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欧洲 锁已开

两汉司徒

法国禁穿穆斯林罩袍 两名女子违令被捕
法国“布卡罩袍禁令”于4月11日正式生效，法国成为禁穿穆斯林罩袍的第一个国家。日前已经有两名穆斯林女子因违反这一禁令被捕。

　　其中一名被捕者名叫肯扎·迪里德尔，现年32岁，她从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来到巴黎旅行。在巴黎圣母院外，迪里德尔与另外一名身穿罩袍的女子，因违反新法一同被捕。根据禁令的规定，迪里德尔两人应被处以150欧元(约合1400元人民币)罚款。但是一名治安官表示，这两人只是受到警告后即获释放。

　　然而，迪里德尔获释后表示，她希望自己能被依法处置，那样她就可以向欧洲人权法庭上诉。她说：“这条禁令是违法的，只是用来镇压像我这样的女性。”

　　警方表示，他们执行禁令时非常小心，因为担心引发暴力事件。他们还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会利用这条禁令煽动骚乱。此外，警察还被警告，不要在清真寺内或者周围逮捕穿罩袍的女子。在法国最初提出“布卡禁令”时，“基地”组织即已对法国发出威胁，称要对其发动恐怖袭击。

　　尽管比利时已经原则上批准了“布卡禁令”，但法国是第一个全面禁止罩袍的国家。那些强迫妻子或者女儿穿罩袍的男子，将面临一年监禁和3万欧元罚款的惩罚。

两汉司徒

2010年法国肥鹅肝消费量增长4.5％
4月5日法国肥鹅肝行业协会(Cifog)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法国居民家庭总共购买消费9.3吨肥鹅肝，比上年增长4.5%。

    统计还显示，2010年，大约二分之一（49.2%）的法国家庭购买消费过肥鹅肝，这个比例略高于2009年（48.4%）。上述数据表明，法国人对肥鹅肝的嗜好有增无减。

    Cifog的统计数据还显示，2010年，平均每个法国家庭消费的肥鹅肝数量为703克，高于2009年（689克），此外，2010年，平均每个法国家庭用于购买肥鹅肝的开销为28.40欧元，同样略高于2009年（28.06欧元）。

    2010年，法国肥鹅肝的零售价格比上年小幅下降1%，其中，熟肥鹅肝的零售价格平均为每公斤45欧元，生肥鹅肝的零售价格低于每公斤30欧元。

两汉司徒

温州人是怎样在法国立足的？
温州人在法国的发展之快令人惊讶。以前曾听到说，世界上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可以说，在法国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法国的温州人中很多人有合法的身份，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合法的身份，属于无证件者，而且很多的温州人既没有合法的身份也不懂法语，但这一切都不影响温州人在巴黎挣钱和生活。温州人到底是怎样在法国生存和快速发展的呢？最近在华人街网站上，读到王春光所撰写的相关文章，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共享，尤其介绍温州人在法国如何生存下来的章节。

这篇报告指出，巴黎温州人在生活和事业上基本上经历这样的三步曲：打黑工、当雇工和雇雇工也就是当老板。

温州人偷渡到法国，没有合法身份，又不懂法语，但几乎都能呆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冒被抓的风险去打黑工。法国这样的社会空间又使温州人能够通过做黑工而生存下来。

不同时期到巴黎的温州人所干的黑工也不一样，所面临的处境也有一定的差别。早期温州移民虽然没有合法的内群体网络可用来保护自己，但是他们却具有与现在不同的一些优势条件：他们人数少，不引起社会的关注，以散兵游勇的方式活动和赚钱，不容易被警察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重建和发展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很多；另外当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很快与法国人结婚，获取合法居留权。

早期的这些温州移民为后来的温州人的生存和发展编织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温州移民已经有自己的酒店、餐馆、制衣工场、皮包店和皮包工场，当时，虽然还是小规模的，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但是可以给其他温州人提供就业机会了。他们利用当时法国的劳工输入和家庭团聚政策，带出了一批年轻的温州人。

60和70年代进入巴黎的这批年轻人后来则成为巴黎温州人社区的支柱力量，他们不但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且由他们带出的温州人比他们的前辈多得多，也比后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981年左派的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之后，法国政府逐渐地推进身份合法化进程，同时放宽了当老板的资格限制，之前不是法籍的人不能当老板，后来改为有10年期居留证的人可以当老板，这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身份合法化，因而也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当上老板，从而为后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后来者当然成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巴黎温州人社区内部已经形成一个供需相呼应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在Belleville（美丽城）的温州人杂货店门口，天天围着一群温州人，在挂满中文字条的墙壁上寻找打工信息和租房信息，只要不太挑剔，一般都可以在温州人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来做。当然，更多的无证者是通过熟悉的温州人介绍，找到一份工作，只要找到一个温州人，通过他的介绍，就能与很多温州人联系上来，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现在不只是有身份证件的温州人愿意雇佣无证的温州人，甚至连一些犹太人和土尔其人也愿意雇佣无证的温州人，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些私活（或叫黑活）干，进一步延展了无证温州人的生存空间。

尽管法国警察和劳工部门官员不断地追查黑工，但是温州人做黑工的现象并没有减少。文章说，这与温州人的劳动方式和法国成熟并定型了的市民社会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温州人有个传统，那就是家庭作坊式的劳动，这种方式也被带到了法国巴黎，他们吃、住和工作都在一起。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利于黑工的存在，比如餐馆，前面是餐厅，后面是厨房，一般黑工不会在餐厅当服务员，而躲在厨房里干活，前面一旦发现有警察或劳工部门官员，黑工就会从厨房的另一扇门中溜走。甚至有的餐馆的厨房在地下室，更有利于黑工的隐藏。

相比较而言，制衣工场和皮包工场是雇佣黑工的最隐蔽场所，据法国劳工部的一位官员说，制衣行业是法国雇黑工最严重的，巴黎的温州人圈子里也是这样。一些温州人或者在市区租一个面积达100多平米的房子，当作工场用，门一关，不透明的窗帘一挂，有的人在门外安装一个摄象机，（用于观察门外陌生人的行动，特别是警察的行动），雇上另外一些无证的温州人，做工和吃睡都在里面；或者在郊区，租一个独家独院，院子里养着看门狗，门外安装摄象机，里面还设计一些暗室，雇许多黑工，没白天黑夜地在里面干活。

法国警察和劳工官员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们抓黑工和查黑工场，事先需要进行详细的侦察和调查，不能随便抓人，侦察和调查一般都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的侦察和调查行动往往引起温州人的警觉，温州人也很快有应对措施——搬家。当然也有做黑工、干黑活的温州人被警察和劳工部门的官员查到、抓走。但是警察虽然以查黑工的名义抓人，但更偏重于无身份证件问题的处理，而劳工部门才真正偏重于处理黑工问题，主要处罚雇黑工的老板，而不是黑工，因为在他们看来做黑工的工人也是受害者。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法移民打黑工提供了生存缝隙：虽然警察抓非法移民，但很少把他们遣送回国，因为遣送成本太高，同时大多数被抓的非法温州人都有亲戚帮他们雇律师，将他们保释出来，尽管被告之在有限的时间内离镜，但是很少很少有温州人会主动离镜（其他非法移民也是这样的）。如果因做黑工被劳工部门被抓走，一旦被确证是工人而不是老板，就马上得到释放，而只有雇黑工的老板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老板也会借口他们与黑工是亲戚关系，只是上门做客时帮他们一下而已，也有可能会被减轻处罚。所以，做黑工与非法移民一样，屡抓不绝，成了温州人立足法国迈出的第一步。

对绝大多数温州人来说，做黑工是不得已之举，他们渴望获得身份合法化，也渴望从黑工转为合法的做工者。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法国的移民政策.劳工输入政策以及家庭团聚政策了，由于法国是欧盟的一员，也有一些人跑到其他欧盟国家比如说希腊，西班牙等国拿到身份证件之后再回到法国。

取得合法的身份证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它也是获取法国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基本前提，大部分温州人都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在中国的身份是农民，在中国，他们不可能与城镇居民一同享受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到了法国，只要有了居留权和合法的工作，就能与法国人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所以温州人，包括其他的无证件者都是想尽办法期待有朝一日的身份合法化。

两汉司徒

华人买店资金来源可疑 巴黎警方监控
2月4日的《费加罗报》头版及二版刊出关注巴黎华人烟酒吧业的长篇报道。报道指出，巴黎烟酒吧业已经成为华人的天下，但背后资金来源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利贷或洗钱嫌疑让当局忧虑，“华人店铺已受到严密监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华人在餐饮业和服装制造业大显身手之后，仅仅用了几年时间，有着当烟酒吧掌柜传统的法国奥弗涅人被华人取而代之。

　　有关评估数字显示，去年在巴黎及其郊区1/5出手的烟酒吧被华人社团购买。这些烟酒吧的新老板一般都是积极性很强的年轻华人，他们手中有可观的现款，出手大方，从不讨价还价。法国司法警察希望了解购买烟酒吧的资金的来源，从调查中发现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文章引述一位专家的话说，在经济并不景气的大背景之下，华人社团支持烟酒吧的需求，甚至使烟酒吧转让价格上升了20%。

　　文章讲述了年仅20岁左右的法国籍华人以10万欧元在巴黎近郊勒瓦卢瓦购买一个烟酒吧的事例，法国司法警察对两位年轻的华人拥有的私人资金进行调查的结果发现，相关的证明资金来源的中文公证书纯属伪造，法国司法警察顺藤摸瓜，对涉嫌使用证明资金来源伪公证书购买店铺的20多人进行质询，巴黎跨区特别管辖机构试图把华人社团购买店铺的资金来源调查个水落石出，法国司法警察已经开始对华人社团内部自行放高利贷和洗钱或偷税漏税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自从法国司法警察调查处理购买店铺资金来源的警告以后，华人社团开始把资金投向旅店和鲜花市场，甚至已有华人在巴黎大区周围购买准备培植鲜花的土地。

两汉司徒

英家庭收入“退至2005年
英国家庭收入出现30年来最大萎缩，退至2005年水平。

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表示，英国家庭收入出现30年来最大的萎缩。

财政研究所对最新官方数据的分析显示，2010至2011财政年度，英国中等家庭收入“完全可能”下降3%。

如果英国中等家庭收入下降3%的话，将退步至六年前，也就是回到2005年的水平。
收入萎缩

英国就业及退休保障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最新公布2009至2010财政年度的家庭收入，显示在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英国中等家庭收入仅能小幅成长1.6%。

但是财政研究所警告，经济不景气的长期效应逐渐显现，通货膨胀抬高生活成本，英国家庭收入也会随之萎缩。

2010至2011财政年度的前11个月，英国家庭收入减少3.8%，财政研究所估计整个财政年度英国中等家庭收入将下降大约3%。

研究报告说，如果家庭收入持续萎缩，将退步至2004至2005财政年度的水平。

两汉司徒

令人头疼的留法中国学生
法国南部土伦大学去年发生与中国学生相关的假文凭事件，震惊了法国上下，土伦大学校长被立案审查并被取消公务员资格。这一事件严重影响了法国高校文凭和中国留学生的名誉，是一件对中法两国都非常负面的消息。

时过境迁，现在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已经达到三万人，而且即将超过人数第一的摩洛哥留学生，在这个时候，法国媒体最近继续追踪报道中国留法学生群体和各所大学的实际作法，法国《回声报》2011年2月23日刊登长篇文章，介绍自从土伦大学假文凭事件后，法国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吸收优秀中国留学生，提高生源质量，但其中面临的难题很多，文章标题为“令人头疼的留法中国学生”。

法国《回声报》首先回忆：去年11月中国主席胡锦涛访法时，两国首脑都提到要把中国留法学生的数量提高到5万人，而这前后，法国一档电视节目采访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恰好法文不流畅而令法国观众印象深刻。法国《观点》杂志去年11月的一期文章还披露：在法国大学所接收的中国学生中，大部分是在中国国内上不了大学的，他们的水平低于来自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水平，更谈不上是中国大学生中的精英了。这些负面报道和土伦大学事件都促使法国教育部督促大学提高对中国学生的水平考核标准。

《回声报》文章承认：法国大学遇到英语国家大学的竞争，中国优秀学生想上的理想大学是英美国家的名牌大学，十几年前，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还占百分之十四，现在下降到百分之五。针对这种情况，法国高教部一方面要求大学进行严格筛选，一方面采用各种方式让中国学生了解法国教育制度、各大学专业等信息，方便他们来法国学习。在目前，来法中国大学生中，有五分之四是自己单独联系注册的，五分之一是通过中法校际合作计划来的。法国高教部的目标是把以上比例颠倒过来，推行一种有组织的形式，帮助中国学生来法国大学就读，力争把通过中法校际合作计划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比例提升到五分之四。并把来法国就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比例从现在的百分之五十提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法国高教部认为这是控制来法学生质量的办法。

目前，中法校际合作的协定已经多达300个以上，法国今年一月在中国的沈阳开设了第七个为中国学生提供信息服务的“法国大学中心”，法国每年都要在中国举行两次大学沙龙，法国的上百家大学参加这种沙龙展览，利用这一机会和在网上注册的中国学生进行接触。去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法高等教育论坛，参加者多达有200多位。

法国教育界的努力开始有了一定的起色，来自上海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中，有组织而来的比例从2007年时的百分之三十四，提升到去年的百分之四十三。法国大学希望通过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来提升中国学生的质量，同时进行考试筛选，法国高教部从2009年开始改变以前的拨款方式，按通过考试的学生数量来拨款，而不是按注册学生的人数来拨款。

法国《回声报》文章指出：尽管有不少新标准，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学生的最大问题是法语水平不够，是否招收这些法语水平不够的中国学生呢？有的大学出于挣钱的考虑，让法语水平不够的中国学生花重金先学一年法语，加重了他们的花费。而对中国学生的考试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中介机构收取5千欧元，让中国学生死记硬背考试答案，还有中国学生向法国大学出示的是假学历证明。种种弊端都使那些与中国学生留法有关的行业名声败坏，如同巴黎华人区的地下黑工厂。记者再去调查，也难以得到真实情况。所幸，法国不同大学的情况差别很大，一些法国名牌大学有专人常驻中国进行特别的考试筛选，而能与中国名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法国大学，则较有保障地招收到中国的优秀大学生。

总之，法国《回声报》文章认为：中法国情不同，从中国招收学生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两汉司徒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意外拉了欧洲一把 欧洲人很高兴
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

　　这可能值得陷入困境的欧洲人高兴。不，并不是出于幸灾乐祸的心态，而是因为经济形势。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预示着其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最终应意味着，相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来说，中国将进口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更加温和的经济增长应会给大宗商品高企的价格降降温，进而应能缓解欧洲央行加息的迫切性。

　　据高盛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董事长欧尼尔(Jim O'Neill)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今年可能放缓至8%。这个水平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上个月估计的9.6%，更是远远低于2010年中国实现的10.3%的增速。
　
　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正值中国应对高通胀、担心价格压力将开始推高工资需求，有可能会造成恶性的价格上涨。中国周四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至21%，以便减少贷款，据说是大量放贷制造了通货膨胀压力。这是去年10月以来央行第八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很多评论人士说，2009年中国经济在引领全球走出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是这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值得担忧，特别是对那些向中国市场销售产品的国家而言，比如德国。

　　咨询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杜马斯(Charles Dumas)说，基本上，由于地中海国家不增长，法国和英国增长微乎其微，所以欧洲的增长依靠德国的出口，而德国的出口主要是流向中国。

　　由于欧洲周边经济体在忙于应对财政紧缩措施和主权债务危机，需求恢复的前景渺茫，而德国内需增长乏力，德国人向中国销售产品就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

　　按贸易额计算，中国是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0年，德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680亿美元的产品，对华出口额为740亿美元。同年，中德贸易总额上升35%。尽管2009年增幅有所下降，自2004年以来两国间贸易一直保持着20%的平均增幅。

　　两国贸易关系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最显而易见。

　　中国是戴姆勒(Daimler)和宝马(BMW)等德国豪华汽车生产商的主要市场。单单今年一季度，奔驰和宝马在华汽车销量就超过了10万辆。中国占了宝马2010年销量的12.5%，宝马在华销量同比增长85%。

　　所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怎么可能会对欧洲有好处?

　　咨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杰瑟普(Julian Jessop)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体现。

　　首先，中国的增长对其他国家来说也并不会特别有利;其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通过压低大宗商品价格部分释放欧洲通胀压力。

　　要知道，虽然德国对华贸易存在顺差，但作为整体的欧盟并没有。2010年，欧盟对华进口额为2,820亿欧元(约合4,044.9亿美元)，但出口额只有1,130亿欧元，双边贸易逆差为1,690亿欧元。

　　中欧经贸关系中的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相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人民币对欧元更是被严重低估。《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的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这是一个不错的基于购买力评价反映汇率平价的指数)显示，去年10月，欧元兑美元的汇率被高估了超过20%，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则被低估了 40%。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其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能够收窄，那么对于那些直接和中国竞争的欧洲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这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依赖海量投资向挖掘国内消费转型，对于德国和欧洲其它出口国家来说更是一件好事。以北京大学佩蒂斯(Michael Pettis)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向内需转型继而减少贸易顺差的任何一个重要的再平衡过程几乎肯定会导致中国总体GDP增速的放缓。

　　可以说，中国经济放缓的另一个好处已经开始显现。中国进口重要大宗商品的数量一直在下降。对此，投资者通过卖出工业金属和原油作出了反应。大宗商品价格已开始下跌，在某些情况下跌幅甚至超过去年夏天以来的涨幅。

　　杰瑟普说，西方经济体通胀的唯一一个持续根源就是大宗商品价格。就像他所预计的，如果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近来开始在发达经济体蔓延的通胀担忧将会消失。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其对欧元区的影响比对其它地区更重要。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已表明相对于其它国家央行，其对不断上升的整体通货膨胀率更为敏感。

　　今年4月欧洲央行将关键的再融资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至1.25%。经济学家一直预期今年7月该指标会再次上升25个基点。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份德国通胀率从此前的2.3%跃升至2.7%。

　　只要最近油价下跌的趋势不会逆转，欧洲央行很可能开始略微软化其在货币政策上的强硬立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欧洲央行不会在今年夏天提高再融资利率，但加息的步伐可能慢于投资者此前的预期。这对于饱受财政紧缩之苦的欧元区周边国家来说更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如果中国经济放缓只是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层次衰退的前兆，那就另当别论了。

两汉司徒

随着上教堂人数的减少，荷兰的教堂开始转向其他收入来源来维持生计。其中一些甚至还将教堂出租给各种舞会派对。

两汉司徒

鹿特丹唐人街转型荷兰最大多元文化购物商圈
鹿特丹中央火车站旁的West-Kruiskade街区是华人商店餐馆汇集的中国城。然而苦于这一带治安不佳的历史阴影，访客通常只做购物、上餐馆的短暂停留，让此地虽处黄金地段却难以发展。为了让该地区变得更具吸引力，从去年开始，鹿特丹市政府推动十年的"策略联盟"计划，打算将鹿特丹唐人街改造成全荷兰最大的多元文化购物商圈。

然而West-Kruiskade 策略联盟计划（Alliantie West-Kruiskade）不只是都会更新与商业联盟，对小组成员来说，关键在于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计划负责人Ron van Gelder说：“鹿特丹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尤其在West-Kruiskade地区，走在街上的人绝大多数来自遥远的国度、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希望增进人们对彼此的认识与信赖，唤起商家与住户的集体意识，一同打造一个真正多元文化融合、充满活力的新商圈！”

更新与转型
鹿特丹中央火车站整修工程即将完工，这个标示鹿特丹立足国际雄心的新火车站，与唐人街West-Kruiskade不过百尺之遥，让市政府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这个过往以毒虫醉汉闻名的治安死角，开始关注华人商店简陋朴实的外观。去年六月份推出的策略联盟计划，以80处产权属于市政府的店面为核心，开放给有新点子的个人、商家递交企画书申请，交由专家委员会审核。Ron van Gelder表示：“目前此区的租金比起市中心其他黄金地段仍偏低，对商家来说相当具吸引力。我们审核时会考量不同种类商店间的平衡，比如说现在小超市、理发厅太多了，如果有好的时尚服装店或有露天咖啡座小餐馆提案，我们就会优先将店面租给他们。”

“至于其他私有商店，也可向策略小组办公室申请津贴整修店面，让店面变得更开放，路过的人更愿意走进去逛逛瞧瞧。此外，我们也协助整修老旧住宅，务必整体地提高此区的生活品质。”Ron van Gelder说。

安全与多元文化融合
West-Kruiskade区最令人头疼的治安问题，也在策略联盟小组的工作重点项目之内。目前已经实施的包括加强照明与警察巡逻的次数、安装DNA喷雾（抢匪在离开商店时会被喷上喷雾，具独特的DNA标示，便于警方追缉逮捕），然而策略联盟小组认为这些动作只是治标不治本，治本之道在于加强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新闻发言人Alice Fortes 表示，为了打造一个多元文化的生活商圈，他们为所有居民一视同仁地举行庆典，不论是中国新年、穆斯林开斋节(suikerfeest)、圣诞节或是复活节，全部都要大肆庆祝一番。

她说：“我们协助策划了今年颇受好评的鹿特丹中国新年庆典，现在轮到华人来参与我们的复活节活动。打从一个月前开始，在此区商店购物可享用免费的巧克力蛋，购物满10欧元就有一张抽奖卷，在复活节前（23日）开奖，首奖是一枚金鸡蛋，又有中国味又兼具荷兰文化特色！”

华人艺术找到舞台
West-Kruiskade 策略联盟计划不仅为此地带来新商机、新活力，对华人年轻艺术家来说，更是一个难能可得的机会。华人艺术家胡芳妹多年来一直希望召集跟她有类似背景的荷兰华人艺术家组成艺术团体，除了彼此激励带来灵感，更能合作互相鼓励，然而因资源不足无法落实；两周前在策略联盟计划的协助下，她与其他11位华人艺术家共组的Studio Zi 入驻明亮宽敞的唐人街黄金店面，展示他们制作的艺术品与设计作品。五月一日正式开幕后，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参观与艺术家共饮功夫茶，闲聊艺术。

21日举办的媒体招待会上，West-Kruiskade 策略联盟计划督促Ron van Gelder也亲自莅临为华人艺术家打气，“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他激动地说。小心翼翼端起设计师李皓递来的功夫茶，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过就是一个粗手粗脚的荷兰农夫，希望他们以后好好教教我们这些农夫高深的中国文化！”

两汉司徒

心灵创伤和庇护政策将在荷难民逼入绝路
四月份，荷兰发生了两起同难民直接相关的严重事件，先是一名36岁申请庇护被拒的伊朗人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自焚身亡，上周又有一名25岁的贝宁人杀死了他的女友后再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察。据说，他因申请庇护程序拖得太长受了刺激。 他们带着创伤来到荷兰，在这里又被申请庇护程序卡住，这样的人可不止他们两个。

申请庇护者有些因在本国遭酷刑、强奸、追杀或因其他经历而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荷兰不确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精神陷入更深的混乱中。

荷兰专门研究移民、难民及其健康问题的Pharos知识中心调查结果表明，漫长的申请庇护过程加重了政庇申请者的心理问题，有时这些难民精神出现混乱，他们将杀人和自杀视作最后的手段。

跟人接触
阿姆斯特丹难民援助处的工作人员Alice Beldman 介绍说，来她这里的精神出了问题的难民越来越多，她举了一个来自塞拉利昂难民的例子：“他的情况很不好。他带来了一盒子药，每天的药分放得整整齐齐，一共有很多药。他被从看守所放出来后给赶到大街上，精神科医生给他的建议是要多跟人接触。他跟念经似的一直说，我得跟人接触，我得跟人接触，这是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该援助处今年年初开始了由私人基金资助的无证人士医疗救助项目(MOO)，Alice Beldman 指出：“申请庇护被拒绝的人常被赶到大街上，他们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收容，即使有病，他们也会被赶出去。”

恐惧
Jeska是一位来自乌干达的年轻女性，无证人士医疗救助项目为Jeska提供了住所。她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她的床底下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Jeska并不愿意多谈自己的故事，她担心国人或警察会找到她，并最终对她的案子不利。

最终，她还是轻轻地讲述了她的经历：“我丈夫被杀后，我逃离了乌干达。我被施酷刑，遭强奸，被留在那里等死。我最终逃出来了。一名男子帮助我坐飞机逃出来了。他把我留在史基浦机场，我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证件。我被带到申请庇护者收容中心。他们把我赶了出来。经过几个不同人的帮助，我最终来到了这里。”

自杀
Jeska患有慢性头痛症，感到虚弱。她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

Alice Beldman说，大多数难民对未来抱有很低的期望。随着移民和难民政策不断收紧，这些人所面临的困难也不断增加。

“通常他们被再次拒绝并被告知回国时，他们感到毫无出路。所有这12人都有自杀倾向。”

Jeska说她自己时常几乎接近绝望：“我在想这件事，我想有一天我会真的自杀。他们让我离开荷兰，但我不能回到我的祖国，因为那里有人要杀了我。这样我不如自杀，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无处可去。”

成本提升
荷兰没有关于患有心理疾病的难民的可靠数字，但肯定不止于这12位获得该项目帮助的人士。有时，他们不知所措、被逼上绝路所作出的过激行为还上了媒体头条。

Alice Beldman表示，她希望荷兰其他地方也能为患有心理疾病的难民创建治疗设施。“对这群人照顾不周最终将使荷兰社会付出更高的成本。”