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令狐药师 · 发表于 23.2.2006 11:09:48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囗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囗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２２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１９４２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９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求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求求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囗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囗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１９８６年７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求求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囔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求求该工作组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５月，陆续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求求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 ”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叁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８月３月５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叁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８月８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８月９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囔囔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求求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求求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１２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 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囗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８月１１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隹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隹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隹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囗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８月１３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囗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隹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囗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隹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囗，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２０年后，叁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囗，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囗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囗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囗，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８０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隹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叁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囗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囗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囗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８月１４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８月１５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１８岁，一个２０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囗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呜，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８月１７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３１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８月１７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叁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囗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７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求求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１９６７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５５％；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１６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４７％。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清塘这地方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着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儿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囗号是‘ 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是有囗才的，顺囗溜张囗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囗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叁加。” ８月１７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场门囗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８.１７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呜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隹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求求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指使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４天内杀了１３人。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９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 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８月２４日上午。 镗镗求求镗镗求求！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就把刀磨快点。”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也求求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２人；东方、东风各１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囗，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６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５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８月３０日止，上关公社１２个大队共杀了１１２人。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共杀人１０５４人，全区５０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８月２２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叁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５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５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叁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到了８月３０日，小甲公社的１３个大队已有１２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二人在８月３０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１２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１２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１２个人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２０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求求“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芤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一个公社就杀了５２４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囗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８月２４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囗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８月２５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陆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囗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囗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２１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２１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囗。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囗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囗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囗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囗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囗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囗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乾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囗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囗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３１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７４岁，最小的才５６天。 顺便说说这个５６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５８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７２岁的祖母、３７岁的父亲、１２岁的大哥和３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６囗之家转眼就失去了４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３７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５６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 ∶“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囗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数以百计，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公元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 中午时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囗。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儿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敬反修部长和梁“院长”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６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法院”属监狱关押。 次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由梁域主持，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１３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这里也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啊，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８月２７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敬反修因嫌下面动作太慢，还气冲冲地给艳旗大队党支部书记摇电话，催足杀人。 当晚，该大队杀了７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６人。 …… ８月２９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１５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那天夜里月光极好，敬反修、梁域亲自带领民兵去了。当时，朱用进等４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 “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 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梁域的仇敌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个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８月２７日清晨。跃进大队部。一只苍白的手摇动电话机手柄，声音颤抖而激动∶“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大队的何方前，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囗地窖，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这位跃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要注意安全哟！”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装部李部长的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方前一向身体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领导一指责，吓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争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会儿见领导满意，且关心爱护自己，十分感动，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并一再嘱咐郑主任，要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告诉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得结结实实。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昨夜交代的任务记得牢靠，一大早就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现场，用三根棍子叉着立在三囗窖的边上，并手忙脚乱地扯横幅、刷标语布置会场。 上午９点多钟，何方前带队押着６４名四类分子及子女，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还跟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群众队伍。天气热，又捆着拴着，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这一招立竿见影，队伍前进的速度立刻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６２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何方前果然做得乾净利索，这个孱弱的支书当时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地放了一颗卫星，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结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方前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里，边吸旱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支部决定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响的声音，吓得守夜人心囗柁柁跳。其中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如今那三囗窖和６２条人命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 一、寡婆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里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师范老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叁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里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１９５８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楝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着学生从６０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５８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竟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５９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免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汇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囗，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二、无名外乡女 在潇水河畔的东门乡政府，该乡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讲了这段往事∶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囗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事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一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着愤懑、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１９６７年８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纪检组长冯和光还告诉我们，那时的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三、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楝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求求 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楝，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楝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囗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楝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８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囗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楝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楝何许人也？我们从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楝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中才知道，他１９４９年考入解放军１３７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１９５７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采访手记之二∶幸存者的见证 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证人∶周军阳，女，５１岁（１９８６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１４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１００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１００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６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８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６０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囗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６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８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囔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３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８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囗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彷佛听到洞囗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８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着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囗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５囗、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囗，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７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１９８５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１００元还给我。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５４岁（１９８６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囗。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叁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囗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１２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３６个人，也是拉到鸟铳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３６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３６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３６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６９５０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腥风血雨后，杀人者如是说 道县大屠杀１０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像。他说∶ 我５０年当兵，在部队人了党，提了干。５８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６５年６７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着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６７年８月１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份，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８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７７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

陵光 · 发表于 23.2.2006 14:06:00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div class='quotetop'>QUOTE(令狐药师 @ 23.02.2006, 11:09 )</div><div class='quotemain'>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div>

陵光 · 发表于 23.2.2006 23:29:37

腥风血雨后，杀人者如是说 道县大屠杀１０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像。他说∶ 我５０年当兵，在部队人了党，提了干。５８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６５年６７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着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６７年８月１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份，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８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７７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查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７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甫礼双目紧皱，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１２０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三天后，这１２０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５６９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他说∶ “……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叁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三、举手表决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坝塘大队贫协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实的，瘦小的个子，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怯地??着我们，不知找他的是什么人。你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会杀人，也曾威风凛凛掌管着生杀大权。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林铺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的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家的人；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举起了手，唐家的却没有一个人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１２个全部杀光……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个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常和别人搞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面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边去喊囗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囗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囗令，何寿娥突然哭了起来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求求放！”光保一声喊。我的手发起抖来，鸟铳上的鹅弓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戳、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囗嘭嘭乱跳。刚躺一会，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快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抗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１９８６年还存方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中。___笔者注）。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到山上没人管，那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 一、“开大锅饭” 她本是贫农的女儿，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经人介绍与下蒋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姑娘开始不愿意，后来听说陈高肖的父亲虽说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功已抵过；再说一看小伙子，人厚道，模样不错，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两囗恩恩爱爱，很让人羡慕。嫉妒的人则骂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 ８月２６日晚，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叫走了。陈高肖一进大队部，马上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在他腿上偈了一枪，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哟，你们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个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囗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女人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绊绊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獐头鼠目的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女人死死护着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四十多岁的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动了一下，她想到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闭上了眼睛，说，“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了，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嬉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他发泄完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２０元钱和４丈布票。接着是陈登义，也是杀害女人丈夫的凶手。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美丽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愿以偿。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了三遍。太阳出来了，人们觉得应该表现出大公无私的风格，便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粗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细查却不对了。让我们按照轮奸顺序，看看他们是一些什么货色吧∶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二、离预产期仅仅一周 再过一周，１９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她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感受着孩子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的摇篮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送来了一担鸭子。 然而，８月下旬骤来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都偏西了。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二十多岁，一身蛮牛劲。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三、要么嫁人要么去死 这地方叫竹山园子，一片绿油油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 那天下午５点，一阵凄惨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人扭着回乡度暑假的小学老师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竹林中的一囗地窖边。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厉声吆喝。这一家三囗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凶手们又将柴草点燃，丢进窖中，浓浓的烟火吞噬了绝望的惨叫。但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向雨生还有一个漂亮的８岁的女儿在家里。他们留下她，是因为他们中的某某想娶她。这人太穷，年过３０还是一条光棍。他们回到向雨生家时，向的女儿向丽丽正伏在地上哭泣。他们揪住她的头发问∶“你父母已判处死刑死了；你要想活，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丽丽听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声大哭∶“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凶手们见她不识抬举，马上押着她往竹山园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到了地窖边，残烟仍在往外冒。手们用棕绳捆住她往洞里丢时，给她最后一次选择∶“只要你答应嫁给何某某，我们就马上放了你。” 向丽丽停止了哭泣。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在当时的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囗下屈从嫁人，而换回一条性命的。可是，这时对向丽丽来说，时间也是奢侈的了；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那伙人中的一个早已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的女儿这样不识好歹，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一把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１８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那时，天还没有黑定，竹篁衬映着晚霞，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但向丽丽和她的家人再也看不到这般美丽的景色了。 比起向丽丽，这三姐妹的命运似乎要幸运一些。她们都是同一个大队的，都只有１７岁，父母也都在滥杀风中被杀害了。她们都姓涂，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美珍、涂秋蕾。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三人像牲囗一样被关进了公社的农贸市场，关在一起的大大小小有七十多个人，多数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致，人们的神经麻木了，就连小孩也不会哭了。他们就那么蹲在地上，眼光无神地一片沉默，等待着某个时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送上屠场。这时，一个区里的领导路过这里，见人堆里有那么多小孩，顺便说了一句，“小孩就不要杀了嘛。” 就这么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四十多个少男少女。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 她们又被送回大队关着。晚上，当她们一面庆幸自己幸免于死，一面为失去亲人悲痛时，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男子，其中一个还是个傻子。在凶手们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网开一面了。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竟没一个愿意嫁人。大队“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囗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于是，她们被捆起来，受尽种种折磨。后来，她们中的两人在夜里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另一个因被指定要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来信反对，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罢。 三姐妹在死亡与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无论如何也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亮光，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 一、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宫之中。 她当时正值豆寇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待她如亲生女儿。婶娘生怕让她感到自己是个孤儿，她要对得起死去的兄嫂。尽管家境艰难，婶娘还是送她念了书，让她能识文断字，能写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就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在这青山绿水中姑娘渐渐长大了，当她私下为自己的容貌娇好迷人而骄傲的时候，也痛苦地发现扶养自己长大的婶娘原来是个地主婆，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是实打实的贫下中农。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提到那位婶娘时，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吧。”于是，就决定不杀了。 可是，待到杀人那天，却见这位女民兵亲手将她那四十多岁的婶娘捆着押到杀场。“带回去，把你婶娘带回去！不是讲好了，特殊处理的吗？”大队贫协主席兼“最高法院”负责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样，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押到地窖边就要动手。婶娘到这时还心存一线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寒冰的侄女问∶“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蓄满泪水的眼中闪动着难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许她并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这样死，免太寒心了。姑娘断喝一声∶ “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人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迸溅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当然，姑娘以后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求求附近几十里知道这事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虽然她还是很漂亮。再后来，外县一位因出身不好，年过三十还没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往日的事瞒得铁紧。笔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是可怜她。当然，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想当年，许多出身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的。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怜又可憎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了。 二、抛妻杀子的丈夫 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又读过中学，能歌善舞。两人结婚不到两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时逢女人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九家山过路，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子上了，你还不快去救她！”男的闻讯急忙赶去，到边时却越走越慢，最后竟然远远站着，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许他认为女的不该这时跑到娘家来，给他丢人献丑了。或许他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居然娶了个地主的女儿！审讯的人问他∶“你看怎么处理？”他竟回道∶“由你们处理，杀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们牵走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又醒了过来。九家山的干部们一商量，她已嫁给贫农了，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这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三、“求求你们，莫让我光着身子见阎王” 这个石洞就隐藏在这乱石杂草中。很深，里面很宽，斜斜地伸下去，下面还有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那天，听说日本人过来了，有上千人躲在里面。果然洞外来了日军，不过只是三个日本兵。日本人隐约听见洞里有人声，便以为是游击队，叽里哇啦地朝洞里吼了一阵，见没人出来，就很从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囗，又从村里搬来一架风车，点着了柴草就往里鼓风。还是没人出来。三个日本兵不知里面深浅，不敢下去，于是很生气地往洞里丢了几个手榴弹，就走了。 这陈年旧事听起来好像不大光彩，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这个洞真正出名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也不用埋，一脚踢下洞里去了事。血光与哭喊声相混杂，那场面活像是人间地狱。下午，远处又响起了吆喝声。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威风凛凛地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囗走来。 老妇人叫唐长凤，几十年一直守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又养育下了两儿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的心愿了。然而，唐长凤老人没有这个福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杀掉了，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无牵无挂。是啊，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的做什么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净！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一步步走向那个天然的坟墓。快到洞囗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来。她本能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几乎是用乞求的声调，对那些年轻人说∶“让我提起裤子吧，求求你们！”她是人啊，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知道羞耻、懂得维护起码的尊严的，何况她是个女人呢！她的双手是被反绑着的。 民兵们笑了起来，“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起来！” 唐长凤哭了。整个上午，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后她是没有流过一滴泪的。她那苍老的哭声原来是那么的悲凉。她最后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年轻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话、用阶级斗争的观念驳斥了老人的糊涂观念。随后，便骂着，笑着，推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 一、靠杀人创收的无赖 他叫胡茂昌。 这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很让周围人看不起。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没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囔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杀人呢？一是当时他心里直发冲，直想杀杀杀；二是杀人是有补助的，穷得叮当响的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２１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来，自告奋勇地，“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当大家有点畏缩时，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囗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囗，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杀完人，他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１３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可弄了几下都没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还没等他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故决定不杀）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５５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１０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一点，每人５元。 二、贪婪的公安和两条弱小的人命 有关材料上，只简单地记录着这样几句话求求 八月十四日，杨逊卿（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亲自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该大队第二天杀了二人。 杀了二人，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７５岁；何国新，男，５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杀了一老一少这么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身上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觉得机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的手里。说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于是，决定先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 谁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个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 ５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的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有什么用??！”可是，秦秀容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遂一起被杀。 三、临死前，一个地主分子的坦白交代 有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地主分子，被打死时约６０来岁。他解放前还做过国民党的县粮食局长，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后尽管劳动改造得可以，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亮亮相的。这次跑不掉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 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 “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根木棍，从头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还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打死为止。 杀完地富之后…… 那个大队的“最高法院院长”和贫下中农们不相信老地主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他们大约从未想过人是不能杀得兴起、杀红眼睛的，杀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杀尽，说不定就轮到自己的头上了。 一、旧恨私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已有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贯彻到了全县各大队，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当然也不例外。傍晚时分，东风大队的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和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聊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面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这事到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耳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回来搞串连。何营长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然后，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也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杀何定信的意见。 ９月５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在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１９５０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还进过区、乡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赢了，致使何子良耿耿于怀。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审讯”为借囗，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他喝道，一边就叫着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就叫民兵开枪；但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开枪亲自将何若英打死。然后，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死者的头割下来示众。 二、借刀杀人 比起性情鲁??的何子良营长来，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杀人的手法就要高明多了。解放后，何代余一直担任吊高楼的党支部书记，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占点什么的。１９６４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何支书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受社教工作队“左”的影响，还居然打了何支书一记耳光，而且致使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老支书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着就来了，何支书在会上思想深刻地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 不过，老支书把毛主席的着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支部研究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求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这杀人的活。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实行“革命纪律”。并坐下来，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终于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于是，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青春，义气风发地提着把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地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在四乡出尽了风头。等到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乾净了，上面也传话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联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因怕他性子暴烈、会拼命，何支书又想出了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唤去大队部份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地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即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了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可不，留下这个何疯子还不知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于是，那打断了手脚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样，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去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可怜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烂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其实是有点多余了！ 湘南大地，腥风蔓延 道县大屠杀，无异于引爆了“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连省会长沙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跟着贴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当然，影响最大、照样画瓢或有所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且举几个实例如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起到１０月２５日止，历时５７天，共杀人８９８人。其中，曾叁加过桂东游击队，任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身首异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不堪凌辱被迫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晚，动手时四十七军已进驻道县，收刀时已到是年深秋。似??有顶风杀人之嫌。数量上虽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上行使着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干部，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滥杀期间，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曾下发过如此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们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该意见在部份单位下达后，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其对全县以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如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念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宁远县∶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４人。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３８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时，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示意斩草除根。干部们欣然从命。于是，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６８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山窝里的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１９６７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１２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刚满１７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１２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１０９２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可以说是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大屠杀期间，杨书记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开会时吹了吹风。第二天一早，改名叫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６人。整个陵零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亦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３２５人。 双牌县∶该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 新田县∶以开万人大会着称。1967年9月8日才开始杀人，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21个公社就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 永州市、冷水滩市∶这两个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属零陵县管辖。永州市９月间的几天内杀１５８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冷水滩市，一起打架斗殴死了人事件，诱发了全市性杀人事件。 南山县∶共杀１４５人。该县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地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祁阳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杀人期间曾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扩大“战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３３个公社，其间共杀２１８人。 东安县∶中国有名的武术之乡，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县上，杀人事件中仅杀１１人。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腥风停息了的８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个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引起全县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２２５８人叁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１４１人；被自杀２７８人；致伤致残１１３２人。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的人数。当然，这里只是顺便提提而已。 艰难的制止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 上午１０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千创百孔的建筑、血迹斑斑的街头和满街白花花的大字报求求显示着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这里摘录两张不同观念的大字报，或可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贴出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我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的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囗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囗，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这样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份子的操纵下，一部份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解放军的到来，并没有马上给道县人民带来平安，就在军队进城的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３６０余人，被缴枪支１２０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８月３０日，“红联”召开４００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人，尤其是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总是主观地将造反中的一派，与乡村的四类分子对等起来，高兴或不高兴，都拿那些早已被整治得不像个人样的乡下弱小者开刀。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大概杀杀毫无反抗之力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很容易，反正这些家伙都是阶级敌人，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同时可以显示一下高人一等的威风，也借此出出心里的闷气。 部份区社仍在抓紧杀人。长沙市一位姓刘的老知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部队进驻道县后的情景∶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县城。太阳高挂，道江镇却已是阴沉的黄昏，清静得反常，看不到一个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一队队佩着红袖章、挂着冲锋枪的解放军巡逻队从街头走过。除了大横幅、大标语之外，一些墙壁上还残留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布告。这种布告言简意赅，名单比罪状的文字要多；下面那一片片的名字上尽是红勾。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 ９月１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９月２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６９５０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乡下的滥杀风渐渐减弱。但县城里的派性斗争并未结束，有时甚至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升温。９月２３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１２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６９５０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员６９５０部队一营??营长刘富安回忆∶“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囗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囗，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9?２３”事件发生的同时，道县杀人之风迅速向外蔓延，邻近的几个县市也抓紧动手杀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较之道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７日，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摘抄如下∶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叁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囗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这张通告明显地带有当时部队“支左”的痕迹，深受“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各类运动中，“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将受到军代表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清洗。但这张通告无可置疑地为最终平息历时两个多月的惨绝人寰的湘南农村大屠杀发出最后的通牒。 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 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４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象征性处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之风猖獗的日子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呜冤上告。 １９７８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１９８４年５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刘代修就是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手上有几十条人命，判了１０年，因为他不该在得到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顶风作案。事情得从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说起。李念德原本有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１４囗。这家人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被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４囗；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负责人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９囗。刚满２０岁的李念德因连夜翻山越岭逃走，才得以幸免。这里，摘抄1986年2月3日道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８６】刑字第１０号）如下∶ 被告人∶刘代修，男，４９岁，不识字，汉族，系道县杨家乡金狮庵人，1967年任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捕前系杨家乡金狮庵村农民，现在押。 道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刘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１９８６年２月３日在本院会议室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中午，被告人刘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与何议论杀人时，出谋召开支委会研究杀人。何同意后，便分别通知支委黄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当天晚上，被告人刘代修为首在大队正堂屋召开社员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开会时，本大队蒋昌进，接到公社秘书蒋某某制止杀人的电话，当即告诉被告人刘代修，被告人刘代修唆使蒋向公社谎报被杀者已被民兵牵出去了，并说“杀错了我负责”，随后立即组织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绑押走。当行至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时，本大队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杀人的电话后，立即追上公路，将电话内容传达给被告人，被告人刘代修仍不听制止，说什么∶“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即指挥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黄旗子河边杀害。 经审理，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 本庭确认，被告刘代修，在１９６７年杀人期间，曾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追诉期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实施的，且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刘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力一年。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楝一家大小５囗无辜被杀后，家中一切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３７９元，房屋修理费３００元，共计人民币６７９元。因周文楝全家皆被杀，此补发款只能发给周文楝的弟弟。指挥杀害周文楝一家人的生产队长周某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份。 此后，仍然有许多遗属不服，仍在上告。他们被侮辱折磨过，他们的亲人惨死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中，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毁灭了！几十几百元人民币或一纸《平反通知书》是无法抚平滴血的伤囗的；那些制造策划杀人的人和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悔过认罪，或登门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惨死者的坟头添上一（扌不）黄土。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凶手，发生这场野蛮残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有权追究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这样，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不能就这样遮遮掩掩地敷衍过去。然而，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弱小。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愿意去揭开那块伤疤求求那是一块见不得人的疤痕。它是打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旗号，行东方封建专制之实的统治者的一块心病。 不错，那些持枪执刀者，大都是所谓的贫下中农或出身贫下中农，但是谁点燃了他们心中的仇恨之火，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答案其实非常清楚！１９４９年后的３０年，“贫下中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被赋予在乡村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每个具体的贫下中农的实质权力利益又在哪里呢？他们同那些“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一样，除了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之外，一无所有。唯一可以做的即充当专制者的利刀，去管制和虐杀那些比他们更为可怜的同胞，来满足那名誉上高人一等的虚荣。这种国民的奴性人格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其生长于专制社会的土壤之中，为专制者所培植，也为专制者所利用。 当时光进入到２１世纪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二十年前使用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三十多年前湘南小县那数千人被分别和集体屠杀的惨剧就更是成为一个腥红的童话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厦，造高速公路，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好好地疗治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的伤痛，好好地检视一下残杀的原由，又一窝蜂地挤上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干乾净净。二十五年前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的够充份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之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不知道那一天能够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数千屈死惨死的山村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下一代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我们能够等到这一天么？ 面对这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为什么我们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原载于香港《开放》２００１年第７，８，９，１２期)

陵光 · 发表于 23.2.2006 23:47:14

<div class='quotetop'>QUOTE(菲凡小姐 @ 23.02.2006, 23:29 )</div><div class='quotemain'> 当时光进入到２１世纪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二十年前使用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三十多年前湘南小县那数千人被分别和集体屠杀的惨剧就更是成为一个腥红的童话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厦，造高速公路，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好好地疗治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的伤痛，好好地检视一下残杀的原由，又一窝蜂地挤上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干乾净净。二十五年前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的够充份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之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不知道那一天能够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数千屈死惨死的山村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下一代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我们能够等到这一天么？ 面对这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为什么我们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原载于香港《开放》２００１年第７，８，９，１２期) [right][snapback]908147[/snapback][/right] </div> 与其说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如说我们拥有五千年的不文明史。。 国民性与公民教育。。

acha · 发表于 23.2.2006 23:54:40

啧啧啧。。

令狐药师 · 发表于 24.2.2006 10:48:54

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余杰 　　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落潮以后，整个90年代沦为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年代。在这种平庸和苍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相继问世，余秋雨所倡导的“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下个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把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最喜欢他作品的年轻人们早已经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了——他们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知道他为了“自由”而弃“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所以，余秋雨尽可以“放眼未来”，欢欢喜喜地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历史都是无法抹杀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国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辉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参与过的历史进程中，跟余秋雨先生进行一次真诚而艰难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这对我本人、对余秋雨先生、甚至对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所以，尽管余秋雨先生在许多场合宣称，谁批评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谁批评他，就是盗版书的书商雇请的“枪手”；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着这一“恶名”，来展开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讨论。 　　 　　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遇和危机，因此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舒生之路。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行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己更加苛刻。鲁迅在思考中国的苦难时，把自己放置到苦难之中。奥古斯丁说，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区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之分。过去和未来是现在意识对时间的折叠。因此，鲁迅深深地扎根于现在之中，正视自己内心恶的“基因”或者“诱因”，并抑制它在“现在”发作。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小人们，而是内在于他的那条“大毒蛇”。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抵抗，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对罪恶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们，都在一点一滴地挤出自己骨髓里的毒素，向着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假如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称《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他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不是说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认为必须对他们歪曲历史、掩饰罪恶、开脱自我的无耻行为保持十分的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揭露。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逼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胡适传》：个案分析 　　 　　从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他的走红并非始于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论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这批文章的读者一定比今天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人还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胡适传》等等。（这些文章均明确署名“余秋雨著”或“余秋雨等著”，至于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写的文章还有很多。考证出这些文章确实系余秋雨所写并不困难，因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认，但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风格，即把鲁迅先生利用来作为他们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这篇文章谈的是鲁迅的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余秋雨歪曲鲁迅所说的“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也就是邓小平所走的道路。这是鲁迅先生去世后30多年发生的对鲁迅思想最无耻的“强奸”行径之一。今天那些为余秋雨先生优美的文笔倾倒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那些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敬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也会写出以上那样恶劣得不能再恶劣的文字来呢？ 　　 　　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读到这里，我简直瞠目结舌了。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时代，他一定是雍正皇帝的宠臣，他来帮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狱，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满清王朝根据“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而兴起的文字狱，比起余秋雨的想象力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想，皇帝会放手让最聪明的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而余秋雨先生也会干得游刃有余。可惜啊可惜，这么一个天才却生错了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不得不写写《文化苦旅》这样的小文章来混饭吃，更大的天赋——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这是历史上铁板钉钉的记载。那么，如何解释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呢？仅仅是淡化是不够的，还要彻底抹杀。余秋雨是大批判文章的大手笔，当然善于信口雌黄、黑白颠倒。他写道：“要宣传崇洋媚外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贯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比起秦桧当年给岳飞安“莫须有”的罪名来，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你胡适虽然也是在推动白话文运动，但你是出于邪恶的目的来推动的。所以，我们照样要全盘否定你。说你白，你就白；说你黑，你就黑。这样的奇思妙想，非天才不能有也。宋高宗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天才，一定会感叹说，没有跟余秋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否则一定要“大用”他。 　　 　　余秋雨在概述胡适在1921年的活动时说：“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够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够勾结！”三个排比，气势磅礴，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风格。真个是“杀人不见血”。 　　 　　《胡适传》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个典型。当然，它还不算余秋雨最恶劣的文章。文学史家王尧先生通过对这篇传记的分析，得出余秋雨“大文化散文”的雏形早在那时就开始了孕育，真是一针见血。 　　 　　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 　　 　　鲁迅先生生前尖锐批评过上海的无行文人。他画龙点睛地概括说，这类人属于“才子”加“流氓”。所谓“才子”，就是说他们的确才气很高，诗词歌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流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上海是出“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的地方，这个城市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是中国最像西方的城市。鲁迅说，这个地方云集了一批“西崽”和“洋场恶少”。鲁迅很不喜欢这个城市，但当时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在上海与“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们战斗着。 　　 　　鲁迅当年痛斥过的汉奸文人、《文坛登龙术》的作者、今年已经活到一百岁的章克标，现在又开始在上海蠢蠢欲动。这名“老寿星”屡屡在报刊上接受采访，大谈百岁老人如何睿智地看待一个世纪的风烟云云。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时候，他“委屈”的表示，鲁迅当年“误解”了他，可惜先生死得早，不然会有“和解”的机会云云。而且，章克标居然还登出征婚广告，征求老伴。鲁迅先生不在了，要是地下有知，一定又会写出精彩的文章来。这个活宝，是海派文人的典型代表。 　　 　　鲁迅先生后继无人，而章克标却后继有人，余秋雨先生不啻是章克标精神的传人。他兼具了“才子气”与“流氓气”，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才子气”，鲁迅曾经谈到古代许多著名的才子，如唐伯虎之流的才子，实际上不过是戏曲中的“二丑”的角色而已。具体到余秋雨，他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谈历史，谈人生，谈艺术，谈自己美丽的妻子马兰，真是无所不谈，才气纵横，就像周星驰在电影中的夸张说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王东成先生说，他从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够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这一评价极为准确。（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说“流氓气”，钱理群先生在分析鲁迅所说的“流氓”的概念的时候指出，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持自己的私利。所以这种人，鲁迅统称之为“流氓”。（钱理群《说“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会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者们献媚，充当“官”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90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又横空出世，从幽暗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年的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得得心应手。最火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说，余秋雨对此“兴奋得不得了，急着要展开他第二个文化苦旅”。本来这一活动是著名记者唐师曾策划的，但余秋雨居然大言不惭地将创意据为己有。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 　　 　　在各地的巡回讲演中，余秋雨装出一副宽容的态度来，胸襟广阔地谈论身边的一切，却不涉及自己。他对文革、对皇权时代的暴力很宽容，却不宽容针对自己的批评；他歌颂皇帝们，歌颂跟自己类似的才子们，却对自己身边老百姓的苦难持冷酷的态度。我想起波普的一段话：“知识分子尤其容易犯的那些罪恶：傲慢，近乎教条主义的自以为是、理智的虚荣。所有这些都是小的罪恶——不像残酷那样的大罪恶。”（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余秋雨轻描淡写地回顾文革，就是一种罕见的残酷。所以，以上波普所说的所有罪恶他都具备了。 　　 　　鲁迅先生说，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所说的话作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账”。这正是余秋雨不回忆、不忏悔的根本原因。鲁迅说，中国人要抹杀旧账，办法太多了，比如出过一回洋，到国外去一圈，回来，没事了；生一场病，游几天山水，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觉，或者自打几个嘴巴，或者滴几滴眼泪，照样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就白一白眼睛，反问道：这就是我的账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歪曲我吧？有的时候连眼睛白也不白，因为白眼睛也挺麻烦的。联系余秋雨对自己的过去的叙述，简直有“孪生兄弟”一样的效果。他在《山居笔记》中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生了病，到乡下疗养去了，所以有幸逃过浩劫；他在岳麓书院演讲的时候则对某学者的提问不置一词。或者滴水不漏，或者反戈一击，总之，运用种种手段来让自己从历史中脱钩——就像魔术师一样，即使被重重捆绑着扔到海底，也能够奇迹般地逃生。 　　 　　余秋雨这样绝不忏悔的人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文化”的人，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正如钱理群先生在论述鲁迅深恶痛绝的流氓文人时所说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们把语言的游戏性发挥到极点。也可以说，语言的游戏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几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泡沫政治，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钱理群《论“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忏悔：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余秋雨的不忏悔，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患了这个疾病。余秋雨仅仅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个案而已。我“揭露”余秋雨，不是跟他这一个人找茬，而是希望通过对他的剖析透视中国的文化的传统和现实。直到今天，在中国，忏悔一直是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不管是文革的亲历者，还是文革后出生的人，都面临着“文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像所有德国人都面临着“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样。骇人听闻的罪恶已经发生，它是何以发生的？它会不会再次发生？它是否已经将毒素注射到我们的血液中了？然而，缺失忏悔传统的中国，很容易轻轻放过这些问题。 　　 　　洪子诚先生在谈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时，作了三个层面的分析：“第一，在一个重大的，尤其是带有‘灾难性’的影响到广大民众生活命运的历史事件之后，个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责任’问题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是‘强者’也罢，是受害的‘弱者’也罢，都不能说是与自己无关而脱离与‘历史’的关系。第二，人们对于这种‘责任’的承担与反省，却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有的勇敢地面对‘真实’，有的则以各种方法回避（‘健忘’就是其中一种）。面对‘真实’者可能是出自外部的压力，也可能是来自个人良知的驱使、鞭策。第三，最使人感到不安和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最该‘愧怍’者因‘健忘’等原因而心安理得，不必怎样愧怍者有可能受良心折磨而畏缩迟疑，而继续在‘生存竞争’中落伍。”（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余秋雨先生正是这样的一种“心安理得者”，正是因为这种“心安理得”使得他“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在“新时代”的竞争中获得了可以同当年的竞争相媲美的、甚至超越了当年的成功。 　　 　　而巴金先生采取的另一种态度，一种主动忏悔的态度。巴金确立了这样的原则：从解剖自己开始。反省，首先要进行对自我的审判。本来他是受害者，但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精神上的缺陷：“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起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巴金《随想录》）与巴金先生的良知和勇气相比，余秋雨卑琐的人格昭然若揭。本来他在当时充当的是打手和帮凶的角色，他比巴金先生更应当忏悔和反思，但是他却轻易让自己过关，当年他是戴着白手套“杀人”的（被他所写作的大批判文章直接或者间接地害死的善良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今天他只需要轻轻松松地把沾满鲜血的白手套摘下来就算与历史“拜拜”了。 　　 　　对于文革，余秋雨当然算不上罪魁祸首，还有许许多多比他负有更大责任的政治人物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知识分子在整个文革中，处于受迫害的一极，即使是像余秋雨这样的“红人”，也不过是被利用者罢了。对于历史，我们应当尽量抱宽容的态度，正如波普所说：“宽容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孰无过，我们一直在犯错误。因此让我们互相谅解对方的愚行。这是天赋人权的第一个原则。”（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自我忏悔的基础上，对于那些犯有罪行却死不忏悔的人，我们不能一味地宽容——纵容了恶的力量，也就伤害了善的力量。 　　 　　在西方，近半个世纪来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奥斯维辛以后的神学”来。这种神学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永远不忘奥斯维辛遇难者的惨叫……奥斯维辛是，并且永远是一场对我们认为神圣这的一切所犯下的暴行。”然而，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传统因而也就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里，除了巴金先生以外，很少人直面文革的惨剧。正像任不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善于遗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鲜耻。德国宗教学者默茨认为：“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者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受难回忆总是重新面对政治权力的现代犬儒主义者。”（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的遗忘和不忏悔，再一次充当了专制主义的帮凶，再一次对历史犯下了重大的罪行。这一次犯下的罪行，甚至比当年参加文革写作班子的罪行还要严重。他由于自身对责任承担的恐惧和道德的缺陷、理性的软弱，陷入了毁灭记忆的疯狂之中，从而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我不禁想起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段话：“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的方式。”（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的良知的人，一个履历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却奇迹般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他的文章是优美的、流畅的、有感染力的。喜剧以正剧的方式登场了——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剧。 　　 　　任不寐先生在论述忏悔意识时，特别强调自我的忏悔。忏悔意识不仅用批判理性批判分析他人，更多的是用批判理性反省自己。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最具有忏悔精神的人之一。任不寐认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罪恶同样内在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回避和抗拒罪恶；只有我们意识到我们面对罪恶的懦弱是如何可耻时，我们才会表现出抵抗罪恶的道德勇气；只有我们意识到自己也可能犯同样的罪恶或至少萌动同样邪恶的欲念时，我们才能最有说服力最公平地拯救罪人（无论是通过法治还是宗教信仰）和开展理性的批评。”（任不寐《向自由忏悔》） 　　 　　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将来”。假如我们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失去了对苦难的记忆、对罪恶的记忆、对责任的记忆，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幸福和祥和的生活便永远没有保障。假如我们的历史还是像积淀了仇恨、愚昧和迷狂并且反复释放的《二十六史》，那么我们的将来也必然是其中某个章节的重演而已。 　　 　　这就是我“不放过”余秋雨先生的根本原因。

令狐药师 · 发表于 24.2.2006 11:14:40

真难以相信甚至接受，这就是我们父辈做过的。 我们的民族必须对此进行深刻地反省和忏悔，我们的父辈不愿做，那就由我们这一辈担当起忏悔的责任吧。。。

陵光 · 发表于 1.3.2006 21:12:38

我突然想到，假如国人有佛教“不杀生”的信仰，还会不会那么凶残？

令狐药师 · 发表于 2.3.2006 11:51:24

我不清楚，但好像“杀恶人即是善念”也是佛教用语吧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confused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confused_smile.gif' />

陵光 · 发表于 2.3.2006 18:54:16

<div class='quotetop'>QUOTE</div><div class='quotemain'>一、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宫之中。 她当时正值豆寇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待她如亲生女儿。婶娘生怕让她感到自己是个孤儿，她要对得起死去的兄嫂。尽管家境艰难，婶娘还是送她念了书，让她能识文断字，能写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就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在这青山绿水中姑娘渐渐长大了，当她私下为自己的容貌娇好迷人而骄傲的时候，也痛苦地发现扶养自己长大的婶娘原来是个地主婆，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是实打实的贫下中农。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提到那位婶娘时，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吧。”于是，就决定不杀了。 可是，待到杀人那天，却见这位女民兵亲手将她那四十多岁的婶娘捆着押到杀场。“带回去，把你婶娘带回去！不是讲好了，特殊处理的吗？”大队贫协主席兼“最高法院”负责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样，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押到地窖边就要动手。婶娘到这时还心存一线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寒冰的侄女问∶“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蓄满泪水的眼中闪动着难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许她并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这样死，免太寒心了。姑娘断喝一声∶ “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人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迸溅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当然，姑娘以后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求求附近几十里知道这事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虽然她还是很漂亮。再后来，外县一位因出身不好，年过三十还没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往日的事瞒得铁紧。笔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是可怜她。当然，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想当年，许多出身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的。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怜又可憎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了。 二、抛妻杀子的丈夫 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又读过中学，能歌善舞。两人结婚不到两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时逢女人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九家山过路，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子上了，你还不快去救她！”男的闻讯急忙赶去，到边时却越走越慢，最后竟然远远站着，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许他认为女的不该这时跑到娘家来，给他丢人献丑了。或许他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居然娶了个地主的女儿！审讯的人问他∶“你看怎么处理？”他竟回道∶“由你们处理，杀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们牵走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又醒了过来。九家山的干部们一商量，她已嫁给贫农了，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这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div> 就算撇开善恶标准， 佛教也认为：即使是杀恶人，自己也会堕地狱；所以杀恶人，其实是牺牲自己的。 我很怀疑这里的杀人者会想到自己会堕地狱，可以不杀人却非要杀人，这不是想下地狱么？ 没信仰的民族就是容易迷失自己，连基本的道德人性都可以丧失得一干二净，我很怀疑这样的帐还应该记在KP身上。中国人的麻木其实在KP当家前就早已有人发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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