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我爱祖国，也希望祖国也爱我

笨蛋

姚晨：我希望这个国家爱我这样的公民
如果让我说一句话，那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祖国也爱我”。
“你知道吗?一个好的剧组一定会让一个演员只管自己这摊事，因为每个部门都运转得非常好;同样，一个国家也一定是这样子。”姚晨试图用自己“阅历的存储量”去解释她看到的一切事情。
姚晨是中国微博粉丝数最多的人，她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用自己的影响力“传播正能量”，而这些，似乎远离着她的演员本职。
“演员只管自己这摊事”的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在陈凯歌导演的新片《搜索》拍摄现场，姚晨也会与陈凯歌讨论类似的话题。这部电影里，姚晨扮演一个社会新闻记者，而她在微博世界里，早就在扮演着一个记者的角色。“演员的确占用了公共资源，你确实就得为这个时代发出声音。”她更愿意把这些看成是一个公民的义务。
姚晨是2011年“中国梦”的被致敬者，致敬的一个理由是：她用自己独特的阅历和存储量，履行了一个公民的责任，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演员的另一面。
“我希望我的祖国也爱我”
南方周末：你的中国梦是什么?
姚晨：要说具体的有很多，如果让我说一句话，那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祖国也爱我”。
南方周末：一个国家要怎样爱你包括爱她的民众?
姚晨：我不知道一个国家应该怎么去爱，但在一个国家生活能够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想的是八个字，“安居乐业、老有所依”。要让我觉得在这里很有安全感。“安全感”是所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有的人以为自己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没有钱，可是我看到很多有钱人依然觉得没有安全感，有名的，有钱的，有权的，好像都没有安全感。
南方周末：国家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这种“安全感”?
姚晨：有人说过一句话：“让一个公民不再惧怕另外一个公民。”
南方周末：一个真正的公民应该是什么样的?
姚晨：他们有想说的话，他们也敢说出这些话，他们生存的环境允许他们说出这些话;他们遵纪守法，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对自己都负责任。
南方周末：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吗?
姚晨：我的梦想一直在乱变。小时候觉得老师牛，就想当个老师。后来个子越长越高，大家都说，这么高应该去当模特，我就觉得当模特也很不错;结果长到1米68就不长了，模特也没戏了。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历史，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历史，想过当考古学家。刚上舞蹈学校的时候，我还想当个天才舞蹈家，幻想一到学校里，就发现自己是一个舞蹈天才，一举成名，结果发现，自己真不是天才。
后来也没来得及想，就被命运牵着走到了今天。
南方周末：你说“微博也是给人发梦的地方”，这句话怎么理解?
姚晨：我做柴静那期节目的时候，要播出的前一天，新闻说微博是传播谣言的地方。因为关于我的话题大部分是微博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恐怕播不了了。结果不但播了，大家看到了反馈都很好，觉得对微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看到微博还有积极的一面。我们都很兴奋。听说政府部门的人也都会潜水来这里看，有些事民怨很大，没地方说话，愤慨得不行，只有在微博上发泄。如果真的有很多官员实名制来开微博，跟老百姓对话，官员会试图信任老百姓，老百姓也会试图信任官员。关系也就慢慢没有那么紧张了。
女记者都是什么材料做的
南方周末：你在新片里演的是一个记者，当时你有个疑惑：记者究竟是应该接近真相，还是应该还原事情的本质?现在有答案了吗?
姚晨：从古到今有多少悬案，柴静的话很对，记者确实没办法还原真相，只能努力接近真相，可能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
南方周末：深入记者这个角色以后，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新的发现?
姚晨：太多了，以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和娱乐记者打交道，后来更多和社会新闻记者打交道。我前些天发了一张剧照，很多人留言说怎么不像，怎么可能那么好，然后讲述女记者的各种惨状，把我笑坏了。那其实只是拍着玩的，并不是戏里的状态。
记者是非常清贫的职业，又得坚守一份新闻理想，更多的时候像修行者。我跟陈凯歌导演在讨论，我们都觉得好的调查记者特别像侠客，像堂吉诃德一样。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侠客出现，人们也呼唤有侠客出现，就像蜘蛛侠、蝙蝠侠这些侠都寄托着人们的期望。
记者也有生活和情感的一面，记者也要买房，也要面临恋人被别人撬走……跟所有人承担着同样的东西。但同时他还得去给别人解压，去照管整个社会。
我每次看到那些特别触目惊心的报道，都会留意看一下记者的名字，有些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女的。我知道好多记者跟我是同龄人，有的比我还小好多，她们也是女孩子，女孩子照理说就应该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养养猫猫狗狗，跟男朋友幸福地逛街。我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子穿着冲锋衣，或者潜伏到黑作坊里，卧底几个月才能做出一篇报道。看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心里都得压抑成这样，我就在想，那些女记者都是什么材料做的。要干好记者确实太难。
南方周末：这是记者的正能量，你觉得记者会带来负能量吗?
姚晨：不报道，这些事情就没有了吗?正是因为有了报道，才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才会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哪怕有负能量，也能转化成正能量。就像我看到有人说陈贤妹被房东赶出来，没了工作，我转发之前就多了一个心眼，去看看几个大媒体有没有这么说，果然第二天澄清的新闻就出来了，没这回事。不说，让大家觉得天下太平，天下就真的太平?恶化了之后，也许是上百件、上千件。
南方周末：演记者的时候有去实习采访、调查什么新闻吗?
姚晨：我确实有过这个想法。之前有电影需要我去演一个发廊妹，三年前。大冬天的，我叫了两个男性朋友陪着我，我让他们去(发廊)给我打前站。后来我一进去，女孩看见我出现，腿立刻收起来，一副高傲的表情看着你，绝对比你还正经，是女人就有自己的尊严，尤其是面对同性的时候。结果也没聊成天，人家非常警觉，我们跟以前来的人不一样，可能觉得我们像警察。后来这个片子也没拍成。
体验过生活，摸了一圈，我去演的这个角色才不会是虚的。演一个人，不是演她的外貌，不是穿着，是演她的气质。
南方周末：有什么事件特别想去调查的吗?
姚晨：开微博到现在，那么多案子都悬在那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表示悲痛，可是悲痛过后，当一件又一件这样的事情出现，人们就开始麻木，比麻木更可怕的就是遗忘，很快一个事情就过去了，一个新的事情又出现了，大家也都这样活着，好像生活本该如此一样。
南方周末：你也有麻木的时候吗?
姚晨：说实话，你看到这种信息过多之后，下意识会选择更严重的看，这真是挺可怕的。
南方周末：舆论的威慑力也在降低吗?
姚晨：应该不会，这里还是提供了监督的作用，微博在悄然改变着社会。可能所谓的幸福感是来源于我们不知道，也许傻子最幸福。
不发生是最好的，不发生一定强过不知道。校车事件出现的时候，我看了特别难过，虽然我还没有成为母亲，但是我非常喜欢小孩，那么多条鲜活的生命，每个人多多少少感同身受，你作为公民的意识就起来了，你会觉得，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呢?我捐校车?我捐上个五辆、十辆校车?我当时想呼吁我的同行，把全国有经济能力的演员都呼吁起来，捐一百辆、两百辆、五百辆校车。但中国有多少学校?光北京就不止500所学校吧?突然间那种无力感一下子就让你很挫败，你发现自己的力量太微薄了。我也经常问自己，我能做什么。但就像140个字的微博一样，有关注就会有行动，有行动就会有改变，微博之力，威力无穷。

笨蛋

提醒别人，也提醒自己
南方周末：微博也是一种自媒体，你在微博里也履行着记者的职能，比如抢救猫猫狗狗。
姚晨：我不是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我就是觉得如果一个城市连猫、狗都不爱，怎么可能爱人呢?这其实就是欺凌弱小的一种行为，但凡人性比较正常的人看到那个东西都会觉得很残忍。我去新西兰和巴厘岛，在那两个地方看到了人与动物是怎么一种和谐的状态，那里的动物是不会躲开人就跑的，它们的眼神里也没有对人的恐惧，倒是人们经常会弯下身子去讨好它们，它们一脸尊贵，非常安逸地在那里生活着。但是你看咱们这边的猫猫狗狗。
南方周末：这是一个悖论，在自媒体上，大家看到阴暗的东西，转发、呼吁……但呼吁是简单的，行动却是一件困难的事。
姚晨：刚开始有微博的时候，所有人那种正义感都被呼唤起来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表达自己的愤慨，我也是其中一个。那个时候不会那么理性，愤怒先行，情绪左右你的行动，现在是思考来左右你的行动。我现在的关注量是最大的，你倒是发表了一下个人的愤慨，可是你激起了更大的社会愤慨，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会得到解决，这是没有用的，不如做点实际的。
所以后来渐渐就开始有节制、有选择地去筛选，虽然看到一些不公、不义，依旧会愤慨、会转发，但是态度上会很慎重。我尽量站在中立的、客观的角度，甚至有时候我只是转发过来，让大家去评说，转发已经是一种态度。当然更多时候我也会看到好的，比如说扶老人这件事情，有扶老人被讹的，也有扶老人被感谢的，我会把这两种都转发，希望大家在批判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还是有好的行为存在。我不光是提醒别人，也是提醒自己。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郭美美事件?
姚晨：连郭美美自己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至少因为我的“2”起到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其实我想大家关心的不是郭美美本身，关心的是她背后的一些东西。郭美美像一根针挑破了一个大脓包。今天可能不是郭美美，明天会有张美美、王美美，这是迟早的事。
南方周末：挑破了脓包之后怎么办?
姚晨：我这两年来也参与一些公益项目，我确实觉得公益远远地超出我的想象。它不单单是你的一份善心。你对慈善事业的热情能支撑下来，首先是信仰，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非常科学的管理。
我做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难民署的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动先行，比如去看一户难民人家，我听说那里有小孩，就会买很多高级的零食、高档的玩具和文具。后来他们很婉转地告诉我，不需要买这么好的东西，因为你只能给他一次，他们领受过了，但以后不能再延续，会给他们带来二度伤害。
他们的管理非常科学，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公款吃喝这种问题。在香港的难民署探访的最后一天，他们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饭局快结束的时候才听说那顿饭是他们老板的朋友赞助的，他们是非常言行一致的。
在香港难民署参加活动那天，有一个内地人兴奋地跑来说：“姚晨，我希望你的微博关注我，因为我正在做一个公益项目，你不应该只关心国外难民，你应该关心中国难民。”他的情绪非常激昂，眼里透着一种很兴奋的光。我跟他说：“你今天是来参加难民署活动的，但是我非常遗憾的从你刚才那段话里，我发现其实你对难民是不了解的，你把难民分成了国外的和中国的，这个概念首先是不对的，用一种善行来抨击另外一种善行更是不对的。”
很多人为什么热情只会燃烧一阵，当他受到一点点阻力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被击溃了?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么善良地来帮助一个人，我怎么会受到质疑、受到阻挠呢?然后就会退缩。所以我说需要一份信仰，需要科学的管理。
南方周末：你的电影叫《搜索》，你怎么看待人肉搜索?
姚晨：我本能地不喜欢，听这名字就很狰狞。《圣经》上有一个故事，一个妇人因为淫乱被人抓了，所有人把她围在中间，要拿石头砸死她，耶稣就和围观的人说：“你们当中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就可以拿石头砸死她。”众人默默放下了手里的石头散去了，耶稣对这个妇人说：我不治你的罪，但是你以后不要再犯了。这个故事让我特别感动，其实现在的“人肉搜索”就是那一个个举起石头的人们，没有人看到自身的问题，只看到“他是一个罪人”。但谁赋予你权利，让你可以夺取他人的生命，来制裁他?要制裁的话，有法律。
我们没想掌控什么，只想改变一点什么
南方周末：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你的一条微博，到达300万粉丝的时候发的，你说面对300万人，到底应该说些什么。
姚晨：我现在还是很忐忑，我粉丝越多，我越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因为你不能随便乱说。
南方周末：就是被绑架?
姚晨：那要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好的绑架也未尝不可。就像陈贤妹那条微博，以前如果我看到了，很愤怒，大不了我马上就发了，现在我就得多考虑一下，会不会有问题。这种绑架让我会更加慎重。我坐在一个粉丝量最高的位置上，没事就胡说八道，那确实是有问题。我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人。自我绑架挺好的，它对我最大的帮助，说到最后就是一个分寸，过了那个分寸就会让人不舒服。
南方周末：你关注了很多公共话题，还转了很多“公知”的文章，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公知”吗?
姚晨：坦白说我不算，当然我很佩服、很欣赏那些人，我不是特别希望给自己戴上这样的标签或那样的标签。
南方周末：很多人成为“公知”，也许是社会现实和民众“逼”的。
姚晨：你知道吗?一个好的剧组一定会让一个演员只管自己这摊事，因为每个部门都运转得非常好;同样的，一个国家也一定是这样子，我只能用我自己的阅历的存储量去解释我所看到的一切事情。
南方周末：你转发并称赞了韩寒的《谈自由》，想到过会引起争议吗?
姚晨：韩寒有名有利，还能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难能可贵。韩寒的职业就是拿笔杆子的人，笔就是他的表达方式，这就像演员得做很多公益，也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有人说他是投机者，像他那样的名人，越是这个时候越难把握自己，难度比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要大。
我是站在同龄人的角度来说的，我们没想掌控什么，只是希望改变一点，只是希望我们过得更好一点。

笨蛋

姚晨：我不知道一个国家应该怎么去爱，但在一个国家生活能够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想的是八个字，“安居乐业、老有所依”。要让我觉得在这里很有安全感。“安全感”是所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有的人以为自己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没有钱，可是我看到很多有钱人依然觉得没有安全感，有名的，有钱的，有权的，好像都没有安全感。
南方周末：国家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这种“安全感”?
姚晨：有人说过一句话：“让一个公民不再惧怕另外一个公民。”
南方周末：一个真正的公民应该是什么样的?
姚晨：他们有想说的话，他们也敢说出这些话，他们生存的环境允许他们说出这些话;他们遵纪守法，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对自己都负责任。

笨蛋

姚晨：我不是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我就是觉得如果一个城市连猫、狗都不爱，怎么可能爱人呢?这其实就是欺凌弱小的一种行为，但凡人性比较正常的人看到那个东西都会觉得很残忍。我去新西兰和巴厘岛，在那两个地方看到了人与动物是怎么一种和谐的状态，那里的动物是不会躲开人就跑的，它们的眼神里也没有对人的恐惧，倒是人们经常会弯下身子去讨好它们，它们一脸尊贵，非常安逸地在那里生活着。但是你看咱们这边的猫猫狗狗。

笨蛋

中国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在过去六年中飚涨了70倍，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富，也说明中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更提醒中国政府面对日趋严峻的贫富矛盾，急需从收入分配政治体制上进行大刀扩斧的改革了。




过去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七年翻一倍。尤其是从2005年超过意大利后，经济大跨越的步子就没有停止：2006年，超英国；2007年，超德国；2011年，超日本；在不远的将来还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除了GDP，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达到3.2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球总额的1/3。




而2011年中国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总额已是2005年的70多倍。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以2010年年末为准，中国千万富翁达96万人，亿万富翁也达6万人。2010年中国千万富翁的平均消费额高达190万元人民币。有着“海上劳斯莱斯”之称的英国圣汐克2010年和2011年仅在中国就售出大约20艘游艇。这款豪华游艇的单价为100亿韩元。




在欧美经济陷入困顿后，中国俨然成为欧美豪华名车的救赎者。一辆在海外基本售价达24万5000美元在中国售价高达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劳斯莱斯，2011年的销售量已经超越美国，中国成为劳斯莱斯全球最大的市场。




英国 《每日邮报》春节前以“奢侈品商店准备收货 ‘北京磅’”为题报道，伴随着中国龙年，商店正在准备从遥远的东方购物者手中收取成千上万的财富。 世界奢侈品协会和中国贸易促进会发布报告称，预计圣诞、春节期间，中国人在海外消费达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10年，美国十大新闻热词“中国崛起”排名第三，2011年美国智库最新岁末盘点说，中国崛起潮流依旧，不过这回贴上了“有钱”的标签。在美国复苏无力、欧洲沦陷危机的大环境中，中国俨然成了最扎眼的“大款”。“现金富足”“富豪财富总值全球第二”“中产阶级崛起”……法国《看板》杂志甚至称，2012年G20峰会上最有发言权的国家将是中国，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有钱。




中国富豪总身家六年飚涨70倍，普通百姓过去六年间的收入增长情况又如何呢？国家统计局公告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人民币，2011年为6977元人民币，2011年是2005年的2.14倍；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人民币，2011年为21810元人民币，2011年是2005年的2.07倍。




统计数据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六年仅增长了2倍左右，如果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收入增长微乎其微。统计数字显示的是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这意味着，还有很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是被过高的收入者平均拉高的，真正达到平均收入线以上的并不占多数。




民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中国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保障对象将近9000万人，加之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低收入群体已接近上亿人，占全国人口近8%，这是民政部官方的统计数据。




这就是说，中国目前有近亿人靠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维生，除此之外，中国还有数字庞大的群体被社会所遗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中国金字塔上的富豪不到人口总数的5%，他们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欧美乃至亚洲的一流富豪，他们可能己经移民或正在移民，他们对中国经济除了攫取就是掠夺；只有10%的所谓金领白领或者企业主算得上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抑或是中国当今的消费主力。剩下的属于所谓的夹心层，名义上过着小康生活，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面对高涨的物价房价和教育医疗开支，他们随时都会沦为贫困线之下的低收入群体。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而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调查，其理由是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所以不统计这一指标。　

　　

国家统计局没有能力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不等于别人就统计不出来。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到0.18，19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世界银行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即使不是当今世界最大，也属于最大之一。贫富悬殊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统计部门为此装聋作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极少数人的收入早已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比如一些地产商、国企高管、资本大鄂、权贵官员……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特别是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面对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韩国也是如此，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过90美元，1995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2007年进一步突破了2万美元。在香港，一个普通的泥瓦工，日薪也不会低于600港币。




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的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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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一度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去年7月，现任广州市委书记的万庆良，曾提议以“新广州人”取而代之。近日，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两省的领导都表示，这一称谓体现出对农民的不公，呼吁以其他名词取而代之。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还公开指出，在“农民工”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

“农民工”一词强调了务工人员的农民身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产物之一。事实上，这一称谓在中国已存在多年，统指身处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但户籍仍属于农村的人群。据统计，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目前在中国已有2.5亿人。

在提出改变称谓的同时，政府何时给“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才是问题的关键。此前，中国已有一些地区以行政手段规范“农民工”的称谓。不同地区采用的名称各异，比如，西安改以“新市民”，东莞采用的是“新莞人”，浙江省用的则是“新居民”。

近年来，纠结于“农民工”称谓，并将此上升为提案议案的现象并不鲜见。不过，就那些先行试验之地来看，虽然官方抹去了“农民工”的传统称谓，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以及命运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数亿“农民工”走进城市，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觉得城市生活更精彩，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因为体制的原因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子女就学、就医、养老等问题没有一项得到解决。

一些地方兴师动众地要改这一称谓，源于“农民工”群体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低工资脏乱差的代名词。站在“农民工”的视角上看，薪资标准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决定得了的，而脏乱差又往往与收入有着密切联系。一个处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边缘的“农民工”，怎能贪图租住那些更为舒适的住房？春节过后，与一位央企的项目经理聚餐时，谈起“农民工”的住宿条件，他所在的工地，往往一间简易的房子里，要安排十对夫妻同住在一起，谁也没有想过他们的尴尬。

还记得20年前，与我相熟的一个泥瓦工在聊天时就发过一番感慨，他说一年四季都在城里盖楼生活，每当楼房盖好，就要离开，城市里的一切永远跟他无关。20年后，他己年过半百，已记不清为城市盖了多少楼，由于长期在外风餐露宿，身患多种职业病和慢性病，不再适应繁重的体力活，只能回到老家靠打零工和短工糊口，这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缩影。第二代“农民工”的命运又将如何？他的儿子依然走上了这条老路，在城市依然没有安居之所，每到春节，仍要舟车劳顿回到农村的老家过年。

相较于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等方面，可以享受财政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农民工”普遍拿着最低的报酬，干着世界上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这样的付出得到的往往是没有公平没有尊严没有保障的回报。特别是一些黑心的老板，榨干了“农民工”的血汗，赚得盆满钵满，却不肯支付正常的工钱，以至于常常出现“下跪讨薪”、“跳楼讨薪”这样的悲剧。诸如此类的现象，就算把“农民工”的称谓变为工人、老板、干部甚至领导，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去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率领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视察后得出结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是绕不开的难题。而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左右，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这意味，要想实现“农民工”命运的真正改变，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不仅仅在于一个称谓的改变，更在于公共财政特别是国家体制对“农民工”的扶持和认可。

称谓只是一个符号，一种叫法，与职业无关、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现在有人把妓女称为小姐或者性工作者，多好听的名称，可是她们还得卖笑！如果“农民工”贫弱的生存状态得不到改变，歧视还将存在。有名无实是一种作秀，真正要改变的，不是称谓而是现实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特别是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环境、网络舆论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才会使社会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趋于一致。

lilimarry

姚晨很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