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无处不在——中国，古老的性交易方兴未艾

慕尼黑不眠夜

她们无处不在——中国，古老的性交易方兴未艾

【来源:美国《华盛顿邮报》】



在当今的中国，妓女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酒吧或卡拉OK歌厅，她们无处不在，从大学校园，到私人住宅小区；而且她们基本靠手机来招揽顾客。

这些妓女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把对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城市中心。进入这个行当的有些人比过去年纪大，但有些人要年轻得多。年龄结构的改变表明了这个国家迅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社会中弥漫的一种对金钱欲壑难填的渴望。

一些专家说，社会价值观的彻底沦丧导致性交易激增，他们说有些年轻的性工作者进入这个行当是觉得可以轻松赚钱，而且可以买漂亮的衣服。但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共卫生与爱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说，大多数妓女之所以违反社会道德是因为迫切希望帮助她们的家庭，而且人们的观念可能正在发生改变。

景军说：“她们也是遵循某种道德的。有很多人把一半的收入送回去养家。她们比我孝顺。政府官员正开始认识到，卖淫并不总是与价值观丧失有关，而是因为缺少工作、选择、机会和教育。”

一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担心，随着性工作者的数量增加导致价格下跌，健康风险正在加剧。

景军说，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两年前检查的女性性工作者中，有大约40%的人年纪在35岁以上。景军说：“在感染爱滋病病毒的性工作者中，有 60%的人年纪在35岁以上。这意味着有些女性真的不顾一切。价格越低、发生性行为的场所环境越差，使用避孕套的比率就越低。”

中国疾控中心驻南京的研究人员王全佩说，去年中国有174506人已知感染梅毒，比2005年增加31%。但是专家们说，由于许多感染性病的人总是光顾黑诊所，而且许多专门的性病医院管理不善，实际感染性病的人数据估计是已知人数的10倍以上。

调查显示，中国有关艾滋病知识的教育不足，对性病的了解仍然不多。性行业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意味着，无知的顾客对妓女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莫琳・范）

慕尼黑不眠夜

性化”苗头变强 中国人性伴侣越来越多

【来源:东方早报】



　　潘绥铭教授5月在他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公布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结果简报。潘绥铭日前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如今“性化”的苗头加强，而多伴侣的情况也增长明显。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潘绥铭2000年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2006年7月到11月，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8岁至61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随机抽取21个盛市的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实际接触7553人，大约1500人不愿参加，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

　　通过问卷调查，潘绥铭发现如今中国“性化”的苗头越来越强。他说：“这（‘性化’）不是我的词儿，是国际学术界用了好多年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跟‘性’联系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密，不是你家里有几张毛片儿社会就‘性化’了。你看现在，从大街上的广告到日常语言，性的色彩越来越浓，香车美女，他不说车有多好，搁一模特在那儿，杂志封面全美女头，有的扯都扯不上。就这么个趋势。”

　　潘绥铭提到，如今从事性交易的女性越来越多，他说：“两个月前，我去西南某地一家妇教所采访，那里收的是从事性交易被逮着又交不起罚金的农村女性，她们告诉我，一次交易的价格相当于一碗米粉。连那么偏远的小村子里的女性都开始用肉体做交易了。我做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学研究到今年刚好10年，跟她们一聊，全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办法，不顾羞耻了，因为有比羞耻更火烧眉毛的事：生活。人多少总有廉耻之心，是什么让她们没有了羞耻感？是谁把那条底线给破了？”

　　在2004年在曼谷世界爱滋病大会上，潘绥铭反复强调要重视老板、经理这类嫖客，并称他们是与爱滋病毒传播密切相关的“桥梁人群”。但从2006年的调查看，这类人的比例没有增加。对此，潘绥铭说：“这里有个上限。换句大俗话说，你就是敞开了让人去嫖，也不是人人都会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性产业只是在持平中进行调整，找小姐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体上都是越来越有机会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男人，那些机会少的，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有报告说“异性全身按摩日益成为大城市里中年男人的一种娱乐方式”，对此潘绥铭并不认同：“我这调查可得不出这结论。可大家都有日常经验，这几年，按摩、洗头洗脚、打着按摩字样的洗浴中心，门脸儿是越开越多。一般人误解，觉得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不是，去得多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的‘穷人’。什么因素决定你是不是去那些场所呢？我们有个术语叫“可支配的富余收入”，就是活钱儿，你随时能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性服务的价格。比方你有100元活钱，性服务一次5元，那你去了；如果你有1000元活钱，可是性服务一次得800元，那就不去。”

　　潘绥铭的报告里提到一些新趋势：一些高档小姐开始向下流动；性服务的价格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对此潘绥铭说：“从需求决定供给的角度看，性产业可以维持，却既不可能扩张，也不可能升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大中城市，即使是中低收入的男性，花在找小姐上面的钱，很可能并不少于县城或农村的男客，这样中国性产业可以维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在中高收入男性中，找小姐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性产业不但不可能扩张规模，就连维持原有的价格也很勉强。”

　　这么些年下来，潘绥铭感觉教育对性行为的改变作用不大，“以前我们的教育是恐吓教育，现在是普及知识，但知识必然带来行为改变吗？要真这么以为，那是大错特错。人不是电脑，不是机器，你以为成天拿一小册子在那儿忽悠，让他知道了，他就不去做了？该嫖的还嫖！不戴套的还不戴！人为什么会嫖？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背景乃至个人心理，谁研究过？有经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反对片面强调知识的作用，因为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所以我说，第一步要做的，并不是编写教材，而是到实际生活中去，到那些‘坏人’里面去，摸清楚他们究竟相信什么。”

apex

:scolded: 一定要规范化，唉

玫瑰

原帖由 kurz 于 9.8.2007 09:04 发表
:scolded: 一定要规范化，唉

同意。

AlterWerther

只要繁荣。。不要娼盛。。违背自然规律。。。

Skyarcher

“可支配的富余收入”这个词好。

steve2046

中国娼妓历史
娼妓本作倡伎，本意是指女艺人，即歌舞表演中的女演员。由于古代从事歌舞音乐的乐户毫无地位，多半与有势力者性交，所以娼妓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含义。

古代大多数娼妓属于奴隶或贱民身份，如宫妓、官妓、家妓等，多是罪犯、罪犯家属、贩卖人口或战俘，她们是不能获得报酬的。由于她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除了极少部分外，没有改变身份的任何可能，因此古代的娼妓与现代的性工作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而且由于古代提供性服务的人群多提供舞蹈表演、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等内容，因此娼妓在古代的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文学作品是在妓院（古称青楼、勾栏）中产生的。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公娼起源于公元前685年－645年间春秋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齐相管仲是公娼的创始人，他的治国方略之一是“设女闾七百，征收夜合之资”，以补充国家财政收入。最早的商业性妓院产生于唐朝古长安城的平康坊。历史上有名的娼妓如：赵飞燕、李师师、陈圆圆等。

不过，“妓”并非“性工作者”的同义词，在古代，某些艺妓并不提供性服务。

至于现代，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不久，政府就着手进行了一系列行动，据称旨在在196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根除卖淫业。（参见中国大陆卖淫业）。


[编辑] 现状
由于性服务业长期存在的事实，以及性服务呈现的多样化，其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部分国家和地区性服务已经合法化，参见：性服务。

性工作者是最低等的社会阶层之一，他们从事性工作的原因是多样的，有被逼良为娼，有为生活所迫，当然也有贪图享乐者。娼妓多被排斥在正常的人的概念之外，绝大多数的娼妓无法获得应该的人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