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是个社会问题———德国人更倾向于不要孩子要工作的决择,令人口规模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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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娃娃,还是找工作?恢复工作,抑或再生娃娃?在德国,这已经闹成一等一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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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娃,还是要工作?
/ I c- Y8 {+ W 《欧洲新报》记者 范 轩 6 {9 |+ D" R' M
逻辑学中有个叫“二难选择”的概念,就是当你面临两个不好的结局时,看你选择哪一个。显然,“二难选择”不同于母亲问你吃面条还是吃米饭那般简单,也不是鱼和熊掌那样无伤大碍,而是很严重的“两害相权”。记得当年大学老师用一个极为通俗的范例就构建出了这个逻辑模型:当必须让你残废时,你是要断腿、还是断胳膊?
- N# J1 G/ ?7 x. W$ P4 P8 C+ O3 S6 U不要以为这种“二难选择”只会出现在矛盾中,现实生活中一些看似和谐的事务,也会将这种痛楚的二难选择摆在人们面前,比如“生娃”和“工作”。
. r% Y( d2 g. h, f/ a$ t日前,德国媒体展开了一场关于女性重返工作岗位的讨论,电视、报章都多有此类报道。萧条的经济状况要求女性工作挣钱、补贴家用,但生娃、养娃的拖累又将女性捆绑在家务琐事中、难于走出。
( @. W/ P C0 B- X: r2 u7 V E/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德国15岁至64岁女性中,目前约66%有工作,与经合组织其他发达成员国相比并不落后;但有3岁以下孩子的职业妇女比例仅为32%,大大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的比例。德国规定产假最长可达3年,很多妇女因此暂时放弃工作在家专心照看孩子。 1 A: E( X1 ^2 x8 D1 m( J7 h. f( R
在有一个孩子的德国妇女中,只有14%的人恢复全职工作;在生了两个孩子的女性中,这个比例降到6%。德国的出生率在西方国家里属最低行列,平摊到每名妇女头上是1.38人。
+ a' V% q9 U" d' d笔者的同事中,这样的事例就颇多。一个德国女同事,在刚刚怀孕的时候就忙着和大家告别了。看着大伙儿狐疑的眼光,她急忙解释:我估计至少5年之内不会来办公室了,因为我想连续生两个宝贝;至于5年之后,可能也没有精力再工作了,虽然我很想工作。另一个嫁了德国老公的中国女同事,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刚刚上班不久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她无奈地说:正在存钱准备买房子,可是意外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现在又不能工作了;这样一来,家庭收入减少、支出增大,日子肯定会困难许多!当笔者问及,是否有其它可替代的解决办法,她摇了摇头: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比如我是独生子女,曾试图接我父母来照顾孩子,但咨询过外管局后基本没有可能性,而德国公婆又根本不会替我们照顾孩子;如果请一个保姆,那我的工作更没有意义,因为我的收入要全部支付给保姆,所以还不如自己回家带孩子、做一个全职家庭主妇。虽然能看出来,这位热闹外向的女同事并不甘愿年轻轻地便“沦为”家庭主妇,但在这样棘手的“二难选择”面前,她也没有滔天的本事来扭转乾坤,而被逼到“6%”这一极小的概率中去了。 * H1 e$ N, z& D, ?) |# K6 T
据笔者了解,在当代德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生育高峰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30年代,纳粹政府将“光大德意志优等民族”这一极其荒谬的目标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以生孩子的多寡为标准来提拔党羽。纳粹规定,雅利安女人的堕胎全都属于非法。党卫军号召德国人民提高“种族储备”,“纯种”女人被免于劳动并被鼓励生育,而不管她们结婚与否。纳粹还以各种方式推动雅利安人生育,方法包括对那些有四个或者更多孩子的所谓“英雄母亲”发放结婚贷款、儿童津贴及颁发勋章等,而那些无子女的夫妇则遭到歧视。纳粹甚至还嫌十月怀胎批量生产“雅利安婴儿”速度太慢,于是干脆直接绑架其他国家具有雅利安血统和相貌特点的金发儿童,将他们送到德国给人抚养,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德国的“铁军”。在这种疯狂、畸形的“造人政策”之下,德国人口呈现了一次飞跃。
: ^! z- F! u5 i2 j! M+ B2 Q' ^" Y: _;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人民又重新开始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而此时经济大发展也为人口繁育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于是,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西德经历了又一个生育高峰。但是,随着生育高峰的过去,及7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从70年代末开始德国的生育率一直持续降低,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7 ` K& S9 l3 T) k, L0 \; `4 y! c
现代德国,舒适安逸的生活已经令人们形成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性,年轻人不愿牺牲轻松自在的生活方式,花时间生儿育女;而社会福利的逐步削减、生育和抚养成本太高,也都使“造人”受到了限制。世界经合组织2007年对9个欧洲国家25岁至44岁年龄段的女性生育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德国女性没有孩子或不与孩子一起生活的比例在欧洲“名列前茅”,为33.6%—————三分之一的妇女不生或不要孩子。 - G8 Z; n5 \ N# v$ {
除了生育观念的因素,还有许多现实矛盾让人在生娃与工作之间难以两全。在德国,多数幼儿园或学校午后即放学,而雇主又无法关照家有幼儿的员工,譬如适当让他们缩短工作时间,这就使孩子放学后无人照看;而因孩子无处托管,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工作。由此,带来一个恶性的社会循环:由于多数母亲辞职回家照看孩子,社会又少了开办幼儿园的必要。不仅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儿童的上学时间相对较晚,平均入学年龄为7岁。所以,最佳育龄女性往往身处大学校园,走出校园时已年近30。面对近期德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毕业生们眼中,找份工作又成了比生孩子更为迫切的事情。
8 t! q6 D( N f+ |# U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大气候中,很多德国女性都有愿望寻找工作出路,以补贴经济的窘迫。但显然,在这个“断胳膊还是断腿”的二难选择中,德国人更倾向于不要孩子要工作的决择,所以,令德国人口规模江河日下。
" b6 R6 K! ^/ t i5 J0 C生娃娃,还是找工作?恢复工作,抑或再生娃娃?在德国,这已经闹成一等一的大事情了。 & E" h* i0 j$ p( P+ c% Z2 w" L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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