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号机密”如何奇迹般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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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中央文库的文件多次被党中央调用。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要调阅一批档案。陈来生回家拆开夹壁墙翻找。阁楼低矮，只能蹲着，又是盛夏，阁楼没窗，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蒸笼里，浑身大汗淋漓。整整找了几天，才找出所要的几十件，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1943年潘汉年从华中根据地带信给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需要调有关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到延安。为携带的方便和安全，文件被拍成照相底片，装在干电池的芯子里，由特派交通员送往根据地。

　　在此期间，陈来生、吴成方都曾遭逮捕，经组织疏通营救而获释。但是，中央文库并未因此遭受丝毫的损失。因为根据前阶段的斗争经验，中央定下新的规定：中央文库的文件绝不能存放在保管者的身边，文件必须放置在另一个绝密的地点，即使保管者发生突然事变，文件也可得到安全保存。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档案。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筹划全部库藏迁至延安的具体事宜。接到指令，陈来生马上买来两个航空皮箱，将第一批档案5000余份历史文件送到吴成方家，交由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编号“06”，意思是1946年收进的。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共中央禁止乘国民党飞机携带文件。转移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

　　内战愈演愈烈，上海滩再次陷入白色恶浪之中，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统特务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陈来生心里明白，自己保护机要档案，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提前和家人打过招呼：“一旦我牺牲，解放以后，你们要找解放军进城部队最高指挥员，当着他的面打开宝库，不见不打开。”

　　1948年，吴成方因身份暴露迅速撤离上海，陈来生改由陈惠瑛领导。

　　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陈惠瑛就向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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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包打捆统计几个月后，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是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原文是“有功的同志”），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0月4日，上海市委公开发表嘉奖信，表彰陈来生安全保管中央文库的事迹，同时对其家属表示感谢。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仍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1950年3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给中央办公厅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接收上海陈来生所保存材料的情况报告》指出：陈来生保存的这批文件“在15000件左右”，其中包括1922～1934年（即从党成立到党中央及各部委迁至江西瑞金为止）中共中央文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文件、红军文件、国际文件和各地党委文件等，“这些材料大体是按地区和机关单位捆包的，也有些各地材料是混合包装的”。

　　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文库遂告结束。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政、军、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的原始档案，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昭示着那些曾经为之贡献一切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