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真实的戈登(下)

1864年，戈登载誉归来，立刻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英国政府提升戈登为中校，女王册封他为“名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媒体称他为“中国人戈登” ，他被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和座谈。如果戈登有心功名利禄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望飞黄腾达。但是戈登天性不喜欢宴会和应酬，在时髦的女性面前往往会局促不安。戈登的内心深处，对尘世的污染其实充满了恐惧感。戈登回到英国以后深居简出，拒绝抛头露面，於是很快淡出了众人的视野。1865年10月，赋闲了一年的戈登被派到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Gravesend)，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戈登在这里一干就是六年。<br><br>据戈登的备忘录记载，在格雷夫森这六年是戈登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由於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无关紧要，戈登没有追求进度的压力，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两点，然后就去做社工，援助当地的贫困居民。戈登出资创建了“格雷夫森乞丐协会”(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专门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他还给一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支付养老金。据估计戈登将他三千英镑年薪的90%用于各种慈善事业。<br><br>很多戈登的好友后来指出，戈登对权力、财富等世间最基本的诱惑根本无动于衷，他生命的动力是雄心和抱负。戈登渴望荣誉和影响力，追求伟大而绚烂的，能够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一种存在方式。<br><br><br>1. 初治苏丹<br><br>1871年，戈登被提升为上校，出任“多瑙河委员会”委员，负责解决多瑙河口的领土纠纷。1872年，戈登在君士坦丁堡结识了埃及总理努巴尔(Nubar Pasha)，让后者印象深刻。次年，戈登接到了埃及总督赫迪夫(Khedive Ismail)的信函，邀请他出任苏丹赤道省(Equitoria)的总督。在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以后，戈登于1874年初走马上任。<br><br>埃及此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土耳其苏丹任命了亚美尼亚人赫迪夫为埃及总督。1820年，埃及在英国的支持下向南扩张，吞并了苏丹北部地区。从那以后，英国逐步扩大其对埃及的影响力，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埃及总督已经基本成为英国的傀儡。1869年，赫迪夫任用英国人贝克(Sir Samuel Baker)率领一支埃及军队远征苏丹南部，于1870年占领尼罗河上游的重镇喀土穆(Khartum)，进而吞并苏丹全境。埃及占领苏丹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奴隶贸易的泛滥。大批奴隶贩子云集苏丹南部，和当地部落首领相勾结，将奴隶贩卖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埃及总督赫迪夫受到英国政府极大压力，急需一位能人遏制猖狂的奴隶贸易，而戈登正是上佳人选。<br><br>戈登满怀热情踏上苏丹之旅。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中非的荒漠和沼泽将被开发，接受文明的福音；猖獗的奴隶贸易将被扑灭；当地野蛮的居民将习惯自由、公正和繁荣。”戈登到达苏丹以后，发现苏丹政府一贫如洗，於是主动将自己一万英镑的年薪降到两千英镑，立刻赢得当地人民的景仰。戈登先出任苏丹赤道省总督，两年以后出任整个苏丹的总督。他在苏丹的六年间，骑着骆驼行程八千五百英里，足迹遍及苏丹全境。在打击奴隶贸易之外，戈登还致力于改革苏丹的政府机构，修筑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立象牙的政府专卖，以开财源。<br><br>戈登的热情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浇灭。苏丹的奴隶贸易已经深植当地社会经济的脉络之中，由埃及、土耳其等地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戈登个人的努力显然是杯水车薪。六年间戈登率领几百人的队伍四处奔波，对奴隶贩子围追堵劫，解救数以万计的奴隶。但戈登很快发现被解救的奴隶根本无力谋生，赤贫的苏丹政府更是无力供养，於是他们很快又出现在各地的奴隶市场上。戈登抓获了一批奴隶贩子，把他们送到开罗，请埃及总督赫迪夫严加处置。没想到这些奴隶贩子不但立刻获得自由，还成为总督的座上宾。这也难怪，奴隶贩子们的进贡是埃及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自己的财神呢。<br><br>经过几年徒劳无功的努力，戈登对苏丹的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你能把浸透到纸里的墨迹弄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停止这块土地上的奴隶贸易。”戈登明知不可为依然勉力为之，他在备忘录里写道：“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因而乞求上帝；我将不问成败，一切交由上帝安排。” <br><br>戈登在苏丹期间，一个名叫佐拜尔(Zobeir)的当地部落首领通过奴隶贸易聚集财富，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有意挑战埃及政府的权威。佐拜尔本人被引诱到开罗软禁起来，而他的儿子苏莱曼(Suleiman)公开起事，围攻埃及军队在苏丹南部的据点。戈登不战而屈人之兵，只带了一个翻译骑着骆驼穿过85英里的沙漠，突然出现在苏莱曼面前，戈登的出现导致叛军阵营的分裂，一些部落首领当场投诚。戈登命令苏莱曼两天之内放下武器，解散部队，而苏莱曼完全被戈登的凛然正气所镇摄，俯首贴耳一一照办。1878年，戈登前往开罗解决埃及政府的财政危机，苏莱曼又起兵造反，很快兵败被杀。<br><br>1880年，戈登递交辞呈，怅然离开了辛苦经营了六年的苏丹。在他的继任拉乌夫(Raouf Pasha)治下，苏丹的奴隶贸易恢复了过去的规模，而戈登改革政府的成果全部废弃。埃及政府为了创收，变本加厉地搜刮苏丹人民。苏丹上下群情激愤，整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在尼罗河小岛上静修的一个苦行僧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这时看到时机成熟，於是率领信徒揭竿而起。<br><br><br>2. 临危受命<br><br>1880年爆发的苏丹马赫迪运动，在很多方面都酷似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运动领袖马赫迪和洪秀全一样，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领导人民起义，最后建立王权统治。<br><br>马赫迪原名阿赫麦德(Mahommed Ahmed)，1844年生于苏丹一个木匠家庭，16岁成为伊斯兰教的苦行僧(Dervish)。阿赫麦德成年以后在苏丹各地漫游传教，渐渐得到苏丹底层贫民的拥戴。1881年，阿赫麦德公开称自己是马赫迪(Mahdi, 真主的使者)，抨击埃及政府派来的土耳其官员不读古兰经、饮酒、压迫其他穆斯林等等罪行，号召苏丹人发动圣战，驱逐土耳其人，取得民族独立。<br><br>马赫迪属於瓦哈比教派(Wahhabism)，这个教派由十八世纪阿拉伯人瓦哈比(Muhammad ibn-Abd-al-Wahab)首创。瓦哈比教派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主张古兰经是所有教义的唯一来源，摈弃骄傲、嫉妒、忽视日常祈祷等罪过，而追求谦逊、温顺、坚忍、节欲、朝圣等美德。需要指出的是瓦哈比教派是当今沙特阿拉伯的国教，也是本拉登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义，近两年很多学者把本拉登和马赫迪相提并论。和本拉登一样，马赫迪的理想是伊斯兰教统一世界，他公开宣称，苏丹解放以后，他将征服埃及，然后是麦加和耶路撒冷，最后是全世界。被征服的异教徒要么归依真主，要么引颈就戮。马赫迪运动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非常相似，依照古兰经制定严刑峻法，比如盗窃者剁去手足，禁止饮酒、鼓掌、恶语、跳舞、淫乱、阅读禁书、穿着鲜艳等等。<br><br>马赫迪运动吸引了大批苏丹贫民，以及一些企图投机的地方豪强和奴隶贩子，这些人在马赫迪的默许下继续他们的奴隶贸易。很多苏丹部落首领仍然持观望态度，期望英国政府有所行动。马赫迪信徒们身穿粗制棉布做成的白袍，以长矛、弯刀为武器，组成一支充满宗教狂热的军队。埃及政府在以后的两年间派遣了三支西式装备的远征军前来征讨，都被消灭。每一次胜利都使马赫迪的队伍壮大一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苦行僧就是安拉派来的救世主。<br><br>正当苏丹马赫迪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埃及也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暴动。一个名叫阿拉比(Ahmed Arabi)的埃及军官发动兵变，企图驱逐土耳其苏丹任命的埃及政府，建立埃及民族政权。腐败的埃及政府不堪一击，关键时刻英国派遣沃斯利将军(Lord Wolseley，也就是当年参与火烧圆明园的沃斯利中校)率军于1882年9月进入开罗，镇压了阿拉比暴动，扶持埃及政府复辟。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航线对大英帝国战略意义重大，英国决不能容忍埃及被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政权控制。不过海外驻军开销巨大，英国政府并不打算在埃及久留，一旦埃及傀儡们能够控制局面以后就离开。但苏伊士运河的战略地位让英国欲罢不能，英军在埃及一驻就是74年，直到1956年才全部撤出。<br><br>埃及政府刚刚渡过危机，就着手解决苏丹问题。他们任命英国人希克斯(William Hicks) 为远征军司令，由他率领一万刚刚兵变过的埃及部队，前去镇压马赫迪运动。结果希克斯远征军在苏丹科尔多凡地区(Kordofan)遭到四万马赫迪军队的伏击，全军覆灭。消息传来，英国政府开始正视苏丹马赫迪运动。首相格拉斯通领导的自由党内阁介入埃及事务已经相当勉强，而苏丹对英国并没有任何战略价值。英国内阁经过讨论，决定要求埃及放弃苏丹。然而这个决议实行起来难度相当大，因为在苏丹有数万埃及军政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散布在沿尼罗河的据点内，而马赫迪军队兵势正盛，已经控制了苏丹大部分地区。<br><br>英国媒体对苏丹问题异常关注，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报纸煽风点火，大肆丑化马赫迪运动，要求政府出兵消灭这个邪恶而危险的组织。拥护执政党的报纸则担心撤退计划因为缺乏领导而流产，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无论哪一派的媒体，都认为苏丹急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而苏丹前任总督戈登是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br><br>戈登自从三年多以前离开苏丹以后，在世界各地奔波，1880年夏天的中国之行以后，戈登前往南非，负责处理棘手的土著事务。戈登无论在哪里，都不改其直言无讳的风格，他曾公开批评英国的爱尔兰政策，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并因此得罪了英国政府。1882年戈登晋升少将。离开南非以后，戈登有一年多的时间处於赋闲状态，他於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的历史研究，写了两千多页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时国王的公函，请他出任刚果总督。戈登接受了邀请，返回英国为非洲之行做准备。<br><br>戈登于1884年1月回到英国，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大媒体异口同声地为起用戈登造势。没几天，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就代表国防部和他会晤，请求他再次出任苏丹总督。这是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丧失判断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戈登是一个斗士，一个冒险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以桀骜不驯、宁折不弯著称，而英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屈辱的撤离。没有人比戈登更不适合这项工作了。<br><br>这个意外的任命使戈登胸中熄灭已久的热情之火又开始熊熊燃烧。近几年的怀才不遇，使戈登相当郁闷。现在他的价值终於得到了应得的认可，而苏丹将是他建立丰功伟绩的地方。面见外交部长格兰维尔(Lord Granville)几个小时以后，戈登就在副手斯图亚特上校(Colonel Stewart)的陪同下，来到伦敦车站，格兰维尔已经为他们买好了前往南安普顿港的车票。戈登上车以后，沃斯利匆匆赶来，从车窗塞给他一个皮包，里面是几个朋友凑的两百英镑路费。火车在汽笛声中渐渐驶离站台，戈登从车窗向送行的亲朋好友挥手道别，就此一去不复返。<br><br><br>3. 拯救戈登<br><br>戈登临行前非常明白自己的任务 - 组织埃及公职人员撤离苏丹。到达开罗以后，戈登会见了软禁于此的苏丹豪强佐拜尔，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虽然这个苏丹最大的奴隶贩子曾经是戈登的死敌，而且和戈登有杀子之仇(佐拜尔之子苏莱曼兵败以后被戈登的副手处决)，但通过这次谈话，他开始坚信佐拜尔代表着苏丹的未来。此时戈登心中充满了对苏丹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将自己的任务抛到九霄云外。<br><br>戈登乘船沿尼罗河而上前往喀土穆期间，发的电报象雪片一样飞到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的桌上。在这些电报中，戈登向巴林坦白自己解决苏丹危机的打算：佐拜尔将作为副总督到喀土穆来协助他，以佐拜尔在苏丹的号召力分化瓦解马赫迪阵营。由於苏丹政府和佐拜尔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戈登认为英国应该派遣军队“粉碎”马赫迪运动。未来的苏丹应该由苏丹人佐拜尔领导，而英国在幕后指挥，如同阿富汗一样。正在此时，马赫迪军队攻占了苏丹红海岸边的苏阿金港(Suakin)，威胁到英国的红海航线。驻埃英军立刻派出格兰姆将军(Sir Gerald Graham)率部反攻苏阿金港，并两次击败马赫迪军队。戈登认为这支部队应该立刻乘胜前进，一举剿灭马赫迪运动。<br><br>英国政府非常干脆地拒绝了戈登的建议。佐拜尔是苏丹最大的奴隶贩子，出於道义原则英国政府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人物。格兰姆将军的部队在收复苏阿金港以后，立刻撤回埃及。不久英国放弃苏丹的计划公布于众，持观望态度的苏丹各部落首领对英国彻底绝望，全部投靠马赫迪。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仅仅一个月以后，马赫迪军队就完成对喀土穆的包围。戈登只在合围之前将城中的妇孺抢运到埃及。巴林3月24日发电给外交部长格兰维尔，认为撤离苏丹的计划已经流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戈登和他的助手安全撤出喀土穆城。<br><br>戈登被困喀土穆的消息很快传到英国，立刻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4月，通往喀土穆的电报线被切断，戈登和外界的联系中断。最先为戈登的安危担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于3月25日打电报给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Lord Hartington)：“这真是骇人，戈登将军面临危险，你一定要解救他…你肩负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维多利亚女王的电报代表了当时的公众情绪，英国各大报纸充斥着讨论戈登安危的社论和读者来信，戈登的朋友们设立了一个援助基金，认捐者踊跃。5月初，公众的担忧达到顶点，社会各界召开集会，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两个月前，英国政府很快屈从于舆论压力，起用戈登总督苏丹，但现在内阁却出奇的固执。政府一反常态地顶住了舆论的压力，拒不发兵。显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左右苏丹政策，使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方针，完全不顾民意。这股力量来自英国首相格拉斯通。<br><br>75岁的格拉斯通正处於一生事业的顶峰。格拉斯通曾经是保守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后来逐渐蜕变，成为自由党的顶梁柱。此时的格拉斯通寂寞无敌，他的政坛对手如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都已经死去，他享受全体国民的景仰，被英国媒体敬畏地称作“伟大的老人”。如果抛开格拉斯通的城府和机心，我们会发现他具有和戈登一样单纯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1879年大选时，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通的竞选主张之一就是不走帝国主义道路。执政以后，格拉斯通在许多场合表示“埃及应该由埃及人治理”，反对英国接管埃及事务。起初格拉斯通非常勉强地同意起用戈登。戈登一到苏丹，英国的苏丹政策就开始偏移，逐渐向征服苏丹和吞并埃及的方向滑行。格拉斯通痛下决心，一定要悬崖勒马。在英国公众的眼里，出兵苏丹的结果不外乎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得救，但格拉斯通却看到了“旷日持久的战乱，成千上万的牺牲，军事占领的残暴，和对一个民族的奴役。”<br><br>1884年5月，反对党在议会提案敦促政府发兵救援戈登。他们认为，戈登的命运和大英帝国的名声紧密相联。格拉斯通这样反诘：“出兵苏丹，是对一个争取自由的民族的征服战争…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格拉斯通表示，如果戈登的确处境危险，则政府责无旁贷应该出兵救援。但事实上喀土穆虽然陆路断绝，水道依然畅通，戈登随时可以乘汽船撤出喀土穆。戈登陷于险地完全是自觉自愿的。<br><br>戈登发给巴林的最后几封电报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戈登告诉巴林，既然英国政府拒绝出兵苏丹或派佐拜尔来协助他，他认为自己可以根据形势自作主张。“你们最终会被迫前来消灭马赫迪，” 戈登认为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将会蒙受“洗雪不掉的耻辱”。戈登的电报被各大报纸刊登，而格拉斯通是在一个乡间俱乐部看报纸时读到这些话的。在场的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格拉斯通拿起报纸，眼光立刻停留在戈登的电报上。读着读着，他的脸开始变得僵硬和苍白，他的眼里开始喷射出怒火，好像要将报纸点着 - 他这种神情只有在议会辩论中勃然大怒时我才见过 - 仿佛戈登的言语灼伤了他的灵魂，激起怒火万丈。他面色惨白、一言不发，在那里呆坐了几分钟，然后起身离去，那天再也没有露面。”<br><br>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戈登试图将武装干涉苏丹的政策强加于英国政府。戈登认为只要能够在喀土穆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就可以迫使英国政府出兵消灭马赫迪。洞悉戈登心理的格拉斯通象一头被激怒的雄狮。戈登以自己的生命要挟政府，不仅是在蔑视他的治国理念，更是在挑战他的个人权威。格拉斯通横下一条心，不理会媒体的指责和声讨，坚决拒绝出兵。喀土穆被包围以后，整整四个月英国政府对戈登的困境无动于衷。事到如今只有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个僵局，那就是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br><br>哈廷顿是自由党内的二号人物，他代表的贵族势力，是自由党的政治基石。哈廷顿为人朴实诚恳，公正无私，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典范。自从维多利亚女王嘱咐他尽力挽救戈登以后，哈廷顿一直在内阁强烈主张出兵。但哈廷顿是一个毫无心机的人，不但理解力迟钝，而且行动缓慢。他被格拉斯通的闪烁其辞所迷惑，一直没有领会其真正意图。6月初的时候，哈廷顿还打电报给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询问政府打算何时出兵。格拉斯通的想法昭然若揭以后，哈廷顿又等待了近两个月，才迈出关键的一步。7月30日，哈廷顿告诉格拉斯通，如果政府不立刻出兵，他将辞职。格拉斯通明白哈廷顿的份量，他的辞职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8月5日，格拉斯通终於同意出兵苏丹，议会很快批下30万英镑的军费。26日，沃斯利被任命为苏丹远征军统帅。9月9日，沃斯利到达埃及，开始准备向苏丹进军。<br><br><br>4. 死得其所<br><br>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惊惶失措的喀土穆居民夹道欢迎，象迎接救世主一样将戈登迎进城里。戈登到喀土穆以后并没有动手组织撤退，而是暂停徵税，减免债务，废除酷刑，甚至宣布奴隶贸易合法化。这些挽回人心的做法表现了戈登在苏丹坚持下去的决心。<br><br>戈登随即考察了喀土穆的防务。将妇孺疏散以后，喀土穆此时仍有四万人口，和八千埃及守军。城中存粮充裕，可以坚持半年。最让戈登喜出望外的是八支小汽船，改装成炮艇以后，可以用来控制尼罗河航道。5月初，苏丹北部重镇柏柏尔(Berber)陷落，喀土穆成为名符其实的孤岛。戈登咬紧牙关，固守待援，他全身心投入修建城防工事，埋置地雷，铺设铁丝网。工兵出身的戈登比照英国陆军的教科书一丝不苟地规划监督城防工程。由於苏丹政府近乎破产，戈登以自己的名义印制钞票，给官兵按时发饷，向他们保证英国政府将如数兑现。戈登还制定一套嘉奖制度，定期举行授勋仪式，以鼓舞士气。在戈登的努力下，喀土穆城防大大加强，马赫迪的将军们不得不放弃攻城，制定了长期围困的计划。<br><br>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英国援军始终不见踪影。戈登在他的总督府房顶上架设了一副望远镜，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眺望北方，而北方的地平线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一天，戈登收到了马赫迪的一封亲笔信和一个包裹，内装一套苦行僧的白袍。马赫迪劝说戈登归依伊斯兰教，穿上白袍出城投奔真主。戈登当着众人的面将白袍扔在地上用力践踏，然后一言不发，独自爬上房顶，机械地将望远镜转向北方，继续眺望。<br><br>进入9月，尼罗河开始泛滥，水位上升，戈登的汽船因而可以渡过浅滩，一直开到埃及境内。戈登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向英国政府和公众进一步解释他的立场。戈登将几大箱文件，包括他和副手斯图亚特的围城日记，以及一封呼吁信，装上汽船“阿巴斯”号。临行前，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都表示想随船离开，戈登爽快地答应了。“阿巴斯”号离开喀土穆以后，不幸在途中触礁沉没，船上乘员逃到岸上，被当地部落首领全部杀死，向马赫迪请赏。<br><br>戈登拒绝乘船撤离，再一次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戈登一直都有机会离开喀土穆，但他选择了留下和喀土穆共存亡。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在备忘录中表明，此时戈登的职责就是设法撤离喀土穆。如果执意留下，则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出兵救援，势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如果离开，喀土穆四万居民只不过沦为马赫迪的囚犯。但是柏柏尔城陷落以后惨遭野蛮屠城，喀土穆城破之后只怕也逃不了相同的下场，戈登作为苏丹总督，对喀土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戈登的强梁性格，临阵脱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br><br>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离去以后，戈登更加孤独，每天花很多时间写他的围城日记。这些有幸保留下来的手稿，记录了三百多天绝望的等待中戈登的心理历程。戈登在日记里重申他的原则：“我庄严宣告，在喀土穆每一个愿意撤离的居民安全撤离以前，在一个有效的政府建立以前，我不会离开苏丹；因此我不会遵从任何让我撤离的命令，我愿意冒一切风险，留下来和此城共存亡。” 这是赤裸裸的抗命不遵，但戈登天生不是一个顺从的人，他在日记中自嘲地说：“我绝不会雇佣象我这样的人，我是不可救药的。”<br><br>随着时间的推移，戈登起初的信念也逐渐产生动摇。他估计城中四万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愿意投靠马赫迪。“埃及官员无能，士兵怯懦，”戈登沮丧地发现，“为他们牺牲真不值得。” 他的尊敬都留给了对手，“马赫迪的信徒都是坚定的战士，能够忍受饥渴，舍生忘死，真是坚如磐石。” 在他心目中，马赫迪士兵才是他喜欢带的兵。戈登虽然认定马赫迪欺世盗名，但在他的日记里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对马赫迪的尊敬。一天有谣言传来，马赫迪在城外出现，要求面见戈登，戈登居然一脸的兴奋之色。<br><br>9月底，城中存粮将尽之时，一些奸商非法囤积的粮食意外地被发现，使喀土穆守军又坚持了几个月。12月14日，戈登的最后一艘汽船装着他的日记离开喀土穆。戈登写给他姐姐的最后一封信中言道：“我知道女王的政府会因为我强迫他们出兵而怒气冲天…由於援军的延误，这应该是你看到的最后一封信了。不过上帝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将会得以实现。由於条件的限制，恐怕我在此的作为会显得不那么辉煌…我非常快乐，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力履行了我的责任。” <br><br>沃斯利在埃及精心准备苏丹远征，他知道马赫迪有雄师十万，士气高昂，轻敌冒进只能是自取灭亡。到10月底，沃斯利才凑齐一万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此时尼罗河正值低潮，水路无法进入苏丹，如果走陆路，又没有足够的骆驼。直到11月底，远征军的先头部队才正式出发。进入苏丹以后，英军不断受到马赫迪部队的骚扰和阻击，行动非常缓慢。1885年1月20日，英军到达尼罗河畔的米提玛(Metemma)，发现戈登派来迎接他们的四艘汽船已经在此等候了四个月。23日，英军先头部队乘汽船向马赫迪进发，于28日到达喀土穆城外，发现喀土穆已经沦陷，於是只得退了回去。<br><br>马赫迪大军于1月26日对喀土穆发动总攻。在饥馑中苦熬了一个多月的守军只抵抗了几个小时，喀土穆终於陷落。城中四万军民几乎被屠杀殆尽。根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马赫迪士兵冲进总督府以后，发现戈登身着将军制服，手持指挥刀，站在楼梯上等着他们。戈登和总督府院内黑压压的马赫迪士兵对峙了几分钟，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一个名叫沙辛(Taha Shahin)的马赫迪将领大喝一声：“遭天谴的家伙，你的末日到了！” 话音未落便投掷出手中的长矛，透入戈登的胸膛。戈登一脸的轻蔑，身体只是晃动了一下。接着又有两支长矛刺中戈登，戈登这才倒地，马赫迪士兵於是一涌而上，刀斧齐下。戈登死后，他的头被马赫迪士兵割下来高挂在树上示众，那一双无神的眼睛依然瞪视着北方。<br><br>戈登的死掀起轩然大波，他效力过的国家纷纷发电表示震惊和哀悼。65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痛心疾首地写信给戈登的姐姐：“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您敬爱的、高贵的、英勇的胞弟，为他的国家和君主尽忠报效，不惜牺牲自己，到底未能得救。我竭尽全力促使派遣他的那些人做出救援的承诺，终究未能得到履行，我的悲痛真是无以言表！您弟弟壮烈而悲惨的命运，是英国名誉上永久的污点！” 首相格拉斯通立刻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几家报纸直接称他为“戈登谋杀犯”。几个月后，声名狼藉的格拉斯通被迫辞职。<br><br>马赫迪没有福气享受他的胜利果实，于同年6月得暴病身亡。阿布杜拉(Abdullahi)接任哈里发，成为“马赫迪亚国”的统治者。马赫迪亚政权延续了13年，期间内战频繁，奴隶贸易猖獗，苏丹人民选择的政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br><br><br>5. 结语<br><br>真可谓性格决定命运，戈登从政治理念上看应该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从他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言论可以证明。但是戈登的理想主义，基於宗教热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宁折不弯的性格，使他选择了和苏丹共存亡。戈登丧生喀土穆，实际上是为英国的帝国主义道路殉难，这大概有违他的初衷。<br><br>戈登和格拉斯通的政治角力，最后以戈登用生命的代价取得了胜利。但是平心而论，戈登和格拉斯通的争执，戈登完全是错误的一方。格拉斯通拒绝干涉苏丹，正是为英国的根本利益考虑。可惜正如戈登所预言，他的死使英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这是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所不能忍受的。戈登生前未能迫使英国干涉苏丹，死后却成功地使英国背上苏丹这个包袱。1898年，经过13年的准备，埃及英军司令基奇纳(Horatio Kitchener)领军入侵苏丹，消灭了马赫迪亚政权，从此苏丹成为埃及的一个省份，英国沉重的财政负担，一直到1956年独立。<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