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秘档

kookooer · 发表于 10.3.2005 14:11:05

光绪之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傍晚，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离开了人间。 　　第二天下午，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也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地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是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在晚清文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和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摘抄的清代笔记里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 　　在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生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曾经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一本民国时期的杂志《逸经》第29期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却可以肯定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由于这些种种传闻，光绪之死成为清末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对光绪病案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这是光绪37岁时写的《病原》。他说：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现象也近十年。 　　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光绪的病不断恶化，从未好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光绪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的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壮年夭亡的直接原因。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到，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 　　五月初十日，御医陈秉钧写的《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 　　拖到九月，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已经进入危急阶段，他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用宾等三名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已处于病危状态。并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十月十九日，光绪已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的症状。 　　到二十日，光绪已经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的嘴角的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 　　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光绪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光绪怀着满腔的怨恨与世长辞了。 　　我们从光绪去世前八年的档案记录来看，可以认为：光绪帝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他的临终，他的病状演变是属于一步步加剧地恶化，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出现，既没有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暴死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病死。 　　光绪与慈禧虽然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 　　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他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光绪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的深夜，同治皇帝因为患天花病突然去世。临终没有留下由谁来继位的遗命，而国家又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在第二天召开大政会议，讨论究竟由谁来继位，慈禧太后压制了其他一切意见，坚持由4岁的载

kookooer · 发表于 10.3.2005 14:12:49

太监的命运 　　在清朝，宫中太监多达上千，最多时有2800多人。这些太监除了少量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的宫刑罪犯外，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农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将他们送入宫中。甚至一些已结婚生子的青年人，也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有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有清宫老太监回忆说：光绪二十几年前，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的“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都要先签一个合同，表示自己是自愿接受手术的，出了生命危险完全由自己负全部责任。签完合同，这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所谓的手术台，是一块四角都装着铁环的门板。孩子一躺上去，“净身师”把孩子的四肢牢牢的捆在铁环上，然后蒙上一块黑布，灌上一碗大麻汤做麻药，接着一盆凉水泼向孩子的下身，趁着孩子脑袋发懵、身子发麻，这时就下刀。 　　一些人付不起这手术费，就由家长自己动手。晚清的太监马德清在回忆当年自己亲生父亲给他“做手术”的经历的时候说，当时他被吓坏了，“疼得不知昏过去多少次。” 　　太监们入宫以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与提高。入宫时，每人都能得到一笔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等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 　　清朝统治阶级看来，他们给予太监的待遇已经够高的了。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他们不能容忍太监有任何干预国家政务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就将一块高134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内宫交泰殿门前，上面刻着他颁布的严禁太监干预政事的一道敕谕。 　　宫中的太监只要触犯了这条祖宗家法，都会被处以极刑。如康熙初年的吴良辅，还有乾隆年间的高云从，都被砍掉了脑袋。 　　光绪二十二年甲午海战之后，储秀宫里的小太监寇连材年仅20岁，因忧患国事而冒死上书慈禧太后，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 　　据说，内务府慎刑司，就是清宫内部主管执法的部门，设有“气毙”之刑。这种刑法用七层棉纸沾水后，一层层将受刑犯人的口鼻耳封起来，使他窒息而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就用这个办法，将伺侯光绪皇帝及珍妃的数十名太监治死了。 　　“气毙”之刑在清宫档案中没有记录，但戊戌变法后，宫中确有几名太监被“杖责”处死，也就是乱棍打死。 　　当然，因干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呀，防不胜防的是宫内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稍微一不留神，就有危险。 　　按《宫中则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打六十大板；点灯时不谨慎、夜里值班时打瞌睡、大声喧哗、损伤宫中陈设、私自外传宫内之事、不服上层太监管教等打四十大板；传小道消息、请假回来得太迟等打二十到三十大板。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在瀛台当差的一个太监，因为母亲病重，告假三天。回家后，母亲病逝。办完丧事赶回宫中，晚了不到一天，但首领太监已上报作为逃跑处理，于是他被发到南苑在马棚里铡草三年。 　　把太监关起来为马铡草，是清朝统治者处罚太监的一个重要手段。瓮山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这个皇家御花园过去竟然也是关押太监的一个重要场所。 　　从乾隆十二年的一份报告看：当时瓮山关押着十三名太监，其中带有九条锁链的达七人之多。瓮山并不是惩罚太监的惟一地方，在清朝的中后期，更多的太监被关在景山或南苑的吴甸。当时，所有被关在这些地方的太监，都是给马铡草。 　　在这种情况下，太监们的精神压力特别很大，每天战战兢兢，处处小心谨慎，但越是这样他们越容易出错。 　　嘉庆十三年保和殿的小太监用竹棍支窗户，随手将削竹棍的小刀忘在了床上。被发现后，以“持刀入宫”的罪名论罪，被判绞刑，后来从宽发落，处枷号一年。所谓枷号，就是在脖子上架上一副沉重的木枷，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在室外站着，跪着，刮风下雨也照跪不误。 　　沉重的劳务、严厉的处罚，使许多下层太监一天天变得迟钝而麻木。再加上被阉割而带来的自卑心理以及四周人们的歧视，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实在算不得人。 　　乾隆时期，有个叫罗思贵的，为了养活家小，于21岁时净身入宫做了太监。乾隆十九年，他将妻子、儿子及老母接到了紫禁城外的西华门外居住。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变异的生活，扔下了儿子及老母不辞而别回老家去了。其他同伴太监以此事嘲笑他，罗思贵受了刺激，便用小刀自杀，结果还没有死成。 　　生活的平淡与无聊是对宫中太监的又一种折磨。晚清的太监魏子卿等人回忆说：“当班的时候没有多少事做，不当班的时候，除了服侍老爷也就是大太监也没什么事情做。在固定的圈子里走，也走腻了。” 　　无聊、苦闷、压抑、自卑，这种种一切像无法挣脱的罗网，使得他们神情恍惚、性格怯懦，一天到晚疑神疑鬼。 　　太监呀心理变态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他们的性格是畸形的了，具有双重性，平时唯唯诺诺，可是有时候又会突然的发作，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清宫，大太监欺负小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在《内务府奏案》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乾隆六年圆明园舍卫城太监金满贵与首领太监徐志在值班房中开玩笑，徐志忽然翻脸说金满贵无礼，金不服，徐便动手打金，事情闹大了，结果金满贵被罚往瓮山锄草，可徐志却一点事也没有。 　　上层太监对下层太监不但任意欺压，而且直接盘剥。乾隆中期，静宜园有个叫高朝凤的首领太监，因父亲去世，丧事办了20多天，其间往来吊丧亲友们所有的饭食费用，全部从属下太监中摊派。 　　大太监欺负小太监，小太监则欺负更弱的人，宫中的杂役们也是太监们欺负的对象。乾隆二十五年。圆明园西洋楼的领催就因不堪太监私刑殴打，忿而自杀。 　　乾隆22年，一个在宫里当和尚的太监于荣焕，在大街上公然的侮辱一个巡检，后来又大闹公堂，气焰十分嚣张。 　　宫内太监酗酒、赌博、打架之风盛行。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圆明园中几个太监赌博，边赌边喝酒，后来因为输赢，借着酒劲争吵打斗，结果太监张进朝当场被另一个太监用随身的小刀捅死。乾隆四十八年的一个秋夜，在圆明园螺蛳楼北边水沟旁，两拨太监捞螃蟹时发生争吵，后来发展到打群架，太监张忠当场被打死。 　　当太监们对宫中的生活忍无可忍时，便开始逃跑。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七月，逃跑太监多达233人。可悲的是：太监们的这种逃跑往往很盲目，逃出宫后，才发觉自己什么生活技能也没有，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加上自己生理上的显著特征，很容易被人识破。跑来跑去，只得又跑回宫中。他们最终发现，除了做太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生路。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便想到了自杀。在清代，太监自杀现象层出不穷。 　　也许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自己，他们才能从精神上获得彻底解脱。 　　太监的命运是悲惨的，生前卑微屈辱，不被当人，死后被抬出宫，埋在城外，那些普通太监甚至连墓碑也没立一块。

kookooer · 发表于 10.3.2005 14:14:50

李莲英其人其事 　　李莲英出生在清代的直隶省，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河间府。根据墓志铭的记载，他生于道光二十八年，9岁入宫。清宫档案也证明，他确实在咸丰七年，由郑亲王端华府上送进皇宫当的太监，但不是9岁，而是13岁。 　　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他进宫14年的时候才由慈禧太后起名连英。他先后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直到同治三年16岁时，才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跟前。 　　此时，正值太监安得海被慈禧太后宠爱，红得发紫。后来，安得海因少年得志，过分张狂，终于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在同治八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砍了脑袋。 　　这件事使李莲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他是一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应该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李莲英不仅学会了揣摸主子的脾气和爱好，能够千方百计地讨主子的欢喜，同时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正像墓志铭中说的那样：“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 　　同治十三年的时候，年仅26岁的李莲英开始任储秀宫的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要进宫服役30年才有资格担任，可是李莲英这时候进宫刚满17年。 　　光绪五年，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他的主子慈禧太后日益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变得显赫起来。李莲英31岁时，已经可以和敬事房的大总管也就是清宫太监的总头目平起平坐了。 　　到了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清朝的二品文官，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对太监来说，二品顶戴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虽然如此，李莲英还是在太监中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因为早在雍正时期，雍正皇帝规定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限，不能再高出这个等级。 　　令人不解的是，李莲英虽然受尽了慈禧太后的恩遇宠爱，却始终未能离开慈禧太后的身边，当上清宫太监的总头目敬事房大总管。 　　在慈禧太后与李莲英之间，几十年所形成的主仆关系与感情非同一般。几十年来，慈禧身边的奴婢换了一茬又一茬，能善解人意的，除了早年被丁宝桢处死的安德海，恐怕就只有李莲英了。 　　在《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晚清宫廷太监刘兴桥这样描述李莲英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感情：“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进得好’ ‘吃得香？’在西苑、颐和园居住的时候，慈禧太后还经常来找李莲英：‘莲英啊！咱们遛弯去呀！’李莲英便出来陪她去玩。他俩走在前边，其余的人远远地随在后面。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 　　这是一段十分生动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莲英这时候实际上成为晚年慈禧太后生活中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伴”。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与日俱增，引起了朝野的议论和不安。 　　光绪十二年四月，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经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前来检阅。慈禧太后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去北洋各海口巡阅。 　　奕譞是当时光绪皇帝载

kookooer · 发表于 10.3.2005 14:16:29

秀女与后妃 　　沿着纵贯紫禁城的御道一直向北，穿过雄浑空阔的外朝大殿，通过了乾清门，就来到了皇帝的内廷。这里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接见大臣以及读书习字的地方，也是他和后妃们起居活动的场所。 　　乾清宫和坤宁宫是属于皇帝和皇后的，东西十二宫则是其他嫔妃的居所，它们星辰一般簇拥着象征天、地的乾清、坤宁两座宫殿。 　　清代的后妃制度是在明代后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到了康熙以后，后宫的位号就有了具体的规定：一共分了八个等级，其中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另外，地位比较低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不限人数。 　　清朝选秀女是从顺治皇帝开始的，从八旗女子中挑选出中意的少女作为内廷的后妃，顺治皇帝的这一作法从此代代相传，成为清宫的一个制度。 　　八旗选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主持，选中的秀女就作为皇后、妃嫔的候选人，或者选配给王公贵族。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一部分后来升为妃嫔，但绝大部分都成为后宫妃嫔的使女。 　　参选的秀女要成为清宫后妃，要想住进这金碧辉煌的宫殿，必须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察和挑选。 　　首先，要严格审查她们属于哪个旗，年龄有多大。 　　因残疾而不能入选的，由族长层层上报到都统，也就是这个旗的旗长，说明原因，报户部上奏皇帝后，才可以免除应选，自行婚嫁。如果违犯了这一规矩，就要被追查治罪。 　　在选秀女之前，先由户部奏报皇帝，获得批准后，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级将适龄女子的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户部上报皇帝，由皇帝决定选阅日期。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提前送到京城。在选秀女的前一天，她们乘坐的骡车由本旗的基层长官参领和领催排定次序。 　　日落时骡车开始出发，入夜时分进入地安门，停在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的外面，等待宫门开启以后，选送的秀女，仍然按照上车前排好的次序下车，然后由宫中的太监领着她们进入顺贞门。 　　皇宫的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选秀女的场所。选秀女时，通常是五六个秀女站成一排，由皇帝、太后亲临现场挑选。如果看中了谁，就留下她的名牌，叫做留牌子，没选上的将名牌丢弃，就叫撂牌子。 　　这是同治帝选阅秀女所用的绿头牌，这位名叫阿鲁忒氏的秀女，就是后来同治皇帝的皇后。 　　在现代人的想象中，秀女们一定是倾国倾城，一个比一个美貌娇艳。可是看到这几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时，人们难免要大失所望，实在看不出这些面孔漂亮在哪。 　　这是因为，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接受选阅时，必须穿旗人服装，严禁穿时装。并且，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万恶淫为首，“好色”是极不名誉也不道德的。所以，清朝统治者公开的两条选秀标准，一是品德，二是门第。 　　初被选中的里边还有绝大部分人要被淘汰，也就是所谓的撂牌子。 　　然而，走的与留的，哪个是福，哪个是祸，实在很难说清楚。 　　清代从顺治皇帝到光绪皇帝九朝，选秀女80多次，按后来入葬陵寝的后妃统计，共214人。在这些后妃之中，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运者。富察氏是乾隆在做皇子时的嫡福晋也就是正夫人，十年后，乾隆登极，她也当上了皇后。 　　乾隆十三年正月，富察氏跟随皇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死在了返京途中的船上，年仅37岁。乾隆为此悲恸不已，连续九天，乾隆每天在皇后棺材前三次摆上供品，并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贤”二字来作为她的谥号。 　　孝贤皇后的灵柩安放在裕陵地宫后的四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皇帝共为她奠酒一百多次，并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赋》：“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意思是说：我是多么的悲痛啊，这样地生死离别，失去贤惠的内助，从今往后谁来陪伴我呢？ 　　像孝贤皇后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多，绝大多数的皇后、妃嫔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一生。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图，叫消寒图，以九个九笔的汉字组成，每一笔代表一天，每个字代表一九，从冬至开始，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满即出九，冬去春来又过了一年。长夜难眠，百无聊赖，填注这种“消寒图”就成为她们打发漫漫寒冬的消遣方式，日子过得这样了无生趣。 　　即使得到了皇帝的宠幸，也难以持久。因为皇帝喜恶无常，从顺治皇帝开始，清宫里废后为妃、降妃为嫔的屡见不鲜。仅道光一朝，20位后妃，竟有10位受到了降级处分。 　　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在乾隆做皇子时就陪伴着他了。她不仅深得皇帝宠爱，而且颇受皇太后喜欢。然而，在乾隆三十年年初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刚刚过了48岁生日的皇后，在杭州却突然从伴驾的行列中消失了。 　　据这份清宫档案记载，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 　　清宫的《上谕档》：“闰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额驸福隆安扈从皇后由水路先行回京。”是驸马福隆安由水路把她先送回京师的。至于为什么被遣送回京，野史里说是皇后劝阻皇帝不要出去寻欢作乐，因而惹恼了乾隆皇帝。这种说法可能出自想象，但皇后惹恼了皇帝是肯定的。 　　从此以后，乌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边。第二年，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兰围场打猎时，乌拉那拉氏终于在清冷的深宫中走完了49岁的人生之路。乾隆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停止打猎，他平静地打发那拉氏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并发下一道谕旨：“丧仪……照皇贵妃例行。”也就是说，要降一个等级为乌拉那拉氏举行丧礼。 　　对于秀女们来说，留了牌子不过是取得了一张进入皇宫的门票，如何博取皇帝的欢心则是她们一生的生活课题。 　　争得皇帝的宠幸已经很难了，何况宫廷的权利斗争既复杂又激烈，即使在皇帝那里得宠，也不能万事大吉。人们最熟悉珍妃的故事了，她不是深得光绪皇帝宠爱，被视为红颜知己吗？但是她却不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在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她被慈禧下令丢进了井里。慈禧专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连儿子、儿媳也不例外。 　　同治十一年，六岁继位的小皇帝同治已经长成17岁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放弃垂帘，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同治。而在挑选谁为皇后的问题上，东太后、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出现了分歧：东太后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忒氏。而慈禧太后则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 　　由于同治皇帝也倾向于立阿鲁忒氏为后，慈禧太后败下阵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两宫太后颁布懿旨，选阿鲁忒氏为皇后，同时，封富察氏等三人为慧妃、瑜嫔、珣嫔。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由此也埋下了慈禧与皇后关系紧张的祸根。再加上阿鲁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后耿耿于怀。 　　在同治皇帝死后，阿鲁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最终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后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后不到一百天就被迫自尽了。 　　死了的倒是一了百了，没死的呢？ 　　皇帝的后妃时而封，时而废，不断降，不断升，后来者虽然说不上一个比一个漂亮，却绝对是一个比一个年轻。当道光皇帝69岁驾崩时，他的妃嫔们大多正当年华。更不必说那些短命皇帝，如顺治活了24岁，同治活了19岁，他们的后妃们无疑都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皇帝一死，后妃们就得“守节”，那些风华正茂的寡妇，只好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安宫和寿康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从此，秋雨梧桐，白云苍狗，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成了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 　　后妃们的命运如此，贵为天子的皇帝也不见得都能得到美满婚姻。 　　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是清王朝的最后一次婚礼，尽管它的场面恢宏而热烈，但也是清代皇室婚姻中最为不幸的一场婚姻。

kookooer · 发表于 10.3.2005 14:17:52

金榜题名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是殿试。金榜就是殿试成绩的排名榜。因为它是书写在黄纸上的，所以也称黄榜；又因为它是由皇帝亲自批准并盖有“皇帝之宝”大印的，所以，它还有第三个称号：皇榜。 　　这幅金榜是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的，共350人，金榜全长21.6米，高0.89米。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深浅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 　　然而，那么多的读书人挤在科举这条路上，能有几个幸运儿？金榜的后面是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悲悲喜喜的故事。 　　科举考试好像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从乡下考到省里，从省里考进北京，又从京城考进皇宫，过五关斩六将，一级一级往上爬。 　　有了秀才身份，才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又叫秋闱，都在秋天举行。试题由皇帝亲自确定，监考官也是皇帝从中央任命。乡试竞争十分激烈，一般是10到20个秀才中选取一名，考上了就称为举人。 　　做了举人，便有资格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会试，也就是进京赶考。会试也叫春闱，都在春天举行。 　　会试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共试三场，每场三天，连考九天，淘汰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通过了考试的人取得“贡士”称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士”。 　　中了“进士”，一般都是有官可做了。但是做的官大官小，是留在京城还是发往外地，最后取决于殿试的成绩。 　　殿试的地点最初在太和殿，乾隆以后都在保和殿。清朝初年，皇帝不仅亲自拟定试题，还亲自评判所有的殿试考卷，康熙以后，才改由阅卷大臣批阅，只有前十名的试卷进呈皇帝，御览。 　　一般情况，殿试的一甲取三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加起来取一百多到近三百人不等。头甲和二甲前七名的次序都由皇帝钦定，然后读卷大臣集中在内阁，将其余二甲、三甲试卷成绩排定次序，开始填写金榜。金榜有大小两种，小金榜专门奏呈给皇帝御览。大金榜填写好后，要张贴于长安门外，以供人观赏确认。 　　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评判文章的优劣依据的又是一整套刻板僵死的标准。 　　在清朝，朝廷里碌碌无为的昏官非常多，可社会上那些卓有建树、可以说是青史留名的人，有的人连举人都不是，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进过考场。 　　以《聊斋志异》一书蜚声中外文坛的蒲松龄，19岁开始童试，一直考到70岁，最终也没得到举人称号。 　　道光年间的名臣曾国藩，道光18年参加会试，虽然中了进士，殿试的成绩却名列三甲，属于末等，靠走后门才被选为翰林。以他后来的表现，至少算得上封建朝廷中最有才干和功绩的官员之一，远在许多状元、榜眼之上。这岂不是科举考试的自我讽刺。 　　科举制度不仅埋没人才，而且让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活活困死在考场内外，所谓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终生一事无成。 　　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比比皆是，成了一道十分滑稽的风景。如康熙年间，江苏有个叫王式丹的，二十来岁就考中秀才，当他考中状元时已是59岁。 　　十年寒窗，青灯一盏，且不说长夜漫漫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那一场又一场噩梦般的考试也是够人消受的。 　　乡试、会试都是连续共考三场，每场一考就是三天，吃喝拉撒全在考棚中。棚中的案子白天用来写考卷，晚上翻过来就是床，连大小便都只能排在棚中的便桶里；考场四周岗哨如林，戒备森严，好似大敌当前。有钱人家尽量多带些增强体力与脑力的食品，如人参之类，贫寒人家就只能靠干粮来填饱肚子。康熙三十六年的状元李幡出身寒微，参加殿试时，考篮里仅放着36个馒头。高度紧张加疲惫，使许多人在中途就倒下被抬出了考场。 　　虽然如此，还是挡不住读书人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 　　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一些考生做弊。清朝，对作弊考生处罚十分严厉，但是作弊现象屡禁不止，而且其风气愈演愈烈，其手段五花八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当年作弊的衣服，远看就像麻色花纹，细看里里外外用蝇头小字写满了答案。近年来还有不断发现，2003年2月，在苏州又发现的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书，厚0.4厘米，只有半个巴掌大，但有9万字的考试内容，竟然一粒米能盖住六个字。 　　此外，出钱请人冒自己的名入场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代人考试的行当，这种人当时就叫“枪手”。 　　场内作弊不断，场外运动繁忙。考生们常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后门、打关节，找同乡、拜老师，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腐败，主要来自官员。如嘉庆六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助其亲戚夹带，嘉庆十六年湖南学政徐松，不但倒卖政府办的官学的名额，还将自己新编的教材高价强卖给学生。 　　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爆出丑闻，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等收受考生的贿赂，结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柏葰等主犯被处以死刑，其余90多名有关官员也受到相应的处罚。 　　如果说乡试考场上的做弊还有可能被查禁，那么殿试排名方面官方的暗箱操纵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殿试的阅卷大臣都是内阁部院的高级领导，由皇帝親自任命的,名义上是“公同阅定”，实际不过是一句空话。 　　张謇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但他当年得中状元，却是仗了上层人物一系列的幕后活动。 　　光绪二十年，张謇顺利通过了会试，但他的殿试成绩却不理想。当时的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朋友，他发现张的试卷上有一处空白，于是悄悄帮他补上了，还另外改了一处错误。 　　试卷呈送阅卷大臣评定时，张謇的同乡翁同龢极力想提携张謇为状元。翁同龢依仗自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又疏通联合了另外几位阅卷大臣，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拔为状元。 　　金榜前十名的最终拍板还是最高的统治者——皇帝。除了大臣的推荐，有时候皇帝也要搞平衡。 　　清朝进士，以江浙人为最多。二百多年间产生的114个状元中，江浙两省就占69名，占总数的60.53％。尤其是在乾隆六十年以前，江浙两省的状元63名，占总数的80.95％。所以乾隆二十六年，新科状元原本是江苏的赵翼，乾隆说江浙出的状元太多了，不足为奇。便授意将赵翼的第一名改成第三名，而让陕西的王杰当了状元。 　　更为荒唐的是，有时统治者因为迷信,重新决定金榜排名，有时即使金榜名次已定好了，还可能会因为一些细节差错而更改。 　　在清朝268年的时间里，一共举行过112次会试。名字荣登金榜的只有两三万人。 　　时代进入到20世纪初，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像是大清的国运一样，气数已尽。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开始激烈的抨击它。其中最有名的，是龚自珍的那首诗：“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连光绪皇帝在一次阅完殿试的考卷后，也不禁长叹：“这样选拔人才，难怪所学非所用呀！”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朝野的一片呼声中，科举考试寿终正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光绪皇帝颁下了“谕旨”：停止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

kookooer · 发表于 10.3.2005 14:20:31

八旗子弟 　　辽宁省新宾县，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发祥之地，这里曾是八旗子弟茁壮成长的摇篮。 　　16世纪末，满族的前身女真各部落，为了称王争霸相互残杀，驻扎在辽东的明朝军队拉一派打一派，也卷入其中。正当此时，生长在苏子河畔建州女真部的努尔哈赤，凭借先辈们遗留给他的十三副铠甲，最终统一了女真各部。 　　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努尔哈赤在女真人集体狩猎方式的基础上，陆续创立了“八旗”制度，将所有投诚或征服的人口都编入八旗之中。 　　八旗的编制为：牛录、甲喇、固山，牛录最低，固山最高，固山，就是旗的意思，分别设佐领、参领、都统负责管理。 　　“八旗”以旗帜的颜色命名，分别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相继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又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于是，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便成为“满洲八旗”。 　　所以人们通常所说的八旗，实际上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总共有二十四旗。清朝初期的皇宫设计，就生动地体现了八旗制度的丰富内涵。 　　所以八旗子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由不同民族兄弟共同组成的。在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除了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外，还有其他民族的人。 　　不同民族的成员长期生活在八旗制度下，他们都被称作“旗人”。不过据清代档案记载，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所属的旗人，由于民族不同待遇也不同。 　　三百年前，八旗子弟冲出那片狭窄的河谷平原，来到外面的广阔世界，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清朝鼎盛时期，当时疆域，东自台湾及其所属钓鱼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起南海诸岛，北抵恰克图，东北到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隶属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旗人”外，还有被称为“民人”的汉族等50多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这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为这一空前“大一统”盛世的实现，八旗子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斗争中，众多八旗子弟也同仇敌忾，为国捐躯。 　　八旗子弟历来擅长“骑射”。清朝统治者以武功定天下以后，依然注重八旗子弟的骑射技艺，在八旗驻防之地一律设立“教场”，用以训练。甚至在皇宫紫禁城内，也开辟一片空地，修筑“箭亭”。皇帝经常在这里观看王公大臣、八旗官兵们弯弓射箭，奖优罚劣。 　　河北省围场县境内，山峦起伏，林海茫茫。这远离京师数百公里的塞外胜地，曾经是清代著名的“木兰围场”。 　　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八旗官兵除了日常训练，在京郊南苑、卢沟桥等地行围操练之外，几乎每年都浩浩荡荡，来“木兰围场”，狩猎习武。有时，一年举行两次。 　　八旗子弟不光是习武，也重视文化。入关以前，虽然战事频繁，戎马倥偬，但清太祖努尔哈赤坚持聘请教师教育他的儿子们。清太宗皇太极也曾下令，让贝勒、大臣等官员子弟读书。 　　入关伊始，八旗子弟既操练骑射技艺，又热衷于文化学习和艺术修养。雍正对八旗子弟是寄予厚望的，他希望八旗子弟学文的要博览诗书，学得有用的学问，学武的要烂熟弓马，研究战略，成为保卫国家的人才。 　　所以八旗的文教事业取得蓬勃发展，在八旗子弟最集中的北京，尤为典型。清代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紫禁城内的上书房和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都曾经接纳一批又一批八旗子弟，培养、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国学人才。清朝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的《八旗通志》中曾称赞说：学校里的八旗子弟们，形神儒雅俊秀，饱读诗书，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中成长为国家的贤良人才。 　　三百年间，八旗子弟的许多文学作品享誉四海，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词人纳兰性德也是八旗子弟中的佼佼者。他的词集《侧帽集》、《饮水词》问世后，一时间形成“家家争唱饮水词”的局面。 　　当然，曹雪芹和纳兰性德早已是名满天下了。除了他们，八旗子弟中还有一大批在音乐、绘画、书法以及科技等方面颇有造诣的人才。 　　比如：康熙第三子诚亲王允祉，精于历法、数学，奉命编辑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精于数学、乐律，在乾隆年间管理乐部时，考定古乐，依据古籍《周礼》，铸造出博钟、特磬各十二口，逢朝廷大典时，用这种乐器来演奏。 　　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精通满文、蒙古文和汉语及天文、数学，又擅长书画，著有《焦桐謄稿》。他的儿子绵亿，擅长书画。 　　荣亲王永琪的孙子奕绘，擅长篆书，精于数学、天文，曾任钦天监监正，参与过纂修《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等典籍，并以30年的时间，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一书。 　　还有满洲正白旗人唐岱，是清朝皇室的画师，他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康熙称他为画坛“第一手”、“画状元”。他的精美之作，被编入《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 　　除了个人成就之外，八旗子弟在组织、参与整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 　　康熙皇帝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君主之一。康熙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文化方面，他也颇有成就。他本人的作品主要有《御制诗集》、《御制文集》等。 　　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他组织编修的《御制清文鉴》、《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古文渊鉴》、《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 　　乾隆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6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在乾隆中前期，他勤政爱民，文治武功与日俱增，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乾隆也好写诗，而且他是诗写得最多的一位皇帝，有《御制诗集》和《御制文集》等作品，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以及以《御制五体清文鉴》为代表的清文鉴系列辞书。 　　八旗子弟的辉煌业绩永远彪炳史册，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入关以后不思进取，只图享受，终于一步步走向腐败没落的结局，让人扼腕痛惜。 　　八旗的士兵，在入关以前，“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他们战时当兵，平时务农，生活虽不富裕，还能维持生计。但是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铺张、奢侈的风气，悄然兴盛，并对八旗子弟产生了严重的腐蚀作用。 　　曾几何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八旗劲旅渐趋腐败，作战能力大大削弱。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军纪松懈，士兵丧失斗志。朝廷不得不依靠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将士，经过长期作战，才将“三藩”平定下去 　　再往后，八旗官兵日益腐败。据史料中记载，他们玩乐器、穿锦衣、骑肥马，入班唱戏，请客喝酒，当官的连会也不开，班也不上，来上班的，也不干什么正事，不是谈笑取乐，就是唱戏。 　　到了清朝中期，很多八旗子弟穷困潦倒，靠预支饷米、典卖朝廷发给的土地、领取救济度日。八旗兵成为一支徒有其名、不能打仗的老爷兵。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财力枯竭，粮饷不能按时发放，加上贪官污吏层层克扣，使得普通旗人雪上加霜，生活艰难。 　　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八旗制度的崩溃，八旗子弟也同自己的“旗人”身份挥手告别。无论旗人曾有过怎样的辉煌与尊荣，或是怎样的萎靡与耻辱，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kookooer · 发表于 10.3.2005 14:22:14

土尔扈特回归 　　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早在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 　　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土尔扈特人始终保持着与清朝政府的关系。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 　　首先是政治，土尔扈特的体制是汗王决定一切，在汗王的下头有个叫扎尔固的这么一个机构。俄国政府要改组扎尔固，并把它的权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样，在权力上，对汗王渥巴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从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意味着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 　　从文化方面来说，土尔扈特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沙俄政府迫使他们信仰东正教，这一条对土尔扈特人，在精神上绝对承受不了。 　　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目的就是控制土尔扈特人，一切听沙皇指挥，叫你向东，不能向西，叫你去打仗，你就得上前线。 　　18世纪，沙俄帝国竭力控制出海口。随着沙俄侵略势力不断扩大，战争越来越多，其中跟土耳其就打了很长时间。 　　俄国当时就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作为俄国的军队跟土耳其打，那么这个战争中间，土尔扈特的人员伤亡也很大。而且这个战争打了21年，土尔扈特每次比如说去上10万人，几乎打仗回来就一、二万人，当时土尔扈特人说，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土尔扈特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尔扈特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沙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要求他们俯首称臣。综述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这样的形势下，土尔扈特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选择。 　　在1767年，当时的土尔扈特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小型的绝密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要东归故土。 　　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撒下了他们的汗水。马上要放弃那块土地，说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 　　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秋（公元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会上，他们庄严宣誓，离开沙皇俄国，返回祖国去。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奴隶的种族，这次总动员，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 　　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 　　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第二天凌晨，寒风凛冽。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的土尔扈特人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用他们的话说：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渥巴锡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沙皇俄国女皇叶卡德林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从她的鼻尖下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牲畜前进的，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九千名战士和乡亲壮烈牺牲。 　　东归队伍必经的一个险要山口，是奥琴峡谷。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了这个山口。面对强敌，渥巴锡镇定指挥：他组织五队骆驼兵从正面发起进攻，后面派枪队包抄，将哥萨克军队几乎全歼，为牺牲的九千名同胞报了仇。 　　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有人对能否返回祖国丧失了信心。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会议，鼓舞士气，他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事前清政府一点也不知道。土尔扈特人无法和清政府沟通，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英勇的土尔扈特人，仍然只有再次抖擞精神，向着既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公元1771年4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向朝廷奏报说俄方派人来通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清政府才得知这一消息。 　　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在清朝朝廷中引起了争论，是把他们挡回去，还是把他们接回来意见不一致。 　　最后清政府决定：第一，这件事如果俄国政府要出面交涉，要坚决挡回去；第二，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一定要好好安置。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牺牲了生命。 　　在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了祖国西陲边境伊犁河畔。 　　当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派锡伯营总管伊昌阿等官员在伊犁河畔迎接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等人。 　　不久，渥巴锡随伊昌阿到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达了乾隆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乾隆皇帝，并转交了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的敕书。 　　乾隆的敕书是用满文和一种古老的蒙古文字托忒文写成的。这份敕书充分表达了乾隆对土尔扈特人的赞扬与欢迎。不久，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察哈尔旗来到避暑山庄。 　　这一年，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土尔扈特人，举部回归的壮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捐献物品，供应土尔扈特人民。清政府也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及《满文录副奏折》都有详细记录。 　　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kookooer · 发表于 10.3.2005 14:23:15

终于贴完了！！！

lapis · 发表于 10.3.2005 14:29:31

多谢多谢，我喜欢

清音雅意 · 发表于 11.3.2005 00:20:13

意犹未尽啊，赫赫，睡了。 <img src='http://www.kaiyuan.de/forum/html/emoticons/thumbs_up.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thumbs_up.g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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