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也喜欢木心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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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我想接着刚才说的无产阶级文艺。因为现在的传媒，比如南周、《新周刊》等，其实还属于无产阶级文艺范畴。

　　陈丹青：当然属于。所谓“无产阶级文艺”，是指前三十年累积的党文艺，如今不提这个词，但前三十年培养的人，开始在后三十年写东西，语言、思路、人格，甚至激情模式，根子是前三十年。即便弄当代艺术，实验小说，读所有前卫作品，但语言系统，感受方式，对整个艺术的理解，很难摆脱前三十年的塑造。木心说：“他们有他们的整体性。”这个整体性从来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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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周刊》：就像电影一定要有主题性，要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等。要分析一篇文章的主题和中心思想，艺术特点是什么。很多媒体的选题就是语言暴力，就是大字报。

　　陈丹青：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简单。近三十年，文艺人都想突破，都汲取新东西，但是内里的教条，全部在，管束也都在，种种扭动挣扎，怪姿势，看过去就像是创新。前三十年的伟大功绩，是浇灌凝固话语泥浆，后三十年，开始搅拌。琳琅满目了，其实就那些泥浆，只是可以搅拌了。以前不可以，因为搅拌方式是被规定的，控制的，现在你自己搅拌吧，看上去好自由！

　　《新周刊》：在这个大语境下，我们理解木心肯定是发生问题的。

　　陈丹青：但他和我们一样，都用汉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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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周刊》：你曾叹息我们今天“没有好的长辈”。熊培云有一次说，现在中年人消失了。到底是长辈没了更危险？还是年轻人没了更危险？

　　陈丹青：希腊早先的传统，很厉害，小孩长到一定时候，送出门，找个大人带他。古中国也这样，“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前提是有师傅。别以为师傅就是教授。从前弄堂里的乡下人都知道调弄小孩。木心最怀念带他长大的老佣人“海伯伯”，给他讲故事，带他玩，木心讲起来活龙活现，一直想念他，就像鲁迅想念闰土一样。

　　《新周刊》：你一点都瞒不过师傅。你的小伎俩，他全看得清楚。你的火候，他全看得出来。但我不太理解，中年人没了更危险，他们这一代人有很大的问题吗？

　　陈丹青：问题太大啦！熊培云的意思是说，不要怪年轻人，中年人在干什么？给了青年什么？

　　木心会从一句话给你分析话里话外的意思。他引耶稣一句，说其实耶稣不喜欢这个人，但又不能点破，就顾左右而言他。还分析老子那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列出六七条解读——我们现在不会说话，也不会“听”，不会解，不会读。他说现在不解反讽了，说我出了本《退步集》，大家就说：看啊！他自己都承认退步了。

　　木心回来不接受采访。话说出去，对方不会“听”，没快感了嘛——不会说话的人，一定也不会“听”，两头出了大问题。这些，有大人给你解，太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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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我读《文学回忆录》有个体验：我不觉得他在讲，和他写的是一样的。他的述和作，和谐一致，非常优美，非常干净。

　　陈丹青：曹立伟说得好，他说好的作家，一定是文章和聊天不可缺一，是对应的。木心讲话非常清楚——很难啊，你清楚清楚看！

　　《新周刊》：木心还说过，孔子述而不作，他是作而不述。

　　陈丹青：可以写一篇作和述的论文：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系，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传播和著作的关系。

　　《新周刊》：我想谈论知行合一的问题，有人说年轻人要知行分离，否则在这个异化土壤上没办法活下去。你觉得木心会怎么看，他是知行合一的人？

　　陈丹青：他不用这种词的。教导的、励志的、格言式的话语，他不说。凡有目的性的话语和事情，他都不感兴趣。知行合一，你仍在指向一个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又指向道德规范。不，他没有的。他说：“你要在我书里找我的人生观，找不到的”——这句话很难解，但很重要。我们半个世纪的写作和话语，就是一个表态的、定性的口号系统，木心不入这套话语的。

　　《新周刊》：木心的思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各种化学反应。

　　陈丹青：你找到木心“这个”意思，发现他移到“那里”，你赶过去，他又换位置了。他有个脉络，在这脉络上找寻各种变化，各个面向。他很在乎不要把话说过、说死。他改自己文章，改来改去，就在改这类词语的细微的偏差。

　　《新周刊》：木心有过一个“杀死木心”的阶段么？还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木心”？

　　陈丹青：他的狱中手稿，有五段被解读记录了，收在二月的《温故——木心纪念专号》中。你去看看，“文革”中他就这么写了。可惜现在找不到他更早期的稿子。这不是一夜间可改变的。

　　木心对“五四”从未满意过。他不漏掉西方一战二战前后的作家，但不谈“五四”到现在的新文学，没有单上一课。

　　他在乎文体，在乎天分。照他说法，“五四”后，一个鲁迅，一个张爱玲。我问沈从文怎样？他说：“好的，很会写的，聊备一格。”这话其实中肯，“聊备一格”不是贬义。可你现在说：沈从文不怎么样，还得了？木心还很喜欢汪曾祺写的一篇《陈小手》，特意给我看，说是写来“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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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顶喜欢的台湾作家是高阳，借给我看，杨乃武小白菜之类。我读了说好，他很开心。

　　所谓“一格”，好比菜式的一种，冷盘、清炒、红烧……可怜中国“聊备一格”者太少了，要是“五四”一路下来不给糟蹋，一格一格好多格，好多层次，好多类别，其中有个木心，我们谈他就顺多了。

　　《新周刊》：刚才讲到离线状态，现在的人如果处于不在场、不在线状态，就恐慌。但出现了木心这么个不在场的人。近距离远距离观察木心，我们在这么大信息量的一个空间，会觉得有这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也是否导致我们误读木心？

　　陈丹青：不是不知道，是出现了，你不认得，知道了，冷笑热骂。除了傻逼青年，中年人几个在乎过？一次办活动，有个公知很愤怒地对我说：老陈你推荐那个木心，不行啊，根本没法看！

　　你知道，木心书刚出，三联的朱伟就作文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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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若干五○后六○后当代英雄，嗤之以鼻。去年木心一死，美术界一位理论家彭德，著文嘲讽，摆一副公允的权威相，题目是“木心：大师中的大师？”，上来就生造一句我没说过的话——照鲁迅的说法，先给你涂个花脸——他说，木心博学，是读了民国《万有文库》。我真是悔不迭，早知我也弄本《万有文库》，不就成木心了吗？

　　你说信息量太大，容易错过，你以为英雄好汉们粗心吗？都彼此细细盯着呢。出面嘲骂算厚道的，阴暗的角儿，不吱声。九十年代王小波一死，傻逼青年赶紧读他，文坛你以为不知道吗？看不起，不吱声。

　　“文革”后倒是真心的，老少傻逼刚醒过来，忽然发现咱们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梁漱溟……都不知道，大热，大谈。再后来就拼命找，一会儿找出一个，一会儿找出一个，陈寅恪啊，顾准啊，张中行啊，我回国时正在大谈季羡林、王世襄。

　　《新周刊》：这种寻找，打捞，是我们被唤起了主动性么？

　　陈丹青：正相反，我们这才明白几代人多么被动。我们是没有记忆的群体。前三十年的功绩是封锁往事，取消记忆。八十年代醒过来，开始疯找——沈从文等等曾经是名作家，生生给埋了，再挖出来。胡兰成目前还不能全盘地无删节地出他的书——好了，现在搜光了，你很难找到一个人，从“五四”到四九年，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重要的不是找老人，而是寻找被切断的来源，找到我们自己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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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周刊》：这也是当今时代的病啊，怀疑一切，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看一切。

　　陈丹青：不，不是怀疑一切，而是不相信。如果是怀疑就好了。所谓怀疑，是指怀疑那些众人相信确认的事理。所谓不相信，根本就是受够了骗，连自己也不相信——怀疑者有本钱的。我们除了一再被骗，还有什么？

　　《新周刊》：换句话说，有A，才能怀疑B。

　　陈丹青：“有你说的那么好吗？算了吧！”这就是推介木心时许多眼神的信息，难怪的。大家给骗够了，突然你扔出一个人，告诉他，你可以相信了，他的本能是：No，我不信，炒作而已。最近还有人说，推介木心是陈某人的“投资股”。你瞧，这是怀疑吗？

　　《新周刊》：以庸人之心度天才之腹。

　　陈丹青：目前为止，我从不出面评论过木心的文学绘画，一篇都没写过。这次纪念专号收录了很多人对他文学的解读，我不做这些。过去十多年，第一是安顿他的晚年，说服他回来；第二是让他活着看到自己的书在母国出版；第三是他的病与死，都要在场；第四，就是弄这本文学课笔录；第五，这些日子做木心逝世周年的纪念集。

　　此后还有美术馆许多事。总之，我推介木心，但不评论。大家要是愿意，先读他，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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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周刊》：目前到了这个时代认知和接纳木心的一个节点、节奏？

　　陈丹青：我会旁观这个节奏。他在每件事上都错位。和市面上的新老作家比，他被阅读的资历太浅太浅了。此事足够荒谬，足够动人。

　　《新周刊》：我看《文学回忆录》和之前看“木心八种”的感觉不同，我会替木心觉得委屈，他太该被更多人知道了。

　　陈丹青：你想想，市面多势利，没人出来叫叫，据说上市后几周卖不动，就下架，就完了，我绝不能让木心的书给这么糟蹋。

　　在美国，我差不多是他哥哥，我要领他做很多事，移民局办手续，交税，买东西……归国那年，木心说：“你走了，纽约市长走了。”他病中，他死了，我摸着他脑袋，像是我的孩子。

　　木心真有这个力量，你稍微放下自己，读它，他会给点亮一小时，之后又暗下去了。你在说他的时刻，比你平时好。画圈子里，我一路吆喝多少人的好，问题是，木心尺寸太大，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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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心与《文学回忆录》

　　他佩服周作人胡兰成，但私下不原谅他们失节。他给我看周作人的字，说，你看看这种字，所以失节呀。他是我爸爸妈妈那代人，忘不了。他谈日本文学，说是一九七几年恢复邦交，日本展览来上海，升太阳旗，老辈人一看就受不了，往事都想起来。这是很质朴的话。现在五毛党懂什么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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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周刊》：你一个字一个字录入，很耗时，当中哭过没有，笑过没有？

　　陈丹青：从录入到两三次校对，我等于重上了几回课，不断大笑，笑得抽筋，然后会伤感。上周去乌镇和设计师商量木心美术馆的事，我带了这本书放在先生骨灰盒旁边。不能经他同意了。他真的说过这么多话，现在变成一本书。

　　《新周刊》：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品相，你满意吗？

　　陈丹青：封面是香港陆智昌设计的，他抓住一个木心的符号，就是礼帽。我在慢慢接受它，它原来不过是我藏在柜子里的笔记。先要把事情做成，希望将来有可能完善这个版本，但怎么完善，我不知道。每件作品诞生后，开始自己的生长过程，交到很多人手里。这一切会不会改变这本书，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刚刚开始。

　　《新周刊》：这本迟来的《文学回忆录》，你觉得它够“木心”吗？

　　陈丹青：里面每句话都是木心说的。我可能漏记，但绝不添一句一字。他晚年几乎忘了这件事，从不提起。现在他死了，大家读到这本书，这是无法控制的过程。从此对木心的各种解读，包括利用，就开始了。

　　要说明一个误区：有心思干净的青年对我说，陈老师你用不着这样累去推木心，他要清静，他与世无争。这是对人无知，对木心无知，是善意的风凉话。我很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件事，木心极端渴望。唯一不能与他商量的，是怎么去做。木心非常渴望被大家阅读。他对已知的几位读者，非常珍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