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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请给木心先生起码的尊重
“不要把木心说成另外一个物种，好像他活在云端里——什么高人啊，超逸啊，博学高贵啊，遗世独立啊——还是我们的话语习惯，大字眼，夸张。对木心冷漠，或把他说成仙人，其实是同一种思维。”
采访/胡赳赳 张丁歌
在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保守估计，木心先生目前至多拥有两三万读者，知道他名字的人，不会更多。他不是“公知”，他与名人、权势，完全不交接，文坛的排名榜单没有他——他自称是“人类的远房亲戚”、奉行“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
他有一份自己的“亲属”名单，是各国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这份名单构成了木心的阅读史、艺术史、交谈史。他靠艺术“克服了”多个时代：民国，少年，他阅读大量中国古典与西方译本；共和国，壮年，他挨整，坐牢，但是偷偷写作、画画，在狱中亦如此；暮年，移居纽约，将近六十岁，他才在台湾的报刊初次发表文章、初次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
木心与时代的关系，就是尽可能不与时代发生关系。他唯一一次“高谈阔论”，是1989-1994年间，在纽约给十几位晚辈艺术家讲“世界文学史”。他的学生陈丹青记录了五册厚厚的听讲笔记，今年编录成四十多万字的《文学回忆录》。
这是他最后一次错位：如果先读《文学回忆录》，再读木心的文学，便可能不至于在他作品面世后，引来普遍的隔膜与冷漠——虽然他立即拥有了一群年轻读者，主要是七○后到九○后，去年在他垂危之际，十多位陌生读者自行去医院日夜守护，在他去世后，逾百位青年从全国各地赶去参加他的葬礼。
白话文的传统，来源有四：一是古典传统；一是翻译传统；一是民间传统；一是无产阶级传统。在木心的作品中，他用古典与民间传统建构话语，完全不沾翻译腔和无产阶级文艺腔。阅读木心，很容易看过去了，要么品不出味来，要么以为大智慧是俏皮话。木心是个老牌的全方位的“不合时宜者”，他的作品，他的存在，与大陆六十多年来的几乎所有文学，划开一条鸿沟，互不跨越，互不交接。因此，了解木心、评价木心，可能是我们长期面对的一个难题。
这本《文学回忆录》，既是通向世界文学的桥梁，也是通向木心作品的桥梁，但这本书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木心与我们的鸿沟，而是对这道鸿沟再好不过的诠释。
当《文学回忆录》正在被迅速传播、传阅之际，《新周刊》找到了笔录者陈丹青先生。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关于木心的采访。不像对木心高度赞美的一些读者和论者，陈丹青的谈论始终很克制。他说，最低限度，木心应该获得我们起码的关注，起码的尊重。
木心与时代
八十年代在纽约，我傻乎乎跟人说木心，后来发现好多人心里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现在还是一样。他们看得起陈逸飞，看得起出名、成功、牛逼的人，有靠山的人——他们看不起自己呀。
《新周刊》：你认为木心和我们的时代有没有关系？
陈丹青：木心结结实实活在“我们的时代”，饱尝他那辈人的种种侮辱。他只有一件事可以拒绝时代，就是文学艺术。从1949年到1982年出国，也就是二十二岁到五十六岁之间，他从不发表作品。
六十年来，多少右派、反革命、边缘人，都巴望“时代”收容，木心不然。他刚在台湾报纸发散文时，我劝他寄回大陆，他不愿意。
从传播层面看，木心的书六年前出版了（他七十九岁），今年《文学回忆录》面世（在他逝世一周年），木心终于和时代发生了关系；但你读他所有文字，你会同意，他的内心、语言，他的个人立场，和我们的时代，没有关系。
《新周刊》：我们试着找到描述他的关键词：局外；观望；离线；不在场；还有人答，陈丹青。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们时代的局外人，观望者，不是没有，但未必在木心的状态和层次。“离线”是指什么？还有“不在场”？木心在中国大陆这个“场”，长达三十三年。他在上海的单位位于石门二路，我老家在石门一路，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耍，说不定他正在马路上走。
他和时代的关系是因为“我”吗？太奇怪了。我哪里能代表时代。我认识他之前，他也有亲近的朋友。一个人不和时代玩，但不会不和人交往。
《新周刊》：木心太难界定，我们曾想过一个说法：木心，一个人的中国（腔）。
陈丹青：这要看你怎么定义“中国”这个词。可是为什么要“界定”木心？你怎么界定？你界定了，就了解木心、就把他摆平了么？
“一个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语言：动辄大字眼。
《新周刊》：我们的语境发生了问题？
陈丹青：密密麻麻的问题。如果觉得木心有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照木心的说法，“问题大到了好像没有问题”。
《新周刊》：同这个时代的粗糙感对照，木心算是精致的吗？
陈丹青：他精致，我们粗糙？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试着不粗糙，就精致了吗？其实是混乱、匮乏、贫薄、单一，忽然来了木心，于是想到：“粗糙”。“粗糙”，只是文字现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质。但说木心“精致”，也没有说出他。我刚认识他时，他就说，做艺术家，做文人，要有点“草莽气”，不然不会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艺人来往，可是有草根的朋友。要说粗糙，他顶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氏写得“毛毛糙糙”，简直“望粗兴叹”！
《新周刊》：我们现在必须打破这个状况，木心是木心，我们是我们，能不能建立某一种联系，一种共性？
陈丹青：“打破这个状况”也是大陆语言。你怎么打破？打破得了吗？打破了又怎样？
木心被时代孤立，那就被时代孤立吧。那是他的选择，求仁得仁。
固然，如果没有这六十年的一切，我们本来和木心在一个大语境中，或许会有争议，会有不同，好比胡适与林琴南、鲁迅和梁实秋那种关系，但大语境可以有共性、有联系的。现在《文学回忆录》出版了，只要有一个读者就好啊。木心不是写给群众看的，他写给一个个的人看。
《新周刊》：要是换一种思路，我们和木心有没有共性？比如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愿意谈论艺术，都愿意去爱。
陈丹青：不要把木心说成另外一个物种，好像他活在云端里——什么高人啊，超逸啊，博学高贵啊，遗世独立啊——还是我们的话语习惯，大字眼，夸张。对木心冷漠，或把他说成仙人，其实是同一种思维。
你要是听他话家常，谈小市民、乡下人，谈单位里弄堂里的鸡毛蒜皮，谈怎样做菜，穿衣，怎样耍流氓，怎样调情，你会发现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健康的老头子。”
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陈村说，用汉语写作的人，应该读读他。结果倒是许多八○后九○后读起来了，未必懂，但愿意读。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说，汉语好像就该是这样的。年轻人不一定讲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汉语，对的汉语，自有说服力。许多八○后告诉我，他们根本不读五○后六○后写的任何东西。
木心不和时代玩，但他的文句会和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玩，只要你愿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读者回应，说读了他讲文学课，开心死了，从头到尾狂笑，疯了。我相信，八十年代他和我们通宵聊天，常把我们逗得疯笑，跌到椅子下面去，爬起来坐坐好，他又来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调皮的。他见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画画写作，他根本不谈文艺的，目光炯炯地沉默着，装得什么都不懂。
《新周刊》：我们还没有成为应该是的那个自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自己了。这样说有些沮丧。
陈丹青：我感激他，自从我认识木心，沮丧被唤醒了，从此我开始改变。
《新周刊》：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就是觉得文坛和木心还是没有对话。
陈丹青：没有，起码的交集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对话？木心也从来不和“我们这个文坛”对话呀。
《新周刊》：很多作家对木心似乎不屑一顾。如果他们了解木心，仍然视而不见，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陈丹青：对，不屑一顾。八十年代在纽约，我傻乎乎跟人说木心，后来发现好多人心里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现在还是一样。他们看得起陈逸飞，看得起出名、成功、牛逼的人，有靠山的人——他们看不起自己呀。
《新周刊》：是否因为文人相轻？你的文章不如我的？
陈丹青：文人相轻很正常。你骂我，我骂你，文坛如果恢复到文人相轻的生态，好极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不吱声，集体沉默。有名头有地位的，你说他写得不好，他可能的第一个反应：你是谁？第二个反应，新人新作出来了，他关心的不是文学，而是这个人牛逼了，我怎么办？我往哪里摆？权力思维。
去年我和一群油画家去法国写生。我们支开架子分头画，旁边各国游客走动。有教养的是西方人，远远地安静地看。有人等到我们休息时问：你的画法有点塞尚，于是我们就聊塞尚，几乎每个西方人会说：啊，你们了解西方比我们了解中国，多得多了。东方游客经过，日本人，韩国人，礼貌地看看，通常不上来说话。台湾人来了，远远叫：“哇！艺术家耶！写生耶！好好噢！”
好，大陆游客来了，我从旁统计过，无论是普通游客还是官方旅游团（一看就看得出来），通常不看画，清一色，没有例外，上来第一句：你们哪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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