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公布日本战犯罪行笔供

有容乃大

宇津木孟雄拿活人做病理实验

据宇津木孟雄1954年7月—9月笔供，他1895年生于日本千叶县。1934年，任伪满宪兵队顾问。1942年7月，任新京兴亚产业公司社长。1945年12月20日，于长春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7年11月，把新京宪兵分队“扣押中的死刑该当中国爱国者为病理实验”而押送给新京第二陆军病院。“此时我正乘汽车要出差，顺便把田村伍长和该被扣押人带到陆军病院前。”

　　1938年1月，为了拿活人做病理实验，“我命安腾准尉和田村伍长两人将死刑该当者1名，押送新京第二陆军病院，交给小野军医大尉”。

　　11月，为了拿活人做病理实验，“命安腾准尉和田村伍长把分队扣押的死刑该当中国爱国者1名，押送新京第二陆军病院，交给小野军医大尉”。同月，“逮捕中国爱国人民7名，其中6名押送检察厅处理……，1名以杀人强盗罪该当着，押送新京第二陆军病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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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井久二郎杀害军民数百人

国家档案局今日在其网站公布了日本侵华战犯田井久二郎的自供，其中提到，其在伪热河省警务厅任职内，“各县旗特搜班‘破获、逮捕’了约4000名抗日爱国者”，“杀害八路军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团体的人员数约500名”。

　　以下为田井久二郎自供全文：

　　据田井久二郎1954年7月笔供，他1903年生于日本高知县。1933年9月，任伪北满特别区公署警务处特务科附属官。1944年4月，任伪满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市警正。

　　重要罪行有：

　　1942年11月—1943年3月，在龙江省白城县履职期间，“常以‘执行职务’、‘搜查’的名义，每月‘逮捕、监禁、讯问’中国和平人民约15名。”

　　1944年1月—4月，在清平县“破获、逮捕、讯问”“抗日中国爱国者约200名”。其在伪热河省警务厅任职内，“各县旗特搜班‘破获、逮捕’了约4000名抗日爱国者”，“杀害八路军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团体的人员数约500名”，“杀害抗日爱国人民及一般中国和平人民数约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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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光明抓捕上百爱国者

据木村光明1954年6月－7月笔供，他1939年1月在河北邯郸任日本驻扎军中尉队长。1944年11月－1945年，任伪满勃利县宪兵分队队长。

　　重要罪行有：

　　1939年3月，在邯郸县城内“检问检索”普通中国百姓，随意“逮捕了两名行动可疑者，交给配属宪兵大岛军曹”。

　　1942年3月，带领指挥古北口宪兵队在密云县石匣镇，“逮捕八路军地下工作员30名左右，命令佐藤分队长于现地进行审讯”；4月，在兴隆县，“于六道河子逮捕了八路军地下组织150名左右，内有130名左右投狱”。

　　1943年1月，“指挥喜峰口宪兵……，于九虎岭逮捕了八路军地下组织人员约150名。”审讯后“送交的70名，由于拷问死亡者7名。”

　　9月，指挥喜峰口宪兵分队“于青龙县喜峰口西方8公里地方，逮捕了八路军地下工作员50名左右。同时，于铁门关西方4公里地方逮捕了30名。我命令今笠井分队长进行审讯”。

　　同年，指挥宪兵以武力野蛮驱赶零星分散居住的农民，拆毁房屋，“归并在既有的村庄”，“于热河省兴隆、青龙、滦平及喀喇沁中旗造成了无人地带”。

　　从1941年5月－1944年10月，“我在承德宪兵总队逮捕了八路军爱国者事件……推测约有30件、人员80名左右。与前记忆的总计一起，据推测送交检察厅的163名左右”。

　　1945年4月，以伪东安河鸡宁县某商人为苏联间谍的名义，将其20岁左右的女儿抓来审问，逼迫其到自己家里做佣人。7月份，趁自己的老婆不在家时，“一见此女便性欲勃发……我就将本人强奸了一次”，以后便长期霸占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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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村三郎严刑拷打爱国者

　据岛村三郎1954年7月笔供，他1908年生于日本高知县。1934年10月，任伪满蒙藏部调查科属官。1945年7月，任伪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兼伪中央保安局第5课科长。

　　1939年2月上旬，接到情报，“发现依兰县城内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命令依兰县警务科长中野“逮捕了有关者100名以上。因拷打审讯，1名爱国者因脱肠病恶化以致死亡；另1名爱国者在押送佳木斯途中投身松花江，使他自杀，将他杀害了”。

　　8月，“逮捕了有关爱国者60名以上，用拷打审讯，将17名以上的爱国者送交法院，并使其10名以上的爱国者处以死刑。”

　　10月，通河县的地下共产党联络敌伪内部和监狱中的爱国狱警发动了监狱起义。为镇压起义，“逮捕了判明与此事件有关的爱国者100名以上。其中30名以上的爱国者送交法院，犯了使其中10名以上被处死刑的罪恶”。

　　11月，因在汤原县水泡子附近的农家里，发现曾有苏联情报人员来住过两宿，便派加藤警正“逮捕了该农家的两名和平居民，以拷打进行了审讯，因此杀害了其中的1名”。

　　1941年2月－7月，在肇州县履职期间，“逮捕的爱国者的总数目约200名，其中送法院约70名，被宣告死刑的达30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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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毛繁太杀害抗日游击队员
日本侵华战犯鹿毛繁太的自供，其中提到，1936年7月起，在柳河县“将约2500户左右(1954年11月20日的补充供词中更正为6500户)的家宅”“集家”(即强迫搬家，建成无人区)。

　　以下为鹿毛繁太的自供全文：

　　据鹿毛繁太1954年8月—11月笔供，他1899年生于日本福冈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任伪满洲国奉天省柳河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7年5月，在柳河县“将武装抗日游击队员、工作员5、6名”，交由日本守备队杀害，并亲自“用日本刀斩杀了1名”。

　　1936年7月起，在柳河县“将约2500户左右(1954年11月20日的补充供词中更正为6500户)的家宅”“集家”(即强迫搬家，建成无人区)。同时，以“进入无人地区”的理由，“杀害了中国和平居民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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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谷章造严刑拷问地下党员

笔供显示，筑谷章造曾使用“鬼畜都不忍的手段”拷问地下党员。

　　这份1954年10月的笔供显示，筑谷章造1894年出生于日本鸟取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任伪满洲国沈阳警察厅特务科科长、热河省承德警察厅警务科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6年4月，逮捕78人，以“灌凉水、殴打、手指间夹铁棍以及其它鬼畜都不忍的手段来审问”。后将其中11名党员送检察厅判刑，4名判处死刑。

　　1939年6月后，指挥部下“破坏了500户(居住500人)，修筑10个集团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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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房虎雄滥杀无辜群众

笔供显示，吉房虎雄在日军侵华期间，杀害大批无辜群众。

　　这份1954年7月至8月的笔供显示，吉房虎雄于1897年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任大连宪兵队队长，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等职，1945年9月在平壤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2年6月初旬，在侵略辑安时，炮兵“对西门外避难的和平人民射击”。

　　1932年6月上旬，在辑安，所属宪兵“以通谋抗日军的理由，逮捕城内和平人民约40人，刑讯后，于西门外江边残杀”。中旬及下旬，又以同样的理由，两次分别“逮捕刑讯辑安城内和平人民约20人，刑讯后，于西门外河沿残杀”。

　　6月上旬，在临江，所属宪兵逮捕“城内和平人民50人以上，经刑讯后，以通谋抗日军的理由，在临江西南端附近鸭绿江岸，实行残杀”。下旬，又以“通谋抗日军嫌疑的理由”，“残杀和平人民40人以上”。

　　1932年9月下旬，在辑安与通化间的一村庄，所属步兵在“明知道是和平人民”的情况下，“以机关枪30发射死”约10人。

　　“1932年10月中旬，将守备队从辑安西方的村庄，强制带来的和平居民2人”，“进行刑讯后，以通谋抗日军为理由”，“使守备队下士官在辑安西方河岸斩杀”。

　　1932年10月下旬，在“由辑安到通化的道路上”，指挥部下“射杀了由通化方面来避难的和平人民约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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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叶勇一将中国人扔进铁矿炉烧死

在柏叶勇一曾亲自布置的抚顺煤矿“永安台25号地区隔离所，因隔离者的供给不良，身体很衰弱，很多人被扔进修理工场的铁矿炉烧死”。

　　据柏叶勇一1954年7月—8月笔供，他1890年出生，日本广岛县人。1932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曾任海伦宪兵分遣队长、伪满洲国抚顺市警察局局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41年9月，在抚顺期间，命令所属警察追捕老虎台采煤所250名逃亡的俘虏工人，包围后，“用手枪射杀一部分，逮捕大部分”。

　　在抚顺，命令所属警察“每年一次或两次在市内”“抓乞丐，共逮捕约200名至300名(此数字1954年8月1日笔供更正为“50名”)，乘汽车放弃于兴京县的山中”，致“其中一部分因身体衰弱而死亡”。

　　1942年9月，亲自布置在抚顺煤矿“传染病发生地区的隔离特别警戒”，“隔离宿舍97名，死亡者54名”。其中的“永安台25号地区隔离所，因隔离者的供给不良，身体很衰弱，很多人被扔进修理工场的铁矿炉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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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广之进杀害地下党

笔供显示，藤原广之进曾抓捕中共北满、吉东等“省委”系统人员数百人，并下令杀害其中9人。

　　这份1954年7月至8月的笔供显示，藤原广之进1897年生于日本爱媛县。1935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曾在穆棱、汤原、新京等地任日本宪兵分队分队长等职。1945年8月31日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6年2月，在半截河等地抓捕我抗日救国人员“庄俊哲以下10名”，后命令宪兵于3月15日将9人“处以严重处分”(杀害)。

　　1938年3月， “逮捕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吉东省委系统”“计204名”。后将“68名解送哈尔滨检察厅处刑”，其中“死刑7名”。

　　1938年4月中旬，在汤原县镇压抗日联军行动中，“逮捕了4名和平居民，“我命部下杀死3名，我亲自用横川的刺刀刺死1名”。

　　1944年3月中旬，将逮捕的“抗日地下工作员爱国人民稚某送哈尔滨石井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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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坪铁一做细菌实验

据上坪铁一1954年5月—7月笔供，他1902年出生，日本鹿儿岛县人。1933年5月到中国华北参加侵华战争，曾任鸡宁、东安、四平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等职。1945年8月24日被苏军拘留。

    重要罪行有：

　　1944年8月—1945年2月，“命令部下分队长，在鸡宁、平阳、东安地区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9名(姓名已记不清)，经严刑拷打、审讯后，其中8名作为特别移送，经哈尔滨特务机关特别移送给石井部队”。

　　1944年9、10月间，将逮捕的1名中国人(苏联间谍)“作为‘特别移送’办理手续”，“移送给哈尔滨宪兵队，由该队‘特移’给石井部队。”“‘特别移送’办理手续的指示传达就是：‘在防谍(思想)上的重大犯人，将来无反利用希望者，向宪兵队司令官申请，作为特别移送办理，根据司令官许可及移送命令，送交给哈尔滨宪兵队’，由哈尔滨宪兵队送交给石井部队，在石井部队供细菌研究之实验，这是我听哈尔滨宪兵队战务课长说的。”

　　1944年11间，命令勃利分队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约90名，1945年4月间，“将其中10名(姓名记不清)作为特别移送，经哈尔滨特务机关移送给石井部队”。

　　1945年4月初，将平阳分队逮捕的8名抗日人员 “作为‘特别移送’办理”，“经哈尔滨宪兵队转送给石井部队。”

　　1945年5月，将勃利分队逮捕的2名抗日人员“特别移送给石井部队”。

　　“以上是我任鸡宁、东安队长时所逮捕中国人，全是爱国抗日的积极的先进分子，我将他们大部分特别移送给石井部队，供作最非人道的细菌实验” 。

　　“我作为鸡宁、东安宪兵队长时，命令部下宪兵，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后，以拷问进行严重的审讯者已报有150名以上，其中作为特别移送，交给哈尔滨石井部队者44名，拷问致死者2名”，“没有交代出来的数字，确实还有相当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