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上边这行脏字，不要以为是"标题党"借机哗众取宠。在中国，一个位居"父母官"的县太爷，天天把这话叼在嘴上。但凡要与人民、百姓对话的时候，就把这个"球"字搬出来挥舞一番，骨子里对百姓的鄙视，让人怎么也看不过眼去。
　　时下，国内媒体的热点之一，就是发掘达官显贵们自己奢侈淫华、却置百姓衣食生死于不顾的暴料。虽然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貌似妨碍了"稳定"、"和谐"的大好局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发的民意监督已经形似一把利剑，横扫了很多官方"自我监督"覆盖不到的侧面。
　　一名山西小县城的副县长浮出了水面。虽然人们并不清楚他是否也有贪污腐败之举，但他的"一夜成名"比贪官污吏更有甚之。这名高姓副县长其实也并非什么封疆大吏，本该听从党和政府的教导，即为人民公仆就踏踏实实地为人民百姓办实事，但每每当百姓找他公务，他便张口一个"球"、闭口一个"球"地乱骂，直到最后抖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你算老几？你算个"球"！这一下，全中国数亿老百姓不干了，把他扯了出来，一定要闹个明白：老百姓怎么就算个"球"呢？！
　　其实，这是一个有辱斯文的脏字，粗俗而下流。因为隐喻男人身上某个不安份的部位，所以几乎是肮脏、淫秽、卑微的代名词。至于被"公仆"搬出来称谓位居社会主人的人民百姓，实在不合时宜。
　　为了弄清"人民"、"百姓"与"球"之间是否有过必然联系，笔者查阅史料以求证。
　　 "人民"是个复合词，但"人"与"民"先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只有在今天这两个字才合起来用。在早期，"人"和"民"意义有别，大抵"人"比"民"高级。"民"最早出现于周代金文中，在甲骨文中并未见到，似乎是周人首创。"民"的字形很象拿一根芒刺来刺眼睛，故郭沫若氏认为是刺目之刑，或是黥面之刑；受刑之后的"人"，成为了奴隶，便是所谓的"民"，"民"也就成了被征服者的代称。而后来，"民"原来的意义越来越淡化，"人"和"民"的界限也消失了。一个国家集团里，上至尊者、下至庶民，都是人民。
　　"百姓"又是怎么回事呢？几千年前，在黄河流域集中着几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有黄帝族、炎帝族、夷族和九黎族等。他们之间经过多年的征战和融合，最后形成了以黄帝、炎帝族的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九黎族。其中黄、炎、夷三个部落的联盟，是由大约100个氏族构成的，因此统称"百姓"，就是指那时候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的人民。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治协商会议，一国之主的毛泽东也一锤定音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国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至少，在这个时候，人民、百姓还都是理想状态中的"主人"，而并不是个"球"。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官家开始愈发显贵、人民百姓则变成"球"了呢？笔者认为，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起始，这种趋势便开始抬头了。经济上搞活了、富裕了，人性上也从政治压迫的框架下过渡到充分自由的状态，再加上社会缺乏对权利的监督和约束，很多官家手中的"公权利"得到迅速的膨胀和扩大，便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一步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公仆"们作威作福，而"拥有一切权利"的人民百姓却变成了"球"。
　　纵观眼下中国的社会矛盾，虽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究其根源，笔者认为都可以简化归一，那就是以高副县长为代表的官僚作风---当平民百姓为草芥，视民生冷暖为无睹，置民情民意以不顾，忽民怨民愤于不计。
　　虽然中国很多草根生命对"球"县官不满，但这位官人至少还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是他坦率的秉性。很多高官显贵只是从思想上鄙视百姓，也把老百姓当个"球"、但嘴上从来不说出，而张副县长比他们都更有种，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老百姓你就算个"球"。
　　大概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就有"人民诗人"臧克家先生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据此套用高副县长的口气回敬他一下，那就应该这么说：高副县长，你把人民当个"球"，估计你离滚球、摔球、垮球也不远喽！
　　真想用我诗歌朗诵般的醇厚长音来颂赞他：高副县长呦，I服了YOU！

范  轩
2010年1月26日，于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