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23:02

??************************************************* 　　　　　　　　　　　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 　　　　　　　　　　　************************************************* 　　 　　　　　　　　　　　　　　　　　　　　　雅可夫 　　 　　　　　　　　　　　　　　　　　　　　献给我的父亲 　　　　　　　　　　　　　　　　　　　　 　　 　　 　　　　前叙·一 　　 　　　　前叙·二 　　 　　　　前叙·三 　　 　　　　自　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一、家庭的由来 　　　　二、废除科举 　　　　三、革命与混乱 　　　　四、冯玉祥麾下 　　　　五、杨靖宇和徐子荣 　　　　六、捕杀韩复渠 　　　　七、花园口决堤 　　　　八、中原大饥荒 　　　　九、颠沛流离 　　　　十、顿老四 　　　　十一、日本投降 　　　　十二、和平昙花一现 　　　　十三、祖父病逝 　　　　十四、内战爆发 　　　　十五、第一次解放开封 　　　　十六、跑反 　　　　十七、母亲的家庭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一、阶级斗争 　　　　二、土地改革 　　　　三、母亲的童年 　　　　四、兄弟姐妹 　　　　五、镇压反革命 　　　　六、新生气象 　　　　七、在部队里 　　　　八、霓虹灯下的哨兵 　　　　九、“双轮双铧犁”事件 　　　　十、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十一、“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十二、“洋劳改” 　　 　　第三章　　地狱人间1958～1965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二、大饥荒 　　　　三、“吹口琴” 　　　　四、短暂的喘息 　　　　五、“老婆迷” 　　　　六、阳光灿烂的日子 　　　　七、在大森林里 　　　　八、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九、无名英雄 　　　　十、如此“友谊”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一、逍遥派 　　　　二、群魔乱舞 　　　　三、水深火热 　　　　四、亡命天涯 　　　　五、“铁八师” 　　　　六、乱世景象 　　　　七、批斗常香玉 　　　　八、文革三国志 　　　　九、血洗戴子营 　　　　十、孟塬纪事 　　　　十一、“进洞要紧” 　　　　十二、崇拜芒果 　　　　十三、患难夫妻 　　　　十四、家门不幸 　　　　十五、伟大的母爱 　　　　十六、彻底的无产者 　　　　十七、咄咄怪事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一、太谷县城 　　　　二、我的出世 　　　　三、艰辛历程 　　　　四、舔犊深情 　　　　五、援助非洲 　　　　六、偷听敌台 　　　　七、强弩之末 　　　　八、“七五·八”洪灾 　　　　九、公物还家 　　　　十、为希望活着 　　　　十一、短缺时代 　　　　十二、也有值得怀念之处 　　　　十三、“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一、解冻年代 　　　　二、《八一风暴》 　　　　三、南住宅 　　　　四、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五、农村见闻 　　　　六、回到太谷 　　　　七、摩苏尔的中国人 　　　　八、审判“四人帮” 　　　　九、东南街小学 　　　　十、父亲平反 　　　　十一、春天的几个瞬间 　　　　十二、清除“精神污染”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一、勤劳致富 　　　　二、小平你好 　　　　三、外婆去世 　　　　四、成长的历程 　　　　五、扶危助困 　　　　六、北方旅社 　　　　七、第一次上北京 　　　　八、狗的故事 　　　　九、太谷中学 　　　　十、“老战友” 　　　　十一、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一、多梦时节 　　　　二、惹了黑老大 　　　　三、涨价、盖楼和腐败 　　　　四、我的一九八九 　　　　五、秋后算帐 　　　　六、城市户口 　　　　七、向右转，向左转 　　　　八、辍学的半年 　　　　九、知耻近乎勇 　　　　十、新的一页 　　　　十一、出了一个大学生 　　　　十二、破镜重圆 　　　　十三、一念之差 　　　　十四、外公病危 　　　　十五、郑八的晚年 　　　　十六、工人子弟 　　　　十七、“八·一九”事件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4 　　　　一、梦想破灭 　　　　二、军训琐忆 　　　　三、小品《登记结婚》 　　　　四、苏维埃人 　　　　五、“知识混子” 　　　　六、艰辛创业 　　　　七、外公去世 　　　　八、市场经济 　　　　九、梦醒时分 　　　　十、惨淡经营 　　　　十一、罢餐事件 　　　　十二、鼎盛商店 　　　　十三、任忠生 　　　　十四、列车奇遇 　　　　十五、母子情深 　　　　十六、拉丁舞 　　　　十七、盛开的她 　　　　十八、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十九、ОГОНЕК（灯光） 　　　　二十、回乡偶见 　　　　二十一、此情可待成追忆 　　　　二十二、灯火阑珊处 　　　　二十三、毕业前夕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一、求职之路 　　　　二、A支行 　　　　三、机关生活 　　　　四、姐姐的婚事 　　　　五、祖母去世 　　　　六、房子的故事 　　　　七、官场众生相 　　　　八、如此改革 　　　　九、一九九七 　　　　十、找工作 　　　　十一、道德荒漠 　　　　十二、柳巷北口 　　　　十三、下岗工人 　　　　十四、多收了三五斗 　　　　十五、母亲的病 　　　　十六、离开银行的日子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一、国庆五十周年 　　　　二、民族主义 　　　　三、祸从口出 　　　　四、永不言败 　　　　五、“成功”人士 　　　　六、“一尘不染” 　　　　七、表弟谋生记 　　　　八、亲民党员 　　　　九、遭遇窃贼 　　　　十、歌厅小姐 　　　　十一、医院黑幕 　　　　十二、悲惨世界 　　　　十三、非典型肺炎 　　　　十四、为恶政敲响丧钟 　　　　十五、沙利度胺 　　　　十六、父亲走了 　　　　十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跋　　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 　　 　　　　　　　　　　　　　　　　　　　　　　　　前叙·一　　 　　 　　　　周末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在与癌症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斗争、经历了将近二十次化疗的痛苦后，父亲已经变得异常衰老与孱弱了。看到这位躺在床上的疲惫地向我微笑着的，面色苍白而憔悴的老人，我突然感到一种异常的心痛——我实在难以接受、难以相信、难以面对为我从小遮风挡雨、让我体会到威严、慈爱与力量的父亲竟然已经如此苍老。尽管浑身病痛，父亲仍然坚持着跟儿子谈了三个多小时，回顾着他走过的这一辈子。末了，父亲向儿子轻轻地感叹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把我这一生都写下来呀。” 　　 　　　　做父亲的并不知道，他的儿子，我，早在三年以前就着手写我的父亲——这个普通中国人的一生了。这三年以来，我点点滴滴地向我的父亲母亲询问着他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切身感触和所见所闻，想把我们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的历史整理下来，献给读者。也许，我看问题的角度未必站得很高，目光也未必远大，但我可以保证一点：那就是我的体会是真实的。 　　 　　　　我清楚地知道，父亲的生命之火已如风中之烛。总有一天，无论我们做出何种努力，都不会挽留住父亲离去的脚步。我真愿意用自己的十年生命为父亲再换取十年的生命。但是，这不可能做到。我唯一所能够为父亲做的，就是忍住我悲伤的泪水，完成父亲的夙愿，把父亲和母亲的这一生，把我们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呈现给世人。 　　 　　　　　　　　　　　　　　　　　　　　　　前叙·二　　 　　 　　　　二○○○年，我根据父亲和母亲在闲谈中的回忆，写下了一篇大约四万多字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0）》（以下简称二○○○年版）在网络上发表，当时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轰动。后来的几年里，我在他们不断的回忆中增加着内容，修改着谬误。 　　 　　　　当时我初涉网络创作，一些观点未免有不成熟之处，情绪性的话语太多。而一些事实由于记得比较零散，我对父母的叙述记录得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例如，二○○○年版原文中曾有一个情节，父亲单位一位姓王的工友因用《林彪语录》擦屁股而被审查致疯，但后来核实，当时她出事后确实一段时间内精神不正常，但后来好了；而我小时见到的那个姓王的疯子，并不是这位工友，而是另外原因致疯的；再比如，原文中提到文革结束后在我和姐姐被送回老家期间，我的父亲劳务输出到伊拉克，但经向父亲核实，他本人并未去伊拉克，中国工人在伊拉克的情况，都是出国的工人回来后叙述的；还比如，原文曾提到文革期间父亲乘坐火车遇到红卫兵查出身，一些报了地主、富农出身的被从丰台站押下车，“个个鼻青脸肿、垂头丧气”，但后来我向父亲核实，父亲说其他情节都对，但红卫兵没有打他们，写“鼻青脸肿”是不对的。 　　 　　　　类似的谬误在原文中还有不少，因此，本着对历史、事实负责，求真求实的原则，同时也为更清晰地反映我本人思想现状，我对该文进行了不少修改：改掉一些记叙不准确的之处，增添一些新回忆起的史实，修改一些现在我认为过时或偏激的结论。当然，由于客观条件和笔者的水平限制，我的这次修改虽然历时四年之久，但还是难以做到十全十美。但我一定将努力做到更好，也希望读者提出修改建议和批评意见，使这篇文章最大可能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衷心希望，“真实”二字能够成为我这部作品的生命力。 　　 　　　　这是一部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家庭的遭遇、命运的文章，没有任何伪装与矫饰，它是一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经历的历史。各种各样样的历史书，我也见了不少，但是在那些历史学家们笔下写出来的历史，往往是政治家、军事家、文人墨客等等大人物的历史，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有倾向性的取舍。这样的历史我称作“官史”，并认为，它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忽略了同样真实地生活在社会里的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和感受，因而是残缺的历史。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尽我的所能来填补那残缺的一部分。因此，我也希望，更多的普通人、小人物们能和我一样，站出来共同把那段残缺的历史修补完整。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0）》最初发表之后，曾经引起了不少人的评论，这种评论中既有褒扬，也有贬斥。我可以比较耐心地接受批评和质疑，但我不能认同某些人的说法，即：这篇文章带有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事实上，作为完全生长在“红旗下的蛋”，父母都是工人而从小生活在铁路工人社区、十九岁就离家上学的工人子弟，我这一代人已经实在感受不到什么“阶级烙印”的影响了。而且我本人在生活中，逐渐接受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认真关注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状况，这更与“剥削阶级烙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假如一定要说我带有阶级烙印，那就不如说我带有工人阶级的烙印。 　　 　　　　对于那些口口声声给我扣上“带有阶级烙印”的帽子，像搞“大批判”一样的人来“反驳”我的文章的人，我觉得这些人这样做，如果不是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和特定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在真实历史面前的无能为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牵强附会地给我扣上一顶“昔日剥削阶级”帽子，就自欺欺人地算完事了。 　　 　　　　本文不是小说，因为小说往往虚构情节和人物，而本文中所叙述的任何事件、任何人物，都是我的父母、我本人和其他家庭成员在生活中遇到、听到、看到的；间或穿插一些我本人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和评论。既然作为历史，那么就需要原汁原味、不加任何粉饰、虚构和夸张地显示给读者。例如，在二○○○年版中，有一个情节：我的外婆死前想吃糖葫芦，但我没有买到，等回到家，外婆已经去世了。这样的描述，虽然读起来比较感人，但却是虚构的一个情节。真实的情况是：外婆想吃糖葫芦没有买到这个事情确有，但那是外婆去世前一个月，后来外婆临去世之前又送回了滑县老家。诸如此类的虚构在原文中虽然不多，但我都一一做了更正，以“写史”的态度，而不是写小说的态度来对待这篇文章。 　　 　　　　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对于文中所描述的任何一个事件，虽然我表达上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每一件事都真实地存在；而对于我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评论，我也并不强求读者和我的意见一致，我只希望读者能够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在一百五十年里所走过道路，进而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中，得到一些启发，以建设性的心态看待我们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宽容和建设，将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福祉；而我们今天的狭隘和破坏，将会贻害子孙。我衷心希望，我国人民的命运能够在我们这一代被扭转——成为尊严地生活在一个宽容法治、民主自由、公正文明和彼此友爱的、正常国家的公民，而不再在那充斥着彼此仇恨、奴役、狭隘、愚昧和暴戾的铁屋中苟且偷生。 　　 　　　　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前叙·三　　 　　 　　　　就在我夜以继日地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父亲走了。父亲生前有两个愿望，一是见到儿子的书问世，二是见到自己的孙子。然而，父亲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父亲的离去使我这部书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这是我父亲的意愿，做儿子的虽然尽了一切努力也无法挽回父亲离去的脚步，但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志，让父亲的形象通过儿子的作品活在千千万万个读者心中，让父亲在善良人们的记忆中永生不朽。 　　 　　　　　　　　　　　　　　　　　　　　　自　　　　序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弗·伊·列宁 　　 　　 　　　　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九日子夜，在中国北方一家铁路工人医院破旧的产房中，一个男婴的嗷嗷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对于这个男婴的降生，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喜忧交加：喜的是，自己在接近不惑之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忧的是，今后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高价粮”的嘴。因为，男婴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她生下的子女都应当是农村户口，正如奴隶的子女天生也是奴隶一样，因此就没有口粮供应，得不到那张令六亿农民所羡慕的“红本本”。按照这个规矩，她本人、她的女儿，还有这个刚刚生下的儿子，都将不得不吃比供应价格高几倍的“议价粮”。虽然当时一斤“议价粮”只售二毛九分钱，但对于这个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每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铁路工人家庭来说，三张“高价嘴”怎么养活不啻是个通天的问题。 　　 　　　　而这个男婴的母亲却没有想到这些发愁的事情，她只为儿子的出生感到高兴。尽管食不果腹，但她坚信儿子的降生会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好运气，她的心中充满希望。是啊，人活着，只要充满希望，生活就会有意义。 　　 　　　　这个男婴就是我。我的幼年时代，中国正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当时年纪太小，记事不多，那场全民族的浩劫在政治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就只有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从记事开始，我所领略到的就只有饥饿与贫穷。后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家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渐渐地富裕起来，能吃饱了，能穿暖了，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接受了高等教育。我的家庭凭着诚实劳动，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聪明，在为自己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我们这个典型而普通中国家族的故事。我们这个家族的遭遇，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风云激荡、变化无常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27:15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 　　 　　　　　　　　　　　　　　　　　　　　　一、家庭的由来 　　 　　　　我拥有一个非常奇怪、非常少见的姓氏——中国的“国”。从小到大，几乎每次向别人报上姓名时，人们都向我发出这种疑问——“姓国？还有这个姓？少数民族吧？”偶尔，还有一些自作聪明的热心人在抄写我的姓名时帮我改正成姓“周”、“匡”。在中考时，填写准考证人就把我弄成了姓“周”的，害得我解释了好半天，班主任老师又来做证，人家这才让我进考场。 　　 　　　　根据老一辈人的回忆，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省兖州一带。大约在清朝顺治年间，我的祖先们举起了“反清复明”大旗，随即被清政府镇压，全家上百口人被株连处死。唯一漏网的，是一位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当清军去抄家时，家里的一对仆人夫妇谎称这是他们的孩子，于是性命得以保全。为了防止以后有人告密危及孩子的性命，那一对忠义的仆人夫妻，用扁担挑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步行百里，一路上千辛万苦、风餐露宿从兖州老家亡命到了河南省确山县，并悉心照料这个孩子直至他长大成人。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将那位仆人拜为“义父”，进了“国”家族谱，被当作祖先一样供后人祭拜。这位祖先和那位仆人的坟墓，至今还在确山。 　　 　　　　就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家族在确山县已经发展成两个紧挨着的小小村落：王岗和国楼，二者相距不足一华里，如今已经并成了一个村庄了。我的高祖父本是一个读书人，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和他的弟兄国保善、国乃功一起于清咸丰年间参加了捻军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陕西等省。据一九六○年出版的《确山县志·咸丰、同治年间乡团死亡姓名》一节中的记载：“严明选，五十九岁……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在驻马店与捻军国保善部作战，被杀……张义和，四十七岁……咸丰十年五月二十日，在大石桥与捻军国乃功部作战，被杀……史占魁，三十二岁……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在吴寨河与捻军国保善作战，被杀。”——这就是我的祖先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迹。相同的痕迹也许在他们所转战过的许多地方中还有，可惜我无法一一考证了。 　　 　　　　捻军的起义具有很强的流寇性质，几十万人马在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的平原上奔驰，没有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同时，这种旧式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吸引人的纲领，也是难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在清政府的绞杀下，捻军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同治四年（【注】1865年），高祖父和他的族兄国保善一同兵败被俘，随后被杀，同时王岗、国楼二村全体姓“国”的族人，全部被列为罪族，直系不得进仕考取功名。 　　 　　　　我的曾祖父一生平平度过，并没有做出什么大业绩来。年轻时，靠着家里的几亩地务农。曾祖父有着异常的求知欲，读书非常刻苦，但因自己是“罪族”，无法考取功名，后来在村子里做了一名私塾先生。这样，这个一直叛逆的家庭又成为封建社会的“楷模”——耕读之家。 　　 　　　　　　　　　　　　　　　　　　　　　二、废除科举 　　 　　　　我的祖父名仲颖，字异公，约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了祖父这一代，朝廷不准进仕的诫令就解除了，于是曾祖父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我的祖父身上，对祖父要求异常严格：作为私塾先生，假如别的学生功课不好，曾祖父就会用抓起他的手，用铁戒尺打上几下；假如是祖父功课不好，则将祖父的手按在桌子上，狠狠地打。 　　 　　　　就这样，祖父在曾祖父的严厉管教下自幼寒窗苦读，异常勤奋自觉。祖父晚上学习时因怕自己睡着了，就拿一把锥子放在身边，一旦犯困，就用锥子自己扎自己的大腿一下，于是马上又警醒过来，继续读书。就这样，祖父学得满腹经纶，又练出一手好书法，不到二十岁就中了拔贡。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金榜题名之时，一九○五年，朝廷发布了一道上谕：“从丙年（【注】即一九○六年）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这件事，史称“光绪废科举”。 　　 　　　　“光绪废科举”宣告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从富国强兵、改变教育落后的角度出发，废除科举无疑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然而，对于那些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手无缚鸡之力的旧式读书人来说，考取功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废除了科举就是断了他们的前途。噩耗传来，天下读书人莫不如晴天霹雳、捶胸顿足。因此当时读书人投河、上吊的事情很多。我的祖父当时也异常苦闷，几次企图自杀，但幸好都被家人及时救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考和别人的劝导，祖父也逐渐想开了。后来，他到河南南阳知府去谋了一个文书的差事，大约是八品左右的小吏，还有一套官服和顶戴花翎。满清灭亡以后，祖父仍然没有舍得把这身穿戴扔掉，就交给确山老家的亲戚们代为保存着，每当逢年过节扭秧歌时候就借出来穿穿。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来造反时搜出这身衣服，于是作为“四旧”给烧掉了。 　　 　　　　　　　　　　　　　　　　　　　　　三、革命与混乱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随即全国发生革命，各省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独立，腐败无能、千疮百孔的满清贵族统治随即土崩瓦解。一九一二年元旦，清帝退位。在经历了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短暂的对“共和”的喜悦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被鲁迅先生形容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时代。 　　 　　　　辛亥革命的失败如同满清政府的灭亡一样不可避免，因为在那个时代，来自于西方的“共和”与“民主”观念并没有根植于普通中国民众的头脑中。无论几个留过洋的爱国者们如何满腔热血，在两千年亚细亚专制主义文化积淀影响下的亿万民众根本还不了解“共和”为何物的时候，“共和与宪政”必然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掌握着实权、“咸与维新”的原清政府官僚袁世凯，更是成天梦想着做皇帝。 　　 　　　　时局的混乱，加上此时曾祖父染病去世，使得祖父回家闲赋、务农了好几年，一是为了守孝，二是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的出路。三年服丧期满以后，祖父开始感觉到自己以前学的旧式知识已经不能再为己所用了，索性弃文投军，考上了高等警官专科学校。 　　 　　　　　　　　　　　　　　　　　　　　　四、冯玉祥麾下 　　 　　　　在祖父从高等警官专科学校毕业时，恰逢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以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冯在河南时颁布了《治豫大纲》，实行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禁绝封建陋习，兴办学校等等。初期，这些措施为河南百姓所称道，也吸引了祖父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祖父认为冯玉祥是一个可以救民于水火的革命军人，对冯玉祥产生了敬仰之心，于是从学校一毕业就投奔到冯玉祥的麾下。 　　 　　　　冯玉祥手下多为赳赳武夫，文官很少。祖父虽为警官学校毕业，但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举手投足，依旧保持旧式读书人谈吐儒雅的风范。同时，祖父文化功底厚实，文章如行云流水，字迹也颇显功力，很得冯玉祥的器重。祖父这人有些政治抱负，点评时局也有独到之处，在投奔冯玉祥时，只与冯玉祥深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被委以重任，并且很快就跃升为冯玉祥的幕僚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军，被推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几经征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会师于郑州。郑州会师之后冯玉祥掌握了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并成立了以冯玉祥为主席的开封政治分会，祖父也随之迈入国民政府。其间伴随着冯玉祥的几次上台与下野，几经仕宦沉浮。期间先在河南省民政厅任职，执掌河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37:16

十、顿老四 　　 　　　　一九四四年的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因而不再象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相毕露、趾高气扬了。据没有跟着父亲一起撤退的熟人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时没有打扰老百姓，都露宿在大街上，很多老百姓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才知道日本人占领漯河的；日本兵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此时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愿意充当汉奸，跟鬼子合作。 　　 　　　　祖父在抗战期间经常外出公干，在家的机会少而又少。祖母这个人喜欢繁华市面，在祖父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很不适应，又怀念起漯河来。这时，漯河虽然已经沦陷，但听说日本人在那里不但没有烧杀抢掠，而且还向饥民散发军粮，局势反而显得比较安定。于是，祖母又带着几个孩子回到漯河。不过，这次没有住到漯河城里，而是住到离漯河十七、八里的顿家庄。 　　 　　　　顿家庄全村都姓顿，庄里最大的地主叫顿老四。顿老四当时大约二十七八岁，长的非常清秀，是个读书人，但没有在官场担任什么职务。顿老四这个人很有志向，非常爱国，自己掏钱办了一所学校，亲自担任教员；此外，顿老四还聘请了两位老先生，免费教学生读书。时值战乱，学校也没有条件分班，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年龄不同的学生就看不同的教材，别的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孩子们就自习。附近的村民无论贫富，只要哪家愿意让孩子上学的，顿老四都热烈欢迎。有些家长没有见识，对孩子读书三心二意，只想让孩子认两个字就辍学挣钱养家，顿老四就上门跟人家宣传读书的好处。我们家住在顿家庄期间，我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顿老四的学校里念书。顿家庄虽处于沦陷区，但顿老四仍旧教学生们爱国操守，还自编了一首爱国歌《殛待国人奋臂起》给学生们唱。那首歌的歌词音调我父亲至今还记得： 　　 　　　　　　　　　　　　　　　　袖珍国，英吉利，开疆拓土千万里； 　　　　　　　　　　　　　　　　小日本，弹丸地，二十世纪尚崛起； 　　　　　　　　　　　　　　　　更何况我大中华，殛待国人奋臂起！ 　　 　　　　顿老四每次在领学生唱这首歌时，感情激动，眼里总是闪烁着泪花。我父亲当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也能够感觉得出来顿老四这个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六十年以后，当我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向我讲起顿老四这一段往事时，一向很少流泪的他竟然禁不住双眼热泪长流。 　　 　　　　当时顿老四的学校里还有两位受聘的先生，其中有一位也是顿家庄的，顿老四按照辈分称呼他为大伯。顿大伯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式读书人，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当时纸缺，顿大伯为了节约纸张给孩子们练字，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先到河里挖一些胶泥砸成方块，写字时第一遍用毛笔蘸着胶泥写。胶泥颜色浅，用完后还可以再用墨汁写第二遍。顿大伯教学生写毛笔字时，总是摇头晃脑地说：“写会飛、鳳、家，走遍天下人人夸。”当时还是用繁体字，飛、鳳、家这三个字结构比较难把握，顿大伯的意思是等学生掌握了这几个字的结构，毛笔字也就练得差不多了。当时顿大伯批改作业，总是分“超、上、中、下”四个等级，我二姑小楷写的特别好，顿大伯批改作业时，觉得二姑的毛笔字已经好得没法批改了，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38:12

十、顿老四 　　 　　　　一九四四年的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因而不再象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相毕露、趾高气扬了。据没有跟着父亲一起撤退的熟人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时没有打扰老百姓，都露宿在大街上，很多老百姓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才知道日本人占领漯河的；日本兵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此时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愿意充当汉奸，跟鬼子合作。 　　 　　　　祖父在抗战期间经常外出公干，在家的机会少而又少。祖母这个人喜欢繁华市面，在祖父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很不适应，又怀念起漯河来。这时，漯河虽然已经沦陷，但听说日本人在那里不但没有烧杀抢掠，而且还向饥民散发军粮，局势反而显得比较安定。于是，祖母又带着几个孩子回到漯河。不过，这次没有住到漯河城里，而是住到离漯河十七、八里的顿家庄。 　　 　　　　顿家庄全村都姓顿，庄里最大的地主叫顿老四。顿老四当时大约二十七八岁，长的非常清秀，是个读书人，但没有在官场担任什么职务。顿老四这个人很有志向，非常爱国，自己掏钱办了一所学校，亲自担任教员；此外，顿老四还聘请了两位老先生，免费教学生读书。时值战乱，学校也没有条件分班，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年龄不同的学生就看不同的教材，别的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孩子们就自习。附近的村民无论贫富，只要哪家愿意让孩子上学的，顿老四都热烈欢迎。有些家长没有见识，对孩子读书三心二意，只想让孩子认两个字就辍学挣钱养家，顿老四就上门跟人家宣传读书的好处。我们家住在顿家庄期间，我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顿老四的学校里念书。顿家庄虽处于沦陷区，但顿老四仍旧教学生们爱国操守，还自编了一首爱国歌《殛待国人奋臂起》给学生们唱。那首歌的歌词音调我父亲至今还记得： 　　 　　　　　　　　　　　　　　　　袖珍国，英吉利，开疆拓土千万里； 　　　　　　　　　　　　　　　　小日本，弹丸地，二十世纪尚崛起； 　　　　　　　　　　　　　　　　更何况我大中华，殛待国人奋臂起！ 　　 　　　　顿老四每次在领学生唱这首歌时，感情激动，眼里总是闪烁着泪花。我父亲当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也能够感觉得出来顿老四这个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六十年以后，当我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向我讲起顿老四这一段往事时，一向很少流泪的他竟然禁不住双眼热泪长流。 　　 　　　　当时顿老四的学校里还有两位受聘的先生，其中有一位也是顿家庄的，顿老四按照辈分称呼他为大伯。顿大伯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式读书人，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当时纸缺，顿大伯为了节约纸张给孩子们练字，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先到河里挖一些胶泥砸成方块，写字时第一遍用毛笔蘸着胶泥写。胶泥颜色浅，用完后还可以再用墨汁写第二遍。顿大伯教学生写毛笔字时，总是摇头晃脑地说：“写会飛、鳳、家，走遍天下人人夸。”当时还是用繁体字，飛、鳳、家这三个字结构比较难把握，顿大伯的意思是等学生掌握了这几个字的结构，毛笔字也就练得差不多了。当时顿大伯批改作业，总是分“超、上、中、下”四个等级，我二姑小楷写的特别好，顿大伯批改作业时，觉得二姑的毛笔字已经好得没法批改了，就发明了一个新等级：“特”。 　　 　　　　学校的另一位先生是外面请来的，姓常，当时也五十多岁了。常先生脸膛红红的，非常有民族气节。一次上课时，常先生挨个问学生们长大以后的志向。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站起来说自己长大以后想“当汉奸”。常先生一听，本来脸就红，此时更是气得变成紫色，找了一根棍子狠狠打那个想当汉奸的学生，连棍子都打折了。后来那个学生家长还跑来闹了一阵，又被常先生一顿臭骂。 　　 　　　　顿家庄离漯河很近，所以日本兵也经常去。日本兵去的几次都是去要马料，当场把马喂完以后，道个谢就走了，没有祸害老百姓。有一些胆大的小孩就围上去看热闹，日本兵有时还掏出一些小饼干给孩子们吃。我父亲他们几个因为是国民政府官员子女，害怕离日本兵近了暴露身份惹祸，看到这种情况就躲得远远的。 　　 　　　　日本人占领漯河以后，就轮到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了。国民党的飞机全是美国援助的，比日本人的双翅膀飞机先进的多：银白色单翼双引擎，有时还有四个引擎的。老百姓不懂，就叫这种飞机是“三头飞机”或“五头飞机”。日本人进漯河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从来没有掌握过制空权。 　　 　　　　　　　　　　　　　　　　　　　　　十一、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经历了八年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一天。当时，我的父亲随着祖母住在漯河，当地日本驻军投降仪式就在漯河一个操场内进行。那天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选出一部分参加投降仪式的军人，乘坐十多辆军用汽车来操场参加投降仪式。抵达后，日本兵在操场里列队，等待受降的国民政府代表。日本投降是一件大事，因此我的父亲和很多同学也列队参加了这个仪式。 　　 　　　　国民政府方面派出的受降代表是一个将官，大约四、五十岁年纪，衣着鲜亮，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本来，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但愣是被这个国民党将军办成了丢人事。当时这个将军本来也想在鬼子面前抖一抖威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受降。大概是这位将军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四体不勤，骑着马刚一进场，马走的好好的也没有惊，他竟然莫名其妙地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呲牙咧嘴，再也起不来了。随从的士兵见状，连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 　　 　　　　那些列队等待投降的日军降卒见到这种情景，虽然不敢放肆地哈哈大笑，但我父亲从眼神里看出他们对此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当然，武器还是要交的，于是日本军官们按着军衔高低，依次走到受降检阅台交出了指挥刀。而士兵就好办，把枪支成一个架子，挨个往上搁就是了；那些日本汽车兵则走下车来，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往车上一坐，就算接收了汽车。就这样，本来应当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投降仪式，就因为那个国民党受降代表的笨拙表演而丢人现眼地草草收场。 　　 　　　　父亲的老家确山民风强悍，历来出强盗悍匪。父亲村子里有一位族兄国××，是个有意思的人物。日本人占领确山期间，他靠劫路为生，一天就在鬼子据点附近劫了一个生意人。那生意人跑到日本人那里告状，日本人派了两个骑马的宪兵来抓他。国××拿了财物正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听到后面马蹄响，还有日本人用生硬的汉语喊：“站住！” 国××扭头一看，知道坏了，撒开腿就跑。正在跑着，前面出现了一个大约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大沟。俗话说，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国××横下一条心纵身一跃，居然从沟上跳了过去。骑马的日本宪兵赶到时，那两匹马却怎么也跳不过去，于是国××算是拣回了一条命。后来，国××又故地重游，看着又宽又深的沟壑，怎么也不敢跳了。 　　 　　　　一九四五年夏末日本投降以后的一天傍晚，确山县老家王岗村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当地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王岗村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我父亲的那位靠劫路为生的族兄国××，带了几个人走上前去，用一根绳子把他勒死了，然后拿走了他的那枝三八大盖步枪，扒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并把尸体扔到了地头的一个枯井中。据这位族兄国××后来说，那个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此外，父亲还听这位族兄讲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确山境内行驶时，因为铁轨被当地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当地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实在是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 　　 　　　　　　　　　　　　　　　　　　　　　十二、和平昙花一现 　　 　　　　开封光复以后，祖父到漯河来接妻小回开封，专门包了一节闷罐车厢，全家人和随从就住在车厢里走。当时黄河决口还没有堵住，走到许昌一带路过黄泛区，铁路都被水淹了，就临时用枕木搭成墩子上面铺钢轨，火车就在上面走。我父亲透过闷罐车上的小窗户伸出头往外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外面白茫茫的都是水，水里面东一个火车头，西一节车厢，都是枕木墩子倒塌时翻下去的。火车在那一段开得很慢，脚下的枕木墩子被火车一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祖父听到这种声音，又看看外面的水，说道：“这种路别说走火车，连走人都害怕，早知道这样就不坐火车了。”后来火车过中牟时，也有一段这样的路。 　　 　　　　一九三八年黄河改道后，开封位于黄河新河道北边。到了中牟的铁路终点，全家人又坐老百姓的船渡过黄河。过河后又坐了一段火车，才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开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省政府对面的宅子。回家以后发现家中的原本宽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像老鼠洞。向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父亲和叔叔这些小孩子觉得这些玩意挺新鲜，但祖父讨厌日本的风格，雇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滞留下来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斯时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这些侨民前后不同的表现，正应了国家强，百姓强；国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三井洋行有两个日本职员，日本投降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国，在我们家旁边租了一个院子，靠做酱油谋生。日本人敬业，做的酱油质量非常好，拿起来对着太阳一看，酱油上还漂着一层薄薄的豆油，一望便知是用好黄豆发酵做的。我父亲小的时候，经常到他们的酱油作坊里玩，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黄豆也是粒粒饱满。起初，两人挨家挨户地送酱油，挺和气的，当时不收钱，每个季度结一次账。那时人们诚实，卖东西的从不缺斤短两，买东西的也不恶意赖帐，所以只要货好，生意就特别好做。后来，买他们酱油的人越来越多，两个日本人生意做大了一些，还雇了两个帮工。 　　 　　　　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真正欢欣鼓舞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在战乱中离开的人们回家乡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以前仅仅有过一面之交、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也都如同亲人一般热情洋溢地互问寒暖。一九四六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自发地比赛，胜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开封城内的回民爱扎灯笼，往往是回民取胜。而一些读书人，则在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猜谜者会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 　　 　　　　开封龙亭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湖，小的水比较浑浊，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较清澈，叫杨家湖。当地老百姓说这两个湖的湖底，分别就是当年潘仁美和杨继业的府邸。开封光复后的那个元宵节，在潘、杨两湖举行了放河灯活动，附近几十里内的人都赶来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由于人多，经常还有站在湖边的人被后面涌来的人挤到湖里的情形。当时天气还颇冷，掉到水里的人爬上来就狼狈不堪地往家里赶，边上的人就哈哈地笑。当时的场面正是：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悬殊，从十来岁到十八、九岁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被当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过是“蓝回”，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回”相区别。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父亲他们这帮小孩非常怕她。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开封犹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开封犹太人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童子军的军服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自己染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功夫，也跟买来的制服有些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称买得起童子军服的学生叫“正规军”，买不起制服为“杂牌队”，一点都不照顾学生的自尊心。在学生列队出操时，总是有人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男孩子都比较皮实，无所谓；而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表情非常尴尬。我父亲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这几个老师作对，总是自觉地也站到“杂牌队”里去。那几个势利的老师惹不起当官的子女，也无可奈何。 　　 　　　　当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叫刘茂恩，我父亲曾经多次见到过他。每年到四月四日儿童节时（【注】民国时期的儿童节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刘茂恩都身着便装在华北运动场检阅童子军。当时童子军们排成一个个方阵，每人肩上扛一个童子军棍，从检阅台前面走过，接受刘茂恩的检阅。 　　 　　　　父亲有一个表姐夫，叫李老五，脑子很活，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李老五当时是刘茂恩的生活秘书，负责安排刘茂恩的饮食起居。在伺候刘茂恩期间，他见过不少国民党的大人物。解放后，李老五先是在开封街头卖了一阵子菜，后来回到了封丘老家。六十年代，我父亲见他在封丘黄羊口收破烂。那次李老五见到我父亲以后，搂住我父亲的肩膀，诡秘地说：“兄弟，昨天我收了一个电机，八块钱；今天我卖了，知道卖多少？二十八！就这么一转手，二十块钱到手了兄弟！”这时，父亲的表姐走过来训他：“就你能！人家藏都来不及呢，你还在这儿谝！”李老五就嘿嘿一笑，说：“这不是俺兄弟吗，怕啥咧。” 　　 　　　　大概从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人有份，也就领了。有时还发来一些美军士兵战时的口粮：几块饼干面包，一小罐果酱，一罐肉罐头，一罐蔬菜罐头，一块巧克力，一块奶油，一块口香糖，五枝“骆驼”牌香烟，几张餐巾纸。当时河南老百姓吃完饭以后都是用袖子擦嘴，没有用餐巾纸的习惯，见到这些餐巾纸以为是擦屁股用的，于是就说：“瞧人家美国人，连擦屁股纸都准备好了。” 　　 　　　　美国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四十年代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食品和衣物对于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的。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和狭隘观念，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硬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帽子，这实在不够公正。 　　 　　　　不过，美国救济总署援助的物资，到了腐败的国民党手里，有不少都被贪污掉了。当时，只要开封救济总署有什么发，市场上就有什么卖。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旧时的开封城内有一家山西商人开的“晋阳豫”糕点铺，专门经营各种高档干鲜货品和糕点。每到逢年过节，“晋阳豫”就派出一个伙计到我们家来订货。这种上门订货的伙计并非一般跑腿的，而必须是口齿伶俐、相貌堂堂的人；穿的也好：身着长衫，足登礼服呢面的牛皮底布鞋。这个伙计拿着鱼翅、海参、木耳等货物样品到家里来，给祖父、祖母或者厨师过目。如果选中，就拿个笔记下品种数量，不一会儿就把货物送来，决无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现象；如果当时没有决定，伙计就把样品留下，约好哪天再来听消息。 　　 　　　　除了“晋阳豫”，还有一家“包耀记”也是一个大字号。“包耀记”和“晋阳豫”都位于书店街，二者之间相隔只有几个店铺，经营的范围也大致相同。现在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充满了不正当竞争；但“包耀记”和“晋阳豫”却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做自己的买卖，二者之间从不互相贬低。 　　 　　　　解放前的晋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原因是他们做生意讲究诚信，童叟无欺；货物品质特别好，价格却又十分公道，薄利多销。例如我们家后来居住的太谷县城，除了开钱庄以外，还以做药材生意闻名全国。太谷本身并不出产药材，但勤勉的太谷商人们对各类药材都非常懂行，从全国各地搜罗药材，只加以微薄的利润就出手。而那些需要购买药材的外地客商们，一是担心在别处买药材被骗，二是由于别处品种也不全，故都来太谷买药材，既放心、又不贵，品种还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山西人做生意的那股厚道、勤勉、仁义的老传统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彻底挖断了根子，一切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后，山西人又开始做生意，但已经完全是另一码事儿了。九十年代，我和我母亲在太原卖花灯时都跟当代的某些山西商人打过交道，发现他们和如今遍布中国的奸商毫无二致：急功近利、贪而无信、阴险狡诈。跟以前以厚道出名的“晋商”老祖宗比起来，这帮不肖子孙简直是有些辱没门庭。 　　 　　　　开封光复后，国民政府重新开始行使治安大权，有一些刑事犯人要枪毙。当时警备司令部也在省政府大街上，离我们家并不远，因此父亲经常看到枪毙犯人的情景。国民政府时期，要枪毙一个犯人，一般不召开公审大会，更不割喉咙、穿铁丝、取肾脏，场面往往是相当隆重的：一般都是前面八个号兵吹号，号兵后面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后面是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旗的犯人，专门有个黄包车拉着他；街道两边到刑场的路上，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犯人在路上如果看到街道两边有卖吃的喝的，只要想吃想喝，就吩咐车夫停下，于是押送的士兵就跑腿到那家店铺，掌柜的必然要把最好的食物和最好的酒拿来给犯人吃喝。只要犯人吃得下、喝得下，押送的士兵是绝对不会催促的。当时也没有“划清界限”的概念，允许犯人的家属在路边祭奠。有一次枪毙一个犯人时，我父亲看见犯人的亲朋好友路祭，就在路边摆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放满酒菜，还烧着香。犯人从面前走过，跟那些亲朋好友道了别，交代了身后的事情以后，才从容坐上黄包车离去。这时犯人的亲朋就对着犯人跪拜，哭声震天。我父亲看见下跪的人里居然还有须发皆白的老者，应为犯人长辈，就觉得好奇，于是问人家为何给晚辈下跪，人家回答道：“黄泉路上之人为大。” 　　 　　　　还有一次，碰到一个枪毙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那汉子戴着一顶瓜皮帽坐在黄包车上，看到路边有一个点心铺，就要点心吃。前面开路的号兵见他要吃东西，就停了下来等着；押送的士兵则赶紧跑到点心铺里，不一会儿就端出满满一大盘点心，各式各样的都有。那个年代点心还是相当珍贵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犯人们一般都没有什么心思吃喝了，一般只是吃上两口，意思一下罢了。那个犯人就吃了两口点心，旋即又“呸呸”地吐了出来。又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一个卖烟的铺子，于是犯人要烟抽。押送的士兵又赶紧跑进铺子，拿了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支，给犯人点上。那时侯“大前门”是仅次于“白炮台”的高档烟，一般的老百姓是抽不起的。犯人嘴里叼着烟继续坐着黄包车前行，又看到一家卖酒的，就把烟一吐，又要喝酒。也是那些押送的士兵，给他抱出一个酒坛子，一口气喝了三碗。再往前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犯人的老婆在路边祭奠，见到他更是哭得死去活来，直在地上打滚。犯人大概想跟老婆交代点事情，就吩咐士兵把她叫来。士兵连忙去叫他老婆，但那女人正伤心欲绝，任凭当兵的怎么劝，只是在地上哭着打滚。犯人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就上了黄包车，说：“走！走！”这一下，他老婆惊慌起来，也不哭了，爬起来跟在后边撵。犯人见状，又吩咐车夫停下，跟他老婆交代了一些事情以后，又继续前往刑场。刑场附近已经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还有几个骑着高头大马、戴着白手套的监刑军官。犯人因为畏惧死亡已经不能行走，就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从黄包车上搀扶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执行死刑的士兵。走到行刑地点附近，两个搀扶犯人的士兵和执行死刑的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同时一松手并把犯人往前一推，行刑兵枪声就响起了。只见那犯人的瓜皮帽往天上飞了一丈多高，几乎和人同时落地。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些专看杀人取乐的游手好闲之辈，此时就鼓起掌来，大声叫好。 　　 　　　　执行死刑的犯人，绝大部分都是畏惧死亡的，到刑场后多半需要人搀扶着走。也有个别充英雄好汉的，嘴里就呜里哇啦地喊点什么。但是，他们实质上也怕死，因而都是面如土色，连舌头往往也不听使唤了。即使在离他们几步之谣的地方站着，也听不清他们嘴里喊的究竟是什么豪言壮语。 　　 　　　　当然，这种相对比较宽厚的处决方式只是用在平时，而到了战时就没有这种宽待了，特别是到了临近灭亡前夕，国民党镇压异己也更加疯狂。第一次开封战役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父亲在警备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买酱油，恰好遇到一个国民党士官出来买烟。那个士官双眼通红，一看就知道是很长时间没休息好。这时小店老板和他开玩笑：“蔡班长，昨晚上又到哪里赌钱去了，怎么眼圈熬得通红啊？”蔡班长连忙辩解道：“哪里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亲一个小孩子，于是压低声音对掌柜的说道：“最近天天夜里活埋学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几十个哪！有些女学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叹道。 　　 　　　　　　　　　　　　　　　　　　　　　十三、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轻时感染了肺结核病，当时只知是“肺病”、“痨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年龄的增大，特别是八年抗战时期四处颠簸，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咯血。到了一九四六年，祖父的病情愈发沉重，基本上在家休养。此时的他已难以再掌管民政的职责了，于是上面给他安排了一个“视察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其实祖父担任“视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以后也没下去视察过什么，只是下边的人拿来文件，他卧在床上圈阅。祖父这个人敬业，即便是重病卧床，也依旧每天办公到深夜。经常是边看文件，边剧烈咳嗽。病重时，祖父的浑身都在发抖，但父亲看见祖父拿笔的手只要一挨着纸，就不再颤抖了。 　　 　　　　当时给祖父治病的主要有开封同济医院的院长，姓孔；还有一个是日本医生，姓柳川，不知什么原因跑到开封谋生，自己在开封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柳川医院”。这二位医生经常来家治疗，医术也算高明，但对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还是束手无策。一九四七年初祖父去世后，孔院长还不知情，办丧事那天还拎着个医药箱来了，一进门看到灵棚，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当时大人们都忙着张罗丧事，谁也没注意到他，父亲看见了。后来祖父丧事办完后，孔院长和他的夫人还一起登门来慰问，顺便提了提结清医疗费的事情。 　　 　　　　祖父的丧事办得算是很隆重的。灵堂就设在家中，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出家人来超度。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杂的，来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饭时和尚在一边吃斋，道士在另一边喝酒吃肉。家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还有许多平时不怎么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造的望远镜，甚至还有一缸金鱼。 　　 　　　　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平时张口“学生”、闭口“老师”的人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渐渐地门前冷落了。当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过的、有些良心的人偶尔过来看看。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度日，由于她根本不懂得经营之道，被人连蒙带坑，再加上战乱，家道迅速败落了。 　　 　　　　　　　　　　　　　　　　　　　　　十四、内战爆发 　　 　　　　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昙花一现，没能持续多久。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在正面战场上一开始占了上风。谈起国共内战爆发的责任，我认为以往的历史书把责任完全推到某一方面的描述不够客观。其实，国共双方均无和平诚意，都在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从抗战结束到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双方因抢地盘发生的冲突延绵不绝。因此，公正地讲，参战双方对内战的爆发都有责任。 　　 　　　　然而实话实说，国民党的部队秉承了军阀作风，实在太黑暗、太腐败了。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一般不愿意当炮灰，国民党也不做什么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只好采取“抓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去当兵。穷人儿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绳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万一有钱人家儿子抽中了，则可以通过行贿让穷人家孩子顶替。此外，有些地方干脆连这个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当兵。有很多外出赶集、甚至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碰上抓壮丁的，连给家人报信的机会都没有。一九四七年，我的外公就曾经险些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幸亏外公跑得快才得以脱身。解放后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师参谋长就是被国民党拉夫拉出来的。红军长征时期，他在湖北老河口当脚夫，碰上国民党拉夫运辎重。后来他所在部队调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红军打仗，部队被打散。红军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留下的留下。他看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活不了，干脆参加了红军，最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他算运气好的，过个十几年还能衣锦还乡；而运气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没人通知家里人一声。 　　 　　　　此外，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吏有很多贪污军饷，“吃空额”。所谓吃空额，就是假造花名册领空饷中饱私囊，有饷无兵。到了上级来抽查时，就临时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个人记住自己所扮演的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上级点名时答一声“有”就行了。还有狗急跳墙的，干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一九四八年，我父亲就亲眼在开封火车站看见这种情况。我父亲当时正在火车站内玩耍，看到从别处驶来一列装满士兵的闷罐子车停在月台上。此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到车厢前策反，离父亲大概只有二三米远的距离，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队待遇好，你们来我们这里好了。正在说时，军列上的随行军官下来了，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就照那家伙头上打了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连帽子也掉了。那个搞策反的军官捡起帽子，兔子一样撒腿就跑。 　　 　　　　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抓到军队里不但受军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饱，饥寒交迫。其实每人都有军饷军粮军装，但多被长官贪污掉了。国民党的军官多数很坏，动不动就体罚士兵，在开封大街上，父亲也多次亲眼看见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东战役不久之后的淮海战役当中，据说国民党军逃窜时，遇到有河流阻挡道路，就把伤兵、死尸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条堤坝，汽车和坦克就从上面驶过。解放军赶到现场组织了挖掘搜救，里面居然还有不少活人。如此的黑暗与压迫，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到了一九四八年，开封城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于是陆陆续续地开进很多军队。当时国民党军队扰民甚重，特别是征用民房。经常是一个小军官领几个当兵的，见到谁家房子好就用粉笔画个圈，然后让老百姓马上腾房子，也不管老百姓住到哪里。有一天，几个号房子的国民党兵来到我们家里，看上了我们家的几间房子，于是画了个圈，对祖母说：“三天之内腾出来”就走了。当时虽然祖父已经去世，家里没了靠山，但祖母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根本就不理他们。三天以后一个小军官带着几个当兵的来了，一看房子没有腾出来，顿时勃然大怒，就骂骂咧咧地要进屋扔东西。祖母一见，也发怒了，指着那个小军官破口大骂道：“你们瞎了狗眼，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敢在这里撒泼，还想不想要脑袋了？今天你要住进这间房子，除非我死在你们面前！”几个国民党士兵一听，又看看这家房子的气派，也顿时犹豫起来。祖母一见他们犹豫，继续吓唬道：“你信不信，你今天敢扔我的东西，明天刘主席就会让你们几个脑袋搬家！”（【注】刘主席指河南省主席刘茂恩）闻听此言，几个国民党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进屋。那小官一看，也软了下来，灰溜溜地说：“好，好，你厉害，我们先走。” 　　 　　　　第二天，家里又来了一个军官，还带着老婆抱着个孩子，跟着一个勤务兵拎着行李。那军官名字叫孙少汉，领子上有个“×”，是个中校。孙中校找到祖母，说话比那几个小兵客气多了，大意是昨天来的那几个不会办事，我狠狠训了他们一顿；我们来打仗，还带着老婆孩子，也没地方住，挺不容易的，您就通融通融，给两间房子行个方便吧。祖母只爱听顺气话，经他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他们住下了。渐渐地混熟了，也觉得那家人并不坏。 　　 　　　　孙少汉的那个勤务兵姓张，也是个河南人。当时要打仗了，国民党为了促使当兵的卖命，就把美国援助的给养拿出来给前线阵地上当兵的用，轮不到这个勤务兵。勤务兵吃不到美国罐头，每天心里都挺烦躁，长官不在时就常发牢骚，抱怨伺候人的活太累。当时我叔叔也才五六岁，挺淘气，有一天，那个勤务兵正在院子里烧地锅做饭，我叔叔就弄了一个鞭炮在他背后放。“啪”的一声，把勤务兵吓了一跳。勤务兵转过脸来，一脸的不快：“弄啥呢这是？一边去！” 　　 　　　　当时父亲上学的学校在相国寺附近，在开封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段。有一天突然来了一队伤兵，偏偏要征用学校的房子。学校不愿意，找教育厅去顶。可当时要打仗了，当兵的厉害起来教育厅也顶不住，于是学校就被伤兵占了。学生没地方上课，学校就在龙亭后面靠近开封城西北角的城墙根下面找到一处院子，在那里上课。其实那里挺幽静，正适合伤兵养伤，但那帮伤兵偏偏要在闹市住，为的就是上街白吃白喝方便。临时的校舍离家太远，每天学校老师就在老学校集合学生，再排着队到临时校舍去。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走很远的路，中午就不可能回家吃饭了。于是每人都带点干粮咸菜，学校烧一点开水；中午的时候，学生们就趴在草地上吃饭。从老师到学生到家长，没有不骂国民党的。 　　 　　　　那帮国民党的伤兵非常的坏，每天成群结队上街游逛，吃饭、拿东西、看戏都不给钱。不但如此，稍微有些怠慢就砸戏园、踢货摊、掀桌子，还常常打老百姓。这帮伤兵喜欢摆谱，张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其实，当时小日本已经投降三年了，而且老百姓并不服，总是在背后暗暗骂道：“呸！抗战八年，谁知道那八年你在哪里藏着哪？有本事跟八路一样打鬼子！”在当时开封城老百姓眼里，八路军是一支神奇的军队，他们是打心眼里看不起国民党军队的。老百姓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抗战结束后一些投降的日本兵就说：“跟八路的打仗，一个打一个，快快地；跟国民党打仗，一个打十个，慢慢地。”小鬼子比较傲慢，他们不会承认打不过八路军，但是他们承认：跟八路军一对一地打仗，还要非常警觉，行动迅速；而跟国民党打仗，就是一个打十个，还是有条不紊，慢条斯理。因此，开封城的老百姓们总是说：“国民党打日本人是狗熊，打老百姓是英雄。” 　　 　　　　共产党的部队如何好，解放后宣传得不少了。但实际上，内战激烈时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兵员，农民也并不是和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个个踊跃参军的。父亲在部队时，有一个一九四七年冬天参军的老兵就曾向父亲说起自己参军的经历：干部们把青壮年农民集中到一间屋子里，让大家坐在炕上进行参军鼓动，把火炕烧得特热。也有一两个愿意去的，但人数不多；多数人不言语，于是就继续鼓动。炕越来越热，烧得人实在坐不住了，想挪挪屁股，一挪，干部立即说：“好，好，×××愿意去！”马上连拉带拽到前台来，戴上大红花，就算光荣参军了。不过，共产党讲政策，对于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一般不动员参军；到了部队以后官兵平等，讲阶级友爱，更不存在克扣士兵的现象。这样一来，也就留住了士兵。而那些原来在国民党中服役，后来被共产党俘虏参加解放军的“解放战士”，对比双方军队天壤之别，就变得更加勇敢。 　　 　　　　　　　　　　　　　　　　　　　　　十五、第一次解放开封 　　 　　　　一九四八年，随着战局日下，开封城岌岌可危。国民党决心死守，把开封城变成一座要塞。先是把城外的民房一把火烧掉，形成一片开阔地；然后依托城墙，在城外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国民党在城外做碉堡时，为了防止士兵临阵逃跑，就想了一个损招：先挖个一米深左右的圆坑，把食物、水连同士兵一同放入坑内，再用吊车把事先做好的钢筋水泥壳扣在上面。碉堡没有门可出入，当兵的要想出来，就得用随身携带的工兵锹挖地洞。国民党荒唐地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可以防止士兵逃跑，促使当兵的死心塌地地拼命。实际上，这种措施一点效力都没有：当兵的想保命，自然就一枪不放，一开打就把白衬衣挑在枪尖上从机枪眼里伸出来投降，直等解放军冲过去以后当俘虏。 　　 　　　　祖父病逝以后，根据祖父的遗愿，家里准备把灵柩带回确山老家安葬。但时局混乱，道路不通，于是寄放在城外一座寺庙中，等待时局好转后再迁葬。国民党烧城外民房时，那座寺庙也未能幸免，于是祖父的尸骨连同棺材一起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当时老百姓已经不许出城，一直到第一次开封战役结束后看灵柩的人才来报信。在那个时代火葬并不普及，在人们的观念中灵柩被焚毁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当祖母和孩子们闻听祖父灵柩被焚毁的噩耗，顿时嚎啕大哭。祖母扶着墙一边哭，一边骂：“你国民党丧尽天良啊，把什么坏事都做绝了，你也守不住个开封城！”说完，祖母带着几个孩子，一边哭，一边来到城外把祖父的骨灰收集起来带回了家。 　　 　　　　转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早晨父亲上学，一出门发现街上空荡荡的无一人，继续走了很久才碰到一个同学，二人继续前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一个值勤的宪兵，宪兵看见他们就大喊：“回家去！回家去！别上学了，要打仗了！”小孩子不懂事，一听可以不上学，顿时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一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慢慢地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后来炮声渐渐停息，城外方向枪声大作；又过了一两天，枪声由远到近——共产党进城了！ 　　 　　　　开封古城中心鼓楼街有一座鼓楼，是旧时开封城的标志性建筑。鼓楼有三层飞檐，高大巍峨，钟楼正中有一个大牌匾，上写四个大字：声震中天。解放军进城后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钟楼被炮火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大白天在家里都能看到。到了晚上，大火仍未熄灭，半个天空都被火光映成了橘红色。 　　 　　　　共产党的部队此时不知是由于战术原因，还是为了减少城内居民的伤亡，不再用重炮轰击了，而改用迫击炮。迫击炮的声音能分辨得出来：嗖——嗖嗖——轰！在激战中，我们家左右邻居、店铺全被炮弹击中倒塌，惟独我家的楼房墙体厚实，因而基本完好无损，只是楼外的木楼梯被弹片炸塌了。邻居没了房子，天黑时纷纷跑到我家来请求留宿，祖母一看，忙说：“都啥时候了，还请不请的，快进来吧！”于是大家一拥而入，好在家里房子挺多，又有地板，二十多号人就睡在地板上。在战乱时候，人多了是能够壮胆的。 　　 　　　　第二天枪声越来越逼近我家所在的省政府大街，不时有子弹在院内飞过，还有一粒流弹破窗而入，所幸没有伤人。父亲有一件美国救济总署发的棉布衬衣晾在院子里，此时中弹起火了。那件衬衣是方格子的，布料非常厚实。接着，屋门被人推开，一个短头发的解放军女卫生员手里拿着一块馒头，一边啃着一边进屋问祖母：“大娘，有没有水喝啊？”祖母连忙倒了碗开水给她喝，看着她干啃馒头吃，又从家里拿出了点咸菜给她，可她无论如何都不要，“咕咚咕咚”一口气把水喝完，就急匆匆跑出去了。 　　 　　　　当时我们家住在省政府大院斜对门。此前，省政府早已被国民党变成了防御工事。街这边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有一些解放军就占据了我们家楼上，那边省政府大院内国民党士兵还在坚守，双方隔着大街互相射击。突然，家里人听到一声很大的响动，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坠落的声音。大家到门口一看，一个浑身是血的解放军战士趴在我们家院子里的地上，大概是中弹以后从我们家楼上摔下来的，身旁还扔着一把工兵铁锹，那声音估计就是铁锹落地时发出来的。刚才进屋讨水的女卫生员正在为他包扎。正在这时，又一个端枪的解放军战士推门而入，看到门口站的人，对祖母说道：“大娘，别站这里，门口很危险！”说完转身往我们家后院跑去。大家急忙又离开门口。 　　 　　　　当时开封上空还有飞机飞过。后来才知道，那是蒋介石亲临开封上空督战。 　　 　　　　第二天全城大部分地区枪炮声渐渐沉寂下来，惟独龙亭方向还有战斗，枪炮齐鸣，持续了几个小时后也停下来了。战事结束后，在家里的厕所中发现了一套刚刚脱下的、崭新的国民党校官呢子军服，大概是哪个军官平时舍不得穿，原本打算打起仗来穿上这身新衣服“不成功便成仁”的，后来改了主意逃命去了吧。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先是自己在脸上涂满鲜血装死，然后混在出逃的人流中逃出了开封。 　　 　　　　开封地质比较特殊，打井时有的井是苦水，有的井是甜水。苦水井是不能吃的，只能用来洗衣服。因此，当时开封城内所有的水井都有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苦水井”或者“甜水井”。平时家里吃水都靠人送，打了几天仗没人送水了，家里的甜水也吃完了。开封战役时大伯不在家里，父亲是唯一能干活的男子，因此枪声一停父亲就出门挑水。一路上国军将士尸骸枕籍，地上血流成河。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国民党伤兵在地上艰难爬行，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血迹。恰在此时，两个解放军战士刚好从他面前经过，正在爬行的国民党伤兵停了下来，以乞求的眼神向他们仰望着，也没有说话。其中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拉了拉另一个战士，两人一言不发，绕开国民党伤兵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挑水时又看到那个伤兵，趴在一汪积水边，已经死了。 　　 　　　　进攻开封的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部，当时装备很差，甚至还没有统一的军服：有穿八路军军装的、有穿便衣戴军帽的、有上身军装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旧，可是士气高昂、待人和气、纪律严明。 　　 　　　　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进入开封只停留了大概四、五天时间，然后就在一个夜里悄悄撤走了。那天早晨起来，街上一个解放军都没有，只留下满街标语口号。解放军撤走的当天下午，国民党邱清泉的机械化步兵第五军回来了。那天天气很怪，天空一边是乌云翻滚，另一边却是烈日当头。一开始，国民党军远远地打了几炮，见没反应就不打了。当时父亲跑到城门口看热闹，远远地望着排成纵队的坦克，“突突”轰鸣着，冒着烟；坦克后面是汽车，汽车后面还有戴钢盔的士兵。在乌云与烈日的衬托下，这支黑压压、又闪闪发亮的部队显得很不可一世。接着，国民党的报纸和电台就开始吹牛，比如《庆祝开封大捷——国军胜利收复汴梁》、《国军荣克开封城》等等。其实，国民党部队“荣克”开封时连一个解放军的影子也没见到。 　　 　　　　国民党进城后学校又开课了。父亲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有个被炸毁的国民党碉堡，坍塌下来的水泥块埋住了一具国民党士兵尸体的上半身，只剩两条腿露在外面。由于当时是夏天，尸体在阳光的暴晒下很快肿胀起来，并且散发出一种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臭气。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从那里经过时，为了躲避那种臭味，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深吸一口气，再憋着气跑过那一段路。有几次不走运：风向正好顺着他们跑的方向，等他们以为跑过了那个区域而深呼吸时，立刻闻到了那股令人翻肠倒肚的可怕气味。 　　 　　　　复课那天，同学们见面后格外亲热，互相讲述打仗时见到的惊险场面。父亲的同学在开封战役中也有损失，同在班上的两姊妹被打死了。那两姊妹长得很漂亮，时年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两姊妹的母亲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不久就疯掉了。 　　 　　　　　　　　　　　　　　　　　　　　　十六、跑反 　　 　　　　邱清泉的第五军再次占领开封后，继续在开封外围与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交火，开封始终未能成为太平之地。当时父亲见到的邱清泉部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武器精良，从战车到士兵的枪支都是美式装备；士兵穿得也好，清一色斜纹布军装，军容非常整齐；生活也不错，住在美式帐篷里，吃着美军战时士兵口粮，经常从帐篷中扔出空罐头盒。邱清泉部并不像当年汤恩伯部那么骚扰百姓，但是也决不像解放军、八路军那样对老百姓那么和气。国民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像是水与油；而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则像是鱼和水，这就是区别。 　　 　　　　当时邱清泉的坦克部队就驻扎在华北运动场，我父亲他们几个经常到那里去玩。他们看到邱清泉的坦克群里有一种履带式装甲摩托车特别好玩：比一般的三轮摩托大不了多少，只能坐两个人，一个开车，一个开机枪，没有炮，两个人也不是全身都能坐进去的，上半身露着，前面靠钢板掩护。这种装甲摩托车，我父亲在解放以后的影视剧里从来都没见到过。当时除了邱清泉，开封城里还驻扎着别的部队。有一天，父亲他们几个小孩看到一队士兵走过，以为是第五军，就蹦着叫：“第五军！第五军！”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到他们跟前，俯下身子对他们说：“小朋友，我们不是第五军的，我们是车联队的。”于是小孩子们又欢呼起来：“车联队！车联队！”后来弄明白了，第五军是摩托化步兵部队，戴钢盔，军服是一般国民党军队的衣服；车联队全套美式装备，穿夹克衫。 　　 　　　　第一次开封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就调走了，换来了张轸当省主席。当时，我父亲在街上看到国民党刷的大标语：“热烈欢送劳苦功高的刘主席，热烈欢迎张主席。”这位张主席在开封也没有待多久，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张轸在汉口附近率领其所辖的第十九兵团起义，当时大伯恰好在张轸部队中，就参加了革命。张轸起义的地点在汉口的金口，现在成了一片大住宅区，叫常青花园。二○○○年，我们家在常青花园买了一套房子，先是我住了一年，我搬走后父母就住在那里。至今，常青花园入口处的张公堤（【注】张公堤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修建的一座环绕汉口的大堤，这条大堤奠定了现代汉口的基本轮廓）上，还残留着一个基本完好的国民党修建的碉堡。 　　 　　　　有了第一次开封战役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祖母想起来就有些后怕。为躲避随时可能烧来的战火，祖母决定带几个孩子回老家确山。但是，当时几个成年子女人各有志：大伯还在确山老家；大姑在省师范高等学校与一个进步青年张××（【注】实为中共地下党员）谈恋爱，不愿意走；二姑正上高中，准备跟学校一同撤走。祖母只好收拾了家里能拿得动的首饰、金银等财产和祖父的骨灰，带着当时尚未成年的父亲和叔叔一同南逃，家里委托给一个远房亲戚照看。那远方亲戚不识字，在看房子期间，把祖父一生积攒下的珍贵的线装书都拿去当废纸卖掉换酒喝了。 　　 　　　　此时郑县、许昌一带均有中共武装活动，陇海铁路向西已经走不通了。祖母一行出了开封，向东先乘火车到徐州，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南下到浦口，从浦口渡江到南京，从南京乘船到汉口，从汉口再沿平汉铁路北上回到确山。当时兵荒马乱，南下的火车列列爆满，就连火车顶棚上都坐着人，不时有扒火车的被挤下火车轧死轧伤。车厢里还有国民党的伤兵和散兵游勇，一路上怒骂声、哀号声、呻吟声连绵不绝。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人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财产和子女。等到了浦口，码头上等待过江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而轮渡只有那么几条，根本就忙不过来，秩序非常混乱，不时有人为争抢渡轮掉入江中。 　　 　　　　祖母、父亲、叔叔三个人老的老、小的小，眼巴巴地看着眼前这一幅乱象一筹莫展。也算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听到有人招呼他们。一看，竟然是曾与祖父同僚、时下在国民党海军部供职的李××（【注】军衔大概是个少将）。此人若干年前曾去过祖父家里，有印象但不熟悉。在李××的安排下，祖母一行随之一同过了江，在李××家中小住了几日。李××招待得还比较热情，只是其夫人仿佛显得有些不耐烦。看看祖母一行所带的大包小包，李××问：带着这些东西，一路上安全吗？祖母说不安全，成天提心吊胆的。李××便建议：现在哪里都不如南京安全，可以将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包袱和祖父的骨灰暂存他的家中，等战局好转以后再回来取。祖母一听，当即就同意了。 　　 　　　　李××帮助祖母买了到汉口的船票，又将三人送上了船；从南京到汉口，再从汉口到确山这一段路还算太平。只是时值战乱，轮船上人挤人，好多人连床铺都没有，就在过道、走廊甚至船顶睡觉。由于人多，轮船上也就不开小灶了，只有份饭。当时船上有四、五个国民党小军官，还牵着一条狼狗。吃饭时，饭是随便吃，但菜只有一份，那几个国民党军官觉得不够吃，就要人家再给他们打菜。但是菜是有数的，人家不给打，几个小军官也没有打轮船上的人，就在吃完饭以后，把碗和盘子一个一个扔到江里泄愤。 　　 　　　　这时，我父亲看到地上有一份报纸，于是拣起来看，头版头条是一则新闻：《十七岁青年军游动目标一枪击中》，还配有一个青年军士兵的半身像。一看内容，说的是在无锡有个国民党伤兵抢商店的东西，抢了以后他在前面跑，商店的伙计在后面追，此时恰好被这个正在站岗的十七岁青年军士兵看见，抬手一枪击中了伤兵的太阳穴。其实这个伤兵罪不该死，但那时国民党已日暮途穷，指望着靠青年军来扭转战局，于是大吹青年军。国民党青年军多为从学生中招募，全套美式装备，待遇很高，连士兵的军服都是人字呢的。可是令国民党失望的是，他们寄予高度希望的青年军打仗特别不行，连杂牌队的战斗力都赶不上。 　　 　　　　回到确山老家以后，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们家再也没能和李××联系上。于是，祖父的骨灰，还有那些囊括了家里几乎所有动产的包裹均不知所终。解放后，大伯曾到南京寻找过李××家找骨灰，但早已物是人非，听邻居们说，李××跟国民党去台湾了。 　　 　　　　事实上，祖母这次跑反完全没有必要。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行政机构和军队自己撤出了开封，逃往徐州。解放军兵不血刃就解放了这座古城。后来回到开封后听邻居们说，解放军进城时见里面没有抵抗，就分成两路纵队，分别在街道两边摸索着前进，走走停停，很警觉的。 　　 　　　　　　　　　　　　　　　　　　　　　十七、母亲的家庭 　　 　　　　我母亲的故乡是河南滑县，也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故乡。我小的时候，曾模模糊糊地听过外婆讲赵紫阳家里的事。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清一色姓张，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村民也全都是亲戚。我的外公叫张明堂，出生于一九一○年，是个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老实庄稼汉，原本并不富裕，娶外婆时家里一共只有七亩地。外公是干农家活的天才，十岁时就会赶大车，一辈子唯一的兴趣就是伺候庄稼，人也非常勤劳，就知道干活。 　　 　　　　我的外婆姓袁，名素珍，于民国四年（【注】即一九一五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外婆原有十个兄妹，因家境贫寒其中有七个夭折，外婆是最小的一个。外婆的父亲到省会开封谋生，当时交通不便，也没有钱，很久没有音讯。外婆一岁时，豫北大旱，家里人断了粮食。全家走投无路时为了求生，只好把外婆的姐姐以五十块现大洋的价钱，卖给淇县的一个大地主赵家作小妾。当时外婆的姐姐十七岁，模样非常标致，来提亲的那个男人当时四十来岁，长的斯斯文文。外婆母亲一看，觉得虽然岁数大了一点，但人还体面，终究还能过，于是也就应允了。 　　 　　　　谁知这个来提亲的人只是那家的账房先生，真正的新郎是那家的主人赵老太爷，当时已经七十三岁了。赵老太爷家有千顷土地，家丁数百，但就是没有后代，于是不断地娶小老婆想要个继承人，到外婆的姐姐已经是第七房了。外婆的姐姐到了他们家才知道这个情况，但也无力逃脱，终日以泪洗面。外婆的母亲在女儿出嫁后去探望女儿，到了那家才发现这女婿比自己还大三十多岁，顿时又急又气，几个月以后就病死了。就这样，外婆还在两岁时就死了母亲，父亲又一直没有音信，只得寄住在她的哥哥家里。 　　 　　　　外婆的哥哥比外婆大二十四岁，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农村地痞。也算天造地合，外婆的嫂子也是个恶毒刁钻的泼妇。二人对这个可怜的妹妹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时常虐待她，一天只给她吃一顿稀饭，还让她砍柴、割草，稍不合心就拳脚相加。外婆长到十岁时，因为营养不良发育得只像四、五岁小孩，头发如同枯草，轻轻一碰就大把脱落。这时村里的邻居实在看不过去，悄悄跑到淇县，把外婆受虐待的情况告诉了外婆的姐姐。 　　 　　　　外婆的姐姐嫁给赵老太爷之后还不到一年，那老头就病死了，仍然没有一子半女。赵老太爷是淇县豪强，家里有好多院落，金银财宝分别藏在不同地点。由于家中无后，藏金银财宝的地方原来只有老头子和大老婆知道。死前，赵老太爷有些良心发现，觉得对不住这个小老婆，便悄悄把家里放钱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按照封建家规，赵老太爷死后，小老婆们也不能改嫁，只能守寡到死。 　　 　　　　赵老太爷的大老婆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虽然家有良田千顷、金银无数，但依旧勤劳节俭，对几个守寡的姨太太也还和善。那时豫北常闹饥荒，每到春天青黄不接时，赵家都要在门外设立几个粥棚施舍。那时赵家大婆已经六十多岁了，走路已经不稳，需要佣人搀扶，但每当她在地上看见有零散的麦穗、棉桃、布头这些东西，都要亲自拾起来，洗净后积攒起来备用。 　　 　　　　外婆的姐姐本来不愿与哥嫂这一对坏人来往，自他们的母亲死后就多年没有回过娘家。获知外婆受哥嫂虐待的消息后，外婆的姐姐赶紧到哥嫂家里，把外婆领走了。好在赵老太爷的大老婆人还算善良，听了外婆的凄惨遭遇后不胜唏嘘，也就同意收留外婆，和家中佣人住在一起。外婆在姐姐家里可以吃得饱了，身体迅速恢复、发育，越长越漂亮。由于她在哥嫂家长期被虐待，谨小慎微惯了，做事手脚麻利，还会看大人眼色，把大婆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大婆也挺喜欢她，给她请了个私塾先生教她看书识字。 　　 　　　　外婆这人心地善良，自己虽寄人篱下，但依旧同情贫苦人。民国十九年（【注】即一九三○年）前后，中原大战爆发，豫北又闹饥荒。外婆在外出时看到有母女二人即将饿毙，赶紧回到佣人房中，端出食物给二人吃，救活了母女俩。后来，外婆又跟姐姐要了一些钱，送给母女二人活命。这母女二人都挨过了饥荒，活到解放以后。外婆还帮助过一个穷老头，此人因吸大烟弄得家破人亡，自己孑然一身来讨饭。旁人都厌恶他，不施舍食物。后来外婆见他可怜，就每天偷偷把佣人剩下的伙食端给老头吃，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外婆一出嫁，就再也没人给那老头子送饭。几个月以后，外婆回门到赵家，才知道那老头已经饿死了。 　　 　　　　转眼到了外婆出嫁的年龄，此时的外婆已亭亭玉立，而且知书达礼，故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把门槛都要磨破了。这些人中有两个特别突出：一个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教授，另一个是家有“千顷牌”（【注】“千顷牌”是旧时奖励巨富的一种办法，家里有超过一千顷，也就是十万亩以上的土地，官府赐予“千顷牌”为褒荣）的豫北豪强地主王三祝（【注】王三祝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暂编第九纵队司令，一九四九年五月安阳解放时被活捉，同年七月被处决）。特别是燕京大学那个教授，见了外婆以后非常满意，连聘礼都送来了。但是，赵家大婆喜欢外婆，不想让外婆跟着那个教授走而远离她；而外婆自己也不想到王三祝这样的大户人家里，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就这样挑来挑去，外婆的婚事又拖了几年。 　　 　　　　外公年轻时长得很英俊，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人称“衣裳架子”：尽管天天在地里干活，但他的皮肤属于“晒不黑”，白里透红；身材也高大魁梧，达一米八三，而且特别匀称。民国二十二年（【注】即一九三三年），外公到赵家提亲。外公这人老实木讷，前去提亲时，赵家大婆问一句，他就回答一句，不问的时候就一言不发；但只要一谈起庄稼活来就眉飞色舞，兴致昂然。赵家大婆觉得外公是个本分人，靠得住，又勤快，于是让外婆来见。外婆见了外公，一是相中他老实，二是相中他能干活，三是相中他英俊。就这样，从那么多求婚的佼佼者中，外婆独独选中了外公这个最穷的庄稼汉。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豫北的土匪老抬十分猖獗。外婆刚与外公成婚不久，外公在去道口看戏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老抬”绑架了。当时土匪听得消息，说王三祝曾到在赵家向袁氏提亲，就以为外公是王三祝，于是将其绑架，放出话来要十万块现大洋，否则就要撕票。抓到外公以后一审，却发现不是王三祝，于是匪首就到赵家勒索，降价成五千块。外婆得知消息后简直快急疯了，赶紧托其姐姐到赵家借钱筹款。还正在忙活着，外公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原来，“老抬”得知外公并非王三祝，又见外公老实木讷，就对其放松了警戒，关押几天后派两个小喽罗押着外公转移关押地点。谁知走到半路，两个家伙的大烟瘾相继发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浑身抽搐，动弹不得，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外公挣脱绳索逃走了。住在赵家敲诈的匪首一听说人质已经跑了，顿时很泄气，赵家大婆也会办事，多少给了他几个钱，算是辛苦费。 　　 　　　　外婆这人从小寄人篱下苦惯了，特别会过日子。外婆嫁给外公之后，二人配合非常默契。自从自己家买了第一匹牲口之后，外婆就像对待孩子一般爱护它，每天晚上起来给牲口喂草，连灯都舍不得点，结果经常被撞的一头包。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攒着买地。外公这个人也不爱乱花钱，干活时根本不用人催，因为看见庄稼长的好，他比什么都高兴。八十年代后期，外公在我们家住了几年，有时我跟他一起到外面转转，每走到庄稼地，他都要俯下身子仔细地看半天，还说人家不会种田，庄稼没长好。 　　 　　　　俗话说，天道酬勤，外婆的精打细算和祖父的勤劳耕作，使得这个家庭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原先的几亩地变为四十多亩，还盖了一座二层的小砖楼。不过，滑县的土地属于黄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当时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种改良等技术，尽管精耕细作，但还是离不了靠天吃饭，一亩地能打个二、三百斤粮食就算大丰收了，遇到荒年景颗粒无收的情况都有。每年打下的几千斤粮食养活当时一家六口，也不过温饱有余。 　　 　　　　当时家里只有外公一个男劳动力，地多了以后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节也雇几个短工。但是，这里的主家与雇工的关系并非像《收租院》里所描述的那样残酷、血腥，而恰恰相反——当时吃饭时，外公和长工同席，吃干饭；外婆和孩子们则另一桌，吃稀饭。这是因为，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河南，小户人家即使有些余粮也不敢顿顿吃干饭，必须留下来粮食备荒，或者换钱买地；而外公和长工属于下地干活的劳力，他们必须吃饱才有劲干活。上工时外公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那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外公与长工以叔侄相称，而且文革时代整我们家的那帮人里，独独没有这个长工。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殷实之家，而不是一些人公式化地描绘的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压迫者。 　　 　　　　冯玉祥治豫时，搞“新生活运动”，派出大兵四处搜罗裹脚女人。可是，这种延续了一千年的陋习也并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时间，村口有人放哨，远远看到有冯玉祥的大兵过来就高喊：“查裹脚的来了！”正在地里忙活的年轻妇女一听，撒腿就往家里跑，冯玉祥的大兵就在后面追，跟今天搞计划生育差不多。 　　 　　　　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的弟弟当时在县城卖馍，走到城门口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杀人立威，无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在城门口挂了好多天。后来外公买通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尸首赎回来。几年里日本人就到过村里一次，吓得全村妇女脸上涂满锅灰躲到麦地里，被日本兵抓住的妇女倒也没怎么着，日本兵看着她们脸上黑糊糊、惊慌害怕的样子就哈哈地笑，嘴里还用生硬的汉语说“皇军大大的好，别害怕”，然后就走了。而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解放前像外公这样无权无势的小地主，最怕的就是“穿四个兜”衣服，也就是穿军装、警察制服和中山装的人，这样的人一来村子里就是敲诈的。有些城里的地痞流氓没钱了，就借上一身中山装一穿来到村里，看到哪家家境好一点，但气派又不是很大的，就进去往椅子上一坐，装腔作势地说：“蒋委员长号召我们开展新生活运动，现在要交卫生费。”小地主们也不懂什么是“新生活”，不愿意交，“四个兜”就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叫道：“怎么，不愿意？你还想不想过了？”小地主一听，吓得心惊胆战，连忙乖乖地把钱送上，算是破财免灾。 　　 　　　　虽然豫北先后被新旧军阀、国民党、日伪轮番控制，然而这几种政治势力始终没有能深入到乡村中来，除了要交各种各样的捐税、偶尔有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流氓来搜刮骚扰外，豫北的乡村多半时间处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村社自治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直到来了共产党。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40:07

第二章　　　解　　　放 　　 　　　　　　　　　　　　　　　　　　　　　　1950～1957 　　 　　　　　　　　　　　　　　　　　　　　　一、阶级斗争 　　 　　　　大概从一九四七年前后开始，滑县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就开始日益频繁起来。武装工作队到村子里成立了贫农协会，开始划分成分，瓜分富家财产。外公那个村子里，二百户人家中，有二十户被划做地主。中国农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别是农村土改时期，打头阵的积极分子往往并非是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而是农村的一些地癞子、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心狠手毒，并非善良之辈。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某村有一个地主，穷人来抢财宝时那家人不愿意给，结果那帮穷人勃然大怒，一拥而上把这家人活活钉死在他们家的大门上。 　　 　　　　外公、外婆都是没见过世面的老实人，又不是有家丁武装的大地主，一听这个传闻，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带着大姨、舅舅跑到安阳、新乡等地逃难。当时时局混乱，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长期拉锯。仅豫北这块地方，就有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武工队、杂牌部队、地主武装、土匪老抬等几大势力。外公他们出逃时赶着一辆牛车，带了一些干粮和浮财，结果路上遇到土匪老抬，牛车、浮财都被抢走。一家人扶老携幼，终日奔波躲藏，最后竟然落得全家栖身破庙，每日像叫花子一样讨饭。 　　 　　　　一天中午，外公又出去到集镇上讨饭。走到半路，碰到国民党抓壮丁。外公一看拔腿就跑，两个国民党兵在后面追赶，还朝天放枪。幸而前面有个街道拐弯，又是一条岔路，外公沿着其中一条岔路跑进去，看到有个麦秸垛，便一头扎了进去，又用麦秸把自己全身盖了起来。过了片刻，两个国民党兵赶来，一边骂，一边在麦秸垛上用刺刀戳了两下，转头又朝另一条岔路追去。外公躲在里面，大气都不敢出，一直挨到天黑。住在庙里的外婆他们看外公一天不归，以为遭到了不测，简直要急疯了。幸而在此时，外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这就是外公这种家底殷实的小人物的可悲之处：在两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之中挣扎求生，革命者把他当作革命对象，反革命则把他当作压榨对象；谁也不在乎这个老实巴交的劳动者的死活，谁也不会给予这个小人物丝毫的怜悯。 　　 　　　　就这样一路千辛万苦，外公一家流落到新乡附近的小河镇，正巧碰到一个熟人，那家人收留了他们好几个月。后来，豫北还乡团头子王三祝反攻，共产党武工队暂时转移，局势渐渐平静了下来，一家人才回去。 　　 　　　　等他们回到家一看，家里的所有家什、牲口、大车都被瓜分，连床都被人搬走了。屋子里的地面也被人挖了半丈多深，那是穷人在挖掘屋子里是否埋了金银财宝。其实他们完全想错了：类似于我的外公这样的小地主，家底虽然厚实，但因为正处在创业阶段，一切财产都用来买土地和牲口了，金银财宝之类的贵重东西是没有的。 　　 　　　　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被劫去财产的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回到家里，难以咽下心中这口恶气，于是组织起来，雇佣了一群枪匪，准备暗杀贫农协会主席和农会积极分子。密谋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里进行。那天夜里，外公被人叫到堂兄家里开会，被堂兄分配“承包”暗杀贫协主席。外公一听要杀人，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要求退出。外公的堂兄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一见外公要走，就掏出一把盒子炮，“啪”的一声往桌上重重地一放，冷笑着说：“你今天要是不画押，你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外公往四周一看，几十个参与密谋的地主以及那二十几个匪徒眼中都露出杀机，一想要是自己不画这个押，肯定是没命了，只得哆哆嗦嗦地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个圈。 　　 　　　　外公这一辈子连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如今让他出钱杀人，特别是都是自己家的亲戚，他自然更是心惊胆战。开完会回家后，老实巴交的外公长吁短叹，心神不宁。外婆看着外公情绪不对，急忙问怎么回事。外公在外婆逼问之下，只得把这个阴谋和盘托出。外婆闻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连夜赶到贫农协会主席家里让他逃走，贫协主席逃生了。当晚半夜里匪徒开始行动，全村贫协积极分子除贫协主席一人不在刺杀未遂，其余的全部被匪徒杀害。这实在是一场悲剧，无论杀人的、被杀的，都是姓张的，原本都是骨肉兄弟。 　　 　　　　那次被杀的积极分子中，本村的大约有七、八个人，里面只有两个是忠厚本分的老实人。其中一个，被杀那一天白天还来家里串门，跟外公唠了大半天家常。事后，曾经有人怀疑外公给那个贫协主席通风报信，但外公、外婆拼命矢口否认；外公的堂兄虽然对贫协主席脱逃感到非常恼火，但他知道外公这个人菘，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因而也就没有把外公怎么着。而被外公救了的那个贫协主席，竟然丝毫没有感激外公的救命之恩，后来在没收、瓜分外公财产时仍然非常积极；解放后外公蒙冤判刑时，贫协主席也并未对外公施过一只援手。 　　 　　　　此时滑县尚未解放，村子里走马灯似地过不同的队伍：有时是国民党中央军来，有时是杂牌队还乡团骚扰，有时则是土匪老抬来抢劫。外公外婆没见过世面，也搞不懂都是什么队伍，只知道这些队伍一来就要钱要粮，弄得鸡飞狗跳。直到有一天，外婆早晨起来一开门，吓了一跳：发现院子里睡的都是兵。这些兵跟以前来的那些完全不一样，起来后打扫了院子，还帮着外婆把水挑满，然后就开拔了。外婆在战乱中活了三十多年，见过不少军队，惟独这一支令她感到亲切。直到几十年以后，她还念念不忘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时的情景。 　　 　　　　　　　　　　　　　　　　　　　　　二、土地改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旧时代的中国亿万农民唯一的梦想就是靠勤劳、节俭获得积累后不断地购买土地，他们热爱土地并没有任何罪过。我的外公、外婆原本是村里有口皆碑的勤俭之家，这四十多亩地产，并不是他们抢夺来的，而是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点点滴滴地积攒起来的；外公外婆没有军阀和官员作靠山，他们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朴农民，谈不上什么“鱼肉人民”。因此，外公、外婆这样的人，应当算是中国旧式农民中最勤劳、贡献最大的一类人，把他们的成分划作“地主”、“剥削阶级”而加以压制和歧视，实在是冤枉。 　　 　　　　前面提到过，外婆的哥嫂是一对恶人。外婆的哥哥一向游手好闲，喜欢吸鸦片、嫖娼及赌博。俗话说，“龙生龙，凤生风，老鼠儿子会打洞”，他们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也成为地痞流氓，跟外婆的哥哥一样吃喝嫖赌抽大烟，其中一个还染上了梅毒。外婆的姐姐在守了三十多年寡以后，无儿无女，想老了有个依靠，就开始把老头子家的钱往哥哥家里偷，买了不少地。谁知往家偷多少，其兄和他的三个儿子就花多少；外婆的姐姐前面买地，他们几个就偷偷卖地。解放后二次土改时，赵老太爷家的地被分了，外婆的姐姐也从原来的赵家里被赶了回来。此时外公蒙冤被抓，外婆家境极为艰难；于是外婆的姐姐回来后住到了哥哥家里，遭到哥嫂的百般虐待，这个苦命的女人没过几年就疯死了。 　　 　　　　外婆的哥哥为了吸食鸦片，到解放前夕已经把地卖得精光，最后剩下一匹骡子，也找到外公以五块现大洋的价格贱卖给了他。当时我外公满心欢喜，还以为捡了个便宜，谁知这笔买卖做成以后还不到四个月土改就开始了。不过，外婆的哥哥倒是时来运转，沦为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后，却因为身无分文划为了贫农。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都被瓜分了，解放后又被从原来的二层小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老庙中栖身。我小的时候回老家时，还在那座庙里住过。到了一九八一年，才在我母亲、大姨的支持下盖了一座新屋。我小的时候，外婆一想起来还常常后悔地说：要是当时不那么省着过日子买地，都和他的哥哥那样吃了喝了，或许这后半辈子还不至于这么倒霉。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过度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会造成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例如外公所在的那个村子，有二百户人家，但其中绝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二十户富裕人家手里。不过，我认为土改中仅仅依据财产多寡而不是依据行为好坏给人划线，以决定是“统治阶级”和“被专政阶级”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别是再依据这种划线将歧视与迫害强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虽然共产党一直讲“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不是这样。此外，不问农民财产的取得途径是否合法，简单地加以瓜分而不给任何形式的补偿，也容易人为地造成矛盾加剧。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开始清算昔日血债。当年雇佣枪匪杀害贫协积极分子的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杳无音讯。六十年代末，他们家里人辗转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区以给人放羊为生，一个人住在一间废弃的窑洞里。他们家里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发现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于是用麻袋装着回来，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瞒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其他的参与者有两个被枪决，其余一些参与密谋者全都判处二十年徒刑，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动改造。我的外公虽报信有功，却以出了钱、参与了密谋为理由，仍被判了八年劳动改造。后来由于外公表现好，减了两年刑期，一九五八年获释。 　　 　　　　对于外婆这样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来说，家里男人被抓简直不啻是天塌下来一般。那段时间外婆整日以泪洗面，她尤其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给贫协主席通风报信救了他一命，为什么竟然还要遭到牢狱之灾？外公被抓走以后，外婆每天都要领着大姨，迈着小脚，步行十几里地到道口去找政府、法院诉说冤情，但均无果而终。后来，外公被判了刑，家里没有劳动力和生活来源，外婆靠给人做鞋底、绣花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全白了。 　　 　　　　当时中国的国家机器还没有完全建立和理顺，外公服刑的监狱也不断迁移，最初在濮阳，后来又转移到新乡。当时也没有人来通知外公究竟在哪里关押着，家属探监连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后，由于我们家成分不好村干部不许外婆去探监，但外婆始终挂念着外公。当时大姨还未出嫁，外婆就让大姨去探监，把自己做鞋底、绣花挣来的那一点钱带给监狱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几块钱，都是自己从牙缝里硬挤下来的。那时家里穷，也坐不起汽车，大姨每次探监都要步行一两百里路，一个来回就要磨穿几副鞋底。还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阳，人家却说监狱已经挪到新乡了，于是大姨又从濮阳步行到新乡去找。村子里还有一个亲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纪相仿，他们家虽然成分划作了贫农，但对我们家很是不错。由于怕大姨是个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每次探监船姥姥都领着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装成男孩子模样，骗村干部说是去走亲戚的，这才能够脱身。后来大姨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骚扰而匆匆出嫁，家里也就没人能够再去探望狱中的外公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后来就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外公这个人特别老实，一分钱也不贪污、不浪费。有一天下了倾盆大雨，管教干部见外公出去采购迟迟不归，就满大街找他，才发现他正冒着大雨跟一个卖菜的小贩因为价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回去以后，管教干部在犯人大会上大大表扬了外公这种为集体利益不辞辛苦的精神。后来，监狱里成立了工厂，管教干部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最早一批熟练工人之一。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而且，外公干起活来精益求精，肯钻肯想，经常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八年的刑期减为六年。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七岁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夫妻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我的外公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说话嗓门大，心地非常善良，但反应比较迟钝，情感也有些麻木。外公回家那天，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家里串门，打听外公在监狱里这几年的情况。外公在里面受了优待，自然讲得眉飞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几年，外婆怕母亲将来跟外公生疏，总是跟我年幼的母亲讲外公如何善良慈祥，培养她对外公的感情。现在我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再看看他的身材如同家里的柜子一样高大，声音如洪钟一般响亮，又是亲切，又是好奇，又有几分害怕，于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当时外公谈兴正浓，当母亲一次次摸他的时候，外公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高声说“去！”吓得母亲赶紧躲到了外婆怀中。 　　 　　　　　　　　　　　　　　　　　　　　　三、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五一年。虽然她出生在这个“地主家庭”，但自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起，她从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家庭”的好日子，反而要为她父母一生的勤劳节俭备受苦难与歧视。一九五二年，我的母亲刚刚一岁时，外公就蒙冤被抓走判刑。外婆四处上访，去找政府时，就把母亲一个人放在家里。母亲醒来时没有人照管，哭的时候两只小脚丫不断地搓着，最后把脚都搓烂了。痊愈后，母亲的一只小脚趾就再也没有发育，比正常的脚趾要小很多。 　　 　　　　后来，上边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由一个姓姚的年轻人带队，就住到我们家里。之所以要住到我们家来，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特别爱干净，家里虽然穷，但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土改工作队员有男有女，多半是城里人，在“贫下中农”们肮脏不堪的家里住不惯。住的时间一久，跟我们家人一接触，所有的工作队员都觉得我们家是好人，觉得外公实在冤枉。可是上面有政策，他们也没什么办法给外公翻案，只好尽量帮着我们家。后来，一个叫郑八的村干部想强娶我大姨，家里不愿意，姚队长就出面跟大姨扮做谈恋爱的样子，帮着把郑八给硬顶了回去。当时我母亲一岁多，长得白白嫩嫩，不哭不闹，土改队员们都特别喜欢抱着母亲，这个亲一亲，那个逗一逗。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正值桃花盛开的时候，土改队员们就抱着我母亲坐在桃花下面，闻着花香，沐着春风。外婆爱干净也引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嫉妒，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批斗外婆的一条罪状竟然就是“爱干净”，把外婆称做“小白菜”，并往她身上泼秽物。 　　 　　　　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家里生活异常艰难。那时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母亲三岁时全身长了几十个脓疮，每个都如核桃一般大。当时因为家贫不能就医，外婆就等脓疮长熟后，用针在火上烧一下把脓疮挑烂，再用手挤出来，经常要挤满满一碗。挤脓疮特别疼，外婆为了分散母亲的注意力，就在挤脓疮之前烧一顿稠一些的玉米稀饭，故意把锅烧糊，这样在锅底结上一层锅巴。外婆在下手为母亲挤脓疮之前，总要先把锅巴盛到碗里，让我母亲闻一闻，然后哄她说：如果挤疮的时候不哭，就把锅巴给她吃；如果哭了，就不给她吃。于是，母亲就忍着痛一声不吭，心里还惦记着那些锅巴。母亲自从生下来就没有吃过什么饱饭，玉米锅巴就是她的童年记忆中最好、最香的食物。 　　 　　　　母亲还在童年时代，就要为自己家的“成分”付出代价。那时村子里的一些贫下中农的小孩已经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感情，见到母亲就叫她“地主羔”。其中有一个叫改珍的女孩，比我母亲大两岁，尤其喜欢欺负我母亲。改珍家住我们家对门，成分是贫农，她爹又是村干部，人家属于“统治阶级”。改珍总是手里拿一根鞭子，见到我母亲就往她身上抽，抽得我母亲不敢在自己家胡同里玩，一出家门就往村子西头猛跑，那里的人稍微好一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很小就懂得外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当时，外婆总是到离家六里开外的袁公店串亲戚，探望自己的疯姐姐。尽管六里路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但母亲心疼外婆，从来不让外婆背她，都是自己走。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就蹲下休息一会。外婆一看，就心疼地说：小菊（【注】我的母亲原名张秀菊，小菊是外婆对她的腻称）你累了，我背背你吧。母亲就哄外婆，说我不是累了，我是尿尿呢。那时母亲连话还说不好，总是把“尿尿”说成“闹闹”。 　　 　　　　尽管母亲从小就被人欺负，但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却养成了同情弱者、孝敬老人的品格。前面提到的那个改珍的奶奶，在那时已经有七十多岁了，两个儿子都不怎么孝顺，商定每半个月轮换着养活改珍的奶奶。到了要轮换的时候，两个儿子谁都懒得接送一下。老太太行动不方便，总是一个人背着被子，颤悠悠地从这家走到那家。我母亲那时才四、五岁，看见了以后就主动帮她背着被子，搀扶着她。后来母亲就记着日子，到时候就冒着被改珍欺负的风险等候在改珍家门口。改珍看见以后，非但不帮助自己的奶奶一把，反而嘲笑我母亲是“小拐棍”。 　　 　　　　　　　　　　　　　　　　　　　　　四、兄弟姐妹 　　 　　　　解放初期我的大姨刚刚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小名叫郑八，虽然也姓张，但是出了五服。郑八成分是贫农，参加过抗美援朝，因腿部中弹致残，立过三等功，又是党员。这样的出身和经历，郑八自然是新政权最欣赏的人物，当时在农村十分厉害。郑八来提亲时，甚至跟外婆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队说说，让把我们家的成分改划成中农。其实，郑八只不过是一个村干部，他没有这个本事。 　　 　　　　虽说巴结上郑八这个村子里的当权派可能会使我们家日子好过一点，但我大姨死活讨厌郑八这个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郑八长大的，对郑八知根知底，熟知他为人既凶残，又懒惰，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当时土改复查工作队就住在我们家里，那些人都还不错，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就求他们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于是，工作队的姚队长就装做和大姨谈恋爱的样子，其他队员们则出去造舆论。郑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得恨恨地作罢。后来，外婆托人到邻村说媒，找到了当时正在郑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一九九一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那个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郑八的父亲是个本分人，他儿子在外面作恶，老头看不惯却也管不住，只好经常来我们家串门骂郑八。老头子有点结巴嘴，说到激动之时，急得用手拍着膝盖，骂道：“妈的个……×，我，我……咋，咋生出这么个畜，畜生儿子！”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十八岁，比舅舅小十三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三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父，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十二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舅舅是学校里有名的尖子生，辍学时老师跑到家里力劝外婆，不要舅舅辍学；后来连校长都惊动了，亲自到家里为舅舅说情。但当时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又恰好有个招工到河南信阳的机会，外婆狠狠心还是让舅舅辍学当了工人。六十年代末期，我舅舅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舅舅正在干活时，一粒飞溅起的铁屑深深插入了舅舅的左眼，导致舅舅左眼失明、右眼接近失明，只得退休回老家务农。由于铁屑紧挨着脑部神经，因此摘除左眼时医生不敢把铁屑拔出，因而至今那个铁屑还留在舅舅颅内。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于一九二七年，长大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军团张轸的军队，上尉军衔。一九四九年五月，张轸部队在汉口的金口阵前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大伯就留在了武汉。大伯有文学方面的才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一九五四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单弦《江边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还写了一部话剧《北定中原》，被各军区文工团竞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时。他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十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大伯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一九八○年，大伯获得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中大伯挨整时她与大伯“划清界限”，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二○○一年夏天，大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其男友、中共地下党员张××影响下参加了学生运动。解放后大姑当了中学教师。大姑父张××解放后先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到《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非常显赫。大姑父是个好人，但就是热衷于政治，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紧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注】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成为《解放军报》社的实权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姑父也遭到清查并降级使用，调到一家部队农场任领导职务。大姑在“镇压反革命”时期遭诬陷入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于一九六七年病逝，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岁。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学校南迁，半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当时解放军里缺文化人，动员青年学生参军，于是十六岁的二姑就参了军。二姑刚参军就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前线认识了担任解放军汽车连连长的二姑父，后二人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我的二姑父原是运输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统工作；二姑则在转业后任一所中学的校长。文革期间，二人均遭到残酷迫害，其中二姑在批斗会上被红卫派打成颅内出血，淤血堵塞了脑部血管造成左脑萎缩，走路时摇摇摆摆的，至今未能恢复。文革结束后二人获得平反昭雪，现均已离休。二姑被政治运动整怕了，对我祖父的真实身份深讳莫测，连她的子女也一直听二姑说他们的外公在解放前只是一个县城的小文书。直到二○○四年我父亲去世，二姑的长子来武汉奔丧，才知道我祖父的真实身份。 　　 　　　　我的叔叔在解放初还在读小学。他自幼喜欢钻研文史，但后来考大学填报志愿时，由于刚刚经历过大饥荒，全国都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于是脑子一热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为此他一辈子后悔不迭。等到大学毕业时，再次响应号召，主动请缨到边疆。当时他们班上几十个学生，几乎全都交了申请“支边”的决心书，但最后选中的十几个人几乎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叔叔被分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间曾划入黑龙江省，文革结束后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现名扎兰屯市），在牧场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三十多岁才结婚。八十年代以后，叔叔曾担任扎兰屯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自治区呼盟农业局局长等职。一九八九年，叔叔调回农业部廊坊某干部学院，现已退休。 　　 　　　　确山解放后不久，政府就公审枪毙了确山县恶霸地主李自新。当时我父亲随祖母住在确山老家，公审大会那天我父亲也去看了。李自新身上有不少血债，其中一个苦主声泪俱下地控诉，全家大人小孩老人七口都李自新的家丁杀害，只有她当天因为回娘家才躲过一劫。当时一起被审的还有李自新的狗腿子刘定方，会场上有人领着喊口号：“打倒李自新，人民得翻身！打倒刘定方，百姓获安康！”不过，李自新这个人却一向同情共产党，当年共产党被国民党抓时，经常跑到李自新家里藏着，李自新有好几百家丁，国民党也拿他没办法。但解放后，李自新功不抵罪，公审大会结束后就把他拉到会场旁边的一块空地上，还是把他给枪毙了。李自新的狗腿子刘定方则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等到全国解放、尘埃落定后，祖母又带着我父亲和我叔叔回到开封，一九五○年，父亲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由于一九四八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因此，尚年少的父亲也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每日挑水、干家务活。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二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二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两年时间就把这笔钱散的一干二净。 　　 　　　　一九五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我的父亲十六岁时恰逢中原军区（【注】中原军区属第四野战军，当时司令员为林彪，政委为罗荣桓）到学校挑人，于是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河南省公安总队政治部，成为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在革命大浪的推动下几乎全都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四个“光荣军属”的牌子；无论什么时候召开拥军大会，祖母总是坐在最前面。 　　 　　　　父亲刚参军时，曾经在开封市北土街原河南省银行大楼内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在搞“三反”斗争，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物，有怀表，金笔，还有衣服，都堆在这里，雇了几个流浪孩子挑拣。一次，在挑拣一件资本家的西装时，一个流浪儿发现衣兜里面竟然有一根金条。后来那小孩把金条偷出来卖给一个收破烂的，那收破烂的给了他几块钱。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还是被查出来了，收回了金条。河南省银行大楼是一栋三层高的老式楼房，围成了一个天井。当时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十六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竟然会孤苦伶仃地死在这座大楼里。 　　 　　　　　　　　　　　　　　　　　　　　　五、镇压反革命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暗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甚至聚众暴乱事件此起彼伏。为此，一九五○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年时间内，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接连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指示，并于一九五○年底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压反革命”高潮，父亲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不过父亲当时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仅在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这么多人，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被逮捕的多是潜伏特务、恶霸悍匪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头。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的，但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以后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以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下通知说要改成对着后心开枪。不过对着后心开枪也有问题，就是经常打了好几枪也不死。开封郊外的恶霸地主方××就是对着后心开枪执行死刑的，枪决时我父亲在现场。方××挨了两枪后轰然倒地，几秒钟以后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执行死刑的解放军，把大家看得心里发毛。正准备补他两枪，方××喘了好几口气以后，又倒在地上死了。后来上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又来了通知说不许对着后心开枪，一律再改成对着脑袋开枪。 　　 　　　　公安部队里有一个经常行刑的刘排长，是个单身汉，跟我父亲比较熟。刘排长是个“老婆迷”，一心想在部队机关里找个老婆，总缠着我父亲要给他介绍个对象。其实机关里的女兵多是文化人，有两分姿色的眼光都盯着那些进城的大首长，根本看不上连队里的一个小排长。结果我父亲也帮着介绍了好几个，全都是只见一面就拉倒了。那时物资还不丰富，刘排长在城外枪毙了反革命以后，还要把死人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团成一团，再朝刺刀尖上一挑，有时绳子上还沾着血迹。当时正值一九五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有一次刘排长一帮人枪毙完了犯人以后，觉得挺热的，就把军装脱下来一扎，也挑在枪尖上，光着膀子穿个裤衩回部队。这样的军容军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于是就沿着城墙根走，谁知路上还是被首长撞见了，狠狠训了他一顿，还让他写检讨。死刑执行方法改成对后脑开枪以后，刘排长在把犯人拉出去枪毙之前，在每个人后脑勺上都用粉笔画了个圆圈，指着圆圈对战士们说：“看见了没有，过一会儿就往这儿打”。结果还没出部队大门，又让首长给撞见了。首长一见，气不打一处来，教训他道：“就你啦咕点子多，擦掉！”于是刘排长不得不把圆圈擦了，又写了一份检讨。 　　 　　　　“镇压反革命”早期，被镇压的几乎都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破坏分子、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头、反动党团骨干等等。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因此说镇反运动一开始是必要的。给我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的反革命分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恶霸方××，还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那个女特务明眸皓齿，长的非常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但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之后，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对她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但是，在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之后，下面因为怕犯错误，在执行中“宁左勿右”，导致后期镇反的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的、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结论没有问题的，甚至都在新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可无论争辩还是哀求都没有任何用处。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父亲以前的熟人。我父亲虽然也感觉他们那点事实在不该论死罪，但当时自己年纪小，又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也不敢说什么，只是暗中可怜这些不幸的人。其中，一些被错杀、冤杀的人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死人是不会复活的；而另外一些则被人遗忘，成为改朝换代的可怜的牺牲品。 　　 　　　　镇反后期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第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我的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留在开封教书。有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并且想来想去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最终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在被关押了几个月又被释放回家。大姑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42:14

六、新生气象 　　 　　　　公平地说，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新政权真的给了人们以希望和光明，一些旧社会的无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几年一扫而光。妓院封闭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街上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不见了，变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妇女们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能，搞社会工作；一些传染病开始得到防治，到处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就连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们，在经过几年劳教戒毒后一个个又黑又胖地回来了。 　　 　　　　廉洁朴素的共产党官员，取代了昔日作威作福的旧官吏。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艰苦朴素过来的，没有什么架子。当时开封市的市委书记每天就坐着一辆破军用吉普车跑来跑去，饿了就下车在路边小摊上随便弄几口小吃充饥。跟今天一些坐着豪华车，每日吃喝玩乐的官员们比起来，那时的公仆作风真令人怀念。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我的父亲常常看到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七、在部队里 　　 　　　　刚参加解放军那几年，受到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的父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十分积极。时值朝鲜战争，父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去。领导不批，父亲又是写决心书、又是闹情绪，跟过去电影里的那些年轻积极分子一个样。领导虽不批准，但却很欣赏年轻人这种热情。 　　 　　　　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父亲所在部队原来隶属于第四野战军，连队中尚有几个东北籍老战士，发生在几年前的那些苏军强奸、抢劫暴行他们还历历在目，因此总免不了会在私下场合里发泄出来。这些老兵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我父亲没去过东北，对此体会不深，对东北战友的话半信半疑。只是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苏联援助中国的一百五十六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二十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直到今天，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我父亲的一位上级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参与接收过这些尸体，男男女女几百具，都裸体同在一个大池子里泡着，对死者实在是不尊重。据他说，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劳改营里庾毙和处决的政治犯。 　　 　　　　不过，苏联老大哥也并不是天天学雷锋做好事的。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就倾销给中国。当时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部队首长一看人们响应者寥寥，于是就自己带头买了些花布，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队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津贴来买“爱国布”，一时间部队里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五十年代，正是中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的年代。在部队里，这些捷报往往是在军人们在食堂就餐时宣布的。当时父亲部队的食堂桌椅板凳不够用，多数军人就围成一圈蹲着吃饭。经常会有一位政工人员从外面急匆匆跑进来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我国×××的产量已经突破×××大关！”这时军人们就放下手中的碗筷，热烈鼓掌。还有一次，是传达一个“我国人口已经突破六亿大关”的“特大喜讯”，仍旧是热烈鼓掌。当时的人们，除了马寅初等少数有识之士，无论从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预见到这巨大的人口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压力。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人民生活贫困、环境破坏加剧、资源消耗过快、失业现象等严重问题凸显出来时才如梦初醒，可惜为时已晚。 　　 　　　　我父亲在部队里的津贴每个月只有二元四角，但部队实行配给制，生活还是挺不错的。父亲当兵没几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渐渐地扩展到一些日用消费品要凭票供应，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而上级对此的解释是：排队现象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五十年代，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我父亲特别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后来见到市面上有卖普希金石膏像的，就买回来一尊放在自己办公桌上。有一天一个首长来父亲办公室时看到了，就问这是谁的像；父亲回答说是普希金的。那个首长没什么文化，又问普希金是谁？父亲回答说是俄国的一名诗人。首长听了以后批评父亲说，小国，你有文化，要多读马恩列斯的书，不要读这些无聊的玩意；这个像放在这里不合适。父亲听了，只得服从命令，把普希金像拿回家里了。不过，父亲私下里仍在读普希金的诗歌，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向儿子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一九五三年三月，“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偶像斯大林去世了。三月中旬开封市各界几万人在华北运动场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蒙蒙小雨，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开封市妇联的一名四五十岁的妇女干部，在主席台上发言时哭得竟然昏了过去，真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斯大林这个外国人有那么深的感情。时年十八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虽然没有那位妇女干部那么夸张，但也和其他人一样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长期以来被神话的斯大林的去世，使得当时世界各国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有一种成为“孤儿”的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八、霓虹灯下的哨兵 　　 　　　　一九五三年以后，我父亲随部队先后移防广州、武汉等大城市，成了一名“霓虹灯下的哨兵”。他们刚到广州时，广州附近的反革命分子尚未完全肃清，上街时需要配枪。而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匪徒，经常埋伏在城郊的甘蔗地里，谋杀单个外出的解放军战士并抢夺武器。匪徒们一般采取的作案方式是：从背后串出用镰刀割断喉咙，杀人抢枪后就逃走，等到尸体被发现时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在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单个战士的谋杀抢枪事件以后，部队里有了命令：不允许战士单独到郊外去；如果需要执行任务，必须三人以上同行。 　　 　　　　在汉口时父亲住在汉口鄱阳路一带，办公地点就在江汉路上一座原银行的大楼内。父亲在武汉期间，恰逢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从四月份开始到秋初几乎天天下雨，以至于父亲对武汉这个“火炉”城市完全没有热的印象。在夏季连下几场暴雨后，长江水位超过了汉口地面好几米，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三一年还要高一米多。当时叔叔放了暑假，从河南来武汉找父亲和大伯玩，火车到了孝感以后，前面几十公里的铁路、田野全都沦为泽国，只得坐轮船到汉口。那时武汉的长江大堤还是土制的，被洪水浸泡久了存在垮堤危险，我父亲作为一名军人，两个月时间里和战友们一起，日夜守护在大堤上排查险情。由于上游分洪措施得力，到了那年十月洪水退去，汉口和武昌都得以保全。 　　 　　　　当时在这些大城市里，还残存着舞厅、夜总会等“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场所”。有一次父亲跟随一位首长逛街，这首长是农民出身，进城不久，对大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走进到一个夜总会里。穿着公安部队军装的他们一进入夜总会就引起了惊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乐队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一动不动。首长见状，连忙小声对父亲说：走吧，人家都怕咱们呢！ 　　 　　　　渐渐地交谊舞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至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办舞会。刚刚进城没多久的部队官兵都在学跳舞。父亲所在部队一位首长也迷上了跳舞，由于他的老伴是个“解放脚”（【注】“解放脚”指旧社会妇女缠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没办法跳，于是他就找女文工团员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亲作探子，每天监视首长和哪个文工团员跳了舞，说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 　　 　　　　武汉公安总队第一任司令员名叫张德发，是个正师级老革命，年纪并不很大。进了城之后，他与一个资本家的小姨子结婚。后来，他逐渐走上了贪赃枉法、官商勾结的道路。张德发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请示上级挪用公款与资本家做生意，结果全赔进去了，“三反”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枪毙了。二○○三年，中央电视台放电视剧《江山》，我父亲看了以后，对里面的情节和人物总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一段时间，正是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大家庭”友谊的时期，来自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很多，文艺演出接连不断。我父亲喜欢文学艺术，每场必看，在武汉看了苏联红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朝鲜人民军艺术团、匈牙利歌舞团、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注】玛佐夫舍是波兰地名，位于现波兰共和国中部地区，该地区以民间舞蹈“玛祖卡”闻名于世）、乌克兰小白桦艺术团和东德警察艺术团的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是苏军艺术水平最高的文艺团体，演出时盛况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圣的战争》和《太阳落山》这两首歌。当时父亲有一位战友，看完演出后激动不已，说听这两首歌时“浑身起鸡皮疙瘩”，父亲听后大笑：“起鸡皮疙瘩可是个贬义词啊。”那位战友连忙争辩，说：“哪里呀，我这是激动，从来没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歌！”朝鲜人民军艺术团水平则比苏军歌舞团差远了，父亲只记住了他们那个报幕员，报幕时嘴里发出“欧穷空龙……”之类难听的喉音，演出内容全记不住了。东德警察艺术团来了四个人，当时穿的衣服跟纳粹的还有点像，肩章如同银色的麻花一样，全是吹铜管乐的。来自贝多芬和巴赫故乡的艺术家们确实不同凡响，铜管乐吹得如同弦乐一样柔和，在中国演出了很多场次，当时招待得相当丰盛。可能是因为当时东德正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生活过于艰苦，那四个东德警察后来竟然不想走了，坚决要求到中国的各大城市、大厂矿、甚至农村去做常年巡回演出。 　　 　　　　一九五五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被评为准尉军衔，我们家以前曾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可惜后来搬了好几次家，那张照片找不到了。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什么乐器拿来一学就会，又非常勤奋刻苦，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后来，父亲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而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还曾经在电台播出。有一年元旦，在武汉璇宫饭店（【注】位于今武汉市汉口江汉路）召开了来华专家联欢会，部队派父亲他们几个为来华的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们助兴。联欢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一片团结友谊的气氛。 　　 　　　　在武汉时，我的父亲还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黑帆》，讲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时，新教和旧教之间教派冲突的事情。电影的一些情节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旧教的势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组成队伍大打出手；抓住“异端”教派的人以后，就把这些人绑在铁柱上烧成焦碳……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久，父亲一直想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意思：里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干吗非要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一定要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惩罚那些异端？这些疑问困惑了我父亲很久，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看到电影中的情节在中国各地街头一点都不走样地上演时，才恍然大悟。 　　 　　　　　　　　　　　　　　　　　　　　　九、“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五、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比如说中国东北或者俄罗斯的东欧平原，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是“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浅，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因此，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有的地方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C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42:38

六、新生气象 　　 　　　　公平地说，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新政权真的给了人们以希望和光明，一些旧社会的无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几年一扫而光。妓院封闭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街上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不见了，变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妇女们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能，搞社会工作；一些传染病开始得到防治，到处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就连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们，在经过几年劳教戒毒后一个个又黑又胖地回来了。 　　 　　　　廉洁朴素的共产党官员，取代了昔日作威作福的旧官吏。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艰苦朴素过来的，没有什么架子。当时开封市的市委书记每天就坐着一辆破军用吉普车跑来跑去，饿了就下车在路边小摊上随便弄几口小吃充饥。跟今天一些坐着豪华车，每日吃喝玩乐的官员们比起来，那时的公仆作风真令人怀念。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我的父亲常常看到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七、在部队里 　　 　　　　刚参加解放军那几年，受到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的父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十分积极。时值朝鲜战争，父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去。领导不批，父亲又是写决心书、又是闹情绪，跟过去电影里的那些年轻积极分子一个样。领导虽不批准，但却很欣赏年轻人这种热情。 　　 　　　　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父亲所在部队原来隶属于第四野战军，连队中尚有几个东北籍老战士，发生在几年前的那些苏军强奸、抢劫暴行他们还历历在目，因此总免不了会在私下场合里发泄出来。这些老兵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我父亲没去过东北，对此体会不深，对东北战友的话半信半疑。只是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苏联援助中国的一百五十六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二十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直到今天，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我父亲的一位上级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参与接收过这些尸体，男男女女几百具，都裸体同在一个大池子里泡着，对死者实在是不尊重。据他说，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劳改营里庾毙和处决的政治犯。 　　 　　　　不过，苏联老大哥也并不是天天学雷锋做好事的。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就倾销给中国。当时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部队首长一看人们响应者寥寥，于是就自己带头买了些花布，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队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津贴来买“爱国布”，一时间部队里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五十年代，正是中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的年代。在部队里，这些捷报往往是在军人们在食堂就餐时宣布的。当时父亲部队的食堂桌椅板凳不够用，多数军人就围成一圈蹲着吃饭。经常会有一位政工人员从外面急匆匆跑进来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我国×××的产量已经突破×××大关！”这时军人们就放下手中的碗筷，热烈鼓掌。还有一次，是传达一个“我国人口已经突破六亿大关”的“特大喜讯”，仍旧是热烈鼓掌。当时的人们，除了马寅初等少数有识之士，无论从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预见到这巨大的人口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压力。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人民生活贫困、环境破坏加剧、资源消耗过快、失业现象等严重问题凸显出来时才如梦初醒，可惜为时已晚。 　　 　　　　我父亲在部队里的津贴每个月只有二元四角，但部队实行配给制，生活还是挺不错的。父亲当兵没几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渐渐地扩展到一些日用消费品要凭票供应，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而上级对此的解释是：排队现象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五十年代，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我父亲特别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后来见到市面上有卖普希金石膏像的，就买回来一尊放在自己办公桌上。有一天一个首长来父亲办公室时看到了，就问这是谁的像；父亲回答说是普希金的。那个首长没什么文化，又问普希金是谁？父亲回答说是俄国的一名诗人。首长听了以后批评父亲说，小国，你有文化，要多读马恩列斯的书，不要读这些无聊的玩意；这个像放在这里不合适。父亲听了，只得服从命令，把普希金像拿回家里了。不过，父亲私下里仍在读普希金的诗歌，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向儿子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一九五三年三月，“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偶像斯大林去世了。三月中旬开封市各界几万人在华北运动场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蒙蒙小雨，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开封市妇联的一名四五十岁的妇女干部，在主席台上发言时哭得竟然昏了过去，真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斯大林这个外国人有那么深的感情。时年十八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虽然没有那位妇女干部那么夸张，但也和其他人一样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长期以来被神话的斯大林的去世，使得当时世界各国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有一种成为“孤儿”的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八、霓虹灯下的哨兵 　　 　　　　一九五三年以后，我父亲随部队先后移防广州、武汉等大城市，成了一名“霓虹灯下的哨兵”。他们刚到广州时，广州附近的反革命分子尚未完全肃清，上街时需要配枪。而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匪徒，经常埋伏在城郊的甘蔗地里，谋杀单个外出的解放军战士并抢夺武器。匪徒们一般采取的作案方式是：从背后串出用镰刀割断喉咙，杀人抢枪后就逃走，等到尸体被发现时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在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单个战士的谋杀抢枪事件以后，部队里有了命令：不允许战士单独到郊外去；如果需要执行任务，必须三人以上同行。 　　 　　　　在汉口时父亲住在汉口鄱阳路一带，办公地点就在江汉路上一座原银行的大楼内。父亲在武汉期间，恰逢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从四月份开始到秋初几乎天天下雨，以至于父亲对武汉这个“火炉”城市完全没有热的印象。在夏季连下几场暴雨后，长江水位超过了汉口地面好几米，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三一年还要高一米多。当时叔叔放了暑假，从河南来武汉找父亲和大伯玩，火车到了孝感以后，前面几十公里的铁路、田野全都沦为泽国，只得坐轮船到汉口。那时武汉的长江大堤还是土制的，被洪水浸泡久了存在垮堤危险，我父亲作为一名军人，两个月时间里和战友们一起，日夜守护在大堤上排查险情。由于上游分洪措施得力，到了那年十月洪水退去，汉口和武昌都得以保全。 　　 　　　　当时在这些大城市里，还残存着舞厅、夜总会等“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场所”。有一次父亲跟随一位首长逛街，这首长是农民出身，进城不久，对大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走进到一个夜总会里。穿着公安部队军装的他们一进入夜总会就引起了惊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乐队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一动不动。首长见状，连忙小声对父亲说：走吧，人家都怕咱们呢！ 　　 　　　　渐渐地交谊舞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至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办舞会。刚刚进城没多久的部队官兵都在学跳舞。父亲所在部队一位首长也迷上了跳舞，由于他的老伴是个“解放脚”（【注】“解放脚”指旧社会妇女缠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没办法跳，于是他就找女文工团员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亲作探子，每天监视首长和哪个文工团员跳了舞，说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 　　 　　　　武汉公安总队第一任司令员名叫张德发，是个正师级老革命，年纪并不很大。进了城之后，他与一个资本家的小姨子结婚。后来，他逐渐走上了贪赃枉法、官商勾结的道路。张德发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请示上级挪用公款与资本家做生意，结果全赔进去了，“三反”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枪毙了。二○○三年，中央电视台放电视剧《江山》，我父亲看了以后，对里面的情节和人物总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一段时间，正是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大家庭”友谊的时期，来自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很多，文艺演出接连不断。我父亲喜欢文学艺术，每场必看，在武汉看了苏联红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朝鲜人民军艺术团、匈牙利歌舞团、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注】玛佐夫舍是波兰地名，位于现波兰共和国中部地区，该地区以民间舞蹈“玛祖卡”闻名于世）、乌克兰小白桦艺术团和东德警察艺术团的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是苏军艺术水平最高的文艺团体，演出时盛况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圣的战争》和《太阳落山》这两首歌。当时父亲有一位战友，看完演出后激动不已，说听这两首歌时“浑身起鸡皮疙瘩”，父亲听后大笑：“起鸡皮疙瘩可是个贬义词啊。”那位战友连忙争辩，说：“哪里呀，我这是激动，从来没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歌！”朝鲜人民军艺术团水平则比苏军歌舞团差远了，父亲只记住了他们那个报幕员，报幕时嘴里发出“欧穷空龙……”之类难听的喉音，演出内容全记不住了。东德警察艺术团来了四个人，当时穿的衣服跟纳粹的还有点像，肩章如同银色的麻花一样，全是吹铜管乐的。来自贝多芬和巴赫故乡的艺术家们确实不同凡响，铜管乐吹得如同弦乐一样柔和，在中国演出了很多场次，当时招待得相当丰盛。可能是因为当时东德正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生活过于艰苦，那四个东德警察后来竟然不想走了，坚决要求到中国的各大城市、大厂矿、甚至农村去做常年巡回演出。 　　 　　　　一九五五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被评为准尉军衔，我们家以前曾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可惜后来搬了好几次家，那张照片找不到了。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什么乐器拿来一学就会，又非常勤奋刻苦，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后来，父亲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而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还曾经在电台播出。有一年元旦，在武汉璇宫饭店（【注】位于今武汉市汉口江汉路）召开了来华专家联欢会，部队派父亲他们几个为来华的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们助兴。联欢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一片团结友谊的气氛。 　　 　　　　在武汉时，我的父亲还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黑帆》，讲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时，新教和旧教之间教派冲突的事情。电影的一些情节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旧教的势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组成队伍大打出手；抓住“异端”教派的人以后，就把这些人绑在铁柱上烧成焦碳……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久，父亲一直想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意思：里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干吗非要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一定要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惩罚那些异端？这些疑问困惑了我父亲很久，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看到电影中的情节在中国各地街头一点都不走样地上演时，才恍然大悟。 　　 　　　　　　　　　　　　　　　　　　　　　九、“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五、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比如说中国东北或者俄罗斯的东欧平原，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是“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浅，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因此，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有的地方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没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处就是石头，因此根本就无法使用双轮双铧犁。于是这些“先进”的犁被束之高阁，然后又被销毁。“双轮双铧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打击了很大一批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换上来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这为“大跃进”期间假话、空话、大话满天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双轮双铧犁”事件发生之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中，在支农时听说了对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的批判。当时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么样的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来？为什么用不用这种犁竟然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制度产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后，他仍然对“双轮双铧犁”这个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遗忘的事件记忆犹新。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47:00

十、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冤狱，一场“肃反”运动突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也未能置身事外。运动刚一开始时，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审查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展，也牵涉到职位低一些的人。起初，我父亲被上级指派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隔离审查的校官，那人被审查的原因是曾经被俘过。审查中为了迫使犯人招供，采取了体罚战术：不准犯人睡觉，只要看到犯人一打盹就大喊大叫把他弄醒；一连几天不给犯人喝一口水。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每次在自己值班时都把自己茶缸里的水弄一点给他喝，见到犯人睡觉了也不去干涉，有人来了才慌忙把他叫醒。然而那个犯人实在是太困了，有一天有人来时无论如何也叫不醒，结果被人给发现了。很快，有人检举揭发了父亲的行为，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审查对象越来越多，几个禁闭室已经放不下了。于是上级专门拨出了一个大院子，把审查对象集中在里面学习政策，鼓励互相揭发，还派了一些专职的“管理员”进行监管。我父亲的经历是一清二楚的：解放前还是小孩子，刚解放就参加了解放军；最大的罪过就是玩忽职守，让那个犯人喝水睡觉。因此，年轻单纯的父亲并没觉得自己会有什么问题，算是审查对象里面心态最好的一个了。 　　 　　　　审查对象中，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医助”）跟我父亲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是一九四七年参军的。袁医助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家庭成分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很清楚：国民党时期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算是三青团员了。假如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袁医助被隔离审查后，有人为了图自保积极揭发别人，说曾看到袁医助保存有国民党的党徽。审查人员根据揭发，在袁医助宿舍里搜出他保存的一些旧明信片，上面印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当作珍稀的收藏品。然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保留有前政权的标志物是一项弥天大罪，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立即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由于“人证物证”俱全，对袁医助“反革命”基本上定了性。但是侦察人员不满足于此，而是怀疑袁医助可能建立了地下反动组织，于是继续深挖，想来个“拔出萝卜带出泥”。但袁医助始终不吐一个字，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乱咬一气牵连别人。一九五五年冬的一天夜里，万念俱灰的袁医助用一把私藏的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清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上操，叫到袁医助时没有人应声。管理员走上前去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我父亲当时正冻得哆哆嗦嗦地穿衣服，听到管理员的惊叫连忙一骨碌爬起来，一边跑一边披上军袄跑到袁医助床前，看到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已经基本上流尽，人早就又冷又硬，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我父亲从小经历抗战、内战、镇反，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半个世纪以后仍历历在目。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在这次大会闭幕前夕，苏联领导人尼·谢·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以确凿无误的证据，揭露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带着神一般光环的斯大林铲除异己、践踏法制、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的骇人听闻的内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如同在平静的水里投入一块巨石，顿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紧接着，苏共党报《真理报》刊登了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时代血腥历史、呼唤民主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标志着苏联进入了“解冻”年代。随后几年里，数以千万计在斯大林时代横遭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尽管毛泽东对苏联人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做法深为不满，但从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继续取得苏联援助的大局出发，只得暂时按捺住心头的怒火，表面上予以顺从。中国的报纸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那些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现在常知的十五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也原样刊登。苏共二十大的政治余波影响到了中国，导致来势汹汹的“肃反”虎头蛇尾，在无声无息中嘎然截止。 　　 　　　　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后，被隔离审查的人们又分批被解除隔离，我父亲是最早被解除审查的人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昔日被当作准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该担任什么职务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过，那个可怜的袁医助，却因为自杀而被算做“自绝于人民”了。袁医助父母双亡，也没有结婚，只有一个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袁医助的姐姐来取骨灰时我父亲见了她一面，大概是因为想哭又不敢哭的缘故，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国的老百姓自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被统治者制订的条条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筛来筛去，生死荣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掌握。可悲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并无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许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这些条条框框，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单纯的父亲尚不清楚政治这趟浑水的深浅，还对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他终于渐渐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肃反难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赖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这种敢于自暴家丑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从那时起，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决裂、展开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时，我父亲在道义上已经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坚信真理属于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这种对苏联的感情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天的这一次“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除了类似袁医助这样特别不走运的人之外，并没有如“反右”、“文革”一样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然而，只有被当成审查对象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当时的气氛是何等阴森可怕。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毛泽东的面前，一场类似于苏联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内在规律，杀便杀了，最好不过几十年以后恢复名誉。幸运的是，苏共二十大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十一、“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一九五四年十月，河南省会从开封迁移到郑州，开封转为省辖市。省会转移时，迁走了许多单位和五万人口。当时开封市才二三十万人，迁走这么多人一下子使得开封的市面显得萧条起来。开封自古以来都是中原重镇，从此之后地位日益衰落，直到现在市区也不过八十万人口，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无足轻重的中小城市。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一九五六年底，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四十五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肃反运动废止后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国解放后最令人怀念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们觉得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来。天真的人们欣喜万分，拥护爱戴共产党、毛泽东，畅所欲言。谁也没有料到，在这明媚的春光后面，竟然隐藏着一个弥天陷阱。 　　 　　　　既然党都号召了，我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虽然他在一九五五年“肃反”中受到冲击，但他那点事情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自己还没有太多思想包袱。而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不过，当时才二十二岁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一再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在解放初期，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有的时候，被领导看上的年轻女人并不愿意嫁给一个跟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大的首长；碰到这种情况组织上就反复做工作，用政治前途作为筹码迫使女方就范。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我父亲当时涉世不深，想着既然“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父亲的一位领导恰好属于这种情况。当我父亲的话出口后，这位领导立刻感觉到父亲是含沙射影，故而引起了他的不快。在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座谈会上，这个毛头小伙子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意见。那个领导本来就感觉父亲这是跟自己过不去，此时在大会上又这么发言，更觉得刺耳。于是，领导就没好气地插话说这是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父亲就反驳说这是不道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步，说着说着都越来越激动，开始争吵起来。最后领导气得拍了桌子，把茶杯都震倒了，厉声叫道：“国之杭，你给我闭嘴！”我父亲一听，不但没闭嘴，反而更生气了，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回敬道：“现在党要我们大鸣大放，你这是在压制群众，搞一言堂！”那次座谈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后来，那位领导虽对我父亲这个才转业来几个月的年轻人异常厌恶，无奈当时要整风，却也只有勉强按捺住内心的愤怒强作欢颜，却等待机会报复。 　　 　　　　我父亲和这位领导的争执，双方都有一定责任，又都没有责任。按照现在人们的观点来看，人家要找年轻一点的老婆就让人家找呗，只要不挖自己的墙角你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干什么？而那位领导则不应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无限上纲上线，害一个年轻人一辈子。但是，当时处于那么一种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对共产党非常信任，自认为响应党的号召，帮助领导认识自己的错误是责无旁贷的事情；而“反右”运动的突如其来，连那个领导自己也不清楚，报复一下这个喜欢胡说八道的年轻人会给他一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做出一副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样子的领导们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在“引蛇出洞”这条毒箭的射杀下，我的父亲不幸应声落马，被打入另类。那一年他才二十二岁，新婚仅仅四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够格。于是在领导的授意下，整他的人又罗织编造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五年，押送农场改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开封市相国寺剧场召开了全市文化系统批斗宣判大会。随着主持人一声厉喝，全市文化系统里揪出来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被处理的人深刻感受到“专政”的滋味。很多“右派”、“坏分子”早就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父亲始终不服，被押入会场时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押送他的几个人见他如此不老实，就硬拽着他的头发往下按，让他低头认罪。我父亲也是火暴脾气，拼命往上昂头，于是头发被人大把大把地拽下来。 　　 　　　　令我父亲惊讶的是，批斗会上表演最积极的人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咬牙切齿的仇恨劲头，仿佛她们跟这些右派、坏分子有杀父之仇一样。制度就是这样使人变得冷漠残忍，人人为了保全自己，对陷于不幸的人落井下石。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高压令人生畏，谁也不敢直说罢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那时候还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挖空心思“揭露”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告密不再为人所不齿，而是成为当权者大力提倡的美德。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几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就如同击鼓传花一样，每次运动、每个人群里必须产生一些倒霉蛋，就看鼓声停息时花落谁家了。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不出冤假错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当时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幸免。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有一段时间，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提一句意见，只是反复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好得不得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早已森严壁垒、滴水不漏，回答说共产党就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一点儿缺点都没有，百分之一百地好。领导见状，觉得大姑没有培养前途，也就只得遗憾地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不久后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每天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的公共食堂办得极差，菜洗得也很不干净，菜汤上居然还浮着一层蚜虫。一个老师见状，说道：“哎呀，这可怎么喝呀。”另一个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就开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没好汤，猪多没好糠。”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学校就对他开展了批判，两天后来人把他押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或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颂德。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毛泽东下的指示，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从“右派”中最“猖狂”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政治的进步和民众的道德水准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十二、“洋劳改” 　　 　　　　在宣判大会结束之后，父亲他们一行被押送到开封市拘留所，与一百来个小偷、流氓等刑事犯一同关押了几天。之后，父亲被武装押运到一个农场，分配到河南省杞县县城东约十几里的一个叫曹屯的村子，和刑事犯一起劳动改造。 　　 　　　　父亲最初服刑的农场原本是关押刑事劳改犯的。别小看这些刑事劳改犯，当时都有统一的灰色制服，到了冬天每人还发一副风镜、一副护耳、一条围巾、一顶棉帽。看文艺演出时，这些戴风镜、扎围巾的劳改犯都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一”的口号入场，比起附近农村衣衫褴褛的农民来，这些劳改犯真算养尊处优了。所以，当地农民有句顺口溜：“要想跩，当劳改”（【注】“跩”是河南方言，意思是神气）。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这个农场渐渐变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右派的地方，其他刑事劳改犯都分批转移了。来这里的大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外面宽松一些。根据政策，类似父亲这样的“犯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穿灰色劳改服的刑事犯中混杂着这些穿皮鞋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戴眼镜手表的“劳改犯”，都觉得很稀罕，于是称呼他们叫“洋劳改”。在我父亲进劳改营的头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刑事犯还没有转移完毕，有警察看管；一九五八年底，刑事犯转移完毕之后看守就取消了，并且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并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在父亲服刑后她又等了两年时间，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其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于一九五九年的一天给父亲送来了一纸离婚通知书。我父亲当时早已万念俱灰，没有争辩一句就在离婚通知书上签了字。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虽然父亲的第一位妻子在父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他而去，但令我奇怪的是父亲这几十年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她一句坏话；偶尔提起这段经历，也只是说那是形势所迫，怨不得她。 　　 　　　　刚到劳改农场的最初两年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一度相当沮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时间长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于是他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么一对比，父亲的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刑事犯转移后看管得松了，获得一些自由以后，我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豫剧团，在里面拉二胡，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即便是身在劳改营里，他们这些“洋劳改”还是被当作干部来看待。假如哪个“洋劳改”在里面犯了错误，管教干部找他们谈心时都是这样批评教育他们：“你作为一名干部，怎么能这样做呢？将来回去了，这样也是要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很多“洋劳改”还满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一贯进步”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还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 　　 　　　　前某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进步”的人。陈部长三十多岁，英俊倜傥，文化程度也高，原本也算春风得意。当时，有一位在机关里工作的女干部，是上级老领导进城后新找的老婆，也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跟那个年长自己二、三十岁的老男人自然没有共同语言。这位女干部想入党，就经常跟陈部长谈心。干柴遇到烈火，陈部长帮助人家进步，结果自己没把握好，帮着帮着就帮到床上去了，因此栽了大跟头，当上了“洋劳改”。陈部长进了劳改营以后，对自己以前一时冲动懊悔不已，改造特别积极，每天找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一贯说进步话，办进步事。 　　 　　　　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陈部长进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统，有时间开玩笑，却不主动政治学习，这样怎么能够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呢？”接着又教育那华侨：“我早就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地进行改造，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我劝你要悬崖勒马啊！”陈部长这一番进步话，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我父亲对陈部长这个人早就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于是忍不住从床上翻身起来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还是组织部长？你得明白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洋劳改’！”正在像大领导那样训话的陈部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小伙子的这番奚落，顿时愣在那里了。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48:54

第三章　　　地狱人间 　　 　　　　　　　　　　　　　　　　　　　　　1958～1965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大跃进初期，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伤，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几乎是清一色的是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的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向父亲他们几个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的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的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一米多后，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的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那里看到：只要农民一到休息时间，每次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把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消极怠工；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这些的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N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别再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赶超美英。村干部先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打开大门，进屋用铁条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结果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贫穷，就连我外公这样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顿顿吃干饭、白面。如今，见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农民都是一边吃一边松裤带，就这么寅吃卯粮。上级来参观检查时，村干部就让人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西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的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 　　 　　　　挖河工程最紧张时，甚至出现了连续几天几夜不许停工、不许休息的情况。农民实在受不了了，就琢磨着逃亡。前面提到过的领着大姨探监的那位船姥姥，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大臊，当年十七八岁，正是挖河的棒劳力。经常连续几天几夜不许睡觉，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就跟船姥姥偷偷商量着要逃跑。那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逃亡全靠步行；白天不能走，也不能讨饭，否则被人家捉住送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时公共食堂还能吃饱，大臊就每天多领一个馒头，找个地方埋起来；又谎称拉肚子，每天在茅坑蹲很长时间，给村干部形成一个错觉。终于等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臊在干活时又谎称去拉肚子，船姥姥偷偷把干粮从土里挖出来送到大臊那里，于是大臊就逃跑了。村干部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大臊回来，就派了民兵拿着枪去追赶，由于没有月光也没追上。大臊昼伏夜行走了四五天，来到了河南鹤壁市煤矿。恰好当时煤矿也在大跃进，就下井当了矿工。大臊这人运气好，逃亡算是成功了；有些逃走的人则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回来，死活都不知道。 　　 　　　　人被这样过度地奴役，但生产队的牲口却需要和正常情况下一样休息。这是因为，牲口算“集体财物”，是要爱惜的。那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但我父亲在河南杞县农村演出时却亲眼见到过给牲口“刷牙”的情景。那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父亲他们收拾好乐器走到一个牲口棚旁边，见到几个男社员正在拎着个水桶，用大刷子挨个给牲口刷牙。我父亲他们头一次看见给牲口刷牙，觉得有趣，就站在一边看稀罕。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到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这种牲口有劲，但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那时的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的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聚家并屯”。开始分类那天，全村人排成一个长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营，都由他们说了算。当时我的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进行筛选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里面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的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话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当时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我母亲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的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的母亲七岁就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权需要牺牲，那么搞建设也需要牺牲。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注】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truecolor32 · 发表于 29.1.2005 12:49:26

第三章　　　地狱人间 　　 　　　　　　　　　　　　　　　　　　　　　1958～1965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大跃进初期，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伤，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几乎是清一色的是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的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向父亲他们几个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的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的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一米多后，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的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那里看到：只要农民一到休息时间，每次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把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消极怠工；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这些的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N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别再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赶超美英。村干部先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打开大门，进屋用铁条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结果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贫穷，就连我外公这样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顿顿吃干饭、白面。如今，见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农民都是一边吃一边松裤带，就这么寅吃卯粮。上级来参观检查时，村干部就让人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西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的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 　　 　　　　挖河工程最紧张时，甚至出现了连续几天几夜不许停工、不许休息的情况。农民实在受不了了，就琢磨着逃亡。前面提到过的领着大姨探监的那位船姥姥，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大臊，当年十七八岁，正是挖河的棒劳力。经常连续几天几夜不许睡觉，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就跟船姥姥偷偷商量着要逃跑。那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逃亡全靠步行；白天不能走，也不能讨饭，否则被人家捉住送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时公共食堂还能吃饱，大臊就每天多领一个馒头，找个地方埋起来；又谎称拉肚子，每天在茅坑蹲很长时间，给村干部形成一个错觉。终于等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臊在干活时又谎称去拉肚子，船姥姥偷偷把干粮从土里挖出来送到大臊那里，于是大臊就逃跑了。村干部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大臊回来，就派了民兵拿着枪去追赶，由于没有月光也没追上。大臊昼伏夜行走了四五天，来到了河南鹤壁市煤矿。恰好当时煤矿也在大跃进，就下井当了矿工。大臊这人运气好，逃亡算是成功了；有些逃走的人则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回来，死活都不知道。 　　 　　　　人被这样过度地奴役，但生产队的牲口却需要和正常情况下一样休息。这是因为，牲口算“集体财物”，是要爱惜的。那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但我父亲在河南杞县农村演出时却亲眼见到过给牲口“刷牙”的情景。那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父亲他们收拾好乐器走到一个牲口棚旁边，见到几个男社员正在拎着个水桶，用大刷子挨个给牲口刷牙。我父亲他们头一次看见给牲口刷牙，觉得有趣，就站在一边看稀罕。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到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这种牲口有劲，但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那时的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的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聚家并屯”。开始分类那天，全村人排成一个长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营，都由他们说了算。当时我的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进行筛选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里面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的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话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当时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我母亲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的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的母亲七岁就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权需要牺牲，那么搞建设也需要牺牲。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注】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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