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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无处不在——中国,古老的性交易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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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8.2007 07:34:2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她们无处不在——中国,古老的性交易方兴未艾

【来源:美国《华盛顿邮报》】



在当今的中国,妓女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酒吧或卡拉OK歌厅,她们无处不在,从大学校园,到私人住宅小区;而且她们基本靠手机来招揽顾客。

这些妓女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把对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城市中心。进入这个行当的有些人比过去年纪大,但有些人要年轻得多。年龄结构的改变表明了这个国家迅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社会中弥漫的一种对金钱欲壑难填的渴望。

一些专家说,社会价值观的彻底沦丧导致性交易激增,他们说有些年轻的性工作者进入这个行当是觉得可以轻松赚钱,而且可以买漂亮的衣服。但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共卫生与爱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说,大多数妓女之所以违反社会道德是因为迫切希望帮助她们的家庭,而且人们的观念可能正在发生改变。

景军说:“她们也是遵循某种道德的。有很多人把一半的收入送回去养家。她们比我孝顺。政府官员正开始认识到,卖淫并不总是与价值观丧失有关,而是因为缺少工作、选择、机会和教育。”

一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担心,随着性工作者的数量增加导致价格下跌,健康风险正在加剧。

景军说,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两年前检查的女性性工作者中,有大约40%的人年纪在35岁以上。景军说:“在感染爱滋病病毒的性工作者中,有 60%的人年纪在35岁以上。这意味着有些女性真的不顾一切。价格越低、发生性行为的场所环境越差,使用避孕套的比率就越低。”

中国疾控中心驻南京的研究人员王全佩说,去年中国有174506人已知感染梅毒,比2005年增加31%。但是专家们说,由于许多感染性病的人总是光顾黑诊所,而且许多专门的性病医院管理不善,实际感染性病的人数据估计是已知人数的10倍以上。

调查显示,中国有关艾滋病知识的教育不足,对性病的了解仍然不多。性行业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意味着,无知的顾客对妓女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莫琳・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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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8.2007 20:57:33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娼妓历史
娼妓本作倡伎,本意是指女艺人,即歌舞表演中的女演员。由于古代从事歌舞音乐的乐户毫无地位,多半与有势力者性交,所以娼妓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含义。

古代大多数娼妓属于奴隶或贱民身份,如宫妓、官妓、家妓等,多是罪犯、罪犯家属、贩卖人口或战俘,她们是不能获得报酬的。由于她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除了极少部分外,没有改变身份的任何可能,因此古代的娼妓与现代的性工作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而且由于古代提供性服务的人群多提供舞蹈表演、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等内容,因此娼妓在古代的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文学作品是在妓院(古称青楼、勾栏)中产生的。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公娼起源于公元前685年-645年间春秋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齐相管仲是公娼的创始人,他的治国方略之一是“设女闾七百,征收夜合之资”,以补充国家财政收入。最早的商业性妓院产生于唐朝古长安城的平康坊。历史上有名的娼妓如:赵飞燕、李师师、陈圆圆等。

不过,“妓”并非“性工作者”的同义词,在古代,某些艺妓并不提供性服务。

至于现代,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不久,政府就着手进行了一系列行动,据称旨在在196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根除卖淫业。(参见中国大陆卖淫业)。


[编辑] 现状
由于性服务业长期存在的事实,以及性服务呈现的多样化,其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部分国家和地区性服务已经合法化,参见:性服务。

性工作者是最低等的社会阶层之一,他们从事性工作的原因是多样的,有被逼良为娼,有为生活所迫,当然也有贪图享乐者。娼妓多被排斥在正常的人的概念之外,绝大多数的娼妓无法获得应该的人道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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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8.2007 00:39:20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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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9.8.2007 16:46:55 | 只看该作者

绝对是历史最悠久的行当。。。

只要繁荣。。不要娼盛。。违背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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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9.8.2007 09:00:46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kurz 于 9.8.2007 09:04 发表
:scolded: 一定要规范化,唉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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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9.8.2007 08:04:3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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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主| 发表于 9.8.2007 07:36:05 | 只看该作者

性化”苗头变强 中国人性伴侣越来越多

性化”苗头变强 中国人性伴侣越来越多

【来源:东方早报】



  潘绥铭教授5月在他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公布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结果简报。潘绥铭日前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如今“性化”的苗头加强,而多伴侣的情况也增长明显。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潘绥铭2000年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2006年7月到11月,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8岁至61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随机抽取21个盛市的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实际接触7553人,大约1500人不愿参加,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

  通过问卷调查,潘绥铭发现如今中国“性化”的苗头越来越强。他说:“这(‘性化’)不是我的词儿,是国际学术界用了好多年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跟‘性’联系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密,不是你家里有几张毛片儿社会就‘性化’了。你看现在,从大街上的广告到日常语言,性的色彩越来越浓,香车美女,他不说车有多好,搁一模特在那儿,杂志封面全美女头,有的扯都扯不上。就这么个趋势。”

  潘绥铭提到,如今从事性交易的女性越来越多,他说:“两个月前,我去西南某地一家妇教所采访,那里收的是从事性交易被逮着又交不起罚金的农村女性,她们告诉我,一次交易的价格相当于一碗米粉。连那么偏远的小村子里的女性都开始用肉体做交易了。我做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学研究到今年刚好10年,跟她们一聊,全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办法,不顾羞耻了,因为有比羞耻更火烧眉毛的事:生活。人多少总有廉耻之心,是什么让她们没有了羞耻感?是谁把那条底线给破了?”

  在2004年在曼谷世界爱滋病大会上,潘绥铭反复强调要重视老板、经理这类嫖客,并称他们是与爱滋病毒传播密切相关的“桥梁人群”。但从2006年的调查看,这类人的比例没有增加。对此,潘绥铭说:“这里有个上限。换句大俗话说,你就是敞开了让人去嫖,也不是人人都会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性产业只是在持平中进行调整,找小姐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体上都是越来越有机会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男人,那些机会少的,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有报告说“异性全身按摩日益成为大城市里中年男人的一种娱乐方式”,对此潘绥铭并不认同:“我这调查可得不出这结论。可大家都有日常经验,这几年,按摩、洗头洗脚、打着按摩字样的洗浴中心,门脸儿是越开越多。一般人误解,觉得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不是,去得多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的‘穷人’。什么因素决定你是不是去那些场所呢?我们有个术语叫“可支配的富余收入”,就是活钱儿,你随时能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性服务的价格。比方你有100元活钱,性服务一次5元,那你去了;如果你有1000元活钱,可是性服务一次得800元,那就不去。”

  潘绥铭的报告里提到一些新趋势:一些高档小姐开始向下流动;性服务的价格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对此潘绥铭说:“从需求决定供给的角度看,性产业可以维持,却既不可能扩张,也不可能升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大中城市,即使是中低收入的男性,花在找小姐上面的钱,很可能并不少于县城或农村的男客,这样中国性产业可以维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在中高收入男性中,找小姐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性产业不但不可能扩张规模,就连维持原有的价格也很勉强。”

  这么些年下来,潘绥铭感觉教育对性行为的改变作用不大,“以前我们的教育是恐吓教育,现在是普及知识,但知识必然带来行为改变吗?要真这么以为,那是大错特错。人不是电脑,不是机器,你以为成天拿一小册子在那儿忽悠,让他知道了,他就不去做了?该嫖的还嫖!不戴套的还不戴!人为什么会嫖?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背景乃至个人心理,谁研究过?有经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反对片面强调知识的作用,因为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所以我说,第一步要做的,并不是编写教材,而是到实际生活中去,到那些‘坏人’里面去,摸清楚他们究竟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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