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从尊称到蔑称的流变

有容乃大

古印度对中国的尊称，日本仰慕唐文化的表现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即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那么，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少说法，其中有两种观点流传颇广，较具说服力。一则认为它是“秦”的译音，是强盛的秦王朝声名远播的结果。较早发表这一见解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于1655年）。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与印度人所称同出一源。《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答问“大唐国”时的两句话，似也可作为此说的佐证之一。当印度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至那国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前王之国号”，有人说是指“隋朝”，但从发音上看，似更像秦朝。而且他们的谈话中还道及昔日秦国和秦王朝“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的世界影响。利玛窦在其“中国杂记”中，也认为“China”一词由“Cin”（即秦）而来，不过其所认可的传播途径与此有些差异。他认定此词是葡萄牙人从交趾人和暹罗人那儿学来的，而交趾人和暹罗人称中国为Cin。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印度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季羡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 （丝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不仅如此，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早期称谓，如 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支那”源于中国瓷，“支那”指称中国的羌族等等说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テ），稍后也称Toh（タ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G..B.Sidotti），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チィナ），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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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潮掀起去“支那”名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报刊上也依然常见此词。直到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特别是“巴黎和会”上日本的野心不断暴露之后，国人才对“支那”一词的使用，有了较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这一次抵制不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文化保守派，而是首先发自于留日学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内部。其抵制的动机，也主要不是出于维护传统语文的纯洁性，而是激于爱国的民族情感。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所提出抨击的第一个新名词，就是“支那”，他情绪激动地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名词。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郁达夫在小说《雪之夜》中，也曾感慨地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当时，还有留日学生和华侨因不堪忍受此种侮辱，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词。这曾引起民间关于中国国号的争论。1930年，事态由民间发展到官方。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于该年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要求外交部从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需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日本政府的公文总算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了（此时中国人自己，则更无理由再自称“支那”）。但日本国内，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照旧无所顾忌地沿用“支那”。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问题才有了根本解决的可能。1946年6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 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指中华民国）所憎恶之名称”。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国内的国共之争，以及中日双方民族情绪的对立等因素未能消除，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仍然很乱。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称谓才渐趋统一。60年代末，日本的《角川国语辞典》在解释“支那”一词时，标明它乃“中国之旧称”。这表明“支那”在正规日语中已经成为死词了。 与此相一致，英语、法语、荷兰语等语言中公开歧视华人的词汇，也都同“支那”一词一样，逐渐地走向消亡或改变原义。无疑，这是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强大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日益成熟和进步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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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支那”污名化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1940年代，由李香兰主演的《支那之夜》是一部极具争议的电影，这部电影带有明显的“辱华”政治目的，出品方希望在战时的1940年，通过电影来歌颂中日“友好”。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四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日本政府才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给中方的中文文本中虽然使用了“中华民国”的称谓，但在递交给日本天皇的奏文中却使用了“支那共和国”的称谓。北洋政府发现日本对中称呼不统一后，马上指示驻日代理公使同日本外务省进行交涉。可在交涉过程中，日本外务省自始至终坚持不肯放弃在日文文本中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的既定政策，只肯承诺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华民国”称谓、不使用“支那共和国”字样。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终于结束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时，作为同文国的近邻日本政府却傲慢无礼，不但不立即予以承认，而且抛弃中国人自主选择的汉字国名不用，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将易引起误解的“支那（しな）”规定为中国的正式称谓。

　　其实，在近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蕴含歧视意味的名词或称谓，不仅在日本，英美、荷兰、法国等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和流行过。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备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荷兰语中有类似的词，读作“西内逊”），除了指称“中国的东西”外，另一个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属于同一类词。尤为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还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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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等改良派传播了“支那”一词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

　　 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趋新人士爱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大体不出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则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国号有直接关系；二则起因于“中国”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为追求文明应世者所不喜；三则因流行的“大清国”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国，更为不满和失望于清王朝之人特别是革命党人所摈弃；四则直接因袭日本之称，以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且不无开化时髦之意。

　　 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引述，日本早稻田大学保留有1907年度留学该校的部分中国毕业生题名录，其中有37人明确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对于国号称谓的这种混乱情形，当时的国内也是一样，不过使用比率可能不同罢了。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虽然见到康有为等坚持“中华”的国名，革命党人也主张“中华共和国”的国名，但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却还是相当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