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欧洲 锁已开

两汉司徒

留学生讲述真实的荷兰留学生活
人物：曹亮，荷兰留学生，回国后在上海工作

　　2001年，我从同济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毕业后，进入一家私企担任销售一职，虽然干的是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我认为：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未来的职业发展，似乎都没有多大的提升空间。考虑到自己外语方面的欠缺、专业上的局限，我还是决定趁年轻出国闯闯。在参加了几次教育展后，被留学荷兰的项目吸引。那是荷兰第一年向中国留学开放，申请通过率也高于其他留学国家。

　　一切仿佛都从头开始

　　同时拿到了2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偏重于管理的乌得勒支(Utrecht)大学工业产品设计专业。2001年，在开学前10天，我抵达了荷兰。初到荷兰，唯一的事就是忙着去超市买东西，忙着安顿住处，忙着认路。虽然热情的荷兰人乐于用英语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但是常常会有听不懂的时候。开学后，教授的快节奏授课形式，也让我难以适应。为了体现中国留学生惯有的勤奋，我抓紧每一次接近教授的机会，从不缺课。后来我发现专业课中有一门 “材料选择”，是硕士生和本科生都要上的专业课程。于是，当本科生上课的时候，我就“混”在本科生中再听一遍。眼尖的教授发现了这唯一的一位硕士之后，就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呢?”我忙解释：“我想再听一次，希望能把不懂的弄明白……”没有想到的是，教授很严厉地对曹亮说，你是硕士生，因此你要先学会自学。后来，我才明白，在荷兰读硕士，大多数的学生都曾有过工作经验，在明确自己所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专业内容后，才会重新选择硕士课程。教授的话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要有能力学习自己需要的东西。

　　挨家挨户叩开中介的门

　　硕士课程每周只有12小时课时，剩下的时间完全由自己安排。我想打工赚钱，却苦于是第一批去的中国留学生，对于“在哪里可以找到工作?”“中国留学生打工应该注意什么?”等问题都一无所知。从荷兰同学那里打听到，在一条街上有找工作的中介。于是，便拿着地图，骑着自行车四处寻找“中介大街”。终于找到中介大街后，我和中国同学开始挨家挨户地询问，是否有适合留学生的工作。连续4天，我们沿着中介大街，叩开20多家中介大门……终于，找到了一家专门负责为留学生找工作的中介。通过那家机构，第一批去荷兰的中国留学生们后来都陆续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在荷兰，拿到工作许可证的学生，每周只允许打10小时的工，超过时间就必须上缴一定税收。比如，10小时-20小时之间，学生必须上缴18%的税收;超过20小时则必须上缴45%的税收，只有在假期，学生才能免税打工。那时，我常常都会打通宵工，连续工作8个小时，每小时8.6欧元的工资，再加20%的通宵补贴。

　　第一个找到毕业实习单位

　　都说在国外找工作困难，在毕业前找到实习单位也是十分不易。荷兰的网络十分发达，我充分利用网络，不断地给各大企业投简历。投了100多份简历后，终于接到了7份面试邀请。最后还是选择了距离Utrecht近1个小时火车车程的荷兰国家研究所，完成半年的毕业实习。由于荷兰国家研究所是国家拨款的研究中心，无论是硬件还是教授资源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曹亮在那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办公桌，也可以独立做实验和研究分析。

　　在实习时，我选择了“纳米材料”的研究项目，研究所的导师也给了我很多专业的协助，并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除此之外，导师还给予了我足够大的发挥空间进行实验研究。在那里的半年实习中，除了在“纳米”研究方面的收获之外，我还学到了如何在一个大公司适应工作和如何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留学毕业后就回到上海

　　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回到了上海。现在在一家知名外企担任工程师。也许不出国，父母会把那笔钱用来买房子、做投资，但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留学的学费究竟花了多少，而是究竟学到了多少。我想我在荷兰的许多第一次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两汉司徒

荷兰调整技术移民工资收入最低限度
荷兰《外侨劳动法实施规定》对来荷技术移民的最低工薪限额进行了例行调整。自2011年1月1日起，前来荷兰工作的、年龄在30岁以上的技术移民税前年薪必须高于50619 欧元，而30岁以下者的税前年薪则必须高于37121欧元。

同时，荷兰福利与就业部对在荷兰完成学业、并在毕业后一年内的找工作期找到工作者规定的收入标准稍低：他们所需的税前最低年薪为 26605 欧元。

两汉司徒

阿姆斯特丹一酒店遭入室抢劫，客人转移、部分街道封锁
今天早上6点半警方接到阿姆斯特丹Damrak街的一家酒店遭入室抢劫的报警。警方以为抢劫犯还在酒店里，于是封锁了中心车站到中心广场 Dam的部分街道，电车绕道行使。警方没有找到罪犯，9点后这部分街道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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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过程中没有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罪犯是否抢走钱财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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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2 o# z7 `( t警方正在调查此案，所有客人被暂时转移到另一酒店。2 P+ p- x2 y( g

0 ]  x# \: T" W罪犯有可能持有武器或枪支，这家酒店很可能是 Oranje Tulp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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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伴侣：流行的第四种关系
分居伴侣，即LAT (Living Apart Together) 近年来在荷兰等西欧国家处上升趋势。这是种介于朋友、恋人和亲人之间的第四种关系。

不少伴侣主动摒弃了传统的婚姻或同居，而选择相爱却不相伴的分居状态，以维持各自的独立空间、财政自主和性爱自由。

开放式婚姻
大卫是个35岁的荷兰青年，他在22岁于加拿大留学时与来自魁北克的女生结婚了。“结婚是为了申请加拿大政府助学金，”他毫不掩饰婚姻背后的功利因素。“婚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都不想改变这种状态，于是定下开放式婚姻的协议——彼此互相关心，却不干涉对方的自由。”

婚后十年，大卫和他的妻子分居两地——他到南美做志愿者，她留在北美工作；他到日本教书，她去台湾学习。一有机会，他们便抽出时间结伴背包旅行。“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固。虽然我常在填表时不留神勾了‘单身’，可是在我心中没有谁比她更亲近的了，”他说。

在尝试了十年开放式婚姻后，大卫和妻子决定聚首。他们选择到荷兰深造，进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不仅每天一起上课，寝室也是紧邻。可是没几个月他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一次她彻夜未归，我急得整晚没有合眼，差点报了警，”他说。“第二天她回来了，告诉我去一个男生那儿过了夜。虽然我们在分居时各自都有过男女朋友，可从来都不影响到感情。这场事故让我们意识到两人不能距离太近。”于是，妻子选择回到加拿大，大卫留在荷兰，两人又当起了情谊深厚的名义夫妻。

楼上和楼下
波婷和她的丈夫结婚四十年、育有一双长大成人的儿女。从十几年前，两个孩子都进大学后，他们便分开居住了。波婷说，分居不是为了避开对方，而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我。她是个艺术家，他是位律师——性格爱好、作息方式和财政观念都有很大不同。常年来，两人为了孩子居住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经营一个家庭，因而不免产生许多冲突，婚姻关系几度产生危机。当时他们便提出分开居住，这个念头酝酿了多年，终于在孩子离开家门的那天实现了。

丈夫在波婷的楼下买了套公寓，搬了进去，于是夫妻变成了邻居。这对邻居经常串门，一起喝咖啡、吃饭、聊天，隔三差五还一起过夜。夫妻感情得到明显提升，不仅抱怨少了，两人甚至盼望和对方见面。孩子们看到父母开朗了许多，也鼓励他们维持分居状态。

分居后不到一年，波婷有了位比她小十几岁的男友。她的丈夫也不甘示弱，很快找到位美丽的女友。夫妻俩经常就感情和性调侃对方，俨然一对红尘知己。俩位在有情人探访时，都事先跟对方打声招呼，其余的时候照常做“走婚”夫妻。波婷的男友邀请她搬出去与他同居，她拒绝了：“还是目前的状态好。”

“为什么我们不早点分开呢？”波婷笑道。“其实我们根本不用为了孩子而犹豫不决，我认识不少分居伴侣都把孩子养得挺好的。楼上楼下——孩子们不仅能天天见到父母，还能有两个家，多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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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业梦想遇到生存压力—老外在中国创业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外籍年轻人在中国白手起家。他们被中国的节奏和热情所感染，决心在这片蓬勃的土地上实现创业梦。然而数年后他们中有多少是成功的呢？

法国华裔青年
安东尼是法国第三代华侨后裔，说一口法腔十足的英语，中文几乎是零。2008年安东尼从里昂大学商学院毕业，毕业前夕在华东师范大学交换，然后进了家上海的法资公司实习。尽管文化上完全西化了，他却选择留在
上海创业。“法国太沉闷了，整个欧洲都太沉闷了。跟上海相比，巴黎简直死气沉沉。”

出于facebook的启发，还在就学期间安东尼就建立了个把全球海外华人都联系起来的网络平台。为此他做了数月的调研，写了几十页的演讲报告，每天背着笔记本电脑向各路人士宣传自己的理念——课堂上、公司里、餐馆里、咖啡馆里、公关酒会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网络需要人气，”他说。“身为个中国人本身就是资本，全球各地遍布着我们自己人，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那力量将有多大呀。”

荷兰中国通
相比安东尼的浪漫，荷兰人罗纳德是个务实派。十多年前他到中国背包旅行后便立志学汉语，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攻下中文口语，然后拎着两个皮箱只身来到北京。与大多数外国人不一样，他选择进入中国本土公司工作，期间认识了现在的中国妻子，就这样在北京定居下来。

尽管算得上半个中国通，罗纳德发现自己难以融入中国本土公司的文化。为了拓展事业空间，他在2004年辞去工作，创建了一个商业信息咨询网站，意在与其他在华外籍人士分享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人少走弯路。网站得到了荷兰驻华使馆的认可和鼓励。罗纳德信心大增。他雇用了专业人士来完善网站，并频繁出席荷兰贸易代表团的酒会去推销自己的业务。

2008年夏天
2008年夏天，安东尼和罗纳德的梦想达到巅峰。毕业后安东尼并没有急着找工作，而是将所有精力扑在网站上。网站开通后反应良好，立即就有几百人注册加入，其中包括数个海外华人名流，其中一个表示愿意投资。“那年夏天的气氛非同寻常，”安东尼说。“虽然经济危机已经初显端倪，可是似乎还未影响到中国。上海几乎天天晚上都有融资酒会，我从一个夜场赶到另一个夜场。”

罗纳德则稳扎稳打，趁着奥运的机遇将生意做得日益红火。不少荷兰、德国和比利时公司找上门来让他做咨询。罗纳德为这些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战略咨询，帮助它们设计商业模式，配备市场公关服务。他在北京市中心租用了办公室，雇了十几个员工，俨然一位上升的企业家的姿态。

经济危机
正当前景光明时，经济危机却开始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各路新生网站纷纷关门。安东尼的网站也人气停滞，无法突破。原先说想投资他网站的风险基金把目光转向清洁能源。他只能把网站放在一边去找工作，不久得到新加坡一家公司的聘请，从此离开了上海，也搁浅了创业梦。

同时，欧元迅速贬值，欧洲来华投资缩减。罗纳德的公司承受不了这些重压，损失严重，一年内将员工裁减到三四人。2009年，公司被一客户并购，罗纳德担任新公司执行总经理。然而，新公司的规模远不及从前，罗纳德一人在北京当光杆司令，只有一个助手在荷兰接洽客户。

三年后
三年后的今天，安东尼在新加坡进修工商管理硕士。“我会把网站作为嗜好发展下去，”他说。“不过目前我要考虑前途和生计。”为了家庭和孩子，罗纳德也于去年接受了某家荷兰跨国公司的聘请，开始了职业打工生涯：“经济危机淘汰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很不幸，我就在其中。我无法和资本雄厚的大公司竞争。”安东尼表示近期内他不会再回上海。罗纳德也考虑离开居住了十年的北京：“在中国居住不如当初来得吸引人了——通货膨胀、房价、环境、交通、教育……都是些现实问题，到了该回到欧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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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下比利时年轻人安于“蜗居”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高房价使得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一时间还难以实现。虽然比利时的购房条件相对而言对已婚者更宽松，可是很多年轻人都表示，他们安于租房和“蜗居”，不会因为房子问题影响爱情和婚姻质量。

据新华社报道，布鲁塞尔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城市，聚集了欧盟总部、北约总部以及大量下属机构。因此，各国高官、高级白 领和企业高管等不同类型的高收入人群汇聚布鲁塞尔，对当地的房地产形成支撑，即便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后，当地房地产也只出现短暂 波动，很快再度高企。

在布鲁塞尔生活，居住成本比较高是困扰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重要问题。近25年来，比利时房价的上涨速度超过工资 增长速度。1985年至2009年，比利时的普通住房价格上涨了5．2倍，住房建筑用地的价格上涨5．5倍，而工资只增加了4倍左右。在布鲁塞尔，目前一 套适宜家庭生活的100平方米的标准二居室公寓，平均售价在25万至30万欧元。

比利时30岁以下普通工作人员的收入在纳税和支付社会保险后，可支配工资月均为1500欧元，而在布鲁塞尔条件较好的社区里，一套60平方米的一居室公寓，租金月均700至800欧元。

生长在布鲁塞尔、从事媒体工作的迪德里克对记者说：“布鲁塞尔的房价太高，很多人只能住小房子、旧房子，甚至搬到房租相对低廉的邻近外省居住，一天路途花费2个多小时是平常事。”

在一家大公司担任公关秘书的桑德拉目前栖身在安特卫普的父母家里，办公地点则是在4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每天正常上下班，辛苦是辛苦，但并不急于购房。

迪德里克来自外省的同事劳拉说，为了对付高房价，近年来，比利时年轻人之间流行亲朋好友“拼租”住房，以降低居住成本。

虽然比利时的购房条件相对而言对已婚者更宽松，可是迪德里克、劳拉和桑德拉都表示不会因为住房而将就爱情和婚姻。他们不会因为要得到购房的优惠条件而匆忙结婚，也不会把恋爱对象是否有私有住房看作结婚的必要条件，他们看重的是精神层面。

三位比利时年轻人目前都“蜗居”着，并淡定愉快地工作、生活着。迪德里克目前还没有认真考虑购房。他认为，住房只是 生活的一小部分，不能因为住房而牺牲生活中其他的快乐和幸福。劳拉表示她准备从2011年起对自己的收入进行储蓄安排，为将来购房做准备。家境良好的桑德 拉说她或许将来会向父母开口借钱购房，但绝对不会勉强父母。

三位年轻人都认为，年轻人正处在认知世界、闯荡世界的阶段，购房应该不是第一位的。如果结婚一定要买房，那最好也由二人共同分担。

两汉司徒

荷兰发动“闻剿”大麻群众运动

最近，荷兰两个大城市：海牙和鹿特丹的市政当局展开了一场围剿大麻种植的群众运动。

这场打击大麻种植的方式相当特别。具体的办法是：向3万个家庭发放一种带有大麻气味的刮刮卡，让他们熟悉大麻的气味。然后，再要求他们用鼻子闻出在各自住家周边什么地方有种植大麻。

除了气味之外，刮刮卡上还有教人如何发现大麻种植园的办法。比如说，要注意听哪里有暖房排风的翁翁声，要注意观察常年拉上窗帘的屋子、没人住的和很少有人进出的屋子，因为这些地方很可能种植了大麻。

根据荷兰现行的相关法规，拥有少量像大麻这样的软毒品不会被处罚，但种植大麻是非法的。因此，在鹿特丹和海牙这样的城市里，就出现了毒品贩子秘密种植大麻的现象。在鹿特丹，警方每年都会查出几百个大麻种植园；在海牙，去年一年总共拆除了250个大麻种植园，今年截止到8月底，已经发现了132个。

发动群众“闻大麻”这项运动目前还在试验阶段。如果能够成功，这两个城市计划在下个月，向所有家庭送去刮刮卡。

刮刮卡的这个灵感来自荷兰的一家煤气服务公司。4年前，这家公司曾经向它的180万个客户发放了一种带有煤气气味的刮刮卡。这样，当家里有特殊气味的时候，他们可以用刮刮卡上的煤气味道来对照，以确定是否发生了煤气泄漏。

两汉司徒

继法国之后 荷兰或禁穆斯林妇女披戴罩袍

商讨合组荷兰少数党政府的两大中间偏右政党和极右派达成协议，禁止穆斯林妇女穿戴罩袍“布卡”，并且缩紧移民条例。这意味着，荷兰可能成为法国之后，第二个推行此禁令的欧盟国家。

　　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和基督民主党(CDA)同极右派自由党前天同意，禁止穆斯林妇女穿戴布卡(burqa)，以换取自由党支持新政府削减180亿欧元预算的计划，以及在2013年之前使荷兰财政赤字达到欧盟标准。不过，该协议还需要经过基督民主党大会辩论和批准才能落实。　　

　　反穆斯林的自由党领导人威尔德斯前天在记者会上说：“我们要阻止(荷兰)穆斯林化。”他指出，缩紧移民条例将把非西方国家移民的人数减半。

　　威尔德斯因被指煽动穆斯林仇恨而正在面对审讯，这起案件将在下周一复审。

　　据了解，新的移民法例提议对寻求庇护者设置更严格的条件，移民工人的伴侣和孩子想要迁入荷兰也会比较困难。

　　此外，新条例如果落实，移民当局将有权禁止激进的宗教领袖入境荷兰。外来移民一旦被判刑，他们将会更快地被驱逐出境。

　　至于禁止穆斯林妇女穿戴罩袍，这在欧洲已经引起了不少争议，法国政府刚在本月通过此项禁令，荷兰政府则可能成为第二个推行此禁令的欧盟国家。在荷兰1650万的总人口当中，穆斯林徒大约有90万人。

　　荷兰的土耳其工人工会主席艾兰哲指出，荷兰的少数族群已经受到巨大的打击。他担心该协议将导致各族群之间“反目成仇”，使得社会的紧张情绪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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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广告穿在身 36名荷兰女球迷被逐出球场
2010-06-17
36名穿着性感的荷兰队女球迷因为“用植入式营销对世界杯主赞助商的隐形竞争”问题，而被南非世界杯组委会在荷兰与丹麦对阵进行当中被驱逐出球场。此事最近成为了世界杯场外的焦点。

据南非《星报》报道，这些身穿橙色迷你裙的荷兰球迷得到了德国巴伐利亚啤酒的赞助。而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任何非世界杯赞助商或32强国家队赞助商的企业均不得在世界杯期间，在世界杯赛场上打出隐形广告。但该品牌啤酒的发言人斯文凯尔斯表示：“那是漂亮的短裙，十分时尚。”他同时还指出啤酒的标志并没有在短裙上显现。

作为其中一名被驱逐出场的女球迷，芭芭拉·卡斯滕讲述了当时的经历。“我们当时坐在前排，并闹出不少动静，现场镜头始终聚焦着我们。欢歌笑语让我们享受着那段时间。但在下半场时，40多名安保人员围住我们并迫使我们离开球场，他们将我们推搡到台阶上，其中的一个女孩还摔倒了。”

“警察要带我们回酒店并要没收我们的护照，他们最终拿到了复印件并说要继续调查。他们说会起诉我们，这全是因为这一身橙色短裙。”芭芭拉这样抱怨道。

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就曾有一群男球迷因为涉嫌为巴伐利亚啤酒做隐形广告而被迫脱掉裤子。“这次我们并没将品牌放在裙子上，国际足联不能垄断橙色吧。”斯文凯尔斯最后开玩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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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是如何在法国快速发展的
在温州人看来，当老板是有财富或者说最能获得财富的象征，而且还是身份地位的表现，一辈子当不了老板的人，会被人看不起。所以温州人在获得了合法的居留身份证件之后，就要努力当老板了。

在法国，并不是所有有居留权的人都可以当老板，只有10年期居留权的人才有这样的资格，而那些只有1年期居留权的温州人想开店或办工场，一般请有老板资格的其他温州人或少数很要好的法国朋友出面当他们的老板，每月付给后者一定的报酬，但是，实际上这些店是他们投资和经营的，所有收益也由他们分配，大部分属于他们的。请人当老板，容易出现经济纠纷：有些人不讲信用，他们利用当老板的身份，将别人赚的钱拿去花了，从法律的角度讲，这些钱应该属于他们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赚钱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不过，在温州人圈子里，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就别想呆下去了。因此这样做的人也只是少数。

除了资格条件外，当老板还需要投入较大数量的资金，少则要投入几十万法郎，一般都要上百万，如仅买一间店面的经营权，至少需要四、五十万法郎，一般的也要八、九十万法郎。大多数温州人不可能一下子拿出上百万法郎投资当老板，主要借助于“会”这样的一种民间融资方式。

所谓“会”，就是指巴黎的温州人借助朋友、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但是它不是纯粹的友情互助形式，还兼有一些市场成分。朋友亲戚关系是前提，因为这种筹资形式是一种民间的非正式形式，没有现代法律制约，主要依赖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在巴黎温州人中间，盛行了两种“会”，分别是“干会”和 “活会”。‘干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你急需一笔钱，就告诉朋友‘我要呈个会’，比较好的朋友都会参加，每个人一般拿出1万法郎入会，然后大家参加抓阄，确定归还顺序和日期。如果你今天呈会，并抓了阄，三个月后开始每月偿清一位入会朋友的钱，第一个月还归抓到第1号的朋友，依此类推，直到还清所有入会朋友的钱。如果有30个朋友入会，你需要在33个月内还清他们的钱。‘活会’的其他情况与‘干会’是一样的，只是偿还方式上有所不同。从建会那天开始的第三个月，确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月的几号下午几点钟，入会的朋友集中到会主家里，以招标的方式确定当月谁拿回入会款和有关利息。一般来说，最高标底是600元，如果你出标100元，恰巧这是最高的出标数，那么你就中标，其他会员当月都要再拿出500元，交给会主（或叫会首），会主把所有会员交来的钱（即每人500元）收拢来，再加上你入会的那份钱（即1万元），一起归还给你。而你从下个月开始，每月得拿出600元，直到所有的会员都拿回自己的钱和利息为止。会主将你交纳的这笔钱交给下个月的中标者。在下个月的相同时间，会主又召集会员进行投标，但是你已经没有资格参加投标，仅由没有拿回钱的会员参加投标。如果下个月张三出80元的标数中了标，那么该月其他会员要拿出520月交给会主，但你却要交纳600元。会主会将你交的600元和其他会员交的520元，再加上1万元，一道交给张三。到最后一个月，会主分别从每个会员那里拿到600元，再加上1万元，交给一直没有中标过的最后一个没有拿回钱的会员。这样，这个会就宣告顺利结束。

一般来说，温州人倾向于采用“活会”这种形式，因为从经济上看对每个会员来说有一定的相当于利息那样的补偿，比较合理。对会主的经济帮助来说，“干会”和 “活会”都是一样的，“活会”对会主来说仅仅多一层麻烦（即每月召集会员招标、收会费等等）。所以他们也乐于采用“活会”这一形式。虽然“干会” 没有经济利益的补偿，显得人情关系浓了些，但是却降低了朋友入会的积极性，所以，现在“干会”很少被采用。

但是， “活会”对会员来说，也不是很盈利、很合算的经济活动，这里也就有人情因素。即使是朋友，也不是随便能入会的，这里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一是会主的呈会目的不是为了买住房、还债等非经营盈利活动，必须是为了投资经营。二是会主还应是个敬业、勤俭持家的人。三是会主还会善于经营，以前做生意，如果一直亏本的话，想呈个会就相当困难，没人会对他还钱的能力有信心。所以，温州人对入会是相当谨慎的，非是朋友不行，甚至非是要好、可靠的朋友不行。但是，即使这样，也有倒会的现象发生。所谓倒会，就是会主没有能力还钱。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会主为人不地道，不讲信用，卷款逃走，但大多数倒会的会主是因为经营不善、亏损造成的，他们根本还不起。对后一种情况，入会的朋友都会给予谅解和支持，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朋友情谊”。

文章指出，这种“会”借用自温州的台会，但不同于后者。温州的台会是一种利用高利息手段的融资方式，参加者完全出于低投资高盈利的动机，存在着更多的风险，倒会的可能性更大，有许多会主以高利息作诱饵，把人家的钱收进来后，便逃之夭夭。巴黎温州人呈会，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由于在巴黎有相对多些的赚钱机会，同时又是在他乡异地，他们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易受高额利息的引诱而冒被欺骗的危险。因此，巴黎温州人把呈会当作是朋友间相互帮助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将其作为投机取巧甚至欺骗的手段。在这个前提下，他们适当地考虑到对朋友的利益补偿。在巴黎，呈会大大地加快了将更多的温州人扶上老板宝座的步伐，显示出非正式关系帮助温州人进入市场经济的力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干会”还是“活会”，在法国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在生产经营上，温州人根据自身的条件，充分地开发了其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首先，他们采取了低利润、低风险的补偿性行业定位战略。用温州人自己的话说，他们拿的是“三把刀”，即菜刀（开餐馆）、皮刀（做皮包和皮衣服）和剪刀（干裁缝）。他们经营的这些行业一方面最适合温州人现有的条件 ——投资少、技术低以及适宜于家庭经营，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需求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除非经营者太缺乏经营能力，否则的话，不会亏空多少钱，相反大多还能有稳定的收入。他们开办的是中餐馆，具有独特性，是法国人做不到的，而温州人经营的服装和皮包基本上属于低档商品，利润低，为许多法国商家所不愿经营的，原来犹太人主要控制了皮包和衣服的生产经营，后来温州人通过降低成本，挤进了皮包和服装行业，犹太人主动放弃低档的服装和皮包经营，专门经营高档的服装和皮包。

文章还指出， 温州人在经营活动上的一个重要取胜诀窍就是极大地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一是充分调动家庭成员参加生产经营，来降低成本。特别是充分发挥未成年孩子的作用（法国禁止雇佣未成年孩子这种法律在家庭内部是难以发挥效用的），在温州人那里孩子帮父母，是很正常的事，是符合他们的伦理价值的，而孩子参加劳动，不需要签工，不需交纳雇佣劳工所要交纳的各种税费（这一费用在法国是相当高的，相当于工人工资的40%到50%）。同时，由于是家庭式的公司、企业，夫妻两人虽然都在自己的公司或企业里干活，但是，他们有可能会少报一个签工名额，或者少报他们的工资收入，因为老板要根据给工人工资的一定比例交纳税费。另外，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性和情感性，有利于对外保密，从而有利于温州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即通过隐瞒收入，避免多交税。

许多温州老板还充分利用非法移民的大量存在以及温州人社会关系圈子，降低劳动力成本：雇佣黑工；以不同方式支付工资，降低雇工税（支票支付工资，要交纳一定比例的雇工税，用现金支付，可以逃避这一部分所要交纳的雇工税）。

延长工作时间也是温州老板的赚钱手段。不论是老板还是工人，每周最多休息一天，有的只休息半天，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当然不同行业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皮包销售店、首饰品商店和超市的工作时间短些，每天在9小时到10小时之间，而皮包和服装等行业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多达16小时。温州人当工人，工资收入接近法国的普通工资水平，但是他们工作时间长，他们的小时工资是相当低的，低于法国的最低工资要求。

总之，在巴黎，当老板是温州人的最大追求，但就他们的条件而言，当老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和社会资源——选择合适的行业，利用温州人内群体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家庭的传统优势，凭借内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他们过去的劳动和生活习惯等——来实现老板梦。大部分温州人当了老板以后，都能够在经济上快速发展，从而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