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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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吉尔从沃隆古夫别墅来了，身穿英国军服，头戴苏联人赠送的黑色熊皮大帽，所有的英国人都在骚痒，心绪极为不佳。

　　“我早就告诉过你，这地方尽是臭虫。”首相悄悄地对总统说。

　　“我这儿倒没有，”总统轻松地说：“我这儿的小伙子们已喷了三次药了。”

　　斯大林提议由罗斯福担任会议主席。罗斯福答应了。

　　他说：“能主持本次会议开幕，对我是极大的荣幸，首先我想对给予我的殷勤接待表示感谢。同时，为了会议的保密性，我提议这次会议将以密码命名。”

　　丘吉尔沉思了一会说：“依我看，就叫‘阿尔戈’航海号吧！”

　　罗斯福笑着说：“您和我都是‘阿尔戈’的直系后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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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旧宫殿忽起暗潮　三巨头私署密约

　　会议在争吵、妥协的不断交替中已进入第五天。

　　这天下午，罗斯福总统正靠在轮椅上休息。他的健康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尽管在会场上他总是显得那么激昂。他是如此的疲惫不堪，以至于他自己也怀疑会不会突然倒下，永远地离开他的祖国和人民。

　　门被推开了，侍卫进来报告：斯大林元帅来访。

　　“请他进来，”罗斯福一边吩咐，一边披上人们所熟悉的斗篷，褶纹清晰可见。

　　斯大林情绪高昂，大踏步进门，他的后面跟着他那年轻的翻译巴甫洛夫。

　　两位巨人相互寒喧了一阵，斯大林用那双严峻而又不太老实的黄眼睛注视着罗斯福老态龙钟的身体，转入了正题。

　　罗斯福早就知道这位共产主义“沙皇”要说什么。果然，斯大林用简练而沉着的口气说：

　　“总统先生，您是否清楚去年底我与哈里曼大使的谈话内容？当时我向他阐述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

　　那是1944年12月14日，哈里曼大使遵循罗斯福的指示，问斯大林，苏联在这方面有何要求。斯大林走到隔壁房间，拿出一幅地图。

　　他说：“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日本人现在控制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人口，我们认为苏联人有权保卫通往这一重要海港的交通线，而通往太平洋的出口目前都在敌人手里，或被敌人卡断了。”

　　斯大林又拿起一支铅笔，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一个圈，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

　　哈里曼说：“我记得罗斯福总统和您曾在德黑兰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记得不错，总统所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说：“这可以讨论。此外，我希望租借中东铁路。”

　　哈里曼问：“您最关心的那四条铁路呢？”

　　斯大林回答，“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过，我绝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

　　哈里曼自然明白：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以及苏联军队的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但他没有点明，他在等待着斯大林进一步的要求，而且，没有总统的指令，他是无权擅发议论的。

　　斯大林顿了顿，又提出了在德黑兰没有谈到的问题：“另外，我希望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这一点虽出意外，但哈里曼并不吃惊，许多年来，苏联一直希望保卫他们西伯利亚南部漫长的边界。

　　关于这次谈话，罗斯福是清楚的，于是他说：

　　“是的，我已收到了哈里曼大使的报告，我觉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归还苏联，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困难的。”

　　斯大林又问：“那么，关于苏联在远东的不冻港呢？”

　　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的身子转动了一下，语气颇为模棱两可：

　　“元帅。您还记得我们在德黑兰的谈话吧？当时我曾建议给苏联使用南满铁路终点的不冻港——大概是辽东半岛的大连吧？不过，很遗憾，我一直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讨论此事，因此，在这里我不能代中国人讲话，”

　　罗斯福这种含糊的回答，显然不能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他说：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呢？当然，这些条件能得到满足后，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罗斯福让步了，他说；“苏联要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有两个方法：第一，租借；第二，使之成为某种形式的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看出了罗斯福对于苏联对日作战的愿望之迫切，便又提出了其他的几项要求。

　　他说；“另外，关于外蒙古长久自治和苏联使用满洲铁路的问题，大概是应该给予允许吧。”

　　罗斯福显然中了斯大林的圈套，欲拔不能了，在考虑远东的所有问题时，他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对日作战计划，当时，先后在硫磺岛和冲绳岛的牺牲惨重的作战正要发动，而在1945年秋季大举入侵日本本土岛屿的计划也正在制订。罗斯福的失策是他高估了日本的反抗实力，他认为，没有苏联参战，太平洋战争因此会延长，美国将要付出惊人的伤亡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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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承认：“去东京的路途，遥远艰巨。德国的失败，并不意味日本的屈膝，相反的，我们要准备在太平洋上付出惊人的代价。”

　　善于利用机会的斯大林，焉能轻易放过这天赐良机？

　　罗斯福一退再退，他说：“外蒙古永久自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苏联使用满洲铁路，虽然我未曾同蒋介石元帅商谈，但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经营管理；第二，置于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苏联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之下。”

　　罗斯福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我还没有同蒋介石元帅会谈；我觉得同中国人讲话的困难之一是：同他们讲的任何事情，不出二十四小时，全世界都会知道。”

　　斯大林深有同感：“是的，中国人的确让人不放心，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我担保苏联最高苏维埃会保密的。”

　　罗斯福也作了担保：“除在座各位外，我保证不向其他任何一个人提起此事。”

　　斯大林又说：“关于中国人方面，宋子文预期在4月底要访问莫斯科。我认为，当能够从西线腾出一些苏联部队、调二十五个师到远东的时候，就可以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

　　罗斯福说，“一旦苏联部队完成这种转移，我特派遣一个美国官员取道莫斯科，前往重庆，把这些条件通告蒋介石元帅。”

　　斯大林坚持这些条件必须以书面形式写下而且必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罗斯福表示：“这可以办到。”

　　两天之后，下午2时。哈里曼大使应莫洛托夫邀请，拜访了苏联代表住处——科里阿斯宫。莫洛托夫把斯大林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英文译本交给哈里曼。

　　哈里曼看了文件之后，指出：他认为总统必将提出以下几项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铁路应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而且所有这些协议必须得到中国人的同意。

　　回到利瓦吉亚宫，哈里曼即取得罗斯福对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的同意。

　　下尔4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及随从人员在大舞厅举行第七次全体大会。休息时，斯大林向哈里曼解释，他心目中的协定有待进一步的修改。

　　哈里曼：“总统正在这儿，您何不趁机直接向他提出呢？”

　　斯大林转向罗斯福走去。他对总统说：

　　“总统先生，您的修改意见的确更为合适，我同意满洲铁路由中苏委员会共同经营，也非常愿意使大连港成为国际自由港，但是旅顺港的情形有所不同，我已计划好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因而需要租用，您看如何？”

　　罗斯福考虑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但他又补充道：“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取得蒋介石元帅的同意，在此之前，我不愿对这种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事作出最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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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说：“那理当如此。但蒋介石也应该同意外蒙古维持现状。”

　　总统又问：“您是否愿意在宋子文抵达莫斯科时，与他商谈这此事项呢？”

　　斯大林回答道：“我作为当事的一方，还是由您向蒋介石提出为妥。”

　　总统接着提出：“考虑到保密问题，这件事应该什么时候同蒋介石讨论？”

　　斯大林说：“我会通知您的。”

　　总统说：“那好，我等您的信，届时我将派人去重庆，送给赫尔利大使一件指令。”

　　这时，丘吉尔打断了讨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便问斯大林：

　　“您决定对日作战，对远东有什么要求？”

　　斯大林也不详述，只是说：“我需要有一个象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

　　丘吉尔笑了，他说：“我们将欢迎苏联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苏联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

　　2月10日晚。罗斯福寝宫，哈里曼把刚刚与莫洛托夫草拟的协定递呈罗斯福，罗斯福阅后，拿起笔鉴上了他的大名。

　　他知道这份协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苏联终于同意对日宣战，他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至于中国，他想，蒋介石尽管有损失，但对于有助于维护他的政权生存的一项协定，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这时的罗斯福有一种顽固的思想：战后的世界：还不是美苏两国说了算吗？

　　2月14日。这个秘密协定又放在了丘吉尔的办公桌上。“对于远东的事，少管为佳！”他想道，于是拿起笔，在末端鉴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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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
　　　　　　　　　　　　 1945年2月11日于雅尔塔
　　苏美英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二十月或三十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l、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旅顺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J．斯大林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温斯顿·B·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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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凡尔赛幽灵未散，蒋介石触目愁肠

　　密约签署之后，罗斯福虽则极端保密、甚至连对副总统杜鲁门都未曾透露，可是。“好象签有密约”的情报则自各方向传到中国。

　　蒋介石早有预感、凡尔赛会议的幽灵时时缠绕着他。凡尔赛的悲剧难道真的会重演吗？

　　“今日见罗、邱、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2月8日日记）

　　“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可不必焦灼也。”（2月10日日记上周反省录）

　　蒋介石首先过目的，是驻英、苏两国大使顾维钧、傅秉常的密电报告。

　　“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斯谈话大意，俄斯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明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2月21日日记）

　　直到6月15日，中国才接到由赫尔利大使正式递交的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问题的副本，就是说，在雅尔塔会议闭会四个月之后，蒋介石才基本上了解了三巨头在雅尔塔的所作所为，作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被列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以它的主权和利益为对象的讨论中，却被排斥在外，协定产生之后，又不被马上告知，苦苦隐瞒，实在是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在全面了解雅尔塔协定并指清美国的意图之前，蒋介石无法公开表态。在雅尔塔、斯大林曾告诉罗期福说，宋子文可以在4月下旬访问苏联，2月底，苏联驻迪化和重庆的代表告诉蒋经国，苏联欢迎中国提出的扩大中苏合作的建议，包括双边安全条约和发展新疆经济，在4月份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莫洛托夫发表演说，再次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

　　随着雅尔塔协定内容的逐渐明朗、蒋介石作出了外交答复。他制订了两种战略：一方面，他试图离间苏美关系，并把美国拉入满洲以阻止苏联的行动，用中国的一句成语说，叫做“狐假虎威”——聪明的狐狸利用猛虎的威风吓唬人，如果这一着能引起美国怀疑苏联，或者苏联怀疑美国，就算大功告成了。但是，苏美紧张状态加剧，可能会逼着苏联铤而走险，支持中共并赖在满洲不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就会不惜一切压制重庆以安抚苏联。第二种战略是，作出明智的让步以赢得苏联的支持。最重大的让步之一是中国同意苏联的国际一体化方针，莫斯科显然很希望维持战后苏联边界的稳定状态，并且希望，当苏美关系紧张时，中国不介入美国的任何反苏行为。

　　30年代末苏日关系紧张时，蒋介石于1937年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保证不参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现在，1945年，蒋介石则打算通过宣布不参与任何美国倡导的反苏协定，来换得苏联同样的态度，即不采取任何对中国的敌对行为。

　　6月1日，苏联新大使阿波隆、彼得罗夫抵达重庆，受到中国舆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些人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的。彼得罗夫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并正式提议中苏会谈。6月3日，蒋介石与彼得罗夫会谈时，表示欢迎苏联参加抗日战争，并敦促苏联对中国采取明智和富有远见的态度，以确立真正的中苏友好合作的基础。他告诉彼得罗夫，如果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了满洲，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州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并“联合使用”满洲的海空军基地。

　　6月12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彼得罗夫、彼得罗夫提出了中苏订立友好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即根据雅尔塔协定精神提出的，包括旅顺大连、满汾铁路、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萨哈林群岛和库页岛问题。他声称，如果蒋介石同意这五项条件，苏联将准备开始与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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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凡尔赛幽灵未散，蒋介石触目愁肠

　　密约签署之后，罗斯福虽则极端保密、甚至连对副总统杜鲁门都未曾透露，可是。“好象签有密约”的情报则自各方向传到中国。

　　蒋介石早有预感、凡尔赛会议的幽灵时时缠绕着他。凡尔赛的悲剧难道真的会重演吗？

　　“今日见罗、邱、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2月8日日记）

　　“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可不必焦灼也。”（2月10日日记上周反省录）

　　蒋介石首先过目的，是驻英、苏两国大使顾维钧、傅秉常的密电报告。

　　“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斯谈话大意，俄斯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明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2月21日日记）

　　直到6月15日，中国才接到由赫尔利大使正式递交的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问题的副本，就是说，在雅尔塔会议闭会四个月之后，蒋介石才基本上了解了三巨头在雅尔塔的所作所为，作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被列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以它的主权和利益为对象的讨论中，却被排斥在外，协定产生之后，又不被马上告知，苦苦隐瞒，实在是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在全面了解雅尔塔协定并指清美国的意图之前，蒋介石无法公开表态。在雅尔塔、斯大林曾告诉罗期福说，宋子文可以在4月下旬访问苏联，2月底，苏联驻迪化和重庆的代表告诉蒋经国，苏联欢迎中国提出的扩大中苏合作的建议，包括双边安全条约和发展新疆经济，在4月份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莫洛托夫发表演说，再次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

　　随着雅尔塔协定内容的逐渐明朗、蒋介石作出了外交答复。他制订了两种战略：一方面，他试图离间苏美关系，并把美国拉入满洲以阻止苏联的行动，用中国的一句成语说，叫做“狐假虎威”——聪明的狐狸利用猛虎的威风吓唬人，如果这一着能引起美国怀疑苏联，或者苏联怀疑美国，就算大功告成了。但是，苏美紧张状态加剧，可能会逼着苏联铤而走险，支持中共并赖在满洲不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就会不惜一切压制重庆以安抚苏联。第二种战略是，作出明智的让步以赢得苏联的支持。最重大的让步之一是中国同意苏联的国际一体化方针，莫斯科显然很希望维持战后苏联边界的稳定状态，并且希望，当苏美关系紧张时，中国不介入美国的任何反苏行为。

　　30年代末苏日关系紧张时，蒋介石于1937年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保证不参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现在，1945年，蒋介石则打算通过宣布不参与任何美国倡导的反苏协定，来换得苏联同样的态度，即不采取任何对中国的敌对行为。

　　6月1日，苏联新大使阿波隆、彼得罗夫抵达重庆，受到中国舆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些人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的。彼得罗夫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并正式提议中苏会谈。6月3日，蒋介石与彼得罗夫会谈时，表示欢迎苏联参加抗日战争，并敦促苏联对中国采取明智和富有远见的态度，以确立真正的中苏友好合作的基础。他告诉彼得罗夫，如果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了满洲，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州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并“联合使用”满洲的海空军基地。

　　6月12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彼得罗夫、彼得罗夫提出了中苏订立友好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即根据雅尔塔协定精神提出的，包括旅顺大连、满汾铁路、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萨哈林群岛和库页岛问题。他声称，如果蒋介石同意这五项条件，苏联将准备开始与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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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赫尔利终于送来了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同时还有一份杜鲁门总统托交的备忘录副本，该备忘录是斯大林5月28日对霍普金斯作出的附加保证，根据这一备忘录，斯大林同意全力以赴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并希望蒋介石的领导一直持续到战后，斯大林还同意了中国对新疆和满洲所作的声明，支持中国在满洲重建行政机构。

　　蒋介石当天就向赫尔利大使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美英加入中苏之间的任何协定；第二，四强联合使用旅顺；第三，四国一起而不只是中国同苏联讨论南萨哈林和库页岛的移交问题。

　　赫尔利走后，蒋介石通知彼得罗夫说，他得到了“美国提出的条件”，美国将作为调停人参加苏中谈判。

　　蒋介石试图通过美国在谈判中的作用来节制苏联，然而，美国又一次让他失望了。6月22日，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不打算参与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美国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要求。

　　蒋介石实行的离间计破产了。

　　6月26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彼得罗夫。简要提出了四天后宋子文赴莫斯科会谈的立场，他说：

　　“美国认为这一备忘录上的问题都已在黑海（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过，前总统罗斯福同意，现总统杜鲁门也赞成。我本人认为，涉及中苏关系的问题、应由中苏两国直接讨论，与美国是否同意毫不相干。”

　　蒋介石的这个声明。实际是一把不太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它提醒斯大林，中国不会自动接受苏美作出的决定，尽管中国的要求对于苏联和美国既定条约无能为力，在谈判前还是要表明态度；另一方面，蒋介石暗示，在将来苏美发生冲突时，中国准备保持中立。

　　然而，蒋介石还是谨慎地试探美国的反应，宋子文在抵达莫斯科后不久，就请赫尔利转告杜鲁门，他将把中苏谈判情况随时通知美国。

　　　　　　　第二节　斯大林：“不得到外蒙古，我就不甘心”

　　　　　　　　　 1．斯大林翻云覆雨，宋子文忍气吞声

　　1945年6月30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抵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一些高级将领和全体外交人员的欢迎。中方主要成员有宋子文外长、王士杰、蒋经国、傅秉常等。

　　当天下午、宋子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在与斯大林初步讨论时，宋子文表示，中国愿意恢复20年代初的那种中苏合作关系，他认为，苏联的充分理解和同情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种理解和同情，中国就难以建设国家。

　　斯大林致欢迎词，他指出，现在苏联领导人与沙俄时期有天壤之别，那时沙俄的目的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而现在，苏联的目的是联合中国遏制日本。

　　翌日晚上8点，斯大林和中国外长开始正式谈判。由于斯大林的习惯，谈判时间都定在晚上。

　　斯大林一开始就盛气凌人，搬出了雅尔塔远东协定的副本，指着上面罗斯福、丘吉尔和他本人的签名，粗暴地让宋子文看看清楚。

　　宋子文也不示弱，拿出了5月28日斯大林与霍普金斯会谈的备忘录副本交给斯大林，并特别强调指出，这份备忘录是杜鲁门亲自交给中国政府的。

　　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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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旅顺问题上，斯大林作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当宋子文提到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说：

　　“为了满足蒋主席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准备用‘联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词，我不愿开创有损中国的先例。”

　　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极力反对“租借”旅顺，也知道蒋介石反对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旅顺问题上的声明，便一直把“租借”旅顺当作一张有用的“小牌”，可以随时抛出，随后就利用这一“重大让步”，迫使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投桃报李。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应该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政治实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可能会出现或长或短的分裂，但是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就必然会或者应该重新统一而成为唯一的、伟大的“中国”。在中国古代，那些把“中国领土”交给“野蛮人”统治的当权者仍被后代当作卖国贼而唾骂。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自13世纪元朝建立后，外蒙就一直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蒋介石如果同意把这么大的“中国领土”变成一个独立的蒙古，将会大大削弱他作为中国民族领袖的威望。

　　而且，外蒙问题涉及的远不只是民族主义象征，它还与未来中苏边界力量的长期均衡有直接和现实的关系。外蒙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它受反苏维埃国家（比如日本、美国或即将强大的中国）控制，将对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构成严重威胁；相反，如果控制在苏联手中，苏联红军就能轻易对北平实行有效的打击，并能扼住南满的脖颈。

　　蒋介石和斯大林都意识到这一点。蒋介石的目标是，在名义上长期维持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国影响，等中国强大以后，再进行控制，面斯大林的目的恰恰是阻止出现这种局面。

　　6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彼得罗夫时，已表明了对外蒙的态度，他认为，外蒙“现状”是，中国对外蒙仍保留宗主权。这一点苏联在1924年的中苏条约中已经承认。但是，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允许外蒙保持高度自治、包括军事、外交领域的自治。蒋介石认为，外蒙问题和西藏问题也有联系，中国在外蒙问题上向苏联让步，就会便英国对西藏提出同样的要术。所以最好先不要提外蒙问题，如果不得不提，中国愿意正式宣布外蒙为高度自治地区，但中国仍保留宗主权。这种解决方案意昧着：蒋介石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7月2日，在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根本无法接受蒋介石对外蒙的立场。他告诉宋子文，蒙古人民不想再受中国的统治，而希望独立，而且，外蒙已经正式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已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行政管理和从事外交活动，中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必须维持现状。

　　斯大林不同意蒋介石对于“现状”的解释，他认为，莫洛托夫参与了雅尔塔协定的起草，有关外蒙问题的条款在圆括中写上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条，这表明，“现状”是包括承认这个国家的独立存在的。

　　他蛮横地说：“协定的创立者难道不知道协定的内容吗？”

　　斯大林还列举了很多理由，指出苏联的国家安全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他指着远东地图解释说：

　　“一旦敌国以外蒙进攻西伯利亚，比如日本就曾打算这么做，那么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严重的孤立状态。现在中苏结盟了，并将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这也只能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保持西伯利亚，再往后就难以预料了，而一个独立的、与苏联结盟的外蒙，将会保证苏联的长期安全。”

　　宋子文向斯大林保证，中国不反对苏联军队进驻外蒙，也愿意保证外蒙的高度自治，只不过希望斯大林改改主意。

　　斯大林态度强硬地说：“中国除了承认外蒙独立，此外别无选择。”

　　他还威胁宋子文道：“中国是否承认外蒙独立，关系着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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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陷入僵局，宋子文开始等待蒋介石的指示。并把哈里曼的主张转告了蒋。哈里曼认为，罗斯福已不能再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了，假如他还健在的话，他也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阻止中国否认外蒙独立。第二天，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如果斯大林再提出这一要求，是否中断谈判。

　　蒋介石决定实行个人外交，他命令蒋经国代表他个人会晤斯大林。

　　蒋经国当时只是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与当时中央政府的政务特别是外交，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何以能肩负外交特派员的使命呢？其一，蒋经国长期在苏联留学，熟悉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谈判时可助宋子文一臂之力，同时可兼任外交翻译；其二，他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派他去，是对斯大林的一种信任和亲善。必要时，可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蒋介石要儿子私下会晤斯大林，盘算比之“国府”代表，更见功夫，更有成效。其三，蒋经国和苏联有“联姻”之亲，斯大林对蒋门有“外公”之情。据说，斯大林很关心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和爱伦（蒋孝文）的情况，他曾送给爱伦一支俄国的旧式步枪，说：“我祝愿你们在我们苏联生的孩子好好成长，将来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士。我送给他一支步枪作记念，这是我们红军战士打击德国侵略者用过的枪，是致胜的武器，希望他以后紧紧掌握决胜的武器。”

　　蒋经国受父命去见斯大林，他对斯大林申诉道：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尚未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将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外交一向以实力作后盾，空泛的言词，所谓据理力争，都与事无补，蒋经国的这番话，并没有改变斯大林对外蒙问题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蒋经国：“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