风丧胆，压根不敢与之对抗。


  李舜臣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手底这点实力，海战没问题，一登陆可就未必是日本人对手。所以他没有继续攻打釜山，而是下令返航，回丽水去庆祝胜利。
  这一连串的胜利，让朝廷喜出望外。他们已经太久没听到过好消息，李舜臣的战绩是唯一可以维系他们希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李昖自然是不吝赏赐，立刻封李舜臣为一品正宪大夫，李亿祺、元均为二品嘉善大夫——你看，谁说元均脑子有病，人家精着呢。别人拼命打仗，他却只消砍几个首级送走，便可捞到二品爵禄。
  李舜臣自五月玉浦出战以来，已经击沉了敌舰一百多艘，自己的损失则微乎其微。日军海军一共只有七百条正规战船，九千两百名士兵。短短一个月时间，便被李舜臣报销了七分之一。藤堂、胁坂、龟井、来岛等在日本战国摸爬滚打出来的名将，面对李舜臣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这个辉煌的战绩令日本的海上运输为之顿挫，所有的运输船都缩在釜山港和对马不敢出去，就算有护航舰队也不敢。


  秀吉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勃然大怒。他正沉浸在朝鲜的大胜喜悦中，岂能容这些败战坏了兴致。更何况他那时候已经开始着手筹备渡海，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几个人正愁没有理由劝阻，现在都拿这一连串战报说事。


  看来不把李舜臣干掉，老子是渡不过海了。


  可九鬼嘉隆他们几个已经是日本的顶尖高手，秀吉一时间也找不出人来代替他们，只得写信过去，挨个臭骂一顿，勒令他们重整旗鼓，务必要扑灭李舜臣。秀吉一怒，九鬼嘉隆等人都噤若寒蝉，知道不采取行动，大家都不要混了。


  九鬼毕竟是水军老将，他仔细分析了之前的几场战役，发现这几场仗日本人输的都有点冤。要么是日本人主力都在岸上，水军主力不在，被朝鲜人钻了空子——比如玉浦海战；要么是我军数量少于敌人——比如泗川和唐项浦之战；要么是我军互相根本不配合——如果得居通幸能够早点与胁坂安治合流，也不至于在唐浦战死。


  于是九鬼嘉隆得了一个结论：朝鲜海军之所以占据优势，是因为指挥官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日本海军的失败，完全该归咎于那些笨蛋各行其是。


  不过这也没办法，日本水军的九千两百人，实际上被分成了九大部：九鬼嘉隆（一千五百）、藤堂高虎（两千）、胁坂安治（一千五百）、加藤嘉明（七百五十人）、来岛兄弟（七百人）、菅达长（二百五十人）、桑山一晴（一千人）、堀内氏善（八百五十人）、杉若氏宗（六百五十人）。


  日本当时没搞统一兵制，大名上战场都是自带人马，所以打起仗来士兵都紧随自家主公行动，每一个大名都是一个独立的军事单位，自然要以自家利益为先。


  九鬼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将领们叫过去，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一番，说以后诸君要抛开成见，精诚合作，要为秀吉桑的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云云。诸将纷纷表示要摒弃前嫌，联手合作。


  其中有一员将领，摩拳擦掌，嗷嗷直叫，战意最为强烈。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胁坂安治。


  胁坂安治自矜为是秀吉亲信中的亲信，一向看不起九鬼、龟井这些半路投靠的旧海贼将领。他的海军班底是由良、沼岛的海贼组成，加上加藤嘉明、菅达长等同是淡路一系的水军，一共有两千五百人，在水军中很有发言权。


  泗川之战发生时，胁坂安治的主力不在附近，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李舜臣胜之不武。现在既然要围剿这个可恶的高丽人，胁坂自然是要争当先锋，报一箭之仇。


  在接下来整整一个月时间，日军不再象从前一样肆无忌惮地在海面横行，而是默默地开始集结战船，打算拿出狮子搏兔的魄力，一举把这个扼住日本动脉的大手斩断。
  日军的集结地点选在了李舜臣扑空了一次的加德岛。到了七月份，日军已经动员了战船一百一十五艘，以九鬼嘉隆、加藤嘉明一部和胁坂安治所部为主。其中胁坂安治报仇心切，把手底下能动员的兵力全都调来了，总战力高达七十三艘战舰。九鬼嘉隆也出了血本，把日本海军的总旗舰“日本丸”也开了出来。


  日本丸是九鬼为了取悦秀吉而特意建造的超级大舰，甲板宽十米，舰首到舰尾长三十米，比起大明福船来说只是个小弟弟，但在日本已经算是不得了的成就。在日军出征那一天，九鬼嘉隆把日本丸打扮得极尽奢华之能事，在一群更小的小弟簇拥下驶过海边，让观礼的大名们啧啧盛赞，给老大秀吉长了不少脸。


  日军的动静，都被李舜臣看在眼里，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日本人这一招，恰好是李舜臣的软肋。无论他的部队多么精悍，数量上始终处于劣势，若是从游击战改成阵地战，恐怕朝鲜水军前景便要堪忧。


  一般将领碰到这样的情况，会选择避敌锋芒，再以游击战袭扰，待敌人露出破绽而徐而图之。但李舜臣是一个极具进攻精神的将领，他解决的办法非常直接：在敌人集结之前，把先来的都干掉。


  很快李舜臣便找到了机会。


  胁坂安治此时在加德岛度日如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的部队早就到齐了，可其他水军还没到来，九鬼嘉隆不允许单独出战。他反复要求，九鬼也不理他。


  又等了几天，胁坂实在无法忍耐了，他找到九鬼，说我军打算前移到巨济岛以西的加助岛海域，伺机接敌。


  加助岛位于巨济岛西北，距离加德岛不算远，再往西便是巨济岛与忠武之间的巨济海峡，十分狭窄，是从外洋进入巨济岛内洋的重要通道。胁坂提出把兵力部署在这里，在战略上合情合理。


  九鬼被他磨的没办法了，心想胁坂的兵力占了全军三分之二，数量在李舜臣之上，就算单独遭遇也没问题——何况那里距离加德岛不远，大本营派兵救援也来得及。


  胁坂安治大喜过望，立刻点齐人马，杀奔加助岛而去。抵达加助岛以后，他没有乖乖在附近等候，而是往前又偷偷迈了一步，钻进了巨济海峡。


  七月六日，李舜臣、李亿祺、元均的两道联军在露梁海完成了集合。到了七月七日，忽然东风大起，不利行船，于是李舜臣便把舰队停泊在唐浦附近，吩咐手下离船登岸去砍柴取水。柴水还未取回，却送来一个人。这人叫做金千孙，是朝鲜平民，为了躲避战乱在附近隐居。


  金千孙告诉李舜臣，他看到日本人有七十多条船从西边开过来，过了加助岛与永登浦，一头扎进巨济海峡。李舜臣得到这份重要情报，


  到了七月八日一大早，李舜臣拔锚出战，大军开拔至巨济海峡之前。远远的，朝鲜侦查舰发现有一条关船和一条小船在晃悠，这两条船一看到朝鲜海军，吓得掉头就跑，一头扎进巨济海峡。侦察舰跟着往里凑了凑，发现见乃梁里有一支庞大的船队。


  报告传回海峡口，朝鲜军一片欢腾。部下们现在都打上了瘾，看见日本人的船个个兴高采烈，打算再干他一票大的，但只有李舜臣盯着地图，什么都没说。元均看到李舜臣不动，着急了，眼前这七十多条船，就是七十多船功勋呀！


  元均经过这数次大战，胆量也肥了，再不是开战前畏敌如虎的那个元均。李舜臣不动，他自己动，这位庆尚道水军节度使抄起刀子，战意熊熊地燃烧起来，抬腿就要冲上去。


  李舜臣一把将元均按住。他可以容忍这个废物点心偷窃自己的功劳，但不能容忍他扰乱自己的胜利。


  “你别傻逼了行么？你这是把咱们水军往死里送！”


  李舜臣喝退了满脸羞愧的元均，给部下解释说见乃梁这个地方水道狭窄，不方便战船展开；而且水位比较浅，暗礁又多，真要打起来，是个敌损一千己伤八百的局面。咱们应该把战场选在闲山岛附近。那里是在大洋中间，孤零零就悬着一个没吃没喝的闲山岛，倭寇就算侥幸逃生，也无路可逃，只能等死。


  手底下人问：那咱们该怎么把他们诱过来啊？


  李舜臣回答：“照老规矩办。”


  什么老规矩呢？示敌以弱！


  部下都有些疑惑。从李舜臣出战之后，用这招耍了不知道多少日本人，用得太滥了。日本人也是人，也有记性，反复玩这一手，还能奏效吗？


  事实证明，还真奏效了……
  日本人或许有记性，但胁坂安治显然没有，他的脑袋已经被复仇的火焰充塞，容不得其他念头。当胁坂安治看到李舜臣的几条战船跟初恋的大姑娘一样，先是怯怯地凑近见乃梁，又立刻害羞地飞快跑开，他立刻把九鬼的叮嘱抛到脑后，下令全军追将出去。


  一个追，一个逃，很快胁坂舰队就杀出了海峡，来到了闲山岛附近。胁坂安治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在他面前的朝鲜战船，分成了两队，摆出一个V字形，而自己的舰队恰好位于V字的宽口处。


  胁坂安治并没在意，我有七十多条船，且全是经验丰富的淡路水军，优势在我们这边。


  但一开打，胁坂安治便感觉到不对劲了。朝鲜战船的火力比以往猛烈了许多，而且四面八方都是，如火雨下落，让人躲不胜躲。


  同样的战船、同样的武器，怎么效果提升了这么多？


  胁坂安治不知道，这是李舜臣精心为他打造的海战阵型。李舜臣早已经预见到，日军逐渐在觉醒，以往那种趁人不备捡大便宜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日、朝两支海军迟早会有一场正面对决，朝鲜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才能抵消日军的数量优势。


  在唐项浦海战的时候，朝鲜水军埋伏在浦口围成半月形，逃出浦口的日军战船会被立刻摧毁。李舜臣从这个战例得到了灵感，冥思苦想，创造出了一种新阵型：鹤翼阵。


  顾名思义，鹤翼阵的形状，象是一只仙鹤展开翅膀，两翼向前拉伸，把敌人纳入到V字型深处。这种阵型的好处是，可以充分解放每一条战船的火力，不至有炮火重叠或者误伤友军的情况发生。在阵中的敌人，将面临三个方向的攻击，无论突前、后退还是向左、右突破，都要做好承受巨大伤亡的心理准备。


  在唐项浦海战结束以后，李舜臣经过几次推演，把鹤翼阵进行完善，并让麾下舰队演练。这让人不得不感慨，李舜臣的海战天才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可他居然还在成长，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答案是：不让。


  胁坂安治有幸成为鹤翼阵的第一个尝试者，他可一点都不觉得开心。


  朝鲜军的各种火炮疯狂地砸进日军头上，龟船如同鬼魅一般穿行在舰船之间。日军要后退，鹤翼阵也退；日军前移，鹤翼阵也前移，始终把日军舰队固定在V字中心。日军虽然有七十多条船，但他们是挤在一起，彼此重叠，让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远程火炮更无用武之地。


  被摧毁的战船纷纷沉没，侥幸没死的日军士兵在水里拼命扑腾，被不慌不忙的朝鲜射手一个一个点掉。不过落水的日军实在太多了，朝鲜军只来得及杀掉其他的一小部分，还是有四百余人游到了附近的闲山岛，惊魂未定地站在岸边，目睹着更多同伴被杀——这是附近海域唯一的陆地。


  胁坂安治快要疯了，朝鲜人的打击太可怕了，短短几个小时，他已经失去了一半以上的战力，两名得力助手胁坂左兵卫和渡边七右卫门全部阵亡。他还看到，自己的爱将真锅左马允仓皇地游上了闲山岛，因为过于羞愧而在海边切腹自尽。


  李舜臣可不会顾及胁坂安治的心情，他只是不停地催促部下加快速度，因为天色很快就要黑了。于是，在着急下班的朝鲜大军攻击下，日军更加溃不成军，整个闲山岛洋面都变成了地狱。


  一直到夕阳西沉，整个海面被黑暗降临之后，这一场大战才告结束。最后胁坂舰队侥幸逃脱的，只有一条安宅、七条关船和六条小早船。他们在接战时缀在队尾，因此侥幸逃脱。胁坂安治身负重伤，被部下拼死救下，逃得一条性命。


  是役胁坂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七十三条战船，只逃回来十四条，可谓是凄惨至极。


  打完这场胜仗，李舜臣没有宣布班师回朝，因为远处还有九鬼嘉隆与加藤嘉明的舰队，宜将剩勇追穷寇，仗还要继续打才行。有人问他说那闲山岛上那几百个倭寇怎么办？李舜臣说反正岛上没吃没喝，饿上他们几天再去收尸吧。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


  然后他视线转向元均。元均的所谓庆尚水师一共也只有四条船，多他不多，少他不少，与其在前头添乱，索性扔在后头抢功吧。


  元均怎么会不知道李舜臣的想法，可他现在站在别人屋檐下，只能恨恨领命。之前，他对李舜臣只是羡慕，从闲山岛海战之后，这种情绪转化成了嫉妒，现在则是恨。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元均的羡慕嫉妒恨开始发酵、爆发，最终把所有人都拖入了深渊……
  话说两头。胁坂的残余舰队连夜遁逃，总算把主将拖回了加德岛大营。九鬼加隆与加藤嘉明大为震惊，急忙把目前手里有的四十二条战船都派出去，编成一队，向西谨慎前进，绕进了安骨浦附近的熊川湾里，紧靠同浦城停泊。


  九鬼嘉隆是老江湖，海战的道道儿比楞青头胁坂明白多了。他心里清楚，李舜臣这是来寻求主力决战，肯定不会上陆纠缠，于是放心地离开加德港，在熊川湾等着。


  熊川湾浅滩很多，水深比较浅，适合日军战船行动，板屋船这种吨位的朝鲜军船机动能力却受到限制。所以与朝鲜人决战，必须要选择在这样的地形。胁坂这个蠢材贸然跑到了大海中间，不被蹂躏才怪，九鬼老奸巨猾，却不会出这样的纰漏。


  李舜臣把元均扔在后面，和李亿祺继续前进，在七月十日抵达了安骨浦。侦查报告，在熊川湾的同浦附近结阵，一共有安宅船二十一艘，关船十五艘，小早船六艘，其中一条安宅船无比煊赫，正是九鬼乘坐的旗舰日本丸。


  李舜臣知道熊川湾同浦附近的地形，他不想在那种地方跟日军决战，便想故伎重演，再玩一次示敌以弱。


  他为了诱出九鬼嘉隆，煞费苦心。李亿祺率一半的舰队躲藏到安骨浦以南巨济岛以西洋面，李舜臣自己则独率另外一半舰队向熊川湾前进，希望九鬼能欺负自己兵少，出来一战。


  可惜这一次李舜臣的三板斧好象失灵了。因为九鬼嘉隆与加藤嘉明是真被他打怕了，拿定主意打死不出熊川湾，就在里头耗着，任凭李舜臣如何引诱，坚决不出来。


  李舜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小鬼子你以为躲在浅滩就安全了吗？他令旗一挥，朝鲜水师开始进攻。


  这一次，李舜臣又花样翻新了。


  李舜臣手里有熊川湾详细的水文情报，他标出了十几条板屋船可以航行的航路，把舰队分分割成许多小单位，象是无数小楔子，从各个方向钉入日军阵势。每一条航路，战船轮番上前，一船进而一船退，交替作战，这样既可以保持作战连续性，也不会造成拥挤与搁浅的状况。


  饶是九鬼嘉隆见多识广，还是被李舜臣这种近乎不讲道理的打法打懵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日军一片混乱，一不留神，被朝军打沉撞破了好几艘。


  远处的李亿祺看到这边烟火涨天，知道李舜臣没把敌人拽出来，反而自己闯进去了，连忙带人赶过来支援。一时间熊川湾内杀声震天，弹矢齐飞。日军尽管不适应这样的战斗，但绝境之下逼出了斗志。他们充分发挥小早船的机动能力，在各条大船之间来回，把船上的伤员运走，再运来新的士兵补充。


  毕竟朝鲜军在浅水区无法发挥全部机动力，场面不落下风，但歼敌效率非常之差。两边一时间斗了一个旗鼓相当，出现了难得的相持局面。


  两军正战至酣处，战场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日军士兵回头望去，惊恐地发现那艘炫目的旗舰日本丸，居然冒着黑烟沉没了。


  原来李舜臣除了车轮战术，还早早埋下一招杀着。他发明的龟船吃水浅，底部是曲线形，船身又非常宽，非常适合在浅水的战斗。让这些龟船钻进同浦海湾，那简直就是蛟龙入海。


  在战斗一开始，这些龟船就在混乱中切入敌阵，依仗着自己刀枪不入的优势，朝着阵势中最扎眼的大船日本丸摸过去。接下来龟船把自己扁平的大鼻子贴住日本丸，钩索一抓，开始噼里啪啦猛烈放炮。日本丸一生下来就备受瞩目，是身装华丽的贵公子，什么时候受到这等屈辱。于是没过一时半刻，它就生着闷气冒着浓烟缓缓沉入了大海。


  这下被部下救去另外一条船上的九鬼嘉隆心疼得快晕了过去。那可是秀吉的骄傲啊，如今竟毁在自己手里，这可怎么跟太阁大人交代。


  日本丸是日本水师的主心骨，当它被打沉之后，原本还在缠战的日军彻底丧失了斗志，纷纷向回遁去。有一些指挥官更干脆，索性把战船开上沙滩，然后登陆，进同浦城内避难。


  李舜臣生怕日军选择登陆，让水师失去歼敌良机，正好又赶上天色已晚。他便下令收兵，所有的战船退出浅滩，在深水区围着一个圆，把剩下的日军团团包围起来。


  九鬼已经心神大乱，加藤嘉明只好肩负起了指挥之责。在危机之下，这位水军将领的表现得不错，他利用夜晚作掩护，慢慢收拢战船，利用朝鲜军无法监视到的浅水航道鱼贯而出，悄悄地撤退，打枪地不要。
    等到七月十一日清早太阳出来，李舜臣站到船头，发现日军已经跑光了。他收到情报，说梁山、金海附近海域，又有新的日军舰队出现。李舜臣二话没说，拔锚就走，杀奔梁山去也。结果到了中午，朝鲜舰队抵达梁山以后，发现海面风平浪静，没有半点踪迹。


  原来加藤嘉明率领残众脱离安骨浦以后，仓皇撤向加德大营，半路正碰见其他日军将领带着舰队前来接应，总数划拉划拉也有一百多艘。加藤再一细问，差点没气晕了。原来这些舰队昨天晚上就到了，可慑于天敌李舜臣的淫威，虽然听到安骨浦那边乒乒乓乓打的热闹，谁也没敢凑上去送死。


  加藤长叹一声，知道此时的日军已经彻底没了士气，再打也是白白送死。于是一挥手，撤吧。一百多条船簇拥着九鬼和胁坂两位受伤的大将，灰溜溜逃回了釜山。


  李舜臣这边也不能再打了。连续两场大战和数天的航行，让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尤其是各船的火药和弓箭储备也都见了底。李舜臣见好就收，见此行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便下令回航。


  闲山岛和安骨浦是李舜臣经历最激烈的两场战斗，那么朝鲜水师在战斗中伤亡状况是多少呢？战死十九人，受伤一百一十七人。


  这个数字简直不可思议。但李舜臣的朝鲜水军保留下了一张详细的伤亡表，里面甚至详尽到了每一名船夫的名字，以及他们是如何战死的，身上是弹丸伤、弓箭伤还是白刃伤。数据无可置疑。


  在回军的半路，李舜臣路过闲山岛，想看看那四百多倭寇饿死没有。结果开到岛附近一看，一个人都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座海岛。李舜臣回到丽水以后，把元均叫过来一问，差点没动手揍这个混蛋一顿。


  元均在闲山岛原本守得还算用心，没事就数数岛上倭寇的人数——这可是四百多倭寇的脑袋，能换来多少功名利禄啊。但过了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说日军有一支舰队正在靠近。元均以为李舜臣在前头吃败仗了，他那原本因跟着李舜臣的一路胜利而变得有点肥的胆量顿时被打回了原形，吓得连功勋也不顾了，当即使出了他的本能也是最擅长的一招——开船就跑。


  他这一走，岛上的日本士兵就得救了。他们齐心协力砍伐岛上树木，扎了十几个竹筏子。四百人就靠着这些筏子，硬生生划到了附近的大陆海岸，逃得一条性命。


  而李舜臣则因为这件事，就此与元均交恶，从而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在日本的秀吉听到闲山岛和安骨浦的败战消息，默默无言，非但没有斥责败将，还给身受重伤的胁坂安治发了一份感谢状。这位曾经在朝鲜地图上画圈圈的老人心里，大概已经认命了，对击败李舜臣再不抱任何希望。


  日本海军元气大伤，从此日本船只在海上见到李舜臣的战船，惟有望风披靡的份，再不敢有半分炸刺的表现，制海权彻底为朝鲜所控制。至此，日、朝之间在壬辰战争第一阶段再无大规模的水战。


  李舜臣的成功，是战术的胜利，也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战略胜利。这一连串炫目的战绩，让秀吉头疼的不只是丢了脸面，还有最重要的东西——后勤补给。


  最初秀吉制订的补给计划，是希望日本水军能沿全罗道西进，与陆军配合行动。水陆并进，陆军作战，沿途靠水补给，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开朝鲜多山地形，提高运补效率。


  现在李舜臣把日本水军牢牢地挡在了丽水以北，等若斩断了日军一臂。日军只能依靠名护屋-对马-釜山把补给运到朝鲜，再通过庆尚道的山路一路辗转运输，速度惨不忍睹。


  如果只是粮食的话，日军还可以就食于当地；真正让前线日军将领难受的，是其他几样战略物资的匮乏：铁炮零件、弹丸、火药与火绳。日军以铁炮作为核心战法，以上几种物资是保证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可朝鲜除了火药勉强可以供应一点以外，其他的都必须从日本长途跋涉运来。


  铁炮在日本可以生产，这也还罢了。像制作火药关键原料之一的硝石、制造弹丸所用的铅和做火绳用的棉线，这几样东西在日本的产量极低，本身也需要进口，搜集极其不易。


  现在横空出世这么一个李舜臣，把日军名将们打得头破血流以后，拦腰截断朝鲜海域。从此每一条日本船只在靠近朝鲜时，都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知道，李舜臣打沉一条日本战船只要片刻，而随之沉没的物资，却可能关系到前方一个军团的生死。


  他产生的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日本陆军在占领平壤之后，弹尽粮绝，不得不放缓了攻击的速度。层出不穷的逃兵事件，也越来越多。李舜臣只是轻轻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枚，便让整个日本瘫痪在朝鲜半岛。所以有人说，他打败的不只是日本海军，还有日本陆军。


  李舜臣靠着一己之力，竟和日本倾国打了一个旗鼓相当，其天才和可怕之处，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他在敌后占领区的活跃，成功地拖慢了日本的战争进程，为中朝两国在正面战场的反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有容乃大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两汉司徒

知道有这么回事，太长了，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