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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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主动采取实际行动

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作出主动停火后撤的决定


一、自卫反击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后撤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西线的胜利，迅速地改变了战场上双方的态势。东线西藏边防部队乘胜追击和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和萨木维尔与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彻底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歼印军一部，收复了大片被占领土，迫使印军喜马拉雅第二师龟缩到列城、东堤和楚舒勒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歼灭印军3个旅（第七旅、第六十二旅、炮兵第四旅），基本歼灭了3个旅（第一一二旅、第四十八旅、第六十五旅），另歼灭印军第五旅、第六十七旅、第一一四旅、第一二九旅各一部。共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00余人，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人，缴获入侵印军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
　　 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印度政府的侵略扩张行径和反华气焰；打破了印度侵略者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和把大片领土要求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图谋，教训了印度侵略者，使其懂得妄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是永远行不通的，中印边界问题只能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在国际上掀起的反华逆流。实践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中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中国边防部队在军事上的胜利意义重大。它极大地激励了民心士气，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力地配合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威望。
　　 印军在中国边防部队的打击下全线溃败。11月21日总参谋部电示，“现在敌人内部非常混乱，到处都在撤，包括传统习惯线外的提斯浦尔、卓哈特、特祖，还有西线的丁如泽、楚舒勒都有跑的准备。”印军昔日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早已无影无踪，而陷入了混乱和惊恐之中。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等仓皇乘飞机逃窜；其军部驻地——提斯浦尔，被印军惊恐、慌乱撤逃的气氛所感染，逃亡的人群挤满了公路和码头；各级政府官员四散而去；警察局打开监狱大门；警察同罪犯一起挤进逃跑的人群；城里的邮局、电话局、银行和商店也都关了门。
　　 印军惨败、溃逃的消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给政界和军界的要员们以沉重打击。尼赫鲁11月19日在人民院宣布说：“我不得不向本院宣布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瓦弄和西山口丢给了敌人”，“我们有一个师没有回来”，“局势多少有些混乱，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指挥官不得不从西山口撤退”。尼赫鲁无可奈何的语调，引起议会大厅一片混乱和责难声。印度朝野怨声四起。当天晚上，尼赫鲁在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又说：“今天，我不得不把新的挫折的消息告诉你们。……目前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令人伤心的。还可能要遭受一些新的挫折”。尼赫鲁的讲话，使全国上下更加陷入惊恐之中，遭到人们的质问和批评。
　　 尼赫鲁政府因发动中印边境战争，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外债累累，民不聊生。印度政府要求全国人民“捐献”钱和物用以购买战争物资，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
　　 尼赫鲁为了开脱自己发动对华战争失败的罪责，解除了梅农的国防部长职务，免去了考尔的第四军军长的职务，使他们当了替罪羊。
　　 尼赫鲁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不甘心失败。尼赫鲁一面叫嚷“要同中国打到底”、“战争会在更大规模和广阔战场上爆发”和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面写信求助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美国出兵打中国。尼赫鲁不敢把信的底稿送到外交部去，而把它存在总理办公室。此事被英国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披露。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援助的增加，印度政府号召“最优秀的青年加入军队”，并准备把更多的印军调到中印边境。
　　 尼赫鲁政府在困境中，决心铤而走险继续扩大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但是，纵观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斗争形势，已不是尼赫鲁政府及其支持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了，中印边境战争的进程——是继续打下去、还是停下来的主动权，已经完全由中国政府所掌握。
　　 实际上，在下决心反击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就作了周密思考：在军事上把印度入侵者打回去后，在政治上如何处理？当时印度标榜是不结盟的国家，美国、苏联都在争取它、吹捧它，美国给它一顶桂冠，称印度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橱窗”；苏联则赞美它是“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它又是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万隆会议的发起人；和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被誉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等。打了它怎么办？不仅当时美国、苏联要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叫嚷，而且也可能给一些亚非国家带来误解和疑虑。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给这次自卫反击规定了几条原则：第一，中国边防部队只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吉莫山口就停下来；第二，主动撤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北；第三，主动交还俘虏；第四，主动交还枪支等。
　　 因此，正当中国边防部队彻底粉碎了印度军队的进攻，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一些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必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时候，中国政府却于1962年11月21日，出人意外地郑重地发表声明，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
　　 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指出：到现在为止，这场由印度方面蓄意挑起的边境冲突，已经延续了一个月。声明追溯指出，对于印度方面日益严重的入侵和挑衅，中国政府曾经连续地提出警告，指出后果的严重性。为了避免边境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但是，中国方面的这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印度方面的侵略活动有增无减。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在这次大规模边境冲突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又主动采取和平友好行动，力求扑灭已经燃起的战火。10月24日，即这次边境冲突爆发后的第四天，中国政府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政府在接到中国政府三项建议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拒绝了这些建议，并且坚持要中国政府同意恢复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状态。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仗恃美国大量军事援助，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重新发动更大进攻，执意扩大边境冲突。印度政府采取这种极其无理的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印度政府为了内政和外交上的需要，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蓄意使中印边界问题悬而不决，使两国武装部队保持接触，使中印边境局势保持紧张。在印度政府认为对它有利的时候，它就利用这种局势在中印边境进行武装入侵和武装挑衅，直到挑起武装冲突。印度政府的这种政策完全违背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
　　 为了扭转中印边境局势，中国政府决定主动采取措施，促进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宣布：
　　 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三、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主动采取的这些措施，表现了中国政府对于停止边境冲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极大诚意。特别应该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之后的位置，将会远离他们在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位置。中国政府希望，由于中国采取上述主动措施，印度政府将会考虑印度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改弦易辙，作出积极的响应。在印度政府同意采取相应措施的情况下，中印两国政府可以立即指派官员在中印边界各段双方协议的地点会晤，商谈有关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20公里形成一个非军事区、双方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检查站和归还被俘人员的事宜。
　　 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政府也将按规定日期主动地执行上述措施。
　　 中国政府声明指出，在中国边防部队停火以后和后撤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印度军队继续进攻；在中国边防部队沿整个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后，印度军队在东段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段和西段继续留在实际控制线沿线不撤；在中国边防部队沿整个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后，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恢复他们在9月8日以前的位置等情况。中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国保留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中印边界问题是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问题。中印两国应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因为这个问题而兵戎相见，更不应该容许帝国主义插手进来，把目前这场不幸的边境冲突发展成为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中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取的这项重大措施，正是从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亚非团结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贯立场出发的。中国政府呼吁亚非各国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作出努力，推动印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11月21日发表的声明，是中国政府为扭转中印边境冲突严重局势、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主动采取的最真诚的努力。这种重大的和平措施和正义的、宽宏大度之举，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不仅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维护中印友好、致力于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最大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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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政府的声明产生的反响和效果
　　 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发表后，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及其报刊，纷纷发表声明、谈话、社论和评论，或打电报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盛赞中国政府声明表现的和解立场、和解诚意与和解的实际行动，呼吁和督促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世界公正舆论认为，中国政府的声明和所采取的重大和平措施，是英明的、正确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行动，表明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大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取得重大胜利。打而不退，行不行？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可以有这种设想。但是，这样作取得主动性不够，会被看成是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实现领土要求；我们主动停火后撤，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赞扬，使尼赫鲁陷于被动，打乱了他的部署，打击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主动停火后撤，是不是示弱？周恩来总理也明确指出：不是，我们更加主动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强大的表现，不是示弱的表现。全世界很多舆论，甚至一些帝国主义的舆论也都是这样看的。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度没有任何领土野心，绝不会去侵占印度的一寸领土，但也绝不允许别人侵占自己的领土。在中印两国边界的争端上，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和平友好的态度，竭力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是为了粉碎印度军队的进攻，打击其嚣张气焰，求得边境的安宁，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条件。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11月13日电复几内亚等国家领导人，11月15日致信亚非国家领导人，11月16日复信英国哲学家罗素等，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发展情况，再一次重申和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决心，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在给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中指出：“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主动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因此，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后，尽管中国边防部队打退了印军的大规模进攻，中国方面没有以胜利者自居，更没有把任何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有损于印度尊严的片面主张强加于印度方面。而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没有因为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就把越过1959年实际控制线所造成的事实，强迫印度接受。中国在取得军事上重大胜利的形势下，决定主动停火和后撤。不仅如此，正象中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之后的位置，将会远离他们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周恩来总理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后，于11月24日复信英国哲学家罗素，11月13日复电几内亚等国家领导人，11月28日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全线停火撤军之举的诚意和关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周恩来在11月2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报告中也作了上述阐述，并指出，中国进行自卫还击，并不想通过武力改变边界现状，更不想侵占印度领土；中国大打是有节制的，大打之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这更加证明了我们不是侵略；中国更加主动和立于下败之地。
　　 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采取的实际行动，在全世界引起积极的巨大反响。几内亚总统塞古·社尔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贵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履行停火的决定，我们谨向您表示我们十分满意和我们完全的赞同。巴基斯坦《战斗报》23日发表的社论说：中国政府的声明会使全世界听了大吃一惊，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未曾有过一个胜利的国家，在它的军队眼看就要使它的敌人遭到粉碎性的失败的时候，完全出于自己的原则和和平政策而作出这样一种表示的。中国领袖们坚持高尚的政治原则和正派的道义价值，应当受到一切赞扬。中国政府的这一步骤证明了中国的和平意图和它的伟大。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说中国是战争贩子和希望占领印度。法新社从巴黎发出的消息说，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北京采取的惊人的主动态度”，并说这个声明“向全世界表明北京的和平愿望，表示它不愿意继续打一场即使是胜利的仗”。朝鲜、蒙古和越南在政府声明中说：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珍视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以亚洲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为重；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阴谋，维护和巩固亚洲各国人民团结愿望的真诚努力。英国《工人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结束边境冲突的真诚愿望，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所谓中国人民蓄谋侵犯印度的一些说法，现在已经完全揭穿，那些说法只不过是胡说八道。中国的建议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包含着不可抗拒的因素，是不可轻率拒绝的。社论赞扬中国政府声明时说，他们是多么爱好和平，他们的善意是多么正当。美国《进步劳工》在社论中赞扬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时说：从争端开始的第一天起，中国就一直不疲倦地力求友好地通过谈判解决，这种解决办法不是一方强加其意志于另一方或要求一方屈从，而是公平的和符合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的精神的。中国的每一项行动都体现了这一立场。社论说，关于中印边界冲突有着一个必然的结论，那就是：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是由印度统治集团根据它自己的阶级利益来决定的。全世界的公正舆论说明，中国政府的正义之举，震动了全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尼赫鲁发动对华战争，原来就失道寡助，加之军事上遭到沉重的打击，在政治上更加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印度国内，人们纷纷谴责尼赫鲁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印度学者比姆·桑社指出：尼赫鲁总理在其生涯中第一次受到了来自印度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新闻界、议会及大街上的质问和批评。如果说他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有所影响的话，那么中印边境作战就成了尼赫鲁时代开始没落的标志。几内亚《自由报》发表评论，谴责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顽固立场，指出，尼赫鲁总理的各项声明并没有提供出任何新的事实。柬埔寨《祖国报》批评了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不愿意放弃其僵硬态度。印度尼西亚《独立报》刊载长篇文章，批评尼赫鲁政府“拒绝中国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一些亚非国家的报纸在社论和评论中还告诫印度当局不要顽固到底。英国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也认为：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这是边境战争的一个最显著、也许是最悲惨的后果。
　　 尼赫鲁一向披着“和平中立”的外衣，打着“不结盟”的旗帜，在不明真相的人们中间。有一定欺骗作用，在广大中间地带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印度不仅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且请求美国出兵帮助，表明尼赫鲁政府不结盟的外衣已最后脱落下来。尼赫鲁的行径，已经完全丧失了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遭到世界人民尤其是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满与谴责。正如一印度学者所指出的，现在印度自觉不自觉地真正与西方国家结盟来反对中国了。不结盟不再是一种教义或一心追求的目标，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机会主义政策。柬埔寨《祖国报》指出，印度采取僵硬态度是由于它俯首听命于人民中国的敌人——西方帝国主义的唆使；在帝国主义者任意提供美元和军事装备的影响下，印度已把和平完全忘掉。新西兰《人民之声报》发表评论指出，尼赫鲁凭借武力来发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乐于遵循美国的国内外反共路线。这说明了他装作一个“不结盟的和平人士”的后面的真象。印度尼西亚《独立报》批评印度已没有权利以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的名义说话。一些西方有识之上也认为：“边境战争的直接后果，看来是印度不加掩饰地向美国靠拢”，印度“离原来的立场的确已经走得很远。”缅甸联邦妇女联合会甚至发表声明，号召印度人民抗议印度政府破坏和平谈判和接受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国际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使印度尼赫鲁政府陷入窘境。对于印度的孤立，《印度斯坦报》大发怒气他说：“在当前危急中，印度的传统朋友没有几个表示声援这个国家。有些甚至发表了令人讨厌的声明。”尼赫鲁则指责不结盟国家对印度“总是理解不了。”但是，这是尼赫鲁悍然发动边境战争而结成的苦果，又能怪谁呢？
　　 当印度军队在战场上狼狈败退、中国边防部队胜利推进和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形势下，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1月20日23时（北京时间21日上午7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仍然要派遣一个由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率领的代表团去印度，以向印度提供各种援助，支持和鼓励尼赫鲁政府继续进攻中国。肯尼迪在声明中说：我们向印度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为了击败中国共产党的颠覆的。他还透露说英国“也可能”派遣一个同美国代表团“类似的代表团”到新德里去。实际上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11月20日举行的会谈中，已经策划了进一步帮助印度反华的问题。据白宫新闻秘书塞林格和麦克米伦的发言人伊凡斯在会谈后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说，两国政府首脑在这一天讨论了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他们特别讨论了两国政府“如何帮助印度政府反击”所谓“中国侵略”的问题。据会议发言人说，他们关于印度的“需要”问题的讨论还没有结束，特别是要开列一张美英两国认为印度政府为“击退中国的侵略”所需要的物品“清单”。与此同时，美国宣传舆论极力煽动印度继续同中国作战。《纽约镜报》21日发表评论毫不掩饰他说：我们必须帮助尼赫鲁——不是为了他的利益，他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美国及其伙伴继续支持、援助印度并为其出谋划策，欲把印度推向战争的深渊和给中国制造更大的困难和压力，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和坐收渔人之利的企图。这也是美国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政策的继续。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中国政府11月21日主动停火后撤的声明发表后的第三天，在接见印度驻苏大使时除表示对印度的同情和支持外，还就援建米格飞机制造厂将在年底前动工作了明确无疑的答复，并应允在12月即起运一批米格-21型战斗机。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中印争议地区人烟稀少，对人的生活没有很大价值。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关于边界争端的问题，我们遵循列宁的观点。苏联45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什么边界争端不可以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加以解决。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苏联领导人又恢复了原来的腔调。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支持、偏袒印度，除大国沙文主义急剧膨胀，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事务外，包藏着鼓励和支持印度继续扩大边界战争来压中国就范的祸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国政府声明的发表，对美苏反华的部署和在亚洲的战略企图是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粉碎了美苏妄图从中印边境冲突中渔利的企图。正如中国边防部队的战士们所说：这一次打在尼赫鲁的身上，疼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心上。
　　 尼赫鲁在中国政府声明发表后，不仅迟迟不作答复，反而在22日、23日和27日的三次公众集会上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宣称要对中国作长期战争准备，叫嚷“要在两条战线上同中国战斗”，甚至要印度儿童准备在长大成人后还同中国作战，妄图将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长期地拖下去。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26日公然宣布不准印度公民谈论中国的建议，警告印度人民“要不因为中国实行停火和前线随之沉寂而放松战争努力”。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还在25-27日连续发表声明，诬蔑中国政府的声明是“欺骗性的”。据西方通讯社和报刊透露，印度政府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正在对中国政府的声明采取“拖延策略”，并在拖延中得到美英等国家的援助和派出要员游说亚非国家，以摆脱窘境，并继续进行战争准备。中国政府声明的发表，使印度继续扩大中印边境事态的图谋遭到破产，为力避中印边境斗争长期尖锐化和复杂化、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了条件，是符合中印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之举，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它是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言行一致的铁证。它震动了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中国既赢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又赢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胜利。使印度政府虽不愿停火，又不好反对停火；虽不愿和谈，又不能再打下去；既不能谈什么胜利，又不敢公开承认失败；既挨了打，又输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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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全线主动停火后撤


一、中央军委关于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的部署
　　 中央军委为配合、贯彻中国政府的声明，扭转中印边境冲突造成的严重局势，迅速结束中印边境冲突，创造重开和平谈判与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作出部署，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单方面主动停火、主动后撤。1962年11月20日21时30分，总参谋部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出了《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命令指出：中共中央决定自22日零时起，我军停止反击作战。不打不追，以便进一步开展政治攻势，剥夺印度、帝国主义……的一切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以利于中印边界的和平谈判解决。命令决定：
　　 一、第十一师、第一五四团到达比里山口、鹰窠山口、打拢宗、吉莫山口一线后即停止，不再派部队进占贾明和到传统习惯线侦察活动。
　　 二、丁指部队取消到前门里进击的行动。
　　 三、东线的中端各部队在占领梅楚卡、里米金、都登等地后即停止前进，原地打扫战场。
　　 四、西藏字第四一九部队和第五十五师、郭指部队就地清剿。
　　 五、康指部队在占领印5、6、7、16号据点后即在班公湖和日土宗地区集结。
　　 11月21日23时50分，总参谋部又下达了《关于停止追击，原地集结》的指示，明确规定：第一线追击部队在21日24时前进至何地，即停止在何地，不准再继续前进。如果有的部队在21日24时前得不到停止前进的指示而仍在继续前进，则在得到命令后立即返回21日24时所到达的位置。
　　 为做好部队的停火和后撤工作，21日24时，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命令说：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且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本侧20公里地区。
　　 第一三○师、第一三四师、第五十五师、第十一师各工兵营和军区工兵团、铁道兵第二十四团、现参加修筑达旺公路的两个营，应继续修通改善错拉至棒山口、雄纠至沙马段公路，尔后准备参加修筑中尼公路。
　　 康指部队除按原定计划留在山上守点的部队外，其余部队下山休整。
　　 总参谋部在《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中还同时规定了部队调整部署的步骤：
　　 1、除搜山打扫战场的部队外，其余没有任务的部队如各炮兵团、第一六四团、第一三○师主力可提前后撤。
　　 2、康指部队除留下在山上过冬的部队外，其余可提前下山，有困难的哨卡可以立即后撤。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还规定了在停火后撤期间对印军进行军事挑衅行动的处理原则。处理原则规定：“为了争取政治上的更大主动，在我军主动停火期间和后撤过程中，如果印军向我挑衅，我军在军事上应区别情况，按如下原则处理：
　　 一、印军在其阵地内的人员车辆来往，构筑工事，运输物资或向我阵地附近侦察、巡逻，对我无直接危害时，我可不予置理。
　　 二、印军在我阵地前进行挑衅性的零星射击，对我无直接危害时，我也不予置理。
　　 三、印军飞机侵入我境在我阵地上空进行侦察时，我也不要置理。
　　 四、印军向我挑起进攻，我不还击就会遭到损失时，则应坚决自卫还击，但应适可而止：敌若撤退，不要追击。
　　 五、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注意隐蔽，加强侦察警戒，做好工事和自卫准备工作。但绝不要主动开枪和出击。如发现印军有上述挑衅情况时，应迅速地、详细地、准确地上报以便揭露和进行政治斗争。我第一线部队或哨卡，若有条件（如有翻译、扩音器时）亦可对当面挑衅印军提出警告和劝告。”
　　 为做好部队停火后撤的思想教育工作，总政治部于1962年11月22日，下达了《关于作好部队后撤的政治工作指示》，部署了对部队的宣传教育、政策要求、群众纪律、俘虏的后送和伤病俘虏的救治等工作。总政治部在指示中要求各部队：
　　 一、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声明和中央关于宣传解释这一声明的紧急通知精神，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充分作好后撤的宣传解释工作。着重说明：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度侵略军的自卫反击作战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是为了更高地举起和平谈判的旗帜，巩固和扩大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剥夺印度反动派、帝国主义等利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促进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这次主动采取的措施，又一次打乱印度反动派、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反华部署，也将使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爱和平，谁要战争。总之必须反复说明对印度反动派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同时还必须说明，中印边界斗争仍是长期的、复杂的。印度反动派还会捣乱，必须保持警惕。如果他们利用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继续进攻，必须坚决给予还击。如果中国边防部队撤至预定地区后，印军再次入侵，就准备再次给它狠狠打击。
　　 二、后撤中必须加强行军组织，严格管理，防止掉队，保证不丢失一份文件、一件东西。
　　 三、派得力干部组织伤病员的后转工作。
　　 四、对战斗中有功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评功并认真总结作战经验。
　　 五、根据中国政府声明，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认真检查群众纪律。
　　 六、作好俘虏的后送争取教育工作，伤病俘就地组织治疗，印军尸体就地分散掩埋。
　　 七、教育部队认真收集战缴武器、装备和物资，不得任意丢失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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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
　　 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与指示，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从11月22日零时起，全线准时主动停火。除东段中国部分边防部队在其附近清剿和打扫战场外，全线各部队均转入了防御状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同一天发表谈话说：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零时的声明所宣布的决定，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已从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第一线部队，已在萨木维尔、古里、博浪、达东、梅楚卡、里米金、鹰窠山口、比里山口、吉莫山口（坎拉）一线主动停火；在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在传统习惯线本侧驻地主动停火；在中段，中国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本侧驻地集结。
　　 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11月21日24时《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经过具体部署和动员教育后，自12月1日起，分期分批地主动实施了后撤。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12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将自12月1日起，开始从目前的驻地向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主动后撤，要求印度方面不要对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进行破坏。希望印度方面对中国方面的主动措施作出积极的响应。
　　 12月1日，在中印边界东段，进驻吉莫山口、打拢宗、比里山口、鹰窠山口的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至坦加帕尼河地区；进驻吉拉、萨木维尔的边防部队，撤至本穷及其以北地区；进驻古里、博浪、达东的中国边防部队，分别撤至打秋山口、更仁、梅楚卡等地。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撤出奇普恰普河谷地区的4个哨所、喀拉喀什河源地区的2个哨所和巴里加斯地区的卡日果、羌山口等地。
　　 12月8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在12月1日主动从中印边境东、西段后撤之后，将于12月9日继续后撤。在中印边境东段：中国驻坦加帕尼河以北地区的边防部队，从拉多、多龙桥、邦迪拉、鲁帕、普冬桥等地，全部撤至拉洪、拉杭、德让宗及其以北地区；驻本穷及其以北的边防部队，从本穷、西龙、吉牙、康母底、嘎木、萨底、瓦底，格里等地，全部撤至瓦弄及其以北地区；驻打秋山口、里米金的边防部队，分别撤至打坝和哥里西娘；驻更仁的边防部队，全部撤至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同一天，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边防部队撤出阿里地区的巴里加斯、拉多等地和奇普恰普河地区的4个哨所。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12月8日的声明中还指出：中国边防部队继续主动后撤，充分表明中国边防部队忠实地执行中国政府的决定，和中国政府为了迅速结束中印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采取的最真诚的努力。希望印度政府以中印两国人民友谊和亚非团结为重，也能迅速作出相应的努力。
　　 中国边防部队继在上述各点后撤之后，在12月9日、13日、15日，又撤出了梅楚卡、哥里西娘等地。于12月21日，又撤出了德让宗、曼大拉、拉洪、拉杭、巴特、班登、拉苏、拉干、嘎公巴让、格金桥、马尼岗、瓦弄、曲咀、敌能和西里扎普等地。
　　 在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后撤的过程中，印度军方不断派遣飞机在空中骚扰，派遣地面部队尾随中国后撤部队进行挑衅。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12月21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印军的这些行动，显然同印度方面一再声称不妨碍中国军队主动停火的声明不符。
　　 12月30日和31日，中国边防部队又从达旺河以南全部后撤至达旺河以北地区；驻里米金和梅楚卡地区的边防部队，全部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进驻瓦弄的部队也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打坝、古玉通等地及其以北地区；在中印边境西段，除了奇普恰普河、加勒万河、空喀山口和班公湖地区的少数哨所外，大部分哨所的边防部队均都撤到了1959年11月7日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内侧20公里地区。其后，中国边防部队又于1963年1月14日、15日继续进行了后撤。达旺河以北的中国边防部队和古玉通、打坝的部队，于1月15日全部撤到了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在中印边境西段，除保留在1959年11月7日以前即已设立的几个哨所准备交由民政检查站接管外，于1月15日也全部撤出了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内侧20公里地区。除留下设立边境民政检查站的分队外，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中国边防部队，于1962年12月和1963年2月28日前，均返回了总参谋部所指定的驻地。
　　 在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以后，印度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应有的积极措施，还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继续派遣飞机、军警人员侵入中国领土、领空，进行骚扰挑衅。自1962年11月22日至1963年1月10日，侵入中国领空的印度飞机达26起27架次；印军侵入中国境内骚扰挑衅达8起。它表明，印度当局仍在保持和制造紧张局势，仍在准备继续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1963年3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自从1962年11月21日我国政府发表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声明以后，我边防部队坚决地、忠诚地执行了我国政府的决定，从而使由印度方面所挑起的边境冲突得以停止，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声明还着重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已经在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了他们的后撤计划。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从自卫反击中所到达的地点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而且还撤退到了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二十公里以外的地区。中国边防部队现在的位置，已经远离了他们1962年9月8日所在位置。”国防部发言人还特别指出：“由于我国采取了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主动空出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等一系列重大措施，目前中印边境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停火和事实上的双方武装部队的脱离接触，中印边境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只要印度方面不再进行挑衅，不再进入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已经和缓了的边境紧张局势不会重新紧张起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最后说：“中国边防部队尽管从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后撤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进行自卫的权利。我们希望印度政府以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以亚非团结为重，正确理解我国的和平努力，并且作出积极的、有利的响应，使边境局势继续和缓下去，为中印双方直接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
　　 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自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准时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起开始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3个月后，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从自卫反击作战中所达到的地点，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而且还撤到了距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外的地区。至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了后撤计划。
　　 中国边防部队在停火和实施后撤中，除积极救治印军伤病员，认真清理和清点缴获印军的武器装备、物资，还认真地检查了群众纪律，帮助当地各族群众修桥、铺路、挖渠、割稻、打场、背水和担柴，并把自己的粮食和食盐留给群众。部队的模范行动，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当中国边防部队某部离开德让宗时，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和门巴族男女老幼，纷纷走上街头向部队敬酒饯行，跳舞唱歌，祝福官兵一路平安。其中12位老人组成的合唱队，还向远去的官兵挥动一条大红毯，唱着“慢慢走啊，慢慢走，无论你们走多远，我们也为你们祈祷、祝福。”部队在回撤途中和到达驻地时，都受到沿途城镇和驻地地方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政府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的实际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和解立场与和解诚意，受到亚非国家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支持与赞扬。中国方面所作出的实际努力，也是希望印度政府采取同样的立场和措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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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还战缴武器装备、物资和释放印军全部被俘人员


一、中国边防部队交还战缴印军武器装备和物资
　　 1962年11月30日，总参谋部电示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中国边防部队撤军时应有计划地将所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留给印方，总参谋部指示说，中共中央这一具体措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是一个伟大的决定。总参谋部并对交接的有关事宜作了具体指示。
　　 1962年12月19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德让宗，将自卫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物资连同看管物资的15名印军被俘官兵交还了印度方面。交接工作是在德让宗西北的雨汪村进行的。在6000多平方米的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即将交还印度的126门大炮，220多挺轻重机关枪，2200多支步枪、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1.3万多发各种炮弹和110多万发各种子弹，以及117辆汽车，12台筑路机械和2辆美制坦克。这些经过边防部队战士清理和擦拭过的武器和车辆，在阳光下明亮耀眼。前来接收武器和物资的印度官员波尔来到堆放武器和物资的现场，在中方专门为看管这批武器物资而释放的爱姆·拉伊拉特姆少尉等15名被俘印军官兵的协助下，根据中方开列的中文和英文清单一一进行清点。经过认真、仔细地清点无误后，印方代表、邦迪拉地区一级政治助理官波尔当场签字接收后对记者说：“这些武器、弹药和物资，都整理得很整齐，擦拭得很干净。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好。”
　　 同一天，中国边防部队还在瓦弄将自卫反击战中缴获印军的武器弹药和物资集中交还给印度。在瓦弄交给印方的有：运输机1架、各种炮20多门、轻重机枪50多挺，冲锋枪、步枪、手枪400支，各种炮弹4000多发，枪弹85万余发以及其它一大批军用物资。这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部分是完好无损的。部分曾遭印军破坏，如运输机和一些枪、炮的重要部件被印军撤退时卸走了；6门美制大炮被印军烧坏和炸坏了4门，拆走部件2门，印军为破坏1门大炮，曾在炮膛里装了1枚炮弹。以皮爱斯·巴路黑为首的印度官员5人和10名民警，逐一清点，在中、英文交还物资的清单上签字后，皮爱斯·巴路黑紧握着中方代表的手说：“我代表我国政府感谢你们。”同时，在吉牙南侧，中方代表还将一架被击落而未列入清单的印军直升飞机交给了印方代表，12月6日和11日中国边防部队还在梅楚卡和里米金委托当地头人边巴慈仁、普巴慈仁、康白、达白代管留交印方物资，有各种炮9门，轻、重机关枪13挺，冲锋枪、步枪40多支，各种炮弹4600多发，各种子弹15万多发和大批军用器材、被服以及其它物资，待印度来人后，如数交给印方。
　　 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印军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方面，以进一步表示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创造两国和解的气氛，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赞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要求和“希望印度政府按照理智的呼声，立即采取措施，重开和平谈判”。但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1963年1月8日却发表谈话称，“印度方面从中国接收了一批中国边防部队缴获的印军装备，这些装备都已‘损坏不堪’，中国方面交还这些装备是为了‘宣传目的’”。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后，印度报纸也跟着对中国政府进行诬蔑，说中国政府就移交装备问题“发动了宣传运动”，诬蔑中国政府移交装备是“背信弃义的阴谋”。
　　 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交还给印度方面，竟然遭到印度方面的歪曲和诬蔑，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布有关事实真相。
　　 1963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关于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方面一事，中国政府未予公布，本来也不准备公布。不料中国的这一行动竟然遭到印度方面的歪曲和诬蔑，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布有关事实真相。”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列举有关事实后说：“任何没有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一行动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友好的慷慨的行动。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是印度蓄意挑起来的。中国边防部队胜利的进行了自卫反击。但是，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而且还把在战争中缴获的军用物资主动交还给印度方面。请问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么？”印度“政府方面采取了一种以怨报德的态度。正如清单所表明的，中国交还的物资，很大部分是完好的，清单中所列的一部分损坏了的武器装备，也都是印军在撤退时自行破坏的和在战斗中损坏了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硬说中国交还了的物资都已‘损坏不堪’。这种不顾事实的态度只能使人感到遗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还说，中国这样做是‘为了宣传目的’。事实是，不仅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这件事，而且中国报纸也没有做过任何透露。中国政府只是两次照会印度政府通知了有关情况，这无论如何不能叫做‘宣传’。印度报纸说，中国就这件事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这真是不折不扣的造谣和诬蔑。实际上，第一次公布这件事并且就此掀起了一场恶意诬蔑中国的宣传运动，正是印度自己。”“印度报纸诬蔑中国政府交还印军武器装备是‘背信弃义的阴谋’，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阴谋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后说：“中国方面采取的每一个善意行动，至今都没有从印度方面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往往遭到印度政府的歪曲和诬蔑，这种情况是十分不幸的。但是事实是歪曲不了的，公道自在人心。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中印边界问题总是要和平解决的。我们希望印度政府改变这种蓄意敌视中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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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
　　 1963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的意见，提出了释放印军俘虏的计划。计划从4月10日起到5月中旬将现有印军被俘人员3213名分批释放完毕。计划中，关于释放和遣返印俘的地点，除考虑保密和交通、住宿等条件外，也适当照顾印方接收和转运的方便。
　　 1963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释放印俘的通报》。通报说：中央决定主动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这一措施，中国政府将通知科伦坡会议六国和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并已提前通知巴基斯坦。印俘的释放和遣返，仍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办理交接手续。拟从4月15日起至5月中旬，将现有印俘3213名分批地全部释放完毕。通知说：待中国国防部声明发表后，各地可根据上述文件适当地作些宣传解释工作，着重说明中国政府继主动停火和后撤之后又主动释放全部印俘，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和气氛，以揭露印方的无理立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释放印俘的通报》和《总政治部关于释放俘虏计划》，在西藏、新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西藏、新疆军区有关的边防部队，认真地制定了释放印俘的具体方案。为使印俘在路上“走好”，在交接中把他们“放好”，使印俘回国后有好的印象，中国各有关边防部队和印俘收容所，都认真加强了对释俘工作的组织领导，对管理俘虏的干部和有关人员，进行了动员教育，提出要求。在积极筹划和供应各种物资的同时，又认真地组织区分了印俘人员的编队，填写了印俘人员残废证明书、俘虏死亡证明书和伤病俘病历表，并对红十字会小组、民警、车队、警卫、修路、卫生人员和记者工作等也都进行了具体的安排。西藏、新疆军区有关的边防部队、各俘虏收容所，还对印俘进行政治教育，开展中印友好活动。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安排好俘虏的生活，认真做好释俘工作的各项准备。
　　 1963年4月2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中国政府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发表了声明。声明说：“中国政府已经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军事人员。根据气候和交通情况，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边防部队将从1963年4月10日开始分地、分批释放和遣返这些被俘印度军事人员。中国边防部队将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协助办理有关遣返事宜。”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在1962年12月间，中国西藏地方边防部队就已主动地在邦迪拉、梅楚卡、德让宗、瓦弄、江（让）等地先后释放了被俘的印军伤病员716名。还有15名被俘印军人员，被派往协助看管中国方面交还给印度的军事物资，并随同这些物资的移交回到印方。在此期间，中国红十字会还把全部被俘印军人员的名单交给了印度红十字会。”
　　 声明说：“关于处理被俘印军人员问题，中国政府早在1962年11月21日声明中就提出，由双方政府指派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但是，一直等到现在，印度政府未作任何表示。考虑到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决定不等中印官员会晤即全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
　　 声明指出：“中国边防部队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是中国政府力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自从中国边防部队采取主动停火的措施，停止了不幸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以来。已有四个多月了。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方面为和缓边境局势，创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做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继主动停火之后，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实施后撤计划，并且已于1963年2月28日完全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20公里以外地区。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中国政府还决定不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设立民政检查站。中国边防部队还主动把缴获的大量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现在，中国方面又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
　　 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还着重指出：希望印度政府正确地理解中国方面所作的努力，停止向中国境内窜扰，并且以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亚非人民团结为重，早日回到谈判桌子上来。
　　 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和总政治部的指示，从4月10日开始至5月25日止，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印军人员。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先后分批在巴底通、棒山口北侧、西路曲西岸、斯潘古尔湖以西以及昆明等地，释放了印军被俘人员。另有两名被俘印军人员在释放和遣返期间，因患重病，救治无效死亡，他们的尸体连同以前死亡的11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一起交给了印方。至此中国方面把在1962年10月和11月间，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而被俘的全部印度军事人员3942名，以及死亡的26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都交还了印度。
　　 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严肃认真地执行了中国政府关于释放和遣返全部印军被俘人员的决定，为使几千名印军被俘人员早日同家人团聚，中国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过程中，冒着风雪为载送被俘印军人员的车辆挖雪开路，并且在沿途为他们的食宿作了妥善的安排。中国边防部队还派出医护人员，护送他们前往交接地点，在旅途中，对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给予周到的护理和治疗。
　　 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的日子里，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各俘虏收容所，都分别举行了会餐会、欢送会、联欢会，欢送被俘印军人员归国。收容所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充满了友好的气氛和惜别情谊。许多被俘印军人员敲打着乐器，到他们曾经看过病的医院和医疗所与中国医生、护士话别。被俘印军士兵阿·巴哈杜尔，还特别邀请了从火线上背他下来的中国士兵饮惜别酒，感谢中国士兵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有的被俘印军人员拿出照片送给中国医生留念，有的含泪收下中国工作人员赠给的纪念品，还有的同中国工作人员互相签名题字留念。许多被俘人员说：“这是我们在中国最难忘的一个夜晚，我们要唱到天亮。”
　　 为了照顾被俘印军人员在遣返途中的生活，收容所的中国工作人员连夜为他们制作各种食品，并且派出医生和护士，护送他们前往交接地点。公路沿线设立了许多茶水站、食宿站。每当被俘印军人员到达后，中国工作人员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甜茶和糖粥等送给他们食用。被俘印军人员赞美自己回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充满“友谊和温暖的道路”。在中国生活了好几个月的被俘印军人员，对中国边防部队给予他们的宽待和照顾非常感激。他们在离开交接地点以前，许多人都含着热泪同中国工作人员紧紧握手拥抱，感谢中国工作人员一直象对亲兄弟一样照顾他们。有的被俘印军人员还把中国工作人员抬起来，高呼“中印人民友好万岁”，“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有的说：“你们对我们的友谊象纪念碑一样留在我的心里。”有的说：“谢谢你们，亲爱的中国兄弟，今天我们虽然分别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象恒河和长江的水一样永远奔流不息。”
　　 中国边防部队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友好行动，不仅受到印俘的普遍称赞和感谢，就是前来接收被俘印军人员的印度红十字会人员，也对中国边防部队对被俘印军人员的照顾表示满意，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中国政府和中国边防部队，继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之后，全部释放和遣返了被俘的印军人员，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愿与印度政府兵戎相见、希望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5月26日就完成释放和遣返全部印俘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在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空出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主动交还大批缴获的印军军用物资之后，现在又主动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印军人员，进一步为中印两国直接谈判创造了良好气氛。中国方面为了积极响应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建议，和缓中印边境局势，促进中印和解，已经主动地作了这些重大努力。中印边境局势能否继续和缓，中印直接谈判能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能否早日和平解决，现在完全要看印度政府的态度。”
　　 印度当局对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努力和友好善意行动，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甚至还向中国提出照会，对中国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大肆进行恶意的歪曲和诬蔑。说什么“印军被俘人员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是对他们进行了“思想灌输”，“把印度战俘列队通过中国街道示众”等等。然而，印度政府对于被中国释放和遣返的被俘印军人员，却不敢让他们早日与家人团聚，把绝大多数人留在西姆拉和兰契附近的大营场里，对他们进行甄别讯问。据《印度快报》报道说：“还有待瞧瞧被释放的俘虏的思想状况，对他们显然必须加倍小心甄别，由于正常的安全需要，将过一段时间才能让获释的俘虏回家团圆。例常的甄别程序可能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等等。印度国防部长恰范5月7日说“要对一些印军被俘人员进行讯问，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人被进行过思想灌输，那就要进行‘反思想灌输’的努力。”与此同时，印度官方还通过宣传舆论，不断就中国释放俘虏问题进行造谣和诬蔑。
　　 事实恰恰相反。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上级指示，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的优良传统，始终以中印友谊为重，对被俘印军官兵，一直给予宽大、良好的待遇。被俘印军伤病人员700多人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得到了尊重，并且享有宗教生活的自由，同家人的通信得到了种种方便。中国边防部队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印度人民友好的实际行动受到被俘印军人员的称赞。
　　 为了更好地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宽侍俘虏的政策，总政治部曾于1962年10月，向中国新疆、西藏边防部队下达了《关于对入侵印军俘虏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要求：
　　 （一）要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对俘虏军官和士兵，一律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捆绑，不没收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
　　 （二）对战场上缴获的军用物资，一律先登记上报，听候处理。俘虏私人的财物，如手表、钱包、钢笔等，经清点登记后仍发还本人。为避免发生事故，俘虏私人的小刀、毒性药品等，由管理俘虏的单位暂时代为保管，释放时发还。
　　 （三）在战场上抓到俘虏后，应派专人后送到军区指定地点，注意途中安全，防止逃跑和发生意外。俘虏收容所要设在便于看管、便于日后释放、并不泄露我军事秘密的地方。
　　 （四）对于俘虏要严格管理，军官和士兵、印度籍俘虏和尼泊尔籍俘虏，都应该分别看管，防止俘虏串连滋事和逃跑。要尊重俘虏的宗教信仰，允许俘虏与家人通信，信件由军区政治部负责审查和转递。
　　 （五）对俘虏生活要给予优待，在吃、用、住宿等方面，应有妥善安排，并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对俘虏军官和伤病俘的生活待遇，应稍加优厚。
　　 （六）向俘虏询问印军的情况时，要讲究方式，态度和蔼，不得用审讯办法，不得打骂，不要强迫俘虏在口供上画押。
　　 （七）对印军俘虏的教育，应着重宣传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印人民友好，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我们的一贯主张。教育中，要考虑他们的认识水平，耐心启发诱导，不要讽刺谩骂。对印军俘虏中的尼泊尔籍官兵，还要注意加强中尼友好的教育。
　　 （八）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要尽可能查明其姓名和部队番号，妥为掩埋，设立标记，并登记上报。对死亡的俘虏，除按上述办法掩埋外，还要填写病历表和军医签署死亡证明书。
　　 （九）凡是发布有关俘虏的姓名、数字、新闻、电影和图片等，以及释放俘虏，一律须经总政治部批准。
　　 1962年11月，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各有关单位领导和部门，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不可操之过急。要从多方面耐心地进行工作，并要用具体事实和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感化他们。首先要坚决贯彻宽待俘虏政策，从战场上缴枪被俘开始，就坚决做到不杀、不侮、不打骂，不搜包，不没收私人财物，伤病者给予医治，死亡者加以掩埋；到俘虏收容所以后，妥善安置生活，保证他们吃好、住好、穿好、睡好，开展些文体活动；在编队、生活等方面都要照顾不同国籍、民族、宗教的习惯，一开始就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影响；在对俘虏的宣传教育中，不要强迫他们同意我们观点，而要从根本上慢慢弄清谁是谁非；俘虏收容所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并抽调足够的工作人员和翻译。要舍得花钱，尽量满足所需的外文报刊杂志和收音机、录音机、有线广播等设备。
　　 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规定和指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印军俘虏切实做到了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为照顾好印军俘虏的生活，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印军被俘官兵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住在生着炭火的厚棉帐篷里，发给他们的有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毡靴等防寒衣物，还给他们发了牙刷、牙膏、毛巾、香烟、茶叶、糖等日用必需品。收容所除了供给他们足够的面粉、大米、肉类等外，还于1962年12月28日和1963年3月11日分别为他们安排了欢度圣诞节、洒红节的活动。在圣诞节期间，收容所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扎起了彩门，栽起了圣诞树，挂着五彩缤纷的彩旗和红灯，并为基督教徒们布置了临时教堂。在洒红节时，印军被俘人员端着脸盆、提着水罐或水桶，你追我赶，互相泼洒带着红颜色的水，互相在额头上点着红点，或者干脆用红颜色或白粉，在对方脸上涂沫，表示吉祥如意。当中国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的官兵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时，印军被俘人员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连说巴依、巴依（兄弟），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
　　 印军被俘官兵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生活得很愉快。各俘虏收容所都为他们购置了文娱体育器材、书刊画报，建立了有线广播。印俘官兵除了可以自由阅读各种文字的书籍、报刊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外，俘虏收容所还每周为他们放映电影并让他们经常组织文娱晚会。
　　 对印军被俘官兵的教育，坚持从多方面耐心地做工作，不强迫他们接受和同意中方的观点。通过交朋友、听广播、阅读报刊和画册等，让印军被俘官兵了解中国，逐步地明白中印边境冲突的真相。在教育中，以大量的事实，反复地解释中印人民友好和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方针，使印俘中多数人逐步对“谁先打第一枪”、“谁侵略了谁”和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有了初步认识。部分被俘官兵对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他们说：“尼赫鲁现在变了，过去他有威信，是因为他天天说和平中立，照现在这样坏下去，他在人民中的威信，定要天天下降。”还有的说：“美国支持尼赫鲁就象支持蒋介石一样。”
　　 印军被俘官兵的医疗和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得到了保障。中国边防部队为他们专门设立了临时医院，中国医生和护士对他们的医治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印军士兵南得克斯霍尔·辛格受伤后，心脏跳动非常微弱，中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在他回国时，已可以走动了。印军少尉杜倍在战斗中负伤后，中国边防战士冒着炮火把他抢救下来，医生从他身上取出4颗子弹，使他得救。一个名叫桑姆拉加德哈的印度军官，身受五六处伤，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中国医生为其施行手术保住了他的生命。他对中国医生说：“现在我才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印度的敌人！”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对中国边防军人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很感动，纷纷吟诗、作画、唱歌，感谢中国对他们的照顾。
　　 一些印俘伤病员说，“我们在俘虏收容所的这段生活，我只能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你们象兄弟一样对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你们的友情”。“我不知道在印度的人们怎样来想象我们在中国这半年的生活，因为我们那方面的宣传，也许会使一些人受到蒙蔽。但是，我是一个印度人，在印度，恒河的水是最圣洁的，我可以捧着恒河的水发誓，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愉快而美好的。”就连印俘准将达尔维也不得不说：“你们能够完全遵循政府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指示，克服内心的仇恨，对俘虏以友好相待，这是一般军队难以做到的。”在他回国后写的一本叫做《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抨击了印度政府，揭露了中印边界问题的一些真相，强调了印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对于印度政府在印俘问题上对中国的诬蔑，中国外交部于4月25日和5月18日曾两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驳斥印度就印军被俘人员问题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诬蔑。中国外交部在5月18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驳斥了印度方面所谓中国政府似乎决心把他们俘获的3000名印度俘虏作为人质，不让这些俘虏享受日内瓦公约待遇。和中国不给予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印俘的便利等谰言。
　　 中国外交部5月18日的照会指出：中国方面对于在1962年10月和11月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而被俘的全部印度军事人员，一直给予极为宽大和友好的待遇，甚至超过了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被俘印军人员的生活得到了在当地物质条件下最好的安排和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们并享受到与家人通信、通电的种种方便。伤病人员更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有效的治疗。中国政府出于中印友好的真诚愿望，给予被俘印军人员的宽大、友好的待遇和便利，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如此，被俘印军人员对他们身受的良好待遇，无论在被俘期间或在获释遣返时，都一再向中国边防部队和中国政府表示称赞和感谢。照会说，中国红十字会也一直与印度红十字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并且陆续地把被俘印军人员名单及有关情况告知印度红十字会。为了满足印度红十字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克服了交通运输上的很大困难，把一些包裹物品如数转交给被俘印军人员。对于印度红十字会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也都尽可能给予满足。照会说，中印两国仍然维持着外交关系，而且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同印度红十字会进行了直接联系和具体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必要引进第三者来从中插手。因此，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和有关当局早就做了明确的答复。对于印度红十字会提出的有关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也已在1963年4月4日给予了回答。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节外生枝、无理纠缠的做法，只能暴露它别有用心。照会指出，印度政府如果真正关心印军被俘人员，就应该迅速响应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就归还被俘人员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政府早在1962年11月21日的声明中，就建议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在边界会晤，商谈归还被俘人员问题，并且在此以后，耐心地等待了4个多月。中国政府原本设想，纵然印度政府由于不愿意中印关系和缓而不响应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后撤等措施，但是对于关系到数千被俘印军的遣返问题，总会作出应有的回答。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这样友好的建议竟一直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他们的家人团聚，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主动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并且已经付诸实施。照会说，印度政府非但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就印军被俘人员的释放和遣返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漠不关心，反而诬蔑中国“决心”把被俘人员当作“人质”。照会问道：既然中国当局“决心”要把被俘印军人员当作“人质”，为什么它在主动宣布停火的同时又积极建议商谈关于遣返他们的问题呢？为什么在印度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建议一直未作答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又主动决定释放和遣返他们呢？照会强调指出，印度政府之所以诬蔑中国把印军被俘人员扣为“人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掩盖它自己残酷迫害旅印华侨的罪行。大家知道，印度政府在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失败之后，就恼羞成怒，加剧反华，采取了许多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疯狂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突然拘捕了2000多名无辜的守法华侨——其中许多是妇幼老弱，将他们关入集中营，对他们进行折磨和虐待。而在中国政府派船接侨时，印度政府又百般阻挠，甚至准备把一部分要求回国的难侨长期扣留。很多冲破困难回国的难侨也因印度政府的阻挠，不能与亲人一起回国，陷入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总之，印度政府对旅居印度的大批守法华侨所进行的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迫害是说不完的。这种暴行就是在两个国家正式交战的情况下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然，旅印华侨无端遭受迫害和印军人员由于向中国发动进攻而被俘，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中国无辜平民在印度所遭受的摧残虐待，同印军被俘人员在中国所受到的良好待遇，却在事实上形成了极为鲜明、极为强烈的对照。不管印度政府怎样造谣诬蔑，都是难逃公论的。照会最后说，现在，被俘印军人员释放和遣返的工作即将完成。如果印度政府还企图在印军被俘人员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方面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诬蔑和攻击，那只能更加暴露它自己的蛮横无理。
　　 中国政府全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是出于保持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是希望印度政府能够回到谈判桌上和平友好的解决边界问题，不再顽固地企图依靠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同时，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所呼吁的促进中印和解的又一个重大步骤。中国政府所采取、实施和实现的一系列重大的和解措施，使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有了事实上的缓和。中国政府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努力，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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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民政检查站，维护中印边境秩序


一、中央军委和总部关于设立民政检查站的部署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在声明中指出：“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据此，总参谋部于1962年11月30日，向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在中印边境设立民警检查站（后改称为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方案。方案部署如下：
　　 一、在中印边境20公里线内，共设立民警检查站28个（东段16个、中段3个、西段9个）计：东段在沙马、呷枪、布宗、格当、得岗寺、地东、鲁霞、来果桥、塔马顿、马及墩、陇、共那、新达、浪波、肖、勒设立民警检查站；中段在西兰塔、波林、什布奇设立民警检查站；西段在扎西岗、班公洛、喀纳、尼雅格祖、空喀山口、温泉、加勒万河谷、天文点、神仙湾设立民警检查站。
　　 二、每个民警检查站的人数可根据各站的重要性或多或少，一般的可配备一个排到一个连，在部队撤出20公里地区后，即正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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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国防部、外交部关于设立民政检查站的声明和谈话
　　 1963年3月1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为了扭转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严重局势，并促进中印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发表声明，宣称采取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设立民政检查站等三项措施。”“在我边防部队完成了他们的后撤计划以后，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我国政府已经指示西藏和新疆地方当局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我国一边二十公里地区内的若干地点设立民政检查站。”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对于实际控制线我国一边二十公里地区内中印双方对停火安排存在争议的四个地区，即东段的扯东地区和朗久、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设立四十三个军事据点和我国为了抵御印度入侵而增设边防哨所的地区，我国政府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决定把他们空出来，在我边防部队后撤以后，也不设立民政检查站。”
　　 1963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通报中国边防部队已于1963年2月28日完成了全线后撤计划和在中国一侧20公里地区内设立民政检查站的数目、位置。照会最后说：“必须强调指出，以上各民政检查站没有一个是设在中印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的”。
　　 1963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严正驳斥印度政府在3月9日来照中就中国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自己一边设立民政检查站一事颠倒是非的无理立场。
　　 照会说：“中国政府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二十公里的地区内撤出自己的边防部队，只在那里设立了二十六个民政检查站；对于非军事区内中印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中国政府甚至连民政检查站也不设立，而把它们完全空了出来。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也是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和平号召，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印度政府的来照却把中国采取这种和解措施说成是完全无视科伦坡建议，是使科伦坡会议国家的努力没有成功的原因。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中国在中印边界西段设立民政检查站中有六个是在拉达克境内；根据科伦坡建议，西段非军事区应该由双方民政点管理。印度来照和印度发言人的这些说法完全是颠倒是非，其目的在于借科伦坡建议的名义，来掩盖印方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无理立场”。
　　 照会说：“中国设立二十六个民政检查站的地方都在中国新疆和西藏境内，其中在西段设立的，是七个民政检查站，而不是六个。远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以前，中国就在这七个地点设有边防哨所，印度人连到都没到过。印度发言人说：‘中国在西段设立的民政检查站是在拉达克境内’，这完全是信口开河。”
　　 照会指出，“印度政府说按照科伦坡建议，中印边界西段地区必须由双方民政点管理，那完全是印度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片面解释。要想把这种解释强加在中国身上是办不到的。中国政府把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设立民政检查站的决定，不仅通知了印度政府，同时也通知科伦坡会议国家，并且公诸于世。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和解行动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影响，科伦坡与会国家热烈希望中印迅速开始谈判，印度政府害怕这种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歪曲和诬蔑中国的和解行动的办法来掩盖它不想谈判的实质，未免太不体面了。”
　　 照会最后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欢迎科伦坡会议国家推进中印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中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原则上接受了科伦坡建议。科伦坡会议国家一致赞赏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主动措施，认为它们有助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对科伦坡会议的积极响应。印度装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但是它做了些什么呢？它一件积极的事也没有做，相反，却加紧反华、扩军备战和毒化两国关系。究竟谁真正抱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谁真正响应了科伦坡建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绝不是印度政府所歪曲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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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内侧设立民政检查站
　　 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和总参谋部11月3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设立民警检查站的部署方案，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边防部队后撤计划的同时，结合中印边境20公里线内的实际情况，完成了设立民政检查站的任务。在中印边境20公里线内，共设立民政检查站26个。即东段16个：位于西藏地区的勒、肖、曲拿、共那、陇、马及墩、塔马顿、来果桥、甫伊、鲁霞、地东、得岗寺、布宗、呷枪、察隅、沙马；中段3个：位于西藏地区的什布奇、波林、西兰塔；西段7个：位于新疆地区的神仙湾、天文点、温泉和西藏地区的空喀山口、尼雅格祖、库尔那克堡、斯潘古尔。
　　 各民政检查站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的派出侦察巡逻小分队，对山口、要道、居民点等进行巡逻、观察和做群众工作。
　　 1962年12月10日，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民警检查站的若干规定》，规定了民警检查站的具体任务。
　　 1963年3月14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将且坎、河尾滩、5909（原“天14号”）改为20公里以外的民政检查站。工作人员着民警服、佩带武器，不受民政检查站的限制。
　　 同年9月，总参谋部还批准了各民政检查站的警戒范围。
　　 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以及为此而单方面采取的各项主动措施，打击了印度的霸权主义和扩张行为，打破了印度政府继续扩大中印边境事态的企图，扭转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妄图借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从中渔利的图谋，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巩固了中国的西部边防，为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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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基本经验

　 在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从中印斗争全局出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中国边防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体现了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艺术。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紧紧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打败了印度侵略军，保卫了祖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些经验，对未来的边境局部战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夺取政治军事仗的全面胜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是一条来自战争实际又被无数次战争证明了的真理。所有的战争都带政治性。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军事与政治结合的特点特别显著，达到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完美的结合与高度的统一。战前，指导思想很明确，7月底，总政治部就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对印度军事挑衅的斗争是军事斗争，但主要是政治和外交斗争。8月中旬，总参谋部又在指示中重申：中印边境斗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长期的政治夕咬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在军事斗争中，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揭露印度侵略扩张的野心和“中立”的伪善面目。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称：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战的确是一场错综复杂的长期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外交斗争，打、停、进、撤均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和指挥上的集中性。党中央、中央军委在这场政治军事仗中，一切从国家政治、外交斗争总的利益出发，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出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
　　 中国同印度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和传统友谊。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政府，一方面表示反帝反殖、对华友好，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又对华坚持扩张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发展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印度政府的两面政策，始终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其反帝反殖进步的一面，揭露其对中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反动的一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的解决，使中国西部边境保持和平稳定。对于印度从50年代初以来在中印边境的蚕食、挑衅乃至挑起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坚持原则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同时，也作了极大的克制忍让。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特权，保持它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当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时，印度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决心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申明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解放西藏。从1951年以后，印度军队先后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中印边境中段、西段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虽从不承认，但仍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1954年，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彻底废除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印度政府极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但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仍继续支持其分裂活动。尔后，又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挑起朗久、空喀山口武装冲突。1962年，在印军大肆蚕食中国领土，设立侵略据点，并多次开枪寻衅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决定采取力争避免流血和准备长期武装共处的方针。对此，有的外国报刊评论说：“中国方面迄今对印度方面是太宽容了。”反对印度军队蚕食、入侵的斗争，可以采取军事斗争形式，也可以采取政治、外交斗争形式。由于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的国策，所以斗争形式就要服从服务于这一国策。克制忍让就是当时中印边境政治外交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中国边防部队保持极大的克制忍让，就使国际社会看到两种主张与政策：中国诚心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印度却要趁机利用边界问题蚕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要安定一方缓和边境局势，印度却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中国要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印度却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达赖集团；面对印度军队的挑衅，中国始终保持极大的克制，而印度却视此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这在客观上既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同情，又暴露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剥夺了它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的政治资本。
　　 尼赫鲁政府在蚕食行动受阻后，在美国等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命令印军悍然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实施自卫反击，就处于完全有理的地位，而印度则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冲突是印度发动的，尼赫鲁用军事进攻回答了中国的谈判要求。”因此，中国边防部队是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此战，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不打则已，打则打狠、打痛。即采取军事行动惩罚、教训侵略者，让尼赫鲁政府头脑清醒，让印度侵略军收敛些。一句话：以打促谈。只有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才利于缓和中印边境局势，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
　　 为了打好这场政治军事仗，指挥权高度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从全局出发，选择反击方向，把握反击时机，作出反击的决策，将中印边境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以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在印军的蚕食入侵活动被制止后，印军在东段和西段共投入兵力约2.8万余人，其中在西段，第一一四旅以6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余兵力约2.2万均集结在东段，显然把东段作为入侵的重点。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中印边境斗争的实际出发，选定对印军威胁最大，有利于边防部队歼敌的主要反击方向，即中印边境东段，并以西线部队配合东线部队行动。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是英明的决策。东段地域较辽阔，便于边防部队投入更多的兵力；印军在这里侵占中国的地盘大，集结着主要兵力，是印军的主要进攻方向，边防部队可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一场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作战；更重要的是，东段是印军已经占领、力求巩固确保的地方，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侵略扩张的口实和资本。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反击，不仅可以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而且可以在事实上否定“麦克马洪线”，这就击中了印度政府的要害，使中国在政治、外交上完全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实践证明，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边防部队不仅歼灭了印军大量有生力量，打狠打痛了印军，而且为政治、外交斗争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形势错综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仍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愿望出发，敏锐地抓住时机，将军事、政治、外交斗争有机地结合并灵活运用，既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实施自卫反击并迅速取得初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命令东线部队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向达旺追击，既打击了印军嚣张气焰，又在事实上否认了“麦克马洪线”，为尔后进行外交斗争、重开和平谈判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种军事行动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内容。当边防部队初战告捷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声明，使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了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央军委命令边防部队停止反击，既配合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斗争，又休整了部队，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有利于再次实施反击。这种有节制的行动，使中国处于更加有理、有利的地位。当印度政府拒绝中国三项建议，再次向中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中央军委抓住战机，命令边防部队再次实施反击，歼灭了印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狠打痛了印军。军事上的有利行动，又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了更大的主动。
　　 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不仅要有理、有利，还要有节。打狠打痛不是无休止地打下去，而是要适可而止。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并不想通过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更不想侵占印度的一寸领土。中国被迫还击的目的只有一条，就是向印方表明，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入侵印军遭到歼灭性打击而全线溃退，国际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边防部队必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时，中国政府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出发，立即宣布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而做到了有节。这种行动是前无古人的。中国边防部队停火后撤，不仅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而且撤到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以内的地区。这种有节制、适可而止的重大措施，震动了全世界。国际社会舆论对此赞不绝口，认为：“这是英明的、正确的、具有远见的伟大行动”，“表现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大诚意”，“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滞洒之极。”总之，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印边境斗争的主动权。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愿望出发，将军事和政治、外交斗争紧密结合，先政治，后军事，先礼而后兵，根据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军事上的打、停、进、撤，政治、外交斗争又配合军事斗争：军事上的胜利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军事斗争搞得越好，政治、外交斗争就越出色越活跃。因此，才演出了这场政治军事仗中的有打始有停，有进始有撤，有战缴而有交还，有俘虏而有释放的中外战争史上纵横捭阖、有声有色的活剧。中国边防部队打、停、进、撤环环紧扣，极为灵活自如，完全打乱了印军的部署，迫使印度政府虽不愿停火，又不好反对停火；虽不愿和谈，又不好再打；既不能讲胜利，又不敢言失败；既挨了打，又输了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有些外国朋友评论说：“中国在这一斗争中，完美地使用了各种斗争方式，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其相互配合之密切，斗争策略之灵活，达到了最高水平。”


二、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实现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一次局部反侵略战争，中国是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反击印度侵略的目的，仍然是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使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谈判的道路上来。这就是中国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战前，中国的照会、声明、谈判、劝告、一切忍让克制，均被印军视为软弱可欺。既然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就要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只有成建制地、大量地歼灭印军的有生力量，才能教训入侵者，迅速迫使它坐到谈判桌上来。因此，打狠打痛入侵印军，既是对自卫反击作战的要求，也是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
　　 为尽快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务求在较短时间内结束战役战斗。做到出其不意，突然发起反击，使印军措手不及。在反蚕食斗争阶段，中国边防部队的军事斗争重点在西线，而反击作战则出其不意地将主要作战方向选择在东线。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转移与集结兵力，形成对印军的包围，达成了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在两个阶段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充分利用山谷、密林、浓雾、夜暗、风雪、严寒等自然条件、实施开进、集结，严格控制无线电通信，组织无线电佯动，注意封锁消息，避免暴露烟火，制造假象造成印军的错觉和不意，严密隐蔽自己的企图，迅速完成作战准备，采用印军意想不到的战法，为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集中优势兵力是打狠打痛入侵印军的物质基础。由于中印边境作战地区地形复杂、道路状况差，加上严重的高山反应等，均影响部队的集结，机动，特别是横向机动十分困难。加之道路少、山脊窄，部队的展开、收拢和指挥、协同均很不便，更不能投入较多的兵力。因此，必须将传统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与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即根据入侵印军在重点地区重点据守的布势，相对地对印军入侵的重点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才能达成打狠打痛的目的。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侵占的领土面积大，兵力多，并且是力求巩固确保的地方。边防部队选择东段作为主要反击方向，就可投入较多的兵力。对于印军重点据守的阵地，边防部队采取多路配置，隐蔽机动，克服险隘沟谷带来的困难，形成几路向心突击的部署；或采取先分割再一块一块歼灭的战法，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同时，在次要方向以一定兵力牵制之。在组织战斗中，各级都建立较强的预备队，并均靠前配置，保持较强的进攻后劲；或逐次转移兵力，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或每一次战斗中形成对印军的相对优势。这样，边防部队的优势兵力可施展得开，使得上劲，使印军处处难以招架，利于打狠打痛。比如，在克节朗地区，边防部队集中3倍于印军的兵力；在瓦弄方向集中两倍半于印军的兵力；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集中两倍于印军的兵力。在西段拔点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更是采用逐次转移兵力的战法，使每次战斗都集中3倍或4倍甚至更多的兵力，从而保证迅速地歼灭了印军。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战役发展顺利，印军遭到打击已陷入混乱，或边防部队占领了有利地形，印军兵力展不开，或袭击立足未稳的印军等，则要敢于以少胜多，不失战机。在战斗中，边防部队发扬独立作战、孤胆顽强的精神，曾创造了两个连攻歼印军两个营获胜，5个排在遭遇中打垮印军一个营，7个人袭歼立足未稳的印军一个排等模范战例。对于溃逃的印军，边防部队则不依仗兵力的优势，充分利用伏击、奇袭、偷袭和夜袭等，敢于孤胆作战，英勇机智地几个人也敢于歼灭印军一小股。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36人截击逃跑的印军一个营，歼其241人，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中印边境地区实施自卫反击作战，战场空间的选择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战场条件的影响，以及受到政治、外交斗争的制约，中国边防部队不能越出国界打击入侵印军，只能根据战场正面宽、纵深浅的特点，大胆穿插迂回包围，分割歼灭，侧后突击。实践证明，这是达成打狠打痛入侵印军的有效环节。
　　 大胆实施穿插迂回包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不在于击溃入侵印军，而在于大量地、迅速地歼灭印军的有生力量，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有力地配合政治、外交斗争。但是，中印边境战场正面宽，纵深浅，印军后方交通比较方便，尤其是西段的入侵印军据点有的紧靠边界线，在情况一旦对其不利或可能被歼时，便很快分散逃遁，而边防部队又难于在追击中将其消灭，更不能越境追歼。根据这一特点，只有实施大胆迂回包围，切断印军退路，才能实现打狠打痛的要求。实施迂回包围，虽然难度较大，如部队机动不易，协同不便，补给困难等。但是也有有利条件，在西线，印军的许多入侵据点，只能依靠个别峡谷或山间小路与其后方往来，边防部队只要在某些险要地段布置必要的兵力，即可完全控制印军通往后方的道路，置其于死地；印军临时机动兵力不易，难以调集兵力反扑等。在东线，山高、谷深、林密、雾大，作战分队或部队都可以隐蔽运动；印军通往后方的道路少，利于封锁；险要地形多，边防部队插进后容易站稳。边防部队实施穿插迂回包围时，慎重选择迂回路线，尽可能避开印军，同时顾及到便于部队运动，出其不意地达成迂回；对迂回路线上的敌情和自然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尽可能事先组织潜入侦察，务求摸清摸准；严密组织开进，周密组织各路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精确计算时间，给予特殊的装备，一定的保障；偶遇小股印军，摆脱其纠缠，按时进至指定位置等，迅速穿插迂回包围。实战证明，印军最怕抄后路。中国边防部队从正面反击，印军尚能凭借有利地形，节节顽抗。边防部队实施穿插迂回包围，出击侧后，则能迫其动摇，甚至全线瓦解。同时，印军在情况不利时撤逃很快，边防部队迅速穿插迂回包围，切断印军的退路，创造了打狠打痛印军的条件。在自卫反击作战中，边防部队以主力向敌侧后实施穿插迂回包围，切断印军退路，对印军形成合围或基本形成合围之后，再在正面配合下，发起攻击。即使因地形、道路的限制，不能以主力实施穿插迂回，也以一部分兵力或是精干有力的分队迂回侧后，切断印军退路，配合主力攻击。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向印军侧后多路的穿插迂回包围，动摇了印军的防御，使印军在仓皇撤逃中被截为数段，分别就歼。特别是第十一师的两个团行军7昼夜，深入敌后180公里，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战役迂回，使印军防不胜防，全线溃败，这对作战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西线参战部队在攻歼阿里地区“阿印8、9号”入侵据点时，虽然据点都紧靠边境，便于印军撤逃，但由于边防部队采取包围迂回战术，达成合围，断其退路，然后从其侧后突击，使其无一漏网。但也有个别部队，由于忽视了采取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或虽有穿插迂回包围的部署，但措施不力，或为某些现象所迷惑，临时改变决心，以致原定迂回计划未能实施，形成正面平推，结果未能全歼印军。
　　 实施分割歼灭，侧后突击。边防部队在对印军包围的基础上，割裂其战斗队形，突击其侧后，打乱其部署，易于达成全歼速决，打狠打痛印军。中印边境地区虽然道路不多，地势险要，有利于印军的据守，但作战地幅较大，印军很难把所有可以通过的地段全部以重兵扼守起来；加之沟壑阻隔，印军的防御部署受到地形分割，点与点之间有较大间隙；更因山地机动困难，印军相互联系策应不便；而地形又便于边防部队隐蔽运动。边防部队大胆割裂印军的部署，化大敌为小敌，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就可以有效地实现打狠打痛。从中印边境地区及印军部署的实际出发，边防部队在对印军包围后，将印军分成若干块、若干段，使其首尾难顾，力量无法集中，指挥难以实施，行动无法协调，难以形成有利的战役布势，左右不能相援。在克节朗地区，针对印军正面宽、纵深浅、前重后轻，状似短腿“丁”字的部署特点，边防部队采取首先砍掉印军左右两翼，尔后向心突击，逐次歼灭印军的战法。印军两翼被突破后，即完全失掉抵抗信心，混乱溃逃。边防部队乘势向心发展，原定两天的作战计划，仅12个多小时即胜利完成。印军部署重正面，轻侧后，从印军侧后突击，一方面可以出其不意，避强击弱，另一方面又可以断其退路，动摇其布势，打乱其部署。印军阵地一旦被突破，又往往威胁到印军指挥中心，易于震撼印军整个防守体系。同时，由于印军一般是在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正斜面上设防，从侧后突击，战术上还能收到居高临下之效。在西段，边防部队攻打红山头、西里扎普、4400高地、“阿印8、9号”据点时，均是从印军侧后实施主要突击，并取得了胜利。在东段，印军以4个旅沿西山口至邦迪拉公路沿线分段设防，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边防部队以主力向印军侧后实施多路迂回，把印军的部署切为数段，分别包围，逐次攻歼。边防部队对据守西山口、略马东的印军第六十二旅，以3个团从其左侧后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以1个团和4个连迂回至印军右侧翼和左侧后，在西山口、略马东均形成向心合击，以一个团从正面攻击，这就形成了四面合击、主突一点的布势。与此同时，又以两个团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来援，迫使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的印军撤逃，并在撤逃中被截为数段，分别就歼。边防部队又乘势攻占邦迪拉；相继向比里山口、打陇宗两个方向实施战役追击，扩大战果，取得了作战胜利。但指挥主攻西山口印军的联指（第四一九部队和第五十五师联指）和主要突击方向上的一个团另两个营（欠2个连）都曾在关键时刻困在悬崖峭壁之上，并失去无线电联络，其他部队也有联络或报告情况不及时的，对指挥、对战斗都有很大影响。其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在高山、峡谷、密林条件下，把握好前进方向，保持联络畅通，是值得重视和解决的。
　　 严密搜剿是全歼印军的必要步骤。自卫反击作战中，印军在阵地被中国边防部队突破，或侧后受到威胁，陷于不利态势时，便迅速撤逃，钻进深山密林或寻隙逃窜或伺机袭扰。开始由于没掌握印军这一特点，克节朗地区的边防部队在印军溃逃后即转入追击作战，没有留适当的兵力展开搜剿，致使几百名残余印军得以逃脱。因此，只有组织好搜剿，才能全歼印军，发展胜利，保证后方运输及其他保障分队的安全。这种搜剿，不同于以往一般作战中的打扫战场，有时是同散逃的大股甚至成建制的一部分印军作战，应视为战役的一个阶段。因此，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就应对搜剿的部署和兵力使用作出安排；掌握好转入搜剿的时机，不给印军以喘息和逃跑之机；在搜剿中要树立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对重点地区反复搜剿，不留后患；要划分负责区域，搜堵结合，严密控制山口；要做到政治攻势和武力解决相结合等。在搜剿中，边防部队树立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鼓足后劲，积极行动，分片包干，反复搜寻，运用搜、伏、追、堵等手段，务求彻底。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歼灭印军5000余人，搜剿俘获印军近3000人；在瓦弄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俘印军502人，其中499人是在搜剿中俘获的。
　　 中印边境地区的地理环境特殊，战役地幅大，作战方向多，部队分散，情况变化多，指挥协同困难，面对的印军特点又不尽相同，给战役指挥带来一定的的困难。但是，在边境作战的“战术行动、战役组织、战略决策”相结合的指挥样式中，战役指挥占有重要的位置。为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实现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战役指挥员在执行上级命令中，对上级指示详尽研究，既弄清作战任务，又明确政策要求，保证上级指示和规定在作战中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使自己和部队的作战行动符合上级的总意图，并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处置。在第二阶段东线自卫反击作战中，西藏军区前指指挥员根据当面敌情、地形和部队的兵力情况，拟制了一个初步作战方案上报总参谋部，得到批准。后又根据情况变化拟制了第一、第二、第三作战方案呈报中央军委。在作战方案上报后，为争取时间，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西藏军区前指主要指挥员经过充分研究，反复对比，权衡利弊，决定立即按第一作战方案的要求全面展开各项准备工作。对于三个方案，中央军委均表示同意。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主要战役指挥员从战场实际出发，命令部队执行第一作战方案。后来的实践证明，主要战役指挥员的意见是正确的，执行第一作战方案取得了重大战果。在作战过程中，战役指挥员注意向所属部队指挥员交代政策，明确战略战役意图，统一战术思想。针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战役指挥上的特点，战役指挥员尽量靠前指挥，减少指挥层次。为增强下级作战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和及时处置各种变化了的情况，上级指挥员到下级作战部队指挥所直接参与作战指挥。在西线，边防部队多以步兵营为单位行动，为圆满实现上级的作战企图，新疆军区采取了层层加强指挥的方法，即各步兵营有上级指挥员加强，单独行动的连也有营指挥员率领，在单独方向上康前指派负责同志亲临指挥。在东、西线，均建立了必要的越级指挥，以利于在战役战斗发展的紧要时刻和出现意外情况时，上情及时下达，下情及时上报。即使是不实行越级指挥，总能及时地向下级通报情况，在采取新的行动之前，尽早预告部队，使其有所准备，并加强督促检查。在自卫反击作战中，战役指挥员由于从战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因而使各方向上的作战部队能够协调一致的行动，保证了打、停、进、撤等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打狠打痛了入侵印军，实现了自卫反击战的战略目的，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外交斗争，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挥政治工作威力，保证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中印边境白卫反击作战，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靠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每一项决策指示；保证部队迅速由平时转入临战状态；保证部队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带来的艰难困苦；保证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在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教育部队树立全局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在部队中贯彻执行。中印边境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紧密配合、为政治、外交斗争服务，边防部队每一个军事行动，都会影响政治、外交斗争，乃至影响中印边境斗争全局。为指导边境斗争的正确开展，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每个斗争阶段，都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具体的指示和要求：从战前的“克制忍让”，“武装共处”，到实施自卫反击作战，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从决定反击，要“打狠打痛”，到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留交战缴物资和释放战俘。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撤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政策界限。所有这些，都为边防部队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依据。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做到凡需部队了解的，及时传达，凡需贯彻执行的，都制定具体措施，以身作则地带领部队坚决落实照办。
　　 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还注重把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同边防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抓住边境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部队任务转换的时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加强政策纪律教育。在反蚕食斗争开始时，一部分官兵对入侵中国领土并肆意骚扰的印军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不十分理解，为了说服这些同志，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在组织部队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中央军委有关边境方针、政策和指示意义的同时，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广大官兵从中印边境斗争的全局理解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图变为边防部队全体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这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任务急，要求高。战前，有的参战部队分散在8个县执行施工生产任务，当上级一声令下，他们能立即收拢，迅速集结，达到齐装满员。有的边防部队刚下山休整，又迅速上山待命，各参战部队之所以能够从思想上、行动上服从和适应边境作战的需要，是各级党委（支部）抓经常性战备教育的结果。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进驻边防以来，根据高原的特点和可能的作战对象，通过经常性的战备教育和军队职能教育，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落实，保证部队无论执行什么任务，都使人员、装备、物资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由平时转入战时，安危、荣辱、得失容易反映出来。只有从各方面做好临战前“转弯”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保证部队以高昂的士气投入战斗。有的参战部队受领任务后，边集结、边开进、边进行战斗动员。他们通过开展揭露和控诉印军侵略罪行的教育，深入宣传中央军委关于反击作战对印军要打狠、打痛、打胜的重要意义，激发指战员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把指战员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惩罚印军、捍卫祖国领土的坚强决心和行动。
　　 在高原地区作战，还要战胜险恶的自然地理条件给部队行动和生存造成的巨大困难。由于战斗异常激烈，指战员经常要忍受极度疲劳、寒冷、饥饿等困难和严重高山反应对生命的威胁。连续行军作战，爬山攀崖，须付出超常的艰辛和努力，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特别是西线战区，平均海拔5000多米，人员极易冻伤，若救护不及时，就有可能截肢，甚至死亡。由于缺氧，饭难煮熟，参战部队吃的常是夹生饭、面糊糊，喝的是冰雪水。有时给养上不去或任务紧张来不及做饭，就要挨饿。总之，有些痛苦，一般人的肉体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执行反击作战任务，没有顽强的毅力，是坚持不住的。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党委（支部）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印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两个敌人。
　　 反击作战的实践充分证明，在战斗越是激烈残酷，环境越是艰苦的情况下，越要靠政治思想工作去激发部队战胜困难和消灭敌人的勇气与信心，保证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注重培养部队革命的政治觉悟，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参战部队在反击作战中体现出的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锤炼和培养起来的。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针对西部边疆生活艰苦的特点，平时注重加强部队的政治基础建设，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用战争年代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教育激励部队，培养广大官兵热爱边疆、献身边疆的思想，把爱祖国与爱边疆人民统一起来，同履行人民军队的职能统一起来，培养扎根高原、保卫边疆、献身边疆、勇于吃苦、乐于吃苦的“高原精神”。反击作战前，中央军委关于“事关国威军威，只能打好，不能打坏”，“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的号召，激励着参战官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战斗任务。在克节朗地区作战中，西藏边防部队步兵第一五五团第二连六班在班长阳廷安带领下，奋勇杀敌，前赴后继，全班8人仅剩下1人仍勇敢战斗，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的光荣称号；新疆边防部队第十一团第九连战士王忠殿，用自己的胸膛顶住投入印军地堡内的爆破筒，炸毁印军地堡后壮烈牺牲，成为“黄继光式”的英雄；第十团工兵连战士罗光燮，为给部队开辟通路，一毅然向印军布设的雷区滚去，用自己的身躯触响地雷壮烈献身；骑兵第三团机枪连维吾尔族班长司马义·买买提，当部队与印军在夜间突然遭遇时，勇敢地以射击的火光吸引印军火力，为掩护部队展开身中数弹，英勇牺牲，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战后，许多同志说，当时论体力实在难以支持，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为了保证反击作战的胜利，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普遍加强反击作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做法是：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保证党对执行作战任务实施坚强而不间断的领导，使同在一个指挥所的多级指挥员和多兵种合成、多建制临时编成的部队，在临时党委的领导下，发挥集体智慧，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协调一致地完成作战任务，保证上级意图的实现；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敢打硬仗、恶仗，在条件艰险、任务艰巨的情况下，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保证完成战斗任务；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开展杀敌立功活动，在部队极度疲劳、战斗极其残酷、伤亡较大时，及时为完成任务出色的集体和个人请功，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断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及力量；发扬军事民主，增强克敌制胜的信心，针对和平时期官兵缺乏实战经验、战区条件艰苦、作战情况复杂、战斗样式新、任务艰巨和情况不熟悉等特点，充分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这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体现了政治工作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顽强性，保证了各项战斗任务的完成。
　　 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和规定，做好“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占区少数民族群众工作，在短时间内争取群众对反击作战的理解和支持。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是藏、门巴、珞巴、僜巴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印军侵占该区10余年来，别有用心地采取了收买、笼络、欺骗政策，并利用叛匪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造谣污蔑，致使该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有疑虑和恐惧心理。因此，作好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对开展边境斗争，揭露印军侵略罪行，反击侵略，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边防部队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后，严格遵守政策纪律，成立宣传队和工作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印军侵略罪行，部队所到的地区，实行不进寺庙、不住民房、原封不动的政策，并为当地人民群众修路治病，替躲避到山里的群众看管家园，开展与少数民族上层头人交友活动，用共产党的政策影响他们，在战斗中，抢救被印军裹胁的群众。边防部队的行动，很快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不仅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而且争取了群众对反击作战的配合和支援。
　　 切实执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扩大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加速反击作战的胜利。此次作战的对象是语言不能沟通的印军，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不十分了解，这给中国边防部队瓦解敌军工作增加了难度。反击作战的实践证明，只要认真执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政策，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边境斗争中，瓦解敌军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印度的扩张政策，有效地配合边境军事斗争，打击其侵略气焰。为了作好瓦解敌军工作，在反蚕食斗争阶段，中央军委向边防部队调派了一些翻译和联络干部，向侵入中国境内与边防部队形成犬牙交错的印军，宣传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阵前会晤中，说明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克制忍让的政策和原则，对瓦解印军，制止其任意开枪挑衅，收到了较好效果。反击作战中，参战部队积极开展对印军战场喊话，配合军事打击，对俘虏不打、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利用俘虏劝降，削弱印军士气。在搜剿阶段，由于中国军队宽待俘虏政策的影响，争取了大批隐匿在密林中的印军停止顽抗，交械投降。整个反击作战中共俘敌3900余人，占被歼印军总数的43.8%。
　　 为切实做好俘虏工作，中央军委在西藏和新疆两个作战方向成立了战俘收容所，向俘虏宣传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中印两国友好历史，揭露中印边界问题真相，说明中印之间的战争是印度政府为推行扩张政策挑起的事实。在生活上，根据印军民族、生活习惯，按照军官、士兵及不同民族分别编队、起伙，给伤俘病俘治病疗伤，允许他们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给他们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中国军队出色的宽待俘虏工作，在印俘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不论是战场上就地释放的战俘，还是由俘虏收容所释放的战俘，都一致赞扬中国军队是“最勇敢、最人道、最伟大的军队”，同中国军队相处，“第一次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们表示“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回印度去，传给下一代，让中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四、加强后勤基地建设，以运输工作为中心，实施可靠的后勤保障
　　 中印边境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给反击作战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中印边境地区地广人稀、物资匮乏，作战物资基本不能就地筹措，要靠远离战区的战略或战役后方运送，运输线最远达2000余公里；通往战区的地形复杂，道路少、路况差，而运输手段又比较落后，主要靠汽车运输，运输任务十分艰苦、繁重；高原缺氧，运输效率极低；物资下公路后，主要靠人背牲畜驮，前运后送十分困难。高原地区的这些特点和问题，使作战部队对后勤保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物资供应、后勤保障问题，又直接影响到指挥员的决心与部署，关系到作战的进程和结局。由于战前预有准备，战中精心组织，在各级后勤人员的艰苦努力和战区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下，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使自卫反击作战得以胜利进行。战后，一些资产阶级军事评论家也叹服地说：“在这样一个地区，供应这样一支军队，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战前，中央军委及西藏、新疆军区充分认识到西部高原边境地区的特点对作战行动、特别是对后勤保障的影响，围绕解决战时物资供应问题搞好后勤战备工作。
　　 首先，注重加强高原边境地区后勤基地建设，搞好作战物资储备。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中央军委及西藏、新疆军区就根据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可能的作战方向，进行战场后勤建设。本着轻重缓急的原则，陆续修建了兵站、医院、修理场（所）和各种物资储备仓库。储备了一定数量的给养、弹药、药材、油料、器材以及其它军需物资。在主要方向和边防一线地区，还储备了一定数量的主副食、柴草、马料、酥油、帐篷等物资。根据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预测可能的作战规模，先后建立了多级物资储备点，加大战备物资储备。在反击作战中，共前运各种物资6.57万吨，其中靠两个战区战前储备就解决了3.57万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方运输的负担，缓解了运输任务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
　　 其次，高度重视改善通往高原边境地区的交通道路。从50年代初开始陆续建成的川藏、青藏、新藏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参战部队和大量作战物资从战略后方运往战区。为了不断改善边境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在战前，西藏、新疆军区就重视把改善战区交通同西部边疆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修了若干通向边境地区的干线和支线，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后，西藏、新疆军区对可能执行作战任务的边境地区，进行了急造军路的勘察设计。这些，为保证反击作战兵力机动和物资运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再次，在落实战备工作中，西藏、新疆军区在战前制定了各种物资运输和物资保障方案，从研究高原地区物资保障的特点出发，重视抓好在特殊高原地区作战物资保障训练和消耗的实验，掌握了人、畜、车辆运输以及特殊高原作战各种武器弹药消耗定额等大量数据，为战时指挥员实施正确的后方指挥，遂行物资运输保障任务，提供了科学依据。
　　 由于战前从最困难处着眼，积极做好物资供应和运输的各项准备工作，为反击作战搞好物资保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反击作战中，中央军委和东、西线指挥部，又针对高原地区物资运输的特点和实际，想方设法克服自然地理障碍给物资运输带来的各种困难，竭尽全力地解决运输手段落后与运力不足等问题。通过艰苦努力，基本上保障了部队的作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的主要措施是：
　　 充分发挥汽车运输的骨干作用，解决远距离物资运送。为保证作战物资的供应，中央军委和西藏、新疆军区共征调了4370余台汽车执行运输任务。在组织运输中，各级加强领导，严密组织，总后勤部直接掌握三条主要干线上的汽车运输，沿线增设了加油站、维修站，建立后方运输指挥机构，加强运输中的组织指挥。战中，各级根据作战部署周密安排运输计划，分清主次缓急，合理调度和使用运输力量。为提高运输效率，从加强技术保障、装卸力量、调整勤务、车队编组和行驶等各个环节上挖掘潜力，加速汽车运输的周转。
　　 加强道路保障，抢修急造军路，尽一切可能使汽车运输向前延伸。如在克节朗地区作战前，参战部队迅速改善和抢修了错那至麻麻的公路；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前，在错那至达旺构筑了81公里长的急造军路，使之与原来达旺至伏特山的公路连结起来，保证了大量物资的运输和重火炮的机动。大大提高了战役后方的运输能力，缩短了人力、畜力背驮运的路程，对保障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组织人力、畜力运输，解决车辆无法通行地段的物资运送。在组织人力、畜力运输中，采取了逐站接力倒运的办法，并根据需要，为保障迂回部队或解决其他部队某些急需物资，组织人力随队跟进直供保障。
　　 适当加大部队携行量，是解决参战部队进入战区迅速投入战斗的最及时、可靠的手段。反击作战中，各参战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普遍加大了粮弹携行量，一般携带7日份给养，有的部队达到9日份，弹药一个基数。在运输紧急时，有的部队还自行组织突击队背运；当运输跟不上时，就省吃俭用，克服困难。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战场正面宽，作战方向多，加上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对后勤保障机构配置和组织指挥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合理的后勤保障机构和后方配置，采取适应于高原地理特点和作战要求的后勤保障方式，实施及时准确的后方指挥，是后勤保障及时、到位、不间断的重要保证。战前，刘伯承元帅强调指出，反击作战后方布局是个大问题，对这次作战有特殊意义。中央军委和东、西线指挥部，在建立后勤保障机构时，根据自然条件和作战特点，考虑作战规模和作战部署，沿不同方向开设了转运站、兵站、技术保障站（所）、医疗卫生等后勤保障机构。在后勤配置上，使各种保障机构尽量前伸，既保障主要方向，又兼顾其它方向以及战役迂回部队的需要。当部队向前推进时，适时开设前方补给站、救护所；在后勤保障方式上，充分考虑到战区多纵向道路不便横向支援的特点，采取了定点保障与机动保障、按作战区域分区逐级保障和直供保障相结合的方法，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对某些独立执行任务的部队，适当加强运输补给、卫生勤务、技术保障力量，以保证其在远离战役后方，道路险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任务。在后方指挥上，严密组织，加强领导，把后方指挥作为作战指挥的一部分。除建立了各级后勤机构外，还吸收了各级后勤主要首长参加合成指挥所，以使后勤部门及时了解上级意图、部队部署和行动，准确提出后勤保障工作建议，调整后勤保障计划，提前作好物资准备，妥善安排人力、物力和技术保障力量。同时，争取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及支前机构人员参加后方指挥机构，对加强协调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在特殊的高原地区作战，由于空气稀薄，易发生高原反应、肺水肿等病症。中印边境东段多雨潮湿，毒蛇、蚂蝗、毒蚊较多，有痢疾、疟疾、麻疯等流行病。西段易发生雪盲和冻伤。此外，由于道路险阻，伤病员转送非常困难。途中如不及时包扎和救治，极易发生死亡。这些，对部队生存和战斗力都有威胁及影响，给卫生勤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借鉴十几年在高原生活战斗的经验，在搞好反击作战中的卫生勤务保障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抓好战前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训练，提高抗病能力。战前，参战部队普遍进行了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训练和防流行病、防冻伤常识教育，增强了在高原地区的作战和生活适应能力。
　　 二是加强参战部队的卫勤力量。反击作战前，中央军委从内地和西藏、新疆地区抽调了一大批医务人员，加强了参战部队卫勤保障力量。在作战中，特别重视加强师以下和某些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部（分）队的卫勤保障力量，使其能够独立进行早期外科处理，提高野战救护能力。
　　 三是尽量靠前配置卫生勤务机构，缩短伤（病）员后送距离，保证及时救治和迅速转运。
　　 四是组织部队积极开展战场自救互救。反击作战中，参战部队在做好防病、防冻伤的同时，对出现的病、伤员及时采取简单救治处理。这次反击作战中的战伤自救互救率，东线达62.2%，西线达40%，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伤病员基本上得到了及时救治，大大降低了非战斗减员和战伤死亡率，有效地保护了部队的战斗力。


五、认真贯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边疆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核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革命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在高原边疆地区进行反侵略战争，同样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实行人民战争，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一基本条件。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也是在西藏、新疆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战争，是党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正确贯彻执行的结果。
　　 西藏、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影响较深。这些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历史等原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新疆以来，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热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排忧解难，治病扶贫。特别是通过抢险救灾等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人民解放军积极帮助边疆人民发展经济，既改善了边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稳定，增进了军民团结，也为保卫边疆，反击侵略，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反击作战前，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根据广大僧俗群众的要求，在西藏地区进行了平叛改革，摧毁了反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翻身农奴深深体会到，是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使他们获得了新生，西藏人民把解放军比做菩萨兵，把共产党看做大救星。正如毛泽东所说，西藏人民无产者、半无产者得到了解放，所以他们支援战争的热情很高。在印军加紧对中国领土侵略扩张的几年中，西藏、新疆地区进行了揭露印度侵略阴谋，控诉印军侵略罪行的教育，使各族人民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形成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积极支援边防部队反击作战的极大热情。经过平叛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百万农奴，支前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母亲送子、妻子送郎、兄弟姐妹争上前线的动人景象。
　　 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为宣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为民力和军力的最佳结合，实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依靠地方党政组织和支前机构宣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可靠形式和组织保证。这次反击作战，战争的动员范围，人民支援战争的方式，都根据战争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西藏、新疆自治区党和政府，在战争准备阶段，成立了县、区、乡各级人民政府支前机构。为充分发动群众，西藏工委向全区人民进行了总动员，把支援前线作战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发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号召。各级支前机构与作战部队密切配合，统一征集和使用人力、物力、运力。作战地区党政及人民群众，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车出车，全力支援战争。西藏先后动员民工3.2万余人，牲畜1万余头。新疆先后动员民工2万多人，牲畜1300多头。尽管作战地区物资匮乏，西藏、新疆人民仍尽力筹集粮袜、肉食、蔬菜供应作战部队，支援前线。全国人民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节衣缩食，集中了大量作战物资，基本满足了作战的需要。反击作战的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地方各级支前机构的作用，对于快速动员、合理使用支前力量，快速筹集作战物资，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这次反击作战中，西藏、新疆地区广大民工，在各级党政干部带领下，担负前运后送、抢修道路、装卸物资和打扫战场等战勤工作。广大支前民工战胜了高原险恶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巨大困难，历尽艰辛，往返于高山密林、悬崖峭壁之间，不顾风雪严寒和印军炮火威胁，长途跋涉在运输线上，靠人背肩扛，把成千上万吨作战物资运到了前线。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解决了作战地区远离后方基地的困难，保证了作战物资的供应。为保证反击作战的胜利，大批民工夜以继日地抢修通往战区的急造军路。西藏工委为了适应军事急需，组织500名民工突击抢修拉萨--曲水段6座桥梁、9个涵洞和路基。战前和战中，仅山南地区抢修公路就达76公里，便道121公里，林芝地区抢修骡马便道6条300余公里。新疆自治区在战中，由生产建设兵团和民工运送了全部上山物资的46%，有2700余名民工，担负筑路养路任务。支前民工还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奋不顾身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把仅有的一点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在战场上涌现了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军民团结共同御敌的感人事迹。农奴出身的藏族民工罗桑，担任担架队长，冒着印军的炮火连续十几天日夜奔跑在前沿阵地上，多次用身体掩护伤员，他的脚趾甲盖冻掉了，忍痛坚持着抢救伤员，荣获“支前模范”称号；翻身农奴阿旺，不顾传统观念的束缚，带头背烈士的遗体，被评为一等“支前模范”；西线新疆喀运处司机邓青松冒着印军的猛烈火力向前沿阵地运送部队，壮烈牺牲。自卫反击战后，东线指挥员张国华谈到：如果没有这些支前民工，要定下战役决心，保证战役全胜，将是很困难的。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战争的样式不同，使人民战争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但是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则是战胜敌人的根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战争年代，人民支援战争的形式，除了支前工作，还直接参军参战。现代条件下的局部反侵略战争，战场范围和规模有限，人民群众在一线直接参战的形式将越来越少，但是，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物资消耗越来越大，作战行动对后勤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尤其是在高原边境地区作战，远离后方基地，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光靠作战部队自行保障是难以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实践再一次证明，要搞好边防工作，巩固国防，战胜侵略者，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扎扎实实地作好群众工作，使人民军队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国政府是被迫进行的。这一仗，打击了印度的扩张主义和“前进政策”的炮制者，赢得了战后中印边境30多年的基本和平与稳定。然而，历史上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中国政府历来主张中印双方采取友好协商、公平合理的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政府言行一致，一直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着真诚不懈的努力：1970年毛泽东主席对印度外交人员作出友好表示。尔后，印度方面也略有松动。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了互派大使。1981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访问印度，并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1981年12月双方开始举行副外长级会谈，重点讨论边界问题。1988年底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访华。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取得了一定的共识。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了印度，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作出了努力。1993年9月，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应邀访华，中印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4个文件，为促进中印两国合作迈出了富有成果的一步。
　　 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有助于确保中印边境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和条件。同时，对两国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和平的保卫者，驻守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边防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将一如既往地遵循中央军委有关保持中印边境和平与安宁的一系列政策、原则，加强边防建设，保卫好祖国的西部边境。
　　 回顾历史，30年前的自卫反击作战的经验给中印边境边防建设许多启迪，其中一点就是一定的军事实力和良好的战场条件，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尤其在中印边境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实施反侵略战争，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充分认识中印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巩固国防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长远利益出发，针对中印边境自然地理的特点对反侵略战争的要求，指导中印边境地区的边防建设，使战备工作扎实有效。为反击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次反击作战，从军事力量总体对比来看，中国参战部队大多是1959年以来参加过平叛作战的部队，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相当一部分是十几年战斗在边疆的“老高原”，部队不仅经过了实战的锻炼，有一定的高原地区作战经验，而且部分主力部队在战前还经过了适应性训练，战斗紊质较高；在武器装备上，中国军队除个别武器不如印军先进，常规武器整体上要强于印军；在战场条件上，中国军队虽然远离战略或战役后方，没有空军快速实施保障，但战前充分估计到这方面的困难，加强了战场建设，为反击侵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保证了部队上得去、打得响、供得上、救得下，具有持续作战能力。
　　 今后，在中印边境地区的边防建设上，要高度重视加强道路、交通建设，改善通信条件。加强物资储备基地的建设，合理布局，争取配套。保持一支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同时要建立一支反应迅速、机动快速、装备精良、攻防兼备、适应该地区自然地理特点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以应付边境突发事件及局部武装冲突。加强高原空军建设和后备力量建设。加强西部边疆地区作战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试验，同时注重对特殊高原地区军事学术和作战理论的研究。以便坚持不懈地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