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超级大国的衰落：俄罗斯的惨痛教训（一）

大李 · 发表于 3.3.2005 19:55:08

【转贴】超级大国的衰落：俄罗斯的惨痛教训（一） 八十年代末，前苏联发生了社会“剧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剧变”？这一转轨过程产生了何种经济社会效果，其长期发展方向如何？对我国经济改革有何启示？这些问题是人们普遍比较关注的。的确，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就像千载难逢的“木彗星碰撞”一样，为实践检验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实验场，仔细观察其实际效果，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于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攻击，把握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避免不必要的社会代价，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许多人曾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误以为俄罗斯已经度过了改革难关，社会经济形势正趋向好转。实际上，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国际新闻的消息来源，主要出自西方和俄罗斯大通讯社的消息，而这些大通讯社都是由大垄断财团控制的，倘若俄罗斯经济的病症略有减轻，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媒介一定会大肆宣扬，而俄罗斯经济的病情出现恶化，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媒介则会压低调子报道。９７年初俄罗斯政府通过大量举借高利贷外债，发放了部分长期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俄罗斯和西方新闻媒介都广泛宣扬“形势大好”，９７年国际货币基金在召开的年会上也曾宣称，“俄罗斯经济前景令人感到乐观”，但是，９７年底俄罗斯就开始爆发了金融动荡，而且９８年以来俄财政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戳穿了西方媒介关于俄罗斯经济好转的谎言。墨西哥和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西方报刊也曾广泛将其吹捧为“经济奇迹”，以诱导其它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效仿。 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前景仍然困难重重，他批评了某些参与俄罗斯改革西方经济学家，为了给自己推荐的错误改革药方辩护，随意制造俄罗斯即将摆脱经济困境的舆论。他说，“他们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的繁荣》的书，这种乐观的看法正被广泛接受。令人吃惊的是如此乐观的观点竟然没有数据支持”，“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刚刚宣布取得了改革的胜利”。［１３］ 俄罗斯选择了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道路，认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就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机推荐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政府顾问，直接干预了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的过程，其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的规范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其激进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放开价格、工资“一步到位”，放弃政府干预并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供求；解散各级政府的计划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和明晰产权界定，以求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推行银行体系的私有化和商业化，勒紧对原来国营企业的贷款；财政改革取消各种政策补贴，实行高额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立即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这种作法似乎属于“全面、系统的改革”，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的确是很完美，可以实现微观体制转轨和宏观控制的同步化，似乎实践中也应该取得良好的效果，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曾许诺“半年内控制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增长”，可惜事实却完全相反。 斯蒂格利茨指出，“对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与过去的十年加以比较，除了一个例外，这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后比转轨前经济增长更差劲了。从平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这一结果被其它生活富裕水平指标，比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所证实。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即使在全世界预期寿命平均提高两年的情况下，其平均水平仍有所下降”。“有关贫困的统计数据更加令人担忧。在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１４］ 俄罗斯经济经过连续多年的严重衰退，社会失业和人民贫困现象严重，私有化导致了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已下降了一半，不仅冶金、机械、化工等重工业生产下降，轻工消费品生产也大滑坡，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俄罗斯的煤炭、石油产量下降了４０％左右，机械产品如机床、拖拉机下降了８０％左右，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也下降了８０％左右。农业方面，俄罗斯的粮食生产下降５０％，牛的饲养头数减少２３％，猪的饲养头数减少３５％，农用拖拉机减少３０％，收割机减少４０％，食品供应严重依赖于进口。 目前，美国通过诱导俄罗斯进行自杀性激进改革，摧毁了俄罗斯的物质生产和科技实力，迫使脆弱的俄罗斯经济全面依赖于西方，俄罗斯正逐渐沦为西方垄断资本的经济殖民地，甚至丧失了制订本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俄政府为勉强度日被迫出售战略行业的国有资产，放宽外国资本购买战略行业资产的限制，外国资本正大举进军俄罗斯的石油、通讯等战略领域，俄罗斯的股市价值大约６０％已为外资所拥有。国际货币基金还以推迟贷款来威胁俄罗斯，要求加速大型工业企业的破产进程，以帮助西方垄断资本廉价控制俄罗斯经济，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俄罗斯已从工业生产大国，沦为西方的矿产等自然资源输出地，他说“我们应该清楚一点：即一个自然资源蕴藏丰富的国家要找到愿意开发这些资源的海外投资者并不难，尤其是价格合适的时候。然而，更难的是创建一个以产业或服务为基础的经济。1994年，制造业投资占外国投资总额比重仅为7%，而自然资源投资却占了外国投资总额的57%。1997年，虽然数据依然不够完整，但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外国投资比重进一步下挫，大约为3%左右。投资是受到了自然资源的吸引，而不是用于生产制造方面”。 斯蒂格利茨还幽默地讽刺道，“那些冷战经济学斗士们，似乎自认为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罪恶”的重任。那些主张实行休克疗法人，那些主张迅速实现私有化的人，至今仍认为问题并不是冲击太大，而是药方太小了，冲击太小了。实行的改革还不够激进。药是对的，只是病人没有按医嘱进行治疗！一个俄罗斯的改革者最近讥讽说他们颁布的法律都没有错，就是没有执行罢了”。［１５］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已从起初的诱骗办法，转向不加掩饰地剥夺前苏东国家的经济主权，如强迫俄罗斯将男性公民领取退休金年龄提高五岁，尽管改革后男性公民的人均寿命比以前下降了五岁，以节省政府经费保证优先偿还欠外国资本的债务，９７年初趁保加利亚出现全国饥荒之机，强迫其廉价出售邮电通讯等战略行业的控股权，强迫乌克兰大批关闭矿山，取消进口产品的质量检查等等。９８年３月２３日俄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解散政府，据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份文章报道，“叶利钦的决定与俄内务部于３月初提供的一份报告有关，该报告称改革进程不仅引起了不满情绪，而且正在导致对改革者的强烈仇恨，国民中有相当多的人（多半是年轻人）准备拿起武器反对政府，如果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的话，看来一场武装暴动正在酝酿之中”。叶利钦深知由他在情报部门的亲信所呈送的报告，不同于一般报刊的文章或反对派对俄罗斯局势的估价，该报告所警告的武装暴动并非是危言耸听，阿尔巴尼亚前总统贝里沙当选后曾推行了高压政策，但因他造成的社会灾难导致了民心丧尽，９７年阿南部发生武装暴动时军队竟然自动解散，叶利钦显然担心重蹈阿前总统贝里沙的覆辙，不如趁早解散不得人心的此届俄罗斯政府，但是，俄罗斯的困境是改革方向的根本失误引起的，不断更换政府也很难缓解已经积众难返的社会矛盾。俄罗斯政治动荡中普里马克夫当选为新总理，他深知以前的市场改革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公开宣称打算纠正以前改革中的错误作法。但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垄断资本从以前改革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普里马克夫采取了不同于以前的新经济政策，对稳定国内经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许多新政策触犯了国内外垄断资本的利益，如加强政府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限制金融寡头将掠夺资产转移到国家，遭到西方和俄罗斯垄断财团的强烈反对和破坏，最终他们怂恿叶利钦罢免了普里马科夫，由叶利钦选择自己在安全部门的亲信担任总理。 八十年代前苏联缩小了同美国的工业化差距，于是认为已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联合国有关机构也将前苏联列为工业发达国家。前苏联改革初期，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很快就能过上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生活，但是，俄罗斯选择资本主义改革道路造成了巨大灾难，非但没有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反而堕落成了贫富悬殊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蜕变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前苏联广大人民因领导人推行改革的失误，付出了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巨大代价，遭受了黑社会泛滥、传染病猖獗和广泛失业的灾难，饱尝了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和社会保障瓦解的痛苦。１９９８年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宣布，不再将俄罗斯列为工业发达国家，因为，俄罗斯的许多社会经济指标都明显恶化，包括医疗开支、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率，以及财产集中程度和社会贫富差距等等，其人均寿命甚至降低到了不发达国家的水平。６０年代前苏联曾以世界上死亡率最低而自豪，目前，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和社会保障瓦解，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同改革前同期相比死亡人数净增加了四百五十多万人，而且新增死亡人口大多数是中年轻人，俄罗斯居民的平均寿命也下降了五岁，这种恶劣情况一般只有在大规模战争中才会出现。倘若类似的社会灾难发生在中国，就意味着多死亡三、四千万无辜的人民，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绝不应容忍类似灾难在中国重演。 二、揭开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失败之谜 ９８年俄罗斯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道路的失败，特别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曾经探索过多种改革道路，强化激励、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由于受西方宣扬的规范经济理论影响，戈尔巴乔夫认为产权改革才是关键，决定大力推行股份化，并将其称之为“社会化”。１９９０年，苏共中央向２８大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肯定了股份制的作用，决定以此来加快经济改革。９１年戈尔巴乔夫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发表宏论称“我们愿意实现经济自由，但这主要由社会来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推动人们进入股份企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初衷，或许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但是，他没有想到料到的是，一旦人们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就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拥护社会主义的前苏联民众，纷纷转向拥护主张激进改革的叶利钦。 叶利钦曾以以反腐败赢得民众支持，他主张推行私有化实现“人民资本主义”，但是，俄罗斯民众没有料到私有化的结局，竟然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迅速形成了七大金融寡头家族的垄断，昔日号称“反腐败英雄”叶利钦，如今也涉嫌通过洗钱将巨额资产转移海外。１９９１年叶利钦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卖中小型国有企业，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阶段称之为“凭证私有化”，发放可出售、转让的私有化证券，第二阶段则称之为“货币私有化”，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法人购股、持股基金和产权重组等等。早在１９９４年底，俄罗斯已有７０％的工业企业进行了私有化，但是，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实践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统计资料，９８年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有５０％陷入了亏损，有２５％的私有化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据我国访问俄罗斯的学者考察，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成了股东，却根本没有参与的权力和机会，感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倒是沦为了“雇工”，经常受到拖欠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众多俄罗斯人因生活艰难而将私有化证券或股票低价出卖。［１６］ 俄罗斯社会早已广泛熟知，私有化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腐败现象，黑社会和腐败官员、经理相勾结，实际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业和银行。新兴腐败经理阶层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而将其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产权化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无法监督制衡反而相互勾结进行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年持续下降，每年约有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形成了俄罗斯经济“动脉”大出血。这种变态的私有产权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正，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是长期性的。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私有化已成为合法化的盗窃行动。目前，俄罗斯形成了掌握经济命脉的七大垄断财团，通过其拥有的大新闻媒介影响社会舆论，提供政治资金和安插内线关系操纵政府决策。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私有化是惟一能够彻底明确公有企业产权界定的办法，应该能够减轻国有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大大提高企业效率，为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效果却同西方的产权理论的推论完全相反呢？根据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规律，企业的产权结构总是在企业成长的漫长过程中适应生产规模、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等生产力因素的需要，逐渐地有机形成的。一般来说，私人企业是由业主、合伙、有限责任企业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这样控股股东才有充分的时间，逐步积累控制企业和选择、监督代理人的经验，将由于股权分散化和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限制在一定范围。如果私人企业的股权分散化过程过快，可能造成企业权力体系失去控制，因内部矛盾和纠纷干扰经营权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导致企业的亏损甚至解体。但是，俄罗斯私有化运动，不顾国有企业的不同动态成长经历，试图模仿西方股份公司几百年演化的静态结果，完全违反了上述经济规律。由府官员和某些经济学家，仅仅凭着主观的空想，在短期内以任意方式决定成千百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这样一方面给原有经营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却无法保证经营才能同财产分配重新结合的自然过程。例如，产权的平均分配破坏了经营权的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如果企业财产落入善于权术而无能经营的人手中，低效率将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固定化。调查表明，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的原国有财产的控制权正迅速集中在官僚、黑社会和投机集团的手中，这种所有权结构是否能提高原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是不难想象的。 前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有僵化的弊病，但依然存在着比较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监督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预算软化”和贪污浪费现象，如国营企业对设备工具、行政费用和现金出纳等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根据现代组织理论，实行分权化和引入市场化改革时，企业应特别应重视用新的责任制来取代旧的责任制，否则经营部门易于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导致代理成本的扩大。但是，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却违反了上述规律，对所有权结构进行任意而且过快的分散化，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导致众多股东之间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这样做虽然瓦解了旧的责任制，但是新的有效责任制却难以建立起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许多企业的实例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前苏联的民航体系很发达，责任制度也非常严格，甚至飞行员用哪一只脚先登上飞机都有规定，违反了要受处罚，因此，前苏联民航以其安全性而闻名。但是苏联解体后，民航实行了私有化，经营责任制却非常涣散，恶性航空事故大幅度上升，而且大多是缺乏责任心所致，９４年失事的一架飞机，竟然从黑匣子的录音带上发现了驾驶员的孩子的声音，专家推断这种明显违反驾驶安全规定的作法同事故有直接关系。又如，前苏联的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很发达，我国电力系统经常购买其设备，虽然其体制僵化，同部委的交涉时间较长，但批准后执行却很快；前苏联解体并私有化后，同各个厂家的经理交易都要有现金贿赂，因此尽管其设备价格便宜，国内正规企业也难以再购买。上述实例比理论分析更加生动地说明了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预算软化”问题恶化的事实。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的问题，而现代企业在实行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造成了企业经营秩序的混乱，征收高额增值税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结果是生产萎缩和税源枯竭，而且８０％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９７年俄罗斯的财政税收不足预算的一半，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拖欠了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和福利费用。政府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兑现叶利钦９６年总统选举许下的承诺，避免因拖欠工资出现社会爆炸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举借高利息外债勉强度日。但是，近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举借外债日趋困难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长，偿还债务支出已占全部财政预算的３０％，甚至俄政府将国债实际利息提高到１５０％，国际货币基金提供了二百多亿美元贷款之后，外国投资者也不愿购买反而纷纷抛售，最终成为一场的国际金融风暴的发源地。俄罗斯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后，几乎没有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工厂企业，资金不是外流就是进入金融泡沫投机领域，实质生产不断萎缩而股市却出现虚假繁荣，９８年泡沫经济崩溃触发了股票市场暴跌，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急剧上升到８０％，沉溺于投机的私有化银行也纷纷破产。 三、戳穿西方经济理论与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 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带来巨大恶果，其对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启示，就是改革方案的设计不能照搬西方规范经济理论，不能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出发，特别应警惕代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经济学对于研究我国经济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西方的各种经济理论一般建立在许多抽象假设基础上的，不仅难以反映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更是南辕北辙。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倡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还直接服务于某些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数百年来，西方列强一直打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幌子，名为奉行不干预经济政策，实为维护本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借助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对外推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对弱小民族国家进行野蛮的殖民掠夺。但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一些西方国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严重的社会失业危机置之不理，最终因社会动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因此声誉扫地，曾经长期陷入一蹶不振。二战后迫于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西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良，加强了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自由主义理论甚至被认为是反动思潮。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问题，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经过包装又趁机卷土重来，攻击二战后的政府干预经济和的社会改良，公开主张重新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时代”。 尽管在众多西方经济学派的抨击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显得漏洞百出，仅仅是有争议的非主流学派，但是，在西方右翼政客和大垄断财团的全力支持下，居然在英美等国政坛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八十年代，英、美两国保守政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号召，曾再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十年中两度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和失业危机，原来缓和的贫富差距再度显著扩大，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看起来是主张改革创新，实际上是主张复古倒退。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越来越声誉扫地，但是，美国垄断资本出于政治经济战略利益，仍然通过操纵一些国际权威经济组织，向第三世界和前苏联、东欧地区兜售，用贷款附加条件的办法逼迫这些国家就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推行的“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前苏联、东欧采取的“休克疗法”，也都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药箱。这些国家普遍因采纳了其错误的政策主张，长期遭受了经济衰退、失业加剧和贫困恶化的巨大痛苦，民族工业逐渐落入西方跨国公司手中。 经历了多年的曲折转轨过程，一些东欧经济学家前不久指出，独联体、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遭受失败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应努力避免到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特别是应防止陷入了五个经济理论的误区。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制造了一些神话般的经济理论陷阱，真正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买办资本以及新兴的政治权贵。 第一个经济理论陷阱，是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上西方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一些独联体、东欧国家已经“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仍深陷经济萧条，保加利亚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４０—５０％，失业率保持在１６—２０％，贫困率仍高达８５—９０％，经受了保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一位保加利亚前民主积极分子痛心地说，“在共产党垮台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共产党政府有关美国的一切说法和警告，纯属欺骗和宣传。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我是一个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们的陷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民主和开放的引诱。那些老人、妇女搜寻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见了心痛欲碎！十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当初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１９９９年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回来吧，齐奥塞斯库同志，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也在这座城市，爆发了诱发社会剧变的动荡，后来有报道说是西方特工机构操纵的。［１７］ 第二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付出代价后，很快会得到补偿。经济理论家向人民宣扬这样的观点，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价，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确，国民经济迟早会从衰退转入复苏，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经历了三、四年的严重衰退后，逐渐开始了经济复苏，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绪变得比衰退时期还要强烈，因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许多人的实际收入仍在下降。据《华尔街日报》刊登《中东欧经济评论》９７年５月号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１９９６年匈牙利仅有６％的人口收入增长，７２％的人口收入下降，２１％的人口收入保持不变，波兰仅有２０％的人口收入增长，３７％的人口收入下降，４０％的人口收入大体没有变化。尽管西方报刊将波兰视为“改革楷模”，宣扬靠引进外国投资培育了新中产阶级，但是，占７０％多的大多数人口仍未真正受益，属于类似拉丁美洲的两极分化型经济增长。［１８］ 第三个理论陷阱，是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承担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痛苦。东欧人民认为那些付出艰苦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致富，但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改革的成果“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种情形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如出一辙。原来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对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食饵”的态度，以前给予大量援助的许诺并未兑现。 第四个经济理论陷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均富。许多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像理论家宣传的那样产生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而是导致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老弱病残陷入赤贫的地狱。理论家认为私有化企业提高了效率，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实现再分配，达到比原来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事实上，私有化企业并没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税收，如叶利钦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根本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无法给现有职工和军队发工资，为了赢得９６年总统选举，强迫中央银行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拉拢人心，却加速了９８年爆发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五个理论陷阱是，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台湾、南朝鲜二战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近年来东欧国家的土地改革，则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其归还给地主。例如，保加利亚曾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产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西方国家一般是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对象是任何国有企业，包括大批盈利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剧烈的产权变更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私有化从一种经济手段，变成了经济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的新生贵族阶层。 四、为何前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为何前苏联会放弃“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倒退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呢？为何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垮台？为何前苏联不仅拥有强大的工业军事实力，而且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就业、医疗和养老，却反而在一夜之间发生制度“剧变”呢？为何前苏联“剧变”不是发生在僵化或谨慎改革的时期，而恰恰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全面改革的年代？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存亡而又急待解答的重大问题。近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策略，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反思。许多人将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归于计划经济的僵化，这种观点有道理但却是不够全面的。尽管前苏联、东欧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曾是欧洲非常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日俄战争中无论海战、陆战均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但是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战时期，前苏联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优越于日本，以致在外蒙和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显得不堪一击。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曾撰写《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提到以１９１３的工业生产为基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１９３８年，前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较美国快数倍，确保了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对抗德国侵略。尽管前苏联曾在二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美国的国土未受到战火的波及，工业科技实力反而大大增强，但是，前苏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并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八十年代许多工业品生产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军事力量无论在常规军备和核导弹方面，强大到足以对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国。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敞若社会主义确实是效率低下的落后制度，历史上总是贪婪地掠夺别国资源的西方列强，决不会突然改变本性大发善心，甚至对以前的敌对国家也进行大量的援助。一次大战之后，西方列强曾强迫德国割让了大片工业发达的领土，放弃了７４％的铁矿和２６％的煤矿，而且还需支付难以忍受的巨额战争赔款。世界上有许多人口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巴西拥有一亿多人口和丰富的资源，但主要工业行业几乎都为外国公司垄断，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贫困问题，根本无法拥有前苏联同美国抗衡的经济军事实力。 附表１、反映若干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结构特点的统计数据 人均ＧＮＰ农业人口ＧＮＰ年增长钢产量发电量谷物肉产量 （８５年，￥）（８５年）（８０－５年）（１９８５年，按人口平均数） （公斤）（度）（公斤）（公斤） 前苏联７４００１９％２．０％５５８５５６３６９０６１ 捷克８７５０１３％１．５％９７０５２０１７７３９９ 匈牙利７５６０１８％３４２２５０１１４１２１１２ 保加利亚６４２０２０％１．２％３２８４６４２１０４０９４ 中国３４０６８％９．３％４５３９２３６２１６ 美国１６７１０３％２．４％３４４１０３１８１４５０７３ 法国１３７５５９％１．３％３４４５８６５１００２７１ 英国１２０４２３％１．７％２７７５２４７３９６４１ 意大利１０９２８１３％０．８％４１６３４１３３１７３８ 西班牙９００８１８％１．４％３６２３２３５５４１４３ 希腊６８５４３１％１．０％９９２４９９３６ 印度２５０７０％４．１％１５２２３２２１１０ －－－－－－－－－－－－－－－－－－－－－－－－－－－－－－－－－－－ 数据来源：有关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农业人口、增长率的数据来自 美国格利高力著《比较经济制度学》，原引自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的有关经济统计资 料。工农业的实物产量数据来自中国《世界经济统计简编》１９８７年。

大李 · 发表于 3.3.2005 19:57:29

【转贴】超级大国的衰落：俄罗斯的惨痛教训（二） 附表２、前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前苏联为美国的百分比） １９５０年６０年７０年８０年 国民收入３１５８６５６７ 工业生产３０５５７５８０ 钢产量３０７１９５１４２ 发电量２２３３４３５３ 工业用电３１４６６９９１ 原油１４４２７４１４２ 天然气３１２３０６９ 化肥产量３１４３８８１１０ 化学纤维４２７２８３０ 水泥产量２６８１１４１１８０ 农业生产５５７０８５８５ 谷物产量５６６９９９７０ 棉花产量５４４７１０５１２２ 铁路６８１７５２１８２４７ 社会劳动生产率约４０约４０ 工业劳动生产率４４约５３５５以上 农业劳动生产率２０棧玻? ２０棧玻?/P>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简编》１９８７年，引自前苏联中央统计局的数据， 价值数据如国民收入对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对美国的国民收入按前苏联的统计方法（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进行改算后，按可比价格进行比较，故同西方数据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有些人仅仅将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静态的比较，这种比较是片面的。八十年代中苏外交关系比较紧张，妨碍了我们客观地认识前苏联的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有必要进行更为全面、动态的比较分析。同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经济仍然相对落后，无论在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仍现实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五十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许多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了八十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６７％，工业生产上升到美国的８０％，钢铁、石油、化肥、水泥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就业水平和社会分配方面，前苏联、东欧经济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相当多部门还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社会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覆盖面与北欧社会福利国家相差不大，工人农民均享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而且前苏东国家人民不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就业保障比较西方的失业救济制度，能够为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舒适的环境。前苏联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８４年的中学入学率为１００％，而美国同期的中学入学率为９５％，法国为９０％，西德为８０％，巴西仅为３６％。在社会治安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以社会秩序良好闻名，显著优越于一些犯罪率高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前苏联、东欧的发展水平虽然明显落后于西欧和美国，但是，这种情况同上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起步不同有很大关系，而且西方长期实行的封锁遏制政策也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同起步较晚的南欧国家相比，如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当接近或略胜一筹，在重化工业和高科技方面更为发达，在消费品工业方面可能有所逊色。南欧国家尽管享受欧洲联盟的经济援助，但仍然存在不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近年来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２０％，社会收入分配也更为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也落后于西欧。 前苏联、东欧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包括拉美的许多新兴工业国家，无论在国民收入、工业化水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拉丁美洲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１９世纪英、美就曾对拉美进行了大量工矿业和铁路投资。二战以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普遍加快，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经济突出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弊病，由于社会财富过于集中于私人资本和外国跨国公司手中，贫富差距悬殊，人民贫困严重。１９８０年，拉美的贫困者的人数为１．１２亿，１９９０年增至１．９２亿，占拉美人口的４６％，其中一半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墨西哥在６３—７５年间，占人口５０％的穷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由１５％下降为１３％，而２０％的富人的收入比重则由４０％上升到６０％，八十年代推行自由化改革以来，社会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８５年拉美城市的公开失业率为１１．１％，半失业、隐性失业现象更为严重。尽管拉美国家按美元计算的的人均国民收入大大高于中国，但是，由于拉美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贫困严重，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落后，而中国生产资料分配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医疗卫生事业较发达，经济改革又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拉美许多国家的人均营养水平和人均寿命都落后于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拉美国家还存在严重的贩毒和贪污腐败问题，黑社会将贩毒视为积累财富的捷径，许多人为贫困所迫而卷入，致使贩毒现象遍布城乡；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由来已久，丑闻不断，黑社会的贩毒贿赂加重了这个问题。尽管前苏联经济远远优越于拉丁美洲国家，但是，由于现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贫富悬殊和黑社会犯罪猖獗等许多方面，已接近甚至比拉丁美洲国家的状况更为糟糕。［１９］ 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黄油面包”，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实际上，布热金斯基曾经担任政府的国家安全秘书，深知这正是美国瓦解前苏联制度的秘密战略。近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写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十年代国债从七千亿猛增至三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六十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的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事实上，前苏联的农业、轻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的供应，小轿车等耐用品以及郊区别墅的拥有率也很高，匈牙利六十年代实行改革并改变发展战略后，出现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农业生产率接近西欧国家。值得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有充分就业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仍然高于大多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许多贫富悬殊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许多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但是，美国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出发，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顾由此引起广大人民贫困状况恶化，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我国的许多学者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体制改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的确，前苏联在发展重工业和备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了生产率进步，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挥的应有经济潜力。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试尝经济改革，如前苏联实行了更加重视利润指标和物质奖励的作法，匈牙利从６８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采取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战略，这些改革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缓解了体制僵化的矛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历史事实不采取简单的态度，而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是发生在体制僵化或谨慎改革时期，而恰恰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年代。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八十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里根政府推行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进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压低油价枯竭外汇来源造成很大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其实，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远远不及二战后初期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善良有余而未经风浪老练不足，误入美国攻心战陷阱导致了前苏联崩溃。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八十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着许多的改革选择，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就是瓦解前苏联，但是，却被美国精心诱导?上了毁灭之路。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前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试想阅历不深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创造出深奥的“产权明晰理论”，认定产权改革乃是深层次的关键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苏联面临着商品供应短缺，却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推行“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呢？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尽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实证据，许多中国人仍不愿相信“阴谋说”，仍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积极否定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作用，这种看法容易误入美国的攻心战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战略的目的不谋而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话如此露骨，倘若我们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难免那一天也吃错药重蹈前苏联覆辙。［２０］ 西方国家特别重视培养前苏联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少长期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分辨能力，容易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盲目崇拜。西方国家培养了盖达尔等一批年轻经济学家，后来分别担任了俄罗斯总理和政府部长的要职，成为俄罗斯推行灾难性“休克疗法”的主力军。西方国家纷纷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谋划策，撒切尔夫人曾亲自向他面授“私有化”的奥秘，趁机诱导前苏联进行自杀性的激进改革，有意利用自由化市场的内在弊端作为战略武器，以求彻底摧毁前苏联作为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还提出了“改革阵痛”的烟幕蒙蔽前苏联人民。不幸的是，前苏联的领导人和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仅仅熟悉以前帝国主义时代的“硬战争”，对于西方采取的“软战争”却完全缺乏戒备。 戈尔巴乔夫采取了直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办法，大胆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政治、经济改革设想，其影响很快波及到整个东欧地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举行了有反对派参加的全民自由选举，经济体制方面准备实施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计划”，拟用一年半完全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和政府管制等等，美国资本家索罗斯积极参与并资助了拟定“五百天计划”的过程。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资助和参与制订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符合前苏联国情不难想象。这些改革措施来自西方的规范药方，不仅脱离了前苏联的实际情况，还严重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实践中推行矛盾重重加剧了经济混乱，国民经济从以前缓慢增长变为加速下滑，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落空，普遍产生了怨恨不满情绪，从初期选举中主要投共产党改革派的票，转为投激进反对派的票，最终导致了叶利钦上台和前苏联的解体。 由此可见，经济体制僵化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领导人推行改革政策的失误，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戈尔巴乔夫的大胆改革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西方摧毁前苏联的“软战争”却大获全胜。前苏联人民现在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但不幸的是这已经为时太晚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民对美国和西方是有热情的，但是，由于改革六年来事态的发展，“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２５］ 五、警惕西方动摇我们制度信心的“软战争” 美国政府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重点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攻心战略，设法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这是西方家深入研究了前苏联制度的优缺点，专门攻击其薄弱环节的一种精明厉害战略。二战后美国曾依靠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经常采取封锁遏制甚至军事侵略的行径，但是，美国为自己的傲慢态度付出了沉重代价，深深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领悟到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理想主义的优势，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抵抗外敌，但是，敞若西方采取“攻心战”瓦解其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就有可能诱导其领导人自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或因改革出现失误不慎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无法获得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的保障，经常发生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但是，国内外垄断资本及其控制的专政机构，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因此，即使这些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人民也绝对没有机会和平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们，整体上是真心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工作的，敞若他们认为改革符合全社会的利益，甚至愿意为改革而牺牲个人的既得利益，至少不会像资本阶级那样采取暴力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国家鉴于侵略战争和封锁遏制的失败教训，意识到难以通过“硬战争”打败社会主义国家，才提出了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发动“攻心战”瓦解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美国采取“攻心战”的秘密战略瓦解前苏联，导致俄罗斯正逐渐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值得引起我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警惕。美国同前苏联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新中国成立后与美国发生过多次冲突，尼克松访华也是为了摆脱越南战争困境，因此，美国右翼对中国的仇恨绝不会亚于前苏联，肯定也会拟定针对中国的“攻心战”秘密战略。我国近代史上曾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掠夺，但是，当前西方国家的对华的态度似乎有了积极改变，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仿佛从掠夺成性的强盗骤然间变成了慈善家。但是，为何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数百年一直不变，而近二十年来对华态度却骤然发生较大变化呢？为何解放前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从来不曾对中国发过善心，反而不断发动战争强加不平等条约和巨额赔款呢？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态度改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解放后工业化成功和综合国力日益强大，迫使西方国家无力推行侵略掠夺和封锁遏制政策。冷战期间，美国曾花费大量财力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越南战争中不惜耗资近两千亿美元，但是，遭到了惨重失败和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无奈中修改了“冷战”的国际政治战略，采取了以“软战争”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越战失败之后美国许多国际战略专家提出，美国在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条件下，应试图利用一系列新的战略政策武器，来实现支配世界战略格局的目标。美国国际专家的提出的战略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包括局部地放弃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经济文化交流和经济军事制裁手段，软硬兼施地诱迫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许多著名的国际战略专家还早就提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必然大大增强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成为同美国争夺自然资源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应及早设法阻止这一实力均衡变化趋势。敞若我们认为西方积极资助经济文化交流，目的是帮助我国改革开放并成为现代化强国，那实在是一种误入西方陷阱的幼稚想法，因为，西方垄断资本绝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我们从许多微妙迹象不难洞察西方的对华战略动机，如８９年布什访华不忘特别拜访方励之，克林顿在白宫“偶然巧遇”达赖喇嘛等等。我们从西方一贯奉行的国际地缘战略方针，以及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大量客观事实，不难知道西方列强时刻都在寻求分裂瓦解中国，敞若说西方尚未公开针对中国的秘密战略，仅仅是因为尚未获得类似瓦解前苏联的“胜利”。近年来随着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获得成功之后，美国的国际专家和新闻媒介纷纷制造舆论，宣扬中国综合国力日趋强大威胁美国的利益，竟然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潜在战略敌人。敞若我们对西方的对华战略缺乏清醒认识，随时可能误入西方列强设下的战略陷阱，为潜藏在正常交往中的战略暗器所重伤，甚至重蹈前苏联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覆辙。从美国政府针对前苏联的“攻心战”秘密战略，我们不难知道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正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生命线，直接关系到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否正确，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而断定，社会主义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选择，否则美国何必不惜耗费巨资发动秘密“攻心战”，何必将８０％的外援提供给社会主义周围国家，敞若社会主义真是效率低下的落后制度，中华民族何以雪洗一百多年来的耻辱，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但是，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当然，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强的经济条件资助文化交流，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国际政治战略的目的。国际文化经济交流的机会增多，为我们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是我们争取民族利益斗争的胜利成果，但是，的确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由于追求富裕生活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许多人难免不急切地希望效仿西方发达国家，以为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定带来经济繁荣，没有必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忽略了造成中、西方之间差距的复杂历史原因，以及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状况。西方邀请我国大量的官员、学者进行访问，许多人因中西方差距而动摇了对本国制度的信心，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中西方差距的扩大而是缩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旧中国的留学生曾倍感西方人的严重歧视，饱尝“东亚病夫”和“劣等民族”的屈辱，甚至激励了许多出身资本家地主家庭的留学生，回国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深感国家贫穷软弱遭受外人欺负的耻辱，他写道“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法、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落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西方列强被迫放弃了封锁遏制“硬战争”策略，我国到西方考察或学习的官员和留学生，普遍受到来自强大国家的客人应有的礼遇，从新旧中国两代留学生的截然不同境遇，我们应该体会到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成就。但是，新中国毕竟仅有数十年的工业化历史，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比较仍有巨大的差距，敞若不从历史的动态角度来进行思考，有些人难免会对中西方经济比较产生认识误差，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一定怀疑，西方国际战略家正是希望利用这种认识误差，诱导我们对两种制度的比较产生判断失误，进而瓦解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误导我们作出类似前苏联的错误改革选择，落入美国“攻心战”秘密战略设下的陷阱。某些西方国际组织和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派，曾大肆宣扬走资本主义道路，数年内即可达到西欧国家的富裕水平，利用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于求富心理，误导俄罗斯选择了“休克疗法”错误政策。事实证明，俄罗斯非但没有因此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反而堕落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善良愿望被自私的政客愚弄了。前苏联曾经是一个能够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曾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如今却沦为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乞丐国家。“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该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惨痛代价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缩小了上百年，西方列强再也无法用军事强权威胁我们的民族生存，也无力支付封锁遏制中国的巨大代价，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演变”的战略，让我们因急于求富和判断失误而自乱阵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闭关锁国更是没有前途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任务，既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缺乏清醒的头脑，同样可能出现国家四分五裂、经济崩溃的巨大灾难，从政治、经济上再次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基础比前苏联更为薄弱，这种灾难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打击，无疑将大大超过前苏联解体带来的损失，这种局面也许正是某些西方列强所盼望而无法用枪炮得到的结果。 正如我们的前述分析，俄罗斯目前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如人民生活贫困、缺乏社会保障及黑社会犯罪猖獗等等，同许多拉美国家的社会状况有惊人的相似，实际上并非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短期阵痛，而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病。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痛苦时期，其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以保证私人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度过漫长的“黑暗隧道”之后，才能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有充足的财力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平虽然令人羡慕，但这些是经过漫长的、残酷的资本主义积累，掠夺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资源财富基础上建立的。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而经济基础较差，由于生产资料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改革开放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如人均营养水平、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均拥有医生数量、成人识字率，等等，已经列居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由联合国委派到发展中国家长期工作的一位日本教授说，他到过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有“三多”，即妓女多、乞丐多、无业游民多，他在许多国家都经常遇到过一种可笑又可悲的事情，汽车刚刚在路边停下，一群声称要帮助“照看汽车”的人就围了上来，如果他说有锁不需要照看，转身汽车轮胎就会被扎一个眼。他曾于８６年访问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觉中国仿佛是一个发达国家，主要是大多数人民有稳定的工作，有较好的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机会，而这些比豪华宾馆更反映社会生活质量。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私人资本实现工业化，不可避免会面临着重重困难。由于现代工业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而且面临着西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承受巨大的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率一般相当低，大约在１０％—１５％左右，不到我国积累率的一半，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乡的公开、隐性失业率一般较高，从而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拉美国家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投资，结果是国民经济受到西方强国的控制，长期有大量的利润汇出，导致了严重的净资本流失，广大人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处境。 台湾、南朝鲜在殖民地时期非常落后，二战后经济发展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为了封锁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向台湾、南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待遇，如果没有中国争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强大压力，从来自私自利的西方列强决不会变得慷慨大方，台湾、南韩也难以获得如此优越的经济发展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解放为它们的经济发展也间接地作出了贡献。许多人认为解放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解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用数十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国民生产总值从解放前的居世界第四十多位，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第八位。解放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巨大，以至于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但是，今天这种差距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缩小，以至于西方列强再也无法依靠经济军事强权直接威胁我们，而且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大而感到忧心忡忡。 尽管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盲目羡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对市场经济的利弊缺乏辩证的观点，不珍惜自己取得的巨大成果，甚至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样就很可能重蹈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覆辙，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无疑将更为严重。近年来，我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明显扩大，外资垄断许多行业市场，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停产、半停产的职工生活困难，卖淫、贩毒现象死灰复燃加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顽症，应该及早引起注意，认真进行有效治理，否则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例如，拉美、东南亚、非洲普遍存在严重的卖淫、贩毒、艾滋病问题，泰国人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百分之一，成人的感染率甚至接近百分之三，许多非洲国家因艾滋病泛滥导致了经济崩溃。据我国有关方面估算，如果我国的艾滋病的感染率达到泰国的水平，就意味着将带来庞大的医疗费用和各种经济损失，那样不仅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会被拖垮，而且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也会落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遣了大量官员和学者考察西方国家，但是，很少有人前往考察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当前我们有必要也派遣大量官员和学者，前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考察，这样才能认识到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社会贫富悬殊和人民生活的艰难痛苦，自觉地珍惜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纠正向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倒退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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