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号机密”如何奇迹般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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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与之并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库（中央地下档案库），一直湮没于历史的风雨中，鲜为人知。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将近20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英雄前仆后继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中央文库的首任主管“张老太爷”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颁布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各部委要有确定的组织，“并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据此，中央秘书处内设立文书科、会计科和交通科。其中，文书科内又分为文件阅览、文件保管、文件油印密写及文件收发工作。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秘书处由武汉迁回上海后，各科工作人员居住的“联络点”改称为“处”。因此，文件保管处又称为二处，地址位于租界戈登路1141号（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保管处受文书科主任直接领导，负责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与各地各级组织之间的往来频繁，然而上海的生存环境也一天天恶劣起来，中央各机关分散保存文件存在极大的风险。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集中保存，一份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精简机构，中央机关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而此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文件、资料，仍须长期安全保存。戈登路1141号当时还比较安全，暂不搬迁。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具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张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称，在党内有“老太爷”的雅号。

　　1931年1月，周恩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直接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工作中，他发现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鉴于文库接收的档案只是流水账，随收随登记，根本没有区分来源，周恩来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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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瞿秋白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故而能够较之“在位之人”更加超脱地思考未来。他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譬如，中央文件统一按四大编目入库保存：第一大类，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或材料），包括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议案、致中央或全党信，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及中央全会的议案以及记录；第二大类，中共中央对外宣言、告民众书等；第三大类，中共中央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政治及组织问题）记录；第四大类，中央决议及通告、宣传大纲（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信件）。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

　　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他更是在“将来”两字旁边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见到这份只有七大条的规定，周恩来马上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这份《文件处置办法》，也就成为了中共第一个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于是，文库工作人员从20余箱文件中拣出重要部分，重新分类存放，其余资料包括“事务性文件及小信”，均按《文件处置办法》“只须将内容简要的记入一本流水账，可随时毁去”进行了处置。

　　中央文库建立后，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是周恩来和瞿秋白。离开中央政治局后，瞿秋白将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常到中央文库查阅材料。1931年初，为撰写悼念林育南、李求实的文章，周恩来也曾去文库查用文件。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滩一时恶浪滔天，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将文件分若干次运往法租界顺昌里自家小石库门楼内（具体门牌号数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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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特殊机密”献出生命的陈为人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后，张唯一这时已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实在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管理“一号机密”，由张唯一单线联系。

　　陈为人，1928年当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东北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休养一段时间后，陈为人接到了新任务——调他们夫妻去守护地下文库。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阁楼中间放了大火炉，平时整理过的文件碎片、书籍随手烧掉；一旦出现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夫妻俩“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的誓言。

　　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是湖南人，因此他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妻子韩慧英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

　　陈为人白天做生意，晚上关上店门，上到三楼密室，关死窗户，拉严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万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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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库珍藏的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最重要、最机密的文件资料。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参加示威游行、撒传单等公开活动。因此在同外界的联系上，由妻子韩慧芝负责，陈为人只是驻守档案库。为防不测，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

　　进入20世纪30年代，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档案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老太婆的儿子是个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住着真正的共产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芝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转移文库。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实在不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之间，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兴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但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断了经费来源，自己早已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但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不顾一切地租了下来。

　　本来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贫，现在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库，还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文库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又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陈为人急得去找鲁迅帮忙，还靠进步知识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书接济。但是掩护机关始终是个难题，最后不得已，他写信把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找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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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如眼前的姐夫除去身上穿的，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煤球数着用，楼下摆着绝对不能吃的月饼，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当她明白了姐夫做的是何等“生意”，什么话都没有说，挑起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并拿出自己积攒的300块银元。

　　为维持生计，陈为人总是天黑时出门买山芋，堆在亭子间里。可怜的是那三个孩子，饥饿难熬。看到锅里剩下的那点粥哭闹着要吃。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那是他们的晚餐。陈为人“狠心”地说：‘“我们是吃点心，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不解了：“为什么我们天天吃点心呢?”陈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只有“苦中作乐”，转而高兴地提议：“吃完点心，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来，跳个舞吧。”他自己先跳，逗得孩子笑个不停。

　　面临着几年来最大的困难，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并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陈为人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没其他办法，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一次次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贴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以期引起地下党的注意。

　　1935年底，韩慧芝被释出狱。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不想这却给陈为人带来了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徐强记忆很深：“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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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陈为人早年在东北狱中就感染上了肺病，接手地下文库后，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把萝卜当水果吃。眼见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为陈为人的身体也为了文库的安全，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六箱档案并进四个大皮箱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接受文件箱的周小姐故意当众大声说道：“哎呀，张先生，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还劳你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她连声称谢，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怀里。

　　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之后病重不起。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可陈为人不忍党在极端困难时期把少得可怜的经费浪费在自己身上，党组织只好多次派党内医生到家里为他治病。无奈他沉疴日重，1937年3月12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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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恐怖的涡流中不停辗转：徐强、刘钊、缪谷稔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他俩将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周天宝的姨夫是招商局官吏，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姨夫的私产。他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档案箱就存放在她的二楼。周天宝则就近保管。

　　紧挨着顺昌里，后面是杜月笙、张啸林的公馆，都是上层有产者的家，不远处还有嵩山路巡捕房。将库址选在这样的地形环境，本来是相当安全的。哪知没过多久，7号院前面租给电影制片厂放胶片的房子不慎失火，连带也烧毁了7号楼房的一角。

　　周天宝抢救出文件，搬到自己的住处。可他那里同时又是地下党秘密集会的联络点，来往人多。档案库再次转移，暂时存在邬裕昶皮件厂学徒工娄志美处。

　　1939年，徐强奉调延安，管理文库的重任由李云一人承担，但这不符合中央文库“家庭化”的管理原则。不久李云也奉调延安，文库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委派刘钊临时管理中央文库。

　　1940年秋，由1927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负责人。2万余件库藏，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吴成方、缪谷稔与刘钊经常在一起商讨文库的管理工作，不想引起了房东老太的疑虑，借口乡下儿媳要来住，要求将东西搬走。缪谷稔立即与妻子一起，把4大箱档案分散包装，雇黄包车从市中心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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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春交通员小郑被捕，文库又被临时转移至新闸路944弄过街楼亭子间。稍后小郑牺牲，所幸文库没有暴露。

　　保管地下文库责任重，风险大，生活特别清苦，不久，缪谷稔也因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1944年病逝时还不到40岁。

　　迎来曙光的最长守护者陈来生

　　1942年夏，为让缪谷稔安心养病，吴成方决定派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地下文库。挑选陈来生，是看重他对党忠诚，既能吃苦耐劳，又机警灵活，而且精力旺盛。

　　陈来生接手之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镇压中国革命的严峻时刻，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在交通要道拉上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陈来生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小鱼钻网眼”，将2万余件文件顺利运到公共租界新闸路赓庆里，借了过街楼下面一棚屋的阁楼，将档案藏在新做的夹壁墙内，用手敲击也发现不了。

　　为了掩护看守同时又能贴补家用，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

　　这种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于是，陈来生喘息未定，又要开始新迁移。成都北路972弄3号西厢房清静安全，他向岳父借钱租下来，开了一家“向荣面坊”，转做卖面粉、切面生意。店里搭间阁楼，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再顺着“墙”外钉一层木板，木板上再糊报纸，又是一堵看不出来的夹壁墙。此后曾一度转移到新闸路一家大饼店的社披间里。

　　陈来生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党组织现在也很困难，要他自己设法解决经费问题。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和当时上海几百万失业者一样，陈来生也带着家人跑单帮，在江湾镇黑市买几百斤生蚕豆，租锅灶炒熟后，全家人化装成小贩，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把豆子运到市内的小摊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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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中央文库的文件多次被党中央调用。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要调阅一批档案。陈来生回家拆开夹壁墙翻找。阁楼低矮，只能蹲着，又是盛夏，阁楼没窗，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蒸笼里，浑身大汗淋漓。整整找了几天，才找出所要的几十件，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1943年潘汉年从华中根据地带信给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需要调有关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到延安。为携带的方便和安全，文件被拍成照相底片，装在干电池的芯子里，由特派交通员送往根据地。

　　在此期间，陈来生、吴成方都曾遭逮捕，经组织疏通营救而获释。但是，中央文库并未因此遭受丝毫的损失。因为根据前阶段的斗争经验，中央定下新的规定：中央文库的文件绝不能存放在保管者的身边，文件必须放置在另一个绝密的地点，即使保管者发生突然事变，文件也可得到安全保存。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档案。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筹划全部库藏迁至延安的具体事宜。接到指令，陈来生马上买来两个航空皮箱，将第一批档案5000余份历史文件送到吴成方家，交由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编号“06”，意思是1946年收进的。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共中央禁止乘国民党飞机携带文件。转移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

　　内战愈演愈烈，上海滩再次陷入白色恶浪之中，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统特务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陈来生心里明白，自己保护机要档案，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提前和家人打过招呼：“一旦我牺牲，解放以后，你们要找解放军进城部队最高指挥员，当着他的面打开宝库，不见不打开。”

　　1948年，吴成方因身份暴露迅速撤离上海，陈来生改由陈惠瑛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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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陈惠瑛就向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

　　装包打捆统计几个月后，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是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原文是“有功的同志”），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0月4日，上海市委公开发表嘉奖信，表彰陈来生安全保管中央文库的事迹，同时对其家属表示感谢。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仍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1950年3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给中央办公厅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接收上海陈来生所保存材料的情况报告》指出：陈来生保存的这批文件“在15000件左右”，其中包括1922～1934年（即从党成立到党中央及各部委迁至江西瑞金为止）中共中央文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文件、红军文件、国际文件和各地党委文件等，“这些材料大体是按地区和机关单位捆包的，也有些各地材料是混合包装的”。

　　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文库遂告结束。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政、军、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的原始档案，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昭示着那些曾经为之贡献一切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