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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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愉快地答应了苏黑巴托尔的请求。

　　不久，苏黑巴托尔率领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便和苏方举行了商谈。苏联政府承诺给予蒙古在政治上的支持和政治、军事上的援助。苏黑巴托尔则代表“独立”的“蒙古人民政府”，同意苏军队长期驻扎在外蒙古。双方最后签订了一份友好协定。这是外蒙古“独立”后同外国签定的第一个协议书。

　　协议规定：过去沙皇俄国政府和前蒙古自治政府之间所签定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均为无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承认蒙古人民政府是蒙古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在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必须执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并且不允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任何对另一方有敌对行动的组织活动。

　　通过这个协议书、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苏黑巴托尔同乔巴山、哈丹巴托尔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旗勋章。此后不久，“蒙古人民政府”也以最高的荣誉表彰了苏黑巴托尔的功绩，授予了他“卓力克图——巴托尔”（勇敢的英雄）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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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起来，贫苦的阿拉特！

　　蒙古代表团回到蒙古后，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为新获得“独立”的蒙古选择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友展道路。苏黑巴托尔认为，苏俄的经验表明，任何社会要越过资本主义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是改善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必须发展合作社，采用新的经济和文化形式，把阿拉特群众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

　　苏黑巴托尔指出：只有一条道路，即只有摧毁经济、政治方面的封建基础，才能为社会主义发展准备条件。而只有依靠走这条道路，才有可能保障蒙古的封建制度和民族压迫不会重演。

　　在苏维埃思想的指导下，“蒙古人民政府”在蒙古境内实施了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化政策，强行摧毁蒙古封建主阶级的经济基础，由此引起了激烈的阶级斗争。

　　1922年11月，札萨克图汗部一个旗的阿拉特牧民起来反对本族王公巴音寄嘎勒和他的儿子鲁托奥其尔，因为他们企图向阿拉特牧民强制征收己被“人民政府”宣布废除了的捐税和劳役。阿拉特牧民请求札萨克图部的人民政府解除巴音吉嘎勒和鲁扎奥其尔的掌旗官职。人民政府满足了牧民们的要求，剥夺了他们父子的官职。阿拉特牧民在人民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摆脱了千百年来俯首听命、逆来顺受的奴性，他们扬眉吐气，纷纷起来向蒙古王公贵族挑战。

　　不仅如此，阿拉特牧民在反对世俗封建主的同时，还反对喇嘛僧侣的盘剥，拒绝向寺院纳税。在土谢图汗部，巴托王旗的阿拉特拒绝给博克多格根的马匹准备饲料。并要求博克多格根把草场分给阿拉特。

　　全蒙古的阿拉特觉醒了，他们掀起了一股反对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僧侣的政治运动。1923年12月，“蒙古人民政府”根据阿拉特牧民的愿望，对拥有领土的王公制定了一条法规。根据规定，旗札萨克应由旗代表会议负责，旗代表会议有权解除札萨克的职务，并选举今后的札萨克，呈请人民政府批准。

　　这条法规废除了领地王公世世代代占有旗土地、牧场和牧奴的特权。封建主虽然可以被选为旗代表，但是必须在得到全旗阿拉特的同意后方可管理旗务。

　　根据规定，一切政权机构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一切担任职务的人，从政府委员到十户达尔嘎。必须从那些了解人民疾苦，诚实，而且能保护人民利益的人中间选举。选举过程以不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

　　在这个法律条款的基础上，从1923年冬到1924年复，蒙古各地广泛开展了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活动。通过阿拉特会议，先后选出了十户、巴嘎，苏木、和顺、艾马克等地方政权机关。最后选举结果，使从前领地王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被免职，由阿拉特取代。

　　这场席卷整个外蒙古地区的声势浩大的选举运动，沉重打击了世代享有特权的大批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使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夹起尾巴做人。从此，在外蒙古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千余年来受压榨的阿拉特牧民，开始掌管起各级政权机构。

　　由于外蒙地区迅速向着国家化的方向发展，“蒙古人民政府”于1923年10日宣布取消过去以领地封建主之名作为各部名称的沿袭，代之以新的行省制度。从此，土谢图汗部改为博克多汗乌拉省，车臣汗部改为抗肯特乌拉省，三音诺颧汗部改为齐齐尔里克曼沟尔省，札克图汗都改为杭特希尔乌拉省。

　　通过这些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全面变革，外蒙古内部走向了具备一切国家形式的“独立”。但从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生活、风俗习惯都更多地受到苏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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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沙其喇嘛：为僧侣利益而战

　　苏黑巴托尔仗着有苏联的支持、在外蒙古推行了激进的社会变革措施。他在政治上除了实行阿拉特选举制度外，还在经济上实施了减免租税、平均领地等措施，试图在短时间内摧毁传统的经济基础，建立起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黑巴托尔的激进政策严重地损害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抗，上自博克多格根、下至一般王公僧侣、都对人民政府的措施恨之入骨。沙其喇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博克多格根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于西藏，蒙古之间。在清朝，由于西藏和蒙古同属于高度自治的地区、双方接触比较频繁。辛亥革命后，西藏宣布归顺中华民国政府，外蒙古则在沙皇武力支持下建立了“自治”蒙古政府。沙其喇嘛是博克多格根的支持者，他从西藏窜到蒙古后，在外蒙古获得了许多特权。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向外蒙古派遣了军队。沙其喇嘛怂恿博克多格根，秘密勾结恩琴白匪，赶走了驻守库伦的中国军队。沙其因此而成为博克多格根的心腹，在博克多格根伪政府中担当要职。

　　“蒙古人民政府”掌管外蒙政权以后，沙其使一直在暗中活动，企图频覆人民政府。特别是在1922年“蒙古人民政府”实施激进的经济政策后，沙其喇嘛暗中秘密联络各地被阿拉特赶下台的王公贵族和对人民政府心怀不满的上层喇嘛，密谋发动武装叛乱。

　　参加沙其喇嘛反动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在革命以前享有特权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革命使他们丧失了一切，他们准备以武力推翻人民政府。

　　沙其喇嘛煽动他们说：“武力消灭的东西必须依靠武力来恢复。我们不能容忍赤化分子夺走我们的牧场，抢夺我们的牛羊。现在，到了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的时候了！”

　　在沙其喇嘛的积极策动下，这帮破落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暗地里收罗党羽，秘密从西藏等地偷运进武器弹药。他们秘谋于1922年12月在库伦发动叛乱。进攻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蒙古人民政府”很快便获悉了沙其喇嘛一伙的阴谋。蒙古人民军在库伦一带进行了大搜捕，反动组织的成员纷纷落网，沙其喇嘛也在逃往西藏的途中被截获。

　　在审讯沙其喇嘛的过程中，博克多格根为了保全自己，推御责任，他把沙其喇嘛说成是自己身边隐藏的反动分子，把杀死蒙古人民军卫兵，放走恩琴的罪状一股脑儿推卸到了沙其喇嘛头上。

　　沙其喇嘛被执行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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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鲍陀求助张大帅

　　　　　　　　　　　 1、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在蒙古走向国家化的江程中，产生了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传奇式人物，此人便是“蒙古人民政府”的总理鲍陀。

　　鲍陀的经历、思想和最后的结局都是耐人寻味，非同寻常的。在蒙古的现代历史上，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象他这样复杂，褒贬不一的人物了。有人骂他是老谋深算的内奸、也有人说他是深谋远虑的英雄。

　　鲍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谈起。

　　鲍陀出生在一个封建主家庭，受到过良好的蒙古文化的教育。他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也颇有研究。在苏黑巴托尔发动革命以前，鲍陀正在一个喇嘛寺庙里做喇嘛。革命党发展到库伦以后，他从宗呼勒庙里跑出来，加入了革命党，受到了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信任。

　　由于鲍陀在库伦深孚众望，又有学问，所以，当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建立“蒙古人民政府”时，他被推举为总理兼外交部长。苏、乔想借助他的威望来加强人民政府的影响。

　　鲍陀在他的施政纲领中提到：“蒙古自古是一个有很强的生命力的民族，他曾诞生过成吉思汗、忽必烈这样一些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也曾有过明清时代叛乱与顺服、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年代。蒙古的生活更多地是同中国的历史发生关系，因而当我们建立我们的新蒙古时，不能不考虑时代的要求。目前，我们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仍处于中世纪的水平上，我们所要努力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地同世界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说白了，就是迅速实现现代化。

　　“所以，我们在政治上寻保证每个人的权力都得到尊重，经济上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生活上更加与现代世界保持一致，这样，我们才能建成一个崭新的蒙古民族。”

　　鲍陀基于这种使蒙古民族现代化的思路，他不赞成仅仅同苏俄保持联系，主张同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保持来往，向外国学习，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因此，他的政治主张同深受苏维埃思想熏陶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等人大相径庭，这为以后他们的决裂种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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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留辫子，我就不当总理！”

　　1922年3月，鲍陀作为“蒙古人民政府”的总理召开了“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人民政府各部的部长和大汗的代表。

　　鲍陀向到会成员汇报了自1921年3月，人民政府建立以来的一系列工作情况。鲍陀满腹韬略、能言善辨，他为与会成员的热情鼓掌所感染，兴致勃勃地阐发了自己对蒙古大政方针的看法和主张。他声音宏亮地说：

　　“目前，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加快蒙古的建设，必须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着手，推行一系列有助于蒙古现代化的政策。在政治上，我们要完善君主立宪政体，在蒙古传统信仰同现代社会政治之间保持某种稳定和谐。因此，人民政府必须充分保证大汗及其社会地位不能动摇，各地的寺院僧侣也要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尊重。在最近一段时间，常常听到说一帮阿拉特牧民擅自闯入喇嘛寺院，抢劫僧侣们的东西，这种现象要严加禁止。当然，对违反了《誓约》的喇嘛僧侣也寻毫不留情，严加查办。在经济方面，我们目前刚刚着手减免了一些捐税，领地王公和僧侣们的利益也应适当地予以照顾。不能过于激烈地剥夺他们的财产，引起国内形势的混乱。在文化方面，我们应主动地吸取先进地区的文化营养。不仅包括俄罗斯社会主义文化成就，同时还有同中国文化、日本、美国以及西欧各国建立文化的沟通，使蒙古人民更快脱离中世纪的封闭、保守和落后的状态，而更快地进入现代世界的开放、进步和文明的社会。”

　　鲍陀充满激情地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兴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鲍陀欢呼。一些参加会议的封建主和大汗的代表，跑上前来和鲍陀握手。

　　列席会议的苏俄代表在翻译把鲍陀的讲话翻译成俄语后他听懂了。他板着僵硬的面孔不满地看着苏黑巴托尔，嘴里不停嘀咕着什么。

　　苏黑巴托尔对鲍陀的宏篇大论感到吃惊。此刻，他象椅子上有针刺似的扭来扭去，局促不安。

　　鲍陀没有注意到苏黑巴托尔验上细微的变化，他加重语气说：

　　“蒙古民族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快，这里有一个十分滑稽的现象。我们蒙古人原来是没有辩子的，当1609年满州人努尔哈赤联合蒙古王公与明朝作战的时候，依然是短发。清朝入关后，强迫汉人象满州人那样留起长辩，我们的蒙古祖先也从那时起留起了长辫，至今快三百年了。现在满清统治已被推翻，汉族人掀起了一般剪辫子的浪潮，连女子也剪成了短发，既大方又方便。我们蒙古民族正对于变革时期，应该改变旧习俗，男子剪掉长辫，重新塑造崭新的国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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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黑巴托尔再也忍不住了。他不喜欢中国人，他认为中国是使蒙古民族遭受奴役的罪魁祸首。他站起来反驳道：

　　“鲍陀同志，我们蒙古民族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什么要效法外国人呢？留辫子已经是我们蒙古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什么要把它提到民族现代化的高度来讲呢？

　　苏黑巴托尔的当众顶撞使鲍陀感到尴尬，因为鲍陀已经年过五旬，是位深受敬重的长者。而苏黑巴托尔则年轻气盛，具有军人直爽的气质。他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是紧跟苏维埃的蒙古斗士，他不能容忍在蒙古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渗进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渣滓。

　　鲍陀看到这位年轻的领袖冲动的样子，并没有生气，他耐心地解释说：

　　“苏黑巴托尔将军，目前蒙古最紧要的不是苏俄的支援，而是蒙古民族的觉醒。剪去男子的长辫子，可以促进蒙古人的民族意识，跟上现代西方文明社会发展的步伐。”

　　苏黑巴托尔严肃地说：“鲍陀同志，这不仅仅是一个剪不剪辩子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倾向苏俄呢，还是倾向中国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

　　其实苏黑巴托尔的内心并不在意剪不剪辫子的问题。他是害怕鲍陀散布的倾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言论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导致蒙古革命党的政治方向发生偏转。所以，他在寻找借口试图削弱鲍陀在人民政府中的影响。

　　乔巴山、布麻曾德以及一些具有权威的蒙古人民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站在苏黑巴托尔一边。

　　鲍陀没有料到苏黑巴托尔竟然把剪辨子同蒙古人民党的政治路线牵扯到一起，他深感震惊。其实，鲍陀早就对苏黑巴托尔之流狂热地推祟苏联的作法十分反感。他认为过分依赖苏联的做法最终将导致蒙古丧失独立，再次沦为寄人篱下的境地。

　　鲍陀明显意识到自己和蒙古人民党之间存在的距离。他感到气愤。他要阻止苏、乔一伙人把蒙古民族引向危险途径的作法。

　　“如果要留下辫子，我就辞去总理职务。”鲍陀寸步不让，他以退出人民政府相威胁。

　　这场剪辫子风波很快便导致了蒙古人民政府内部形成了政治主张相左的两派。一派以苏黑巴托尔为首，主张走苏维埃道路，另一派则以鲍陀为首，主张通过温和的改革便蒙古民族迅速走向现代化。斗争的结果，苏黑巴托尔一派占了上风，鲍陀愤慨地辞去了“蒙古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同时也辞去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的职务。

　　在鲍陀看来、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仅仅看了几本列宁的著作，就头脑发热，想在苏联红军的扶植下推行苏俄式的政治体制，这对蒙古民族来说与其说是一次革命，不如说是一场灾难。他对蒙古人民党感到失望，决心重新寻找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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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张大帅出兵

　　鲍陀辞去了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以后，决心重振旗鼓，寻找一条新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他拜访了博克多格根，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博克多格根的同情。

　　鲍陀还在库伦积极活动，他向蒙古人宣传自己的思想，向他们指明创建一个崭新的不受外国军事力量所控制的完分独立和民主的“蒙古国”的途径。

　　鲍陀在库伦的影响愈来愈大，一些政治主张相同的人逐渐聚集在他周围。但同时，鲍陀也遭到了苏黑巴托尔的忌恨，他的行动受到限制，言论也越来越不自由。

　　鲍陀在苦闷访惶中，忽然想起了中国东北的军阀张作霖。鲍陀在担任“蒙古人民政府”总理时，曾和张作霖有过书信往来。张作霖敦请他不要与中国脱离传统上的关系，不要投靠苏俄政府，损害中华民国的利益。

　　此刻，鲍陀突发奇想！——他想，与其成为俄国人的傀儡，还不如暂时保持和中国的某种联系，求助中国驱逐外蒙内的苏俄军队，然后再寻求其他途径重建独立的蒙古。

　　1922年5月，鲍陀秘密来到了东北沈阳，张作霖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张作霖已经知道鲍陀辞去了“蒙古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他对此感到很高兴。

　　鲍陀对张作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深知张作霖的脾气，鲁蛮而不乏爱国之心。他恭敬地说：

　　“久仰将军大名！实不相瞒，外蒙现今已沦为苏俄的附庸，外蒙的王公贵戚，喇嘛和百姓，都寄厚望于中华民国政府。恳请将军速发义兵，驱逐俄国人、拯救蒙古人民”。

　　“你们蒙古不是已经独立丁吗？中国政府岂能干涉他国内政？”张作霖语中带刺，幸灾乐祸地看着鲍陀。

　　“将军，中国有句话，叫作唇亡齿寒。俄国人的野心不小啊！”鲍陀这一招很厉害，它触动了张作霖的隐忧。张作霖惧怕蒙古独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苏俄军队驻爵在外蒙地区，会对东北形成合围之势，威胁他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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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用手慢慢捻着嘴角的两撇胡子，沉默不语。

　　鲍陀趁机说：“将军，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呀！出兵外蒙，是理所当然的事。”

　　张作霖眉头一跳，凑近鲍陀说：“只要蒙古王公贵戚不再闹独立，出兵外蒙只是早晚的问题。”

　　鲍陀的沈阳之行，是出于万般无奈的选择，请张作霖出兵外蒙，亦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苏俄军队撤离蒙古，可以再和中国谈判。

　　然而、张作霖只给了鲍陀一个含含糊糊的答复。他怕出兵外蒙会和俄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的。

　　鲍陀回到库伦后，并没有悲规失望，他继续以自己的思想说服碰到的每一个蒙古人，力图去影响他们，转变他们的看法，使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同时，鲍陀暗中继续和张作霖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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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悲惨的结局

　　天有不测风云。鲍陀的行动早为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所不容，他们在平定一次由封建主和喇嘛发起的骚动时，以同党的借口逮捕了鲍陀。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人民政府的两位要员：沙克杖尔札布（前司法部长）、达赖喇嘛（前内政部长）。

　　苏、乔二人最后以勾结中国军阀张作霖，妄图推翻人民政府的罪名杀害了鲍陀。

　　至今，对鲍陀这个人物仍然褒贬不一。贬低他的人，把他说成是蒙古人民的敌人；褒扬他的人，则把他说成是蒙古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但是无论怎样讲，都抹杀不了一个事实，即鲍陀的思想、及其政治主张，对蒙古民族脱离蒙昧无知的中世纪，对蒙古民族走向现代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第十节　外蒙克格勃——内防处的设立

　　自从苏黑巴托尔乔巴山领异的蒙古人民党和军队在苏军协助下解放库伦以后，便在外蒙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由于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脱离了蒙古的实际情况，强行对蒙古进行苏维埃式的社会改造，因而使得相对平静的社会各阶层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丧失了权力、牧场的蒙古贵族纷纷起来反对，持有改良思想的人也谴责人民政府激进的政策。

　　作为蒙古封建主的总代表，博克多格根虽然大汗的地位得到保持，表面也表示拥护人民政府，但内心深处却始终敌视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早在蒙古人民军进入库伦以前，博克多格根就曾以蒙古“最高圣僧”的名义向蒙古全境内发布文告

　　“广大的阿拉特牧民们、现在，我们自治蒙古正处于危机之中。一伙受苏俄共产党操纵的赤化分子，忘图推翻自治政府，使我们变成苏俄的附庸。所以，请不要听从赤化分子的谣言，安心放牧，使蒙古进入更美满的福境。”

　　这个文告在阿拉特中造应了很大影响，许多人把苏黑巴托尔积乔巴山等人当作叛乱分子。

　　库伦解放后，博克多格根虽然反动气焰收敛了一些，但由于他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威望极高、影响极大，他对人民政府的风言风语也时常搅乱着一部分人的头脑。

　　1921年12月。以沙其喇嘛为首的一小撮上层封建立和喇嘛，阴谋发动武装暴乱。进攻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结果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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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鲍陀又暗中国中国军阀张作霖往来，串联人民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形成了一股反对人民政府的政治势力，影响了蒙古政局的稳定。

　　继沙其喇嘛，鲍陀事件之后，还发生了喇嘛月比赞桑的叛乱。他利用当地的喇嘛组成僧兵，与人民政府派驻地方的人民军发生冲突，后请来了苏俄红军，才把叛乱平定。

　　此外，博克多格根也蠢蠢欲动，并唆使策连不勒与日本人暗中来往，想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接二连三的反革命暴乱和妄图颠覆人民政府的地下活动，震惊了蒙古人民党的高层领导。

　　“这太可怕了！”在一次蒙古人民党的会议上，苏黑巴托尔心存余悸说道，“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竟然混进了这样多的反动分子，国内反动的封建主和喇嘛僧侣如此仇恨人民政府。革命的成果能不能得到巩固，关键在于我们的队伍是不是纯洁，是不是拧成一条绳，共同反对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既要提防外部的敌人，更要提防内部暗藏的敌人，尤其是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敌人。”

　　由于蒙古社会务种矛盾的尖锐化，迫切需要蒙古人民党加强自身的防卫力量。于是，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建立一个秘密内卫织织，这就是1922年7月组建的“国家内防处”，后来改称“内务部”。

　　蒙古人民党“内务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是完全仿照苏俄全俄特别委员会和国家统一政治保卫局，即克格勃的方式训练的，具有克格勃的精明强干，同时也冷酷无情，对蒙古人民党加强内部控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