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

零下68度

61　《明史》
“一代贤奸托布衣”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
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
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
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
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
《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
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
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
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
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
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
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
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
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
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
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
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
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
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
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
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
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
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
（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
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
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
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
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
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
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
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
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
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
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
（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
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
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
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
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
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
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
“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
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
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
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
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
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
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
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
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
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
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
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
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
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
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
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
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
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
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
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
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
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
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
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
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零下68度

62　《读通鉴论》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
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
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
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
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
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
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
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
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
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
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
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
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
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
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
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
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
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
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
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
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
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
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
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
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
“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
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
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
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
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
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
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
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
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
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
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
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
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
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
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
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
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
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
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
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
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
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
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零下68度

63　《海国图志》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
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
—《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滩人。魏源21岁时，父亲
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
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
    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
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
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
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
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
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
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
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
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
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
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
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
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
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
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
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
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
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多立
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
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
《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
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
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
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
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
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
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
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
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
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
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
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
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
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
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
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
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
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
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
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
·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
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
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
篇。”（《圣武记采要序》）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
《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
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
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
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
“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
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
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
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
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
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
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
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
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
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
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
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
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
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
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
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零下68度

64　《列女传》
第一部女性名人传记
    《列女传》8卷，汉刘向撰。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
（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经历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任光禄大夫、
中垒校尉等官，是西汉著名学者，生平著书多种，其中有《洪五行传》、《新序》、
《说苑》、《别录》、《世说》、《高士传》、《列女传》等。
    西汉成帝年间，命谒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于是，散落于民间的大量的诸子百家及
各行各类典籍被汇集于汉政府藏书台。为了对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古书进行系统整理，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遂与其子刘歆受诏
同领校书，开始细心地校正古书。而《列女传》就是刘向在校书时编撰的，他说：“臣
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
画之屏风四堵。”（徐坚《初学记》引《七略别录》）班固也说“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
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之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
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汉书·刘向传》）
    可知刘向作《列女传》，其目的就在于以此作为妇女的教育用书，同时也以“古列
女善恶所以兴亡者以戒天子”（宋人曾巩语）。
    《列女传》屡经传写，到了宋代已经不是原来的本子了，分篇也各有不同。现存的
本子是7卷，每卷15人，共105人，每一卷的后面都有颂。书后有《续列女传》1卷，相
传是东汉班昭所增加，《续传》又收列女20人。到了晋朝，又得名画家顾恺之为之一个
个画出图像来，于是《列女传》的影响才大起来。
    本书的7卷就是7类，按其编排顺序依次为《母仪》、《贤明》、《仁智》、《贞
顺》、《节义》、《辩通》、《孽嬖》。
    《母仪传》主要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选取那些言行仪表中合封建礼仪道德的母
亲，用以教育后代，以兴教化。例如魏芒慈母的故事，讲魏芒卯的后妻宁肯委屈3个亲
子，而绝不亏待前妻5子，勤劳忧惧，仁爱持家，致使前后8子亲如一母兄弟，后来皆为
魏大夫卿士。
    《贤明传》主要选取贤明廉正、动作有节、通晓事理、遵纪守法的女性。如周宣王
后姜氏，贤而有德，非礼不言，非礼不动。周宣王曾沉湎于女色，早睡晚起，不理朝事。
姜后即脱簪珥彩服，待罪永巷，痛责自身以谏宣王。宣王惭而从谏，乃早起晚退，勤于
政事，成为有名的中兴之君。
    《仁智传》选取的是聪明仁智、能预识难易、避危趋安的女性。如曹僖氏妻善于观
人。晋公子重耳不得志时，曾到曹国，曹恭公不予礼待。曹僖妻则谓僖曰：不知其子者，
视其父；不知其君者，视其所从。视晋公子的随从，皆有卿相之材，将来必有成就，应
该礼待他们。曹僖即从而礼待之。后来公子重耳果然成霸业，成为著名的霸主晋文公。
文公为报曹僖当年之恩，令兵士不许入其间里，而士民百姓却扶老携幼，赴其闾门以避
祸，门外成市。时人都夸赞曹僖之妻有远识。
    《贞顺传》选取的是谨遵妇礼、忠贞不二的女性。如蔡人之妻既嫁于蔡，而其夫有
恶疾，其母欲改嫁之。该女认为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嫁人之道，一旦结婚，则终身不
改。今夫不幸染上恶疾，正应细心照料，以情相慰，怎么可以弃之而再嫁呢？遂不从。
    《节义传》选取的是好善慕书、终不背义、为了节义而不避死亡的女性。如鲁义姑
姊的故事。齐军攻鲁，于郊野之中见一妇人怀抱一儿，手牵一儿而行。见齐军将至，妇
人弃怀中儿而抱手牵者向山中奔去。弃儿啼哭，妇人径行而不回头。
    齐将追及而问之，才知妇人怀抱者乃是其兄之子。她解释说：
    见齐军将至，力不能护两儿，则舍己子而反抱兄子。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
义也。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己子，是背义也。齐人听之，而罢兵。
    《辩通传》选取的是智慧聪颖、能言善辩，以讽喻而排忧解难的女性。如齐钟离春
故事。齐无盐氏之女奇丑无比，但很有辩才。因年已40而无能嫁人，乃自荐于齐宣王，
谏曰：
    齐国有四殆：西有强秦之患，南有劲楚之仇。外有国难，内聚奸臣，不务众子而务
众妇，如此，一旦山陵崩驰，社稷不稳，则一殆也。修渐台，饰以黄金白玉、珍珠翡翠，
致使百姓疲惫，则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立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
入，则三殆也。饮酒沈湎，夜以继日，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
国家之治，此四殆也。齐宣王闻之，愧而从之，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
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齐国由是大安。无盐女也因之被立为
齐宣王正后。
    《孽嬖传》选取的是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致祸败的女性。如殷纣之
妃妲己，淫乱无度，唆使纣王造酒池肉林，令男女裸体而相逐其间。又鼓动纣王剖比干
之心，囚禁其子于狱，逼走微子，终使殷朝佐臣尽失，殷终为周所灭。
    《续传》也即第八卷，已非刘向所撰，而是后汉班昭所补，共收20人，也以“母
仪”、“贞顺”、“仁智”等区分之。
    《列女传》的成书有其重要意义。不管作者编撰此书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刘
向把古代著名妇女事迹，“种类相从”的搜集起来，便于人们查考和研究。人类社会本
是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是男女共同劳动的结果。在数千年的古代
社会里，重男轻女，妇女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列女传》可以稍稍提高人们对于妇女的
认识。自从刘向编撰《列女传》以后，《汉书》即立《元后列传》，《后汉书》则有
《列女列传》，其后许多史书有开设记载妇女活动的专栏，创立了重视妇女历史地位的
先例。所以，《列女传》在中国古代妇女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零下68度

65　《史通》
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
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
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
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
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
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证》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
《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
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
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
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
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
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
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
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
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
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
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
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
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
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
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
《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
    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
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
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
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
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
《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
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
“《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
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
《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
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
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
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
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
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
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
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
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
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
“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
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
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
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
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
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
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
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
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病。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
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
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
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
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
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
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
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
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
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
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
《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
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
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
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
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
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
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
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
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
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
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

零下68度

66　《文史通义》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
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
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
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
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
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
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
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毫州等方志。晚年，
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
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
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
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
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
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
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
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
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
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
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
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
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
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
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
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
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
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
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
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
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
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
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
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
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
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
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
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
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
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
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
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
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
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
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
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
“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
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
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和“二长”（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点，尤其称赞像郑樵
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
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
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
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
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
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
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
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
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
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
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
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
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
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
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
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
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
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零下68度

67　《新史学》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
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
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
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
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
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
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
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
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
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
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
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
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
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
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
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
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
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
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
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
“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
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
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
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
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
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
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
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
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
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
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
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
“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
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
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
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
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
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
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
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
“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
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
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
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
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
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
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
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
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
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
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
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
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
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
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
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
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
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
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
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
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
《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
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
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
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
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
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
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
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
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
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
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
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
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
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零下68度

68　《考工记》
先秦百工技艺之书
    《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原未注明作者及成书年代，一般认为
它是春秋战国时代经齐人之手完成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此时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
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亦更为精细。春秋以前“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
手工业外，此时还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礼乐崩溃，学术思想上呈现了一
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人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
班、墨翟、李冰这样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是这一时期产生出来的。为了进一
步组织和指导生产，需对已获得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思想进行总结，《考工记》便是在这
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今见《考工记》一书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出现的。
    《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后者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
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乃以《考工记》
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
本。
    《考工记》一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约与总目、总论相当，主要述说了“百工”
的含义，它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第二部分
分别述说了“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实际的“理想化”了的工艺规范。书中说国有
六职，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百工系六职之一，它又包括了六类
30个工种，分别是：
    攻木之工。包括轮人（主要制作马车的车轮和车盖等）、舆人（主要制作马车的车
箱等）、车人（主要做耒和木牛车等）、弓人（做弓等）、庐人（制作殳、矛、戈、戟
等兵器之柄）、匠人（负责都邑的测量和营建以及沟洫类水利设施和其他土木建筑）、
梓人（即木工，负责制作编钟的悬架、饮器，以及箭靶）等7个工种。此外还有一个总
目不曾列入，制作马车车辕的辀人。
    攻金之工。包括筑氏（为削）、冶氏（为杀失）、凫氏（为钟）、堨氏（为量器）、
桃氏（做剑）、段氏（为鑮器）等6个工种。
    攻皮之工。包括函人（做甲）、鲍人（鞣制皮革）、韗人（制作皮鼓）以及韦人、
裘人等5个工种。据清人孙诒让考证，“韦人”可能是专制柔熟之革，“裘人”可能是
做名服之工。
    设色之工。包括画、缋（皆事施彩），钟氏（主要事染羽）、覩氏（负责湅*丝）、
筐人等5个工种。筐人，职无考。
    刮摩之工。包括玉人（专做各种仪礼所用之玉器），矢人（制作箭镞等），磬氏
（制作石磬），以及雕人，楖人等5个工种。后二者之纪正文缺如，有人认为“雕人”
系摩漆之工。
    “楖人”系治木之工。
    搏埴之工。包括陶人（做甗、盆、甑、鬲、瘦等陶器）、瓬*人（做簋、豆等陶器）
2个工种。
    《考工记》的特点在于：
    一、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由上可知，先秦官府手工业的一些主要部门大体都已列
入，对每一工种，都简要地介绍了有关产品的形制、结构和工艺技术规范，其中还涉及
到了大量的物理、化学、天文、数学、生物等问题。
    二、时间范围较宽，上下至少包罗800年。据研究，“辀人为辀”条关于七星像鹑
火的记载，大约是相当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天象。“堨氏为量”条说：“嘉量既成，
以观四周。永启厥后，兹器惟则”，这显然是周天子的口吻。“攻金之工”说到了铜镜
等器物应当使用的合金成分，而从大量考古实物的科学分析看，我国古代青铜合金技术
的成熟期当在春秋战国时，铜镜技术之兴盛，则是战国中晚期的事。从书中还掺有齐国
方言，看其下限当在战国时代。
    三、其技术内容既具有实践性，又富有“理想性”；许多文字既是生产经验的总结，
又可作为指导生产实践的一种工艺规范。但也有一些文字，则是一种试验资料的反映，
有的则带有“理想化”的成分，未必能够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工艺规范。前者如“钟氏
染羽”、“覩氏湅*丝”等所云，后者如文献规定的部分器物的具体成分和尺寸。
    四、其许多技术规范反映了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如“玉人之事”条说：“镇圭
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候守之；
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等等。
    总之，《考工记》一书从多方面反映了先秦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先进水平以及人
们对生产过程规范化的一些设想和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这是我国古代比较全面地反
映整个手工业技术的唯一的一本专著。本书的主要科技多成就在于：
    在金属冶铸方面。“攻金之工·六齐”条谈到了不同使用性能的器物应使用不同成
分的合金，说：“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
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规律。“堨氏为量”条谈到了合金熔炼过程中，如何依
据火焰和烟气颜色来辨别熔炼进程，这是世界上关于观察熔炼火候的最早记载。
    在丝绸漂湅*印染技术方面。“覩氏湅*丝”条谈到了“以栏（楝）为灰，渥淳其
帛”，“昼暴诸日”等丝绸漂湅*操作，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灰水脱胶，日光脱胶漂白的
最早记载。“钟氏染羽”条谈到了“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的染色工艺，这
是我国古代关于媒染剂染色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
    在标准化管理方面。“堨氏为量”条说金属熔炼时，需“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
准之，准之然后量之”。这是对熔炼工艺的一种规范。又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
“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
    这是对车轮尺寸的一种标准化管理。若依齐尺（每尺约合19．7厘米）推算，此兵
车、乘车之轮径应为1．30米；而经测量，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16号车轮径正
好为1．30米。
    在力学方面。这方面的论述是较多的，在“轮人”，“骑人”，“弓人”，“矢
人”，“匠人”等条都曾涉及，有的论述甚至相当精辟。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
“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滚动摩擦
与轮径关系的最早记载。又如“矢人为矢”条说：“水之以辨其阴阳，夹其阴阳以设其
比，夹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这是我国古
代以沉浮法来确定物体的质量分布，把箭羽作为负反馈控制装置的最早记载。
    在声学方面。“凫氏为钟”条、“磬人为磬”条等都从定性方面对发声理论作出了
精辟的论述。如“凫氏为钟”条说：
    “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
    “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
    “韗人为臬陶”条也有类似的说法。“磬氏为磬”条说，磬声“已上，则摩其旁，
已下则摩其耑”。这后者说的是一种调音方。这是我国古代打击乐器发声理论的较早记
载。
    在实用数学方面。“车人之事”条、“築氏为削”条、“辀人为辀”条、“轮人为
轮”条、“矢人为矢”条、“堨氏为量”条等，都包含有丰富的实用数学知识，并分别
涉及到了分数、角度、嘉量容器的计算方法等问题，对后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
“车人之事”条谈到了矩、宣、欘、柯、磬折，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套角度概念。
    在天文学方面。“辀人为辀”条谈到了二十八星和四象，且明确地提到了其中一些
星的名称，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关于二十八星最早的较为明确的记载。《周礼·春
官·冯相氏》、《周礼·秋官·哲簇氏》虽也提到过二十八星，但都不曾明确地提到星
名和四象。
    《考工记》一书自被汉代人发掘出来，并被拼入《周礼》后，一直受到世人推崇，
历代知识分子多以之作为必读之物，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许多积极的影响。因该书文字古
奥艰深，且有一些错简、漏简，故历代学者对它进行了许多注释。尤以元、明、清三代
为盛。在元明时期，这种专门的注释本便近20种，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徐光启《考工
记解》（2卷）等。
    清代，专著便达20余种，散篇则在40种以上，大家比较熟悉的专著有载震《考工记
图》（2卷）、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8卷）等。今最为通行的是汉郑玄“注”本、
唐贾公彦“疏”本、清孙诒让“正义”本。汉代《考工记》隶订本大约7000余字，清
“正义”本则有数10万字之巨。如此这般受人重视，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是为数不多的。
大约还在唐代，《周礼》便传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周礼》又被译成了法文，
《考工记》亦随之传到了日本和西方。现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

零下68度

69　《九章算术》
“算经之首”
    我国数学史上有一部堪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媲美的书，这就是历来被尊为算经
之首的《九章算术》。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其传本包括《九章算术》本文、
曹魏刘徽注、唐初李淳风等注释三部分内容。
    《九章算术》集先秦至西汉我国数学知识之大成，其编纂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根
据刘徽的记载，《九章算术》是从先秦“九数”发展来的。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西汉
张苍（？—前152年）、耿寿昌（前1世纪）收集遗文残稿，加以删补整理，编成《九章
算术》。
    《九章算术》包括了近百条一般性的抽象公式、解法，246个应用问题，分属方田、
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
    方田章提出了各种多边形、圆、弓形等的面积公式；分数的通分、约分和加减乘除
四则运算的完整法则。后者比欧洲早1400多年。
    粟米章提出比例算法，称为今有术；衰分章提出比例分配法则，称为衰分术；商功
章除给出了各种立体体积公式外，还有工程分配方法；均输章用衰分术解决赋役的合理
负担问题。今有术、衰分术及其应用方法，构成了包括今天正、反比例、比例分配、复
比例、连锁比例在内的整套比例理论。西方直到15世纪末以后才形成类似的全套方法。
    少广章介绍了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其程序与现今程序基本一致。这是世界上最
早的多位数和分数开方法则。它奠定了我国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方面长期领先世界的基
础。
    盈不足章提出了盈不足、盈适足和不足适足、两盈和两不足三种类型的盈亏问题，
以及若干可以通过两次假设化为盈不足问题的一般问题的解法。这也是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的成果，传到西方后，影响极大。
    方程章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解线性方程组时
使用的直除法，与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
在西方，直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这一章还引进和使
用了负数，并提出了正负术——正负数的加减法则，与现今代数中法则完全相同；解线
性方程组时实际还施行了正负数的乘除法。这是世界数学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第一次
突破了正数的范围，扩展了数系。外国则到7世纪印度的婆罗摩及多才认识负数。
    勾股章提出了勾股数问题的通解公式：若a、b、c分别是勾股形的勾、股、弦，则


    m＞n。在西方，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等仅得到了这个公式的几种特殊情况，直到
3世纪的丢番图才取得相近的结果，这已比《九章算术》晚约3个世纪了。勾股章还有些
内容，在西方却还是近代的事。例如勾股章最后一题给出了这样一组公式：


    这在国外到19世纪末才由美国的数论学家迪克森得出。
    《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框架，以计算为中心的特点，密切联系实际，
以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为目的的风格。其影响之深，以致以后我国数学著
作大体采取两种形式：或为之作注，或仿其体例著书；甚至西算传入中国之后，人们著
书立说时还常常把包括西算在内的数学知识纳入“九章”的框架。
    然而，《九章算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也没有给
出任何推导和证明。魏景元四年（263年），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才大大弥补了
这个缺陷。
    刘徽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遗憾的是，他的生平我们现在知
之甚少。据考证，他是山东邹平人。刘徽定义了若干数学概念，全面论证了《九章算术》
的公式解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命题，他在数学理论方面成绩斐然。
    刘徽对数学概念的定义抽象而严谨。他揭示了概念的本质，基本符合现代逻辑学和
数学对概念定义的要求。而且他使用概念时亦保持了其同一性。如他提出“凡数相与者
谓之率”，把“率”定义为数量的相互关系。又如他把正负数定义为“今两算得失相反，
要令正负以名之”，摆脱了正为余，负为欠的原始观念，从本质上揭示了正负数得失相
反的相对关系。
    《九章算术》的算法尽管抽象，但相互关系不明显，显得零乱。刘徽大大发展深化
了中算中久已使用的率概念和齐同原理，把它们看作运算的纲纪。许多问题，只要找出
其中的各种率关系，通过“乘以散之，约以聚之，齐同以通之”，都可以归结为今有术
求解。
    一平面（或立体）图形经过平移或旋转，其面积（或体积）不变。把一个平面（或
立体）图形分解成若干部分，各部分面积（或体积）之和与原图形面积（或体积）相等。
基于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出入相补原理，是我国古代数学进行几何推演和证明时最
常用的原理。刘徽发展了出入相补原理，成功地证明了许多面积、体积以及可以化为面
积、体积问题的勾股、开方的公式和算法的正确性。
    在数学证明中成功地运用无穷小分割和极限思想，是刘徽最杰出的贡献。
    《九章算术》提出圆面积公式S＝l/2·r（S为圆面积，l为圆周长，r为半径）。为
证明这个公式，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S6（称为六觚）开始割圆，依次得圆内接正十二
边形S12，圆内接正二十四边形S24，……S6·2的n次方……所有S6·2的n次方＜S，但
“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这相
当于：


    然后他证明


    而


    。于是刘徽就把圆化为与之合体的内接正多边形来求面积，再把这个正多边形分割
成以每边为底以圆心为顶点的无穷多个小三角形之和，所谓“觚而裁之，每辄自倍。
    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从明证明了S＝l/2·r。刘批评了以往“圆径一而周
三”的错误，指出此公式中周径是“至然之数”，即圆周率π。他以此公式为基础，求
出了π的两个近似值157/20和3927/1250，在中国首次创立了求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奠
定了我国圆周率研究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刘徽注关于体积问题的论述已经接触到现代体积理论的核心问题，指出四面体体积
的解决是多面体体积理论的关键，而用有限分割和棋验法无法解决其体积。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原理“邪解壍堵，其一为阳马，一为鳖臑。
    阳马居二，鳖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称为刘徽原理。刘徽平分壍堵的长、宽、
高，通过出入相补，可以证明在壍堵的3/4中上述原理成立；而剩余的1/4与原壍堵的结
构相同，可以重复上述分割，又可以证明其3/4中这个原理成立。这个过程可以无限继
续下去，“半之弥少，其余弥细。至细曰微，微则无形。由是言之，安取余哉？”完成
了该原理的证明。由壍堵的体积公式v＝1/2abh，便证明《九章算术》提出的阳马体积
公式v＝1/3abh，鳖臑的体积公式v＝1/6abh。近代数学大师高斯、希尔伯特才讨论这个
问题，已是近100多年以来的事。
    刘徽注多方面表述了今天称之为祖暅之原理的命题，并由此证明了《九章算术》中
球体积公式的错误。他设计了牟合方盖，指出球与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是π∶4，只要
求出后者的体积就可以求出球体积了。他尽管没能求出牟合方盖的体积，但诚恳地表示
“以俟能言者”，表现出一位伟大学者的坦荡胸怀。这个问题后来由祖冲之父子彻底解
决，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时详细记述了祖氏的方法。
    刘徽注中还有不少有价值的成就。如对开方不尽，提出继续开方，求其“微数”，
以十进分数逼近无理根，开十进小数之先河；他还认识到不定方程有无穷多组解，等等。
刘徽注形成了一套数学体系，他说“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知，发
其一端而已。”把数学看作一株枝条虽然分开但本干相同的大树。他认为数学是“规矩”
与“度量”亦即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统一。基于这些深刻的认识，他的证明除个别失
误外，都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晰，推理严谨；而且大都使用演绎推理，没有循
环论证。是严格的数学证明。有了刘徽的证明。《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才建立在真
实可靠的基础上。
    《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以杰出的数学成就，独特的数学体系。不仅对东方数学，
而且对整个世界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
出现，标志着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中国取代古希腊成为世界数学的中心，为此后中国
数学领先世界1500多年奠定了基础。今天，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它所蕴含的算法
和程序化思想，仍给数学家以启迪。吴文俊先生指出“《九章》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
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世纪中凌驾于《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至说是殆
成定局，本人认为也绝非过甚妄测之辞。”

零下68度

70　《齐民要术》
“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术”
    《齐民要术》是东魏（531—550）农学家贾思勰（青州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平县人，
生平不详）约在6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写成的一部农学名著。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
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包括了农、
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堪称为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齐民要术》共10卷92篇，约11余万字，卷端另有“序”和“杂说”。“杂说”系
后人掺入之作。“序”是全书的总纲，包括著者的指导思想、内容范围、资料来源和写
作目的。
    著者在“序”中援引大量经典和历史故事，反复阐发“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强
调“治国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把农业生产提到治国安民（“农为
邦本”）
    的高度上来认识。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才能“国富民
安”。
    “食为政首”，是贯穿于《齐民要术》的主导思想。它规定了该书的写作范围和内
容，甚至章节安排的次序。正如“序”中所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
毕书。”
    从农作物栽培，直至制醋作酱，凡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有不详细
记载的。
    《齐民要术》的内容极为丰富。卷一，“耕田”、“收种”（以上栽培总论）、
“种谷”各1篇；卷二，谷类、豆、麦、麻、稻、瓜、瓠、芋等粮食作物栽培各论13篇；
卷三，“种葵”（蔬菜栽培总论）、蔓菁等各论12篇；卷四，“园篱”、“栽树”（园
艺总论）各1篇，枣、桃、李等果树栽培12篇；卷五，栽桑养蚕1篇，榆、白杨、竹以及
染料作物10篇、伐木1篇；卷六，畜、禽及养鱼6篇；卷七，货殖、涂瓮各1篇（酿造总
论）、酿酒4篇；卷八、九，酿造酱、醋，乳酪、食品烹调和储存22篇，煮胶、制墨各1
篇；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北魏疆域以外地区）物产者”1篇，记热带、亚热
带植物100余种，野生可食植物60余种。综括了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
选种育种、酿造、烹饪、农产品加工储存，以及备荒、救荒，基本上属于广义的农业范
畴，反映了当时农、林、牧、渔、副多种经营方式亦已具备了较为完整的规模。
    “序”中说它对“商贾之事，阙而不録”。其实，书中不録的，是那种弃农经商，
（“舍本逐末”），周流天下，买贱鬻贵，积累资本，重利盘剥农民的富商巨贾之事。
然而，它对季节性较强的农村集市商业活动却非常重视，书中“杂说第三十”对谷类、
葵、榆诸篇有多处记述。集市所售之物多为农民生产的剩余物，或利用农闲制作的一些
手工制品（椀、车毂等）。物品售罄，季节一过，售者又都回到农业生产上去，不致因
此而影响农业生产。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人民所需“莫非种植之物”、“钱货无所交流”
的社会实际。
    全书的结构体例也相当严密，每篇由篇题、正文和经传文献组成。根据不同作物，
所述详略不一。篇题下有注文（援引历史文献和亲自调查），相当于“释名”、“集
解”，包括异名、别名、品种、地方名产、引种来源及其性状特征；正文则为实际调查
和亲身体验（“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这是各篇的主体；篇末则援引文
献以补充论证正文，包括重农思想、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农业季节、农业地理、农产
品贮存与加工。据统计，书中援引经传160余种（一说180余种）。可以说是历史经验和
当代生产技术实践相结合的一部农业论著。
    《齐民要术》规模之庞大、内容之丰富、结构之严谨，都远远超过以往。《吕氏春
秋·上农》等四篇，虽说不算是农学专著，但内容连贯倒也自成一体，基本上属于栽培
总论性质。
    西汉《汜胜之书》（公元前1世纪）史称18篇，存者不过3000余字，总结了关中地
区的耕作技术，也只限于种植业。东汉崔寔（？—170年）《四民月全》虽已涉及农、
林、牧、副，却略于技术而重于农事之安排，不过是一部月全性质的农书。
    《齐民要术》则是在前代农学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魏晋以来400年间黄
河流域旱地农业生产的新经验和新成就。
    《齐民要术》的最大功绩是：其一，它全面、完整地总结了以耕—耙—耱为主体，
以防旱保墒为中心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以增进地力为中心的轮作倒茬、种植绿肥等耕
作制度，以及良种选育等项措施。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精耕细作的传统思想；其二，
首次系统地总结了园、林经验，林木的压条、嫁接等繁育技术；畜禽的饲养管理、外形
鉴定和良种选育；农副产品加工和微生物利用以及救荒备荒的措施。填补了传统农学的
空白，为后来农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毫无疑义，《齐民要术》的出现，是我国
传统农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齐民要术》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是与当时历史条件和贾思勰的文化素
养、科学态度分不开的。
    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发源地之一，旱地农业生产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虽说东汉以后
的200年间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因长期战乱而累遭破坏，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
技术的提高却未因此而中辍。以耕作为例，魏晋时期，“铁齿”（人字耙）和“耱”
（无齿耙）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耕—耙—耱结合的耕作技术，提高了旱地防旱保
墒的能力，到北魏时，又积累了一整套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墒情而进行的耕—耙—耱经
验，从而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耕作体系，不仅增强了防旱保墒的能力，而且增进了土壤肥
力，提高了产量。
    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为贾思勰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资料和内容。
    贾思勰生活于北魏末期。青少年时期，正值孝文帝提倡经学，实行“文治”，深入
汉化运动的高潮，孝文帝极力倡导农业，朝廷议政都以农事为首，令各州、郡、县官经
常督促农业生产，做到“无失农时”，违者免官，甚至“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太和
九年（485年）又实行均田制，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使“土不旷墱*”，
规定种植五谷瓜果蔬菜，植树造林，解决人民吃饭问题。
    贾思勰对经学颇有造诣，既受历代重农思想之影响，又得到“太和之风”的熏陶。
因此，他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在他任瀛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及其以南）高阳郡（保定
市一带）太守时，勤于职守，督导农桑，对瀛州及其邻近州县的作物进行深入调查。他
特别重视良种的推广，这是种植物增产的关键。他对80余种粟类品种的性状特征的分析，
是他多年调查的结果。及至后来他退居田园，更是亲自到稼穑、桑果、畜禽甚至场院整
治等生产活动中去观察和分析农业生产技术的每一个环节，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如，
济州以西（现在鲁西）的长辕犁不如齐人的尉犁那么“柔便”；蚕茧用盐杀蛹法比曝晒
的要好。正是由于贾思勰坚持调查，坚持实践和坚持科学分析的求是作风，才使《齐民
要术》植根于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而赋予它以科学的生命力，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
    “序”中说他著书目的只是“晓示家僮”。如果联系当时（主要是肃宗灵太后擅政）
的社会现实来看，他在“序”中猛烈抨击当政者的骄奢，无不透露着著者爱国爱民之心，
也透露了他著书的目的是在劝导政府和官吏重视农业生产，为“平民”谋求“资生之
业”，让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强盛起来的强烈愿望。
    《齐民要术》一经问世（初为手抄本传布），便引起历代政府之重视，北未朝还规
定“非朝廷人不可得”。明代王廷相（1474—1594年）称它为“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
术”。唐、宋以来出现不少农书，无不以它为范本，其中，元《农桑辑要》、王祯《农
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清《授时通考》均受其影响。《齐民要术》在国外也具
有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传到邻国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大约在19世纪
传到欧洲，英国学者达尔文（1809—1882）在其名著《物种起源》和《植物和动物在家
养下的变异》中就参阅过这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并援引有关事例作为他的著名学
说——进化论的佐证。在当今欧美国家面临农业危机的状况下，《齐民要术》更是引起
欧美学者的极大注视和研究，说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卓越的、杰出的、系统完整
的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