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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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元首”暴死之谜

　　　　　　　　　　　　 1、暴死的30岁“国父”

　　蒙古境内层出不穷的反革命事件，使得苏黑巴托尔殚精竭虑，日夜忧思。不久，长期的高度紧张和疲劳使苏黑巴托尔病倒了。

　　刚开始，苏黑巴托尔感到头有些晕，他没有在意，硬是撑了过去。不久，他便感到心力衰竭，力不从心。苏黑巴托尔的妻子乌丝诺瓦，是一位体贴的少妇，她觉察出丈夫的气色不大对头，立刻叫来了医生。医生经过诊断，说是苏黑巴托尔神经紧张，用脑过度的缘故，只要休息几天，就会恢复过来。苏黑巴托尔经不住乔巴山的反复劝说，勉强停下身边繁忙的工作，住进了蒙古人民军的医院。

　　在医院里，苏黑巴托尔遵照医生的叮嘱吃药、休息，生活很有规律。不久，他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又开始关心党内的各种事务。

　　每天清晨，他都要仔细阅读当天的《蒙古真理报》，思考蒙古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难题。自从鲍陀被处决以后，他总是感到惶恐不安，担心党内会潜在着许多类似的人，因而神经整天又绷得紧紧的。

　　“外面没有人闹事吧！”时不时地，他总是显得很幼稚似地爱向护士说这一句话。

　　有时，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园僻静处的椅子上，默默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从一个贫苦的阿拉特牧民家庭出身的苦孩子，到成为蒙古人民党的领袖，这期间他经历了作学徒、当兵、加入革命党、流亡俄罗斯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惊心动魄的生活，也享受到了解放库伦、创建国家的喜悦和激动。到莫斯科会见了列宁和斯大林，是他一生政治中涯的顶峰，是他一生当中最值得骄傲和幸福的时刻。

　　今年，他才三十岁，正是为革命事业卖力的好时候。他想到了广大的阿拉特牧民，想起了列宁的教诲，他立志要削灭蒙古境内所有的剥削阶级，把蒙古建设成为象苏俄那样的国家。

　　蒙古人民党和政府的领导很少来看望，他们怕打搅他的休息。时间一长，苏黑巴托尔感到寂寞，他决定提前出院。可是，死神的阴影正向他笼罩过来。

　　一天夜晚，苏黑巴托尔用过药后正躺在病房读报。忽然，他感到腹部一阵绞痛，随即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地瘫倒在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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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口吐白沫，气息奄奄。医生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可是为时晚矣，他在清醒了短时间之后便永远停止了呼吸。他临死前挤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转告人民党，必须使一切工作都维护劳动的阿拉特的利益。”

　　经后来检查，苏黑巴托尔死于中毒。这一天是1923年2月22日。

　　苏黑巴托尔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早期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他创建了蒙古的革命党，在苏联支持下赶走了外蒙境内的中国驻军，推翻了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对蒙古人民的压迫，并使外蒙古摆脱了中国的管辖，倒向了苏俄的怀抱。

　　1923年2月26日，库伦举城悲哀，蒙古人民党和政府为苏黑巴扎尔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府乌兰巴托修建了苏黑巴托尔的陵墓，碑石上镌刻着他的遗嘱：

　　“注意！别让我们所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手里。为了不失去这自由，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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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凶手之谜？

　　苏黑巴托尔之死，震动了整个外蒙古。乔巴山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捉拿凶手。但是，蒙古“内防部”的“克格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侦破毒杀苏黑巴托尔这—事件，最后逮捕了医院的几位医生、枪毙了医院院长，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围绕着苏黑巴扎尔之死，人们议论纷纷。整个事件扑朔迷离，如同巫山云雨，真相始终隐而不露。

　　事隔二十年后，在1940年12月，乔巴山元帅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上声称：“以丹尚为首的人民公敌，使患了病的苏黑巴托尔和其家属隔离，借口医病，用毒药害死了他。”他解释说，丹尚企图用毒死苏黑巴托尔的办法，引起蒙古人民党内部的混乱，以达到阻止阿拉特反对封建主的目的。

　　但是，事件的原委果真如此简单吗？凶手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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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节　哭泣的中国

　　在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饱受列强的欺侮，大好河山，被沙俄政府恶魔一般一口一口吞食着。外蒙古的分裂，使得剩下的象美丽的秋海棠树叶一般的中国版图的北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象是被害虫咬掉似的。

　　的确，中国这棵美丽的秋海棠树正在患病，她病得不浅，树叶剥落，美丽的树叶虫痕斑驳，支离破碎。啊！美丽的秋海棠紫红色的秋海棠清香温雅的秋海棠。

　　令人魂摩梦绕的秋海棠。

　　美丽的秋海棠在秋风中飘落了！

　　在近代史上，中国政府曾有过几次解决外蒙问题的绝好机会。

　　一次是在十月革命中，沙俄统治被推翻，沙俄扶植的博克多格根“自治政府”惧怕十月革命的烈火烧到蒙古土地上，于是慌忙向中国政府求援，这本来是恢复主权的好机会，可惜中国政府派遣的徐树铮，率兵占领库伦后，蛮用武力，结果失去了蒙古王公贵族的人心，导致博格多格根倒向了沙俄白匪恩琴的怀中。中国军队也被排挤出外蒙古。

　　再—次是苏黑巴托尔革命后，投靠苏俄，激起了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的普遍不满。苏黑巴托尔凭借苏俄政府作后盾，在蒙古强制推行苏维埃式的改造政策，逼得蒙古王公、上层喇嘛以及民间人士纷纷跑到中国内地，寻求援助。然而，这一次机会，却又再次断送在中国军阀的手中。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及中国的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置外蒙分裂国家于不顾，一心忙于内战，耽误了解决外蒙问题的最佳时机。

　　从此，外蒙便在苏、乔领导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苏维埃化的道路，距离中国也愈来愈远，愈来愈陌生了。

　　从此，美丽的“秋海棠叶”不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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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夹缝中的独立

　　　　　　　　　　　　　　第一节　活佛之死

　　　　　　　　　　　　　 1、忧郁烦燥的活佛

　　1924年的春天，从太平洋海域吹来的热带季风，登上了深居内陆的蒙古高原，把覆盖在这片土地上的西伯利亚冷空气赶进了北冰洋。转眼之间，枯黄的草原披上了一层绿装，南下的飞鸟，这时也顺着季风的方向返回了北方的家园。草原显得一片生机勃勃。

　　蒙古的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牧民们放牧的身影，充满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们，穿上各式各样的蒙古服装，骑着健壮的马儿在自由自在地奔驰、追逐戏嬉；有的姑娘悄悄地躲在河边的草丛中，脱掉自己的衣服，一边洗澡，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妙。春天给她们带来了感受生命的勇气，春天也给她们带来了思念情人的契机。

　　可是，在这美妙春光的另一面。这个世界却依旧是在残忍地撕杀和冷酷地对抗以及无休无止地征伐之中。蒙古草原上，也有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和荒原。这也正是外蒙古人民当时命运的写照吧。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外蒙古这片封闭、落后、保守的土地。经过几年的激烈斗争，终于实现了苏维埃化，整个蒙古国家完全按照俄国革命后的形式进行发展。

　　到1924年的时候，全国都已经控制在以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的手中。外蒙的“克格勃”们在国内实行红色恐怖政策，把一切可疑的动乱因素都除掉了。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苏维埃式的发展。从库伦的政府，到外蒙古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剥夺了领主王公和僧侣喇嘛们的权力和地位。

　　作为蒙古民族的精神领袖的喇嘛教“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面对红色蒙古的一系列措施，忧心忡忡。他不禁对蒙古民族在近代的命运感到悲哀，但又毫无办法。虽然他们靠过沙皇俄国，也勾结过日本天皇，同时也曾同中国的军阀们有过来往，目的都是想成为成吉思汗的大汗，脱离外来势力的干预，可是现在，自治的蒙古是没有了，蒙古也“独立”了。

　　有时，他一个人靠在活佛宫殿的宝座上独自冥想，也不禁黯然神伤，叹气道：“唉！想不到我堂堂的蒙古喇嘛教活佛，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寒心啊！”

　　当他见到年老的僧侣喇嘛时，也情不自禁地发一通感慨，“蒙古啊，说是叫蒙古，其实却快要变成苏俄的一个共和国了，遍地是苏俄红军，到处是平民的造反活动。我们这些世代继承下来的领地，财产和地位，只怕再也保不住了”。说着说着，禁不住流下了苦涩的眼泪。

　　的确，当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埃，博克多格根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红色思想传入蒙古，所以，他防止赤祸象防止瘟疫一样谨慎。后来，为了保证外蒙古的“自由”，他主动提出归附中国，取消自治，也是为了让外蒙古免除俄国的赤祸。再后来，徐树铮领兵进了库伦，使博克多格根对中国也大为失望，于是转向投靠沙俄白匪恩琴。可是，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却竟把苏俄红军招引到了外蒙古、占领了外蒙古。他这位在蒙古至高无上的活佛变成了一个虚假的摆设——聋子的耳朵，一切都沿着他不愿发生的方向发展下去，每每想到这里，他都感到十分痛心。

　　于是，他阴谋促成恩琴出进西部蒙古，鼓励沙其喇嘛反抗。然而，与他有共同想法的原人民政府总理鲍陀，早已横尸法场，多少熟识的牧主和僧侣都相继死去。他为这些人的死感到悲痛，同时内心也感到深深的歉疚。因为，正是他鼓动他们反抗人民政府的。

　　事情一天天地过去了，博克多格根想推翻人民政府的梦想也一天天地化为泡影，他感到一阵阵的凄凉和辛酸，也感到一种梦想幻灭后的绝望。他的心事一天天加重，精神也慢慢地消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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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走向死亡

　　到四月中旬，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但博克多格根的脸色却越来越阴郁。他们在豪华的库伦活佛宫殿里，进出都有喇嘛侍候，但却终日无事可做，也无活可说，闷闷不乐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

　　在前年沙其喇嘛事件中。他开始是竭力支持沙其喇嘛组织起来反抗人民政府，可在沙其被人民政府逮捕以后，他又感到十分为难，最后被迫当着沙其的面揭露沙其的罪证，以图能自保。当时“人民政府”首脑苏黑巴托尔认为还不到让博克多格根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就欣然把他当成革命的“朋友”加以赞扬了一番。博克多格根算是逃过了这死亡关口。

　　在鲍陀事件中，他做得十分秘密，因而没有被“人民政府”发觉。但“人民政府”里的人都十分明白，博克多格格是反对人民政府的总代表，只是暂时还没有找他算帐罢了，博克多格根因此既感到庆幸，又十分害怕，终日提心吊胆的。

　　苏黑巴托尔在库伦被毒药毒死，使博克多格根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他对身边的亲信说：“这件事足以看出蒙古人民对这位新兴起的独裁暴君的恨恶到了何种程度。但是，杀一个苏黑巴托尔又有什么用呢？整个蒙古都被苏俄红军牢牢地控制着，有他们作后盾，蒙古就不会有自由的另年天。现在，杀了苏黑巴托尔，只能招来他们在全国更大规模的赤化。蒙古的一切都将打上苏俄的标签啊！”

　　博克多格根预料得不错，“人民政府”在苏黑巴托尔被谋杀之后，进行了一场严厉的整肃运动，剥夺了一切封建领主的特权和财产，如果稍有反抗，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就立即进行镇压，用武力推行苏维埃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继承苏黑巴托尔的遗志。

　　在乌里雅苏台，有一位地位很高的世俗王公，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一直追随博克多格根。他在地方上德高望重，深受当地官民们的尊敬。当苏黑巴托尔推行的改革进行到乌里雅苏台时，他也主动配合，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让出来捐给“人民政府”，因而受到的当地人民的加倍信任与爱戴；

　　但是，在苏黑巴托尔被杀以后，各地都进行了反封建主的斗争。这位王公在乌里雅苏台也不能幸免地受到了镇压。当他偷偷逃到库伦，找到博克多格根诉苦时，博克多格根悲伤地对他说：“事已至此，哭也没用。你最好是回到内蒙古去，请他们带中国军队来，赶走这帮俄罗斯强盗和他们的走狗！”

　　这位王公后来果然逃到了内蒙古，但打回外蒙古的梦想却最终落了个空，贫弱的中国怎么能和苏维埃俄国发生重大的对抗呢？博克多格根面对剧变的国内形势，感到自己被“人民政府”一脚踢开的日子不远了。所以，内心的焦灼日益加重，久而久之，又因年老体衰，终于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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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5月20日，这位曾经在外蒙古翻云覆雨奔走一生的活佛静静地死在他自己的宫殿里。

　　蒙古人民听到自己的精神领袖、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活佛的死讯后，有的跪在地上为他祈祷；有的为之抱头大哭；有的来到喇嘛寺院祈祷他早日轮回。人们都感到在精神上失去了一种支柱。蒙古传统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圣僧感到无比的崇敬，而活佛的死自然就使他们的心情无比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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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佛升天之后

　　就在博克多格根死后的当天，“蒙古人民政府”在乔巴山、丹尚等人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把博克多格根的大汗印鉴交还给“政府”，也就是说，政府从此废除蒙古大汗的位置，取消“蒙古人民政府”之上的这种虚位。

　　乔巴山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蒙古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经过一段艰苦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社会改革的巨大胜利，剥夺了封建主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把它还给了广大的阿拉特贫民，这是苏黑巴托尔同志的遗愿，也是我们革命的目标。但是，国内各种反动势力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的，他们时刻想着如何推翻‘人民政府’，重新恢复他们的特权。在这个关健的时候，反对“人民政府”的总代表博克多格根死了，这对广大的宗教信徒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但对我们革命的蒙古人民而言，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同志们，我相信在不久，我们的蒙古就会变成一个崭新的国家了！”

　　人们对他的这段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当时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政部长对到会的人说：“博克多格根死了。帮助我们‘人民政府’解决了一个心头的隐患。因为博克多格根是封建主势力的象征，而且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我们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时，群众基础不够稳固，因而保留了他做我们的大汗。现在，我们的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好他也死了，这可以减少‘人民政府’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迅速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具体地说，就是让蒙古毫无顾虑地从君主立宪过渡到人民共和国。”

　　这句话说得十分响亮，大家都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好象博克多格根的死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的兆头似的。

　　博克多格根的葬礼举办得十分隆重，这是按照蒙古传统的宗教仪式举行的，博克多格根的棺材被高高地抬起，走在送葬队伍的中间；前面是长长的喇嘛，边走边散着白纸花；接着是吹鼓手吹着沙哑的号角；再后面是各地僧侣的领袖，还有一些幸存的王公贵族。“人民政府”派丹尚发表了讲话。西藏也派喇嘛教代表前住参加葬礼。送行的队伍很长，有的人甚至在队伍里哭泣。到处都站着革命政府派的武装警察，以防坏人暗中捣乱。

　　博克多格根的那些贫苦的阿拉特信徒依然跟在道路两旁，为他们的活佛送行，同时也祈祷着新的活佛转世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